標題: [奇人奇事] 【世界富豪故事100篇慢慢看吧】 [打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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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45 PM     標題: 【世界富豪故事100篇慢慢看吧】

古今中外，人们所推崇的大都是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军事家……而对那些腰缠万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们，却是贬多褒少。诚然，在富豪当中，确有巧取豪夺、盘剥榨取，见利忘义之徒。这些人，便是为富不仁。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富豪当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我们更不能无视那些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他们对现代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力。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所展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在云谲波诡的商海里翻波逐浪，或在变幻莫测的股市中跌打滚爬，或在兴办实业中奋斗拼搏……他们敢为人先，敢冒风险；他们高瞻远瞩，积累起雄厚的资金，建立起自己梦想的事业，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一个人战胜自我、把握命运的大智大勇。
   
铁路巨头斯坦福   炸药之父诺贝尔     印度第一财团塔塔
三菱霸王岩崎兄弟   糖王黄氏家族     钢铁大王卡内基
华尔街大亨摩根   石油巨子洛克菲勒   酿酒大王张振勋
新闻巨人普利策   状元实业家张謇    汽车大王福特
报业怪杰赫斯特   商业巨擘西尔斯   实业巨子周学熙
金融大王贾尼尼   军火巨头杜邦   香烟大王简氏兄弟
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荣德生遭绑架   沃森父子
股市行家杰西   胡文虎创制万金油   化工先导范旭东
时装女皇莎涅尔   旅馆业大王希尔顿   纺织巨子刘国钧
火柴大王刘鸿生   油漆大王陈调甫   金融家康心如
饮料大王伍德鲁夫   石油大王保罗·格蒂   华人实业家李光前
中国船王卢作孚   经营之神松下   借贷成富翁
红色资本家哈默   猪鬃大王古耕虞   石油大王麦卡锡
“中国佬”鲁斯   米老鼠之父迪斯尼   保险业巨子史东
飞机大王休斯   日本摩托之父本田   电影皇帝邵逸夫
拉链大王吉田忠雄   三洋总裁井植薰   从一棵树到一片森林
汽车皇后吴舜文 汽车巨子丰田英二 日本企业之神
金笔女王汤蒂因   世界巨富林绍良   塑胶大王王永庆
石油大亨安德森   世界船王包玉刚   平卡斯的神秘之死
运输巨头赵重熏   汽车收藏家施兰弗   索尼巨子盛田昭夫
香港大亨霍英东   从脚夫到富豪   皮尔·卡丹的帝国
证券巨头冯景禧   传奇英雄艾柯卡   “糖王”郭鹤年
通用公司老板罗杰   汉堡包大王克罗克   天之骄子威廉·利尔
泰国第一富翁   邱德根与“亚视”   珠宝巨子郑裕彤
“超人”李嘉诚   白手起家的邦尼   印尼钱王李文正
吉姆沉浮记   乱世英雄沃尔特斯   报业大王默多克
领带大王曾宪梓   速成财阀金宇中   沦为逃犯的富豪
小丑王子   重振“美洲虎”雄风   五环旗下的富翁
闯荡曼哈顿   儒商牟其中   景泰蓝大王陈玉书
街市大亨周起鸿   电脑富豪王永民   吉尔博夫妇
穿T恤衫的大亨   运动鞋大王耐特   兼并巨头佩雷尔曼
乐善好施的陈凯希   新中国第一个富翁   李贵辉衣锦还乡
女船王克里斯蒂娜   “花花公子”继承人   硅谷狂夫乔布斯
球王普拉蒂尼

[ 本帖最後由 jjj9930 於 2008-10-14 05:58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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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45 PM

1.铁路巨头斯坦福

　　1814年，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斯发明了蒸汽机车后，欧美等国相继掀起了修筑铁路的热潮。这里讲的是一个名叫斯坦福的美国人靠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发了大财，成为控制美国的十大财阀之一的故事。
　　斯坦福早先是美国加州的一个批发商，他加入了共和党以商人的身份从政，当上了议员。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主张给黑人自由的共和党战胜了代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37岁的斯坦福当上了加州州长。他在州长任期中积极参与修筑横贯铁路计划，从而成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
　　斯坦福对铁路有兴趣，是和他的家庭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拥有大农场，并在他7岁那年，承包了一段24公里的铁路工程。斯坦福是个懂事的孩子，虽然才七八岁，每到星期六他一定会扛着铁锹去铁路工地帮父亲的忙。如今他当上了一州之长，大权在握，可以在兴修铁路上大显身手了。斯坦福召开了加州特别会议，形成了修筑铁路的特别决议。因为修筑铁路不光是加州的事情，斯坦福特邀了邻近的俄勒冈州，以及内华达州、华盛顿州的代表。会议人数超过了100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形成了决议。斯坦福答应加州准备1500万美元，作为铁路建设补助金。俄勒冈州也许诺准备500万美元。
　　斯坦福派本州铁路技师犹大将会议决议案送首都华盛顿审批。同犹大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名叫巴金的年轻政治家。犹大一行人到达华盛顿后，在众议院租到一间房子，展示横贯美国东西大铁路的模型，并展开公关和宣传活动。他们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法案条款包括：铁路公司可以发行5000万美元的债券；免费取得铁路两侧122米的公有土地；铁路两侧32公里的公有土地，低价让给铁路公司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修筑铁路集资。
　　此时美国的总统是林肯。斯坦福必须借助林肯总统的力量，让修筑铁路法案通过。为了让总统相信他们的能力，斯坦福和亨金顿等5人，各自拿出了巨额资金，组建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林肯总统的支持下，国会通过“太平洋铁路法”，规定成立两个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由这两个公司承办这一条铁路。
　　被称做“世纪大道”的铁路，终于在1863年1月8日正式动工了！州长兼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简称CP公司）总裁斯坦福，乘坐四匹马拖拉、两侧插着小旗的黑色马车奔驰而来。萨克拉门多河与亚美利加河相接处，一大早就骄阳似火，气候很是反常。积雪刚融化，泥泞的路面上竖立着一根根旗杆，星条旗和绘有大熊标志的加州州旗，在晨风中高高飘扬。路上排着几十辆来宾的马车，近千名群众聚集在河畔堤防上，欢庆这一划时代的开工典礼。
　　斯坦福脱掉大礼帽，缓缓登上了河畔临时设立的讲坛。他像往常一样庄重，从口袋中抽出了讲演稿，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世纪大道就要动工修建。这条大道横贯4300公里长的美国大陆。我们这次连接东西两半球，是秉承上帝的旨意。现在，加州不是在大陆的尾部，而是一座确确实实的黄金城，是美利坚西部的正门！”台下欢声雷动。斯坦福从讲坛上走下来，接过递来的一把铁锹，铲起含有冰雪的泥土，抛向预定的铁路路基上。
　　陆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的曲子，男士们脱帽放在前胸，不少女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州长的保镖突然拔出腰间的手枪，朝天开了一枪，然后又开了第二枪、第三枪，群众发出了阵阵欢呼。亚美利加河上正在造桥，工人们把石头堆高，他们的双腿浸在冰冷的河水中，听到枪声，他们也纷纷拔出手枪，朝空鸣放，以示庆祝。
　　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工程极为艰巨。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地形十分复杂，有高达2100米的高山，有河流湖泊，还有荒无人烟的荒漠。自然条件恶劣不说，还有人际矛盾。铁路法案后来又规定：铁路两侧公有土地增至80公里，由此遭到了印第安人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两侧区域中，包括了许多印第安人居住地，他们死也不肯从居住地撤离，而白人方面则以贯彻铁路法案为借口，驱逐印第安人，并烧毁他们的房子，双方矛盾激化了。
　　UP铁路（即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开始修到内布拉斯加山脉的时候，印第安人的红云酋长，率兵从落基山麓来到这里，袭击护路的军队和民兵，向工地帐篷施放浸过油的着火弓箭。随着铁路的延伸，演变成一场浴血的生死战斗。后来，斯坦福为了加快铁路建设，下令采取怀柔政策，一些印第安人后来也加入了筑路工人的行列，矛盾才逐步缓解。
　　在铁路铺设工程沿线，分布着巨大、繁茂的松树林，这是很好的枕木来源。铺路者根本不用担心枕木匮乏。森林地带野牛数量很多，这就为铁路工人提供了大量肉食。
　　1863年10月6日，由费城一家工厂制造的火车头运到了铺路工地。火车头是拆成零件，打包装上帆船，经过120天的航程运到的。CP铁路上这第一个火车头，被任命为“斯坦福号”。斯坦福、库罗卡、亨金顿、霍布金斯几个大股东，为了推销股票和公司债券，特地为这个火车头举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展示会。
　　擦得雪亮的“斯坦福号”被绞车吊上轨道。火车头是烧木柴的，司炉点燃木柴，发动了几次都没成功。斯坦福拍拍司炉肩膀，鼓励他不要灰心。终于，浓浓的白色蒸汽往上喷了，引擎突然大吼一声，活塞开始运动，“斯坦福号”有如威武的君王，慢慢向前驶去。人们打开香槟酒朝火车头上喷，发射了35响礼炮，以示庆贺试车成功。
　　斯坦福这个人物是复杂的，作为州长，他一心想修好铁路为民造福；作为铁路头号股东、大资本家，他自然要榨取工人的血汗，攫取最大利润。铁路要穿越整个内华达山，光是隧道就有15个，工程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大批欧洲移民吃不了那个苦，加上嫌工资太低，纷纷转往银矿和铜矿找活干，工程一度受挫，进展缓慢。这时候，斯坦福派人到旧金山，通过华人的经纪公司，陆续召来了大批华工。他们从加州各地被带到内华达山的工地现场。
　　这些从中国广东、福建和香港等地招来的筑路工人，工资仅及白人的1/33，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尽管如此，雇佣华工一事还是遭到了具有种族偏见的人们的激烈反对。斯坦福力排众议，说：“你们听没听说过中国人筑万里长城一事？中国人是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石匠？”
　　斯坦福先后招来了1.5万名华工。当时华工苦力的来源有三个：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清政府逮捕的客家族俘虏和清政府在押囚犯；二是当地的亲朋好友串联而来；三是被人贩子贩卖而来。介绍贩卖业务的大多是英国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这种交易在美国称为“贩猪业”，因为这些苦力简直和非洲奴隶一样，像猪一样被关在船舱里，毫无人身自由，直到运抵目的地为止。
　　“横贯美国中西部大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就卧着一名华工的尸体”，这是中国筑路工人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1866年12月，在内华达西侧工作的华工全部遇到雪难，但内华达山的隧道工程仍继续进行。雪崩频繁发生，在工程中丧生的华工越来越多。华工们就是在这种极艰难的环境中，用勤劳和智慧的双手，一点一点凿通了隧道。
　　1869年5月10日下午2点多钟，UP铁路和CP铁路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利相连上了，完成了划时代的壮举。斯坦福身穿黑色的燕尾服，戴一顶丝质小礼帽，搭乘“丘比特号”，早上6点从萨克拉门多出发，到达这里。在客车上，他和应邀前来的亚利桑那州州长、加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等宾客，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当火车穿越内华达山隧道之后，大家举杯向他祝贺，“恭喜”之声不绝于耳。
　　CP铁路和UP铁路的接轨地点，名叫奥格登城。奥格登城是枪王勃朗宁的故乡。勃朗宁在一生中，共取得128种枪械专利。
　　为了纪念东西铁路的大会合，加州一位名叫休斯的富商，捐赠了一枚黄金轨钉。这轨钉比一般的轨钉要大一倍，直径大约有15厘米多，钉身是用18K金铸成，外表镀了纯金，上面刻有斯坦福等对铁路建设有功者的名字。另外，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也捐赠了一枚轨钉；和斯坦福同车来的亚利桑那州长也钉人一支金、银、铁合金的轨钉；还有爱达荷、蒙大拿州也都捐了金、银轨钉。
　　旧金山的陆军骑兵第21连队的5个中队，专程赶来参加典礼，他们的军乐演奏使整个会场热闹非凡。
　　斯坦福敲下了黄金轨钉的第一锤。这一锤只是做出一种姿态，银锤掠过轨钉，落在铁轨旁边电报线的信号器上。信号器直通华盛顿，全美各地教堂都响起了钟声，庆祝这非凡的时刻。道奇少将和蒙塔吉两位技师互相握手致意后，庆祝酒会正式开始。
　　CP铁路的技师长史特罗，带着穿蓝色长裤、留有长辫子的华人现场监工，也来到会场上，向广大宾客们介绍劳苦功高的华工。斯坦福请画家将会场的情景描绘下来。威尔斯最后一班货运马车的车夫——凯尼和格尔两个人，也特地前来参加盛会。凯尼喝得大醉，不胜感慨，满含热泪地说：“我在这片沙漠上已经整整跑了不下13年了！”
　　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通车后，掀起了一股移民热潮，不但美国东部大量移民拥向西部，英、德、挪威、瑞典等欧洲各国的人，也纷纷来到这里落户。铁路两侧大片的土地，现在可以转卖了，当年铁路的股东们便大发了一笔横财。斯坦福作为大股东之一，自然成了大富豪。
　　斯坦福把全家移居到旧金山。在可以俯瞰海湾的“贵族之丘”上，斯坦福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宅邸，并在郊外买下5.5万英亩的牧场。1868年5月，也就是斯坦福钉下黄金轨钉的前一年，他的唯一的儿子小斯坦福诞生了。斯坦福把儿子视作掌上明珠，从儿子上幼儿园起，就专门为他请了音乐和舞蹈家庭教师，还特别对他进行法语训练。他们准备让小斯坦福将来上哈佛大学，所以把中学教育选在纽约，而且为此还在纽约租了一处房子。1883年11月，斯坦福夫妇带着15岁的儿子去欧洲旅行，在意大利旅行途中，小斯坦福突然发高烧不退，经诊断，患的是伤寒。老夫妇心急如焚，特地从巴黎请来名医诊治。但是很不幸，小斯坦福还是离开了人问。再过6天，就是斯坦福60岁生日。
　　晚年丧子给了斯坦福十分沉重的打击，此后整整五个星期，他把自己关在巴黎的旅馆内，不断地修改遗书。为了纪念爱子，他决心创办一所大学。1886年的夏天，斯坦福正式宣布捐出250万美元，作为创立斯坦福大学的基金。这时他当选联邦参议员已有两年了。
　　斯坦福大学位于旧金山以南约50公里处，名叫帕洛阿尔托，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这里本来是一片原始森林，到处是茂密的美国松和橡胶树。1891年10月，斯坦福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授课。
　　创办斯坦福大学，说明斯坦福是有眼光的。现在迎来了铁路时代，社会上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比对马匹的需求要迫切得多。斯坦福原先经营牧场，培育优秀马匹，现在马匹时代已经过去了。斯坦福大学后来成为美国西部一所著名的大学，与东部的哈佛大学和霍布金斯大学并驾齐驱。
　　1893年6月21日，美国铁路大王斯坦福因心肌梗塞，与世长辞。斯坦福的遗书规定，将遗产贡献给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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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46 PM

2.炸药之父诺贝尔　　提到诺贝尔这个名字，全世界几乎无人不知没人不晓。诺贝尔是瑞典籍的科学家、发明家，他因发明炸药、雷管并经营、生产这两样东西而成为富豪。诺贝尔临去世前留下遗嘱，决定在他死后把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全部利息分成五等份，作为“对人类幸福最具贡献者”的奖金，即：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五个奖项（1968年增设经济学奖）。
　　诺贝尔一家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他的父亲就是个发明狂，一生中有过不少发明。诺贝尔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诺贝尔幼年时，家境并不好，父亲为了一家生计，只身前往波兰，但仍不能谋得好职业，后来又辗转来到俄国。由于生活极为困苦，诺贝尔营养不良，瘦弱多病，经常感冒、发烧，母亲没少为他担心。8岁时，他就读于镇上的一所小学，因身体虚弱不得不经常请假，但天资聪明的他，成绩不但没落在后面，反而比其他同学更优秀。
　　诺贝尔身体瘦弱，没有太多的玩伴，他不像一般孩子那么活泼，而是经常独自玩耍。他喜欢安静地看童话故事，或是到草原上散步，去摸摸青草、虫儿，捡捡小石头赏玩一番。在校园里，他经常远离同学，独自坐在树荫下看天空中变化不定的云彩或地上昆虫的各种动态。因此老师觉得他将来可能会成为诗人或文学家。诺贝尔的外婆很疼爱他，经常给他讲一些瑞典和丹麦的童话故事，这时他总是乖巧地静静地听着，脑海里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所燃起的无数幻想，可能就是日后发明创造的胚芽吧！
　　诺贝尔9岁那年，父亲从俄国来信说，他已在圣彼得堡开设了一家制造军用机械的工厂，俄国对他很重视。父亲叫全家到他那里去定居。1843年12月22日，也就是诺贝尔10岁生日那天，全家人离开瑞典，乘坐轮船渡过波罗的海向圣彼得堡出发。
　　父亲到码头上迎接他们。诺贝尔坐在马车上左顾右盼，望着高耸的寺塔及洋葱头状的屋顶，对异国大城市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感到惊奇。到达新居安顿下来后，父亲对三个孩子说；“今后你们弟兄三个要彼此勉励，努力学习，才能做出伟大的事业来。”父亲问老大罗伯特：“你将来长大打算做什么？”罗伯特说：“我一定要成为伟大的技师！”父亲又问老二路德依希：“你呢？”路德依希说：“我们家向来很穷，所以我要做一个大企业家，赚很多很多的钱。”诺贝尔不等父亲问他，就抢着说：“爸，我将来要当发明家！”母亲严肃地说：“好啦好啦，将来想做什么都可以，目前最重要的是用功读书。”
　　诺贝尔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读书很用功，很快学会了俄语，接着又学会了英语、德语。他的学习兴趣广泛，不仅阅读有关机械、物理、化学方面的书籍，更喜欢文学，偶尔还作诗自我欣赏呢。
　　有时候，诺贝尔和哥哥们到父亲的工厂去，他总是被那些转动中的机器深深地吸引住，但他却又发现了更有趣更好玩的东西，那就是装入水雷的火药。当时的火药，无论是用于枪炮或水雷，全都是黑色的。诺贝尔会偷偷地带点火药回家，为了避免让爸爸发现而挨骂，他经常把火药粉放入纸袋中悄悄带走。
　　诺贝尔用带回家的火药做烟火，他把火药放在纸筒里，然后竖立在草地上，点着火后，火药会“咻——”的一声，在黑暗的夜晚中喷出美丽的火花。他又模仿父亲的发明，尝试做地雷来玩。他先用纸把火药粉包成圆团，再用较韧不易破的纸搓成长条，作导火线。他觉得这还不好玩，又把火药装入小空罐中，封紧盖子，再点燃导火线。“砰！”炸裂的罐子发出了巨响，盖子飞了起来，大家都吓了一跳，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诺贝尔的调皮很快被父亲知道，父亲严厉地禁止他再玩火药。
　　工厂的员工们听说此事，不再让诺贝尔接近火药。诺贝尔心想：“哼，不给？我就自己制造火药。”他翻阅化学课本，原来是把硝石、木炭和硫磺混合，难怪火药都是黑乎乎的呢。诺贝尔的试验成功了，因此他又开始玩烟火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最后难免被父亲发觉而遭到禁止。但诺贝尔从玩耍中，发现了火药包扎的松紧与爆炸强力成正比的基本原理。
　　转眼间诺贝尔长到17岁了。这时他的两个哥哥已在父亲的工厂里工作。父亲跟母亲商量，想让诺贝尔也到工厂上班，专门搞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为了让他先打好坚实的基础，父亲先派他去美国，跟那个发明螺旋桨式汽船的瑞典人学习一段时间。
　　于是诺贝尔第一次离开父母亲，远涉重洋到了美国。他投入到了瑞典籍的美国大发明家艾利克逊门下。艾利克逊对他深表欢迎。
　　诺贝尔跟艾利克逊学习了许多有关各种机械的技术，并帮助艾利克逊从事热空气引擎的研究工作。热空气引擎也就是今天的燃汽轮机，在当时还没有普遍使用。诺贝尔从这项研究中，得知物体燃烧发热使气体膨胀产生力量的原理，并学习到许多新的知识。
　　可是单独来到遥远的国度的诺贝尔，心中交织着复杂的情感，这使他对文学的兴趣胜过对机械的研究。每当他想家感到孤寂时，大诗人雪莱的诗便成了他的寄托，写诗也成了他的主要消遣。
　　一年过去了。诺贝尔辞别艾利克逊，离开美国踏上归途。当他路过巴黎时，他想在此学习化学和物理；另一用意，是想欣赏巴黎美丽的风景以培养他作诗的灵感。
　　诺贝尔在圣彼得堡时已有一定的法语基础，为了使自己的法语更流利，他进了一家法语会话补习班。在补习班里，他结识了一位美丽的少女。两人一见钟情，彼此相爱，海誓山盟私订了终身，但遗憾的是，他所深爱的少女不久竟因病去世了！这个打击，使诺贝尔无心留恋巴黎。他在少女的葬礼之后，就离开了这个心碎而难忘的地方，专心致力于将来的理想与事业，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圣彼得堡。
　　刚满19岁的诺贝尔回到了阔别两年的亲人身旁。父母的身体都很硬朗，公司业务也相当景气。他的大哥担任了公司经理；二哥担任工厂厂长，都成了优秀的技师，且在工作上能独当一面。父亲决定把诺贝尔安插在指导发明的单位工作。
　　诺贝尔第二天就到工厂上班了。他每天的工作相当繁重，终于积劳成疾，病倒了。家里人想让他去南方温暖的乡下静养，可诺贝尔却想去德国。他希望能趁这个机会学习德语。尤其他认为德国有最好的化学技术，因此他就来到靠近阿尔卑斯山的温泉地养病。等身体康复后，他就立刻启程回到了圣彼得堡。
　　这时候，俄国和英法联军发生了战争。诺贝尔家的工厂大量生产水雷，供不应求。水雷的威力被证实后，有两位化学专家来到工厂访问，他们就是在俄国学术界留下许多功绩的希宁和特拉浦博士。
父亲把诺贝尔介绍给两位专家。希宁说：“为了使俄国获胜而早日结束战争，我们想制造威力强大的炸弹，能不能和你们工厂共同研究？”诺贝尔说：“当然可以，不过，这大突然，一点头绪也没有呀。”特拉浦博士说：“这点你不用急，我这里有强烈的液体爆炸物，但它的威力无法确定，有没有实用价值，还没有把握。”他说着拿出个装着透明液体的瓶子来。
　　诺贝尔一见便说：“啊，销化甘油！”他从书本上得知，这是1847年意大利科学家沙布利诺发明的，今天他是头一次看见。沙布利诺因试管中的硝化甘油突然爆炸而受伤，从此便停止了试验。
　　两位专家把瓶子留了下来，让诺贝尔做试验用。诺贝尔此时再也不会想到，这件事后来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带给他辉煌无比的人生。
　　诺贝尔和父亲开始细心研究硝化甘油。由于它呈液化状态，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发生可怕的爆炸。但硝化甘油却是心脏病患者的有效医疗用品，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俄国最终战败了。诺贝尔家的军事工厂因此陷入了困境，被迫停工。父母亲带着诺贝尔的弟弟回瑞典去了，诺贝尔和两个哥哥仍留在圣彼得堡。工厂换了新老板。诺贝尔由于改良了晴雨表、水计量表并取得了专利，受到老板器重。这时候，父亲来信说他已开始对硝化甘油做研究，并问诺贝尔的进展如何？诺贝尔决心继续研究，不输给爸爸。
　　经过许多次试验，诺贝尔发明了将硝化甘油装入小玻璃管中再放进一个铁罐里，四周塞满黑色火药，再用导火线点火。“轰！”一声巨响，试验成功了！这种能使火药完全爆炸的小玻璃管，便是诺贝尔的发明物“雷管”。
　　由于诺贝尔发明雷管，使硝化甘油能安全地使用于矿山、隧道的爆破工程，因此他高高兴兴地把这项发明带到了父亲身旁。而他父亲在这方面却毫无进展。
　　诺贝尔和父亲打算成立一个诺贝尔硝化甘油公司。为了筹措资金，诺贝尔前往法国，四处拜访巴黎银行，向他们说明他从事的是一种具有伟大远景的事业。但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他。后来，幸运之神终于向他伸出援手了，法王拿破仑三世对他的发明很感兴趣，认为硝化甘油在军事上将有广泛用途。诺贝尔因此获得了10万法郎的贷款。
　　诺贝尔和父亲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外，筹建了一个小型试验工厂，这就是诺贝尔火药工业公司的前身。1863年诺贝尔满30岁时，火药工厂正式开始制造硝化甘油。他的弟弟艾米尔也是个炸药迷，每天泡在工厂里，帮助父亲和哥哥。不料由于大意，9月3日这天，工厂突然发生爆炸，成了一片火海！诺贝尔和父亲赶到出事现场时，工厂已成了一片废墟。他们从残留的灰烬中找到五具遗骸，其中一具便是诺贝尔最疼爱的小弟艾米尔。
　　经受这次重大刺激后，父亲因脑溢血而病倒，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诺贝尔也是悲痛万分！他从悲伤中重新再奋起，并立下一个宏愿：“我一定要找出硝化甘油最安全的使用、存放和大量制造的方法。”
　　无奈警察机关严禁诺贝尔火药工厂复业，并不准许他们在离市区5公里内做这项危险试验。诺贝尔于是到乡下去寻找用地，但人们都拒他于千里之外，他不得不死了这条心。诺贝尔只好买了一艘大船作工厂，到一个大湖上作试验。尽管如此，其它船只上的人因上次的爆炸事件而心惊胆寒，不许诺贝尔的“水上工厂”靠近。诺贝尔不得不经常改变停泊位置。
　　硝化甘油炸药又生产出来了，但由于爆炸事件，没有人敢购买。诺贝尔心想，没有人敢使用，我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他于是决定扩大宣传，并亲手做示范表演，让人们知道这是一种不仅威力强大而且安全可靠的炸药。受邀者目睹了他的示范表演，渐渐地打消了疑虑，工厂的订单又源源而来。
　　诺贝尔又到德国汉堡去开设火药工厂。工厂不大，四周环绕着4米厚3米高的围墙。这座小小的工厂，从此却支配了世界火药界。汉堡的硝化甘油工厂，不久成为热门的消息而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当时在德国，硝化甘油也仅仅是被用在铁路工程方面和铁矿的开采上。
　　诺贝尔的硝化甘油信誉步步高升。其实硝化甘油和从前一样，依然是危险的爆炸物。它之所以没有节外生枝，是因为德国气候寒冷，硝化甘油在低温下不易爆炸的缘故。这种炸药搬运起来也很危险。由于硝化甘油是一种粘稠的液体，有些无知的人竟把它当做润滑油来使用。更可笑的是，有一个旅馆的服务员，竟以为那是光亮剂，拿它擦皮鞋和皮裤。
　　有一位德国旅客到纽约旅馆投宿，外出时他把一个小盒子存放在服务台。服务员不知道盒内装的是硝化甘油，随手放在椅子下面。不久服务员发现小盒子冒黄烟，惊慌之余，他拿起盒子就往马路上丢，转眼工夫，就引起了一场大爆炸。附近一带民房的门窗玻璃全被震破，而马路上丢盒子的位置炸成1米的深坑！
　　这件事立刻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以最醒目的标题、最大的篇幅谴责硝化甘油。
　　1866年3月，巴拿马一艘名叫“欧洲号”的轮船离港时，甲板上的硝化甘油突然爆炸，致使17人死亡，船身严重受损。在旧金山一个仓库中，硝化甘油爆炸又造成14人死亡……
　　接踵而来的爆炸灾害，致使各国都严格禁止硝化甘油的贮存和制造。聆听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硝化甘油最早发明人沙布利诺震惊地说：“我怎么会造出这种残害生灵的罪恶物品来？我真后悔呀！”
　　诺贝尔面临这些打击和不绝于耳的责难，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想起那些无辜的被炸死的人们，想起可怜的弟弟艾米尔，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研制出十分安全的硝化甘油炸药来。经过无数次试验，他终于研制出一种用雷管引发的、固体状态的硝化甘油炸药。
　　1866年10月，德国克鲁伯地方组织了一个硝化甘油炸药审查委员会，对诺贝尔所制造的炸药在安全性和威力方面做了一定安全审查。全体委员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产品，在使用和运输方面都可以绝对放心。
　　多年来的辛勤努力，终于有了结果。第二年年初，德国矿业界人士前来订购大批硝化甘油炸药。由于采矿的效率提高，而且从未发生意外，矿商们个个眉开眼笑。接着，法国、英国也来采购，连诺贝尔的祖国瑞典也订购了。诺贝尔见瑞典已愿意采用，高兴地说：“我总算能够为祖国尽一点心力了。”
　　一度被视为可怕的危险物品，现已成为赐福人类的大功臣。硝化甘油炸药用途之广难以尽述，像隧道工程、开发铁路、挖掘运河、开山辟地、铺路架桥等等，都需要它。
　　硝化甘油炸药促进了世界科技的快速进步。诺贝尔的克鲁伯火药工厂在不断地扩展着。到1874年，硝化甘油炸药的供应量达3120吨。
　　不久，德国和法国爆发了战争。当时德国称为普鲁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普法战争。法国无法抵挡新的硝化甘油炸药的威力，终于向普鲁士投降。诺贝尔听说被炸死炸伤的士兵令人惨不忍睹，心中的愧疚油然而生，他又忆起了惨死的幼弟艾米尔。他深深地责备自己说：“硝化甘油炸药竟然给人类带来痛苦，带来不幸！我有罪呀……”他的工厂投资合伙人劝慰他说：“不，您千万不要这么想，炸药本身无罪，是战争带给人类痛苦的。炸药用来开矿、铺路、搞建筑，不是为人类造福的吗？”
　　1872年9月3日，诺贝尔的父亲与世长辞，终年71岁。父亲去世后，母亲仍留在斯德哥尔摩老家，过着孤寂而平静的晚年。诺贝尔的两个哥哥也很有出息，他俩在俄国的巴库发现了油田，开办了一家石油公司，并且发明了用地下管道输送石油。公司的年产量达20万吨。
　　诺贝尔因经营硝化甘油炸药而发了大财，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富豪。他后来迁居到意大利，一直到去世。
　　诺贝尔一生刻苦学习和钻研，他不但发明了硝化甘油炸药，还发明了汽车自动刹车装置、石油连续蒸馏法等，共取得了355件专利。
　　诺贝尔虽然成了大富豪，可他和妻子、儿女的生活依然与过去一样，从不奢侈浪费。他经常把大笔款项捐给慈善事业，毫不吝啬。诺贝尔慷慨大方之名，很快传遍了各地，因此要求他帮助的穷人络绎不绝，但诺贝尔从不厌烦，总是尽力帮助他们。这样一来，每天都有大群的贫民等候他救济，诺贝尔深感为难，感到招架不住了。他写信给哥哥谈起这件事：“我每天光是收到的求助信，就不下20封，估计每天支出的救济费约2万克郎以上。一年下来就得花去700多万克郎。长此下去，恐怕世上最富有的人也招架不住了！”尽管如此，诺贝尔仍尽力帮助穷困的人，可恶的是这些人中总是夹有诈骗之徒和无赖。
　　诺贝尔多才多艺。他自幼喜爱文学，平时工作再忙碌，他也要偷闲阅读小说和作诗。他更喜欢哲学，他说：“饭可以不吃，哲学书不可不读。”正是哲学的思辨和文学的想象力，推动了他的科学发明。他喜欢易卜生的戏剧，他和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交情也不错。他不但经常写诗，30岁那年还写了一部名为《兄弟》的小说，后来又写过一部《非洲的光明时代》的历史小说。1885年，诺贝尔还写过一部《专利病菌》的喜剧，1896年临去世前，又完成一部叫《报应》的悲剧。
　　诺贝尔不像有些发明家只会搞发明不会经营，他还是个极精明的大企业家。他终生守着自己研究、自己创造、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不变法则。他很了解商业界的阴谋险诈与反复无情的激烈竞争。诺贝尔将世界各地硝化甘油炸药公司联合起来，形成庞大的“托拉斯”，无论在生产、经营、技术等方面均由他独揽大权。这种托拉斯的营运组织，已为世界各大跨国公司采用，这是诺贝尔在商业上的一大成就。
　　诺贝尔的托拉斯成为世界性的特大企业，1886年他就拥有9.7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如果诺贝尔只是位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话，那么诺贝尔奖也不可能诞生了。诺贝尔一生最伟大的发明是硝化甘油炸药和飞行炮弹。这两样东西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于防卫又可以用于侵略。诺贝尔一生致力于为人类造福，致力于世界和平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以在1896年他临去世时，留下了永恒的遗嘱：将他财产的一部分，作为诺贝尔奖基金。颁奖典礼定于每年12月10日，也就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由瑞典国王在斯德哥尔摩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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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47 PM

3.印度第一财团塔塔
在印度最大的钢铁厂——塔塔钢铁公司的大门口，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铜像，他以深邃而安详的目光，宛如佛陀一般俯视着进进出出上下班的员工们。这就是塔塔财团的创始人贾姆谢特吉·塔塔的塑像。时至今日，还经常有人在铜像脖子上挂上美丽的花环，以表达对他的尊敬与爱戴之情。塔塔财团是当今印度的第一大财团，也是印度最老的财团。眼下，它共拥有95家公司，涉及钢铁、汽车、机械、电力、纺织、化学、食品、家用电器、电子设备、计算机、石油开采、渔业、银行、投资公司、印刷出版、原子能研究等领域，1994年的总资产为1500亿卢比，约合50亿美元，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2％。贾姆谢特吉及其塔塔家族所谱写的一部塔塔财团的发家史，犹如印度工业发展的缩影，在印度工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塔塔家族是印度的少数民族——帕西族人。帕西族人数虽少，却大多以经商为生。贾姆谢特吉的父亲努塞尔万吉也是一个商人，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与人合伙在孟买开了一家小商行。贾姆谢特吉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于孟买与中国的香港、上海之间，做棉花、茶叶、丝织品等进出口生意。1857年和1867年，英国殖民者先后发动了侵略伊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父子俩为英国殖民者供应军需品而发了财。
　　贾姆谢特吉之所以姓塔塔，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帕西族人的姓多数来源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贾姆谢特吉每次将供给阿比西尼亚英国军队的货物装上船后，总要目送轮船驶离孟买港，这时，他嘴里总爱道声“TaTa”（再见的意思），久而久之，“塔塔”就成为他的姓了。
　　贾姆谢特吉年轻时在英殖民政府的艾尔芬斯顿学院读书，受西方文化熏陶，毕业后多次去英国，并周游过远东、中东。他痛感印度工商业的落后，立志要改变印度落后的农业经济，把印度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园”。
　　1869年，贾姆谢特吉在印度中部创办了第一家棉纺厂。当时为了节省开支，买了英国的低价设备，结果生产的纱质量很次，销售困难，两年后就关闭了。他很快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重又在那格柏省的棉花产地建了一座现代化的纺织厂。他与朋友筹集了150万卢比，从美国进口最新的设备，比当时英国兰开夏纺织业中心的设备还要先进。1877年1月1日，这家名为中印度纺织制造公司的纺织厂正式投产。贾姆谢特吉在这个厂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制度，实行印度从未有过的技术和劳动福利措施。他在印度第一个实行工人8小时工作制，第一个实行假日照付工资，第一个实行养老金，第一个实行分红。其结果，这家工厂在头18年中年均利润率达20％，为塔塔进一步扩大工业投资积累了资金。
　　1885年，努塞尔万吉去世，贾姆谢特吉正式成为塔塔家族的首脑。1886年他建立了司瓦德希纺织厂，1898年又创办了闻名世界的泰姬陵旅馆。泰姬陵旅馆为世界十大旅馆之一。到19世纪末，塔塔家族已经成为印度的首富。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贾姆谢特吉认为要实现印度工业化必须依靠钢铁、电力和科学技术。钢铁是重工业之母，电力可提供廉价能源，科技带动生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贾姆谢特吉着手筹建钢铁厂。他一边到国外考察一边设法筹募资金。最初他曾要求英国殖民当局提供贷款，但遭到拒绝。他又寻求德国和美国公司的帮助，它们分别答应提供技术人员和设备，但均不同意给贷款。1904年，贾姆谢特吉在德国筹资时因病与世长辞。建厂的任务落在了他的两个儿子杜拉布和拉坦以及侄儿R·D·塔塔肩上。
　　外国人宣称印度生产钢铁是不可能的事并拒给贷款，杜拉布他们就转向孟买的父老乡亲筹款。适逢印度掀起了一场抵制洋货的运动，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很快就向8000名投资者发行了价值168万英镑的钢铁厂股票。不久塔塔又发行了400万英镑的债券。与此同时，他们征求专家的意见，经过地质调查论证，在白哈省一片丛林中选定了厂址。为纪念创建人贾姆谢特吉，他们把这片土地取名为贾姆谢普尔。
　　1907年，塔塔钢铁公司终于成立，最初的资本为2000万卢比，职工9000人，年产铁16万吨，钢10万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殖民当局需要大量铁轨和钢材运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巴勒斯坦和东非战场，开始向塔塔钢厂定货。战争期间塔塔钢厂共销售了1500英里长的铁轨和近30万吨钢材，盈利2350.9万卢比。
　　战争结束后，塔塔钢厂即面临欧美钢铁公司的倾销。到1924年，塔塔钢厂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杜拉布临危不惧，以价值1000万卢比的个人财产和妻子的首饰做抵押，从印度帝国银行获得1000万卢比贷款，终于使钢厂转危为安。后来，多亏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奋力向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才迫使它同意印度对进口钢铁实行关税保护，并给塔塔钢厂3年的铁轨定货单。在这场维持生存的斗争中，尽管没有一名工人被裁减，但股东们在13年中有12年没有分红。
　　30年代初，由于日本加入竞争，塔塔钢铁公司同英国钢铁公司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达成协议，由塔塔钢厂将钢铁运送英国压成马口铁再向印度出口，享受低关税待遇。后来塔塔独自建立了一个马口铁厂。到1933年，塔塔钢板产量达42.7万吨，占国内市场供应量的72％。30年代末，钢产量上升为60万～70万吨，在印度钢铁市场占垄断地位。
　　在办好钢铁厂的同时，杜拉布还继承父亲的遗志，于1910年创建了塔塔水力发电公司，为当时印度的第一家水电站。几年后，又相继建立了安得拉河谷电力公司和塔塔电力公司，担负起孟买乃至全印度的工业和照明用电的重任。杜拉布表示：“发财是我一生中奋斗的第二目标，改善我国人民的工业和知识条件才是我第一位不变的愿望。”他认为只有水力发电才能使孟买成为“无烟城”。到60年代，塔塔电力系统有3个水电站、4个火电站，发电能力达606兆瓦，基本满足孟买地区的需要，实现了杜拉布的愿望。
　　杜拉布还在1913年建立了一家水泥公司，开发了一个煤矿，并与别人合伙创办中央银行。1917年塔塔家族引进英国人的经理行制度，创办了第一家经理行塔塔子孙公司。
杜拉布于1932年去世，而他的弟弟拉坦已在1918年病逝。他们膝下无子。塔塔家族的传宗接代落在R·D·塔塔一系。R·D·塔塔在法国经商时，娶法国姑娘苏尼为妻。他们共有5个孩子。长子J·R·D塔塔便成了塔塔家族第三代传人，也是整个塔塔家族中最有才干的创业者，他是今日塔塔财团的奠基人。
　　J·R·D·塔塔全名为詹汉格·拉坦吉·达巴海·塔塔，生于1904年，小时在法国上学。邻居路易斯是一位传奇式的法国飞行员，因在1909年第一个飞越英吉利海峡而闻名于世。飞机就停在屋旁的沙滩上，供游人观赏。小J·R·D·塔塔更是着了迷，立志长大后也要像路易斯一样驾机翱翔在蓝天上。1923年10月，19岁的J·R·D·塔塔跟一名英语老师补习英语，准备报考剑桥大学。不料，补习期未满，法国颁布法令：年满20岁的男青年都得服兵役。因此，他没有能上大学，而到法国陆军中服兵役。一年期满后，他希望在军队中多逗留一段时候，并选修军官课程。但他父亲不同意，坚持要他回孟买到塔塔企业工作。他刚回孟买不久，他原来所在的部队调到摩洛哥去打仗。遭到敌人伏击，无一人生还。他虽然感激父亲把他召回孟买，使他幸免于难，但仍抱怨父亲没有让他去读剑桥大学。他父亲认为学位对塔塔家族并不重要，而他自己一生都以未读剑桥大学为憾。
　　1925年，J·R·D·塔塔任塔塔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他父亲对总经理彼得森说：“希望你多多关照我的儿子。”彼得森让人在其办公室一角放一张写字台给J·R·D·塔塔办公。从那时起，每份呈送给总经理的公文都经过J·R·D·塔塔的手，每份由总经理批发的文件也让J·R·D·塔塔过目后再发。重要谈话也都让J·R·D·塔塔参加，并做记录。这样，J·R·D·塔塔从彼得森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对他今后事业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1926年，他父亲又派他到塔塔钢厂去见习。那时他父亲已经70岁，决定与其他儿女一起去巴黎度暑假。一个星期六，他父亲与女儿西尔拉跳舞，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地而亡。年仅22岁的J·R·D·塔塔，就成了一家之主，并开始继承父亲在塔塔钢铁公司的常务董事职位。在这期间，他仍酷爱飞行，刚满24岁，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印度第一张商业驾驶执照。1932年，他从英国购买了两架单引擎飞机。当年的10月15日，他首次驾机从卡拉奇经阿默达巴德到孟买作邮政飞行，这标志着印度航空事业的开端。从这时起，他开始组建塔塔航空公司。开业头一年，公司就获利1000万卢比。第二年航班已达到100％正点，而另一家帝国航空公司正点率只有80％。从1946年开始，塔塔航空公司改为印度航空公司，与政府合营客运业务，塔塔家族控股40％。1953年，J·R·D·塔塔担任印度航空公司的董事长。直到82岁，他仍能自己驾驶飞机，对飞行的酷爱丝毫未减。
　　1938年，塔塔钢铁公司董事长诺努吉赴欧洲商务旅行时突然去世，34岁的J·R·D塔塔正式成为塔塔财团首脑。他除了保持塔塔家族的优良传统外，在企业管理上进行了大胆革新，从家族统治转向专业人员管理。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家印度企业不是家族成员管理企业，他显示出非凡的远见与超人的胆略。他只担任塔塔钢铁公司、塔塔子孙公司的董事长，而把纺织公司、电力公司等公司的董事长职位让给别人。他认为如果这些公司的董事长都由他一人担任，那他就只能整天开董事会了，而不能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此外，他还聘请最有才干的法律专家、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到塔塔公司任职，充分体现了他任人唯贤的指导思想。在这些能人的经营管理下，塔塔财团不断发展壮大。到1993年为止，财团的13家大公司的资产总额为44.78亿美元，总产值为44.66亿美元，始终保持印度第一财团的地位。
　　J·R·D·塔塔依照财团创始人贾姆谢特吉的遗训，一贯支持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印度原子能科学家霍米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回到印度。他31岁被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在班加罗尔的科学研究所研究宇宙射线。1943年他写信给J·R·D·塔塔寻求财政支持，J·R·D·塔塔表示将由塔塔信托基金鼎力相助。1945年6月塔塔基础物理研究所正式建立，接着又设立了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这里成了印度实施原子能计划的摇篮。
　　从60年代开始，J·R·D·塔塔积极向国外拓展，在国际市场上大展宏图。他首先打入国际咨询服务市场。1968年创建了塔塔咨询工程公司，其咨询业务范围包括对电话、化工、化肥、农业、医药、科技等部门的工程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研究，提出详细工程报告、工程选址、成套设计、施工监督、人员培训等。该公司拥有1000名工程师和建筑专家，国外业务占公司收入的1/33。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是J·R·D·塔塔建立的第二家咨询公司，它提供有关最新的企业组织、市场研究和管理技术咨询。现有1300名专家，大都是来自欧美和印度的著名大学、研究所的博士和硕士。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在国际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使之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头脑库。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经常要求这家公司提供有关印度的研究报告。自1971年以来，它已为英、美等24个国家的75个机构完成150多项咨询。1983年的国外收入为600万美元。1995年的软件咨询服务出口创汇为9000万美元，占全国软件出口收入的12％。
　　在建立咨询公司的同时，J·R·D·塔塔也注意到计算机工业发展的诱人前景。当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印度已建立了牢固的市场，J·R·D·塔塔不畏风险，敢于进入计算机领域，与外国大公司一争雌雄。它与美国底特律的巴勒斯公司合作建立了塔塔一巴勒斯计算机公司，除制造计算机硬件外，还编制了软件向巴勒斯公司出口。公司成立不久便确立了技术与市场的领先地位。60年代初，塔塔还与美国埃尔克西国际公司、新加坡发展银行一起，在新加坡建立了塔塔一埃尔克西计算机公司，公司很快就打入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东以及中国等地的计算机市场。
　　此外，J·R·D·塔塔还在成套设备出口、棕榈油、商用车辆等方面打入到国际市场。塔塔财团成为当今第三世界最大的跨国集团之一。
　　J·R·D·塔塔作为工业家、印度航空事业创始人、经济分析家、社会评论家以及科学、文化和管理研究所的奠基人奋斗了半个世纪。他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在尼赫鲁总理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期，他就抨击苏联模式，主张经济自由化，是印度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他对于塔塔财团的发展，甚至对于整个印度工业的发展都贡献巨大，功不可没。
　　随着年事已高，J·R·D·塔塔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1980年他因心绞痛发作而住院，更增添了他物色继承人的紧迫感。第二年，他就让他的侄子拉坦·塔塔担任塔塔工业公司的董事长，使之坐上财团的第二把交椅。1991年3月25日，他正式辞去塔塔子孙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由拉坦·塔塔接任。拉担·塔塔是塔塔财团的第四代传人。1993年11月29日，J·R·D·塔塔在瑞士一家疗养院病逝，终年89岁。遵照遗言，葬于巴黎家族墓地，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均安葬于此。对于他的逝世，印度总统、总理和工商界都表示沉痛哀悼。拉奥总理对他予以高度评价：“J·R·D·塔塔光辉的一生留下了人类奋斗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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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48 PM

4.三菱霸王岩崎兄弟
  在当今日本6大企业集团中，三菱集团以雄厚的实力位居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银行之前，独占魁首。三菱集团旗下有41家大公司，包括三菱银行、三菱商会、三菱重工、三菱信托、明治生命保险、东京海上保险、三菱电机、三菱汽车、三菱石油、日本邮船等。1989年，世界50家大银行中，三菱就占两席；世界100家大企业中，三菱也占有3家。1989年三菱所属公司的营业额十分惊人，如三菱电机212亿美元，三菱汽车168亿美元，三菱重工150亿美元。这个号称“日本老大帝国”的企业集团，真可谓“富可敌国”。然而，在1870年，岩崎弥太郎及其弟弥之助创办三菱时，仅有3艘轮船。岩崎弥太郎从“地下浪人”到“航运巨子”，再到“日本第一财阀”，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发家史，让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的启发。
　　1834年12月11日，岩崎弥太郎出生于安艺郡井口村。父亲弥次郎是个地下浪人，因家境中落而丧失了乡居武士的地位，过着贫困的下层生活。母亲美伦是个医生的女儿，尽管生活艰难，也不忘对长子弥太郎的培养。弥太纱有【透?嫱庾娓甘蹲植⒀?笆榉ǎ?4岁时又寄居在姨父家读私塾。20岁时，弥太郎决心到中心大城市江户（后改为东京）求学。为此，父亲弥次郎不惜卖掉祖先遗留下的山林，作为儿子去江户的盘缠。这使弥太郎极为感动。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登上家乡西边的妙见山，来到名叫星神社的词堂，掏出笔墨，在星神社的门上写道：“日后若不能扬名天下，誓不再登此山。”
　　弥太郎从乡村来到江户，对城中壮丽的街景，看得目瞪口呆，而市中商家的繁盛，更令他兴奋不已。他从师于“昌平堂”儒官安积良斋，从此才学大进，被人称为秀才。
　　谁知一年后，他的父亲弥次郎突遭横祸，受村长诬陷而下狱。弥太郎闻讯从江户赶回来为父伸冤，不料，郡奉行所官员竟与村长串通一气，拒绝他的申诉。弥太郎怨恨难抑，在奉行所的任于上，愤怒地刻下“无贿不成官，罪由喜恶判定”几个大字。奉行官大怒，命人削掉柱上大字。但是，弥太郎又在奉行所外白墙上写下同样的字。恼羞成怒的奉行官竟将弥太郎也逮捕下狱。
　　弥太郎与一位樵夫关在同一牢房。这个樵夫十分擅长算术。一天，樵夫对他说：“没有一项工作，比做生意一获千金更有意思了。”弥太郎趁机说：“做生意是好，可是我不通算术，你能教我吗？”樵夫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弥太郎就能很熟练地运用算术了。樵夫夸奖他说：“弥太郎，你真了不起，我花四五年才学会了算术，而你，却不到一个月，就融会贯通了。”弥太郎兴奋地指着牢房的一个大柜子，说：“他日，我若能成为天下巨富，将报你以一大柜子小判（当时日本的货币单位）的酬金。”
　　后来弥太郎创立了三菱财团，成为日本首富，他果真信守诺言，送了很多钱给樵夫的儿子。这次与樵夫一起坐牢的际遇，成了弥太郎一生重大的转机。
　　一年多以后，弥太郎获释，但活动范围却被限制在鸭田村内。弥太郎深切体会到社会的不公道，对自己试图在黑暗官界出人头地的念头灰了心。
　　有一天，他与弟弟弥之助在安艺河边钓鱼。他遥看两岸辽阔的土地，说：“这两岸土地既肥沃又广大，无奈就怕洪水泛滥。”就在这时，他萌发了一个企业家的灵感：如果在两岸筑堤，挡住洪水，岂不造就了万亩良田？！
　　他立即向安艺郡公所提出筑堤造田的申请，并很快得到批准，予以实施。后来，仅弥太郎本人就造稻田100公亩，棉田50公亩，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从此，弥太郎否极泰来，不仅免除了限制活动范围的处分，而且担任了奉行所的一名下级官员，往高知城赴任。1867年，弥太郎又担任了长崎土佐商会的负责人。
　　1868年，德川幕府倒台，明治天皇成立了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扩大民族经济、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奖励贸易”、“富国强兵”的背景下，三菱公司应运而生。
　　1869年，岩崎弥太郎到土佐藩大阪商会任职。次年10月，在明治新政府废止藩营鼓励民营的改革措施下，“大阪商会”脱藩自立，以“九十九商会”为商号正式开张。弥太郎成为九十九商会的实际负责人。他得到了3艘藩船的使用权，开始经营大阪——东京、神户——高知的海上运输业。
　　1871年7月，废藩置县，土位藩变成了高知县。县当局劝弥太郎将“九十九商会”转为个人经营。1871年9月14日，弥太郎决定接受九十九商会为个人事业。他筹资买下两艘船，这一天就成了三菱公司的创立日。翌年1月，该商会更名为“三川商会”。1873年3月，弥太郎将三川商会更名为“三菱商会”，并宣布原商会的财产及11艘船都由他个人买下，与官方完全断绝关系，成为自己个人的企业。三菱公司正式诞生了。
　　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台湾，弥太郎趁机向政府申请承包了一切军需输送工作，运兵、运军火、运粮，大发不义之财。1877年日本国内爆发西南战争，三菱全力参与军事运输，又发了一笔横财。至此，三菱共拥有61艘汽船，吨位高达35464吨，占全日本汽船总吨位的73％，一跃而成为日本国“海上霸主”。
　　三菱是在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高潮中涌现出来的，它比老牌财阀三井、住友创立得晚，但发展速度却相当快。在1874年全日本富豪排行榜上，岩崎弥太郎连入榜的资格也没有。而到了1879年，岩崎弥太郎却位居全日本富豪榜的第3位。后来，弥太郎以汽船为中心，将事业范围扩大到汇兑业、海上保险业、仓储业。在三菱进行押汇的货物都由三菱的船只来运送，由三菱负责保险，存放在三菱仓库中。到明治中期，三菱已发展为生产、流通、金融等各领域均有据点的多角型综合实体，完全可以与“三井物产”相抗衡，成为与三井并驾齐驱的日本两大财阀之一。
　　三菱独占海运，受到最直接打击的就是三井物产。该公司仅有3艘船只，不得不请求租用三菱的船只，并提出交付一年70万元的租赁费。但岩崎弥太郎出于压倒竞争对手的需要，断然加以拒绝。
　　于是，忍无可忍的三井开始向三菱实行反击，它纠合敌视三菱的地方船主、批发商、货主，合股创立一家名叫东京风帆船会社的大型海运公司，企图与三菱相对抗。
三菱毫不示弱，采取低价策略，分化瓦解对方的阵营，并大量收购三井创办的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票，迫使三井派头目涉泽辞去交易所总裁的职务。这些凌厉的反击，招招击中对方的要害，极大地扰乱了对手的阵脚。东京风帆船会社由于地方资本家的背叛，资本骤减为17万元，客户被夺走，不少船员也被三菱挖去，不仅不能与三菱抗衡，而且在情况最凄惨时，只能勉强维持营业。
　　与此相反，三菱却得到长足发展，它偿还了政府的无息贷款340万元，进一步巩固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然而，正当三井面临惨败之际，一件意外的变故使他们出现了反败为胜的契机。
　　1881年，一直庇护三菱的政府核心人物大隈重信失势下野，另组“改进党”，而跟三井息息相关的伊藤组成长洲藩阀政府。伊藤惟恐大限的政治影响力与岩崎的雄厚财力相结合，会对政府造成极大的威胁，便与三井公司联手成立一家实力空前的大公司——共同运输公司，试图压垮三菱的海运公司，断绝大限的财源。
　　1882年10月，共同运输公司正式成立，创业资本将近一半由政府出资，其余则由三井筹集民间游资而成。公司向英国订购最新式的船舶，其航线与三菱公司航线完全一样。于是，一场空前激烈的龙争虎斗开始了。
　　三菱与共同运输公司的竞争仿佛一场高对抗性的马拉松赛跑。两家公司的船队一起由神户出发，为了抢先到达目的地，船长与船员都绑上头巾，挥汗如雨，不计成本地拼命将煤炭铲入火炉中，在海上展开长跑比赛。到达纪州藩时，船上炉内的火力之强，竟把烟囱烧得通红，船内温度也高得灼人。从岸边远远望去，犹如两只火龙在竞相飞奔。
　　最后，两家公司的竞争演变为不惜成本地降价。如往来神户、横滨间的船费，下等舱价从5.50日元降到0.55日元。这种两败俱伤的价格战，最高兴的人当然还是乘客与货主们。
　　面对有政府撑腰的强大对手，岩崎弥太郎充分地展现出他超人的领导能力。他始终斗志昂扬，采取彻底抗战的姿态，与共同公司力拼。为弥补降价策略所蒙受的损失，他将公司重新改组，裁减冗员冗费，甚至连他的心腹用了一张公司便笺写私信，他也下令从其月薪中扣除。在此危机四伏的状态下，弥太郎发挥出民营事业的特色，尽管降价很多，其生产力仍较共同公司高出一大截。1884年，每吨汽船的平均收入，共同运输公司仅为三菱的一半。
　　三菱初战告捷，但也元气大伤，在赤字的打击下，不得不停止香港——琉球间的航线，三菱汇兑所也被迫关门。
　　而共同公司方面更是伤筋动骨，到1884年下半年，已陷入毫无红利的窘境，其股份跌到面值的2/3以下，持股人争相抛售。岩崎趁机收购共同公司的股票，到1884年末，他已握有过半数的股权。这无疑是对共同公司的沉重打击。
　　如此一来，共同公司内部四分五裂，批评公司做无谓竞争的呼声日益增高。这时，大限宣布脱离在野的改进党，从政府而言，已无必要再整垮三菱。于是，由政府的农商务卿出面调停，两公司于1885年2月5日签订临时协定，在运费等方面做出统一规定。
　　岩崎弥太郎坚持抗争终于取得初步胜利，但是，因长期劳累，饮酒过量，罹患胃癌。签订协定两天后，即2月7日，病情突然恶化，撒手人寰，结束了他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
　　弥太郎一死，他的弟弟副社长岩崎弥之助立刻继任社长。弥之助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电告分公司的负责人，不可赶来京城参加弥太郎的葬礼，并告诫道：“社长丧期，为免忽略事业，各人须坚守岗位，更加小心注意。”因此，公司的商务活动一日也未间断，只是各办公处降半旗而已。
　　不出弥之助的意料，共同公司果然趋弥太郎逝世之机单方面撕毁协定，又打响了价格战。弥之助毫不示弱，痛斥共同公司的背叛行为，并发出最后通牒。于是，两公司战火重燃，而且比以往更激烈。5.50日元的运费竟骤降至0.25日元，到最后，几乎不收运费，还附赠一条毛巾。
　　弥之助决心背水一战，他与三菱公司所有百元月薪以上的职员都自愿减薪一半。同时，弥之助还扬言偿还政府所有的借款，并将全部船只集中在品川外海引爆。开始政府方面并不当真，但是不久弥之助居然真的退还数百万元借款。政府人士这才感到害怕，因为如果弥之助真的引爆船只，社会各界定会指责政府。于是，政府下令更换共同公司负责人，并派人与弥之助密谈，商讨两家公司的合并事宜。
　　1885年9月29日，三菱和共同运输两公司终于合并，成立日本邮船公司。三菱方面握有的10万股股票全部集中在岩崎家族的手上，而共同方面拥有的12万股股票则十分分散，因此，三菱方面的持股数额实际上反而超过了共同方面。后来，三菱方面的骨干近藤廉平担任了新公司的社长，公司的绝大部分高级干部也都是三菱一系的人，日本邮船公司遂完全成为三菱的企业了。
　　就这样，弥之助在短短几个月中，就以卓越的决断力和领导力，打了一场胜仗。他不仅守住了其兄弥太郎创下的家业，而且为今日三菱打下牢固的基础。
　　弥之助生于1851年1月8日，比哥哥弥太郎小17岁。1872年他到美国留学，第二年父亲病故，应哥哥召唤回国，从此一直辅助哥哥创建三菱。
　　在三菱初创期的领导层中，弥之助是唯一留学外国的，因而成了三菱“近代派”的领袖人物。他思想开明，经营灵活，颇具现代智慧。
　　日本邮船公司成立后，弥之助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将“海上三菱”转变为“陆上三菱”，以煤矿及造船业替新的三菱奠基。可以说，三菱的多元化事业是在弥之助任社长后才真正开始实现的。
　　在他的倡导下，三菱公司以巨款购买了高岛煤矿。5年后，高岛煤矿的效益出乎意料地高，成为三菱的一株摇钱树。
　　接着，弥之助利用矿业所得，以分50年付款的方式购买了长崎造船厂。1897年，船厂建造了6000吨的“常陆号”，向世界展示了日本高超的造船技术。1900年以后，三菱又着手制造军舰。长崎造船厂成为当年东方最大的造船厂。
　　银行业是弥之助的又一个梦想。他购买了两家国立银行，成立了三菱银行。他的经营方针十分慎重，以至日本在发生经济危机时，三菱银行不仅都能安然度过，且能有所发展。
　　后未，他又朝三菱房地产迈进。他在1889年以150万元买下东京丸内这块面积13.5万坪的土地，命名为“三菱之原”。他铺设了现代化的办公大道，建造起一幢幢的三菱企业大厦。此外，他还在冈山儿岛等地买下了多块土地，这些都成为日后三菱地产业的基础。
　　长崎造船厂制造的蒸汽涡轮是日本国产的第一部涡轮机。不久，三菱内燃机制造业和三菱电机业就脱离造船业而形成了三菱重工业。
　　此外，弥之助还开创了三菱商业、三菱铁路业、三菱造纸业、三菱化工业和三菱啤酒业。
　　1893年，他将三菱正式改为三菱股份公司，然后让故兄弥太郎的长子久弥出任社长，自己则退为监事。久弥上任后，依然十分重视叔叔的意见，因此，三菱实际上还是由弥之助领导着，一直到1908年弥之助逝世。
　　三菱公司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始终发展迅猛，稳居日本企业前列。到岩崎家族的第三代——岩崎小弥太，大大拓展了三菱的生产领域，将三菱建成一个包括海运、金融、保险、煤矿、商业、造船、化学、纺织、食品等领域的巨大财阀康采恩。他通过三菱总公司，对11个独立的三菱公司保持了无可争辩的控制权。一直到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将所有财阀解散时，岩崎家族还保持了三菱各公司47.8％的股份。
　　1952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三菱公司东山再起。它在汽车、成套机械设备、电子工业、石化、飞机、原子能工业等方面都跃居领先地位，成为日本最大的垄断资本集团。现在，三菱集团虽然不再为岩崎家族所完全控制，但处处还显现出这个家族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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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49 PM

5.糖王黄氏家族

　　在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与黄氏家族的影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年长的人都还记得，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个公司及这个家族曾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辉煌。
　　建源公司以经营糖业为主，它的创始人黄志信是一名华侨。
　　黄志信1835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同安县。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时候。厦门地区出现了小刀会这样的民间反帝组织，吸引了厦门、同安一带的农民、渔民和城市贫民。黄志信也参加进去，并担任管理后勤粮草的军需官。后来，起义失败，黄志信等人乘船出逃，到了印尼爪哇岛。在这里，他以做小买卖起家，渐渐发达，到1863年，他的资产已达上百万荷盾。
　　从那时起，黄志信就创建了“建源栈”。当时，印尼实行开放政策，他把爪哇出产的蔗糖和烟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后来又经营大米。这种海上贸易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纪末，他已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巨商。
　　黄志信的儿子黄仲涵1866年出生于印尼三宝垄市，当时印尼是荷兰殖民地，但华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大。在华人社会中，多数人还是用家乡语言，很多人不会讲当地的印尼话。黄仲涵从小与当地人接触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这非常有利于他在当地的商务活动。
　　黄仲涵天资颇高，办事精明，黄志信看出他有经商的禀赋，便更加精心地教导扶持。在黄仲涵24岁时，父亲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他，并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
　　1893年，荷印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订，诸如放开自由贸易，取消强迫种植甘蔗等等。黄仲涵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调整了建源公司的生产、贸易比重和经营结构，从1894年起，他发展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并先后投资兴办了巴基斯、里约阿贡等5家糖厂，总投资约为1000万荷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碳化设备，能够加工生产优质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羡慕。
　　黄仲涵的事业青云直上，不到10年时间，他的糖厂年产量已达到15万吨。可是，正当他一帆风顺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这样一来，爪哇的航运秩序便被彻底打乱，三宝垄海口码头上，华商的货物堆积如山，茫茫海面上却看不见一艘货船。
　　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们纷纷降价倾销，一时糖价大跌。作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业，建源公司的损失更是惨重。眼看着大厦摇摇欲坠，黄仲涵心急如焚。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向荷兰商业银行借贷以缓和危机。然而，当时的荷印殖民统治者对华商企业有许多限制，从各方面予以刁难，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机提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放弃了对殖民主义政府的幻想，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十多次同行业会议，群策群力，终于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渡过了难关。
　　战后，欧洲物资极为短缺，砂糖也属奇缺商品，价格比战前翻了四五倍。乘着这股“西风”，黄仲涵空前地扩大糖业生产，并迅速地打进欧洲市场。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里，到处都可见到黄氏企业白花花的砂糖。不用说，建源公司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几年中，黄仲涵的资产也翻了几倍，他成了印尼地位显赫的大企业家。
　　1918年，黄仲涵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木薯粉厂，还有占地2000万公顷的种植园。雇员近4000人，年产量达27万担。木薯粉主要市场也是在欧洲。此外，黄仲涵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花生、蓖麻粉、香茅油等。
　　黄仲涵在雅加达、锡江、万隆、棉兰等印尼各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和分行，以扩大贸易。在荷兰鹿特丹、英国伦敦、马来西亚的核城和恬保以及新加坡也设了办事处，黄仲涵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各地，仅伦敦分行每年销售的货物就达14.5万吨。
　　建源贸易公司的日益壮大，需要相应的金融机构。1906年，黄仲涵动用400万荷盾创建了建源银行，随着他的资本日渐雄厚，又增加了水灾和人寿保险等项目，同时还代理经营其它保险公司的业务。另外，他在航运业方面也颇有发展，他的船队成为荷印华商航运业主力。制糖业更是独霸一方，仅5家糖厂资产就达4000万荷盾。
　　不少人认为，黄仲涵的成功是因为他比较幸运，他从父亲那里接手时，建源栈已具有相当规模和良好的信誉。黄志信是在建源栈经营最好的时候交到儿子手里的，他有多年建立起来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和充实的资金，这些都为日后黄仲涵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印尼，黄仲涵是印尼华侨最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人，他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要发展事业，人才是根本。建源公司的各个重要部门，都选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人担当领导职务。他既不排斥从欧美各国聘请技术人员来参与管理，更重视华侨专业人员的培训。他从自己的公司里挑选优秀的青年，千里迢迢送到欧洲各国去学习，也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人说他是个数典忘祖的“洋奴”。可他并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糖厂是印尼最先使用电气设备和流水作业法的，由于敏锐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使得他在糖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创建了一代繁荣辉煌。
　　1924牛，黄仲涵去世时，人们对这位巨富到底留给子孙多少遗产众说不一。一般认为他大概有2亿荷盾资产。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黄氏家族的第三代人黄宗宣、黄宗孝等人主持的建源公司已是国际的大公司，不仅在印尼、在东南亚有巨大影响，在全世界也是炙手可热的大富豪家族。
　　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时期，印尼华侨被列为第三等人，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们征收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甚至，华侨所到之处都要缴费领取路条，否则便受重罚。警察对待华侨和印尼当地人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华侨面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殖民政府还规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禁令，其中有一条是华侨不得穿西服。黄仲涵对此极为愤慨，他通过律师交涉，迫使政府取消了这条禁令，又带头穿起了西服。
　　随着黄仲涵财势日渐壮大，荷印政府对他的财产垂涎三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就以种种借口和手段企图扼杀建源公司，只是由于黄仲涵的精明顽强，一直没有得逞。
　　1917年，荷印政府以征收“战时所得税”为名，规定经营者从战争开始时年获利达3000万荷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税，乘机大肆劫掠；1921年，又要求黄仲涵缴纳3500万荷盾“战争税”和“收入税”。然后又说，如果黄仲涵感到力不能及，政府愿以700万荷盾的代价收购黄家企业。此时，黄仲涵已经看清了殖民政府的贪婪与无耻，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方的目的是为了扼杀华侨资本，占为己有。他严辞拒绝了。
　　黄仲涵去世后，年仅25岁的黄宗宣和19岁的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的经营。这兄弟俩既没有父亲和祖父的魄力，也没有那样的幸运。1924年，席卷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也殃及建源公司，整整两年时间，建源公司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企业元气大伤。黄宗宣灰心丧气，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他退出了建源公司，带着属于他的那份资产，另谋出路去了。这对公司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建源公司的重担就落在黄宗孝一人身上。他振奋精神，力挽狂澜，但经营刚有了点起色，二战恶魔又降临了。日寇侵占了东南亚，印尼也不可避免地处于日寇的铁蹄下。稍有恢复的建源公司再次面临危机。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获得独立的印尼政府采取了扶助本土居民的经济政策，对华侨经济实施打击和排斥。黄宗孝奋力拼搏，却不幸于1950年突发心脏病而离开人世。此时，黄氏家族没有一个能够挑起这副重担的继承者，又缺乏专门的经理人才，黄氏后人眼看着建源公司江河日下，无力回天。
　　1961年7月10日，印尼三宝垄经济法院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接管了建源公司，这个光耀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黄氏家族企业从此便销声匿迹。虽然在印尼以外其它各地还有黄氏后人经营的“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却终究难以再成气候。黄仲涵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有在旧报刊和三宝垄的史志中才能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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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50 PM

6.钢铁大王卡内基

　　1848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区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饱受经济危机之苦的苏格兰。顿时，整个苏格兰沸腾起来了。人们趋之若鹜，纷纷举家西迁，掀起一股空前的“移民潮”。仅在这一年，苏格兰就有近19万人移居美国。他们分乘数十艘船只，远涉重洋，直奔大西洋彼岸。
　　1848年5月27日，“维斯卡塞特”号轮船驶离英国格拉斯哥港，经过福斯湾，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船上有一个13岁的少年和他的双亲及5岁的弟弟。他们与其他来自苏格兰的穷苦移民一起，挤在阴暗、低矮的客舱里，食物粗劣，空气污浊，备受旅途的煎熬。经过整整50天的颠簸，轮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美国东海岸的纽约港。
　　1848年7月15日清晨，这位少年与新移民们一起拥上甲板，迎着朝阳，远眺这片梦寐以求的希望之地，心中充满着憧憬。正是这个13岁少年，在来到美国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一文不名的移民变成了美国的钢铁大王、世界首富，创造了被人们称为“美国梦”的奇迹。他就是美国十大财阀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
　　1835年11月25日，安德鲁·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古都丹弗姆林。父亲威尔·卡内基以手工纺织亚麻格子布为生，母亲玛琪则以缝鞋为副业。父母虽穷，却为人正直，始终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这是一个继承了自豪、自立、自尊光荣传统的家族。
　　小卡内基的祖父是个性情开朗、机智幽默，而又具有不屈不挠精神的人。小卡内基作为长孙，以祖父的名字——安德鲁·卡内基——命名。他从小就以有这样的祖父为荣，同时也以终生拥有他的名字自豪。他的外祖父是个天生的雄辩家，也是个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是当地颇为活跃的政治领袖。或许是祖辈遗传基因的作用，卡内基自小就乐观进取，能言善辩，这对他一生的影响极大。
　　在卡内基出生的第二年，父亲用积攒的钱添置了3台纺织机，并雇佣了几名工人。家中境况有所好转，全家搬进了一幢有小阁楼的平房里。
　　卡内基从小就帮家里做事。由于没有自来水，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挑上一副大水桶，去附近的一口井边排队打水。挑了几担水后，才吃早饭、上学。晚上回来总要帮正忙于缝鞋的母亲穿针引线，同时心里还需默诵着在学校学到的诗和文章。
　　1843年，卡内基8岁，英国工业革命的巨浪席卷了丹弗姆林。这座古老的城镇上出现了第一架蒸汽带动的亚麻织布机。不久，经过改良的蒸汽机就彻底改变了小镇的面貌。丹弗姆林的手工纺织业不堪蒸汽机的冲击，日渐衰颓，纷纷破产。卡内基一家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帮工被解雇，织机被变卖。母亲只有开一间小铺子，以维持生计。然而，致命的打击又接踵而来，那就是1846年的欧洲大饥荒和1847年的英国经济危机。卡内基一家实在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写信给早几年移居美国匹兹堡的两位姨妈，表示也要举家前往美国。两位姨妈回信说，眼下正是赴美的良机，就业机会很多，希望他们快去。
　　卡内基的双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织布机和家具，去美国的旅费还差20英镑。幸亏母亲的一位好友帮忙，借给他们20英镑，一家人才有了足够的旅费，启程前往美国。
　　卡内基一家在纽约下船后辗转来到匹兹堡，在亲戚家安顿下来。为养家糊口，父亲别无选择，又操起老本行，织起了桌布和餐巾，并且还得自己去沿街叫卖，挨门兜售这些产品。尽管如此，赚的钱远不够一家开销的。母亲只好以缝鞋为副业，经常缝到深更半夜，而卡内基和弟弟汤姆呆在一旁帮忙。就这样，一家人每周只赚5美元，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为了给父母分忧，卡内基进了一家纺织厂当童工，周薪只有1美元2角。后来，他又干起了挣钱稍多一点的工作：烧锅炉和在油池里浸纱管。油池里的气味令人作呕，灼热的锅炉使他汗流使背，但卡内基还是咬着牙坚持干下去。当然，他并不甘心如此潦倒一生，而是奋发图强，积极进取。
　　卡内基在白天劳累一天后，晚上还参加夜校学习，课程是复式记帐法会计，每周3次。这段时期他所学的复式会计知识，成了他后来建立巨大的钢铁王国并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1849年冬天，一天晚上，卡内基上完课回家，得知姨父传来话，匹兹堡市的大卫电报公司需要一个送电报的信差。他立刻意识到，机会来了。
　　第二天一早，卡内基穿上崭新的衣服和皮鞋，与父亲一起来到电报公司门前。他突然停下脚步，对父亲说：“我想一个人单独进去面试，爸爸你就在外面等我吧。”原来，他担心自己与父亲并排面谈时，会显得个子矮小，同时，他也怕父亲讲话不得体，会冲撞了大卫先生，从而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于是，他单独一人上到二楼面试。大卫先生打量了一番这个矮个头、高鼻梁的苏格兰少年，问道：“匹兹堡市区的街道，你熟悉吗？”
　　卡内基语气坚定地回答：“不熟，但我保证在一个星期内熟悉匹兹堡的全部街道。”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个子虽小，但比别人跑得快，这一点请您放心。”
　　大卫先生满意地笑了：“周薪2.5美元，从现在起就开始上班吧！”
　　就这样，卡内基谋得这个差事，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这时，他年仅14岁。
　　在短短一星期内，身着绿色制服的卡内基实现了面试时许下的诺言，熟悉了匹兹堡的大街小巷。两星期之后，他连郊区路径也了如指掌。他个头小，但腿很勤，很快在公司上下获得一致好评。一年后，他已升为管理信差的负责人。
　　卡内基每天都提早一小时到达公司，打扫完房间后，他就悄悄跑到电报房学习打电报。他非常珍惜这个秘密学习机会，日复一日地坚持着，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收发电报的技术。后来他被提升，成了电报公司里首屈一指的优秀电报员。
　　当年的匹兹堡不仅是美国的交通枢纽，而且是物资集散中心和工业中心。电报作为先进的通讯工具，在这座实业家云集的城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每天走街串巷送电报、嘀嘀嗒嗒拍电报的生活，卡内基就像进了一所“商业学校”。他熟悉每一家公司的名称和特点，了解各公司间的经济关系及业务往来。日积月累之中，他熟读了这无形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使他在日后的事业中获益匪浅。因此，卡内基在回顾这段时期时，称之为“爬上人生阶梯的第一步”。
　　由于卡内基工作勤快，颇得大卫总经理的赏识。一个月末的一天下午，卡内基被单独留了下来。当他跨进总经理办公室时，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工作中有什么疏忽，做错了事。但大卫总经理却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比其他人更努力、更勤勉，所以从这个月开始给你单独加薪。”卡内基高兴得差点晕倒。他领了13.5美元，比上个月多出2.25美元。对年仅15岁贫苦少年来说，这是笔巨款。
　　回到家，卡内基只是像往常一样，将11.25美元薪水交给母亲，而将增加的2.25美元暂时留了下来，因为这笔钱对他来说实在太珍贵了。晚上临睡前，他把加薪的秘密告诉了弟弟，7岁的小汤姆也感到吃惊。于是，弟兄俩兴奋地谈起了未来的事业，憧憬着将来要合开一家“卡内基兄弟公司”，赚好多好多的钱，送给母亲一辆闪闪发亮的马车，再也不让她老人家像现在这样缝鞋缝到深更半夜了。他们谈了很久很久，才沉沉入睡。
　　第二天在餐桌旁，卡内基把2.25美元拿出来交给母亲，并问：“我们在丹弗姆林跟人家借的钱，还差多少？”母亲显得很吃惊：“那20英镑的债，还差一点就够还了。你这钱是从哪里来的？”当母亲得知这笔钱的来历后，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水，而坐在一旁的父亲却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将来一定会做一番大事业的。为寄还好友主动资助的那20英镑，这两年来母亲每天尽量节省生活开支，5角5角地存起来，眼看快凑足200美元还债了；如今儿子又以增收的钱帮助还债，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这一天，全家每个人内心都充满着喜悦。
　　卡内基在跑腿送电报之余，很想多读点书来充实自己，可是，苦于家境贫穷，根本没有多余的钱买书。
　　幸好有一天他在翻阅报纸时，发现了一条消息：退役的詹姆士·安德森上校愿意将家中所藏400册图书借给好学的青少年们。每逢星期六可以到他家借一本书，一星期后归还，再换借另一本。
　　于是，欣喜若狂的卡内基找到上校的家，借到了自己心爱的书。从此每到星期六，他都能和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接触了。
　　后来，上校眼看借书的少年日益增多，决计办一个私人图书馆，他到纽约添购了各种书籍，扩大了自己的书斋，又向市政府借了一间房，成立了一家真正的图书馆。
　　卡内基从安德森图书馆里借到了许多好书，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只要一天不看书，就觉得心神不宁。安德森使他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有了读书的机会。后来卡内基事业成功时，为了报答安德森先生的帮助，在其私人图书馆的原址，盖了大会堂和图书馆，并立碑纪念这位恩人。
1853年，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公司西部管区主任斯考特看中了有高超的电报技术的卡内基，聘他去当私人电报员兼秘书，每月薪水35美元。当时卡内基已是18岁的大小伙子了，他怀着强烈的上进心走进了这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10余年中，卡内基平步青云，24岁就升任该公司西部管区主任，年薪1500美元，并逐步掌握了现代化大企业的管理技巧。这种技巧是他后来组织庞大的钢铁企业时所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卡内基也抓住时机，初试牛刀，参与投资，而且频频得手，慢慢积累得小有资财，为他以后开办钢铁企业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1856年，斯考特劝说卡内基买10股亚当斯快运公司的股票，共计600美元。当时，卡内基的全部积蓄不过60美元，但他决心设法凑足这笔钱。他与母亲商量，母亲提出以房屋作抵押来贷款。就这样，卡内基以贷款进行了第一次投资。不久，一张亚当斯公司10美元红利的支票就送到了卡内基的手里。
　　不久，卡内基又充当“伯乐”，将卧铺车的发明者伍德拉夫引荐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建立了一家火车卧铺车厢制造公司。卡内基通过借贷投资买下该公司1/38的股份。仅200余美元的投资，一年之间分得的股票红利高达5000美元。卡内基又抓到一只会下金蛋的鸡。到1863年，卡内基在股票投资上已成为行家里手。
　　1865年，卡内基果断地辞掉了铁路公司的职务，开始一门心思地干自己的事业。他创办了匹兹堡铁轨公司、火车头制造厂以及铁桥制造厂，并开办了炼铁厂，开始涉足钢铁企业。
　　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钢铁生产经营极为分散，从采矿、炼铁到最终制成铁轨、铁板等成品，中间需经过许多厂家。加上中间商在每个产销环节层层加码，致使最终产品的成本很高。卡内基深知传统钢铁企业的这些弊病，他决心建立一个面目全新的、囊括整个生产过程的供、产、销一体化的现代钢铁公司。
　　1872年，卡内基认为在炼钢事业上大干一场的时机业已成熟。首先，从技术上讲，成本低廉的酸性转炉炼钢法已经发明，他特地亲赴英国考察了发明者贝西默在生产中运用该法的实际情况。其次，美国的钢铁市场十分广阔，供不应求。而铁矿在美国极为丰富，密执安大铁矿已进人大规模开采阶段。再次，就财力而言，卡内基已拥有数十万美元的股票及其它财产，他决定改变四处投资的老法，将资金集中到钢铁事业中来。最后，最令卡内基信心十足的，是他在钢铁公司10余年间所掌握的管理大企业的本领。于是，到1873年底，他终于与人合伙创办了卡内基一麦坎德里斯钢铁公司。公司共有资本75万美元。卡内基投资25万美元，是最大的股东。在随后的20多年间，卡内基使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几十倍。
　　1881年，卡内基实现了童年的梦想，与弟弟汤姆一起成立了卡内基兄弟公司，其钢铁产量占美国的1/37。1892年，卡内基把卡内基兄弟公司与另两家公司合并，组成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钢铁帝国——卡内基钢铁公司。他终于攀上了自己事业的顶峰，成了名副其实的钢铁大亨。他与洛克菲勒、摩根并立，是当时美国经济界的三大巨头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卡内基钢铁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它拥有2万多员工以及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它的年产量超过了英国全国的钢铁产量，它的年收益额达4000万美元。卡内基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但他并不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职务。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任用了一批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时至今日，人们还常常引用他的一句名言：“如果把我的厂房设备、材料全部烧毁，但只要保住我的全班人马，几年以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
　　然而，卡内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尊敬，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事业成功之后，毫不犹豫地将赚得的庞大财富，几乎全部捐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他的后半生，主要致力于慈善事业与世界和平。
　　卡内基早在33岁的那一年，就在日记上写了下面的一段话：“对金钱执迷的人，是品格卑贱的人。如果我一直追求能赚钱的事业，有一天自己也一定会堕落下去。假使将来我能够获得某种程度的财富，就要把它用在社会福利上面。”
　　1900年，年逾花甲的卡内基已经功成名就，他踌躇满志，决定心安理得地退休，用自己的巨额财富去做他早已想做的事情。这一年，他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财富。”于是，他毅然从他那蓬勃发展的钢铁事业中引退，以5亿美元的价格将卡内基钢铁公司卖给金融大王摩根。然后，他就开始实施他的把财富奉献给社会的伟大计划。
　　1901年，即他引退后的第一年，他首先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以向帮助他取得事业成功的员工们表示感谢。接着，为帮助有志上进而家境贫穷的年轻人，他当年在纽约市捐款建立了68座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建设事业持续了16年，他总共捐资1200万美元，兴办图书馆3500座。
　　第二年，他捐款2500万美元，在华盛顿创立“卡内基协会”，由美国国务卿约翰任会长，主要用来发展科学、文学和美术事业。该协会曾建造一艘“卡内基号”海洋调查船，修正了世界航海图。此外，还在加州山顶上建造威尔逊天文台来观察太空。对这个协会，卡内基在随后的一些年里一再追加资金，累计捐款达7300万美元。
　　与此同时，卡内基在他的第二故乡匹兹堡创办了“卡内基大学”。后来，又在美、英各地捐资创办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这类用于建造教育设施的捐款，达9000万美元之巨。
　　在随后的几年中，卡内基又设立了若干项基金。他捐资500万美元，设立“舍己救人者基金”，对在突发事件中为救助他人而牺牲或负伤的英雄及其家属予以奖励或救济。他捐资3900万美元，设立“大学教授退休基金”，以保障教育家的晚年生活。他还设立了“总统退休基金”和“作家基金”，对美国总统或作家的晚年给予资助。此外，他向11个国家提供了“卡内基名人基金”，并以1000万美元设立“卡内基国际和平财团”，专门资助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人们。
　　1911年，年迈的卡内基夫妇由于10年来一直直接参与捐献工作，身心都深感疲惫，因而，卡内基决定再以仅余的1亿5千万美元设立了“卡内基公司”，让公司人员代理他们的捐献工作。
　　直至生命结束之前，卡内基都在为社会奉献着他的财富，其捐献总额高达3亿3千多万美元。当然，在他身后，“卡内基公司”及各项卡内基基金依然在实施他的捐献计划，况且这笔巨款还会不断地增加利息，或赚进红利，实际上他在世界上捐献的数额远大于这个数字。
　　1919年8月11日，84岁的卡内基在美国雷诺克斯市的别墅中因肺炎而谢世。这位出生于苏格兰的伟大人物，从不名一文的移民到堪称世界首富的“钢铁大王”，而在功成名就后，他又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他生前捐赠款额之巨大，足以与死后设立诺贝尔奖金的瑞典科学家、实业家诺贝尔相媲美。从一个贫穷的少年变成乐善好施的巨富，卡内基这富有传奇性的一生，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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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50 PM

7.华尔街大亨摩根
1861年10月7日，在美国纽约一幢豪华邸宅里，正在举行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尽管每个人从心底对新郎新娘怀着无尽的祝福，但现场仍笼罩着静寂、哀伤的气氛，婚礼犹如葬礼。
　　这邸宅是新娘的娘家。新娘的父母参加了婚礼，但新郎的双亲却呆在伦敦家里没有来。新郎的父母未参加婚礼虽非极力反对这一婚事，但不可否认，他们也不很赞同。他们惊讶的是，他们的儿子会如此坚决地对待这桩婚事。
　　婚礼是在屏风后祭坛前一张床前举行的，首先由牧师作了简短祈祷，随后新郎新娘宣誓永远相爱，并交换了戒指，互相拥抱、接吻。整个过程用不了10分钟，然而头戴面纱、身穿雪白长礼服的新娘已面白如纸，支持不住了，需要新郎搀扶着她。
　　新郎名叫皮柏，他的全名是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新娘名叫咪咪。新娘的母亲带着哭腔说：“皮柏，你一定要救救可怜的咪咪啊！”新郎说：“您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医好咪咪的病！”
　　婚礼过后，皮柏就带上咪咪乘轮船，去阿尔及尔治病去了。在轮船的包舱里，皮柏深榈赝?牌拮印Ｋ?纳硖迦绱说ケ。?灾禄崛萌讼肫稹昂煅毡∶?闭飧龃世础Ｆぐ厥窃谒哪昵昂瓦溥淙鲜兜摹５笔保?ぐ卦谕瓿纱笱У难б岛螅?龆ǖ礁盖着笥言诿拦?υ蓟??挚?璧牡丝仙绦腥ナ迪傲侥辍４饲八?降丝系谋鹗?ザ燃伲?驮谀嵌???鲜读硕俗??摹⒍嗖哦嘁盏倪溥洹＿溥涞娜??醒敲览蜓恰に顾?堋?
　　有一次，皮柏的母亲从伦敦来纽约，皮柏就让母亲带咪咪去欧洲观光。在伦敦，皮柏的父亲见到了咪咪，得知他们的恋情，应允了这门婚事。当时，咪咪还没患病。
　　皮柏在邓肯商行干了一段时间。在他母亲和咪咪搭船去伦敦之际，他去古巴的哈瓦那，采购了鱼、虾、贝类及砂糖等货物。在返回的途中，他小试了自己的冒险精神。
　　当时，轮船停泊在新奥尔良，他信步走过充满巴黎浪漫气息的法国街，来到了嘈杂的码头。码头上，晌午的太阳烤得正热。远处两艘从密西西比河下来的轮船停泊着，黑人正在忙碌着上货、卸货。
　　一位陌生白人拍了拍他的肩膀，问道：“小伙子，想买咖啡吗？”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往来美国和巴西的货船船长，受托到巴西的咖啡商那里运来一船咖啡。没想到美国的买主已经破产，只好自己推销。如果谁给现金，他可以以半价出售。这位船长大约看皮柏穿着考究，像个有钱人，就拉他到酒馆谈生意。
　　皮柏考虑了一会儿，就打定主意买下这些咖啡。他于是就带着咖啡样品，到新奥尔良所有与邓肯商行有联系的客户那儿推销。经验丰富的职员要他谨慎行事，价钱虽然让人心动，但舱内的咖啡是否同样品一样，谁也说不准，何况以前还发生过船员欺骗买主的事。但皮柏已下了决心，他以邓肯商行名义买下全船咖啡，并发电报给纽约的邓肯商行说，已买到一船廉价咖啡。
　　然而，邓肯商行回电严加指责说，不许擅自用公司名义！立即取消这笔交易！皮柏只好发电报给伦敦的父亲，向他求援。在父亲的默许下，用父亲在伦敦的户头，偿还了原来挪用邓肯商行的金额。他还在那名船长的介绍下，买了其它船上的咖啡。
　　皮柏赌赢了！就在他买下大批咖啡不久，巴西咖啡因受寒而减产，价格一下子猛涨了2～3倍。皮柏大赚了一笔，不但邓肯对他赞不绝口，连他远在伦敦的父亲也连夸儿子说，有出息，有出息！
　　皮柏和咪咪乘船往阿尔及尔期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爆发。林肯领导的北军时胜时败，战争局势不明朗。每遇战局有变，华尔街金融市场便剧烈变化。“天有不测风云”，有人在一夜之间暴富，有人却一下子落得一贫如洗，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着经营天才的皮柏，心里已顾不上金融市场，他一心想医好咪咪的病，未到阿尔及尔港。
　　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咪咪的病每况愈下。后来，他又带咪咪到法国求治。在巴黎医生作了“毫无治愈的希望”结论后，咪咪年轻的生命在巴黎医院里结束了。皮柏悲痛万分，在伦敦为爱妻举行了葬礼。葬礼离婚礼不到3个月。
　　皮柏带着妻子咪咪的骨灰盒和一颗破碎的心，回到纽约。临行之前，他的父亲发电报给邓肯商行，希望老朋友邓肯继续和皮柏合作，并且答应出一半资金。但是，邓肯这位父亲的老朋友，竟断然拒绝了。皮柏的父亲勃然大怒，立刻电告儿子说，不必再和邓肯共事！自己办出一家公司来，无论出多少资本有我在后面撑着！或许是爱子心切，或许是望子成龙，总之，父亲给了皮柏极大的支持。在曼哈顿岛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的一幢房子里，二楼又新添了一块招牌——摩根商行。
　　这时候，战争局势日益紧张。北军在布尔渊河战役中大败。林肯命令财政部长马上发行2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用来购买武器装备。自从南北战争爆发以来，这种战争债券备受青睐，交易十分红火。设在纽约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人头攒动，热闹得像庙会一样。
　　在著名的皮鲍狄公司纽约分行负责人的推荐下，皮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拥有一个席位。该交易所规定，凡参加交易的人必须是它的会员。因此想人会的人很多，交易所严格限制入会人数。皮柏是找人开后门才得以入会的。其实，皮柏人会仅仅是做做样子，他对此并不感兴趣。
　　对皮柏这位年轻的金融投机家而言，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坐落在华尔街一栋又老又旧的建筑物地下室中的黑市交易所。当时大都市地下室，通常用来贮藏煤炭，以备冬天取暖之用。人们戏称它为“煤炭厅”。葛莱福是“煤炭厅”的主持人。
　　另一位年轻的投机家克查姆和皮柏搭伙搞金融投机。克查姆建议皮柏说：“咱们先同皮鲍狄公司打个招呼，通过他和你的商行共同付款的方式，秘密买下400万到500万美元的黄金。”皮柏盘算着，说：“对！黄金到手之后，将其中的一半汇往伦敦，另一半归咱们。一旦汇款的事情泄露出去，同时查理港的北军又战败的话，金价必然暴涨。时候一到，咱们就把留下来的那一半抛售出去。”
　　皮柏和克查姆按计划行事。黄金果然暴涨了，他俩大捞了一笔。此事在纽约和伦敦掀起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这次金价暴涨，简直是把美利坚合众国的生命视同儿戏！议会应该赶快建造断头台，将这些家伙斩首示众。该报还刊登了一篇调查结果，说纽约一个名叫皮柏·摩根的青年投机家，是这一事件的操纵者。
　　但是，华尔街地下室“煤炭厅”里的投机分子们，仍然在畅饮狂欢，根本不去理会报纸的指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资本家的每一个毛孔，都沾着劳动者的鲜血。皮柏作为一个资本家，就是大发了战争财。继黄金风波后，皮柏又倒卖5000支霍尔式步枪。当华盛顿陆军总部收到这批枪支后，发现这些枪支是10年前制造的，已经生锈，根本不能使用了。
　　皮柏的神情看起来既狡黠又傲气，浓密的短胡须和浓密而弯曲的双眉相搭配。他对社会的批评常常置之不理。皮柏知道情报对于生意的价值，花高薪聘请史密斯当摩根商行的电报工作人员。史密斯原先是陆军部电报局的接线员，而史密斯的好友文尼尔上校，是格兰特将车的电报秘书。通过文尼尔，史密斯能获得前线的军事情报。
　　美国南北战争越打越激烈。南军进攻北军的炮舰，都是由英国的造船厂制造的。林肯总统为此再三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然而英国方面毫不买账。后来通过下最后通牒，英国同意停止为南军造船，但提出一个条件：美国必须在5天之内准备价值达100万英镑的黄金作为赔偿费。
　　皮柏得到了这个只有总统和国务卿知道的绝密情报，知道金价因此会一下暴涨，激动得大叫：“买了！”他买下了大量黄金。几天之后，黄金猛涨，皮柏又大赚了一笔。
　　南北战争以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南军彻底失败而告终。此时，皮柏的公司进一步扩大了规模。新加入他的公司的有邓肯商行的达布尼，以及皮柏的表弟克特温。因此，皮柏·摩根公司也因此改为达布尼·摩根商行。
1866年，皮柏再次结婚。新娘是一个名叫法兰西丝的律师。同年生下长女露易莎。1867年又生下小摩根。小摩根是皮柏唯一的儿子。以后他们又生下了两个女儿。
　　终于成为华尔街银行家的皮柏，又把目光瞄准了铁路投机事业。因为这时各地铁路纷纷营建，已成为美国的热门。在南北战争以前，皮柏投机咖啡初尝甜头，在战争中又进行破枪支买卖，后来又搞黄金投机，这些活动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投机致富经验，在华尔街云集的投机者中间，他是注定要战胜所有的对手的。
　　有一条名叫萨科那的铁路，虽然只有227公里长，但它具有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纽约四周的煤炭、石油和钢铁等，都靠它运输。为了争夺这条铁路的营运权，几位大老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大打出手，双方死伤了许多人，靠军队才将暴乱平息下去。皮柏耍了手腕，使争夺者两败俱伤，他从而把萨科那铁路的经营权抢到了手。
　　1871年3月，法国巴黎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成立了巴黎公社。同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欧洲政局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头目梯也尔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派密使约见度柏的父亲吉诺斯·摩根，想请摩根家族代为发行2.5亿法郎的国债。吉诺斯经过讨价还价，答应下来了。
　　皮柏在纽约收到了父亲的电报。电报说：“希望在美国能把2.5亿法郎消化掉。考虑到你的负担过重，我因此想了个新办法，成立辛迪加（企业的联合），也就是把华尔街的所有大规模投资金融公司集合起来，成立一个国债承担组织。”皮柏读着电文，心里想，这可能吗？但他知道，老父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成立辛迪加，目的是让大家一道承担风险；而一旦法国国债发行成功了，赚钱最多的无疑是摩根父子。皮柏给父亲回电，承诺了下来。
　　通过代理发行法国国债，皮柏这个青年金融家一下子成了美国和加拿大知名的风云人物。他又大发了一笔。有人形容华尔街金融家之间的尔虞我诈如同战场，这话一点不假，而他们之间的“战斗”又同政治家们互相勾结。如同战场和政界一样，华尔街也是风云变幻。就在皮柏代理发行法国国债成功不久，华尔街的两个最大的金融巨头德尔和科克的公司倒闭了，多达40家的大金融公司因株连而倒闭。科克的公司就是因为他独自承诺了1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没法消化，最终导致了破产。
　　由于德尔和科克的破产，从1873年起，美国爆发了经济恐慌。皮柏·摩根静静地观察演变着的时势，不敢轻举妄动。他在等待时机成熟。
　　五年之后，也就是1878年，海斯竞选美国总统成功，任命夏曼为财政部长。皮柏从夏曼那里得知，联邦政府打算发行5000万美元的国债。国债用国库黄金作担保，利息为4.5％。虽利息不高，但是有保障。皮柏盘算了一下，认为承购下来油水虽不太大，但今后可以对政府的财政政策施加影响，便将这笔业务整个承揽了下来。
　　皮柏继续大显身手。到了1890年，他以纽约的中央铁路为基础，趁美国经济混乱、全美铁路系统因各个大老板你争我夺而陷于瘫痪的时机，不断地吞并别人，坐上了“铁路大联盟”的第一把交椅。正当皮柏沉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他的父亲却遭遇了车祸。事情是这样的：吉诺斯·摩根乘马车到别墅外散步，马儿听到蒸汽火车的汽笛声受了惊，吉诺斯被摔出车外，脑袋砸在一块巨石上，当即昏迷不醒。4天后，老人就离开了人世。皮柏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一切竟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皮柏怀着沉痛的心情，将父亲遗体运过大西洋，在故乡安葬。故乡政府的建筑物都降半旗致哀。
　　也就是这一年，皮柏的儿子小摩根圆满地完成了大学学业，开始进入社会，进入了摩根公司。
　　皮柏·摩根的财产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光是铁路，直接属于他的就有3.05万公里，此外，受他控制的还有近7万公里。当时美国铁路呈三家鼎立之势，而皮柏兵强马壮，势力遥遥领先于另两人之上。
　　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为了争夺太平洋和南美洲的殖民地，爆发了战争。老牌殖民者当然敌不过新兴的美国殖民者，战败后割让菲律宾、古巴等地。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对于大发战争财的摩根财团来说，是巴不得仗打得越多越好。当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口，就有许多群众举行抗议示威，他们高喊：“华尔街是战争的发动者！”“埋葬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
　　示威呐喊的声音，从开着的窗户传了进来。但皮柏·摩根却置之度外，面不改色心不跳，悠悠然叼着雪茄，苦苦思索着如何到菲律宾、古巴、日本及中国投资的问题。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今后将成为国际投资的时代。”也就是说，他要向世界垄断资本进军了。
　　皮柏回顾他的一生，由于自己的精明和独到的眼光，在几个重大决策方面取得了非凡成果，使得财源滚滚，如今摩根帝国，已非他的祖辈和父辈可比了。摩根帝国的旗帜将插到世界每个角落。
　　皮柏得知墨西哥政府由于无力偿还西班牙的旧债，已面临崩溃边缘，危险万分。墨西哥当局不得不发行公债，计划发行1.1亿美元。如此大的买卖，皮柏怎能不动心，他牙一咬，做做看！他和德国一家银行联手，认购了全部墨西哥公债，条件是墨西哥拿石油矿和铁路作担保。
　　不多时，皮柏又花7500万美元，买下了阿根廷公债。
　　又不久，南非的布尔人起义，抗击英国殖民军。由于战争用费庞大，英国政府已难以支撑。皮柏陆续认购了1.8亿美元的战争债券。
　　皮柏同时又把手伸向美国的钢铁企业。在美国钢铁企业排行榜中，坐头把交椅的要数卡内基了。皮柏的钢铁企业只能排老二；排老三的是洛克菲勒。皮柏一直把卡内基当作眼中钉、肉中刺。机会终于来了！卡内基由于母亲、弟弟和最得力的助手接连去世，决定隐退，把他的全部家当以3.2亿美元出让。皮柏生怕洛克菲勒买了去，便派人和卡内基谈判。谁知卡内基又抬高到4亿美元。皮柏·摩根说：“我们高于4亿美元买下它！”
　　1901年4月1日，属于皮柏·摩根的US钢铁企业正式成立。它向新闻界宣布，US钢铁企业拥有10.18亿美元资金，发行3.01亿美元新公司债券。
　　世界金融中心已渐渐从伦敦移到了纽约。华尔街成了世界金融中心的代名词。皮柏·摩根家族的总资平已达到34亿美元，包括银行家信托公司、保证信托公司、第一国家银行。摩根同盟资本约48亿美元。整个枝连的“摩根体系”，总值竟有200亿美元！另外还有125亿美元保险资本。生产事业方面，则有US钢铁、通用汽车公司、制铜公司、大陆石油公司、奇异电器公司、硫磺公司等。摩根公司在铁路方面发展前面已提到过了，服务业方面还拥有国际电话电信公司等许多大公司。摩根同盟的两个大银行拥有510亿美元总资产。相加起来，总资产相当于美国企业资产的1/34。皮柏·摩根是真正的“富可敌国”了！
　　1913年3月31日，华尔街大伦皮柏·摩根，这个控制美国1/34经济、从华尔街不断发出指令的国际垄断资本巨头，在去埃及开罗旅行途中突然去世了，终年76岁。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爬山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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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3:51 PM

8.石油巨子洛克菲勒
美国早期的富豪，多半靠机遇成功，唯有约翰·洛克菲勒例外。他并非多才多艺，但异常冷静、精明，富有远见，凭借自己独有的魄力和手段，白手起家，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他那庞大的石油帝国。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人们对他毁誉参半，有人认为他只不过是极具野心、唯利是图的企业家，也有人恭维他是个慷慨的慈善家。但不管怎样，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十亿富翁，作为石油巨子，他在相当一段时期控制着全美国的石油资源，并创设了托拉斯企业制度，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839年7月8日，约翰·洛克菲勒出生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的一个名叫杨佳的小镇。他的父母，个性截然不同：母亲是个一言一行都皈依《圣经》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勤快、节俭、朴实，家教严格；而父亲却是个讲究实际的花花公子，他自信、好冒险，善交际，任性而又以自我为中心。洛克菲勒作为长子，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讲求实际的经商之道，又从母亲那里学到了精细、节俭、守信用、一丝不苟的长处，这对他日后的成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父亲名叫威廉，人称“大个子比尔”，是个到处闯荡的木材商、马贩子，也是个走江湖的巫医，兜售所谓“立见奇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此外，他还出卖土地，买卖毛皮，贩盐，推销杂货，几乎是无事不干的百事通。
　　父亲出外经商，一去就是几个月，家中对孩子们的教育主要由母亲承担。但偶尔归家的父亲也与母亲一样望子成龙，一有空就教约翰如何写商业书信，如何准确而迅速地付款，以及如何清晰地记账。他深知社会的现实和世道的冷酷，所以他常采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教育孩子，使他们在踏入社会之前就能坚强而且精明起来。
　　比尔很注意在游戏中创造机会启发约翰和他的弟弟，以培养他们预防不测的意识。当约翰还是个孩童时，父亲常常让小约翰从高椅子上纵身跳入自己怀抱。有一次父亲没有用双臂接他，他就重重地摔在地上。父亲严肃地对他说：“要记住，决不要完全信任任何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也千万不要轻信！”这件事给约翰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在日后的生意场上，他始终保持冷静、警觉的头脑，从而避免了多次失误。
　　然而，约翰对父亲血液里流淌的东西并没有全盘接受，他完全没有父亲那种花花公子的秉性，而是继承了母亲勤俭的美德。他把这种信念视为“商业训练”，一生中烙守“不俭则匮”的准则；从中他还引申出自己的结论：“只有数字作数。”
　　约翰·洛克菲勒14岁那年，在克利夫兰中心中学上学。放学后，他常到码头上闲逛，看商人做买卖。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同学，两人边走边聊起来。那个同学问：“约翰，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年轻的洛克菲勒毫不迟疑地说：“我要成为一个有10万美元的人，我准会成功的。”谁曾料到，几十年后，这个蜚声国内外的石油大王，其拥有的财富达10亿美元，是他童年梦想的10万倍！
　　约翰·洛克菲勒1855年中学毕业后，便决定放弃升大学，到商界谋生。为了寻找工作，他在克利夫兰的街上跑了几个星期，拿定主意要找一个前程远大的职业。他的眼界颇高。他后来回忆道：“我上铁路公司、上银行、上批发商那儿去找工作，小铺小店我是不去的。我可是要干大事的。”
　　当年9月26日，他在一家经营谷物的商行当上了会计办事员。从此，这个日子就成了他个人日历中的喜庆纪念日，他把它作为第二个生日来庆祝。“就在那儿，我开始了学做生意的生涯，每周工资是4美元。”他追忆道。
　　他工作勤勤恳恳，不久就养成了对数字的好眼光。他除了记好账外，还为商行的经营出主意。有一次，商行买入一批大理石，打开包装后竟发现高价购进的大理石材上有瑕疵，商行老板沮丧而又无计可施。这时，头脑灵活的洛克菲勒建议把责任推到负责运货的3家运输公司头上，向这3家公司分别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这个绝妙的主意使商行得到的赔款比原来高出两倍，商行由此得到一笔“飞”来的横财。洛克菲勒这种天生的经商才能颇得老板赏识，很快给他提了薪，工作第一年他挣得了300美元。
　　第三年他的年薪提到600美元。但他知道自己对这家商行的贡献远不止此，因此要求加薪到800美元，结果遭到拒绝。洛克菲勒断然决定离开这家商行，自闯天下。
　　1858年，年仅19岁的洛克菲勒向父亲借款1000美元，加上自己积蓄的800美元，与比他大10岁的克拉克合股创办了一家经营谷物和肉类的公司。这是洛克菲勒生平所办第一家公司。由于经营顺利，第一年就做了4.5万美元的生意，净赚4000美元。第二年年底净赚1.2万美元，洛克菲勒分得6000美元。
　　洛克菲勒做生意时总是信心十足、雄心勃勃；同时又言而有信，想方设法使自己取信于人。克拉克对洛克菲勒做事仔细十分欣赏，他描述当年的情况说：“他有条不紊到极点，留心细节，不差分毫。如果有一分钱该给我们，他必取来。如果少给客户一分钱，他也要客户拿走。”
　　这时候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已经发现了石油，成千上万人像当初采金热潮一样拥向采油区。一时间，宾夕法尼亚土地上井架林立，原油产量飞速上升。
　　克利夫兰的商人们对这一新行当也怦然心动，他们推选年轻有为的经纪商洛克菲勒去宾州原油产地亲自调查一下，以便获得直接而可靠的信息。
　　经过几日的长途跋涉，洛克菲勒来到产油地，眼前的一切令他触目惊心：到处是高耸的井架、凌乱简陋的小木屋、怪模怪样的挖井设备和储油罐，一片乌烟瘴气，混乱不堪。这种状况令洛克菲勒多少有些沮丧，透过表面的“繁荣”景象，他看到了盲目开采背后潜在的危机。
　　冷静的洛克菲勒没有急于回去向克利夫兰的商界汇报调查结果，而是在产油地的美利坚饭店住了下来，进一步作实地考察。他每天都看报纸上的市场行情，静静地倾听焦躁而又喋喋不休的石油商人的叙述，认真地作详细的笔记。而他自己则惜字如金，绝不透露什么想法。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他回到了克利夫兰。他建议商人不要在原油生产上投资，因为那里的油井已有72座，日产1135桶，而石油需求有限，油市的行情必定下跌，这是盲目开采的必然结果。他告诫说，要想创一番事业，必须学会等待，耐心等待是制胜的前提。
　　果然，不出洛克菲勒所料，“打先锋的赚不到钱。”由于疯狂地钻油，导致油价一跌再跌，每桶原油从当初的20美元暴跌到只有10美分。那些钻油先锋一个个败下阵来。
　　3年后，原油一再暴跌之时，洛克菲勒却认为投资石油的时候到了，这大大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他与克拉克共同投资4000美元，与一个在炼油厂工作的英国人安德鲁斯合伙开设了一家炼油厂。安德鲁斯采用一种新技术提炼煤油，使安德鲁斯一克拉克公司迅速发展。
　　这时，洛克菲勒尽管才20出头，做生意己颇为老练。他欣赏那些得冠军的马拉松选手的策略，即让别人打头阵，瞅准时机给他一个出其不意，后来居上才最明智。他在耐心等待，冷静观察一段时间后，决定放手大干了。可他的合作者克拉克这时却举棋不定，不敢冒风险。两个人在石油业务的决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他们两人都知道石油前景广阔，在拍卖公司产权时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经纪行在安德鲁斯一克拉克公司的股权，彼此喊价的情景十分激烈。两人从500美元开始叫起，谁出价最高将购得股权。洛克菲勒已下定决心要投入石油生意，因此每次都毫不犹豫地喊出比克拉克更高的标价。当标价达到5万美元时，他们都意识到此价格已大大超出公司的实际价值了。但标价仍在上升，6万美元，7万美元……当克拉克无力地喊出7.2万美元时，洛克菲勒面不改色的喊价“7.25万美元”。克拉克哭丧着脸说：“我不再抬价了，约翰，这股权是你的了。”然后，他扬长而去。
　　26岁的洛克菲勒终于取得了胜利。他后来在回忆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时说过：“这是我平生所作的最大决定。”从此，他把公司改名为“洛克菲勒—安德鲁斯公司”，满怀希望地干起了他的石油事业。
洛克菲勒迅速扩充了他的炼油设备，日产油量增至500桶，年销售额也超出了百万美元。洛克菲勒的公司成了克利夫兰最大的一家炼油公司。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白天鹅。
　　当时的石油业，秩序还十分混乱，生产过剩，质量较差，价格混乱……激烈的角逐已现端倪，洛克菲勒的公司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高瞻远瞩的洛克菲勒意识到，必须把自己的企业扩大，船大才能抵御惊涛骇浪的冲击。他果断地说服自己的弟弟威廉参加进来，建立了第二家炼油公司，并派他去纽约经营石油进出口贸易，尽快打开欧洲市场。威廉临去纽约前，兄弟俩促膝谈心，踌躇满志地立下了誓言：“我们要扩张、再扩张，资金越多，我们发展的本钱也越丰厚，我们要独霸世界！”
　　虽然当时洛克菲勒对于自己将要创造的“超级帝国”，心中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但他对企业的未来及个人的前途信心百倍。他坐镇克利夫兰市的总部指挥着全局，应付着一切挑战。
　　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扩大市场，首要的是制定质量管理标准，削减成本，降低价格。他向银行贷款，新建了一座堪称“标准”的新炼油厂，生产出标准的煤油，很受人们的欢迎。
　　从一开始，他就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他在纽约开设的办事处，专门向东海岸和国外出售公司产品。他尽可能削减各种成本，如自制油桶，并买下一家化学公司，自制炼油用的硫酸。为了免付铁路运输费用，他还购买了油船和输油管。年轻时的节约习惯，被洛克菲勒用到了生产中，发挥出巨大的效益。
　　洛克菲勒热衷于公司间的联合，他联合了两位资金雄厚、信誉很好的投资合作者。3年之后，也就是1870年1月10日，创建了一家资本额为100万美元的新公司，它的名字就是标准石油公司。身为公司创办人和总裁的约翰·洛克菲勒获得了公司1/34强的股权，当时他年仅30岁。
　　科学的管理、精细的经营、高质量的产品为标准石油公司赢得了声誉，也具备了坚实的竞争能力。1865年洛克菲勒初进石油业时，克利夫兰有55家炼油厂，到1870年标准石油公司成立时只有26家生存下来，1872年底标准石油公司就控制了这26家中的21家。
　　洛克菲勒讲求效能，憎恨浪费精力、浪费成本和利润的无谓竞争。他讨厌当时通行的那种一次次降低价格，直到把竞争者赶出这个行业，再随意抬高价格的竞争方式。他向竞争者们提供现金或标准公司的股票，来换取他们的炼油厂的所有权，结果大多数人都同意将工厂出卖给标准公司。可以说，他是认识兼并价值的一名先驱者。在兼并公司的同时．洛克菲勒还网罗了一批能人干将，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价值远远超过被兼并的所有公司。”
　　洛克菲勒用兼并的方法在全国广泛收买炼油厂，到1879年底，标准公司作为一个合法实体成立后刚满9年，就已控制了90％的全美炼油业。到了1880年，全美生产出的石油，95％都是由标准石油公司提炼的。自美国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企业能如此完全彻底地独霸过市场。
　　随着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的发展，因本身庞大而导致的难以控制的危险性也越来越大。洛克菲勒清醒地看到这一弊病并引起重视。
　　正在这时，洛克菲勒在一本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现一篇文章，里面写道：“小商人时代结束，大企业时代来临。”他感到这与自己的垄断思想不谋而合，就对文章予以高度评价，并以高达500美元的月薪聘请文章的作者多德为法律顾问。
　　多德是个年轻的律师，他“走红”后，就千方百计为洛克菲勒的公司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一天，他在仔细研读《英国法》中的信托制度时，突然产生出灵感，提出了“托拉斯”这个垄断组织的概念。
　　所谓“托拉斯”，就是生产同类产品的多家企业，不再各自为政，而以高度联合的形式组成一个综合性企业集团。这种形式比起最初的“卡特尔”，即那种各自独立的企业为了掌握市场而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结成联合战线的方式，其垄断性要强得多。
　　在多德的“托拉斯”理论的指导下，洛克菲勒在1882年1月20日召开“标准石油公司”的股东大会，组成9人的“受托委员会”，掌管所有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和附属公司的股票。洛克菲勒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长。随后，受托委员会发行了70万张信托址书，仅洛克菲勒等4人就拥有46万多张，占总数的2/3。就这样，洛克菲勒如愿以偿地创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联合事业——托拉斯。在这个托拉斯结构下，洛克菲勒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
　　托拉斯迅速在全美各地、各行业蔓延开来，在很短时间内，这种垄断组织形式就占了美国经济的90％。很显然，洛克菲勒成功地造就了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垄断时代。
　　19世纪80年代，标准石油公司进一步向西欧和中国扩大海外市场，美国的工艺已使标准公司的产品优于欧洲人的产品，因而标准公司赢得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煤油市场。在中国，标准公司为自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它分送掉几百万盏廉价的油灯，使中国人购买和点燃标准公司的煤油，被人们称之为“点燃亚洲光明之灯”。就这样，标准公司一步一步地把石油市场从欧洲扩展到亚洲，进而扩展到全世界。
　　1884年洛克菲勒把标准公司总部由克利夫兰迁到纽约市百老汇街26号，成了一家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集团企业。约翰·洛克菲勒成了蜚声海内外的“石油大王”。标准石油公司几经更名，最后也定名为美孚石油公司。
　　1896年，洛克菲勒离开纽约总部，秘密地搬到了波坎铁柯庄园，他退休了。这一年他才57岁，正值壮年。为什么会激流勇退呢？有人说他自觉罪孽深重。洛克菲勒成功的背后，确实有不少同行厂商倒闭、破产，饱受他那弱肉强食的垄断之苦。也有人说他患了严重的消化功能紊乱症。在过去40年中，他要钱不要命，以致积劳成疾，不得不退休。到底是因为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了。
　　洛克菲勒在退休后又活了41年。他退休后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放到了发展慈善事业上。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他每年的捐献都超过100万美元。1913年，设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负责捐款工作。他捐款总额达5亿美元之多。对此有人表示尊重和感谢，但也有人说那是为了赎他自己深重的罪孽，是出于一种犯罪感。有一位公理会的牧师谴责洛克菲勒的一笔10万美元的捐款是“肮脏钱”而拒不接受。
　　在流言的影响下，洛克菲勒经营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也被迫解体，被分解成38家新公司，直到今天，这些公司都还是美国工业的巨擘。
　　1937年5月23日，98岁的洛克菲勒在他奥尔蒙德海滩别墅里去世了。他的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洛克菲勒家族成了美国十大超级富豪之一，也是当今美国知名度最高的家族之一。他的孙子纳尔逊·洛克菲勒曾当上了美国副总统，而他的另一个孙子大卫·洛克菲勒则是赫赫有名的大银行家。洛克菲勒家族如今的财富到底有多少，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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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25 PM

9.酿酒大王张振勋

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先生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小振勋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可是他太爱读书了，一次因为看书而忘了管牛，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骂他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
　　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为难地说：“孩子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小振勋想到他读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货殖列传》这一篇有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例子，就对父亲说：“我想学做生意！”
　　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学生意的机会，父亲就把他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小振勋不怕吃苦，手艺学得很好。可是在他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来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表示愿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
　　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说服了父母，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印尼的土地。清澈亮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白花花的银钱。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然而，当时的巴城，正处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它美丽的风光，只是富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直到3年以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努力搞好经营，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人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知道后，更加器重这个年轻人，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也嫁给了张振勋。
　　这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虽可以维持生活，但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就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好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一向佩服他的精明强干，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就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它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引人注目的大富翁。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开发的前景一定会好，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一个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由于他一贯重视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资产数百万荷兰盾！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资财累累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它行业。在巴城，他办有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办有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这真是“富可敌国”了！
　　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援，奉命考察欧美各国的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说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拜访。会见中，龚照瑗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第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提起一件旧事：10多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领事同桌就餐，这位法国领事说到，中国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葡萄生长的情况。无巧不成书，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盛宣怀告诉他，上海已建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一席话使张振勋信心大增，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在盛宣怀的支持下，张振勋开始筹建酒厂。他一面在烟台购买土地，定制机器，建筑厂房、酒窖，开辟原料基地，一面写信回家乡，招集张氏子弟和亲戚来做帮手。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张振勋亲自书写了金光闪闪的大字招牌，高高地挂在了大门上。
　　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
　　张振勋曾经经营过酒行，对于各国名酒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又经营过垦殖公司，对于原料基地葡萄园的生产管理心中有数，这些都是他开办酿酒公司的有利条件。然而，对于酿造葡萄酒的工艺技术，他却是完全不懂的了、最初，他请人从中国古籍记载中寻找有关资料，打算自己试验。然而，我国的酿酒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始终以粮食酒为主，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张振勋不得不寄希望于外国酿酒师。1892年春天，经朋友介绍，张振勋以重金聘请英国有名的酿酒师俄磷来烟台，两人合作得比较愉快。没想到两年以后，俄磷因为拔牙而突然身亡。正值筹建酒厂的关键时刻，张振勋只得急着再请新的酿酒师。这次请到的是荷兰人雷德弗。张振勋让雷德弗开始试酿葡萄酒，自己又回到新加坡去处理南洋的事务。不久，雷德弗带着试制的酒样，到新加坡来向张振勋报喜，开口就大吹自己的酒酿得如何如何好，简直能比得上王母娘娘的仙酒。可是张振勋把酒样拿到当地的一家酿酒公司化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化验师对他说：“从化验结果看，贵国的葡萄质量非常好，但你们的酿造技术实在不行，可能你的酿酒师根本不懂得酿酒！”张振勋这才知道，雷德弗原来是个骗子。
　　骗子虽然被赶走了，可张振勋也气得一连几天卧床不起。他的一位奥地利好友知道后，帮他从国内聘请了一位名叫哇务的酿酒师。张振勋接受了教训，亲自陪这位酿酒师来到烟台，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相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忠诚老实，这才把大局托付给他。
哇务不但对酿酒工艺进行指导，而且对当地的葡萄生产情况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烟台的葡萄质量虽然好，但品种不多，出酒率也不高，因此建议张振助从西方引进“雷司令”、“大宛香”等优良品种，对原有品种进行改良。张振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一面在烟台购买两座荒山，辟山造田，扩大原料基地；一面派侄儿张子章到欧洲购买120万株优良品种的葡萄苗。不幸的是，购买的葡萄苗在运输途中经过印度洋，因为烈日的暴晒，几乎全都枯萎了，一下就损失了十几万元。张子章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张振勋虽然也很痛心，但他还是鼓励张子章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欧洲去买120万株葡萄苗回来！”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张振勋成为一名实业家的气魄与胸怀。
　　可是，奥地利酿酒师哇务因为年老多病，只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感到自己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提出辞职的要求。
　　张振勋只得再一次寻找酿酒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896年，张振勋在与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拨保爵士谈话时，提起三请酿酒师而终于落空的事，十分烦恼。拨保笑了起来说：“眼前就有一个天才的酿酒专家，你为什么不请他呢？”
　　原来，拨保家世代从事酿酒行业，他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的酿酒师，拨保从小就喜爱酿酒，一直跟着父亲学习酿酒工艺技术，并且在酒厂工作过。张振勋大喜过望，当即同拨保商量，请他来主持张裕酿酒公司的技术工作。拨保见张振勋对发展葡萄酒事业一片痴情，求贤若渴，而且这工作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当场表示，愿意辞去外交职务，重操旧业，助张振勋一臂之力！
　　张振勋终于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一个中国驻外领事回国办酒厂，一个外国驻中国领事辞官不做当酿酒师，两位领事的精诚合作，成为张裕酿酒公司创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经过前后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到1908年，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终于筹备就绪了。公司拥有两片占地近千亩、具有124个品种的葡萄园，作为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的厂房，1976平方米的地下酒窖和一座玻璃制造厂；并且从国外购进了压榨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设备。公司试酿白兰地和红葡萄酒也都已成功。万事俱备，张振勋一声令下，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正式开工投产了。
　　张振勋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从酿酒原料葡萄抓起，不但从国外引进新品种，而且引进新技术，凡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葡萄成熟时，他还对果实的品质进行化验，分类收剪，分别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同时，他还设立了种植技术档案，对不周品种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作为改进的依据。
　　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振勋严格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张振勋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张振勋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懂得“货卖一张皮”的道理，深知一个新产品要想打开国内外市场，不仅要物美价廉，而且要注重产品的外包装。所以，他精心设计了张裕葡萄酒的包装方案。酒瓶是他自己的玻璃厂专门生产的，造型优雅，用锡箔裹封瓶口，瓶腰再贴上精致美观的紫色葡萄串商标，十分醒目。可是产品上市以后，仍然很少有人买。销路打不开，愁坏了张振勋。他认真地分析了上海、南京、北京、汉口、天津等国内大都市的酒类市场，发现都已被美、英、法等国的名酒打人。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阔气，喝低度酒，就要喝外国的白兰地、葡萄酒和香槟；喝高度酒，就要喝中国的茅台、汾酒。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图实惠，习惯于饮用普通的高粱酒。张裕葡萄酒和白兰地还没有被消费者所认识，当然卖不出去！
　　问题的关键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有了。张振勋便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攻势。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广告牌、宣传画；将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餐具、酒杯等赠送给饭店酒楼；每逢节日，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巨大酒樽招摇过市，并把小瓶装的白兰地、葡萄酒沿街赠送给行人品尝。此外，他还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册，到南洋各地华侨集中的地方散发，宣传的内容则着重于葡萄酒对身体的补养作用……这一系列措施，很快发生了作用，张裕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开，风行全中国，并且在海外华侨中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人们举行宴会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张振勋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实业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有自己清醒的眼光。在长期“实业兴邦”的实践中，他深深地看透了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所以对未来的革命寄予很大希望。辛亥革命兴起时，他不但支持儿子张秩君参加同盟会，还通过胡汉民暗中资助孙中山革命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又捐助福建革命军民。因此，1912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经过济南时，曾专程去张裕酿酒公司参观，在品尝了张裕葡萄酒后，欣然写下了“品重醴金”四个字，表示他的赞赏之情；孙中山还邀请张振勋出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南洋劝业会总理，委托他组织中国和华侨商品展览，借以推销国货。同一年，康有为去张裕公司参观后，也写下了赞美的诗句：“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辛亥革命后，张振勋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级顾问及南洋宣抚使等职。张振勋对于当官没有热情，却利用这个机会，为张裕产品大作广告。每次到饭店酒楼用餐，他都指名要张裕公司的白兰地酒，并且向周围的人说：“你们喝过这种酒吗？我走遍世界各地，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真是举世无双啊！”引得人们都想尝尝这种美酒。
　　张裕产品的成功，离不开酿酒师投保的贡献，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拨保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得不应征回国参战。为了感谢张振勋多年以来的热情相待，拨保在临行前介绍了一位意大利人来担任酿酒师。张振勋想，办厂这么多年了，技术上一直依赖外国人，总不是长远之计，最好能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那就可以不再受制于人了。他暗暗嘱咐公司张子章和朱寿山两人，要他们每天跟紧洋酿酒师，偷学他的技术。可是这位意大利人也十分精明，技术上非常保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都把所有的人赶出房去，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让任何人偷看。张子章和朱寿山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发现，这意大利人好酒，喝醉以后还好说话，于是就设法在中秋节那天请他赴宴，把他灌得半醉，再把话题引到酿酒上来，结果意大利酿酒师果然中计，无意中把酿酒的几个关键技术都说了出来。张子章他们赶紧记录下来，照这办法去进行试验，一次就成功了！张振勋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国酿酒师，从此在技术上也可以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了！
　　张子章和朱寿山还根据张振勋的设想，用玫瑰香为主要原料，酿制出艳如红宝石、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甜酸适口的红葡萄酒；以白葡萄为原料，参照中国传统药酒工艺，加人肉桂、豆蔻、藏红花等十几味中药材，酿制成既有葡萄酒特色、又有滋补作用的味美思，使张裕的产品更加丰富。
　　1914年，在张振勋的精心组织下，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了中外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并且获得了金牌证书。为此，民国政府向张振勋颁发了二等嘉禾勋章，并特许张裕产品免交注册税。从此，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酒、西凤酒、汾酒、沪州大曲一起，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1915年4月，张振勋受命担任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美国考察。他们途经旧金山时，适逢三藩市举办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张振勋就派人将随身携带的张裕葡萄酒送去参加比赛。比赛揭晓，张裕白兰地荣获国际金牌奖章，而味美思和玫瑰香也双双获得优质奖章。颁奖大会上，当主持人隆重宣布：“中国张裕酿酒公司的白兰地，荣获本届赛会金奖”时，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年已古稀的张振勋走上领奖台，伸出满是皱纹的双手，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奖章，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酿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
　　回国以后，张振勋就将金奖章图案缩印在商标上，这就是至今仍名扬四海的“金奖白兰地”的来由。
　　张振勋在总结他的创业经验时说，第一要从长计议，看准了的事情就不惜投资；第二要坚韧不拔，决不向困难低头！确实，离开这两点，很难成就大事业。
　　1916年9月，张振勋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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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26 PM

10.新闻巨人普利策

1864年，美国的南北战争正如火如荼，紧张的气氛弥漫在北美的每个角落。
　　在北方东海岸的波士顿港，深夜是一片死寂，漆黑的水面除了船上闪烁的点点微光外，什么也看不见。港湾内的一艘船上，有一个17岁的男孩四下张望了一会儿，趁船上人没注意，迅速跃入冰凉的海水中。他潜入水底，一直潜游到远离那艘船，才探出头来呼吸一口气。他在下午船快驶近海岸时，就已经事先看准了陆地的方位。
　　他开始向岸边游去。游了一会儿，他已筋疲力尽。他仰浮在水面上休息了一会儿，浑身冰冷。他几乎支持不住了。他想喊“救命”，但这一喊，美国海岸警卫队士兵就会向他开枪射击。就是不被击毙，海防人员将他遣送回船上，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他于是咬着牙又向前游。突然，有个硬硬的东西把他撞得疼痛难忍，啊，这不是岸边的木桩吗？他总算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冒险跳海的17岁男孩，名叫约瑟夫·普利策。这位后来在美国功成名就，成为大富豪和新闻界创始人的普利策，就是这样踏上美国大陆的。
　　普利策184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一个叫马口的小镇。这里靠近罗马尼亚边境，有着一片肥沃的土地。他的父亲是个有教养的犹太谷物商，母亲是有德国血统的美女，是个天主教徒。普利策排行老二，老大已经夭折，老三叫亚伯特，老四是个女孩子，名叫艾玛。兄妹三人从小就由家庭教师负责管教，尤其受过严格的德文、法文等语文训练。
　　普利策年幼时，家境小康，不愁衣食。可是不久，他父亲因心脏病去世后，他的生活就起了很大变化。母亲再嫁，他和继父布劳相处不好，使得他在家里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他一心想要外出独立。17岁的普利策就这样离开了布达佩斯。
　　起先，普利策想当个奥地利军人，但因为年龄太小，视力不好，身体单薄遭到拒绝。于是他又前往巴黎、伦敦，请求加入外国兵团，但依然是到处碰壁。后来他又到了德国汉堡。在那里，一个德国佬对他说：“小伙子，我可以让你乘船到美国去当兵。”普利策心想，当时各地都出现大批失业者，想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年轻人只有当兵才能混饱肚子。美国远是远点，可是德国佬把美国士兵待遇吹得天花乱坠，他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
　　再说普利策偷渡上岸后，发现美国的农田景色和匈牙利大不相同，地广人稀，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美国农民的生活比起自己家乡来，要好得多了。
　　普利策花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抵达纽约。纽约不比欧洲的某些城市大，也不算很漂亮，但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大厦林立，新房子越盖越高，直耸云霄。他特别喜爱人们那种快速的谈话方式。在这里他可感觉到生命的跳跃与成长，纽约城就好比他本人一样，既年轻又充满活力。普利策认真地学习英语，由于他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简单的会话。
　　普利策觉得靠打零工糊口终非长久之计，便找到联军总部，报名当兵。“林肯骑兵队”一名军士接待了他。军士见他英语说得很别扭，突然用德国话问他：“你会骑马吗？孩子。”
　　此时普利策心跳得厉害，对于一个在匈牙利农村小镇长大的孩子来说，骑马是他最喜爱也最拿手的。当他问清楚“骑兵”的意思后，便高兴地点了点头。那军士便领他去见一名军官。军官和蔼可亲地拍拍他的肩膀：“你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一定刚从船上下来的，你要证明自己也能做道地的美国人，是吗？这太好了，你找对地方了。这里的林肯骑兵队队员全都是来自德国的高尚家庭，他们会像兄弟般的照顾你的。”于是，17岁的普利策就成了林肯骑兵队里最年轻的一名战士。
　　军队纪律是严明的。普利策的马骑得相当好，但他的表现不像一名士兵的样子，站也站不直，走也走不好。有次班长训斥他，他竟不停地回嘴，挨了班长重重的两耳光。普利策古怪的仪表和神经兮兮的表情，常使指挥官看不顺眼。有一次指挥官暴跳如雷地叫着：“叫他滚蛋！我们军中没有这种笨蛋。”
　　这种话深深地刺伤着普利策的心，使他和士兵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他才明白，在那些身经百战、受尽战争折磨的老兵眼中，自己是个小小萝卜头。老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战友，在战争烽火中丧失了生命，内心的创痛可想而知。而年轻的普利策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却经常对战争高谈阔论，目中无人，老兵们和长官怎会不讨厌他？
　　骑兵的伙食是不错的，正在发育的普利策一天一个样，长得壮实而又高大。渐渐地连长蓝赛上尉开始喜欢他了，没事时还把他喊到帐篷里跟他下棋。蓝赛上尉告诉他说，兴趣广泛、好问博学，这在战后是优点，可是在兵营里就不能有个人行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人家要你向前，你就不能退后，长官会为你思考。去猜想骑兵队长做什么，或林肯总统会做什么决定，这些可不是二等兵普利策的事。篮赛上尉还称赞他说他的骑术是全连数一数二的。普利策频频点头，似乎明白了许多。
　　可是第二天大清早，普利策就又闯祸了。大清早集合的时候，他迟到了，而且衣冠不整。值星班长咆哮着命令他出列，大声地对他训斥，什么狠毒的字眼都搬了出来，连他的祖宗三代和祖国都骂到了。普利策顿时怒气冲天，他使尽吃奶的力气朝班长脸上猛揍。他的个性是，谁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就会大动肝火。
　　士兵们个个目瞪口呆，待回过神来之后才上去拉开他。这时一位排长闻声赶来，排长一听士兵竟敢殴打长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普利策被带到总部大楼，被武装士兵看守在禁闭室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这在战争时期，他也许会被枪毙。但他对所做的并不后悔。如果有人还敢辱骂他，他还会那么做的。
　　不一会儿蓝赛上尉来了。普利策问道：“是不是拉我出去枪毙？”蓝赛上尉说：“你又胡思乱想啦，军队是不会这样处置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的。不过挨你接的班长一心想置你于死地，幸亏许多战士为你说情。”
　　普利策感激地望着上尉，两腮挂满了泪水。
　　蓝赛上尉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将调往别的部队。你一定要记住我说过的话，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不要跟军队挑战。”
　　普利策被解除禁闭后，回到了连队。他记住了蓝赛上尉的忠告，从此，在军队的这段最后时光里，他一直没出过纸漏。他再也不是一个乐观、活泼的小男孩了。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永不磨灭的创伤，造成他今后不愿意在任何人的身上寻找友谊的性格。
　　1865年5月23日，联军在?⒍倬傩凶詈笠淮斡涡校?挚献芡承?济拦?媳闭秸?崾??
　　普利策领了最后一次薪饷。他和许多无家可归的士兵一样，决定留在纽约。
　　战后的纽约，大批退伍军人使本来难寻职业的失业大军更加庞大。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就会有几百人前往应聘。普利策英文还是不行，又没什么专长，要找个工作谈何容易。他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后来外套有了破洞都没钱买件新的。
　　尽管如此，普利策也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只要口袋里有个角币，他仍然会到法国旅馆附设的一家小店找人为他擦皮鞋。有一天，擦鞋的对他这个阿兵哥说，请他帮帮忙以后别再来擦皮鞋了。普利策问这是为什么？擦皮鞋的只好说，法国旅馆的阔佬不愿意跟他这个穷孩子坐在一起擦皮鞋。普利策看看身上破旧的衣服，再看看阔佬投来的鄙夷的目光，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种尴尬的局面，使普利策决心离开这个城市；而且他发誓，有朝一日他要返回此地，买下这家法国旅馆，然后把它夷为平地，在这里重新盖上一栋举世无双的摩天大楼。
那天，普利策碰巧遇到一位林肯骑兵队的战友。战友劝他到西部去，西部才是真正的美国，于是普利策决定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去。他深信他的希望到了那里会实现。
　　普利策在离开纽约时，身上只有几个铜板。他卖掉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一条丝质手帕。他以步行和搭乘火车的方式前往圣路易斯。当他见到密西西比河的时候，不但已身无分文，还卖掉了一部分的衣服。他走过的路程，相当于从布达佩斯经过巴黎到伦敦那么远。他把母亲美丽的照片带在身边，寂寞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这是他唯一能获得安慰的短暂片刻。
　　普利策于10月10日傍晚到达密西西比河畔，正好碰到一阵雷暴雨。他又冷又饿，眼睁睁地望着对面的万家灯火，却无可奈何。一座桥也没有，又没钱坐轮渡。他浑身颤抖着，不知道如何能捱过这个夜晚。他站在岸边看着渡轮来来去去，船夫叫他走开，他只装没听见。
　　普利策等又一艘渡轮靠岸后，硬起头皮问船夫：“请问你们需要人手吗？我必须去圣路易斯，可是我身上没钱。如果我留在这里，一定会被冻死的……”船夫仔细地打量着他因寒冷而变成紫色的脸，终于代他向船长求情。船长答应让他上船烧锅炉，借此免费乘船过河。
　　船终于靠岸了。普利策铲了一夜的煤，四肢无力，全身发痛，下船时差点跌倒。船长给了他一点钱，告诉他到哪儿去找吃住的地方。他找了个最便宜的客栈，倒下去就睡着了。
　　下午，普利策被嘈杂的人声吵醒了。起床朝窗外一看，只见宽阔的密西西比河上艳阳高照，圣路易斯市是那么生气蓬勃。他来到大街上，买了个面包边走边吃。此刻，街上到处都是猎人和生意人，当然还有婀娜多姿的淑女和穷兮兮的工人。新盖的商业大厦、银行、学校处处可见，这些美好的形象，使得普利策深信圣路易斯是个可以寻求光明前途的城市。
　　普利策第二天就找到工作了。由于他身体瘦弱，没办法干粗活，而且脾气也不好，又有几分傲气，不太愿意干那种让人呼来唤去的事，所以他接二连三地换工作，做过骡夫、水手、建筑工人、码头苦力、餐厅跑堂和马车夫，但没有一样是他真心欢喜的。
　　普利策幸运地租到了一间好房子，和一个德国家庭住一块儿。房东劝他找个固定的工作。要找到一份固定的体面工作，就得先学好英语。他于是来到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差事，每天为图书馆工作2小时，换取可以任意借阅图书的便利。
　　每天早上，普利策赶到图书馆，边工作边如饥似渴地读书，上班时间一到，他又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去打工。在图书馆，他遇上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的教授。虚心好学的普利策赢得了托马斯的好感，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托马斯日后对普利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868年，普利策当上了律师后，因为没钱设立律师事务所，加上年纪轻轻，又是一口夹生的英语，找他帮助打官司的人望而却步，业务始终不见起色。
　　一天晚上，图书馆里有两个人在下棋，其中一个正举棋不定，站在身后观看的普利策提醒他说：“别走那一步！”两个人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望着他。其中一个说：“老兄，如果您走那一步，您就输定了。”普利策又站在另一方，拿起棋子走了几步说：“先生，如果您这么对付他，还是会赢的。”
　　两个人看看普利策，又看看棋盘，似乎让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棋艺给镇住了。
　　当普利策正想离开时，其中一位叫住了他说：“年轻人，我想认识一下你这位棋艺高手，也顺便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给你，这是艾米尔先生，我叫苏兹。”
　　普利策一听不由伸了伸舌头，他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敢得意扬扬地指导两位名人下棋。在圣路易斯，没人不认识艾米尔和苏兹，尤其是苏兹，他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过去曾帮助林肯竞选总统。苏兹原籍是德国人，担任过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南北战争时曾是少将，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
　　这两个人共同拥有一家圣路易斯《西方邮报》。
　　当苏兹听普利策说曾在林肯骑兵队服过役，便和艾米尔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俩同时想到，这个才满20岁的年轻人，已当过骑兵、打杂工人、律师，见多识广，而且下得一手好棋，这是很少有的。
　　正好《西方邮报》的一名记者不干了，得找个人补缺才行。苏兹和艾米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普利策。他俩问普利策愿不愿意当记者；普利策说他当然想当，只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怕胜任不了。他俩勉励他边干边学，说他脑瓜子很灵，不久就能胜任的。
　　普利策上班的第一天，总编辑就派他去采访一桩盗窃案。当他赶到失窃地点时，已经有许多别的报社同行闻风赶到了。普利策不仅详细地进行了采访，还帮助办案人员分析案情。结果，案子很快就侦破了，而普利策也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就连对他的能力有很大疑问的总编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小伙子了。
　　接着几个星期，普利策写了许多报道。他之所以一口气能写那么多的报道，是因为他下笔快而且不浪费一分一秒。他领受任务后，大街小巷到处奔忙，他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甚至别家报纸只字不提的芝麻小事，他也不放过。他认为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市民身边的趣闻趣事。如果不是苏兹支持他的观点的话，他这些稿子是发不出来的。他的文章一登出，读者争相传阅，顿时洛阳纸贵，《邮报》销售量直线上升。
　　报社老板苏兹又把普利策调往杰斐逊城，担任报社驻该城特派记者，专门采访州议会开会的消息。他到首府从事政治采访的第一个月中，就已闯入议会的政治核心。
　　由于苏兹先生的熏陶和栽培，普利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兹认为这小伙子是新闻方面的奇才，有朝一日会和自己并驾齐驱。
　　果如苏兹所言，1869年12月，普利策通过竞选，当选州议员。进了议会后，他敢仗义执言，尤其对贪官污吏更是大加挞伐，就像在报上发表抨击文章一样。普利策了解到圣路易斯市政当局所收的大笔税款不知去向，就提出一个法案，要求追查。当时就有一些议员极力反对，甚至公然威胁他的人身安全。朋友们也劝普利策别跟这帮有权势的人斗，说他们会要你的命的。但他照样坚持原则，一边在议会里跟他们斗，一边写了一篇篇内幕报道登在《邮报》上。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局被迫进行了追查，并将贪污受贿的官员绳之以法。
　　由于这件事，普利策被州长任命为圣路易斯市的三大警官之一。这一年他才23岁。他从身无分文来到圣路易斯，时间不长，就成了该市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如今的普利策已是个小有资产的人物了。他抽空回了一趟故乡。回到布达佩斯后，他这个衣锦荣归的游子扑向了母亲的怀抱，母子紧紧拥抱着，热泪滚滚而下。9年时间，一个流浪的穷孩子变成了报社的阔老板、一个政府要员，普利策的继父怎么也不能相信。
　　普利策回到美国后，直奔圣路易斯。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不少钱。赚钱的原因是他买下了一家报社，转手又卖给了当时的新闻业巨头麦克拉，净赚了2万美元。圣路易斯的居民不得不承认，普利策同时还是个有生意眼光的人。
　　有一天普利策突然告诉朋友说，他要去首都华盛顿，担任《纽约太阳报》的特派员。他有充分的理由要去华盛顿。当他回欧洲探亲回来时，曾在那里小住几日，并且遇到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女孩。那女孩名叫凯蒂。
　　普利策到了华盛顿后，渐渐和凯蒂热恋起来。但凯蒂的父母却难以接受普利策，在他们心目中，新闻工作是不值得干一辈子的。普利策下定决心，拼命地工作，希望能够在新闻事业上闯点名堂出来。他深信这个行业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1878年6月19日，普利策和凯蒂终于喜结连理。婚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前往欧洲度蜜月。夫妻俩的生活一直很美满。他们在欧洲游历了10个月后，又回到了圣路易斯。
　　普利策发现圣路易斯的一家老报——《圣路易斯快报》因经营不善，正打算出售，便以2.5万美元买下《快报》。这样，31岁的普利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报纸。但是这家报纸发行量只有24份。为了改变它的老面孔，普利策把它改名为《圣路易斯快邮报》，他在新报纸头版刊出了发行宗旨——本报除了人民之外，不为任何政党服务；本报不是共和党的发言人，只报道真实的一切；本报不会支持总统或国会，只公平慎重地给予批评；本报将攻击一切罪行及腐败行为……
　　《快邮报》面向广大市民，每日刊登一些和市民息息相关的报道，以及市民喜闻乐见的文章和图画，受到市民喜爱，发行量直线上升。普利策还喜欢刊登一些发人深思及引起议论的文章，像一篇与税收有关的文章就是个例子。它刊登了有钱人和大商人所缴的税额，以及工人和小生意人缴税的资料。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有钱人付的税很少，穷人反而缴得比他们多。这篇文章一见报，不到几小时，报纸就被抢购一空。普利策把最后一张报纸钉在报馆门口的橱窗里，他自己则躲在一旁，静听拥挤的读者对报纸的反应。
　　普利策这样做自然会得罪人。一些大商人恼羞成怒，串联那些逃税大户，撤消了在《快邮报》上的广告。这下子普利策的损失不小，但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的腐败。他曾在《快邮报》上撰稿说：“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普利策作为发行人兼主编，事务相当繁忙。事业一天天扩大，非得有个得力助手不可了。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终于找到了一位名叫柯克里的人，这个人性格同他相近，很有魄力。普利策于是任命他为主编。这样，普利策可以集中精力当报社的老板。
　　1881年，《快邮报》销路大增，普利策赚了一大笔钱。他拿出一部分利润让员工分享。主编除了高薪，年终还参加分红利。特别勤劳的报童，可以得到金表或银表。每年圣诞节，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全鸡大餐。
　　这时候，普利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虽然婚姻、事业都很顺利，可是此时普利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
　　1882年秋天，正当他和家人准备去加利福尼亚度假的时候，报社出了一桩轰动全市的大事，一个名叫史列贝克的律师被登在报上的一篇对他不利的文章所激怒，就带着枪到报社来滋事，柯克里为了自卫，开枪将他击毙了。
　　这件案子几乎毁掉了普利策和他的报纸。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聚集在报社大门前，提出威胁要将普利策处以极刑。疯狂的群众甚至把点燃了的火把扔进窗内。
　　普利策认为，不管如何，杀人绝对是坏事，谁干的都一样。西部天天在变，正在由野蛮走向文明，应该靠法制来解决问题。他给这件事弄得焦头烂额。他先让柯克里取保在狱外候审。他自己也率全家到纽约去了。
　　这时的纽约已和他刚从骑兵退伍时大不一样了，已成了一个相当繁华的大都会。为了能在纽约立足，普利策认为还是办报好。于是他买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世界报》。
　　1883年5月11日，第一张新《世界报》印出来了，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报社的编辑看了都大摇其头，认为这种报纸在纽约是行不通的。但是它每星期都发表由普利策亲手写的社论。社论说出了劳动者的心声，对纽约的富人显贵发出猛烈的抨击。
　　《世界报》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说出了深刻的道理，很快就赢得了读者。普利策还利用报纸这个阵地，支持克利夫兰参加总统竞选。《世界报》列出四个支持他的理由：1．他是个老实人；2．他是个老实人；3．他是个老实人；4．他是个老实人。
　　后来在短短的几年内，《世界报》成了全美国新闻界的泰斗，它所带来的震撼，使人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
　　普利策热心于政治，1885年，他在国会代表选举中，以高票当选为纽约市的众议员。
　　可是，妻了凯蒂并不快乐，丈夫越忙，在家陪她和孩子的时间就越少。一天凯蒂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普利策却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
　　原来，普利策说的是“自由女神”。他在国会就听说了法国人募集了一笔巨款，要塑造一座自由女神像，准备献给美国人民当礼物。这座女神像已塑造好了，正等着装运到美国来。有关人士建议将她安置在罗德岛地势较高的地方，以便让每一个进入纽约港口的人都能看得到，可是国会却迟迟不通过拨款预算。
　　普利策准备筹募一笔款项，使法国人的礼物可以早日运抵纽约。他于是通过《世界报》，呼吁大家捐款。《世界报》的大声疾呼立刻有了反应。1886年10月，当自由女神像在纽约港口矗立时，普利策与各地名流显要，站立于主持仪式的行列中。
　　1887年，普利策为纽约市的一次选举奔忙着，他日夜不停地演说，写文章，策划选举事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有天晚上，主编柯克里走进普利策的办公室，看见他直直地望着自己，两行泪水挂在脸上。原来，普利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的双眼已经瞎了。
　　为了调养身体，普利策和凯蒂开始了一次长期、悠闲的环球旅游，经过了印度、中国及日本。回到美国之后，普利策便筹划盖一座《世界报》新的大厦。他买下的那块地皮，就是当年退伍时身穿旧军服被有钱人看不顺眼，连擦皮鞋的都撵他走开的那座法国旅馆所在地。
　　1890年12月10日，纽约最高的一座大楼——新普利策大厦完工了。这是座20层楼的建筑物，地下室用来做印刷厂，一楼为营业部，二楼至十楼为出租的高档写字楼，十楼以上为《世界报》枢纽中心。镀金的圆形顶楼是普利策的办公室。第十一楼是漂亮的卧室套房，专供加班不能回家的编辑使用。
　　建这座大厦，普利策没有分文债务，这座价值200万美元的大厦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
　　普利策知人善任，他手下有一批像柯克里这样的精兵强将帮他主持业务。他虽双目失明了，但耳朵能听见，他每天都要听下属汇报工作，然后他作出指示。没事时，他让秘书读书、读报给他听。有时由他口授，让秘书代写重要社论。他还造了一艘豪华游轮，乘坐它到处旅游。
　　普利策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新闻人才，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200万美元，创办了一所新闻学院。
　　1911年10月29日，普利策在他的游船上与世长辞，享年64岁。
　　到了1931年，普利策花费毕生心血创办的《世界报》，在经济大恐慌的浪潮中宣告倒闭了。他的后代设法保留了《圣路易斯快邮报》，该报如今仍是美国的大报之一。
　　为了纪念普利策，美国每年都要评选“普利策”新闻奖，该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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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28 PM

11.状元实业家张謇

在中国历史上，状元出身的宰相为数不少，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则只有一位，那就是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实业救国”的先驱张謇。
　　张謇是江苏南通市海门县常乐镇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父是文盲，父亲识字也不多，但聪明的张謇自小读书就很勤奋，据说5岁时便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千字文》。有一天，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让学生对下联。张謇的三哥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是“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大喜过望，说他志向远大，将来一定能大有作为。
　　但是张謇参加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他一气之下，把应考用具都砸了个粉碎，发誓再不参加科举考试！
　　1894年春天，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清政府破例多开一次科举考试，张謇被父亲和伯父强逼着，再次应考，没想到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龠禾）的赏识，中了头名状元，并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然而这年6月，中日甲缯秸?捅?⒘恕Ｕ佩缆?灰宸撸?臀掏?ㄙ吆蹋┑热艘黄穑???髡偶峋龅挚沟酃?饕宓那致浴Ｋ?辉傩醋嗾赂?实郏?昊骼詈枵碌穆艄?督抵饕濉Ｔ诙氛??ち业氖焙颍?佩赖母盖滓虿∪ナ懒耍?凑盏笔崩窠蹋??匦牖氐郊蚁缛シ?ナ匦?年。于是张謇匆匆离开了京城。
　　第二年2月，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告终，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南通，张謇对腐败的满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侮，当务之急，一是要实行政治改革，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二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他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就应当正视现实，勇于投身实业，以拯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所以，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决心在家乡开办工厂。在给翰林院辞职书中，他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也是一位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他原先和张謇就有交往，也有在苏州、南通两地兴办工厂的打算。他看到张謇是新科状元，又热心于实业，便委派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这正和张謇的心意不谋而合。因为南通地区滨江临海，交通便利，气候适宜，无霜期长，是传统的产棉区。这里的棉花不但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纤维长，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而闻名天下。同时，当地农民具有纺纱织布的传统技术，他们织的“通州大布”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日益增长。此外，从当时的情况看，搞纺织所需资金比搞其它工业要少一些，生产周期短，能较快地获得利益。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官方的支持，都促使张謇放手大干一场！
　　1895年6月，张謇到江宁，与张之洞谈妥了办厂的事，回到南通，跟当地的豪门富户和亲朋好友一说，当即有人赞成，答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事情渐渐有了头绪。第二年春天，张謇把本地的花布商人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潘鹤琴，以及上海绅商樊时熏等人请到家里，商量集资认股的事情。大家议定以100元为一股，并分别认定了自己负责募集的股数，成立了最初的董事会。这6个人被人们称为纱厂初期的“通沪六董事”。当天，他们又现场勘察，选定了南通城北15里的唐家间作为厂址所在地，并且确定厂名叫“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的旗号一打出来，开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家见领头办厂的是个状元，既觉得新鲜，也感到心里踏实，所以投股的人相当踊跃。特别是唐家间一带的农民，听说土地可以入股，便纷纷以土地折股，省下了厂方不少购地款。张謇又仗着熟人朋友多，亲自写信到处为工厂作宣传，也招徕不少股东。
　　这样算下来，建厂所需要的资金该够了；可是，购买机器所需要的资金，就完全没有着落了。张謇只得再去找两江总督。这时张之洞已经被调任两湖总督，接任两江总督的是刘坤一。刘坤一的态度很热情，然而谈到钱上，他却也表示为难，先让张謇打他的旗号去借，后来干脆让张謇到湖北去找张之洞。张之洞总算是积极支持张謇的，他为了在湖北办纱厂，已经向国外购了一套机器，这时便决定，如果南通的大生纱厂厂房先完工，就把这套机器先让给大生纱厂用。
　　经过几番周折，大生纱厂的厂房总算建成了，纺织机器也运到了厂里。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纺出了第一缕棉纱。面对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身为总经理的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他们知道，为这纱厂，前后5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难！他一个堂堂的“状元公”，不得不东奔西走，集资筹款，看人家的冷脸，听人家的嘲讽。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说：“纱厂烟囱高，何时才冒烟？机器虽然响，何时纺出纱？”如今烟囱冒烟了，机器出纱了，张謇能不高兴得流下喜泪吗！
　　董事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互相道贺。张謇便趁着这个机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订立厂规厂约的事。他说：“头一脚虽然踢出去了，但正式生产，没有个规矩是不行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么大个厂，没有厂约，怎么负责理事？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可是这些人对于办厂并无经验，也不知道厂约该怎么订。幸亏张謇早有准备，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账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一条条说得头头是道。董事们听得心悦诚服，一致决定就按张謇的办法去做起来。为了提倡新的风气，打破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老爷’旧称。”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改善企业的管理，形成企业新风气，以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生纱厂的机器只响了半个月，就突然停了下来。张謇急忙查问，才知道是买棉花的资金用完了，厂里不得不停工待料。管资金的董事前几天已经向张謇反映过这个资金不够周转的问题，张謇因为正忙着办纱厂的附属学堂，希望早日培养出自己的能掌握洋机器的工人，所以把这事给忘了。他内疚地宣布，要给他自己记过一次，并且当即想办法，一方面让厂里把纺出的纱卖了，先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同时决定再次到上海去借款作为工厂的周转金。
　　张謇这一次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他发电报向老股东求援，同样没有回音。他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最后连带出来的旅费都用完了，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在四马路卖字3天，筹集回家的路费。凭着他的状元名声和一手好字，慕名而来的人很是不少。回家的路费是不成问题了，但他还是久久地在黄浦江边徘徊：空手而返，厂里急需的资金还是没有着落啊！后来上海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说可以先把工厂租给别人，几年后再收回，这样工厂还是自己的，得到的租金又可以作为流动资金。张謇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办法。可是接连来了几个有钱的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压，并且公然表示，只要张謇答应，他们可以给张謇个人大大的好处。张謇听了大怒，强硬地回答：“你们把张謇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也是货物，可以花钱收买的吗！哼，你们也太小看我张謇了！”
　　张謇回到了南通，靠着卖纱买棉的办法，苦苦撑持着厂里的生产。好在近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售价连涨了几次。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了。大生纱厂终于度过了这一次资金危机。
　　这一年，由于纱价大涨，大生纱厂获利达到20多万两白银。
　　张謇脸上的愁容终于烟消云散。
这一天，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张謇笑着说：“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
　　刘坤一接过棉纱，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再说为了国计民生，虽说吃一点苦，我心里也痛快啊！”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的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而办厂这五六年来，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在厂里支用过一文小钱！
　　困难和挫折锻炼着张謇的意志，也激励着他向更加宏伟的目标前进。他想，纱厂纺纱缺不了棉花，棉花需要花钱收购，而随着棉纱的畅销，棉花的价格也在天天上涨，更何况日本的厂家也到这一带来收购棉花……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棉田，不就可以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了吗？
　　想到这里，张謇毅然决定，建立一个垦牧公司，把沿海的荒滩改造成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
　　他与几位老朋友商量后，再次来到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将沿海荒弃的滩涂划给他们办个农牧垦殖场，使工商农牧形成一个系统。刘坤一当即表示支持，让张謇以他的名义写一份奏章给朝廷。这份奏章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1900年9月，通海垦牧公司正式开始筹备。
　　第二年3月，垦牧公司的章程经过七易其稿终于确定下来。这时，大生纱厂的事务也很紧，张謇只好把垦牧公司的开办事务交给他的学生江导岷。一些本来无地和少田的农民，听说张状元开办垦牧公司，管吃管住，还给工钱，大家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报名，加上张謇到上海招募来的失业游民，一下子就有了二三千人。他们先在海滩上筑堤垒坝，防止海水浸漫上地。一个多月下来，海滩上竟出现了一道石砌的长城！经过一秋一冬的劳作，1902年春天，垦区各处都长出了嫩绿的青草。个别碱性大的地段，工人们便开渠引水冲洗，改造土质。夏天到了，牧草、芦苇渐渐长大，工人们又弄来一些牛羊放牧喂养。秋天来了，芦花开了，牧草黄了，牛羊居然长得又肥又大……
　　正当人们为成功而欢欣的时候，意外的灾难袭来了。
　　一天夜里，海上突然起了大风暴。狂涛巨浪冲上海滩，石头砌的堤坝垮了，芦苇和牧草被淹没了，小牛小羊被卷走了。一年的辛苦劳作，转眼间化成了泡影！
　　张謇从垦牧公司工务处里冲出来，迎着狂风巨浪向海堤奔去，一边大喊：“工友们哪，快到海堤上去啊！”
　　工人们见年已半百的张状元竟然不顾一切地冲向海堤，开始简直以为他是发疯了，但很快，他们都被张謇的精神感动了，也纷纷跟上了海堤。
　　“修补堤坝，不能让潮水上岸！”张謇一边发号施令，一边带头挺身而出跳到海水里去搬石头。但是张謇毕竟是一个文弱书生，一浪打来，就把他打得跌倒在地。工友们连忙来扶他，张謇直摇手，说：“快去搬石头！”工友们只得赶紧去搬石垒坝，张謇也艰难地在海水中抱着石头一步步往前挪。
　　终于，这一段缺口补了，张謇才离开这里，又向前去查看别处的险情。
　　经过几年的开垦和建设，通海垦牧公司已经初具规模。当年的荒滩，如今有9万多亩变成了良田，年产棉花多达四五万担。他们以堤划区，各堤之间都建有居室和厅堂。储物有仓库，吃菜有园圃，佃工有成排的宿舍。买东西也很方便，离宿舍不远就是市场。出门有路有桥，交通十分便利。特别是每年收获的那堆积如山的棉花，使大生纱厂的原料供应得到了可靠的保证。不常出门的农民到了这里，几乎以为自己是真的进了桃花源。
　　这确是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过的景况。
　　张謇常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从来就不满足于现有的事业，一直在不断扩展事业的规模。1904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利和新人股的资金，投资63万两白银，增添纱锭2.4万枚，所用的机器设备等也逐步加以更新。就这样，到1913年，大生实业集团已经拥有200万两白银、6.7万枚纱锭。
　　除了兴办垦牧公司，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开办了资生铁冶厂，还有广生榨油公司、大隆肥皂公司、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也接连兴办起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
　　在兴办实业之外，张謇一生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因为他认为教育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他先后兴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等，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实业培养了各种有用人才。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此后，他还先后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城厢初等小学、幼稚园、盲哑学校等。1920年，他又将纺织、医学、农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的南通大学。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及图书馆、气象台、医院、公园等，使南通成为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打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张謇的事业也在这时达到了顶峰。1917年，单大生纱厂的盈利就达76万两白银，1919年又赚了263万两白银。到1922年张謇70岁生日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同时，在盐、垦、牧方面，他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成为东南实业界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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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28 PM

12.汽车大王福特

在美国建国200周年庆典之际，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及其创办的汽车公司，在一项评选“美国独立百年20件大事”的民意测验中，被评为第10件大事，与“阿波罗”飞船宇航员登上月球、原子弹爆炸成功等相提并论，为世人所瞩目。可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汽车之父1896年亲手制造的第一辆汽车，竟是装有4只自行车轮子、凭借链条传动、没有刹车、只能进不能退的“怪物”。然而，福特汽车王国的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863年7月3日清晨，亨利·福特出生于美国底特律南郊迪尔本镇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祖父是从爱尔兰来美国定居的早期移民。
　　福特虽是个农民子弟，却对扛铁锹锄头下地干活、挤牛奶、养马等农事自小就很厌恶。与此相反，他对摆弄机械兴趣极浓。年仅7岁，他就是轰动全镇的天才少年技师了。
　　他对“滴滴答答”走个不停的钟表特好奇，总爱拆开来探个究竟。家中几乎所有的钟表都被他拆得七零八落。因此，家里人只要看见小福特回来，便立刻慌慌张张地把那些手表藏起来。
　　小福特在自己房间的床头柜里藏了7种“秘密武器”：钻孔机、锉刀、铁锤、铆钉、锯子、螺栓和螺丝帽。锉刀是用拣来的铁片切割而成的，钻孔机则是用从母亲那儿偷来的棒针改造的。7岁的小孩将这些工具收集得如此完备，简直令人惊叹。
　　福特的兴趣并不只限于钟表，新的农具一到家里也会被他拆得支离破碎。后来，他的兴趣又扩展到机器制造。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小福特跟随父亲到8英里以外的底特律去。在底特律火车站，他第一次看到了火车头。他立刻被这个大怪物迷住了，恳求列车长允许他进入火车头看看。那位好心的列车长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并为他开动了车头。他坐在驾驶台上，把汽笛拉得“呜呜”作响。
　　回到家里，他兴奋得整夜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他瞒过母亲，从厨房里偷来两把水壶，在其中一把里面放满烧红的煤炭，另一把壶里装上烧开的开水，然后从贮藏室里取出雪橇，把两个水壶放在雪橇上。
　　“火车头来了！”他一边向小伙伴们叫着，一边在地上滑动着雪橇。自制的“小火车头”成功了，他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后来，他又在学校做蒸汽旋转引擎的实验。他与小伙伴们把引擎安置在学校篱笆下，蒸汽使它能每分钟转3000转，速度非常快。正当他们全神贯注做实验时，不料引擎爆炸了，铜片、玻璃和铁片四处乱飞。碎片割伤了他的嘴唇。他的一位朋友也被碎片重伤了腹部。此外，篱笆也被炸得着火燃烧。后来，由父亲负责把篱笆修好了事。对这件事，父亲倒没有丝毫责备，只是平静地说：“亨利，以后做这种游戏要多加小心。”
　　小福特也没有因此气馁。他认为并非自己制造的蒸汽引擎不理想，而是不小心加煤过量的缘故。于是，他依旧继续做实验。他把自己的卧室当作小工厂，窗前的写字桌成了工作台。所有的玩具都是自己做，尤其是那些装有机械会动的玩具。弟弟妹妹一旦有了新玩具，都怕被他看见，否则就会被他拆掉。母亲是一贯支持他的，称赞他是“天生的机械师”，给他提供工具，并不断地鼓励他。福特一生中所表现出的镇静沉着、不屈不挠的性格，与母亲的教育培养不无关系。
　　福特12岁那年春天，母亲突然病逝。但母亲的一句箴言却永远铭刻在福特的心里，成了他一生创业精神的宗旨：“你必须去做生活给予的不愉快的事情，你可以怜悯别人，但你一定不能怜悯自己。”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7月的一天，他随父亲坐马车到底特律去。一路上，马车和人拉的车川流不息。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发出巨大的吼声。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的用蒸汽推动、在马路上行走的车子。他惊讶得几乎跳起来。
　　由于道路狭窄，为了让马车通过，这辆蒸汽车停了下来。福特立刻跳下马车，仔细地观察起来。蒸汽车的铁制前轮很大，在战车般的履带上绕着粗铁链；前轮上方有一个大汽锅，喷发着蒸汽，由此而带动引擎；后轮很高，后面牵拉着载有水槽和煤炭的拖车，看起来就像蒸汽火车头在平地上行走一样。他好奇地向驾驶员请教。态度和蔼的驾驶员不厌其烦地介绍车子的性能和操纵方法，并邀请福特去他家练习驾驶蒸汽车。他们成了一对好朋友。从此，亲手制造“利用引擎行走的车”成了他的梦想。
　　不久，父亲去参观在费城举行的“1876年独立百年纪念万国博览会”，回来后，向福特谈起会场中机械馆的盛况。馆中央有一辆考利斯蒸汽车，车上装有高12米的蒸汽引擎，有1600匹马力。这头庞然大物在会场上桀骜不驯地发着吼声，呼呼地吐着蒸汽。此外，会场上还有蒸汽钻、蒸汽车床以及蒸汽整地机等机械，使观众大饱眼福。
　　听了父亲一席话，福特深深觉得“机械的时代终于来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机械的爱好愈来愈达到痴迷的程度，脱离农场投入到机械行业中去的欲望也就愈强烈。16岁那年，他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开农场，到附近的底特律市去了。
　　1879年的底特律是个有10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很多。福特很快在该市最大的工厂“——密西根铁路车厢制造厂”当上了见习生，日薪1.1美元，可仅工作6天就辞职了。因为福特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修好了那些老资格工人无法修理的机器，这使那些人极为嫉妒和不满。接着，他又来到“福拉瓦机械厂”。由于薪水低，连房租也付不起，他只好晚上到钟表行打工，赚取每晚50美分的工钱。9个月后，他又辞职不干了，因为那里已满足不了他求知的欲望。
　　福特第三次跳槽是到“底特律造船厂”工作。那里周薪更低，每周只有2美元，但能学到一点东西。为交房租，他吃花生和葡萄干来填肚子。有人忠告他：“人和引擎一样，也需要燃料啊！”于是，他想出了“吃杂草”的办法：买来用便宜的大豆制的面包，把捣碎的马利筋叶夹在当中，做成杂草三明治作为他的主食。福特一生没有什么重病，而且活到84岁，他的健康长寿也许与他少年时代“吃杂草”这段经历有关吧！
　　在造船厂，他幸运地被分派到引擎车间工作，并得到上司的赏识，很快由见习生升为正式员工。
　　工作之余，他还注重学习。一天，他从一位同事那儿借来一本《世界科学杂志》，其中有一篇介绍英国欧特博士发明汽油引擎的文章，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欧特是内燃引擎的开发者，对内燃机的改进有重大贡献。在1867年的巴黎博览会上，欧特以四行程循环的自由活塞动力机参展而闻名于世Ｋ?衔?羝??婀?谂哟螅??视π」こ?枰??强?⒛谌家?娌豢伞８Ｌ囟源舜笪?奚停?壬?嗽诮煌üぞ呱弦灿κ褂媚谌家?娴南敕ā?
　　两年后，他以熟练技师的资格又跳槽到“西屋引擎公司”工作。作为移动式引擎的示范操作员，他学到不少有关引擎的知识。
　　1887年，福特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上干了8年后，返回了父亲的农场。父亲送给他脱粒机和40英亩的土地，但福特的志趣显然不在务农上，他只是想把土地上的森林开发出来，用卖木材的钱作为自己研究内燃引擎的经费。他在森林旁的空地上盖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和工作室，从事研究工作。他曾制造过一部蒸汽机车，虽然这部车会动，但速度很慢，而且只能走12米。
　　这时，美国的工业在各种领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钢铁业开始发达，铁路一再延长，石油精制技术也进步神速，电灯、电话也相继问世，汽油引擎的优点已被大家所公认。
　　在时代热潮的涌动下，福特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不甘心在乡村过悠闲的生活，他要当经理，创公司，做老板，干一番前所未有的大事业。
　　有一天，他向新婚的妻子克拉拉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要制造一辆采用汽油引擎而不用马拉的车子，并把构想中的车体形状画在一张乐谱的背面给她看。聪明贤惠的克拉拉坚决支持丈夫的计划，并且深信他能成功。于是，福特又告诉妻子，要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具备电气方面的知识，为此他就要到底特律的爱迪生照明公司就职。当然，这个家也得搬去。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克拉拉几乎要哭出声来，但理解丈夫的她很快忍住了，并表示就依丈夫的计划去做，把家搬到底特律去。
1891年9月25日，福特带着年轻的妻子，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来到了底特律。他们在穷人区租下一间破旧的公寓。福特正式受雇于爱迪生公司，担任夜间值班工程师。两年后，他又晋升为主任技师。每天下班后，他都来到屋后放煤炭的工作场里，埋头于汽油引擎的实验。
　　正当福特的汽油引擎试制成功，并开始进行“不用马拉的车”的试验工作之际，底特律第一辆汽油车由船舶工程师金恩制造成功了。金恩是福特的朋友。1896年3月的一个晚上，金思进行汽油车第一次秘密试车时，特地邀福特参加。福特可是生平第一次看到汽油车。在底特律夜晚的马路上，金恩开着这辆不用马拉的大型车，以每小时8公里速度缓慢前进。福特骑着脚踏车紧跟其后，仔细观察着这辆车怎样转动行走，直到完全弄明白为止。
　　3个月后，也就是1896年6月4日凌晨3点钟，福特亲手制造的第一辆“不用马拉的车”终于完成了。造车场就在屋后的小砖屋里，那里原是堆煤的，有几个小窗户，一扇狭门，当中的空位刚容下福特制造的车子。
　　“成功了！”福特和他的两名助手钉上最后一颗铆钉，兴奋得高喊起来。他们像胜利的运动员一样，相互击掌庆贺。福特迫不及待地要到外面试车，但车体比房门大得多，根本无法推出去。他立刻奔回家，取回一把斧头，举起来向小门两侧的墙上砍去。
　　还没有入睡的克拉拉从床上跳起，早已进入梦乡的邻居们也被砸墙的声音惊醒，纷纷跑出来看个究竟。
　　外面下起了细雨，周围漆黑一片。身上披着斗篷的克拉拉，拿来一把伞给丈夫遮雨。
　　一名助手骑上一辆自行车担任向导，这样可以让街上的运奶马车和行人及时让道。福特跃上驾驶座，亲自驾驶他的第一辆汽车，将它开上了大街。
　　这辆汽油机“四轮车”，底盘是安了4只自行车车轮的马车架改装的，外形比金恩的车子小得多，也轻得多。引擎为4马力，有两档速度，分别为时速15公里和30公里。动力传动是用一根连结发动机与后轮的自行车链条进行的。没有刹车，若要停车必须将引擎完全停止。车子只能进不能退，若要倒车，得下车来推。
　　由于点火装置发生故障，车行了一段路就抛锚了。住在附近一家旅馆的人们都蜂拥过来看热闹。他们指指点点，叫个不停：“这真是个大怪物！不知是谁竟把时间、金钱浪费在它身上？”“是疯子亨利，他整天整夜都在揭鼓这个玩意。”
　　福特毫不理会人们的冷嘲热讽，很快排除了故障，又得意扬扬地开车前进了。无论是看热闹的人，还是福特自己都不会想到，一个缩短世界距离的著名企业家就这样踏上了他的成功之路。
　　过了不久，福特终于成功地驾驶他的“四轮车”跑了13公里路程，前往迪邦镇去探望他的妹妹玛格丽。
　　发明电灯、留声机、活动照相机的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对福特试制成功内燃引擎汽车大加赞赏，甚至说超过了他本人设计的电动车，是“创世纪的发明”。
　　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的赞扬，使福特勇气倍增。1899年初，他的第2号车诞生了。和第1号车相比，在外形上有很大的改变，车体、车轮也加大了，可乘坐两个人。附件增加了，有衬垫的后座，有铜制的车灯，还有漂亮的挡泥板；而重量却减轻了，引擎噪音变小，车体震动也不大。这辆车足以和当时任何先进的汽车相媲美。
　　这一年的夏天，由福特任总监的底特律汽车公司宣布成立，这是在底特律设立的第一家汽车制造公司。不过它在1900年生产了12辆汽车就草草解散了。
　　回顾失败的教训，福特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计划，就是设法用自己的车参加赛车比赛并获胜，这样既可制造出更好的汽车，又能获得他人支持，有助于事业的早日成功。当时，欧美地区流行赛车，谁要在赛车时得胜，谁就能一举成功。因此，他决心制造一辆世界上最坚固、速度最快的竞赛用汽车。
　　到了1901年夏天，他的第一辆赛车造出来了。它具有25马力，车体轻，速度快，直道上跑可达每分钟1英里。这年的10月10日，底特律赛车比赛开始了。福特参加的是汽油车10英里竞赛，而对手是凭赛车活动而称霸同行的克利夫兰汽车制造商温顿。
　　这是决定福特和他的汽车的命运的一天。随着“开始”的号令一响，两辆车就同时冲了出去。车子跑到转弯处，福特不得不减低速度，温顿趁机超出。但到了直线跑道后，福特便加足马力追赶，博得全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声。这时，温顿的车子突然从车尾喷出蓝色烟雾，显然是出故障了，只好降速慢行。于是，福特在观众欢呼声中，迅速超过温顿，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
　　福特和他的汽车由此声名大振，吸引了大批投资者。不久，福特成立了第二个公司，并任经理。但董事们热衷于制造价格昂贵的汽车，又不善于经营，致使福特汽车公司与前一次一样，仅持续几个月，在1902年就解散了。
　　先后两次失败并未使福特气馁。1903年6月，福特与人合伙，第三次办起了福特汽车公司，并聘请一位专家库兹恩斯任销售经理。
　　福特敏锐地预感到，汽车的时代到来了。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开创一个“福特的时代”。
　　他接受以往的教训，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优先生产价格低廉的大众车。他开发了耐用可靠的新引擎，制造出一种时速达50公里的敞篷车，并命名为A型车。由于它的售价只有850美元，价廉物美，颇受市场欢迎，不到一年，就销售了650辆。在随后的3个月中，又猛升到1100辆以上。到了第三年，每月的生产量高达360辆。福特汽车公司成了底特律最大的公司。
　　为了进一步开拓市场，1908年福特公司又推出一种最新型的T型车。T型车不仅是一种车子，更是一种召唤，它将把汽车工业带入有希望、有前途、有实用价值的领域。它的价格低得一般工薪阶层都买得起，并成为进入农民家庭的第一种汽车。这种“廉价小汽车”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福特公司当年生产量就达1.9万辆，第三年竟高达7.8万辆。
　　福特意识到，产品要价廉，质量要可靠，必须采取流水作业法大量生产。为此他聘请了有“机械化天才”美誉的沃尔特·弗兰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生产线，从过去每生产一辆车需22小时18分钟降到93分钟，使生产率提高数十倍。这样一来，T型车的产量直线上升。1914年达到每24秒钟就出厂一辆的速度，年产量高达73万辆。
　　T型车自从1908年问世以来，到1927年为止，在整整19年的时间里，总共生产出了1500多万辆，创下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地球上行驶的汽车，有一半是T型车。至此，福特公司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福特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汽车大王”的称号。
　　1947年4月7日晚上，亨利·福特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家中。美国“汽车之父”的一生虽然结束了，但他从天才少年技师到汽车大王的传奇经历，以及他设计的T型大众车和大量生产的方式等，也随着他的大名，在世界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时至今日，福特汽车公司在福特家族第三代的领导下，依然雄居世界汽车产业的前列。1994年福特公司生产汽车449万辆，全球净收益达到53亿美元，销售收入共计1284亿美元，仅次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位居世界十大汽车厂家的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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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33 PM

13.报业怪杰赫斯特

1863年，赫斯特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他的父亲威廉·乔治是爱尔兰移民，一个成功的拓荒者，靠开采金矿和银矿发了家，他的母亲则是一名教师。赫斯特家境富裕，这养成了他对金钱无所谓的态度和追求冒险、刺激的大胆个性。一种纨绔子弟的作风，在他上大学期间就已完全显露。
　　1881年，赫斯特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哈佛大学就读。在这里，他挥霍无度，纵情于跳舞、音乐和啤酒，其行为任性是全校闻名的。但在此同时，由他担任经理的幽默杂志《讽刺文》却又得到全校一致好评。这多少显示了他与一般纨绔子弟的不同之处。
　　在校期间，对赫斯特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查尔斯·泰勒主办的《波士顿环球报》和普利策的《世界报》。他颇醉心于《环球报》那种耸人听闻的新闻；对普利策《世界报》的办报技巧更是欣赏不已。为此，他还曾到《世界报》当了一段时间见习记者。
　　当举国庆贺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总统时，赫斯特竟在他的刊物上大放厥词，校方因此令他暂时退学。仅仅过了几个月，赫斯特又开始在学报上恶意攻击淌冢?庖淮危??沼诒谎?？??恕?
　　赫斯特离开哈佛时，年仅22岁。他对这一惩罚毫不在意，这时他办报的兴趣已超过了一切，决心自己办报。他先用了一年时间认真学习和研究普利策的办报方式——在赫斯特看来，学习普利策决不是为了成为他的追随者，而是为了日后向他发动大胆进攻。他把普利策当作自己的假想对手，认为只有战胜普利策，才能满足他的成功欲望。
　　赫斯特的父亲乔治收购了一家地方性报纸《旧金山审查报》。当时这份报纸销量极低。乔治可不在乎发行量，他情愿蚀本，目的是为了从中捞取政治资本。1887年，雄心勃勃的赫斯特得到父亲的许可，开始主理《旧金山审查报》。从这里，他向报界迈出了富有挑战意味的第一步。
　　一开始，他仍是以普利策为榜样，挑选了名编辑萨姆·S·张伯伦为主编；请知名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来撰写《废话专栏》。还雇佣了一些名记者，如爱·H·汉密尔顿和阿瑟·麦克等人。
　　在报纸排版上，他大胆地试验了各种式样，安排对称的标题形式，采用醒目的铅字体，创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后来为别的报纸竞相模仿的版面设计。
　　大胆的改革和众多新闻好手的加人，使这份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第一年就使该报销量增加了一倍，达到3万多份；到1893年，达到7．2万份。比公认的大报《纪事报》还多。原本亏损的报纸在几年中被赫斯特办成了年平均获利达35万到SO万美元的盈利的报纸。
　　1895年，乔治病逝。赫斯特继承了大量金矿和银矿的股票。为了在报纸发行业上一展身手，他在母亲的支持下，卖掉了部分股票，获得75O万美元巨额现金。从此，他凭借强大的财力作后盾，运用惊人的胆量和才能，开始了在报界纵横驰骋的一生。
　　赫斯特的目标是向纽约进军，向普利策挑战。
　　1895年，赫斯特以18万美元收购了纽约《晨报》，这份报纸是普利策的哥哥艾伯特于1882年创办的，后来卖给了辛辛那提《问询报》的出版人约翰·麦克林。赫斯特买下这家报纸时，正是报纸亏损的时候。赫斯特将《晨报》改为《纽约日报》，并调动他的原有的那批精兵强将来到纽约，全力以赴地经营这份报纸。并正式向普利策发起挑战。
　　他的第一步是将他的《新闻早报》定价为每份1美分。低价的报纸招来大批读者，《早报》的销量很快就达到15万份。精明的赫斯特同时提高了广告费标准，从而补偿了报纸低价的亏损。虽然，普利策的《世界早报》比《新闻早报》高一倍价钱仍能卖到20万份，《世界晚报》的销量更是高达34万份，但普利策已经明显感到了这位加州来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威胁了。
　　赫斯特下一步的招数更凶猛：他以重金挖走了普利策手下众多干将，漫画家鲍尔斯、剧评家艾伦·达尔等都被赫斯特的高薪所诱而跳槽。
　　更猛烈更疯狂的进攻是在1896年1月，当时，《旧金山审查报》租用《世界报》的大本营——世界大厦的一部分作为它的东岸办事处。由于两家报纸在一座楼办公，双方工作人员来往密切。终于有一天，一场由赫斯特策划的“兵变”发生了——《旧金山审查报》的工作人员暗中策动，以高薪诱使《世界报》全体人员离开《世界报》。第二天，他们都去《纽约日报》上班了。其中包括普利策的得意干将、星期版编辑默利尔·高德。这个人擅长制造耸人听闻和假科学的纯刺激性报道，并且还首创了彩色印刷的连环画。他聘请漫画家奥特格尔特创作《霍根小巷》连环漫画，主人公是一个穿着黄色肥大衣裤的穷孩子。这个形象很快便深入人心，被称为“黄色幼童”，很吸引人。由于高德的功劳，星期版的报纸一年内突破了45万份大关。这份一年出刊52次的星期刊盈利竟和每年出刊333次的《世界报》母版相差无几。就是这个能干的高德，竟把漫画家和“黄色幼童”一起带到《纽约日报》去了。这对普利策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
　　普利策发现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这位报界领袖对赫斯特这种疯狂的做法愤怒已极。他想用同样的高薪劝回高德等人，但令人遗憾、令人更加愤怒的是，他们只回来了一天——赫斯特又用更高的薪金把他们带走了。
　　这次大规模的进攻几乎使《世界报》完全瘫痪。普利策只好用同样的办法从《太阳报》挖来主编布勒斯本，让他重新组织《世界报》的编辑工作；并连夜召集主管人员开会，共同研究对付赫斯特的办法。
　　布勒斯本不愧是办报的高手，他使《世界报》重振雄风，再次超过了《纽约日报》。而赫斯特并不气馁，他重施故伎，又以高薪游说布勒斯本，提出由布勒斯本来主编新创刊的晚报，晚报每增加1000份销量，给他加薪1美元。布勒斯本终于也被收买，并全力以赴。结果，他的周薪竟高达上千美元。他原来拿的报界一级高薪也不过每周200美元。
　　为了打击壮大中的赫斯特，普利策不得不模仿对方的做法，也将《世界报》降价到每份1美分，同时也采用提高广告费的办法来补偿发行收入的减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赫斯特的《新闻早报》发行量丝毫未受影响，而《世界报》的销量仅增加了8.8万份。且由于广告费的提高，广告商们纷纷联合起来抵制《世界报》，强迫它降低广告费。许多广告商甚至干脆将广告挪到《新闻早报》去做。同样的方法，取得的效果却大相径庭，普利策百思不得其解。
　　遭受了一次又一次打击之后，普利策开始采取退守的战术，减少办报成本，减少报纸版面，减少对华尔街的报道，取消书评等等。这些紧缩意味着普利策的地位已面临巨大的威胁。
　　纽约报界人士密切注视着这两个巨人的搏斗，甚至希望他们两败俱伤。不过，结果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赫斯特成功了，普利策也并没有失败，这位作风稳健的报业大王经过一番努力，还是站住了脚，并仍保持着他报界领袖的地位。那场大战至今在美国报界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当赫斯特把高德和“黄色幼童”一起挖去后，普利策又雇请了著名画家乔治·卢克斯继续绘《霍根小巷》的漫画。这样一来，纽约就出现了两家报纸同时刊载同一题材连环漫画的怪事。而这两家报纸的广告招贴画上都画着那个身穿黄色肥大衣服、没有牙齿、永远在笑的“黄色幼童”。为了竞争，这两家报纸都争相报道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并开始了靠黄色新闻打开销路的恶习。所谓黄色新闻，就是以极度夸张及捏造情节的手法渲染暴力和色情，内容不外乎要人丑闻、凶案、名女人及明星们的私生活等等。
　　美国的黄色新闻泛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究其罪魁祸首，人们都将赫斯特视为始作俑者。
　　1896年，他曾不惜重金派出三名记者和画家前往巴黎，访问当时正红的女演员安娜，以醒目标题“穿着睡衣的安娜”辟一专栏，并配上女演员肉感的速写，果然大受欢迎。
　　1896年在纽约河里发现了一具无头无四肢的男尸，被油布裹着；后来在附近又发现同样用油布包裹的其它部分肢体。赫斯特重金悬赏，发动30名记者去侦探此案——说起来有点可笑，但这些记者们从油布的来源着手追寻，找到了出售油布的商店，查出有一对男女曾来此买过油布；于是跟踪调查，终于发现了凶杀的证据，向警方报了案。这一充满暴力而又带色情因素的桃色新闻，被赫斯特的报纸大力渲染，一时，全美国都轰动了。
　　为了招揽读者，赫斯特对一切能加以夸张的消息都不放过。他善于发现那些为其它报社老板视而不见的事件，更善于把那些绿豆大的小事夸张成耸人听闻的消息——至于报道的真实性，在他看来是最次要的东西，重要的是达到轰动效果，从而吸引读者。他一方面以劳工阶层为对象，用最简单的文字，以娱乐、“激情”和所谓“除害运动”来打动读者；一方面自我夸耀，自我宣传，号称有胆量为社会打抱不平，敢于揭发贪污，打击罪恶。他总标榜自己的实干精神。《新闻早报》曾千方百计对法院施加影响，使一家煤气公司得不到在城里开业的许可证。对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他们也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予以抨击。
　　这些做法，既是赫斯特办报的策略，又是他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只要能对报纸发行有利，对抬高他的形象有利，采用任何方式他都不在乎。他有足够的胆量和热情去做一切事。
　　1898年，爆发了美国——西班牙战争，这是“最无痛苦的一场战争”，它仅持续了几个月，美国人牺牲很少，却换来在广阔的古巴国土上插遍美国国旗的骄傲。这是一次不义的战争，究其原因，主要是以赫斯特为主的美国报纸制造战争气氛，煽动战争情绪造成的恶果。赫斯特意识到战争这种充满激情的题材对报纸发行必然有利，就不失时机地利用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正义感，也利用了正在发展阶段的美国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扩张领土、扩大贸易和国外投资的愿望，极力在报纸上渲染西班牙对它占领下的古巴的暴行，以证明对西班牙宣战、匡扶正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为了煽动战争，赫斯特寻找一切可以说明西班牙人在古巴胡作非为的例子。1897年，终于让他抓住了小辫子。这一年，古巴反西班牙革命党人卡马奎被控叛乱罪，将被处以死刑。他16岁的女儿西施尼洛丝勇敢地向西班牙当局请求将她的父亲减刑为终身囚禁。被称为巨兽的魏勒将军同意了少女的请求，将卡马奎监禁在古巴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并允许西施尼洛丝住在岛上一间离她父亲很近的房子里。而西施尼洛丝就利用这个便利，开始了营救父亲的行动。这位以美艳著称的少女将岛上的司令官邀请到她的小屋里，结果司令官差点丧命。西施尼洛丝被控“色诱并企图杀害司令官”，也被判叛乱罪，遭到囚禁。
赫斯特决定抓住这件事来掀起一场反西班牙运动，他派出记者莱普生访问了狱中的西施尼洛丝，并在报道中将西施尼洛丝的被囚说成是抗拒司令官企图强暴。赫斯特把这条新闻当作妇女保护贞操和古巴人反对西班牙人暴行的事件，在报纸上极力渲染。
　　同时，《新闻早报》还拟了一封请愿信，请各地有影响力的妇女签名，然后向西班牙摄政王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请求赦免。《新闻早报》用12栏篇幅刊出参加签名妇女的姓名。后来，签名范围扩大到英国，增加了约2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王后表示：少女即使犯了罪，也不应该受到侮辱。
　　赫斯特见西班牙人有可能赦免西施尼洛丝，便火速派他的得力记者卡尔·德克前往哈瓦那去营救西施尼洛丝；并嘱咐他：“一定要在西班牙人赦免她之前完成。”卡尔向狱吏行贿，救出了西施尼洛丝，将她女扮男装潜送纽约。事后，赫斯特得意扬扬地大肆夸耀这一壮举。为了造成更轰动的效果，他还举办了极为隆重的露天欢迎会，让美国人民见见这位古巴女英雄。
　　在这次欢迎大会上，美国总统麦金莱迫于民众的压力，也前来与西施尼洛丝握手问候。此举使《纽约日报》名声大振，同时也激怒了西班牙政府，美西之间终于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1898年2月9日，由古巴革命政府成员偷来的西班牙驻美大使杜皮波·德·洛美给西班牙报纸编辑的信，被《新闻早报》拿到手并刊登出来。这封信把美国总统麦金莱说成是“软弱的、迎合暴民的、卑劣的政客”。这极大地激怒了美国政府。接着，在6天以后，美军“缅因号”舰在夏湾拿港口被炸沉。《新闻早报》又载文指责此事与西班牙有间接关系，并煽动美国人的复仇情绪。
　　经过一系列煽风点火活动，尤其是以后两件事为导火索，4月18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向西班牙宣战的决议。
　　在这次战争中，赫斯特亲率记者赴前线采访。一天，他们在海上偶然日击西班牙军舰被美军炸沉的情景，并发现有20名西班牙海军人员正逃向海滩。赫斯特立即带领记者们持枪冲向海滩，将这些人拘捕，并迭往美军司令部。这种冒险精神是美国人最欣赏的；再加上报纸的自吹自擂，大肆夸耀，《新闻早报》记者的壮举一时竟轰动全美国。
　　《纽约日报》在美西战争期间销量直线上升，战争给它带来巨大的利益。其它报纸也尾随其后，参与了战争宣传。就连一开始指责《新闻早报》报道不实的《世界报》在全国一致的呼声下，也卷进去了。
　　普利策曾十分后悔参与了这种为不义战争营造气氛的运动，在谈到赫斯特欺骗人民和煽动战争的无耻行径时，他又坦率地说：“尽管我认为《新闻早报》有错——我不愿去学它，但报纸总不免言过其实，毕竟它是一份报纸。”他甚至佩服赫斯特制造舆论的本领，说：“这正是我们的报纸需要的一种脑筋。”
　　《纽约日报》在赫斯特一连串的怪招下，发展得十分迅速。美西战争时期是它最辉煌的年代。但到了战争结束后，销量骤然下跌，它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1901年，肯塔基州州长哥贝尔遇刺身亡。《纽约日报》为造成轰动效果，竟将此案的责任推到麦金莱总统身上。这一过火的报道给《纽约日报》带来了噩运——同年9月，麦金莱总统也遇刺身亡。人们在凶手的口袋里竟然发现了一份《纽约日报》，上面赫然登着恶意攻击总统的文章—一人们更有理由确信，正是《纽约日报》这种煽动性的文章间接导致了总统的遇害。
　　其它报社见此情景，认为机会到了，一齐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掀起一次猛烈抨击《纽约日报》的狂潮。此后，继任的老罗斯福总统也针对《纽约日报》这类不负责的行为进行了痛斥。从此，这份报纸便臭名昭著，美国众多读者纷纷放弃阅读《纽约日报》，致使销售量直线下降，面临倒闭的危险，赫斯特终于受到惩罚了。他不得不将报纸改名为《美国人报》，从此不敢再肆意刊登黄色新闻，对各类事件不负责任的报道也加以收敛，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
　　赫斯特遭到的打击接踵而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等国已卷入战争，而美国政府则迟迟下不了参战的决心。当时美国朝野上下意见极不统一，有的主张支持英法，也有的主张支持德国，还有的主张中立。政府无法确定自己的立场。当时支持德国人的占少数，而赫斯特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美国的报纸除了《晚邮报》早为德国人收买成为其喉舌，只有赫斯特的《美国人报》支持德国。美国政府在较长时期持中立态度，但到了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即1917年，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赫斯特这时便有了错搭贼船的恐惧，赶忙一改腔调，骂起德国人来。然而，为时已晚，报纸的形象已大大受损。
　　赫斯特经营报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有更大的政治野心。他加入民主党，利用报纸极力攻击共和党政府。1902年他当选为民主党议员，竞野心勃勃地想去竞选总统，但却没有得到民主党的提名。1905年他竞选纽约市市长，也失败了。后来在1909年，他不惜重金再次参加市长竞选，结果仍旧是失败。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清醒了许多，原来他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
　　从赫斯特这人本质上说，充其量不过是个素质低下的文化商人，但他有经营头脑，这一点是别人所不及的。而且他能不择手段，做别人不愿做的事。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十多年中陆续收购了30多家报纸。在报业界，他可称得上是个大富豪了。
　　赫斯特一生挥金如土，1922年，他离开纽约，搬回加州，建造了一所豪华如同皇宫的寓所。这座寓所占地24万英亩，里面有农场、花园及一系列别墅式建筑。他还花费5000万美元巨资购买大批珍贵古玩，陈设在这所别墅里。
　　赫斯特一生最灰暗的日子是1929年华尔街股市那次所谓“黑色星期五”，股市暴跌使得他损失极为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事业实际已在走下坡路，《美国人报》销量直线下滑，到1929年，已亏损100万美元。他手下的报社也只剩17家。此时，为了还请银行的债务，赫斯特不得不又卖掉几种报纸，并将包括《美国人报》在内的大部分报纸都抵押给银行。
　　报纸被银行接管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937年，他74岁生日时，债务仍未还清。到1947年他84岁高龄的时候，他的报纸终于还清了银行的欠款，被抵押的报纸又都回到他的名下。虽然年事已高，赫斯特却仍旧野心不改，精力旺盛，斗志昂扬地从加州来到纽约，开始亲自重新主理那些报社和杂志。这种惊人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也是他的对手们所不及的。
　　赫斯特一生做的最后一笔大生意是在1948年收购了一家大型造纸公司，这家公司拥有提供造纸原料的森林，厂房设备都是新型的。这样一来，赫斯特所有报纸的用纸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1951年8月14日，赫斯特这个报业怪杰病逝了，享年88岁。他死时，手上仍有18家报社、9种杂志、8个广播电台以及一家国际通讯社。
　　赫斯特的一生是风光的。但是，他还是没有能敌过堪称报业大王的普利策——虽然他曾给普利策造成无限痛苦和烦恼。由于普利策作风稳健，从没有像赫斯特那样大起大落，这使他长期在报界保持着巩固的地位。时至今日，新闻界仍无人不知普利策的大名，但知道赫斯特的人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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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34 PM

14.商业巨擘西尔斯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商业无非就是做买卖，你买我卖，如此而已。但事实上，商业不仅对整个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也并非任何人经营商业都能成功，要想经营好商业也必须有赖于灵敏的头脑和现代化的管理。百年老店美国西尔斯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从一家乡村小店发展成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以零售为主的商业企业。目前它的总部设在世界上最高的110层的摩天大楼——芝加哥西尔斯大厦里，拥有各类商店2500多家，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巴西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高达300多亿美元，是美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其发展稳定就连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望尘莫及。在西尔斯如此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功背后，凝聚着几代经营者敏锐的眼光、辛勤的汗水和卓越的管理技巧，也许，这就是它发迹的奥秘所在。
　　西尔斯公司的创建人叫理查德·W·西尔斯。他原来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北雷德伍德火车站的工作人员。1886年，23岁的西尔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听说当地有个珠宝商有批镀金的怀表要处理。他就东借西借筹集了一笔钱买下这?潮恚?缓笠悦恐痪蛔?美元的价格转卖给车站的其他人。这次买卖，使他尝到甜头，一下子赚到几百美元。他干脆辞去火车站的工作，开了一家钟表店，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西尔斯钟表公司”。
　　一开始，西尔斯就把他的主要销售对象放在农民身上。那时，美国农民购买东西大都是到当地普通商店。这些商店效率低，价格高，品种少。因此，如果有一些价廉物美的商品送下乡，就大受农民的欢迎。西尔斯从他转手买卖怀表中得到启发，他便四处打听，专门收购一些因积压或欠债而遭扣押的商品。一些商品价格非常低廉，只是因款式不合城里人需要才积压，但对农民来说，式样并不过时。果然，这些积压商品在乡下成了旺销货。
　　久而久之，西尔斯对农村市场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这是个很特别的市场。由于交通不便，农村与城市相隔遥远，农民的需要与城市消费者个同，追求实用而不一定要求时髦；农民购买力低，但潜在市场庞大；农民有一种保守性，生怕城里人欺负乡巴佬，即使送货上门，也担心上当受骗，怕买了假冒商品。这些特点决定了要做农民的生意，非动点脑筋不可。很显然，商品对路，价格低廉，货源稳定，信誉良好，这些都不难办到，只是如何克服信息不通的障碍尚是一道难题。
　　西尔斯左思右想，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突然，窗外传来他熟悉的火车鸣叫声，使他想起他在火车站工作时，每天都有大量的邮寄包裹通过火车运送。“对了！”他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如果我利用这不断扩大的铁路网，经营邮购商品业务，向散居在各地的与世隔绝的农民发送邮购目录，邮售各种日用品，不就能解决农民们的信息不灵、与城市相隔太远的难题了吗？
　　1888年，第一张西尔斯邮购商品目录问世了，不过第一张目录上只有手表等少数几种商品。他的公司设在芝加哥市，随着铁路的开通，芝加哥已发展成经济中心，成了农民向往的大都市，因此公司推荐的邮购商品颇受农民欢迎。不久，第一批邮购的汇款单就寄到公司所在地。西尔斯的这一招果真很灵。他又寄出第二张、第三张邮购目录。到了1894年，西尔斯公司的邮购商品目录已经有厚厚的507页了，经营的商品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当然，公司名称也由“钟表公司”改为“西尔斯公司”了。在“目录”的封面上，醒目地写着“世界上最便宜的商品，我们的贸易遍布全球”这两句标准而又吸引人的广告语言。邮购的汇款单像雪花一样飞来。西尔斯确实赚了不少钱。可惜，面对到手的一叠一叠的钞票，他不思进取，不去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而是考虑如何从每一份汇款单中榨取更多的油水。鼠目寸光使他的业务量锐减，公司濒临破产，他不得不把公司卖给芝加哥的一个服装商米利雅斯·罗森沃尔德。
　　罗森沃尔德从1895年起主持和经营这家公司。他接受前任教训，不再光把两眼盯在营业额上，而是想尽办法给客户提供方便，让顾客满意。他针对当时市场的特点，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地推出一套发展邮购业务的新举措：印发邮购产品手册，并由此建立邮购工厂。随着他在芝加哥的邮购工厂建成开工，西尔斯公司开始形成工贸一体化的正规企业。到1903年，邮购工厂已是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厂，采用标准化的流水作业线。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公司以“农民之友”为号召，制定了“保证满意，否则退款”的销售政策，定期印发货真价实的邮购商品手册。手册中所列邮购商品事先都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均系农民所需产品，从生产工具到衣袜鞋帽、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如不满意，原款退还”，使农民消除了害怕上当的心理，不仅使西尔斯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声，而且把长期以来买方提心吊胆的情况转变为卖方谨慎从事的局面。这些独到的创见和做法，给农民极大的便利，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此，西尔斯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猛。罗森沃尔德这一套管理办法为西尔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20年代中期，一个名叫伍德的退役将军加入西尔斯公司，并接任公司的经理。这时市场已出现了新变化：农民有了汽车，进城买东西非常方便，不再和城市隔离了。伍德在进入西尔斯之前就作好了调查分析，早已成竹在胸，他上任伊始，就决定着重发展零售商店，同时为城市居民和农民服务。1926年，他在城郊建立了第一家零售商店，把原来以邮购为主改变为以经营百货零售商店为主，并努力满足驱车而来的农民和城里中等收入阶层居民的需要。为此，公司经营的商品范围进一步扩大，陈日常生活用品外，还增加了厨房用具、电冰箱等各种电器。零售业务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而前一阶段的邮购业务却没有为西尔斯培养大批的管理人员，这就成了西尔斯发展零售商店初期的最大困难。于是，伍德在改革销售和管理制度的同时，大批地培训商店的管理人员，从而使西尔斯零售商店发展成为50年代的新型城郊购物中心，它对美国人购物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城市面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非常之大。
　　伍德于1954年退休。在他任职的近30年里，他是西尔斯公司的绝对统治者。西尔斯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已确立了现代商业企业的雏形。
　　伍德之后，西尔斯公司一直由一个主席、一个总裁和一个执行副总裁集体领导，而且5～7年就换上新一任领导。人事的定期变动使西尔斯的经营方式也随之变化，从而使西尔斯公司始终保持活力，能随着美国人口构成和家庭模式的变化而及时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公司特别注重了解美国的家庭，并不断地分析和研究美国家庭未来的变化会有什么新的要求，然后设计和生产相应的产品。在六七十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家庭逐渐支配了美国市场，他们的需求和消费量增长最快。西尔斯公司敏锐地看到这一市场新变化，迅即推出相应的措施，以适应年轻人对教育、保健、旅游及财务咨询和业务辅导等方面的新的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除提供厨房用具一类商品外，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商和美国最大的书商之一，甚至是一个艺术品的大买家和大卖家。
　　由于西尔斯公司坚持以市场为中心、顾客至上的经营方针，公司发展异常迅猛。到70年代初期，公司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店已发展到2000多家，年销售额达200多亿美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以零售为主的现代化商业企业。它还投资于31个公司，这些公司生产和供应的产品占西尔斯销售额的28％左右。
然而，在70年代中期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西尔斯公司由于当时在经营上过分侧重为上流社会服务，面对突如其来的商品减价的浪潮，有些措手不及。结果，这一“商业帝国”也同美国许多企业一样，出现了危机。它在美国零售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下降，从1967年的9.3％下降到70年代末的8.2％，年销售额也下跌到200亿美元，西尔斯公司的财务面临空前的困难。
　　就在西尔斯陷入困境的严重关头，在西尔斯工作32年之久的特林，受命于危难之中，在1979年当上了西尔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特林上任后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对公司的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认为，要改变西尔斯以老大自居、不求进取的状态，使它跟上时代的步伐，一定要大胆地提拔那些比较年轻、有开创精神、不怕承担风险的人。他首先把一位年仅46岁的地区分公司经理布伦南提到分管全公司商品销售的重要岗位上，全权负责重组公司商品部。接着，又让55岁以上、工作无多大起色的经理人员提前退休，让有干劲、有志向的年轻人来接替。这样，仅在1980年，公司商品部就有1500名经理人员提早退休。
　　与此同时，特林坚决把国内外那些经营不善的商店和子公司统统关闭、变卖，不管它开办有多久，也不管它是否是新创办的。从1979年到1982年，西尔斯关闭的商店就有200家左右，连1925年开业的赫赫有名的芝加哥劳代尔区零售商店也不能幸免。经过这番整顿，公司变得更加精干有力了。
　　特林深知，顾客的信任是无价之宝，是商业企业取得成功的生命线。因而，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争取顾客信任的措施。
　　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顾客的要求，西尔斯设立了美国规模最大的居民需求凋研部。每天公司营业结束后，分设在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点必须在当天晚上，把当日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品名、数量、花色、厂牌名称和价格等，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出来，电报总公司。调研部收到各销售网点的报告后，立即对上述各种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并据此对市场销售趋势和顾客的爱好进行分析，对货物的增减提出建议。第二天早上，7点刚过，当西尔斯公司的决策者走进办公室，打开计算机终端的显示屏时，他们想知道的东西都呈现在眼前，从而能迅速地作出正确的决策。
　　要赢得顾客的信任，就要有值得顾客信任的商品。为了确保商品质量，西尔斯专门选派366名采购员和302名技术员，到供应西尔斯公司产品的生产线进行监督。供应商的产品必须符合西尔斯公司的产品检验标准。为此，特林专门在西尔斯大厦设立产品实验室，产品实验室拥有138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每年对大约1万种产品进行测试。为了检验床垫的耐用程度，他们用重达225磅的木制圆筒在床垫上滚10万次。为了检验皮靴的耐穿性能，他们将皮靴在水池里浸泡或是穿在自动行走机上检验数小时。为了保证抽水马桶的可靠性，他们让它连续工作10万次，每次1分钟。每样商品检验合格了，才准许摆上柜台出售。
　　即便这样，仍难以避免有个别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被卖出去。因此，为彻底消除消费者的顾虑，西尔斯重申创办初期提出的“包您满意，否则原价退款”的口号，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对退回来的东西从不争论，收回任何原因退回来的商品。这样一来，个别顾客偶尔也会滥用这一制度，如把磨得不像样的鞋退回来，把已用了6个月的泡沫材料家具拿来退……但西尔斯仍毫无怨言，微笑地收下。因为他们相信：在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的今天，这类顾客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他们这样的服务，会使这些顾客去买其它他们不会退回的商品。更重要的是，此举为西尔斯赢得了用金钱也买不到的良好声誉。
　　特林在公司的经营上还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跟上时代，着眼未来。”西尔斯是家百年老店，许多零售商店坐落在老商业区，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中不少店铺的建筑结构和内部设施，与现代工业生产出的新型商品很不相称，以致难以吸引更多的顾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特林批准了布伦南提出的“未来的商店”的计划，决定投资17亿美元，对600家商店进行装修改建，并新建62家现代化商场。这些“未来的商店”，采用协调的颜色、柔和的灯光和美丽的天花板装饰，商店里建有更多的陈放货物的侧廊，商品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排列，陈列得更为得体显眼。时装模特儿穿着世界著名的时装公司生产的时装，亭亭玉立，凝视着顾客。为了方便自选购物，商品标签上印着更为详细的商品介绍，还配备有新的现金收入记录机系统，结账时间从平均3分钟缩短到1分半钟。总之，“未来的商店”为顾客提供了更为舒适的环境和更为周到的服务，以吸引顾客到西尔斯商店消费更多的金钱。
　　曾为西尔斯立过汗马功劳的邮购业务，也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一步完善。西尔斯目前的邮购对象已面向全国，邮售的商品目录已增加到1000多项，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383个利用商品目录进行销售的中心。时至今日，西尔斯的邮售营业额仍占全公司销售额的20％左右。
　　特林不仅把目光停留在传统的商品上，而且努力扩大经营范围，使公司向多元化经营的方向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司抗风险的能力。1981年，西尔斯大胆地介入金融服务业，花巨额资金买下两家金融公司，成立西尔斯金融服务部，经营提供信贷和销售股票的业务。由于它经济实力强大，深得顾客信任。仅1983年，就获利7亿美元。此后，特林又制定扩展金融服务的大胆战略：把公司的信用卡变为借方卡，这样就能自动从储蓄账户上扣除购买商品的价款。此外，西尔斯还成立了“西尔斯通讯网公司”，提供长途电话服务，使用电话的顾客的电话费，可以在每个月西尔斯开给他们的账单内支付。
　　经过特林几年的苦心经营，西尔斯冲出了困境。西尔斯重展世界头号商业企业的雄姿，生意兴隆，利润上升。1983年，它的营业额达到近360亿美元，超过了杜邦、通用电气、海湾石油等美国大公司，仅次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德士古公司，居美国第三位。在1.28亿美国成年人中，每4人中就有3人到西尔斯公司的商店购物，有6300万人持有西尔斯的信用卡，每人每年平均到西尔斯购买500美元物品。西尔斯这家历经百年沧桑的老店成了美国人心中最理想的购物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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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35 PM

15.实业巨子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是安徽建德（今东至）人，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周馥，早年投奔在李鸿章手下充当幕僚，后官运亨通，先后做过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等大官。周学熙16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可是一直没能中进士。就在他留在京城继续攻读的时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周学熙深受影响，决定放弃科举考试，投身实业。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在1897年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开平矿务局，负责在上海推销煤炭的工作，第二年升任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又升任总办。
　　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使用的是外国进口的机器，生产的是优质煤炭，日产量达到五六百吨。煤矿生产用不着周学熙太费心，?哪抗饩妥?搅怂?嗌厦妗５笔本?鹿ひ岛兔裼霉ひ捣⒄苟己芸欤??嘈枰?吭嚼丛酱螅?晒?谌疵挥幸患宜?喑В??恳?拷?冢??壹矍?浅９蟆Ｇ逭????酝荚诤颖碧粕娇?焖?喑В?蛭???簧疲?痪糜滞０炝恕Ｖ苎?蹩醋磐夤?硕勒贾泄?乃?嗍谐。?睦锖懿皇娣????鞑椋??衔????喑杀舅涓撸??故且?冉?诒阋耍??韵蚯逭???笾匦驴?焯粕剿?喑В?⑶以诘钡卣业搅撕鲜实脑?稀?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水泥厂就要开工了。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混乱中，英国商人连吓带骗，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水泥厂。当时周学熙不在矿上，他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看破了他们的阴谋，不顾他们的威胁，断然拒绝签字，并愤而辞去了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1年秋天，周学熙被清政府派往山东济南。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提倡“实学”，筹办山东大学堂，便委任他当大学堂的总办。周学熙采取了中外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以中国的传统道德约束学生，一方面大量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决心运用西洋科技来振兴中国。袁世凯非常赏识周学熙办学堂中表现出来的才干，不久他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将周学熙调到天津。从此，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开始创办北洋实业。
　　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缺少货币；而北洋机器局造币厂也毁于战火。袁世凯当即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周学熙四处勘查，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这一方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一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周学熙就利用这笔钱发展工商实业。袁世凯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将北洋一切工商业都交给周学熙主持，使周学熙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1903年春天，周学熙专程到日本考察，在40多天里，马不停蹄，考察了几十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工矿企业、商业、金融财政部门，以及几十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使他眼界大开，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十年间，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我们中国只要坚持变法维新，也就一定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回国以后，周学熙就积极倡议，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了总办。他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资本，二是人才，三是机器设备，而后两个条件都要以第一个条件为基础。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有计划地筹集资金“兴工办学”。从1903年到1908年的5年里，他先后筹集了几百万两白银扶持官营和商办的企业。同时，又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分设化学、机器、绘图等六科，培养技术人才，并要求所有学员都学习外语。此外，他还用“请进来”的办法，招募英国和日本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以重金收买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用“派出去”的办法，选择优秀学员派往日本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实业的骨干力量。
　　周学熙的这些做法，却受到了一批顽固的封建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上告，攻击周学熙的“新政”“违反民意”。狡猾的袁世凯故意把这些诬告状批转给周学熙。周学照看后非常气愤，当时就准备到总督府去向袁世凯申辩，但是走在路上，他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袁世凯是在耍手腕，便明智地调头回家。他也给袁世凯写了一个呈文，只字不提诬告的事，只说要振兴直隶的工商实业，必须从“开通民智”人手；而民智不开，实际上是因为“官智不开”，所以他建议，今后对州县官吏，在任用之前，一律要先到日本考察3个月，让他们亲身受一受教育，对兴学、办厂、经商有一定认识，然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正式任用。
　　袁世凯看到呈文后笑了，他很欣赏周学熙的机智，并且接受了周学熙的建议。这场由反对新政开始的斗争，结果反而被周学熙利用，成了推广新政的机会！
　　这时，英国人诈骗开平煤矿的事，终于暴露出来了。由于当事人张翼和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所以清政府并没有严厉追究张翼的责任，只责成他收回开平煤矿。1904年10月，张翼到伦敦向国际法庭起诉。然而当时英国海军迫切需要东方的煤炭基地，所以法庭虽然承认英国商人有欺骗行为，却仍然将开平煤矿判给英方。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国，只得作罢。在这种情况下，周学熙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水泥厂。
　　周学熙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初他筹划复建水泥厂时，曾经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名叫汉斯。周学照经过考察，感到汉斯确有真才实学，所以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较优厚待遇。汉斯是个正直的工程师，工作非常出色。他看到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煤矿，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果断地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面对英国人重利诱惑，他明确地答复说：“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管理这个企业，决不能做背叛雇主而谋取私利的事！”后来，他又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所以，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水泥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到1906年农历七月初七，唐山水泥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接着，周学熙一边整顿旧厂，一边筹建新厂，并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在汉斯的帮助下，他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水泥厂，产品质量又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尽管如此，周学熙仍时时不忘收回开平煤矿的使命。1907年，他发现英国人又在开平煤矿周围进行勘查，企图开设新矿，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周学熙当机立断，说服袁世凯建立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四周有煤层的地区全部划入滦州矿区，以中国的滦州煤矿来制约开平煤矿。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的牌子就正式挂出未了，并由周学熙担任总经理。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使滦州煤矿很快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开平煤矿周围竖起了一座又一座土矿井。滦州公司的煤矿经理赵元理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早就佩服周学熙的为人和办事效率，他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角色。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每日生产煤1700多吨；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了专用铁路，安装了电话。与此同时，周学熙派精通德文的得力助手李希明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滦州煤矿安装使用了这些最新采掘机器后，如虎添翼，产量猛增，又因为所产煤炭质量比开平煤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正在这时，周学熙的母亲在扬州去世了。周学熙请假回去办理丧事。在家中过完年，便接到了新的任命，要他到北京去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用水和消防问题越来越使人头痛。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居民纷纷呼吁，要求兴建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都因为没有合适的经办人而泡了汤，这一次终于选中了周学熙。周学熙曾几度在北京居住，对于这些情况是了解的。上任以后，他立即挑选富于实干精神、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
　　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有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工程很快投入施工。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决定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消息一传出，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立即蜂拥而至，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地看他们表演；同时悄悄地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商业信誉比其它洋行要好，工程报价也接近原先的设计估价，而且瑞记洋行曾经办理过天津的自来水业务，对中国北方的天时地利都相当熟悉，所以最后选定了瑞记洋行，与他们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
　　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玩花样，企图提高工程费用。他们以为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也像中国其它一些公司的负责人那样糊里糊涂，容易上当，没想到周学熙不但理财经验丰富，而且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又比预算大为减少。1910年2月，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施工，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一生的“兴学办厂”中，这也是最直接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事业。
　　1909年冬天，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对英国人霸占开平煤矿的卑鄙行径也十分气愤，再次决定要收回开平煤矿的主权。周学熙又被任命主持这项工作。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
　　英国人之所以同意交还开平煤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学熙筹办的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但是收回开平煤矿对中国仍然是有利的，首先是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同时，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眼看大功就要告成，没想到那个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居然再次进行破坏，向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上书，说只要英国人能让他当“终身督办”，实际上就等于收回了开平煤矿，何必花这样一笔巨款呢！而那个草包摄政王竟听信了张翼的混账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要滦州煤矿自己解决。滦州煤矿无力承担，结果收回开平煤矿的事，由于这批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又一次功败垂成。
　　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
　　当时的局势对滦州煤矿是不利的。因为开平煤矿资本雄厚，采掘设备先进，经营时间长，销路较广，生产成本比滦州煤矿要低，所以降价给滦州煤矿造成的损失更大。但是周学熙仍然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开平公司都要倒赔，而滦州公司则赔得更多。然而，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周学熙独力支撑，到处借款，还是难以维持，不得已只好发行150万两白银的债券，来换取周转资金。开平煤矿虽然在财力上占着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地方，一是开平煤矿的蕴藏已越来越少，二是当时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反对列强侵略情绪，滦州煤矿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两家公司进行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双方处境都很艰难，但双方都咬牙坚持着，因为大家都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谁先败下阵来，谁就完蛋了。
　　可是，只要一直拼下去，拼到开平煤矿无煤可采的那一天，胜利自然就是滦州煤矿的了。所以英国商人改变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而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这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可是，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可是革命的过程中难免的社会动荡，却使大资本家们心惊胆战，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滦州煤矿的股东也是这种心理，所以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主张与英国商人斗争到底的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
　　尽管收回开平煤矿失败的责任不在周学熙身上，但他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认为自己对没能保住中国的权利负有责任。所以，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
　　周学熙收回开平煤矿的心愿，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没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遗憾的是，周学熙已经在这前一年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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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36 PM

16.金融大王贾尼尼
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奋斗，阿马迪·贾尼尼终于登上了全美国第一大银行总经理的宝座。他的一生，不仅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飞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巨头。
　　贾尼尼的父母亲都是意大利移民，在19世纪的淘金热时期来到美国旧金山。他的父亲路易斯·贾尼尼靠借贷在离圣诺耶（即今天的硅谷所在地）不远的郊外开了个简陋的客栈，后来又把客栈卖掉，在圣诺耶和旧金山湾之间的圣塔克拉盆地买了一块40英亩的土地。在这之前，他们的长子阿马迪·贾尼尼出生在客栈的木屋里。移居后，他的弟弟亚特里奥和乔治相继出世。
　　圣塔克拉盆地有着大片的葡萄种植园，葡萄业的竞争相当激烈。路易斯为了避开竞争，种植了杏子树，雇佣了一些意大利移民和墨西哥人。阿马迪在圣母院小学读书，放学以后，他作父亲的帮手。在学校里，他的成绩中等，但算术成绩却总是班上第一名。
　　1877年，路易斯因没有答应一个意大利移民1美元的借款，在杏林里被股薄Ｄ且荒辏?⒙淼喜?岁，他的母亲才22岁。这件事给他心灵上烙下终身无法抚平的创伤。
　　维吉妮娅是个坚强的女子，她一人既要照料3个孩子，又要管理果园。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又嫁给一个经常关心照顾他们母子的马车夫斯卡蒂那。两年后，他们将果园和房子卖掉，搬到圣诺耶镇上居住。直到阿马迪12岁的时候，他们才在旧金山买了房子，在那里经营水果和蔬菜批发，做起了中间商。
　　阿马迪与继父的关系很好，每天零点左右，父子俩就起床赶着马车去瓦夫码头，等待货船到来。运果菜的船一靠岸，喧嚣嘈杂的拍卖就开始了。斯卡蒂那一边做生意，一边教阿马迪拍卖用语、喊价和辨别果菜质量的方法。拍卖结束后，他们在瓦夫的早食摊上吃过早饭一阿马迪再生学校上课。
　　瓦夫附近有个被称为“贵族之丘”的小山，山上全是高级住宅。阿马迪非常羡慕那些充满罗马情调的建筑，经常幻想将来有一天，自己也拥有那样的住宅。
　　小学毕业后，母亲送阿马迪进了一所学制只有6个月的实务学校。毕业后，就在父亲的店里工作。这时，他虽然才15岁，已经长成一副成人的体格，高185厘米，体重77公斤，很像生父路易斯，而且性格爽朗，喜欢干活，从不叫苦。
　　在果菜拍卖市场上，阿马迪被同行们称做“斯卡蒂那小开（少爷）”，他做生意头脑灵活，算账快，虽然只有17岁，却已是市场上的行家了。一天，他向继父建议：“听说最近市场上柳橙和葡萄柚很好卖，我打听过，圣阿那的塔斯丁公司品质最好，我们买进来看看，怎么样？”
　　斯卡蒂那吃了一惊：“天哪，你怎么想起这主意！从旧金山到圣阿那，用6匹马拉的货车得跑两天两夜。傻瓜才会跑那么大老远去买柳橙和葡萄柚。”
　　阿马迪说：“但是这值得，圣阿那人口少，这种东西一定很便宜，只要能运到这里来，售价会提高许多，赚头会很大。”
　　斯卡蒂那虽认为有道理，但仍觉得没有把握：“那就试试看吧，要是真赚了大钱，我给你买金表。”
　　阿马迪果然成功了。继父也兑现了他的许诺，给他买了金表。原本在加州极为罕见的柳橙和葡萄抽后来竟成了加州的特产，这是阿马迪的功劳。
　　阿马迪的第二个创举是建立了契约买卖的方式：他不满足于拍卖市场的这种乱哄哄的买卖，要做更大的生意。他征得继父的同意后，独自骑马到萨克拉门多盆地的农家，在农作物未采收之前就与农民订立收购契约。这要付一部分定金，但蔬菜和水果的价格却要比瓦夫码头上便宜得多。他这样做，不仅从贩运商手中夺过了利润，而且，比贩运商们买来的还便宜。农民也很乐意，因为得到了定金，农作物的销路也有了保证，又可以减少乃至避免气候突然变化造成的损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虽然阿马迪要承受一定风险，但风险和利润通常是成正比的。年仅19岁的阿马迪因此被人们视为经商的奇才、鬼才。
　　在经营这种契约买卖的过程中，阿马迪深感农民的贫苦。尤其是那些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们为了买农具和种子，经常不得不将农田作为担保，向高利贷者借钱，他们称高利贷者为“贷款鲨”。其原因是银行不肯贷款给贫苦的农民。由此，阿马迪萌生了向这些农民提供贷款的念头，他的想法是不收利息，用贷款的形式取得下一季收获的买卖契约。实际上，这便是他最初的“农民银行”的构想雏形。
　　22岁的时候，年轻的阿马迪爱上了当地一个富商的女儿克罗琳达，尽管这个女孩子已经有了未婚夫，他仍坚持不懈地给她写情书，送鲜花，决心追求到底。后来，克罗琳达的未婚夫去欧洲留学，这给了阿马迪一个极好的机会，他终于成功了。克罗琳达成了他的妻子。婚后，他们生了两子一女。
　　阿马迪的岳父也是个意大利移民，原来在内华达山麓从事淘金，却一无所获，后来经营不动产发了财，拥有约50万元的银行股份和不动产。论财产，他们两家可谓门当户对。阿马迪结婚10年后，也就是在他32岁的时候，岳父去世了。克罗琳达还有许多弟妹，她的母亲忙不过来，就委托阿马迪在今后10年中代管遗产。
　　这是阿马迪一生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他将自己当时在旧金山已是首屈一指的中间商经营权转卖给他人，转而开始去经营不动产。他的岳父是当地一家叫做哥伦布储蓄暨贷款银行的创始人，这是一家类似信用社的小银行。合伙人叫夫坎西，是淘金热时期来到加州的意大利移民，这人在意大利人中声望最高。凭着岳父留下的股份，阿马迪进入哥伦布银行董事会当了董事。
　　哥伦布银行虽然创办得较早，但由于夫坎西的思想和经营方式比较保守，一味地将意大利移民中经营成功的大商人作为放贷对象，这实际上是限制了银行的发展。
　　阿马迪来到银行后，很快就得到下属的尊敬和爱戴，但他和夫坎西这位银行的创建者却经常因意见不合发生争执。他们对银行经营方针的看法相去太远。
　　阿马迪认为，旧金山一年要增加2000多人口，银行应该积极拓展经营范围，向农村中那些意大利移民放贷，即使是小户贷款对象也不应放过。此外，南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发展很快，应该将经营的触角伸向南方才是。
　　夫坎西从心里根本瞧不起这位新来的董事。他说：“你别老是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尽提些冒险的构想。干我们这一行，只要能坚持原定方针，稳扎稳打地经营就够了。”
　　两人的争论无休无止。
　　后来，夫坎西趁阿马迪陪母亲回意大利探亲的机会，召开股东会议，并在暗中活动，取得了大多数股东的支持，开始排斥阿马迪，把他从重要职位上撤下来。夫坎西还有一个后台，就是威尔斯·华国银行的总经理海尔曼，这人早就想并吞哥伦布银行，他出钱收买了原先支持阿马迪的股东们。这样一来，在董事会上，夫坎西就占有绝对的优势了。
　　阿马迪发现形势不对，他干脆辞职而去，决心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
　　这时，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旧金山，造成当地的美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对峙的局面。但所有这些银行，不是从事投机，就是目光盯着大企业，没有一家想到小本经营的贫苦农民。阿马迪认为，只有把这些农民作为贷款对象，他未来的银行才能有立足之地。
　　离开哥伦布银行时，阿马迪带走了这家银行的5名高级职员，后来又邀请了4位当年做中间商时的朋友，连同他自己一共10个人，商定大家合股开办银行。这10名股东中，除了詹姆士·法根是爱尔兰人，其余的都是意大利移民。按照阿马迪的想法，新创办的银行不设大股东，董事每人认100股为限，占总股份的1/33；其余2/3在普通民众中募股，这些人包括鱼贩、菜商、面包店、餐馆、药店、理发店、油漆店、水电行的老板和乡下农民。总的来说，以意大利移民为主要对象。名称就叫意大利银行。
　　他的想法的确有些离经叛道，合伙人开始都不太理解，但经他说明道理后，他们懂了，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扩大银行在民众中的影响，开拓一片新的领域。这正是阿马迪·贾尼尼的超人见解。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经营思路，意大利银行得以从很低的起点上飞快地崛起，最终成为美国第一大银行。
　　阿马迪的第一个对手是哥伦布银行，他怀着强烈的报复愿望，发誓一定要打倒夫坎西。哥伦布银行位于哥伦布街和蒙哥马利街交汇处的一座楼里，与一家沙龙共用。阿马迪得知那家沙龙的经营者正准备退休，就去与房主交涉，租下了整座楼。这样一来就逼着哥伦布银行搬迁。夫坎西虽然恨得咬牙，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搬走。
　　刚开始募集股金是很不容易的，正如长期从事银行业的詹姆士·法根所料，北海岸的意大利移民向来是情愿把金币藏在床垫下面，而不愿用来买股票，当银行的股东。经过艰难的努力，好不容易动员了1000个人，这些人一般都只买一两股。股金不够，阿马迪和另外几个发起人增加投入，这才凑足了股份。1904年10月17日，意大利银行正式宣布开业。
　　银行首先要吸引存款，为了让妇女们拿出家里多余的钱存到他们的银行里，阿马迪想到一个人。哥伦布银行有一位年轻的业务员，叫佩德里尼，这人不仅俊美潇洒，温文尔雅，头脑也很敏锐，是美国北海岸妇女们心目中的青春偶像。佩德里尼在意大利时也从事银行工作，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是怀着干一番大事业的希望来到美国的，起先在旧金山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在哥伦布银行找到一份工作。阿马迪用两倍于他原来的薪金的高俸，将他挖了过来。
　　当时，他的这种做法在董事会里也引起了争执。阿马迪说：“你们知道妇女们信任佩德里尼到了什么程度吗？要使她们从床垫里取出金币来储蓄，只有他能劝动她们。各位如果反对，佩德里尼的薪金由我个人支付好了。”
　　后来整整一年，都是阿马迪自掏腰包支付佩德里尼的薪金。佩德里尼也没有辜负阿马迪的厚望，在意大利银行迈向美国商业银行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确立下了赫赫功劳。
　　旧金山银行界对这个新开办的小银行根本不屑一顾。尽管意大利银行开业后，存款额月月上升，但与哥伦布银行相比，还差一大截。但阿马迪很有信心。在他的银行里，小业主和农民能不用担保获得25美元低额贷款。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策略，那些布衣小民要想做点买卖或投资农业生产，往往苦于借不到钱而一筹莫展，阿马迪牢牢地记着父亲就是因为1美元而惨遭横祸的教训。而所有的银行都不肯贷款给这些人，有的人只好借高利贷。阿马迪的做法无疑是扶持了农民和小业主，这些人一旦赚了钱，又会成为意大利银行的忠实储户——一般人都会具有这种感恩心理。阿马迪的远见卓识正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的。他和佩德里尼经常挨家挨户地走访农民，说服他们将钱存到他的银行里来。
　　阿马迪立下重誓，一定要击溃夫坎西。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是，他经常用自己的钱悄悄购买哥伦布银行的股票，他相信总有一天能彻底打倒对手。
　　1906年4月18日上午，旧金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来得非常突然，当时行驶在旧金山海湾的船都像被巨鲸从下面猛地托起，抛向空中；陆地上更是山崩地裂，距旧金山北面200英里的俄勒冈州界大片森林被夷为平地，温泉喷向空中，建筑物成片地坍塌；道路裂开了大口，路上车辆横七竖八，空气中弥漫着建筑物倒塌扬起的灰沙，到处是燃烧的大火……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
　　阿马迪当时在离旧金山南面约17公里的圣玛提欧镇新建的住宅里，因为地震中心在北方，这里损失并不大。闻讯后，他步行5个多小时赶到旧金山，看见了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空中笼罩着黑烟，地面许多建筑已经成了废墟。在那些瓦砾堆上，失去家园的人们痛哭着，茫然若失。
　　蒙哥马利街那一带情况似乎好一些。意大利银行还平安无事。阿马迪赶到那里时，佩德里尼和两位出纳在那里，还准备正常营业。8万美元现金装在一个帆布袋里，就放在地下。阿马迪在路上就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发生抢劫，他命令佩德里尼立刻带着现金转移；他拿着一支旧式卡宾枪保护，穿过浓烟弥漫的火场，向南飞奔。
　　他们来到斯卡蒂那商行，借了辆运蔬菜的货车，把钱、打字机以及所有文件都藏在蔬菜和水果下面，运送到阿马迪的岳母家。
　　两天后，阿马迪和他的下属重新来到蒙哥马利街，这时，意大利银行的那座楼已经被蔓延过来的大火烧成灰烬。后来的统计表明：整个城市有2.8万户人家房屋被烧毁，25万人流离失所。
　　失去家园的人们奔走于医院和尸体收容所之间，到处探寻亲人的下落。
　　州政府发布了银行封锁令，地下金库的建筑受到损伤，处于动弹不得的状态。而损失惨重的商人们更是心急如焚，重建家园需要贷款，他们强烈呼吁银行赶快开门营业。但没有一家银行敢这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阿马迪·贾尼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银行露天开业，地点就在他弟弟亚特里奥行医的诊所门口。这个诊所侥幸没有被烧，整天挤满了伤员。在佩德里尼和两个出纳的协助下，搬来两个酒桶，上面横放块门板，他们就在路边开始营业了。手头仅有8万美元现金，闻讯前来贷款的却络绎不绝，阿马迪虽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却多少能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那些存折在火灾中被烧掉的人，可以从他这里取得信用贷款；持有其它银行存折的，也同样可以到这里来贷款；即使是什么凭证都没有的，只要有个正当职业，能拿出信用证明，阿马迪也一视同仁地借钱给他。
　　意大利银行露天开业的消息传开后，出乎意料的是，来存款的人竟比贷款的人还多。鉴于火灾的教训，人们发现，钱放在床垫下面或衣柜里不如存到阿马迪的银行里可靠。还有一个连锁反应是，从此以后，意大利银行顾客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许多非意大利籍的移民也把钱存到他这里来。这意味着意大利银行的信誉和影响已非昔日可比。阿马迪因祸得福，财运亨通，到这一年年底，他的银行存款总额已超过130万美元；而贷款总额则达到140万美元。股东们分到5％的红利。此后，阿马迪又实行大银行资产的措施，使资产总额达到200万美元。旧金山大地震对意大利银行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由此它成为独当一面的商业银行。
　　大地震一年后，旧金山的城市建设逐渐恢复。阿马迪和妻子克罗琳达乘坐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火车，到东部去旅行。主要是想去纽约考察那里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他在那里拜访了意裔的各界人士。到旅行结束时，他有一种预感：美国将要发生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回去以后，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其中包括尽一切可能储存金币，付款全部用纸币。他知道，一旦出现经济危机，银行如果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就非垮台不可。
　　果然不出他所料，一个月以后，英格兰银行宣布提高重贴现率。其原因是，英国金融界对美国投资过剩，开始采取紧缩政策。此后不久，纽约的大银行被地方银行络绎不绝的提款要求弄得焦头烂额。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势不可当地发生了。
　　经济危机的消息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造成人心恐慌，储户纷纷提取存款，形成雪崩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首先是纽约华尔街的一批银行宣布倒闭；紧接着芝加哥、新奥尔良和西部各地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俄勒冈、华盛顿、内华达等州陆续宣布了关闭银行的命令。加州的情况虽然没有其它地方那么严重，银行公会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因大气候影响，形势也难免岌岌可危。
　　一天，阿马迪的二弟乔治跑来告诉他：“库罗卡银行发生挤兑了！”
　　阿马迪闻讯大吃一惊。库罗卡银行与阿马迪关系是比较好的，这倒不是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知道，只要有一家银行发生挤兑，势必会影响其它银行，不迅速制止这股风，大家都要完蛋。
　　他带佩德里尼赶到库罗卡银行，只见那里人群像疯了一样大叫大嚷，银行却大门紧闭。阿马迪拼命地挤进人群，站到高处去，对着激动、嘈杂的人群大声喊道：“请保持镇静，听我说一句！”
　　人们当然是认识他的，渐渐安静下来。
　　“诸位，旧金山和纽约、芝加哥不一样，这里银行不像华尔街，他们是搞投机事业的，我们不搞投机。请大家务必相信我的话，如果你们真的要用钱，请到意大利银行来，用库罗卡银行的存折一样可以领到钱。”说完这番话，阿马迪已经声嘶力竭了。
　　在大地震时，阿马迪的“酒桶银行”几乎无人不知，基于对他的信任，人群开始渐渐地散开。他这番话产生了作用。事后库罗卡银行总经理亲自登门拜谢。对阿马迪·贾尼尼来说，他这举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成分，但他成功了，不但拯救了摩罗卡银行，也使他自己免于这场风暴的冲击。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阿马迪发现，旧金山只有一家银行没有受到影响，这就是加拿大银行。这家银行是加拿大温哥华一家银行在此设立的分行。阿马迪想：为什么它在如此强烈的经济风暴面前能屹然挺立，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他特地去了加拿大东部考察。
　　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加拿大银行在全国设有分行，分行形成一张网，从全国各地吸收存款汇集到总行，这样，银行就具有很大的机动支配能力。这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大不一样。在美国，地方银行都把黄金集中到华尔街的大银行。华尔街一旦出现危机，各地银行也必然失去了保障。
　　阿马迪恍然大悟：一定要有自己的分行网！
　　其实，美国的银行史上，也曾有过分行网，但因南北战争，那些分行网都已支离破碎，难成一体。而地方银行都具有浓厚的排它性和地方垄断色彩。
　　经济危机过去后，意大利银行于1908年在原先的地址上盖了一座高达九层的大厦。这是一座使得旧金山金融界瞠目的雄伟建筑，外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内部采用钢筋水泥结构，不仅可以防火，还可以防地震。外墙用意大利花岗岩，内墙和地面用大理石铺贴，豪华壮观。地下金库有5000个保险箱，金库大门是青铜制的，非常坚固。
　　随后，阿马迪开始了一次伟大的行动：逐步收购、兼并一些经营不善的地方银行。第一个被兼并的是阿马迪的故乡圣诺耶的一家高利贷银行。尽管美国的法律禁止单一银行取得其它同业银行的股份，但法律是有漏洞的，他只要买下除了为首的那个家族之外的小股，总股份超过半数，吸收合并就是合法的。而像这种经营不善的银行，小股东正巴不得出让股份。因此，阿马迪的收购十分顺利。
　　1910年，阿马迪又收购了旧金山银行和旧金山机械银行，他将这两个银行合并为意大利银行市场街分行。此后不久，又成功地收购了圣玛提欧银行。至此，他已初步建立了他的分行体系。但是，这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阿马迪的梦想是在全美国以至全世界设立分行。在到欧洲旅行归来的途中，他向克罗琳达透露了这个想法：“我要先在加州扩大意大利银行的分行网，要像蜘蛛网一样。然后，再伸展到纽约、美国、全世界。”
　　克罗琳达对丈夫的雄心壮志感到有些害怕。
　　1913年，阿马迪来到洛杉矶，以个人的身份买下了即将破产的派克银行，改名为意大利银行洛杉矶第一分行。当他正打算继续买下另一家即将破产的联合银行时，却遭到当地一些银行的反对。当地报纸打出了“打击意大利的侵略”这样的标题。阿马迪采取了反击行动，他在次日的报纸上打出了整页广告：“贫穷的意大利借钱给贫穷的小市民和劳工。意大利是贫穷人之友。”
　　当时意大利的确是个贫穷的国家，移居海外的人多达87万。
　　此后，他又接连打出好几个整页广告：“买自己的房子吧！租房子等于把钱丢进水沟里。请到五号街希尔道的派克银行来，6％的低息，谁都能贷到买房子的钱！”“洛杉矶银行只借钱给拥有大资本的建筑业者。五号街希尔道的派克银行是百姓银行，专借住宅贷款给小市民及劳工朋友们！”
　　直到现在，美国广告界仍保持着这种挑明竞争对手并予以攻击的习惯。阿马迪的广告向洛杉矶金融界发起了正面挑战，也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市民反应非常强烈。派克银行门口前来贷款者排起了长队，其中有穿着脏牛仔服的白人、墨西哥劳工、亚洲移民、中小企业家、小商店老板等。
　　阿马迪·贾尼尼又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的前兆。除了加州银行的破产率为4％以外，全国银行破产率已高达19％之多。阿马迪·贾尼尼在威尔逊总统财政政策的保护下，在加州大力推行分行制度，当时，意大利银行的分行数量达到24家，总资产达9300万美元。在加州，意大利银行的存款额居第四位，而它的分行数量则居全美国第一位。
　　第二年，阿马迪回意大利旅行，在那里买下一家拥有分行网的银行，这意味着，他向着他的梦想又迈出了一步。
　　1927年，阿马迪开始进攻华尔街，这时，已成立控股公司的意大利银行企业，总资产已达2.17亿美元。他先后收购了属于华尔街的布鲁林克商业交换银行和华尔街中级投资公司——安索尼·歇色商行。之后，又收购了旧金山的自由银行和洛杉矶的商业银行。这一举动大大地震动了华尔街和旧金山。
　　华尔街发出警报：“阿马迪·贾尼尼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大陆！”
　　之后，又经过一番苦斗，阿马迪战胜了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巨头摩根财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州成了美国军工业的重地，特别是造船业空前发达。阿马迪的美国商业银行在这次大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到大战结束时，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额达到5亿美元，超过了纽约曼哈顿银行，登上全美第一的宝座。
　　1949年6月，阿马迪·贾尼尼因心脏麻痹，在圣马提欧的私人住宅里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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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43 PM

17.军火巨头杜邦

1800年元旦这天早晨，一个名叫皮埃尔·杜邦的法国人，带领全家13口人，搭乘帆船“美国鹰号”，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杜邦家乡在巴黎南方60公里处。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杜邦曾经是个外交官，因协调法国和美国的关系有功，被封为贵族，加官晋爵。路易十六被处死．杜邦也被株连下狱。杜邦后来越狱逃跑。拿破仑上台后，杜邦因为是“旧王党分子”，被放逐到美国去。杜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领家人仓皇上船的。
　　“美国鹰号”由于船长两次弄错了航向，行程异常漫长。在狭小的船舱中，旅客挤得满满的，而且缺少粮食；他们只得捕鱼这老鼠以免挨饿。途中他们两次遇到英国船只，得到过救助补给。
　　船员中的无赖之徒趁机打劫。杜邦一家临行前，卖掉了祖宅，只带了有价值的古董、银餐具和装饰品上船。成人男女都身带佩剑，轮流看守。作为一家之主的杜邦，则将24万法郎的金币藏在怀中。
　　杜邦一家的目的地是纽约。误航的“美国鹰号”抵达罗德艾兰州海边时，刂氐呐ㄎ砹?肿藕０丁Ｕ馐且桓鎏旌?囟车脑绯浚???穆每拖穸黾绷说囊笆蓿?炔患胺??旅??惴追滋?麓???瓤趾笄鏊?习丁?
　　岸边有座房屋，他们敲门求救，但没有反应，原来屋里没有人。从窗户里看去，只见炉火烧得通红，餐桌上摆满了食品。依常情，这家人准是到附近教堂里做礼拜去了。杜邦家人和其他旅客一道敲碎玻璃窗，冲进屋里。他们风卷残云般吃光了餐桌上摆着的迎接新年的美酒佳肴，而后杜邦掏出一枚金币放在桌上，悄然离去。
　　皮埃尔·杜邦，这个后米成为杜邦财阀始祖的人，就是这么来到美国的。
　　杜邦一家来到美国，受到欢迎。费城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杜邦一家抵美的消息。退职后一直隐居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发表谈话说：“皮埃尔·杜邦先生，他一直站在美国一方，在对英战争的巴黎条约上，有功于美国。”副总统杰佛逊称杜邦先生是“法国最有才能的人”。由于以上原因，杜邦一家人不是难民待遇，全家13口人备好了马车，带着行李南下去纽约。
　　从那以后，杜邦家族在美国扎下了根。
　　杜邦家族几代人靠开设火药工厂和化学工厂，靠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和美国国内局势，大发战争财。1870年，第五代的皮埃尔·杜邦诞生了。他和带领全家13口人乘帆船来美国的先祖同名同姓。他的父亲拉蒙·杜邦，娶了个犹太姑娘，结婚一年后生下了他。他是父亲的长子。
　　第五代杜邦自幼聪明好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9年间，他一直致力于化学研究，获得了两项无烟火药专利。这时候，杜邦家族企业的总裁，是杜邦的堂叔犹仁。由于家族式的“伙伴”制度和财产公有，已不适合竞争，杜邦家族开会决定分家。尽管犹仁还是杜邦父亲拉蒙一手带大的，但犹仁却连一股也没分给杜邦。杜邦对公司贡献巨大，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他除了薪水和专利权金以外，一无所获，一气之下，他脱离了堂叔犹仁的公司。
　　杜邦去了肯塔基州，帮堂兄科里经营钢铁工厂。后来他们把钢厂转手卖给联合钢铁公司，用得来的资金加上自己的2.5万美元，开发市内的电车，生意十分兴隆。
　　杜邦32岁那年，堂叔犹仁总裁死于肺炎。犹仁死后，杜邦家族在旅馆举行秘密会议，有人以为，犹仁一死，公司就要乱了！由于犹仁死得突然，没留下遗嘱，家族乱成了一锅粥。大家在家族会议上吵得很凶，谈不出什么结果。最后，董事会决定卖掉公司。
　　仅限于杜邦家族的干部会议，到了最后表决的时刻，主持人亨利上校建议说．全部家当如果卖掉的话，值1200万美元。各人拿分得的钱去存银行，利息低得可怜。不如把它按2000万美元抵押给家族的某个人，这个人按银行的利息付给各位股东。这当然是划算的，大家纷纷同意。可是，谁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呢？亨利上校胸有成竹地说，有人愿意这么做。于是，杜邦当上了新的总裁。
　　这一年12月，杜邦总公司移人威明顿，落脚在一座8层楼大厦中。接着，7月的美国独立纪念日中，杜邦公司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庆祝会，会场高朋满座，家族亲友连同900名公司员工，共计有3000多人，在夜晚的特拉华河畔欢聚，人们饮着香槟酒，翩翩起舞，还放了焰火。
　　杜邦穿着比与会者显然考究得多的细格纹西装。他的面孔十分亲切，明澈的大眼泛着湖蓝色的光，脸上时常挂着微笑。除了精于化学，他管理事业的风格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性格，或许可以用蛛网来比喻吧，是比较内向的，如同他温和的外貌一般。但他却能用细而柔韧的蛛丝，让对手于不知不觉中动弹不得。
　　杜邦当上总裁后，特地从肯塔基乡下请来了一位“军师”。此人名叫拉斯科布，才23岁。杜邦和他是同学，知道拉斯科布是个少年天才，经营才能就连自己也自叹不如。
　　杜邦果然是慧眼识才。拉斯科布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对公司账目进行分析。清理账目后，拉斯科布两眼发亮，他向杜邦报告说，整个杜邦公司的资产实际接近3000万美元！就是现在以2000万美元卖掉，我们也净赚了近1000万美元，我们捞到了一个天大便宜事！
　　拉斯科布又建议杜邦，开始一个巨大的收购计划。他们收购了雷伯诺化学公司和东方火药公司。至此，杜邦公司在庞大的火药市场上，已经拥有75％的占有率，而如果单就黄色火药的占有率来说，杜邦公司已占了100％。
　　对外扩张走完了第一步，杜邦就把目光转移到企业内部来了。他重新划分四大部门，后来又增设了一个新的部门——研究部门。杜邦对拉斯科布异常器重，让他掌管公司的财务大权。杜邦任人唯贤，对其他优秀的青年人，他也大力提拔。他网罗了大量的来自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英才俊杰，安排在他的研究机构中。他让这些人研究开发火药以外的新产品。而担住董事长的科里，则盘算如何垄断火药市场。
　　杜邦和科里决心把黑色火药市场占有率，从75％提高到100％。杜邦强硬地宣布，不管前途多么艰难曲折，本公司都必须坚定地执行垄断计划。在西部的加州，前任总裁犹仁的女婿培顿，经营着一家名叫“培顿”的中型黑色火药工厂。按理，培顿也算半个杜邦家的人了，杜邦也不放过他。杜邦强行购买培顿的股份，弄得培顿恼火至极，终于闹到了法庭上。但是一个小小厂子，哪能敌得过强大的杜邦公司，培顿终于屈服了。
　　杜邦财阀的血腥垄断，比同时代的洛克菲勒还要厉害。杜邦公司有个老职员瓦德尔，曾经担任过营业部负责人，自从犹仁去世后，他就自立门户，创办了一家“巴卡伊火药公司”，跟杜邦公司对着干。杜邦派拉斯科布去同瓦德尔谈判，打算买下他的公司。瓦德尔却一口回绝了，而且干得很出色，打破了杜邦的一统天下。但是没过多久，瓦德尔的火药工厂突然发生了爆炸，遭致停产。
瓦德尔一口咬定是杜邦干的，并给各报社发出密函，揭发这件丑闻。瓦德尔还向所有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揭发杜邦公司向总统行贿的丑闻。这消息犹如突然引爆的一枚定时炸弹，使总统成为众矢之的。
　　瓦德尔这人还真不是好惹的。联邦法院经过长时间审理，判定杜邦公司败诉。因为违反了“夏曼垄断禁止法”，杜邦公司有罪。法院还根据这个法律给总统判罪，并下达了行政命令。但是，此时总统已因任期已满而下台了。
　　新总统上台后，杜邦派他的法律顾问乔治，去游说总统。他说：“总统先生，不远的将来，欧洲一定会发生战争，只有杜邦获得独家制造火药的权力，国家和安全才有保障！”总统认为乔治的话不无道理，于是下令举行听证会，他打算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参加听证会的陆海军司令、政府各部首脑和各大学教授听了杜邦的发言后，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由杜邦公司对火药制造业进行独霸，对于美国的安全保障，有百利而无一害。
　　总统最后裁决：杜邦公司改组成三家公司。其实这是遮人耳目的做法，这样做，既免于违反“夏曼垄断禁止法”，又保护了杜邦公司。杜邦公司一分为三，实权仍牢牢握在杜邦堂兄弟几个手里。
　　不久，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杜邦公司的火药供不应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杜邦向华尔街大阔佬摩根贷款1400万美元。贷款之前，杜邦反复琢磨过，年息是6％，而且要拿公司股票作抵押；到时候如果还不起，公司就要落入摩根的掌握之中了。但他分析，美国迟早会介入欧洲战争，对火药的需求将猛增，到那时，杜邦公司将攫取巨大的利润！
　　杜邦拿贷来的巨款，创办了5个火药工厂，其中田纳西州的工厂是世界最大的无烟火药工厂。
　　杜邦的预见太准确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方面使用的火药，将近一半是由杜邦公司供应的。随着战火的蔓延，杜邦一下子赚进了4500万美元的暴利。至此，庞大的杜邦帝国已经成形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下，美国的大老板们趁机大发战争财。由于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因而交战双方，不论是英、法、俄国一方，还是德国一方，都向美国各企业订货。除了火药，参战各国还大量采购军用汽车和卡车；美国国内汽车需求量也直线上升。这时候，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即GM公司，它集合了别克、奥斯摩比和凯迪拉克三大汽车公司，由于迅猛地扩充发展，造成了资金短缺，职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GM老板杜朗向银行贷款，但华尔街各银行受摩根商行控制，没有他的指示，谁也不敢轻易贷款给杜朗。杜朗快要走投无路了。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美国政府将钢铁列入战争物资范围，规定对钢铁征收战争特别税。制造汽车离不了钢铁，GM公司更是雪上加霜，股票狂跌。杜邦看准了时机，一下子买进了2500万美元的GM股票。杜朗只好把GM公司董事长的宝座，拱手让给了杜邦。杜邦握有GM公司23％的股票。
　　杜邦接着又进军染料行业。公司的技术人员用生产TNT火药的副产品，作为生产化学染料的原料。杜邦公司还开发出入造橡胶和涂料。后来，又陆续开发出人造纤维、塑胶。
　　对于杜邦公司来说，1938年9月21日，真是个历史性的大转折点。全美国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尼龙”的出现。由卡罗萨斯博士8年前开始研制的成果，终于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尼龙不负众望，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连人造丝和人造纤维也被它取而代之。杜邦公司先把尼龙丝袜让公司内的女秘书们试穿，然后投放市场。尼龙刚一上市，全美国各地女性看到广告后，便蜂拥而至百货公司及零售店，销售盛况空前。仅这一年，就卖出尼龙丝袜子6400万双。也就是这一年，独占世界丝袜市场的日本人造丝袜被彻底地击溃了。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然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杜邦已经69岁，退居二线，但他仍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为了战争的需要，德国和美国均秘密研制原子弹。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加速研制原子弹。总统批准了这项名叫“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并且归陆军部领导。陆军部把“曼哈顿计划”全部交给了杜邦公司。陆军部和杜邦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规定除成本外，利润仅为1美元。
　　杜邦公司为了这项制造原子弹工程，将全体职工6万人由东至西搬迁了4345公里，到头来却仅仅索取1美元的利润，实在奇怪。原来，杜邦公司是为了洗刷“借战争发横财的军火贩子”这个丑名。不仅如此，杜邦考虑得更远，公司可以借此网罗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战后借这项专门技术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
　　1945年8月6日，杜邦公司制造的铀235原子弹投在了日本广岛；同年8月9日，美国人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钚239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邦家族渗透到了美国政界。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原就是杜邦的法律顾问；当时的司法部长克拉克，是杜邦的心腹；国防部长詹森也是杜邦的人。就连中央情报局长达列也曾在杜邦直属的联合水果公司任董事长。
　　1954年4月5日，为杜邦帝国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皮埃尔·杜邦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全美50个州，无论何处，无不受到杜邦家族的影响，至今依然。这绝不是夸张。杜邦复合企业大集团，就像一株巨大的根深叶茂的树，其势力范围的分布，简直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缩影。杜邦集团下属的企业，包括工业、铁路、石油、航空、银行、波音飞机制造、可口可乐、保险、军工、化学、食品、电视、电脑……几乎渗透到全美和全世界国民经济的每个领域。有人形容杜邦集团是一株覆盖世界的巨树。它是控制美国的十大财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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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45 PM

18.香烟大王简氏兄弟

1871年农历正月初八，中国农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广东佛山南海县黎涌乡的简汉达家，又喜上加喜地添了头生儿子。
　　不过，欢乐中的人们绝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名叫简照南的男孩，30年后创办了“广东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佛山的地理位置紧靠广州，交通便利，在明清时代就是全国闻名的手工业区，商业也比较发达。简汉达靠着从事建筑业养活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可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中国逐渐变成了外国资本家倾销商品的市场，佛山的手工业也开始衰落。简汉达家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艰难了。
　　小照南正在上小学的年纪，简汉达就因为劳累过度，终于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家里一下失去了顶梁柱，母亲潘氏集用模具捏制泥茶煲出售，挣得微薄的收入，养活小照南兄弟5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13岁的小照南已经懂事了，他主动向母亲提出，他不再去上学了。身为长子，他要以稚嫩的肩膀分担家庭的重担。母亲虽然不忍心品学兼优的儿子失学，但质翟谙氩怀鍪裁春冒旆āＳ谑牵?≌漳厦刻烨逶缃诺挪菪??治绽???仙娇巢瘢?桨?肀匙懦林氐牟窭ο律健Ｍ砩希??衷谖⑷醯亩褂偷葡拢?匝ё叛?５墓?巍Ｋ?渭亲鸥盖咨?暗慕袒澹喝饲钪静欢蹋?拍艹纱笃鳎∫?胱鲆桓龆陨缁嵊杏谩⒊鋈送返氐娜耍?紫纫?兄?丁⒂醒?省⒂姓姹玖欤∧昵岬男≌漳洗邮楸旧先鲜读舜笊酵饷娴氖澜纾?财诖?拍苡幸惶熳呦蛏酵獾氖澜纭??
　　17岁那年，简照南终于得到了走出穷山沟的机会。他有个在香港做生意的叔父简铭石，回乡探亲，愿意把小侄儿带到香港闯天下。简照南虽然舍不得离开故乡、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但是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总不能一辈子守在家中吧！而且他也深知，只有在外边闯出名堂来，才有可能改变家中的贫困状况。母亲理解自己的儿子，尽管在临别前夜，母子抱头大哭，但是第二天，她仍坚强地把儿子送上了去香港的轮船。
　　轮船驶出了港湾。简照南站在甲板上，眺望着碧波万顷的大海，顿时觉得心胸开阔了许多，一股豪气油然而生。他暗暗下定了决心：不管等待着他的是怎样的命运，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像当年上山砍柴那样，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攀登！
　　简铭石原来在香港朋友开设的巨隆瓷器店做事，主要工作是去日本收取账款。简照南来后，他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侄儿。简照南往返于香港和日本之间，虽然旅途奔波，但他不怕吃苦，办事细心、严谨，收取账款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很受老板的赏识。不久，老板又派简铭石和简照南去越南处理客户的欠款。可是巨隆瓷器店却因为资金不足而倒闭了，简铭石和简照南只好在越南自己做生意谋生，先后开办了陶器、玉器和棉布店。几年以后，叔侄俩积累了一些资本。简铭石看侄儿确有经商才能，便拨出一笔资金，让他自立门户谋求发展。
　　简照南想到，他当年多次去日本收款，对日本商业市场的情况比较熟悉，也认识不少客户，加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商业更为发达，便将生意转到了日本。他在海滨城市神户开设了东盛泰商号，经营日本海产品和布匹，并将其贩运到泰国（当时称暹罗）、新加坡等地销售。业务扩大后，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在1890年回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学习经商，帮他抄写电文和记账。玉阶是个聪明精干的青年，弟兄俩同心协力，就这样开始了事业。
　　当时，香港的商业已经十分繁荣。简照南经过比较，认为最好的经商地点还是香港，所以便带着弟弟又回到了香港，开设了怡兴泰商号，从日本贩运瓷器等杂货，向东南亚各国推销。由于简氏兄弟在经营中讲究信誉，尊重客户，很得南洋商业界的好评，不久就在剧烈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跟，收入也逐渐提高。
　　因为他们的业务一直与航运有关，所以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们很自然地将眼光瞄准了航运业，创设了顺泰轮船公司。开始是租船跑运输，往来于越南、缅甸等地；后来买下了“广东丸号”船。“广东丸号”的航线越跑越远，简氏兄弟在南洋一带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幸的是，“广东丸号”在一次驶向日本的航程中，遇到台风海潮而沉没，船上的旅客虽被抢救脱险，但顺泰轮船公司蒙受损失太大，不得不宣告破产。
　　简照南在经商道路上，第一次遭到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但他并没有消沉。几年来涉足商界，使他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无论干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要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只能鼓气，不能泄气！而且，他已经不是那个刚刚走出山沟的穷小子，而是南洋一带颇有名气的富商了。他的人生经验和经济实力，都使他能够经得起失败了。
　　正当简照南重新设计自己的创业道路时，中国人民掀起了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实业救国热潮。这对海外华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简照南兄弟受了爱国精神的感召，决心转向国内谋求发展，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但是，回国之后究竟干什么呢？简照南选定了香烟工业。
　　自从17世纪初，烟草由菲律宾传入中国，中国就有人吸食烟草，而且在很多地区种植烟草。烟瘾大的人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肯少吸一袋烟。但是中国人过去只习惯于用水烟袋吸水烟或用旱烟袋吸旱烟，并不生产香烟。19世纪末，外国香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外国烟商雇用了大批中国人担任推销员，在街头推销“洋烟”，这些推销员头戴礼帽，身穿西装，专拣繁华热闹地段宣传：“快来看，快来瞧，水烟旱烟哪有洋烟好，抽水烟伤肚子，抽旱烟呛鼻子，洋烟又有味来又过瘾……”不但当场表演吸洋烟，而且免费散发请人品尝。这些人一已吸惯了香烟，就只好自己掏钱去买来抽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国香烟不征收进口关税，英国和美国的烟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为了进一步垄断中国这个巨大的香烟市场，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烟草资源生产香烟，牟取更高的利润，1902年，英美烟商联合起来，成立了“驻华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并很快在上海、香港、汉口、沈阳等地开设了烟厂，还建立了伸向全国城镇的销售组织。一时间，“大英”、“老刀”、“哈德门”、“三炮台”等洋烟铺天盖地而来，残酷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
　　简照南看到了这个情况，他想，既然中国能种植烟叶，又有着广阔的香烟消费市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生产香烟呢？为什么要把这巨大的财富让外国人轻易赚去呢？因此，他决定创办中国的民族香烟工业，抵制西方的“洋烟”，让中国人都吸中国烟。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还是一无技术，二缺资金。简氏兄弟为此专程到日本去考察香烟生产技术，并买回了四台蝴蝶式卷烟机；同时，简照南又结识了日本川井烟厂的几名技师，他们答应帮助简氏兄弟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回香港后，简照南兄弟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在叔父简铭石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共同筹集资金，作为开办烟厂的资本。1905年正月初八，简照南的35岁生日那天，“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公司取名南洋，是为了表示要和当时中国人在天津开设的“北洋烟草公司”一致对外的意思。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挂着醒目的大标语：“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
　　从这一天起，简氏兄弟与香烟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创业之初，由于简氏兄弟对香烟生产外行，配料不当，质量不好，出品的香烟销路不畅。简照南将这看作关系到南洋公司命运的大事，便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亲自东渡日本，用高薪聘请来几位烟厂技师。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公司资金已经很紧张，怎么能再花费这样高的代价？简照南坚定地说：“公司要兴旺，就必须提高香烟质量。我请来的都是‘财神爷’啊！”
　　果然，不久以后，技术问题一一解决，南洋公司也生产出卷纸柔软、烟丝整齐饱满、色泽鲜亮、口味醇和的香烟。简照南又动脑筋，广泛征求香烟牌号，从众多应征者中选择出具有中国民间特色、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语作为产品牌号，如“双喜”、“白鹤”、“白金龙”、“飞马”等，很受老百姓的欢迎，香烟也就大为畅销。
　　可是，一心想独霸中国香烟市场的英美烟商，是不能容忍中国民族香烟工业的发展的，他们企图把南洋烟草公司扼杀在摇篮里，于是节外生枝，借口“白鹤”牌香烟的包装纸颜色与英美产品“玫瑰”牌相似，向香港当局提起诉讼，要求惩治“破坏专利权”的南洋公司。这本来是毫无道理的事，但香港当局害怕洋人，居然蛮横地做出判决，强令南洋烟草公司烧毁生产出的香烟和印好的商标，使南洋公司蒙受重大损失。当时，简照南正卧病在家，他得到消息，当即披衣下床，在家人的扶持下赶到现场，想据理力争，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军警！
英美烟商得寸进尺，随后又用同样的伎俩，使南洋烟草公司的“飞马”、“双喜”牌香烟遭到同样厄运。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原来就势单力薄的南洋烟草公司元气大伤，开工仅13个月，就债台高筑！简氏兄弟不甘失败，宁可关闭恰兴泰商号，以全力维持烟草公司，但还是无济于事，到1908年5月，由于亏损太大，不得不宣告歇业。
　　一时间，烟厂工人们不得不卷起铺盖另谋生路，高大的厂房冷冷清清，等着出卖；办公桌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债主们纷纷上门来讨债……此情此景，使病中的简照南悲愤交加，病情顿时加重：虽然经过多方医治，稍有好转，但肝病一直没能痊愈。
　　初战的失败，不但没有动摇简氏兄弟创办民族工业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再次奋斗的决心。1909年2月，在叔父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他们重整旗鼓，再度开业，并将公司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激励公司的同事们共渡难关，谋求发展，他说：“不是我简氏兄弟想发财，而是我们中国人要为中国争日气！”他的话激起了同事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大家表示一定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与“南洋”共存亡！为了防备英美烟商再利用专利权、商标法做文章，简照南专门请来了经济专家与经济事务律师给大家上课。同时，他利用过去的关系，写信向海外华侨求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南洋”面临危机时扶持一把，共同为中国人争气！那一段日子，简氏兄弟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奔波筹划。简照南累得好几次肝病发作，他强忍着疼痛，继续操劳。通过改良制造工艺、调整产品结构，经营大有起色。为了筹备足够的周转资金，简照南决定让弟弟简玉阶重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经商，从事贩运风灯、槟榔盒、毛巾、瓷器等生意，充实“南洋”的资金。
　　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运动，在“实业救国”的口号鼓动下，各地纷纷兴办实业。简氏兄弟紧紧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再次推出“双喜”、“飞马”、“白鹤”等国产香烟，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大得人心。连海外烟商也纷纷来电来函要求代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销路一畅通，生产也就蒸蒸日上。这一年，南洋公司获利了，第二年利润又翻了一番；到191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匹“飞马”终于飞起来了！
　　1916年，为了开发国内市场，简氏兄弟在上海设立了分厂，随后又在广州、汉口、北京设立分厂，并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群岛一带设立销售机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死而复生，使英美烟商十分恐慌。他们在1914年和1917年先后两次想以重金收买南洋公司，被简照南巧妙地拒绝了；后来又想破坏南洋公司扩建新厂的工作，也没能得逞。面对英美烟草公司接二连三的刁难，南洋公司的一些股东胆怯了。他们认为，凭南洋公司的资本与基础，是不可能与英美公司对抗的，所以想与英美烟草公司妥协，苟且偷生。一时间，南洋公司内部争论不已，人心浮动。
　　正在海外筹款的简玉阶听到消息后，十分气愤，当即来信表示，南洋公司的发展，正在于用提倡国货做号召，一旦屈服于洋人，即使不被社会唾骂，也会让提倡国货的人灰心，这种事是万万不得的！在简氏兄弟的坚持下，英美烟草公司企图吞并南洋公司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于是，不甘心失败的英美烟草公司，决定仗着自己的优势，用市场竞争挤垮南洋烟草公司。因为像香烟这样的大众消费品，一旦销路不畅，生产就难以维持了。他们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宣称英美香烟价廉物美，不惜暂时亏本，将质量优异的新牌香烟削价出售，并在卖烟时赠送彩票、礼品来吸引顾客。同时，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种种手段，迫使香烟店只卖英美烟而不卖南洋公司的香烟。更为恶毒的是，英美烟草公司不惜花费钱财大量收购南洋公司的香烟，故意放到发霉时才拿出来卖，以此来败坏南洋公司的声誉。他们甚至收买了南洋公司的印尼雅加达的仓库管理员，让他把烟搁霉了才卖出去。许多人拿着发霉的香烟要求换货，使南洋公司在经济上和名声上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面对这一切，简照南十分冷静。他知道，英美烟商的手段固然卑鄙，但光是生气也没有用处。市场竞争从来就是冷酷无情的，关键要看谁能赢得消费者！在总体力量上，南洋公司无法与英美公司抗衡；然而香烟一旦进入市场，便必须服从市场法则。南洋公司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善于随机应变，仍然有可能再一个一个局部战胜这个庞然大物似的对手。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简照南针对英美公司的诡计，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宣传振兴国货，一方面也尽量使购买南洋香烟的顾客得到实惠，如在烟盒内装入兑奖券，奖品从美术画到金戒指应有尽有，使想碰运气的顾客纷纷购买南洋香烟。他们对销售南洋香烟的商店，提高代销提成，放宽交款期限，并且补贴运输费用，使店家得到的好处比卖英美香烟更大。他们积极向各地烟商征求意见，并派人到各地进行市场调查，按不同消费者的要求生产不同口味的香烟，如为北方人生产烟味浓烈的产品，为南方人生产口味平和的产品。此外，他们还深入偏远地区，采取薄利多销的办法，使更多消费者爱上了南洋香烟。
　　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积累达到600多万元，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爱国反帝的热情空前高涨，南洋公司提出的“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产品销售额的猛增，刺激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南洋公司决定对外招股，这一决定当即得到爱国商人的响应，许多资本雄厚的富商纷纷入股，使南洋公司的资本激增。股东们一致选举筒照南为公司的“终身总经理”，简玉阶为公司协理。简照南将总公司从香港迁到上海，分公司遍布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同时还在新加坡、泰国等地设有分公司；公司为了扩展生产，添置了新设备；又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等烟草产地设立收购站并新建和扩建了多处烤烟厂；为解决包装印刷和所需锡纸问题，又自办了印刷厂和纸厂。公司职工总数增加到1.4万人，年利润达到三四百万银元，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私营企业之一。
　　经过与外国资本家近20年的拼搏，简氏兄弟终于成为中国的“香烟大王”！简照南在实业界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曾先后兼任广东实业团副团长、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商联合会董事等职。1922年，简照南又发起成立上海东亚银行，并担任银行董事。
　　这位在生意上十分精明的富商，却将钱财看得很淡，他多次向外界宣告，营业所得利润取于社会，亦当用于社会。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和救灾工作，对教育事业的扶助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少年时代曾经身受因家贫而失学的痛苦，后来在振兴实业过程中，又深深感到技术的重要，所以认定“兴学育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他的倡导下，南洋公司曾经捐巨款资助暨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及复旦大学建造校舍。这些名牌大学的校史上，永远记载着南洋公司的功德。此外，他还在香港、上海开设职工子弟学校、残疾人收养院和孤儿教养院等。由于这些事业，简照南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人们甚至把他称为“商界师表，南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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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46 PM

19.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1873年9月23日，无锡荣巷的荣熙泰家，第一个儿子荣宗敬出世了；时隔两年，1875年8月4日，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问。
　　荣巷位于无锡西郊惠山南麓，是荣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可是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差。荣熙泰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铁匠铺当学徒；甚至连母亲去世后的安葬费用都没有，只好变卖家产。后来荣熙泰便长年在外给商家当账房先生，给官僚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荣熙泰再也没有想到，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后来会成为中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而且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是同胞兄弟，但是性格气质却完全不同。哥哥荣宗敬长着一张长方脸，心胸开朗，雄心勃勃，思路灵活，有一种使人不能不服从的魅力。他喜欢野外活动，夏天整日泡在水边，捕鱼捉虾，钓鳝抓蟹，样样都是好手；冬天下了大雪，他领着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更爱滚雪球……
　　弟弟荣德生一点也不像哥哥．他是国字脸，浓眉毛，厚嘴唇，一副憨厚模样。他直到4岁还不开口说话，父母都担心他会不会是个哑巴；5岁上他总算终于说话了，但一直少言少语，老实本分。因为他排行老二，邻居们都戏称他为“二木头”。小德生很少出门，像女孩子一样，常常闷在家里，帮母亲纺纱、养蚕。夏天，母亲忙得满头大汗，小德生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在母亲身边，一会为母亲扇扇子，一会递毛巾给母亲擦汗，十分懂事。
　　虽然家境贫寒，但荣熙泰深知，只有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重振家业的希望，所以很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习。荣宗敬7岁进私塾，立刻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明，只要老帅稍加指点，他就能够领悟，作文也总是写得很出色。荣德生7岁时，父亲却有些犹豫，怕他跟不上学业，所以便用硬纸板剪了300个字块，自己在家里教他，每天学10个生字。没料到荣德生学得很快，后来学算术，背“九九表”，“二木头”也毫不吃力。父亲这才发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有着非凡的记忆力！第二年，荣德生也进了私塾。他对学习的兴趣十足，上学读，回家读，还把古诗词写成小纸条贴在墙上、蚊帐上随时复习。许多经典著作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使老师赞叹不已。
　　1886年，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小小年纪的荣宗敬，独自扛着铺盖卷闯进了大上海，在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荣宗敬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可是他毕竟太小了，工作又累，又不会照顾自己，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只得回家治病调养。可是荣宗敬明白家中的艰难，所以身体刚好些，就又返回了上海。这一回，他进了永安街豫源钱庄当学徒。
　　这时，荣德生还在读书。他的私塾老师还是个有名的医生，所以常常被人请去看病。老师经常让荣德生代他为小学生上课。荣德生因此得到了许多的锻炼机会。休息的时候，荣德生喜欢用纸板和麦秆编织工艺品，用旧纸折叠新鲜的小玩艺，显示出他的创造精神。父亲对荣德生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考科举当大官。可是懂事的荣德生，心里却羡慕哥哥已经在为家庭分忧。在1888年，他就背着父母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请哥哥代他也找一个职业。
　　上海的职业并不好找，直到第二年，通顺钱庄开业，荣宗敬才通过朋友，为弟弟也谋得了一个学徒的机会。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摇进了大上海。
　　学徒的工作繁重而且单调，按规矩，连扫地、擦桌等琐碎的家务事，也是由学徒承担的；相反真正的钱庄业务，反而轮不到他沾边。还是个孩子的荣德生，几乎闷出病来。有一天休息，他就一直玩到天黑上灯了才回店。店主很不高兴。一位姓窦的账房先生叹息说：“学徒3年，转眼就过去了。学到本领的人，将来能当先生；学不到本事的，将来还会怪先生没本领！”荣德生猛然惊悟，第二天就主动去向窦先生请教。窦先生很欣赏他的悟性，悄悄地把平生学问都传授给荣德生。荣德生学得很快，没过多久，记账、结算、看钱、兑银等钱庄业务的基本功，就都难不住荣德生了。除此以外，他还练出了一手好书法。每逢过年，左邻右舍都争着来请他写春联。
　　1891年，荣宗敬学徒满师，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南市森泰蓉钱庄当了跑街，负责在无锡、江阴、宜兴三个地区联系客户、发展业务。他求知欲非常强，不但对经手的各种金融业务专心研习，而且对客户所做的生意也很关注。这样，他渐渐积累了不少各地小麦、棉花生产和销售行情的经验，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以后，荣德生也学徒满师。当时父亲正在广东为当税务官的姑父朱仲甫管账，姑父对德生很欣赏，所以把他也招去了。荣德生在广东，工作之余，仍然发奋自学，研读了大量书报。因为广州当时是外国商人来往较多的地方，荣德生也学到了一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失业回家。1896年初，荣宗敬跟父亲来到上海，重新寻找职业。这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进出口贸易的繁忙，以及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金融流通量与日俱增。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大多发了大财，许多人劝他们不要再去给人家做帮手，干脆自己开一家钱庄。
　　荣熙泰想，办钱庄开支不算太大，管理也个复杂，两个儿子又都是学钱庄出身，业务上有基础，人手现成，只要筹集到一定的股本，拉到一批客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因此他下了决心，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找几位朋友合伙，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正账。荣宗敬虽然是初次当家，但显得十分老练。仅仅一个月后，业务发展，广生钱庄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由荣德生当经理。小弟兄俩初试身手，成绩居然不坏。不幸的是，新的历程刚刚开始，父亲荣熙泰就因病重逝世了。他一生奔波劳碌，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临终之际，他嘱咐儿子们，一定要兄弟一心，踏踏实实，共谋发展。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又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了老本，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宗敬和荣德生咬紧牙关，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由于他们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1899年，荣德生再次应邀到广东去帮姑父管账。因为钱庄的业务比较稳定，荣宗敬一人也能应付得下来，荣德生就放心去了。广东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窗口，这里的人思想活跃，没有框框，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也纷纷出版，这引起了荣德生的浓厚兴趣。有一次，他读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书中介绍了美国10个大资本家怎样依靠兴办实业发家致富的经历，也证明了实业的发展能够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这本书荣德生读了许多遍，联想到上海、广东的许多外国企业大获利润的实例，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钱庄更赚钱的事业。
　　第二年8月，荣德生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刚进家门，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迫不及待地与哥哥商量起办实业的事来。荣宗敬完全赞成弟弟的意见，他坚信，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生活中找到致富的捷径。他们进出书店、图书馆，翻阅各种实业杂志，仔细地研究该投资哪种实业。荣德生在广东管账时注意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数量最大，就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也很广；荣宗敬在钱庄业务中也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大。弟兄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面粉上面——显然，面粉是个大有赚头的行业。
　　他们决心创办一家面粉厂。
　　当时，全中国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很想通过考察这几家面粉厂的情况得到启发，所以一个一个前去登门拜访。然而，各个厂家都采取了“技术保密”的态度。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稍好些，经过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洋人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地看一下，关键的轧粉车间在楼上，却不准他们上楼；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但是，荣氏兄弟克服了重重阻力，一边细心观察，一边虚心求教，将在各家面粉厂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居然将面粉生产的全过程理出了一个头绪！同时，他们调查研究了国外粉机的性能、特点和价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选用英国机器配法国石磨，这样机器性能较好，而价格又较便宜。
　　尽管如此，荣氏兄弟二人手中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建厂的需要。他们决定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姑父朱仲甫这时正在家闲住，愿意与他们合作，负责在苏州招股；荣宗敬和荣德生除各自出资若干，另外再在无锡招股。厂址选定在无锡。朱仲甫负责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备案，并且申请10年的专利权，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1901年，随着20世纪的开始，荣氏兄弟的事业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荣德生经过实地勘察，反复比较，选中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作为建厂地址。这里三面环水，交通便利，原料小麦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厂里，成品面粉也可以顺利运往市场。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所以二月初八破土动工时，引起全城轰动。
　　可是，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的。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荣德生没有请客送礼款待他们，所以心怀不满，竟纠集起来，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荣德生私占公有土地，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就不能考状元做大官了！当时还是清朝，县大爷也是个糊涂虫，居然下了一道命令，勒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
　　荣氏兄弟大吃一惊。后来打听出原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工程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荣德生只得在县衙门里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证明工厂并没有占用公地。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从说起：工厂在城外，学宫在城内，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城墙，根本互不相干。荣宗敬历来敢作敢为，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有两江总督的批文，不必理睬这小小的县令！”朱仲甫毕竟是做过官的人，知道官场的复杂，县令官虽不大，但是顶头上司，弄毛了十分麻烦。他权衡进退得失，主张索性把官司闹大，再闹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洋务办实业的官。
　　果然，刘坤一下了批文，要县令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可是那县太爷并不管是非曲直，他认为荣家把官司弄到上级去，是不给他面子，更加从中作梗。官司一直拖了下来。到了梅雨季节，河水猛涨，太保墩三面灌水，工地全被淹没。正在这时，荣德生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先后患了重病。这真是祸不单行！荣德生顾不上照顾妻儿，整天泡在工地上，奔波在风雨中！尽管如此，他仍不肯屈服，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朱仲甫从中周旋不已，暗里送了几百两银子的礼，刘坤一七次过问这桩官司，一再作出批示。可是地方上那些豪绅仍然纠缠不休，县令也就故意一拖再拖。到了这年的11月，刘坤一也弄得不耐烦了，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以观后效；阻挠工厂施工的人，都清查出来，等候处理！这一来把个县太爷吓坏了，赶紧去通知那班混蛋绅士，叫他们不能再闹下去了！
　　工厂这才能够继续施工建设。1902年3月，保兴面粉厂终于建成，投入生产。开机那一天，前来祝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股东们和亲朋好友，也有当初反对过建厂的人，连那个差点把官帽子玩掉了的县太爷亦在其中。
　　到1902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8家是中国人投资创办的。保兴面粉厂在当时是规模较小的一家，它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但它采用了60马力的引擎，装备技术与当时各厂相比是较先进的。全厂雇佣工人30多人，一昼夜生产面粉300包。虽然设备简陋、产量不高，这个小厂的诞生却标志着荣氏兄弟开创近代工业的开始，奠定了荣氏兄弟“面粉大王”事业的基础！
　　保兴面粉厂却没有能“保证兴隆”，因为它生产的面粉，销路并不理想。一方面，江南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的需要量不大。另一方面，打败了官司的豪绅们不甘心失败，到处散布谣言。有的说：“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有的说：“机制面粉看着颜色雪白，吃了不好消化。”有的甚至说：“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传得人心惶惶，各家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面粉做点心，宁愿多花钱去买质量较差的土制面粉，结果造成保兴的面粉严重积压。
　　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只要货真价实，就一定能争取到买主。荣德生采取了两条促进销售的措施。一是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和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什么“有毒”、“没营养”之类的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米为主，面粉的需要量不可能太大，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然而，荣氏兄弟长期以来的活动范围一直限于南方，对怎样打开北方的市场一无所知。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荣宗敬在恒来油麻店正好碰上专门在北方搞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王禹卿也是个有才志的人，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荣宗敬忧心忡忡的样子，便问起缘由。荣宗敬就把保兴面粉销售不畅的困难如实告诉了他。王禹卿听后，当即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销售之道就是财源之道。经商的人不善销售是不可能发达的。就面粉而言，市场主要在北方，宝号局限于苏州、上海一带，当然打不开局面。依我之见，应在山东以北，远出山海关到东北各省广开销路！真能做到这样，别说保兴日产300包面粉，就是你日产3000包面粉，也不愁销不出去。”
　　荣宗敬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思，这时突然开口说：“王先生，您在恒来油麻店，一个月薪水是多少？”
　　王禹卿如实答道：“3块银元。”
　　荣宗敬当场对他说：“你到“保兴”来吧，我每月给你12块银元。”见王禹卿没作声，荣宗敬继续不动声色地说：“销售面粉的佣金，惯例是2％，我给你10％。这笔钱全部由你支配！”
　　3天之后，王禹卿来到保兴面粉厂的批发处。荣宗敬说话算话，将北方的销售事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禹卿多年在北方经营，与北方的商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保兴面粉很快在北方站住了脚，库存一销而空。到年底结账，不但没有亏本，居然还略有盈余。王禹卿被任命为销粉部主任，月薪也增加到30块银元。
　　荣氏兄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向靠做官赚钱的朱仲甫，觉得办厂两年，油水不大，麻烦倒不小。他对办实业失去了信心，所以决定抽出他的股金，再回官场去做官。顿时，荣氏兄弟在资金上发生了严重危机。有个在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兰肪听到消息，立即托人转告，表示他愿意独资购下“保兴”。荣氏兄弟又一次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他们思前想后，最终作出了决断：事业刚刚开始，前景已经看好，怎么也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咬紧牙关，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一方面也吸收了祝兰肪等的新股，扩充资本。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也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担任批发经理。
　　幸运总是属于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拓荒者。
　　1904年初，由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要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现在不是为销售发愁。而是为产量有限发愁了。这种时候，谁有面粉谁就可以赚大钱啊！他们果断地决定扩大茂新厂的生产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并自己仿制了辅助设备。19O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就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
　　赚到了钱，荣氏兄弟首先考虑的，还是事业的发展。他们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把赚来的钱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扩大实业中去，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从1家厂发展为12家厂，生产能力占到全国面粉业的1/34，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荣氏兄弟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面粉大王”。
　　在面粉业成功的鼓舞下，荣氏兄弟又向棉纱业开拓，在无锡办起了纱厂。后来又向上海和内地发展，先后建成4家纺织厂，形成了在“衣”、“食”两方面都颇具规模的轻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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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46 PM

20.荣德生遭绑架

1946年4月25日，71岁高龄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大约10点钟，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自己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拦住了汽车，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
　　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吃了一惊。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快，看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也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军人们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那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
　　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汽车立即发动，一溜烟开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荣一心这才醒悟过来，明白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
　　此刻，坐在军人车中的荣德生，从车窗中望出去，只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大，头脑仍十分清醒，他的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莫非是遭到绑票了？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先后遭歹徒绑架，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在意这种事，哪知道灾祸还就当真落到了他的头上！
　　事到如今，他也只好任由绑匪摆布了。
　　汽车转入了小路，又开了有好几里路。到了一处小河浜。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塞进窄窄的船舱，不许活动，不给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荣德生在夜色迷茫中隐约认出这是上海火车南站的货站。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改乘三轮车，左转右转，最后来到了曹家渡老公益里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上了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也只得听天由命了。他伸手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到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惊出一身冷汗，失声叫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却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笑着，说：“财神爷，我是专门派来看守你的。以后我们两人就睡一张床了！”
　　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但是，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又有些安心：看来，匪徒不打算要他的性命。
　　荣德生这样的大实业家被绑架，顿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也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威信损失太大，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更是紧张奔走。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这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不认账，他们也不敢追究。
　　27日早饭后，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荣德生的黑屋子。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一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是想交个朋友嘛！一回生，二回熟。现在咱们就是朋友了！”
　　荣德生试探着说：“急急忙忙离开家，家里人一定惦记，能给我个方便，让我给家里挂个电话吗？”
　　参谋长摇摇头说：“您老是金技玉叶，动不动就打电话。这儿是贫民窟，哪来的电话？您老想回家也不难，我们送您回去就是了……不过，弟兄们辛辛苦苦请您来一趟，您总得给几个赏钱吧？”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于是故意诉苦说：“办实业也不容易，亏的时候多，赚的时候少，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没多有少嘛！”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
　　荣德生吓了一跳，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
　　一直没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啰嗦个熊！老东西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
　　“撕票”是绑匪的黑话。他们把被绑的人质叫做“肉票”，“撕票”就是把人质杀掉。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地说，他可以劝司令暂且息怒，不过也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没有钱是不行的。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吴昆生在日伪时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另换别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本来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现在看破案希望渺茫，只好自己设法营救了。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内洗脸盆下，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拖延过久走漏风声，于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又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莱尔仁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授意，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代表荣家与其代表吴志刚直接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吴志刚的公开身份是华大企业公司总经理，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詹荣培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只知道他与绑匪方面的人相识，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谈判的结果完全是绑匪的意思，不但50万美元分文不能少，而且荣家提出一部分以黄金支付的要求也被拒绝。荣家没有办法，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钱有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通知。眼看就要到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这时，在外面打探消息的几个人跑回来报告，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静安寺等热闹地点公然贴出了红色招贴广告，广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5月25日下午，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和荣一心看了，心中都直犯疑惑。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
　　疑惑归疑惑，事情却不敢耽误。莱尔仁兄弟再三考虑之后，请申新二厂协理顾鼎吉携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吉勉为其难地说：“我就冒一次险吧！”
　　当天下午，顾鼎吉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拦住汽车，搜出巨款，当即把顾鼎吉带到警备司令部审问。警官们动手就打，打伤了顾鼎吉的眼睛，还威胁说要送他坐老虎凳。顾鼎吉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真相。警官大怒，说：“绑匪自有警方捉拿查办，荣家怎么能同绑匪私下作交易？这是犯法的懂不懂？这笔钱按规定要没收！”
　　顾鼎吉只得苦苦哀求。那警官忽然改变了态度，同意把巨款发还给荣尔仁。
　　巨款发还给荣家。绑匪又来了通知，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到詹荣培处直接领取。27日，詹荣培非常诡秘地对会计宓勉群说：“今天有两皮箱东西送到这里，你先收下，不要让别人插手，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就行了！”
　　果然，当天下午，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连喇叭都不按一下，直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停住，车里只有一个司机。宓勉群帮他把两只皮箱装上汽车，司机说声“谢谢”，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了。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决定释放荣德生。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只有哀叹不已！
　　荣德生虽然脱离了虎口，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的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绑架人和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来连生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警方为什么不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作他们的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汤恩伯将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并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真相”，承认“参加绑案之匪犯，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汽车系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得”，“吴志刚亦属案中重要人物”。但据了解内情的人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自己！然而警方并不打算真的把这一大案弄个水落石出，只是捉住几个小喽罗，缓和一下舆论压力罢了！破案过程中先后逮捕15人，杀了8人。人们都说：“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拍照、又登报，大肆渲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毛森。吴志刚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又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酬谢（破案）出力人之奖金”。
　　这还不算，发还赎款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次不够二次，二次不够三次，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还嫌不够！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荣尔仁非常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荣德生只好安慰儿子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然而，事情到这里仍没有结束。各地官员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荣德生家乡无锡县县长致函荣德生，要荣德生捐款“救济流亡，使千万人得沾实惠”；江苏省政府主席要荣德生捐款建造无锡青年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要荣德生“将全部款项捐助公益……请于该款中抽提一部分，资助本会作为基金”……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钱“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也只好忍痛解囊。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旧中国，一个人想安安生生地办实业，是不可能的；就是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富豪，安全也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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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47 PM

21.沃森父子

一提起电子计算机，人们就会联想到“IBM”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IBM，即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当今不仅在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公司。它从20年代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公司，到了70年代一跃而上升为美国最大的企业之一。1986年，IBM公司年销售额高达880亿美元，雄居世界100家最大公司的榜首。目前，该公司在全球拥有员工20多万人，业务遍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巨大成功是与其创始人和管理者的经营之道分不开的。创办人老托马斯·沃森出身贫寒，早年挨家串户推销缝纫机，屡遭挫折与磨难，但最终创下了大业。第二代小托马斯·沃森继承父业，看准时机，率先将企业投身于新兴的计算机行业，使IBM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沃森父子的发家史堪称一部成功的企业经营史。让我们来看看沃森父子是怎样艰苦创业，击败竞争对手而称雄世界的。
　　1874年，老托马斯·沃森生于美国纽约州北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来自英国的移民，靠伐木和种地谋生。17岁时，沃森便赶着马车替老板到农户家推销缝纫机、钢琴和风琴。他整天奔波在崎岖的乡间小路希?っ糯?Ф凳邸？?迹??岳习甯陡??啃瞧?2美元的工资还挺满意。后来，他从另一个推销员那里得知，他实际上被老板耍了，因为其他推销员通常拿的是佣金，而不是工资，如果按佣金计算，他每个星期应得65美元。这一晚，他辗转反侧，心中忿忿不平，老板真是欺人太甚。第二天，他辞去这份工作，乘上火车，到大城市布法罗，希望能找到按佣金付酬的推销员工作。
　　适逢经济萧条，城里工作也相当难找。2个月过去了，他才被一家公司录取为推销缝纫机的推销员。后来，他又推销股票，好不容易积攒一笔钱，开了一家肉铺。但好景不长，他的合伙人在一个早上把他的全部资金席卷一空溜走了。肉铺倒闭，沃森破产了，只好又干起推销的老本行。他在国民收银机公司当一名推销员。几经挫折的沃森，怎么也没想到，这正是他时来运转、走上成功之路的起点。
　　国民收银机公司的总裁约翰·亨利·帕特森是一个杰出的现代商业先驱，也是现代销售术的鼻祖。沃森在他手下干了18年，他的推销艺术和经营之道对沃森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帕特森的严格训练下，沃森如鱼得水，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潜能。仅3年，沃森就成了公司的明星推销员，其佣金破纪录地达到一星期1225美元。1899年，沃森被提升为分公司经理。到1910年，他已经成为公司中仅次于帕特森的第二号人物。但在那以后，厄运又一次向他袭来。
　　以独裁专横闻名的帕特森，总是解雇虽有功绩但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雇员。1913年夏天，帕特森听信一个副总裁的谗言，认为沃森拉帮结伙、扶植亲信，便决定要辞退他。沃森努力为自己申辩，但毫无结果，无奈于次年4月愤而辞职。他立誓报仇，走出公司办公大厦时转身对一个朋友说：“这里的全部大楼都是我协助筹建的。现在我要去另外创一个企业，一定要比帕特森的还要大！”
　　然而，重新创业又谈何容易。虽然帕特森给他一笔5万美元的分手费，但沃森失去了生活保障，丢了饭碗，年龄也快40岁了。他只好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去纽约闯荡。
　　2个月后，沃森遇上了IBM前身的奠基者弗林特。弗林特是华尔街最红火的金融家，号称“信托大王”。他对沃森的才干早有所闻，旋即聘任他为计算制表记录公司的经理。这家弗林特属下的公司，主要生产天平、磅秤、计时钟和制表机等，由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边缘。沃森之所以对这家公司感兴趣，主要看中它的产品。他认为计时钟、制表机等都是办公自动化的工具，具有广阔的商业前景。
　　沃森掌管公司伊始，就借贷5万美元，作为开发研究新产品的经费。其结果，制表机得到极大改进，在市场上成了畅销货。沃森采用他从帕特森那儿学到的一套方法，在1915年夏末发起了大规模的推销运动。公司销售额从1914年的420万美元，增至1917年的830万美元，几乎翻了一番。
　　当时公司有1200名雇员，由于内部风气不良，员工之间不团结，许多老工作人员更是喜欢欺压新来者。针对这一弊端，沃森提出三条要求：第一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第二必须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第三必须创造最优秀、最出色的成绩。他亲自撰写公司的口号和歌曲，创办了公司小报和学校。在公司墙上，标语到处可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我学，等于零；我要学，才有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公司的名气是由公司里有什么样的人决定的”；“我们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着手工作时，有一件事情必须处理好——那就是人际关系”；“公司的英雄是销售代表，销售人员是大人物”。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励了全体员工团结向上的积极性。时至今日，沃森的三条要求依然在IBM公司始终不渝地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IBM的企业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制表机需求量激增。几乎每一家大保险公司和铁路公司都用上了计算制表记录公司生产的霍勒利斯制表机。不久，政府部门也采用了。沃森适时地推出新型的打印一制表组合机，更是受到广大客户的欢迎，定货单堆得老高，产品供不应求。1919年，公司的销售额高达1300万美元，利润也升至210万美元。1924年2月，身为公司总经理的沃森决定将公司更名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简称IBM。是年，沃森刚满50岁。
　　30年代初，IBM开始打入打字机行业，生产打字机、打孔卡片，以及打孔机、分类机、会计计算机等系列产品，并推出电动打字机、字母制表机等新产品。到30年代末，IBM公司的销售额增长到3950万美元，其利润达到910万美元，竟超过其它4家同类型大公司的总和，一跃而成为全美最大的商用机器公司。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沃森作为美国商会会长积极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后来，罗斯福曾先后要沃森担任他的商业部长和驻英国大使，但沃森都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不愿意离开由他一手创办的IBM。20多年来，他创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研究和生产组织以及一支闻名遐迩的销售队伍，它们不仅是商用机器制造业的楷模，也是当时全美工业甚至世界工业的楷模。IBM的事业如日中天，“IBM人”还需在他的带领下向新的高峰挺进呢！
　　在二次大战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IBM在打孔卡产品业务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的美军在战争中就开始靠IBM的打孔卡运作，因为现代战争规模巨大情况复杂，很多事情必须及时在战场上记录下来。部队中设有机动打孔队，他们把部队的薪饷制成图表，还用打孔卡记录轰炸的结果、伤亡人数、战俘人数、失踪人数和供应情况。每一个应征入伍的人都有一份打孔卡记录，从正式服役、分配、受训、参战直到退役，打孔卡一直伴随着他。一些IBM的机器在许多机密部门得到应用。美日中途岛海战前，IBM的仪器被用于破译日本人的密码，在海上搜寻德国人的U型潜艇。此外，IBM还被要求生产军需品，如战斗机的机关枪、陆军的卡宾枪、轰炸机上的瞄准器、防毒面具和其它30多种作战用品。靠军用品生意就能使IBM赚上数千万美元，但沃森对此不感兴趣，他不想公司被人指责为发战争横财。因此，他规定，IBM生产军需品的利润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尽管如此，二次大战同样使IBM受益无穷，使之真正跻身于大企业的行列。公司的销售额从1940年的4600万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1.4亿美元。
　　大战结束后，计算机市场初露端倪，一向注重研制新产品的沃森对此极为关注，但由于其发展前途难以预测，IBM对计算机只停留在试验和制造样机阶段。早在1944年，IBM就拨款50万美元，与哈佛大学的霍华德·艾肯博士合作，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自动顺序控制计算机，名为“马克1号”，每秒钟可以进行3次计算。1946年，IBM又推出第一台电子计算器，这种用卡片编制程序的大型计算器，计算速度比机械输卡速度快9倍。1948年，又推出一台部分电子部分电机的数字计算机，这台机器安装在IBM纽约总部，直接向参观者进行实际操作表演。到此为止，IBM开始涉足电子计算机领域，但还不能说IBM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工业技术方面的真正崛起。
　　当时，在电子工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首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穆尔电子工程学院。二战期间，美军军械部需要一台用于计算弹道曲线的电子计算机，以结束这项工作一贯由大量数学家经过冗长乏味的计算才能完成的历史。穆尔电子工程学院承担了这一项目，由埃克特和莫奇里博士负责完成。1946年，他们成功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命名为“埃尼亚克”，它重30吨，使用1.8万个真空管，占地面积165平方米，每秒钟能做300次乘法，其速度之快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却责怪埃克特和莫奇里不务正业，未把精力投放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他们两人不得不辞职出来，成立了第一家只经营计算机的公司，取名为电于控制公司。1949年，该公司制造了第一台把编程指令放在内存的二进制自动计算机BINAC。这一年，由于资金缺乏，该公司并入一个老牌的商用机器公司——雷明顿—兰德公司。从1950年起，他们开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这台机器于次年3月问世，重1.6万磅，有5000个真空管，可同时读、写和进行数据处理，它承担了全美人口普查中大部分的信息处理工作。1952年，雷明顿—兰德公司又兼并了工程研究联合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全美最多的计算机专业人员，并为海军研制了两三台通用型计算机。
这样一来，雷明顿—兰德公司在计算机领域已处于优越的战略地位，堪称计算机产业中的最初领袖。它在20世纪一项最重要又有最大利润的工艺技术上占了上风，在技术上比IBM至少领先5年。
　　面对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IBM是发展前景莫测的电子计算机，还是继续经营收益可观的打孔卡机？是依然故我，安于现状，还是奋起急迫，勇冒风险，搏击取胜？IBM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老沃森为首的一派认为，尽管计算机能够解决所有重要的科学计算问题，但是价格昂贵，几乎没有人肯出资买这样一台机器。当时，除了少数几所大学、军队和政府机构需要使用它外，一般人连计算机是什么都没听说过。而IBM生产的电动式打卡机和600型电子计算器却越来越好销，干吗要生产那种庞大、昂贵而只有少数几个客户需要的大型计算机呢？
　　但是，老沃森的儿子小托马斯·沃森却不以为然，他深信到一定时候，计算机将具有巨大的市场，不仅会广泛用于实验室、办公室、银行和天文台，也可以用于工厂。作为副总裁，小沃森不甘心在计算机领域屈居第二，积极主张开发新产品，赶超时代潮流。父子俩之间时常因此而争论不休。
　　小托马斯·沃森是长子，1914年生于俄亥俄州的代尔顿。从小，老沃森就常带他去参加IBM的活动。12岁时，小沃森在IBM的一次销售会议上发表颇具见解的讲话，显示出过人的才识。1937年，他毕业于布朗大学，然后就到IBM担任曼哈顿地区的推销员，不久即以出色的业绩崭露头角。二次大战期间，他参军服役，当了一名B24型轰炸机的驾驶员。战后他退伍时，已经是个中校了。他重返IBM，1946年6月当上了公司副总裁，时年32岁。
　　小沃森对电子工程的兴趣不是朝生夕逝的。在战争期间，他接触过许多电子装置。1946年3月，埃克特和莫里奇刚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小沃森就前往参观。计算机的高速而准确的运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一有机会，他就向父亲鼓吹研制电子计算机。
　　就在沃森父子俩在开发计算机项目上争执不下时，一件令IBM难堪的事发生了。美国人口普查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信息处理工作，以前都是靠IBM提供的霍勒利斯制表机来进行。而这一次全美人口大普查，美国人口调查局却采用了雷明顿—兰德公司的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它比IBM的电动式打卡机的统计速度快19倍。因此，人口调查局的负责人直率告知IBM，电动式打卡机已丧失其领先地位，并提出退货。这无异于给老沃森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也使他的头脑清醒起来。又恼又羞的他决心迎头赶上，把研制电子计算机的权力交给了小沃森。
　　小沃森首先广招电子计算机专门人才，直接从各大学请来30多位电器电子专家，建立一个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赫德负责。然后，他与专家们经过调查研究，确定将研制一种全用途科学计算机，因为那时世界上总共仅有6台电子计算机，但几乎都是一种类型的机器。而他们制造的这种全用途计算机则准备制造二三十台。为了减轻内部的一些反对意见，小沃森为这种计算机取了一个充满爱国情感的名字：国防计算机。通过到美国所有国防工业实验室宣传推销，他们很快获得了十几个客户的订单。思想已有所转变的老沃森也二话没说就批准了这项耗资达300万美元的计划。从1951年春天开始，小沃森便全力以赴地推进国防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1952年1月，年已78岁的老沃森决定退居二线，任董事长，38岁的小沃森正式接任IBM公司的总裁职务。这标志着IBM的商用机器将出现一次质的革命，将从主要生产制表机、打孔卡机、计算器和卡片的公司转而成为一家为研制电子计算机冲锋陷阵的公司。
　　小沃森上任后，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尽快研制出计算机，赶上雷明顿—兰德公司，并超越它。
　　当年年底，第一台国防计算机，或称IBM701，终于问世了。老沃森对儿子的杰作大加赞扬，并决定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这台IBM701被运到纽约，安装在总部大厦的底楼。150名顶尖的科学家和商界领袖参加了盛大的开机典礼。不久，小沃森又推出应用于会计系统的IBM702电子计算机、用于雷达防空网络的Q—7计算机。到1954年春天，IBM已经与雷明顿—兰德公司并驾齐驱。尽管在实际安装方面，雷明顿—兰德仍略占上风，领先十几台，但IBM拿到手的订单却比雷明顿—兰德多4倍，仅702型的订单就达50台。在这场竞争中，IBM初战告捷。
　　接着，小沃森又在拥有领先技术的基础上，加快产品的推陈出新，研制出体积小、用途广且价格适中的新产品来。1954年，IBM开发出650型小型电子计算机，每月的租金只有4000美元，使一般的学校、保险公司、银行都能用得起。就这样，很快在全美掀起了一股650型小型计算机热。此外，他们还推出IBM703、IBM704、IBM705等系列产品，以满足各方面客户的需要。到1956年，IBM已经遥遥领先，使雷明顿—兰德公司望尘莫及，重新占据商用机器业的霸主地位。
　　IBM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推销优势，推销员四处出击，到处宣传。小沃森成了著名杂志《时代》的封面人物。“电脑”成了一个十分时髦的字眼，而电视上看到的电脑却统统都是IBM制造的。
　　1956年6月，82岁高龄的老沃森因病逝世。这位为IBM奋斗了40余年的创业者，欣慰地看到IBM1955年的总收入已突破5亿美元大关，而且正以每年增长20％的速度剧增，比起他当年接手计算制表记录公司时年营业额不到420万美元来，已增长了100倍。
　　随着晶体管制造工艺逐步成熟，它为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电子管电子计算机过渡到第二代创造了条件。1958年4月IBM决定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成批生产分立的晶体管计算机。不久即推出7070型、7090型等大型晶体管计算机和1401型、1620型等中小型晶体管计算机。1401型办公室用计算机以其价格低廉、效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很快成为销路最好的品种，在第二代计算机中处于领先地位。
　　集成电路的发明是电子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1964年4月7日，正值IBM公司创建50周年那一天，小沃森宣布IBM的360型系统电子计算机制造成功。它是第三代计算机的佼佼者，其研制开发经费高达5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20亿美元），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企业投资。360型的订单堆积如山，达到创记录的程度。到1966年底，IBM装配360型计算机8000台，公司年收入超过40亿美元，纯利高达10亿美元。这是小沃森一生中最大的成功。
　　1970年下半年，小沃森犯了心脏病，出院后工作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年仅57岁，但为了事业，决定急流勇退，提前于1971年夏天退休。董事长由非沃森家族的利尔森接任。这一年，IBM公司的年营业额已达75亿美元，比起他刚接任公司总裁的1952年，公司利润又翻了十几倍。
　　如今，小沃森已年届八旬，但作为董事，仍对IBM有着重大影响。公司的董事长又换了几茬，而公司在计算机业的霸主地位却丝毫没有动摇。IBM始终以超前的技术、出色的管理和独树一帜的产品领导着全球信息工业的发展。从阿波罗宇宙飞船登上月球到哥伦比亚航天飞机飞上太空，无不凝聚着IBM无与伦比的智慧。IBM的事业就像宇宙飞船一样永远向着更高的目标不断奋进，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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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48 PM

22.股市行家杰西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做股票买卖的风险最大，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但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穷光蛋，甚至负债累累。尽管风险很大，但时至今日，纽约、伦敦等地的证券市场交易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就像是进赌场一样，赢家笑输家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这里说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杰西·利弗莫尔。他是20世纪20年代纽约华尔街活生生的传奇人物，是那个时代最花哨的百万富翁。
　　杰西有一头金黄头发，蓝眼睛，身材瘦削。他不修边幅，西装老是皱巴巴的，领带歪打着。这个英格兰人的后代嘴里总是叼着香烟，一天要抽掉10支哈瓦那雪茄。
　　杰西1877年出生于美国，14岁就已尝到买卖股票证券的滋味。当时他是每周只赚1美元的一个小职员，在一家波士顿的经纪店里往行情板上记录行情。他特别聪明，很快就能应用百分比来表示价格的起落。每天傍晚，他把这些收盘价和百分比抄到他的笔记本里的时候，他很快就能从中看出某些股票的价格变动趋向。若不是由于他快速的心算能力，他会一直在那儿干下去的?
　　那时，波士顿有许多用顾客资金做买空卖空交易的投机商号。这些店面的柜台简直像赌场，下注的赌客在这里对股票的价格变动打赌。这些顾客自以为能测出各种货币和各种股票指数的涨落。当你按每点多少钱下注，如果股票指数上涨，你就赢了；但是如果指数下跌10个点，你就赔掉下注数的10倍。
　　现代的“指数”赌博活动，赚取买进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价。于是人们像赛马和足球赛的赌博一样，两面下注。精明的人可以买进一种指数而卖出另一种指数，就像任何商品经营一样，盈利来自两种价格的差价。
　　杰西在数字方面的天赋，和他在“指数”赌博活动上的特殊本领，终于使得波士顿地区的每一家做买空卖空投机生意的商号都将他拒之门外。在这里，有人变骗局戏法，有人扮演哈姆雷特悲剧角色，而杰西就好像上帝赐给他做股票的天才一样。他有一只奇妙的鼻子，总能及时嗅出来人家的花招戏法。当某家公司的股票正处于高峰时，或是某家股票即将下跌之际，他就首先知道了。于是他成了一个熟练的空头投机商，由买空卖空大赚其钞票。
　　杰西干得很好，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在1906年，一夜之间他由于干得漂亮而大发，成了大富翁。那时，他和一个女友在大西洋城——那里的舞厅或许可以说是东海岸最时髦的聚会场所。杰西偶然走进一家经纪厅，到里面匆匆看了一眼。那时股票正在上涨，是一个确实无疑的看涨市场。其中有一家公司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它的股价高得很，而他认定那股票会下跌，就提出要卖出3000股。那股票却继续上涨，他在第二天又卖出2000股。
　　那天是4月18日，杰西统共做了5000股空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仍然居高不下。就在这一天，旧金山被一场地震毁掉了。铁路大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一落千丈，傍晚未过，杰西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后来不到一年，杰西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又做了一次空头。在这场股市危机过程中，他每天都赚好几万美元。
　　杰西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1908年，他在一场棉花囤积投机中，赔掉了100万美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在钢铁和汽油上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他正确地判断美国会从战争中捞取好处，促使工业繁荣起来。在那段时间里他做多头。在停战协定签订的时候，他又转做空头，因为他知道回国的士兵必然失业，那就必然搅乱过热的经济。
　　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早已对空头作出种种规定，可是在那时，杰西是个做空头的特大户，以致于只要仅仅谣传他卖空就会使某一种股票下跌。
　　到1925年时，据说杰西已拥有2500万美元以上的钱财。他自然也讲起了富豪的排场：一所在曼哈顿的漂亮的公寓，一节自用的铁路客车车厢，在欧洲有别墅，在纽约长岛北岸有一所周末住宅……他还拥有那个时代几乎闻所未闻的一架自用的专用飞机。
　　当然，如此发财而又扬名，杰西就成了众矢之的。报纸、电台不停地抨击他，称他为“娃娃投机家”，谴责他专做空头，逆着市场趋势大肆买空卖空。更糟的是他的这种做法总有所获，再加上他浮夸的生活方式，就招来许多嫉妒。在世界各地的别墅里他养了许多女人，这是罪名之一。他还恬不知耻地自吹，让普天下的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花花太岁，这是罪名之二。他还喜欢傍晚乘坐他的罗尔斯一罗伊斯高级轿车，在纽约的大街上兜风，搭载路边女郎上车取乐。他总用带波士顿腔说带鼻音的英语。他神经兮兮，能一口气背出一大段圣经，说他感谢一名神职人员早先对他的培养，紧接着仔细解释昨夜钓鱼的结果……
　　杰西这个人看上去放荡不羁，神经兮兮，但在生意场中却是谨慎从事的。
　　杰西的办事处在赫克谢尔大厦的第18层楼上。楼下的看门人领了他的钱，所以当杰西不想见的来访者来访的时候，看门人就说：“这里从来没有一个名叫杰西·利弗莫尔的人。”如果来访者是应约而来，看门人就会查看杰西预订的来访者名单。来客到达杰西的房间门口，又会有一名保镖来作安全检查。房间里头大约有60人在照看电话、电报以及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他们还有反映最新价格的大块的股市行情栏。这里是那个时代最精致复杂的指挥部，它向杰西提供股市动向的最新内部情况分析，还提供整个华尔街的情况和最新的消息。
　　在整个20年代里，杰西在股市大做空头赚钱。但是到了1929年，赫伯特·胡佛当上总统时，杰西感到，这个国家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股票市场出现他从没见过的状况，简直好到难以相信的程度。3月份的某一天，他做工业股票空头，然后转向铁路，当传言说他要在这里拼一拼的时候，他已转向石油公司股票。第二天股票大跌，他买进卖出股票，在这一场3个小时的出击中，他捞进了20万美元。
　　在1929年的整个夏季直到秋天，美国经济持续高涨。人们都把这个时候叫好时光。注入华尔街的资金越来越多。以前，资金主要是从欧洲流入，但眼下英国投资者在工党政府治理下，拼命维护自己，英国的钱流入美国股市的速度已不那么快了。尽管如此，钱仍从美国的各个角落涌向华尔街。股票市场成为全国性的消遣娱乐场所。进入股市的入场券不过一份报纸的价钱。由小赌客们组成的大军，从银行里提出他们的100美元、200美元或300美元的存款，投入股票市场。
　　但是杰西并没有像众人那样盲目乐观。他竭力要从这种经济大好形势中看出真情，于是努力搜阅金融报刊，并把自己的情报来源和报刊上的分析相互比较。杰西预测出美国的工业即将走入困境，美国的银行业也即将走入困境，若不经一番风雨折腾，美国经济就不可能繁荣发达起来。
　　杰西相信，美国的股票市场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大熊市，股市指数将会暴跌。
1929年9月来了首次信号。这时候杰西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人正为他们的货币担心。英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哈特雷金融诈骗案。消息传到美国，杰西对于英格兰银行为何不采取补救措施大惑不解。或许他们不救是因为无能为力吗？困惑不明的杰西要他的英国“间谍”探明情况。“间谍”们通知杰西，英国银行准备提高利率。杰西还得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打算把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杰西判断，银行利率一提高，许多人就把钱拿去存银行了，这么一来，股市的资金就会大大减少。而且，接着就会出现抛售股票的浪潮。抛的人多买的人少，看来股价必定下跌无疑。
　　与此同时，杰西了解到有个名叫巴布森的经济学家，3年来连续在全国的商业会议上作演说。他知道巴布森跟自己一样，是个股市空头投机家。实际上在过去2年里，巴布森就预言经济的黑暗时期要到来。1928年巴布森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如果民主党人史密斯当上总统的话，就会把人们带进经济萧条。然而那一年史密斯和民主党人并没有上台，上台的是胡佛和共和党人，于是巴布森的警告就被人们当成耳旁风了。精明的杰西通过各种剪报分析，发现巴布森的警告对他有利用价值。
　　杰西命令他的下属守好电话机。全国的报社都得到小道消息，说巴布森要作一场重要演讲了。一当报界引起警惕，而且所有的轮子都转动起来，杰西立刻走进股市，通过全国各地友好的经纪人着手卖出股票。利用巴布森在讲台上的讲演，杰西统共卖空股票30万美元。
　　巴布森对一大群记者说：“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生一场大崩溃，那会使得主要股票遭殃，并将道琼斯指数下降60至80点。”此后不到半小时，各报社记者都通过电话向编辑部发回消息：“经济学家预测股市将下降60至80点。”
　　杰西抢先一步继续不停地抛售卖空。
　　几乎所有的美国下午报纸都报道这个消息。几乎每一家美国电台都广播了这个消息。
　　直到收盘之前杰西都不停地卖空。这时候就有别的经济学家出来驳斥巴布森的观点。第二天上午，杰西突然把他的交易地位变换，买回了他所卖出的股票。杰西只因为判断准确，抢先了一步而处处占了主动。果然，几天之内股市又恢复原状，平安无事。杰西从中大大捞了一笔。
　　杰西赚了一大笔，又在策划另一场“大屠杀”了。
　　10月份来到了。10月24日，星期四，股市价格狂跌，头一场“爆炸”把股市炸得粉身碎骨。10月29日，股市依然狂跌不止，第二场“爆炸”把股市炸得寿终正寝。许许多多的股票持有者，眼睁睁看着手中的证券成了废纸，财富随着股市的惨跌化为乌有。
　　可是，杰西这个股市的投机家，和少数几个人一样，早已脱手了，他正幸灾乐祸地喝他的香槟酒呢。
　　杰西拥有的财富，足够他挥霍好几辈子了。但他像个赌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仍然不肯歇手，继续在股市上弄潮，乐此不疲。
　　不幸的是，杰西的好运已经过去了。
　　到1930年的时候，情况发生变化。不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管他的脑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杰西开始有些玩不转了。或许是因为家事的干扰？妻子因为他的不忠，正在闹离婚。或许像一些伟大的体育明星，他们的体育生涯中总有个巅峰，一旦他们走过了，下坡就非常的快了。究竟什么原因，谁知道呢。总之，杰西突然之间变成了进入冬眠状态的昏昏沉沉的大熊了。
　　到1931年底，他财产的半数不见了。
　　到1933年，剩下的另一半也不见了。
　　杰西在一些必胜无疑的生意上，输掉大约3000万美元。这些生意跟他以前曾经做过的差不多相同，可是现在，他做这些生意却不灵了。
　　这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卖空的规则作了许多修改。在这以前，那规则是“买方得多留神”，而这时已变成“卖方得多留神”了。杰西过去专做卖空生意，新规则对他有了诸多限制，对他来说更是困难重重。
　　到了1934年，杰西已成为一名醉鬼。人们看到他穿着邋遢的衣服，喝得醉醺醺的，疯疯癫癫地出现在股票交易大厅里。他变成了以前他自己的影子，在股市摔得头破血流。他成为他以前敌手们鹰嘴啄食的一块肉。这块肉终于被啄食光了。
　　杰西穷困潦倒，1934年3月4日，他不得不申请破产。经过清理，杰西欠下的债务达226万美元。而他剩下的钱，只有18.4美元。
　　杰西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他孑然一身，住进了到处透风的公寓。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没有了，豪华住宅和别墅、游泳池没有了，前呼后拥的仆人没有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为了苦度光阴，1940年杰西出版了《怎样做股市生意》一书。但是这本书出得太晚了。在他一帆风顺的年代，这本书肯定会卖得上百万美元。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喜欢输家。为出版这本书，他东奔西走，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出这本书实在是一场惨败。
　　杰西像个赌输了的赌徒，有时空手去股票交易大厅转转。交易大厅里照样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他看到了像他以前那样的大赢家，满面春风得意扬扬，也看到了一些输家满脸沮丧。有的以前被他玩惨了的炒股者，见到他会挖苦他一句：“喂，杰西，你今天又抛了几百万？”
　　1940年1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房东又来找杰西逼讨房租。他喝下仅剩的半瓶威士忌，从寓所溜了出来。他在大街上转悠着，望着大街上往来穿梭的豪华汽车，望着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街边伸手乞讨的乞丐，他长叹一口气说：“他妈的！这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它永远只属于富人。”
　　杰西走进一家大旅馆的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他留下的遗书写道：“我的一生是一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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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48 PM

23.胡文虎创制万金油

1882年1月16日，胡文虎出生在缅甸的仰光。
　　他的父亲胡子钦，是中国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中川村人，年轻时因为家境清贫，在1861年孤身漂洋过海，来到仰光，行医为生。由于南洋气候炎热，阳光强烈，当地居民容易中暑、头晕、疲倦，而胡子钦从国内带来的一种中药成药“玉树神散”，清凉解暑的效果相当好，所以很受欢迎。他逐渐积累起一点资金后，就在仰光一条偏僻的街道上买了房子，开设了一家永安堂药铺，行医卖药。胡子钦不但精于医术，而且为人忠厚，常做好事，当地人有了病都愿意到他这里来治疗，永安堂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兴旺。后来，他与潮州来的姑娘李金碧结婚，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
　　胡文虎的出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转眼之间，胡文虎已经10岁了。小文虎长得浓眉大眼，身体健壮，聪明伶俐；性格倔强。他对父亲药铺里的事情兴趣很大，见什么学什么，而且一学就会，可就是不安心读书，经常逃学。胡子钦为儿子伤透了脑筋，可他业务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管孩子。为了不荒废儿子的学业，他同拮由塘亢螅?闳痪龆ò盐幕⑺突毓氏纾?盟?谧娓傅恼湛聪陆邮苤泄?拇?澄幕?逃??
　　在回国的轮船上，胡文虎听父亲说起故乡的贫困和家族的苦难历史，也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可是，当时中国私塾里教的，还是《四书》、《五经》等古文，枯燥难懂，胡文虎越读越没有劲，终于又犯了老毛病，一有机会就溜出学堂去玩耍。祖父没有办法，只好专门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他。
　　那一年，本来就贫困的永定县又遭受了特大灾荒，穷苦百姓只好卖儿卖女度荒年。少年胡文虎看着这种凄惨的情景，才真正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他十分同情灾民，有一次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跪在地上叫卖女儿，他也难过得泪流满面，忙掏出平时积下来的四个铜板给她们。还有一次，一个饿极了的乞丐偷吃人家的烧饼，被凶狠的老板打得死去活来，胡文虎急忙上前劝阻。老板说：“你不让我打他也行，那你得为他还我的烧饼钱！”胡文虎气愤地说：“等我长大了，回南洋发了财，一定来还你的烧饼钱！”谁知老板哈哈大笑，蔑视地说：“真是白日作梦！你也能发大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经过这些事情，胡文虎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他再不逃学，每天都认真读书。课余时间，他还找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来看，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发了财，一定要像宋江那样仗义疏财，帮助穷苦百姓，让他们都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
　　4年以后，胡文虎回到了仰光，帮父亲料理药店的事务。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胡文虎对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为病人配方抓药，他都认真地在一边细看，暗暗琢磨其中的道理；空闲的时候，他就阅读医书，研究中药学和西药学的理论，常常到夜深还不休息。因为睡得太迟，他有时早晨起得晚些。父亲胡子钦也是个热爱事业的人，每天都是第一个早起进店工作，见儿子还睡着，很不满意。胡文虎懂得父亲的心意，父亲是希望他能更加勤奋，早日成才，所以学习和工作就格外刻苦。
　　1908年，胡子钦突然身患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在临终之前，他一再叮嘱胡文虎要和弟弟胡文豹同心协力，发展事业，而且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亲人……
　　父亲一死，家庭失去了顶梁柱，药店也失去了支撑。虽然胡文虎和弟弟辛辛苦苦操劳，但永安堂药店的生意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迫于生活，胡文虎只得肩挑药担走街串巷叫卖，但还是没有多少收入。眼看药铺已经到了面临破产倒闭的地步。胡文虎母子3人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中。
　　但是胡文虎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他一心想为事业的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有一天走在路上，他看到一个装仁丹的药袋，忽然得到了启发：日本生产的仁丹治疗中暑的效果比较好，又便于携带，所以销售量一直很大，永安堂要想发展，就必须创制出像仁丹这样受欢迎的药品来。
　　他急忙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可是母亲却没有点头。她的生活经验比儿子丰富得多，懂得创制一种新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同时，永安堂的经济状况，也经不起再一次失败了。胡文虎先争取到弟弟的支持，又耐心地向母亲说明：现在永安堂的生意已经没有出路，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只有下决心闯出一条新路来，才有可能让永安堂起死回生！弟兄俩终于说服了母亲。母亲取出父亲一辈子的微薄积蓄，含着眼泪交给了胡文虎，并且叮嘱他一定要珍惜这全家最后的一笔财产！
　　胡文虎接过这沉甸甸的钱，开始了他真正的创业历程。
　　他先到香港，为永安堂进了一批货，让药铺能维持一线生机；接着便回到祖国，调查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后来又到暹罗（今泰国）、日本等地了解药品经营的行情，学习药品制造技术。为了节省开支，他每顿都吃最便宜的食物，每夜都住最便宜的客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胡文虎不但掌握了一定的制药技术，而且注意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生活水平低下，暑热病流行情况严重；西药虽然便于携带，服用方便，价格却贵得多，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用得起的。
　　胡文虎就根据这种状况，决定了自己的选择方向——他要研制出一种对治疗暑热病有特效而又价格便宜、便于携带的中药！
　　1910年，胡文虎回到了仰光家中。在向母亲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后，他和弟弟就动手大干起来。他们在过去“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增加了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原料，吸收祖国药品传统的膏、丹、丸、散的优点，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经过3个多月的呕心沥血，终于创制出一种新药。这种新药既可外用，又可内服，既能治感冒、头痛、鼻塞，又能治晕车、晕船，几乎可说是一种“万能”良药。由于多日的劳累，胡文虎自己也觉得头晕目眩、恶心欲吐，他想这正好可以试试新药的效果，就从药罐中挑出一些抹在额头上。片刻之后，他的病痛便烟消云散，浑身舒适。胡文虎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去告诉母亲和弟弟。饱经沧桑的母亲，竟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的母亲问儿子：“这种好药，该叫什么名字呢？”
　　胡文虎说：“我想过了，它有这么多的治疗功能，我们就叫它‘万金油’吧！你们看好不好？”
　　胡文豹赞成地说：“好！这个名字叫得响！”
　　母亲也说：“商标干脆就用你的名字：‘虎’牌万金油！”
　　胡文虎到当地政府办理过注册手续后，就开始批量生产“虎牌万金油”，并且把永安堂药铺改名为“永安堂虎豹行”。
　　然而，一种新事物，就是再好，一开始也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万金油的命运也是这样。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的箱子，到同乡开的药店去推销。可是大家根本不相信万金油会有那样好的效果，都不肯买，胡文虎跑得腰酸腿痛，却常常是早晨一箱提出去，晚上提回来还是一箱！有的人碍于同乡的情面，勉强收下一些万金油代卖，却又不向病人介绍，结果还是卖不出去，到胡文虎去结账时，他们就让胡文虎把没卖掉的万金油拿走。
　　当时正是盛夏，许多穷人患了热病无钱治疗，只能买日本的仁丹服用。万金油的疗效决不比仁丹差，为什么人家只买仁丹而不买万金油呢？当真是中国货不如日本货？胡文虎猛然想到满街张贴的仁丹广告，顿时醒悟了：你不作宣传，人家怎么会知道万金油的好处呢？！他马上采取对策，一方面，让胡文豹拿出一些万金油，免费赠送给无钱买药的穷苦人；另一方面，他从十分紧张的资金中，抽出钱来，印制了一批介绍万金油功效的广告，亲自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去宣传。他先花钱雇了两个人帮他贴广告，可第二天上街，却一张也没见到。他找到那两个人问，那两个人推说是被人撕掉了。胡文虎无可奈何，只得自己上街去贴，直到后来遇到一个同乡阿愚，才算有了个帮手。
　　免费用万金油治好了病的穷人，都成了虎牌万金油的义务宣传员；再加上广告的作用，没过多久，万金油果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永安堂虎豹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旺！
　　胡文虎没有满足。他的雄心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广。为了进一步发展永安堂的业务范围，1923年，他留弟弟胡文豹在仰光主持业务，自己到新加坡去筹建永安堂虎豹行的总行。同时，他又重金聘请专门人才，搜集古代药方进行研制改进，开发出了“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钡刃乱??
胡文虎接受了创业之初的教训，始终将广告宣传放在重要地位，每年花在广告宣传上的钱很多，而且挖空心思，设计引人注目的广告。万金油的小铁盒上，印的是一头形象生动的老虎；说明书上则印着胡文虎的肖像：西装革履，浓眉大眼，神态庄严，让人在使用万金油时，就会想起胡文虎和他的虎牌良药。每年春节，他都派人在街头路口悬挂大量灯笼，灯笼上一边画着老虎，一边写着“永安堂”，加深人们对永安堂和虎牌药的印象。20年代中期，他又到处张贴广告，重金征求日历画稿，应征的人非常多，画稿像雪片样飞来。其中有一幅画着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用手攀着一只老虎的脖子，人虎相依微笑，栩栩如生。胡文虎一眼看见，就被这幅画的新奇构思吸引住了，赞不绝口，当即以重金买下这幅画，把它作为日历的封面。这年的日历印成后，胡文虎到处赠送，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夫人见了，也连声叫好，还说：“胡文虎真是个天才的商人！既然他的广告都离不开老虎，他为什么不定做一辆老虎式的轿车呢？”这话很快传到了胡文虎的耳中，他觉得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当真花巨款让汽车厂给他特制了一辆车头装饰成老虎头的轿车，把车灯做成老虎眼睛，还把汽车喇叭声做得像老虎的嗥叫。这辆车在街上行驶，知道的人就会想到胡文虎和他的虎牌药，不知道的人也会向别人打听这辆怪车的来历，回去后还会对别人说起这老虎车，无形中就为胡文虎做了广告。1935年10月，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胡文虎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代表队的总领队，率队到上海，特意把这辆老虎车也带到上海。当轿车驶进上海滩时，他让司机慢慢地开，不时闪动老虎眼睛似的车灯，摁动像老虎叫声的喇叭，引得上海人纷纷拥上来看稀奇，都知道了中国有一个“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晚上，在招待会上，胡文虎又一次大出风头，当场表示愿意拿出数百万的巨款，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所小学。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有关胡文虎的消息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29年初，胡文虎就在新加坡建起一座制药总厂，有职员30多人，工人400多人，并购进了新式的机械设备，每月可生产万金油3万打、八卦丹1万打、头痛粉2万箱、清快水3000多打。
　　1932年，胡文虎把永安堂虎豹行总行迁到香港，在广州、汕头建立制药厂，又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昆明、重庆、汉口、梧州、澳门、台湾等地及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设立分行，在欧美一些人城市也设立了特约经理部。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虎牌药品在国内和东南亚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必备的“灵丹妙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成了东南亚华侨中的大富豪。
　　资本雄厚的胡文虎，做广告的花样也越来越出奇。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口头禅：“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胡文虎就叫人在上海报纸上做了一则广告，标题就是《放屁放屁，真正是有此理》，内容是河南某地某人给永安堂的电报，说他肚子突然绞痛，什么药都吃了还是不好，后来服了永安堂的一块万金油，不一会，放出几个大屁，肚子就完全不痛了，特此表示感谢！人们读到这样的广告，在发笑之余，不觉也记住了万金油的功效。后来国民党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胡文虎又做了一个广告，醒目的标题是《提倡新生活运动，必须揩油》，新生活运动有提倡廉洁奉公的内容，这里怎么竟在提倡“揩油”呢？读下去才知道，广告是说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大家必须时时揩点万金油，提神醒脑，保持精神焕发，身体健康！
　　由于报纸不断提高广告收费，胡文虎觉得与其花钱在人家的报纸上做广告，还不如干脆自己办一张报纸。他说干就干，1929年1月在新加坡创办了一份《星洲日报》。随后，他陆续又办起了《星光日报》、《星岛日报》等近20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这在中国华侨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星洲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1937年还被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评为12家优秀华文报纸之一。
　　1935年，别出心裁的胡文虎，又在新加坡岛西南岸巴西班让路旁，兴建了一座“虎豹别墅”，又叫“虎标万金油花园”，整个公园依山面海，风景优美，不但有假山石洞、亭台楼阁，还有“十八层地狱”、“西游记”等中国民间神话雕塑和“美洲一角”、“澳洲一角”等外国风光雕塑。全部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资金，可是别墅建好后，胡文虎并不住在里面，而是把它作为旅游场所，供人游览、休息。有人说他这样做是太呆了，胡文虎也不解释。因为他知道，凡是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记住胡文虎和胡文豹这两个名字！所以，1936年，他又在香港买下一座小山，同样修建了一座供人旅游的“虎豹别墅”。
　　胡文虎牢牢记着父亲当年的遗言：“子孙万代都不能忘记故土家乡”。在成为大富豪之后，他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每年从永安堂提出25％的利润，兴办公益事业，特别是兴办学校教育。除了捐巨款兴建300多所小学外，他资助过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学院、海滨中学等几十所学校；并捐资兴建了南京中央医院、厦门中山医院等12座医院，创办了上海儿童收养所、福惠儿童院、广州儿童新村、广东老人院等慈善机构。他听说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气得接连几天不肯吃饭，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主意，就是在新加坡兴建一个游泳池，取名“华人池”，门口也竖上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只准华人入内游泳”！
　　抗日战争时期，胡文虎多次捐款，支援抗日。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胡文虎到处宣传“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我胡文虎爱国观念不敢后人，愿竭尽努力，以尽华侨天职！”为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错将军非常感动，曾亲笔为胡文虎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祖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七七事变”之后，胡文虎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不止一次慷慨捐款，成为海外华侨中捐款最多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出于义愤，纷纷抵制日本货，不买不用。但一直销路很广的日本仁丹，仍然占领着四川各地的市场。重庆永安堂分行的经理胡万里，专程前往香港，向胡文虎汇报这个情况，商量对策。胡文虎自从创业以来，就把日本仁丹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再加上民族仇恨，当即要胡万里不惜代价，把日本仁丹赶出四川！胡万里在胡文虎的支持下，组织起5个宣传大队，每队50人，深入四川城乡山区，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自己的虎牌药，抵制日本仁丹。宣传队员个个身穿有老虎图案的服装，胸挂写有“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有的还化妆成老虎，每到一处，先表演宣传抗日的话剧和歌舞，结束时再发广告，念快板：“小日本，太凶狠，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并且为病人治病，赠送虎牌药品。很快，在四川各地，虎牌药都取代了日本仁丹。永安堂的作法，引起了日本人的极端仇恨，1940年，日本广播电台公然扬言，要炸毁永安堂重庆分行。5月25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果然将永安堂重庆分行的三层楼房全部炸毁！胡文虎知道后，反而连声说：“值得！值得！只要把鬼子的仁丹压倒，再炸一个永安堂也值得！”表现出一个爱国实业家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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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49 PM

24.化工先导范旭东

1883年10月24日，湖南省湘阴县一个私塾先生家中，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父亲为孩子取名源让，字明俊。这孩子后来改名为范锐，字旭东——也就是被人们称为“中国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
　　范旭东6岁那年，父亲就因贫病交加而去世了。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寄居在长沙城里，生活更加艰难。母亲整天为别人浆洗衣服，做针线活，换取菲薄的报酬，一家人只能勉强糊口。幸亏得到姑母的帮助，他和哥哥范源濂才有机会读书识字。不知有多少夜晚，小旭东看着妈妈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别人缝制衣服，只觉得妈妈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他心里好难受好难受！但是他毕竟太小了，还帮不了妈妈的忙，只有努力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望。
　　哥哥范源濂也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13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白天，他在长沙岳麓书院攻读，晚上回来，不但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而且要教弟弟识字念书。夜里兄弟俩同床而卧，到了寒冷的冬天，破屋漏风，被子单薄，哥哥便紧紧地把弟弟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弟埽?餐?竟???某ひ埂＜杩嗟哪チ叮?沟梅都倚值艽有【脱?闪思嵋阃缜俊⒉磺?荒拥男愿瘛?
　　19世纪末，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有志气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湖南的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面。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当时“变法维新”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形成风气。范源濂考上了维新派办的时务学堂，在倡导变法维新的学者梁启超的指导下学习文学和时政，寻求救国的真理。范旭东也经常接触到哥哥从学堂里带回来的讲义和笔记，以及宣传变法维新的《湘报》、《湘学报》等报刊，有时还跟着哥哥一起去听讲演，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
　　可是，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维新派人士纷纷被捕，范源濂也成了清政府的追捕对象，只好逃往日本避难。范旭东也不得不离开母亲，到长沙北乡去投奔哥哥的好友吴镜蓉，在吴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学画。两年以后，又一次革命风潮来临，范源濂得到消息，迫不及待地从日本回国，参加这一革命义举。可是，由于汉口的一个秘密组织被清政府破获，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革命党人。这年8月，范源濂只得再一次逃往日本，并且把弟弟也带往日本东京求学。
　　范旭东虽然还是第一次到东京，可是他没有心思去游览日本的风景名胜。他一头扎进清华学校，苦学日语，后来又考进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当时，梁启超有一个说法：“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这话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范旭东也认为，要拯救祖国，必须从教育和医学开始做起，用教育来启发人民的智慧，用医药来医治人民的疾苦。他亲眼看到日本的科学一天天兴盛，工业一天天发达，国家一天天强大，因此立下志向，要走工业兴邦、科学救国的道路。1908年，他从冈山学堂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深造。范旭东把全身心都投进化学知识的海洋中，在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听讲；下课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在实验室里，他废寝忘食地做化学实验……他的身体本来比较弱，为了能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他加入了东京武术研究会，学习柔道、击剑、射击和骑马，通过这种锻炼达到健体强身的目的，保持旺盛的精力完成学业。同时，他还利用假期，到日本各地去参观考察，探索日本国家强盛的原因。哥哥回国以后，他便常常到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那里去请教，思想上也有很大的进步。
　　1910年，范旭东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因为他品学兼优，所以被帝国大学留校做研究工作。这一年，他与在东京留学的湖南同乡许馥结了婚。
　　第二年秋天，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范旭东在海外听到这个喜讯，顿时热血沸腾。他与妻子商议说：“我在帝国大学工作，虽然收入不错，生活安定，但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内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也应该回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妻子许馥也是一个爱国者，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于是夫妇俩毅然离开日本，日夜兼程回到了祖国。
　　这时，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成立，梁启超被委任为财政总长，他听说范旭东回国，便很高兴地聘请范旭东到财政部工作，负责整顿货币。可是，不久范旭东就发现了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向上报告却无人来管。他不愿与这种人同流合污，便愤然辞职。正好他的哥哥范源濂担任了教育总长，哥哥知道他热爱化学，设法安排范旭东到财政部所属的盐务机关工作。
　　范旭东懂得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且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他首先考察了国内的盐务状况，看到外国的洁白晶莹的食盐遍布中国市场，而国产的食盐有害物质含量很高，有害于食用者的健康，无法与外国盐竞争。他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要利用祖国丰富的海洋资源，提炼出精美的食盐来。
　　他的想法得到了哥哥的支持。范源濂又为弟弟争取到一次到欧洲考察盐务的机会。范旭东用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欧洲各大工业强国，调查了奥地利的盐专卖法，研究了奥地利和英国的制盐方法和设备……然而，在领略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他也饱尝了受人轻视的屈辱。一次，范旭东来到号称“世界碱工”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傲慢的主人竟摆出一副嘲弄的姿态，把他引进了锅炉房，目中无人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参观锅炉房吧！”范旭东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对大海起誓，一定要兴办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在旅途上就钻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建厂计划，设计制盐方案，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
　　可是，范旭东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一心忙着自己上台做皇帝，根本不管国家的正事。范源濂已经辞职，财政部和盐务机关的首脑也换了人，范旭东的考察报告和办厂方案呈报上去就没了消息。失望之余，范旭东没有泄气，他更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决心自己来筹备资金办厂，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争气！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公职，放弃了生活上的优厚待遇，离开了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自己的路。
　　谈到化学工业，就离不开酸、碱、盐。针对中国盐的资源丰富、而制盐工艺又相对粗糙的特点，范旭东决定从研制精盐入手，首先改变中国食盐质量差的现状。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结果被西方国家讥笑，说中国人是“食土民族”！这样严酷的现实，让范旭东痛心疾首。1914年冬天，范旭东冒着凛冽的寒风，一个人来到天津塘沽。义和团运动期间，这里曾受到八国联军的洗劫，至今仍是一片凄凉。但同时，范旭东也看到，这里盐蛇遍地，无边无际，如冰似雪，一片晶莹。他不禁感慨地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大没有志气了！”他在附近荒凉的渔村中，开始了研制精盐的试验，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终于将粗黑的海盐变成了雪白的精盐，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了90％以上。
　　1915年6月，范旭东集资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从此，范旭东便全心全意扑在了制盐事业上。从厂房设计、资金预算、设备选择直到机械安装，他事事到场。为了节省经费，他处处精打细算，凡是能在国内制造的机械部件，都交上海求新工厂制造，少量确需进口的设备，则亲自到日本去购买。厂里办起了食堂，范旭东也和职工们一样就餐，从不开“小灶”。当时，厂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简易房，范旭东的办公室只是一间不大的木屋，不但兼做他的会客室和实验室，而且也是他的卧室。他连桌椅都没有，就趴在床边搞设计，做演算，画图纸，经常直到深夜，有时就这样趴在床边就睡着了。朋友们都心痛地把他叫作“拼命三郎”！经过半年紧张的筹备，12月7日，久大公司的机器正式开始运转。隆隆的机声和着渤海湾的阵阵涛声，很快就生产出中国第一批洁白纯净的精盐。车间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范旭东的眼中也涌出了热泪。
　　久大公司生产的精盐，以五角形“海王星”为商标，由于价廉物美，一上市就受到中国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然而，外国盐商和中国盐霸却认为久大公司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狼狈为奸，处处同久大公司为难。他们一边“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禁止久大公司继续生产，一边散布谣言，说“久大精盐有毒”、“精盐没有海盐咸”等，破坏久大精盐的声誉和销售。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妄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公司的运盐船出港。
　　范旭东不屈服，他以毒攻毒，通过老朋友杨度的介绍，把久大精盐送到了袁世凯的餐桌上，得到了袁世凯的好评，获得了长江一带5个口岸的销售权。北盐南下，市场大开。同时，他又争取到了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的投资，不但得到了官方的保护，而且扩大了生产规模，降低了成本，也就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得以收回德国和日本在中国山东掠夺的各项权利，其中就包括日本在青岛的永裕盐场和制盐设备。当时永裕盐场共有工厂19所，盐田6万亩，但中国必须支付300万银元的“赎金”。可是由于国库空虚，无力支付，日本人也就继续把持着盐场不放。范旭东抓住了这个机会，团结当地的盐商，共同筹集资金，全部收回了日本在青岛的盐场，并且要求日本每年购回青岛精盐150万担至350万担。这样，范旭东等人不仅为国家收回了主权，而且为自己打开了国际市场。从1924年到1935年，久大公司更加兴旺发达，产品除在国内南北畅销不衰，而且源源不断地运往南洋、朝鲜、日本等国外市场。
碱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碱市场却一直被英国卜内门公司所垄断。山东曾经有一位姓葛的有识之士，创办了鲁丰碱厂，要与洋碱争个高低，可是由于斗不过洋碱，很快就倒闭了。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经理李德立曾公然扬言：“卜内门在中国有如铜墙铁壁，不怕任何人进攻！”
　　范旭东不信这个邪，他下决心要制造出国产碱。早在1917年，范旭东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筹划创办制碱厂了。他预料办碱厂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故意将厂名定为“永利”。1919年，近代中国最大的制碱厂——永利碱厂在天津塘沽破土动工。听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开办碱厂，李德立阴阳怪气地对范旭东说：“碱在贵国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您现在来办碱厂还是早了一些。依中国的条件来看，再过30年办也不算退！”范旭东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只恨没有早办30年！事在人为，落后了就要奋起直追。现在来办，还不算晚！”
　　永利碱厂计划以海盐为原料制碱。可是，当时中国的盐税高达海盐的成本数十倍，而且盐税特权被英国人把持着。英国人为了继续垄断中国的碱市场，千方百计破坏永利碱厂的兴办，他们不但坚决反对范旭东所要求的海盐兔税，而且造谣说：“海水不能制碱。”范旭东四处奔走，在财政总长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争得了海盐免税的权利。
　　范旭东不但要制碱，而且要用当时世界上最新的“苏尔维法”制碱。这种方法虽然问世已经有50年，却一直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严格保密。范旭东横下一条心，在自己家中，开始了以苏尔维法制碱的实验。他托人用重金从英国人手中买到一份关于苏尔维法制碱的简略资料，又从上海请来了大效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两个人埋头苦干，根据苏尔维法制碱的工艺流程，设计制造出一座小型石灰窑，再投进海盐和石灰进行冶炼。经过大胆的摸索和反复的实验，终于获得了成功，首次造成了9000克的人工碱。
　　范旭东知道，兴办现代化的工厂，需要大批学有所长、志同道合的人才。他请在美国的华裔巨商李国钦帮忙物色化学人才。经李国钦的苦心游说，终于为永利碱厂聘请了3位技术大师：一位是先后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侯德榜，一位是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颖川，一位是美国帛碱专家李佐华。这3位学者先后赶赴塘沽，为建造永利碱厂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8月13日，永利碱厂正式开工出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200多万银元，生产出来的竟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一时间股东们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冷嘲热讽，甚至合作者中也有人心灰意冷。英国卜内门公司伦敦总裁尼可逊得到消息后，幸灾乐祸，当即赶来中国，表示愿意与范旭东“合作”，以高于建厂资金一倍的代价接收永利碱厂。范旭东立刻识破了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扼杀中国的制碱工业，所以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搞不成碱，宁可去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狼狈离去了。范旭东语重心长地鼓励同事们说：“要想让化学工业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就要咬紧牙关，一代人两代人地干下去，才有可能成功！”他还说：“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办法，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认为一切艰难的事，总有解决的办法；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多少会有成就！”
　　同事们无不被范旭东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所感动。担任总工程师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探究失败的原因，经过调整改进，反复摸索实验，排除种种障碍，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当年趁火打劫未成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这时又生出一条毒计，仗着财大气粗，企图用压价竞销的手段，挤垮立足未稳的永利碱厂。他们在中国市场上无故将碱价压低，一直下降到原价的40％，迫使永利碱厂只得跟着降低售价，大受损失。范旭东以牙还牙，利用他对日本碱市场的熟悉，巧妙地将价格大战引向日本市场，并且以比英商还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迫使英商在日本市场上也降价销售。但是，永利产品在日本的销售量只有英国产品销售量的1/10，结果英商的损失比永利碱厂的损失要大10倍！英国商人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只得甘拜下风，主动与永利碱厂讲和，并签订条约，规定英商在中国销售纯碱的数量，不得超过总销售量的45％，而永利碱厂可达55％；同时，英商如果要调整在中国市场上的纯碱价格，必须征得永利碱厂的同意。
　　在国内外的一片赞扬声中，范旭东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以揭开制碱工业的神秘面纱。他说：“我们不要学苏尔维的保守，我们要表现中华民族的崇高气度！”1933年，侯德榜的《纯碱制造》一书出版，轰动了全世界。现在轮到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总裁到中国来参观了。他一再表示，对范旭东等人能创造出如此先进的碱厂感到惊奇，希望能详细参观永利碱厂。范旭东没有忘记当年在卜内门公司受到的屈辱，于是他又一次以牙还牙，幽默地领着“老朋友”参观了永利碱厂的锅炉房。
　　永利碱厂的成功，并没有使范旭东满足。他深知，酸和碱，是化学工业的两个“翅膀”，所以他决心为祖国创办一座制酸厂！朋友们也都赞成他的想法。从1934年春天开始，范旭东就开始着手筹办制酸厂。他筹集资金，并派出数十名技术骨干到国外学习有关技术。到1937年2月5日，一座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厂，在南京大厂镇顺利落成。中国人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硫酸，揭开了中国化学工业崭新的一页！
　　然而，有了两个“翅膀”的中国化学工业，却没有能够起飞。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野蛮的侵华战争。范旭东历尽艰辛开创的中国化学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国难当头，范旭东断然拒绝了日本军方提出的“合作”，也拒绝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保护”，并且不顾年迈，率领广大职工前往四川，致力于开辟西南化工基地，以支援抗战。终于，中国人民迎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范旭东立刻努力于复兴中国化学工业的工作。由于多年来积劳成疾，1945年的10月2日，范旭东病倒了。朋友们来探望时，他还感慨地说：“抗战是胜利了，但建设国家还是任重而道远啊！”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天以后，这位为中国化学工业献出毕生精力的伟大开拓者，就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他还谆谆叮嘱后人，要“齐心合力，努力前进！”
　　重庆各界人士为范旭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前往吊唁。毛泽东同志送的挽幛悬挂在范旭东遗像的对面。上面是他亲笔题写的“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八个大字。《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范先生的半生坎坷，象征了数十年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坎坷！中国如不能独立自主，中国政治如不能走上民主的道路，则民族工业是没有方法发展的……假如范先生的心血是灌溉在民主国家的土壤里，我们知道他们的果实一定比现在更加丰硕，更加美丽！”
　　1949年6月至7月，范旭东的灵柩辗转经南京、上海、天津，接受他创办的各厂职工和社会各界的哀悼。7月18日，范旭东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北京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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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0 PM

25.时装女皇莎涅尔


巴黎是当今时装之都。斑斓多彩的巴黎时装驰名全球，领导着世界时装的新潮流。然而，在20世纪初期，巴黎服装界却呈现一番死气沉沉的景象。即便是巴黎社交界的贵妇，也总是穿着镶满花边与褶皱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一成不变地沿袭上个世纪传统，弥漫着繁琐、陈腐的旧贵族气息。这时，一位清丽、洒脱、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女性，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硬是在这迂腐透顶的服装界里闯出一片明丽的新天地。她以款式新颖、线条明快、格调清新的时装，为巴黎、为法国、也为全世界的妇女们创造了时髦、潇洒和美，一扫数千年来旧的穿着习惯，塑造出20世纪妇女的新形象，开创了现代服装的新潮流，建造了巴黎“时装帝国”。她就是20世纪最杰出的服装设计大师，被誉为“巴黎时装女皇”的卡布里埃·莎涅尔。
　　1883年8月19日，莎涅尔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小镇索米尔。父亲是个小批发商，母亲生下她不久，父亲就遗弃了母女俩。母亲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她拉扯到6岁。一场大病，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莎涅尔成了一个孤儿，被送进了当地教会办的孤儿院。
　　莎涅尔在孤儿院呆到16岁，出落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她耐不住孤儿院与世隔绝的孤苦生活，在一天夜里，勇敢地翻出院墙，逃离了孤儿院，跑到离家乡较远的穆兰小镇上，开始了她的独立的、不平凡的生涯。
　　这是1899年的春天，冷清的穆兰镇上突然多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长得很美，具有高傲、清丽、洒脱的高贵气质，却无依无靠，谋生乏术。为了糊口，她开始在镇上当歌手，给镇上的居民、当地驻军官兵唱些民歌。后来，她经人介绍转到一家缝纫用品商店当售货员。
　　自小就能剪会裁的莎涅尔，在缝纫用品店里可谓如鱼得水，有了用武之地。手边都是供缝纫用的各种用品。工作之余，她常常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服装上搞出一些小革新，翻出一些新花样：在袖口镶上一道花边；把裙子上繁杂的褶皱减去几条；买一件男孩子的短上装，稍加修改，自己穿上后更显得活泼又机灵；为自己制作一顶扁平的圆形小帽，并大胆地去掉女帽上世代相袭的羽毛饰物。虽只是小小的改革，这位穷姑娘还是成了小镇上妇女们竞相效仿的时髦女郎。
　　这期间，莎涅尔经历了她的初恋。当地有个名叫艾蒂安·巴尔桑的富家子弟，他与莎涅尔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巴尔桑见到莎涅尔，总爱喊她的小名“可可”。巴尔桑对她说：“可可这名字特别适合你，能显示你活泼、随和的性格。”“可可·莎涅尔”从此就叫开了，以至她成名之后，知道她本名的人反而不多。
　　穆兰小镇似乎容纳不下莎涅尔横溢的才华，她迫切想出去见见大世面。于是，在20世纪初，巴尔桑把乡下孤女莎涅尔带到了世界大都市巴黎。巴尔桑再也没想到，此行的意义是多么的深远，是他把改变世界妇女穿着习惯的“时装女皇”送到了她的“皇宫”里，从而使巴黎变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之都”。
　　他们来到巴黎后，在康蓬大街31号公寓里租了个小房间住下来。此后，莎涅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她的事业也在这条大街上发展。莎涅尔在晚年时称康蓬大街是一条给她带来好运的街。
　　巴黎的一切都令这位来自小乡镇的姑娘感到眼花缘乱，激动不已。凭着爱美的天性，在这五光十色、拥挤繁华的大都市中，她发现了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那就是巴黎妇女们毫无时代感的着装穿戴。她经常流连在街头，仔细地打量、琢磨过往行人的衣着。渐渐地，她对巴黎妇女的服饰有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看法；如今已是20世纪了，为什么巴黎妇女还要死守上个世纪沿袭下来的服装不放呢？那打着褶皱、裹着厚厚衬里的长裙沉重拖拉，要靠手提着才能走路；那上装衬着厚厚的胸衬，紧紧地绑在身上，活像是一副古代士兵的坚甲，令人窒息；还有那顶挂满珠光宝气头饰的帽子，未免太繁琐俗气了……如此穿戴，怎么能体现妇女解放的时代精神呢？她决心当一名勇敢的拓荒者，以不受束缚的想象力和独具慧眼的创造力去创建一个时装王国。
　　可惜，巴尔桑对她的雄心壮志不甚理解，两人为此经常发生口角。巴尔桑的英国朋友亚瑟·卡佩尔从中做了不少调解工作，但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
　　在举目无亲的巴黎，她，一个弱女子，要开拓事业的确不容易。在这关键时刻，卡佩尔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生性随和、不拘小节、家境富裕的异邦人，非常支持莎涅尔开拓服装业。1912年，他出资帮助莎涅尔开了一家帽子店，而不是服装店。这可是莎涅尔的主意。她认为，万事开头难，开始宁可开一家规模小的帽子店，万一失败了，损失也不至于太惨重。
　　“莎涅尔帽子店”开张了。善于经营的莎涅尔以低价从豪华的拉菲特商店购买了一批过时、滞销的女帽，她把帽上俗气的饰物统统拆掉，然后适当加以点缀，改制成线条简洁明快的新式帽子。这种帽子透着新时代的气息，非常适应大众化的趋势。莎涅尔为顾客示范帽子的戴法时，也一反常态，总把帽子前沿低低地压到眼角上，显得很神气。这种新颖的帽子，大受巴黎妇女的欢迎，被称之为“莎涅尔帽”。而这种别致的戴法，竟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流行开来，成为时尚。
　　“莎涅尔帽”的流行，使她很快便还清了借款，并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小试锋芒，便旗开得胜，莎涅尔的信心大增，她不再满足于当制帽商，而大胆地涉足服装业。她把帽子店改为时装店，并且自行设计，自行缝纫，投入到服装改革之中。
　　经过一段潜心的观察和研究．莎涅尔已经发现巴黎妇女服装的问题所在：不仅在式样上陈旧繁琐，而且在用料上过于保守落后；仅凭高级华丽的料子，很难做出舒适合体的衣服来。
　　于是，她从布厂买来一批纯白针织布料，用这种价格低廉的布料做成最新样式的女式衬衫，其特点是：宽松舒适，线条简洁，没有翻上复下的领饰，没有一道道袖口花边，也没有什么缀物，领口开得较低，……为便于推销，她还给这种服装起了个挺别致的名字，叫作“穷女郎”。
　　这种简洁、宽松的衬衫，如今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候的巴黎，相对繁杂、缠裹盛行的老式服装而言，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穷女郎”一露面，立即得到巴黎妇女的认可，并很快争购一空。
　　一炮打响后，莎涅尔又接二连三推出一批与巴黎妇女传统服饰大异其趣的服装。
　　她将女裙的尺寸尽量缩短，从原先的拖地改成齐膝，从而诞生了有名的“莎涅尔露膝裙”。
　　她设计出脚摆较大的长裤，即当今的喇叭裤，成了喇叭裤的设计发明者。
　　在款式上，她推出一些格调清新的新式服装，有纯海军蓝的套装，线条简洁流畅的紧身连衣裙；有宽大的女套衫，短短的风雨衣；还有阔条法兰绒运动服，漂亮实用的简式礼服等等。
　　在色彩上，她不用艳丽的大红大绿，而是以优雅的黑色和明快的米色为基调。她认为，黑色玄妙，米色素雅，用这两种颜色面料加工成服装，最能体现女性美。当然，纯白和纯海军蓝，也是她爱用的色调。
　　她还设计制作了服装的配套物品。她发明了女式挎包，而原来的女包是手拿式的。她认为，劳动妇女两手都得干活，不能因拿包而占用一只手。于是，她把手拿式女包稍加改装，安上较长的包带，往肩上一挎就行了。她又创造了仿宝石钮扣，这种钮扣成本低，而色彩与光泽都比真宝石钮扣好看。此外，她还别具一格地制造了“大框架太阳镜”。“莎涅尔服装”配上这些配件，更是锦上添花，增加了不少魅力。
　　这些服装和配套物品，今天看来是十分寻常的。但在当时与那些叠床架屋般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繁复的穿戴习惯相比较，却无异于一场了不起的革命。莎涅尔终于用自己这种脱俗的设计风格，为巴黎时装界拓出一片明朗的新天地。
就在莎涅尔的事业刚刚起步之时，她在生活上却遇上了意外的打击。卡佩尔，她事业的支持人，也是她唯一深爱过的人，1919年圣诞节期间，在地中海海边公路上的一场车祸中丧生。闻此噩耗，莎涅尔悲痛万分，要不是这次事故，他们俩或许会结成终身伴侣。失去卡佩尔后，莎涅尔再也没有结婚，直到她死，人们还称她“小姐”。
　　但是，莎涅尔并没有因此而沉沦。她勇敢地扬起事业的风帆，独自一人去创建一个“时装帝国”。
　　从1919年起，“莎涅尔服装店”的规模逐年扩大。她在康蓬大街接连买下5幢房子，建成了巴黎城最有名的时装店。莎涅尔的服装风靡整个巴黎。大街上，“莎涅尔式”的女性随处可见。她们头戴“莎涅尔帽”，上着黑色或米色时装，下穿宽松长裤，一个个昂首挺胸，款款而行，既有女性的柔美，又带几分男子的潇洒。巴黎妇女的形象为之一新。这些“莎涅尔服装迷”们碰上面，纵然互不相识，也总爱相互打量一番，试图从对方身上发现有值得仿效的新奇之处。
　　莎涅尔服装走红后，市面上不久便出现了许许多多假冒品。巴黎妇女们都为自己能拥有一件莎涅尔服而引以自豪，但谁也不晓得自己穿的是不是正宗的莎涅尔服。
　　在一次社交晚会上，有17个妇女都穿着莎涅尔服，可实际上没有一件是出自莎涅尔服装店的真品。正当她们彼此议论身上的穿戴时，恰巧莎涅尔也出席了这次晚会，真正的莎涅尔服一到场，假冒的便露出了明显的破绽。
　　众女性面面相觑，十分尴尬，转而瞪大眼睛看着莎涅尔。莎涅尔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并不介意。她说：“我很高兴，我的作品被模仿。我的主张属于每一个人，让他们去模仿我好了。时装要是不能走向街头，哪还成什么时装呢？”
　　接着，她又风趣地说：“诸位也不必担心，我身上的这套衣服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莎涅尔服，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哩！”
　　这番话把在场的人都说得笑了起来。
　　“莎涅尔热”达到高潮，莎涅尔的事业也在扩大。
　　1922年，莎涅尔引进并按她所谓的幸运数字命名的“莎涅尔5号香水”，获得巨大的成功。这种与众不同的香水原本是一位化学家在里维埃拉发明的。莎涅尔慧眼独具，买下该香水的专利权。“5号香水”浓郁的芳香，令人陶醉，很快便走俏巴黎，畅销法国和欧美各国，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香水。后来，莎涅尔又亲自动手发明了“19号香水”。1924年，莎涅尔创建了莎涅尔香水公司。风靡全球的香水为莎涅尔的事业提供了雄厚的财政基础，使她成为世界上最显赫的富婆。她从一个只有6名店员的小老板，变成了一位拥有4家服装公司、几家香水厂、以及一家女装珠宝饰物店的大企业主了。
　　莎涅尔成名后，对巴黎的文化界和社交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建立了一座“模特儿之屋”，招募了许多来自巴黎中产阶级家庭的妙龄女郎，让这些女郎芽上她的最新款式的时装，在人群中展示“莎涅尔时装”的风采。这为现今的时装表演开创了先河。她还设立了一家文化沙龙，汇集了巴黎文化界的名人雅士。她对经常光顾沙龙的青年作家，按月发出津贴，鼓励他们创作。她甚至出资对俄罗斯的芭蕾舞进行革新。很长一段时间内，莎涅尔都是巴黎社交场合中最引人注目而又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莎涅尔这位乡下孤女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巴黎创建了她的“时装帝国”。人们赞誉她，纷纷向她询问成功的秘诀。她总是这样回答：“哪有什么成功秘诀呢？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我有了一点现代妇女的意识。我创造了时髦，是因为我懂得我们的时代。我不像从前的那些裁缝，躲在店铺后面埋头缝制，与社会生活隔绝。作为现代妇女，我喜欢外出，喜欢运动，喜爱过一种现代生活，因而我对时装设计有我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选择。此外还有一点，就是拼命地工作。”
　　事实确实如此。有了现代意识，她才能不断地创造出适合人们需要的新款时装；也只有拼命干，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女作家吉罗曾撰文描述过她的工作状况：在莎涅尔看来，懒惰和懈怠是不能容忍的罪恶。她自己充满了拼搏的精神，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有时累得手指发僵，面色发乌，也不愿停下来休息一会。同时，她对下属也是严厉的，从不留情面，要求他们也像她一样满负荷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除了“莎涅尔时装业”外，不应有其它任何考虑。就这一点而言，她几乎成了当代最独裁、然而也是最富有独创精神的企业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莎涅尔关闭了她的服装店，辞去香水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结束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间，莎涅尔的好友以及昔日的恋人相继辞世，她没有老伴，没有儿女，生活十分孤寂。而在这一时期，世界服装业又有了一个人发展，时装设计新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孤傲而又自信的莎涅尔再也不能安于过隐居生活，她决定东山再起。
　　1953年她向舆论界宣布：她要举办个人时装设计作品展，并要重振莎涅尔服装店的雄风。整个舆论一片哗然：“什么，时装女皇已经71岁了，还要复出？”“七旬老妪再度投入服装业的激烈竞争，无异于走上拳击台，不死也得伤。”……莎涅尔毫不在乎别人的冷嘲热讽，坚定不移地重返时装界。
　　1954年2月5日，莎涅尔推出她第一个新品种：一种带两个大贴袋的原海军蓝花呢服装，配穿一件打褶平纹白布罩衫和一顶水兵帽。对此，时装评论家的反应是客气而又节制的，但妇女们却爱买它。同年10月，莎涅尔又推出第二种服装，却反应平淡。随后几个新品种，也都遭到巴黎人的冷眼。
　　然而，莎涅尔并不灰心，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大西洋彼岸，向美国人推销自己的新产品，结果大获成功。讲究适用的美国妇女，就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疯狂地迷上了“莎涅尔服装”。在美国时装评论界一致喝彩声中，许许多多购买者不惜飘洋过海，成群结队地涌到巴黎，只是为了购得一件莎涅尔服装。好莱坞的女明星们，都以穿上莎涅尔服装为荣。就连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也因为买到一套真正的莎涅尔服装而向世人炫耀。纽约歌剧院甚至根据莎涅尔传奇的一生编了一出轻歌剧。后来，莎涅尔服装又在整个美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流行起来。
　　这一切，使莎涅尔在受到巴黎冷落之后重新感到温暖，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她激动地说：“我的心一度在巴黎死去，可在纽约的舞台上，我又复活了。”莎涅尔终于在她的晚年又赢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卡布里埃·莎涅尔在世界时装业中独占鳌头达60年之久，成了名副其实的“时装女皇”。
　　1971年1月10日，莎涅尔在巴黎里茨饭店她的公寓里逝世，享年88岁。
　　日内瓦湖畔的洛桑，安葬着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女时装设计大师。她的墓前，常年安放着艳丽的鲜花。“巨星”陨落了，但她开创的辉煌事业却正在继续。时至今日，“莎涅尔时装设计中心”的设计师们每年都定期召开“时装发布会”，在巴黎时装展示中心推出最新的“莎涅尔时装”，其受欢迎的程度依旧不减当年，展现出“莎涅尔时装”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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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0 PM

26.旅馆业大王希尔顿

只要提起“希尔顿”三个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那豪华舒适的大饭店。谁都知道康拉德·希尔顿是世界旅馆业大王，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里，都可以看到耸入云霄的希尔顿大饭店。他所创立的国际希尔顿旅馆有限公司，现在在全球已拥有200多家旅馆，资产总额达数十亿美元，每天接待数十万计的各国旅客，年利润达数亿美元，雄居全世界最大的旅馆的榜首。
　　然而，谁能想象希尔顿开始涉足于旅馆业，手头只有5000美元呢。那么，康拉德·希尔顿是怎样发迹的？他成功的诀窍是什么呢？
　　“你必须怀有梦想。”这位驰誉天下的“旅馆业大王”在晚年的自传中，揭开了他发家的奥秘：“我认为，完成大事业的先导是伟大的梦想。”“我所说的梦想和空想是截然不同的。空想是白日做梦，永远难以实现。也不是人们所说的神的启示。我所说的梦想是指人人可及，以热诚、精力、期望作为后盾，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思考。”
　　康拉德·希尔顿正是在一个个伟大梦想的激励下，白手起家，矢志不移，一步一步地登上事业尼鄯澹?钪沾戳⒘巳?蛐缘穆霉菀低豕??
　　希尔顿的父亲格斯·希尔顿，10岁时随全家从挪威移民到美国的衣阿华州。他长大后，在道奇堡市当一名职员。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将目标指向了拥有无限机遇的西部地区。于是他凭着自身巨大的勇气、主动热情的态度和开创新事业的精神，仅靠一点积蓄在偏远的西部跑起了买卖。希尔顿的母亲玛丽·希尔顿是一位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她说服了她那位出生于德国的富商父亲，在格斯闯荡西部3年后一离开了富裕的城市．跟随新婚的丈夫来到西部的边题小镇——新墨西哥州圣·安东尼奥镇。
　　1887年圣诞节那一天，在这个荒凉小镇的一座堆满杂货的土坯房里，玛丽·希尔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康德拉·希尔顿。
　　但是圣诞老人似乎并没有给希尔顿和他的家庭带来特别的好运气。父亲起早贪黑，整天东奔西跑，为养家糊口、积攒家业而疯狂地工作着。母亲担当起繁重的家务，为把8个子女抚养成人，白发过早地爬上了她的额头。少年希尔顿与其他姊妹在学校放假期间帮家里站柜台，或推着货物沿街兜售。就这样，在全家人辛勤劳作下，商店的生意日益兴隆。父亲还购了一家小煤矿。1904年，年仅17岁的希尔顿在父母支持下，开始独立经商。家中生活渐渐富裕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1907年，美国发生了经济恐慌，一夜之间，希尔顿一家陷入了困境，入不敷出，家中仅剩下一间堆满货物的五金商店。为了摆脱危机，他们把货物尽快处理掉，腾空房子开办了“家庭式旅馆”。父亲当总管，母亲做饭菜，而希尔顿和弟弟卡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揽客的任务。希尔顿这种经历为他日后经营旅馆业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希尔顿一家惨淡经营的这家小旅馆总是摇摇欲坠，时时面临破产的威胁。对于年轻气盛的希尔顿来说，开旅馆并非他当时的理想。他的第一个伟大梦想是开一家银行，当一名风度翩翩的银行家，坐在银行大厦经理办公室的转椅上，处理着大笔大笔的金融业务。
　　他充满自信地告诉父母，他要做一名银行家，要在里奥格兰河流域建三四家银行。首先从故乡开始，第一家银行就命名为新墨西哥州圣·安东尼奥银行。1913年9月，他把这项计划付诸实施。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筹集到自组银行所需的3万美元资金。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第一次股东会议上，希尔顿遭到排挤，一个敌视他的70多岁的老头子被推为董事长。在父亲的帮助下，希尔顿终于在一年后反败为胜，重选了一位董事长，希尔顿自己也当上了副董事长。这家圣·安东尼奥银行，在希尔顿的经营下，银行业务取得很大进展，2年后银行资金已达13.5万美元。
　　1917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尔顿应征入伍。这场战争中断了他做银行家的梦，改变了他的未来。1919年，父亲遇车祸身亡，希尔顿退伍回家。
　　希尔顿干起了父亲留下的小本买卖。当银行家的梦想重又在他心中泛起，但他已没有了银行，手头只剩下5000美元的积蓄，梦想怎么成真呢？
　　“我如何重整旗鼓？”希尔顿向母亲请教。
　　这是一位坚强而有远见的母亲，她严肃而又坚定地对儿子说：“康尼！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世界。与你父亲一起创业的老友曾经说过：‘要放大船，必须先找到水深的地方。’”
　　于是，希尔顿带着他的梦想，只身闯进了因发现石油而兴盛的得克萨斯州，那里云集着大批来发石油财的冒险家们。
　　得州似乎遍地都是黄金。钻油的工人穿着皮靴，套着金光闪闪的裤子，好像不久的将来，他们都将是百万富翁了。希尔顿迫不及待地连续跑了两个城镇，问了十几家银行，回答都是不卖。他碰了一鼻子灰，却并未因此气馁。他又来到第三个城镇——锡斯科。
　　锡斯科这片热情的土地拥抱了希尔顿。他刚下火车，走进当地第一家银行，一问，就被告知它正待出售。卖主不住这儿，要价是7.5万美元。希尔顿一阵狂喜：价格公道！他立即给卖主发了份电报，愿按其要价买进这家银行。
　　然而，过不多久，卖主的回电却出尔反尔，将售价涨至8万美元，而且不讨价还价。希尔顿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决定彻底放弃当银行家的念头。他后来回忆道：“就这样，那封回电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碰壁之后，希尔顿余怒未消地来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名为“莫布利”的旅馆准备投宿。谁知旅馆门厅里的人群就像沙丁鱼似的争着往柜台挤，他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服务员却把登记簿“啪”地一合，高声喊道：“客满了！”
　　接着，一个板着脸的先生开始清理客厅，驱赶人群。他毫不客气地对希尔顿说：“请离开客厅，8小时后再来碰运气，看有没有腾空的床位，因为我们这里每天24小时做三轮生意的。”希尔顿憋了一肚子气，忽然灵机一动地问：“你是这家旅馆的主人吗？”对方却诉起苦来：“是的。我就是陷在这里不能自拔了。我赚不到什么钱，不如抽资金到油田去赚更多的钱。”“你的意思是，”希尔顿压抑住自己的兴奋，故意慢条斯理地问，“这家旅馆准备出售？”“任何人出5万美元，今晚就可以拥有这儿的一切，包括我的床。”旅店老板下定了卖店的决心。
　　3个小时后，希尔顿在仔细查阅了莫布利旅馆账簿的基础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卖主最后同意以4万美元出售。希尔顿立即四处筹借现金，终于在一星期期限截止前几分钟将钱全部送到。莫布利旅馆易了主，希尔顿干起了旅馆业。他随即给母亲打电报报喜：“新世界已经找到，锡斯科可谓水深港阔，第一艘大船已在此下水。”
　　当天晚上，莫布利旅馆全部客满，连希尔顿的床也让给客人住下了。他只好睡在办公室里。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得克萨斯州镶嵌着一连串的希尔顿饭店。当然，要使美梦成真，还得一番努力。但这位未来的“旅馆大王”，毕竟已成功地写下了他的发迹史的第一页。
　　希尔顿虽然曾在“家庭式旅馆”中做过招揽顾客的小职员，但真正悟出经营旅馆业务的一些原则，并逐步迷上这一行业，却是在他当上莫布利旅馆的老板之后。
　　莫布利是个小旅馆，往往是客人过多而无法安排。希尔顿经过不断思考和摸索，对它进行了有效地改造，把餐厅隔成一个个小房间，增加了20多个床位；又把大厅的一角辟为一个小杂货铺。这种修改给旅馆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希尔顿由此悟出了经营旅馆业的第一个原则，即“装箱技巧”，把有限的空间巧妙地加以利用，使旅馆的土地面积和空间产生最大的效益。他后来又称之为“探索黄金”原则，意思是要使旅馆的每一尺地方都产生出“金子”来。
　　接着，希尔顿又引进了军队中的团队精神，即荣誉感加上奖励，把旅馆的经营好坏和每一名员工联系起来，并直接和经济效益挂钩，从而大大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团队精神成为希尔顿经营旅馆业的第二个准则。
　　随着莫布利旅馆的经营成功，希尔顿又与人合伙买下了华斯堡的梅尔巴旅馆、达拉斯的华尔道夫旅馆。希尔顿的旅馆业开始蒸蒸日上。
　　在又购买了几家二手货的旅馆之后，希尔顿产生了厌倦感，他内心萌发出一个更伟大的梦想，要建造自己的新旅馆。他对母亲说：“我要大刀阔斧地干一场。第一件事，我要集资100万美元，盖一座名为希尔顿的新旅馆。”
此时，希尔顿手头只有10万美元，单独盖一座投资100万美元的新旅馆谈何容易？！但他决心冒这个风险，其气魄不亚于绕好望角、上圣母峰。他看中了达拉斯市中心的一块地，经过谈判以每年租金3.1万美元、租期99年，租下这块地产；接着又以这块地产作抵押筹集贷款。多位好友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1925年8月4日，“达拉斯希尔顿大饭店”终于落成，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不久，希尔顿和玛莉在圣三一教堂，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随着家庭生活的美满和事业的新进展，希尔顿又开始了新的冒险。1926年的一天，玛莉见他看报时在发愣，便问他怎么回事。希尔顿指着报纸上一大堆地名说：“我要在这些地方都建起旅馆，一年开一家。”果然，到了1928年圣诞节，即希尔顿41岁生日这一天，纸上的这些梦想都一一实现了，并且速度大大超过了一年一家旅馆的计划。除达拉斯外，在阿比林、韦科、马林、普莱恩维尤、圣安吉诺和拉伯克都相继建起了希尔顿饭店。
　　希尔顿的梦越做越大。他成立了希尔顿饭店公司，把所有的连锁店统一起来。他决心向更广阔的世界去扩展。作为这项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在西部大城市埃尔帕索建造一座希尔顿大饭店。1929年秋天的一天，他宣布在该城中心“拓荒者广场”开始建造一家耗资175万美元的大饭店。
　　雄心勃勃的希尔顿怎么也没想到，他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19天后，纽约股票市场全面崩溃。全美国顿时陷入大萧条的困境之中。不景气很快使美国东部经济陷入瘫痪状态，逼得一些人纷纷跳楼自杀。经济大恐慌像瘟疫一般向南部袭来，正处于事业巅峰的希尔顿感到自己正坠向深渊。
　　尽管如此，埃尔帕索的希尔顿大饭店还是在1930年11月5日建立起来。这在当时是多么艰难的事呀！大饭店揭幕那天，来自整个得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观众比旅馆一年的宾客居住人数还多。当人们看到华丽的套房、直达云霄的19层大厦和300多间以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以及拓荒者的传统风格布置起来的房问时，无不惊讶，叹为观止。
　　然而盛大的开幕典礼一过，接踵而来的是无情的打击。萧条时期，人们极少出游，商店的货物也无人问津，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美国大部分旅馆都破产倒闭了。希尔顿尽管长袖善舞，使他的8家旅馆保全了5家，却也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他鼓励员工发扬集体合作精神，共渡难关。每一个人都在竭力节省每一项开支，如停止房间电话的使用，每台可省下15美分；关闭一些房间以免浪费电力和暖气。
　　尽管这样，收益仍在下降、而地租、贷款利息和各种捐税又样样不能少。在这艰难日子里，希尔顿常常用冷毛巾敷头，以减轻头疼的折磨。
　　一天下午，希尔顿正坐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发愁，忽然抬头看到母亲站在面前。他有点沮丧地对母亲说：“只怕我选错了职业，也许我去学造摇篮或棺材都比这个强！”母亲却以她的家庭所特有的气质——一种不屈不挠的拓荒精神，缓缓而坚定地说：“现在有人跳楼，有人沉沦下去，也有人向上帝祷告。康尼，你千万别泄气，一切都会过去的。”从此，信心和希望又充满了希尔顿的胸膛。当律师私下与他商量，要他宣告破产时，他坚决拒绝了。
　　他又开始四处奔波，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能借的钱都借了，运气仍然不佳。1931年成为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一个年份。后来他曾这样描述：“也许高山摇摇欲坠，但我依然满怀希望润为这是美国，我不愿放弃自己的梦想。”希尔顿迫不得已，只得拿几家希尔顿饭店作为抵押，以充债款。至此，希尔顿几乎空无一物，家人和同僚们的安身之处也操在他人手中。
　　1932年底，美国的经济仍没有起色，希尔顿重新回到起点，一筹莫展。不过在他心中，又有一个努力的方向，他认为虽只是一线希望，却值得一试。他回到埃尔帕索的希尔顿大饭店，准备以此为新的起点。之后，几个月的生活就像一场梦魇。他跑遍得州，希望筹到30万美元以使家业起死回生。
　　就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刻，奇迹发生了。7位仍然对希尔顿充满信心的亲友各自掏出了5000美元，其中6位是亲自把支票送来给他的。有一张支票上签的名字是“玛莉·希尔顿”，那是他的母亲！为了助儿子一臂之力，这位伟大的母亲倾其所有。要知道，在1933年的秋天的美国，5000美元绝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样在第二天，他把筹到的款送到债主的手里，一度落入他人名下的埃尔帕索希尔顿大饭店重又物归原主了。
　　之后，希尔顿借到5.5万美元。他孤注一掷，投资石油。他清楚，如果成功，数字将翻番；如果失败，将再次一无所有。希尔顿把仅剩的8角8分钱装进口袋，在借据上签了字。上帝没有辜负他，在往后的3年中，正是这个油矿为他付清了所有的欠款。
　　希尔顿艰苦奋战，终于绝处逢生，闯出了一条路来。他最终打了一场胜仗。
　　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给垂危之中的美国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当“全国复兴法案”颁布之后，希尔顿开始感到脚跟已经站稳，可以再跨前一步，去继续尝试实现自己的美梦了。
　　1936年，希尔顿拥有的旅馆又恢复到了8家。1937年夏天，希尔顿来到旧金山，看上了一家名为“德雷克爵士”的旅馆。这家旅馆高22层，有450个房间，还有一个价值30万美元的豪华夜总会。老板正急于将这家旅馆出手。希尔顿不失时机地筹集资金，在1938年1月将“德雷克爵士”饭店买了下来。1939年，他又买下了长堤的“布雷克尔斯饭店”。这几次成功的收购，并没有使希尔顿满足，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梦想。
　　希尔顿想要得到世界上最大的饭店——芝加哥的史蒂文斯大饭店。他特地在1939年年底亲自去调查了一下这家饭店。它拥有3000个带卫生间的客房，宴会厅一次可接待8000位来宾，饭店里还有小医院，可作急救手术。尽管当时它的拥有者毫无售出的意向，但希尔顿一直暗中关注着它的动向。1945年，机会来了，希尔顿与史蒂文斯饭店老板经过3次讨价还价，终于以150万美元买下了这家饭店。不久，他又以1940万美元的巨款买下芝加哥另一家最豪华的饭店——帕尔默饭店。
　　永不满足的希尔顿又把自己的目标瞄准了纽约，瞄准了被誉为“世界旅馆皇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这家饭店位于纽约巴克塔尼大街，共有43层，2000多个房间，曾接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王、王子、皇后、政府首脑和百万富豪，堪称世界上最豪华、最著名的饭店。早在1931年，希尔顿第一次在报刊上看到这座刚落成的大饭店的照片时，就为之倾倒。他把这张照片剪下来，在它下面写上“饭店中的佼佼者”这几个字。当时他正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但始终将这张照片揣在皮包里或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之物，他发誓一定要弄到手。经过前后18年的努力，希尔顿终于如愿以偿。在1949年10月12日那天，这家饭店终于属于他所有了。庆祝晚宴后，希尔顿站在华尔道夫饭店的天井里，仰望耸入云霄的大厦，沉浸于忘我的境地。抚今忆昔，他彻夜未眠，不知不觉地站到了天明。难怪希尔顿后来提起这件事，总是感慨地说：“收买‘华尔道夫’，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1954年10月，希尔顿再接再厉，用1.1亿美元的巨资买下了有“世界旅馆皇帝”美称的“斯塔特拉旅馆系列”，这是一个拥有10家一流饭店的连锁旅馆。希尔顿成功地做成这笔交易，是旅馆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兼并，也是当时世界上耗资最大的一宗不动产买卖。
　　希尔顿实现了他独霸旅馆业的美梦，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国旅馆业大王。这时，他的目光已超出了美国，而放眼世界旅馆事业，成立了国际希尔顿旅馆有限公司，将他的旅馆王国扩展到世界各地。在伊斯坦布尔、马德里、波多黎各、哈瓦那、柏林、蒙特利尔、开罗、伦敦、东京、罗马、雅典、曼谷、香港……一座座希尔顿饭店巍然耸立。“希尔顿”已遍布全球，除南极之外，几乎各地都有。希尔顿的事业跃上了新的巅峰，成了世界旅馆之王。
　　希尔顿到了晚年，仍然马不停蹄地为实现他的梦想而奔忙着。1979年，这位92岁的旅馆大王病逝于美国加州圣摩尼卡。他所创建的“希尔顿旅馆帝国”，则由他的次子巴伦·希尔顿继承和进一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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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1 PM

27.纺织巨子刘国钧


1887年春天，刘国钧出生在江苏靖江县祠堂镇的一个读书人家。他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一直考不上举人，只好在家乡当私塾先生，教书糊口，家中经常是顾得上吃顾不上穿。刘国钧7岁那年，正当青黄不接的春天，家中又揭不开锅了。父亲再也承受不住贫困的沉重压力，精神崩溃，成了疯子，连书也教不成了。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到了母亲肩上。母亲是个好强的女人，她要小国钧照顾好父亲，就到外面给人家当佣人去了。
　　父亲的精神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也知道煮点东西吃。一旦发作起来，小国钧便吓得只好逃到街上去。7岁的小国钧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也学着邻居的样子，用一条白布带扎在短褂上，贩点水果、酒酿在街头叫卖，挣一点钱帮助母亲。母亲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在邻居的资助下，把小国钧送进了私塾。可是一年没读完，小国钧就因为饥饿不得不丢开了书本。
　　1900年，14岁的小国钧被送到县城一家酿酒的糟坊去当学徒，他实在忍受不了那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终于逃回家中。按照当时的规矩，学徒3年，是不允许半途中断的。糟坊主人追到他家中要人，吓得他躲在舅母家不敢出门。还是邻居赵大叔同情他的处境，推荐他到常州奔牛镇上的刘吉升京货店当学徒，并且借10块银元给他做路费，刘国钧才得以开始新的生活。
　　奔牛镇地处沪宁铁路线上，南临太湖，北靠长江，中贯运河，交通便利，商业也就相当发达。刘国钧一心想好好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将来能多挣点钱养活父母，可是这家京货店因为经营不善，第二年就倒闭了。幸亏老板没有忘记勤劳能干的刘国钧，特意将他介绍到元泰京货店去当学徒。刘国钧起早贪黑地为老板干活，也学到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转眼间3年过去了，刘国钧学徒满师，老板正式录用他做店员。刘国钧能凭自己的双手挣钱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攒起10块银元，买了一份礼物，回到家乡去感谢赵大叔的恩情。然后，他便将在外乡做佣人的母亲接回家，对父亲说：“现在我能够挣钱养家了。”邻居们都羡慕地夸奖他：“国钧真是个孝子啊！”
　　刘国钧20岁那年，和同乡鞠秀成了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刘国钧的志气也更大了，他决心自己开一家京货店。经过这几年的磨炼，他已经逐渐掌握了京货店的经营诀窍，与常州等地的批发商也有了较深的交往；他善于观察和揣摩顾客的心理，进的货总能很快销出去……这都证明他完全有独立开店的能力。但是，开店得有一大笔本钱才行，从哪里去找这样一大笔钱呢？
　　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攒这笔钱。
　　当时还是清朝，男人也流着一根长辫子。刘国钧注意到，江南人总喜欢用五彩的辩须扎辫子，他灵机一动，便买了丝线回家，让母亲和妻子编织成扎辫子的须带，由他带到奔牛镇去卖。这项生意本小利大，一年下来，刘国钧净赚200银元。与此同时，他替元泰京货店到常州等地进货，批发商们为了拉生意，私下答应按进货金额付给刘国钧一定比例的回扣，一年下来也有200银元。他与朋友们在一起搭了个银会，他中奖又得了200银元。刘国钧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硬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了600银元。
　　1909年，雄心勃勃的刘国钧与一姓华的同乡合伙开了一家和丰京货店。他看准了当时染色布的利润大，就设了一个土染坊，从外地买进白坯布，自己加工染成青布和黑布出售。由于品种多、花色全，生意越做越大。在全镇7家京货店中，和丰京货店后来居上，成了最大的一家。可是那个华老板，却迷上了鸦片和赌博，为了还赌债，他硬要把自己那份股金让给刘国钧。这样一来，两个老板成了一个老板，生意做得更加顺手。刘国钧于脆把父母和妻子都接到奔牛镇，生活上方便了，生意上也多了帮手。
　　转眼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上海、南京一带炮火连天，常州局势也很不稳定。奔牛镇上人心惶惶，许多店铺关起门不敢再做生意。刘国钧的父母也提心吊胆，问儿子要不要停业。刘国钧仔细盘算着：几年来好不容易挣起的这一点家业，万一毁于炮火，当然很可惜；但眼前的情况，战争毕竟还没有打到奔牛镇，这时候谁敢冒风险，谁就可能赚大钱！
　　他决心冒一回险。他和家里人将500块银元埋在地下作为后路，然后照常开店营业。一时间全镇的生意，都集中到了“和丰”一家店里。到了冬天，常州的批发商害怕战乱，也将部分存货寄存到刘国钧的店里。同样因为怕打仗，不少农民纷纷把子女的婚嫁日期提前了，可是到处买不到做嫁妆的衣料，最后都找到刘国钧的店里来。“和丰”的布匹销售一空，刘国钧又去劝说常州的批发商，要他们将存货折价卖给“和丰”。批发商要现钱，买布的农民只有稻子，刘国钧只得以“和丰”店作抵押，先把货弄到手，待卖掉稻子再还钱。当时秋收刚过，粮贱银贵，一担稻子只能卖到一两半银子；可到了第二年春天，粮价涨到每担三两银子！刘国钧顺利地卖掉了稻子，还掉了货款，还从中赚到了巨大的差价。到年底一算，“和丰”店的净利高达5000银元！刘国钧又买下了一家倒闭的京货店，改名为同李京货店。到1914年，赤手空拳进奔牛镇的刘国钧，已经拥有两家京货店，成了一方闻名的富户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帝国主义顾不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江浙一带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中心。原本就从事布匹印染的刘国钧，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毅然弃商从工，请结义兄弟蒋盘发邀集常州工商界人士，集资9万银元，组成大纶纺织公司，由蒋盘发担任经理，刘国钧任协理。办事稳重的刘国钧，虽然手中有资本3万银元，但只投资了1万，留下了万一失败的退路。
　　1916年，大纶纺织厂开工投产了。新办的工厂，技术力量薄弱，碰到难题就无法解决。刘国钧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设法学习一些新技术回来。可是，上海的纺织厂虽多，却都十分保守，根本不允许别人进厂学习。上下班的工人，都穿着厂里统一的“号衣”。刘国钧急中生智，找到了英国商人开的怡和纱厂的一个工人，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要借他的号衣用。那个工人同刘国钧谈得很投机，便答应下来。第二天，刘国钧就穿上号衣，代替那个工人进厂上班。他一边同别的工人一样操作，一边偷学技术，一双眼睛一刻都没有停过。没过几天，这个勤劳好学的工人就引起了英国职员的注意。两个英国职员叫住刘国钧，一查问，发现他不是本厂工人，便要把他抓走。幸亏周围的中国工人帮忙，刘国钧才能趁乱翻墙逃走。然而那个借号衣给刘国钧的工人，却被英国商人打得遍体鳞伤。刘国钧知道后，立即为受伤的工人联系医院，并承担了全部医药费。这位工人伤好后，基于爱国热情，就主动邀集另一位技术工人，利用星期天赶到常州，帮助大纶厂解决技术难题。
　　由于刘国钧管理有方，大纶纺织厂投产当年就盈利，第二年盈利过万，第三年的发展势头更好。可是常州一批股东，这时不但不感激刘国钧这个有功之臣，反而想排挤掉他这个外乡人。刘国钧愤而辞职，收回自己的1万元投资，只将盈利部分留在大纶厂作为股金。朋友们都为刘国钧抱不平，刘国钧却说：“我在大纶厂学到了一套办厂的本领，投资又如数收回，等于一文学费没花，这是我平生最便宜的一笔交易。”
　　1918年，精明强于的刘国钧决意独资办厂。他购买了80台布机，自己任经理，让母亲管理摇纱，让妻子管理布机兼烧饭，一家人齐上阵，办起了“广益布厂”。虽然设备落后，资本微薄，但他狠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努力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第一年就盈利3000银元。到1923年，他凭广益布厂积累的利润，创办了广益二厂。它是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使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为了确保广益厂的生存和发展，刘国钧一面努力学习国内外同行的经验，一面加强对国内外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决定工厂的经营方向。1924年，刘国钧和友人一起，专程到日本考察，研究日本发展工商业的经验。他发现，日本工厂的优势在于成本低，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和精简工序。回国后，刘国钧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果断地决定改变“广益”的生产方向，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改为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色布，避开与其它厂的重复。与此同时，他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采用先进工艺，减少工序，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了利润。“广益”生产的各种布，在南京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一举夺得优等奖，使一些资金雄厚的纺织厂也不得不佩服。刘国钧所采用的产品商标也很有意思，一个叫“蝶球”，图案是大小蝴蝶飞舞在地球之上，寓意是“无敌于天下”，因为上海话“蝴蝶”与“无敌”发音相近；另一个叫“征东”，图案上薛仁贵横刀立马，寓意是“征服东洋货”，显示了刘国钧要同洋货一比高低的志向。这两种商品的质量都很好，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住了脚，而且还销往国外。
　　刘国钧的广益厂蒸蒸日上，赶走了刘国钧的大纶厂却江河日下，几年来连续亏损。负责人丧失信心，不得不出卖产权。
　　刘国钧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经过谈判，大纶的出让价商定为40万银元。当时大给的股东，都想早点摆脱这个倒霉的厂，见有人肯出钱接收，纷纷要把股本提走。可是刘国钧一个人也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他先在大纶的原股东中做工作，使一些赔了钱不甘心的股东，决心同刘国钧一起再搏一搏，没有退股；接着又招募到一批新股东。这样他成功地接下了这个厂，改名为大成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刘国钧自任经理。
　　可是这个半死不活的厂，资金缺乏，机器残旧，一时难以投入生产。刘国钧想，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事情做好，没有好的设备是不行的。所以他以工厂地皮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银元，大刀阔斧地整修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该拆的拆，半年时间用去了20万。股东们纷纷议论，认为开销这样大，将来收不回，岂不是大家又要赔钱？有的人就来对刘国钧的办厂方针进行干涉。刘国钧信心十足地对股东们说：“诸位不必担心，资金不够，可以从我的广益厂周转。谁害怕投资亏损，可以不算入股，算存款在大成，到时候本息照付，决不赖账！”股东们见刘国钧这样有把握，又想到他经营广益厂确实有一套，才算放了心。
　　有了好设备，还要有好的操作人员。过去大纶厂亏损严重，就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大成开工以后，又出现了棉纱质量不合格的问题。刘国钧非常焦急，日夜在车间里摸情况，却找不到改进的办法。于是，他不惜重金，礼聘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陆绍云工程师进厂。他将陆绍云的年薪定为5000银元。而当时一担米才值三四元，等于陆绍云每天能拿到好几担米，有人觉得付的代价太高了。刘国钧却说：“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像陆总这样的专家，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
　　陆绍云果然没有让刘国钧失望，在他的指导下，棉纱质量很快就达到标准。工人的操作水平也提高了，产量不断上升，生产走上了正轨，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银元；第二年又大获厚利，除了发放股息、红利外，还净余50为银元。股东们一致同意将这些钱全部作为投资，公司的资本猛增到100万银元！
　　刘国钧从经营“广益”的时候起，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他常说：“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管理，是三等人才。”并且以此为标准，量才录用。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随着“大成”的发展，厂里招收了大批青年员工，分别加以培训。其中稍有文化的女青年千余名，开办养成工班，培养挡车工；小学毕业生百余名，开办艺徒班，培养机工；初中文化的青年四五十人，开办练习生班，培养初级管理人员。所有的学员全部是考试录取，不徇私情。学员一律住在厂里，白天跟班实习，晚上读书，学习纺织、数学、绘图、外语、语文、算术、机械维修等知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厂里的骨干。刘国钧还规定，练习生班可以自由报考，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由厂里保送出国留学，因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文化、钻技术的劲头。刘国钧虽花费了不少投资，但工人提高技术为工厂所带来的收益，是难以统计的。当时人们都赞叹刘国钧有远见。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大成，1932年刘国钧向股东大会提出，把自己独立经营的“广益”和“大成”合并，免得自己再心挂两头。“广益”是刘国钧的“聚宝盆”，每年至少有几万元的净利润，刘国钧肯这样做，股东们当然非常高兴。这样，“大成”共拥有纱锭2万余枚，线锭近5000枚，布机640台，染整设备齐全，资本140万元，职工达2500人，年产值450多万元。一个年年亏损的企业，到刘国钧手中，短短3年中，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刘国钧常常以这样一句话鞭策自己：“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他就是以这样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到1936年，大成公司的资本增加到了400万银元。刘国钧在事业上的兴旺发达，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道：“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强大对手。
　　刘国钧办工厂的诀窍，是著名的“三个一点点”：“质量好一点点，成本低一点点，价格高一点点。”他在点点滴滴上下功夫，绝不放过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将日本纺织业作为自己赶超的对象。1932年和193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甚至像当初在上海怡和纱厂那样，亲自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成功生产丝绒和灯芯绒的先例。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深知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坚决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度，聘请专家管理工厂，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他定期召开管理会议，每次都请各厂厂长和工程师参加，鼓励大家反映问题，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整个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低，挽回权利，富国利民。”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他建造职工宿舍，办起职工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工人看病免费，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对企业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纪念；每逢年节，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并挨桌给大家敬酒……在当时的企业中，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确是凤毛麟角！刘国钧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大成公司，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
　　1936年，刘国钧正好50岁，这年清明，他回老家扫墓，并应邀对全镇父老和学校师生发表演说。家乡的老年人还记得刘国钧当年流落街头卖水果、酒酿的情景，如今他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富翁、大企业家！天真的学生们问刘国钧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刘国钧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办厂。办厂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一有钱就想着要再多办一个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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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2 PM

28.火柴大王刘鸿生


19世纪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到这“十里洋场”来闯天下的，不但有外国的冒险家，也有中国的冒险家，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刘维忠的浙江定海人。他在上海宝善街开设了一家供人看戏饮茶的“丹桂茶园”。凭着他在上海滩混的好人缘，把三教九流都应酬得满意了，所以生意还算兴隆。他的儿子刘贤喜，经人介绍，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总账房，除了每月优厚的薪水，还经常利用轮船往来的便利条件夹带私货贩卖，从中牟利。因此，刘家十来口人在上海的生活，远远超过温饱有余了。
　　1888年，按当时的说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吉年。就在这一年，刘贤喜的儿子出世了。祖父刘维忠喜出望外，认为这个生在大吉之年的孙子，将来一定能够大展鸿图，前途无量，所以给孙子起名“鸿生”。小鸿生长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刚开始念书，就显出过人的聪明，功课总是全优，深受父母宠爱。不幸的是，小鸿生7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尽管哥哥继任了轮船账房的职务，收入却大大减少了；同时，由于祖父年迈，茶园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全家十几口人生活顿时紧张起来，不得不靠上当铺当东西来补贴家庭日用。小小的刘鸿生，每当看到母亲的一脸愁容，心头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体会到了艰难的滋味。
　　虽然家中交学费已经十分困难，母亲仍然不愿意让聪明好学的儿子失学。她想方设法，让刘鸿生继续读书。刘鸿生13岁进圣约翰中学，4年以后又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他发愤苦读，各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不但可以免交昂贵的学费，而且每月能领到奖学金。
　　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刘鸿生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求学生涯。大学二年级时，美国校长决定送他到美国去学习神学，学成回校担任牧师兼教英文。这样的机会，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刘鸿生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愿学神学，当牧师。培养他上学的母亲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刘鸿生拒绝了校长的安排，结果竟被开除学籍。
　　18岁的刘鸿生，被迫走上了谋生的道路。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当过教员，当过翻译，虽然能维持生活，但他总觉得这些职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1909年，刘鸿生经友人介绍，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当“跑楼”，也就是跑茶楼推销煤炭的推销员，因为当时上海的煤炭交易都是在茶楼里进行的。他腿快嘴勤，态度和蔼，不欺不骗，及时供货，很受用户欢迎，使开平煤炭在上海能够畅销。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开平公司驻沪售品处的一号买办。公司还与刘鸿生签订了为期30年的经销合同，规定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到南京浦口的广大区域，为刘鸿生的独家经销范围。后来，又把运输煤炭的任务也交给刘鸿生，刘鸿生获得的利润也就更大了。短短几年时间，刘鸿生成了友洋财的“煤炭大工”，不但积累了1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而且积累了开拓市场的实际经验。但是他也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总是被外国人看不起，总是要芡夤?说钠???馐且蛭?挥凶约旱墓ひ担?蒲Ъ际跛?讲桓摺Ｗ魑?桓鲇兄酒?闹泄?耍??鲂奈???褡龅闶隆??窗熘泄?拿褡骞ひ担《???械淖式鸷途?椋??贸闪怂?窗烀褡迤笠档募崾祷?　?
　　1919年，刘鸿生迈出了第一步——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刘鸿生首先选择火柴工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长期以来，中国人是用火石、火镰取火的，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使用从欧洲传来的火柴，所以过去中国人把火柴叫做“洋火”。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此后几十年中，中国人虽然办了不少火柴厂，但由于原料贵、税收重、技术落后，竞争不过进口火柴，大半都垮台了。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就在上海开着一家燮昌火柴厂，处境也很艰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刘鸿生也认为，投资办火柴厂，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工序是手工劳动，所需资金少，风险也就比较小；同时，火柴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又低，销路不成问题，经营得好，一定能获得高额利润。
　　鸿生火柴公司实行的是股份制，刘鸿生任总经理。因为上海已经有了5家火柴厂，所以他决定将鸿生火柴公司的厂址定在苏州。
　　经过紧张的筹备，1920年11月卫日，鸿生火柴公司正式开工生产。这标志着刘鸿生已经从一个洋买办转变为民族企业家。当时全厂拥有各式设备40余台，职1700多名，每天能生产火柴40多箱。然而，由于产品质量不过关，被用户称为“烂糊火柴”，结果连年亏损。同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洋货卷土重来，剧烈的竞争再次使大批民族工业濒临破产。刘鸿生岳父经营的老牌的燮昌火柴厂也在1924年被迫停业。尽管鸿生火柴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刘鸿生还是以一个企业家的魄力，毅然将燮昌火柴厂接收下来。这不但使他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且还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生产能力。
　　工厂扩大了，可产品质量的提高仍然是一个难题。刘鸿生深知，要扩大销售，扭亏为盈，不解决火柴生产上的关键——化学配方问题是不行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有关火柴生产的各种资料，对于火柴生产全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基本上都能把握住了；可就是这个化学配方问题，由于外国人封锁资料，他始终不得要领。
　　刘鸿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克这个难关。这时，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两人一见如故。刘鸿生对林天骥诉说了自己办火柴厂缺乏人才的难处，并当场决定聘用林教授为总工程师，聘金每月1000银元！林天骥一来为刘鸿生振兴民族实业的精神所感动，二来如此之高的聘金，在中国企业界中也是少有的，所以欣然答应下来。
　　林天骥到厂后，在刘鸿生的支持下，和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而且远销越南等地，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中国火柴工业的发展，打破了外国资本家霸占中国火柴市场的美梦。外国资本家是决不甘心的。当时垄断世界火柴市场的，是欧洲的瑞典。1924年后，中国的进口火柴绝大部分是瑞典的凤凰牌火柴。瑞典火柴商依仗自己的产品成本低，从1927年开始，不惜降价倾销，企图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不但不维护民族工业，反而对中国各火柴厂进口的化学原料层层设卡，加重税收，使得不少火柴厂难以维持，相继倒闭。
　　鸿生火柴公司也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刘鸿生决心与外国火柴斗到底。1928年，他与荧昌火柴厂老板朱子谦联合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选举全国闻名的“实业巨子”张謇担任会长。一年后，在刘鸿生等人的组织下，全国52家火柴厂的代表聚集上海，决定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共同抵制瑞典火柴，并公推刘鸿生为常务主席，率领请愿团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可惜，由于当局的不支持和瑞典火柴商的破坏，这些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
经过反复思考，刘鸿生认识到，指望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救——也就是将同行业的各个公司合并起来，以减少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共同抵御瑞典火柴的侵入。第一步可先把长江流域的所有火柴厂合并，然后再向全国扩展。他首先选择的是荧昌和中华两家。这两家火柴厂加上鸿生公司，在江苏呈三足鼎立之势，如能实现3厂合并，就足以控制整个江苏的火柴工业。
　　正为亏损严重而发愁的荧昌、中华二厂，积极响应了“鸿生”的号召，3家代表很快坐在一起商讨合作事宜。1930年7月，3家正式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被推选为总经理。由于增强了相互间的分工协作和经验交流，公司各厂的生产面貌都大为改观，当年产量和销售量都达到了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
　　刘鸿生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
　　紧接着，刘鸿生又马不停蹄，先后合并或购买了九江、汉口、芜湖等地的火柴厂，资本日益雄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在同行业中的威信步步提高。上海各大银行因为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地位，也纷纷主动向它提供贷款。
　　刘鸿生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喜欢一句外国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发展火柴工业的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炭公司、章华毛纺织公司等，并投资银行、保险业务，成为集轻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实业巨子。也就在1930年，刘鸿生在上海四川路建造了一幢8层的企业大楼，将公馆也迁到8层楼上。经过多年摸底、选择，他已网罗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管理专家和技术骨干。在他们的协助下，刘鸿生坐镇大楼，足不出户，就可以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就像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统帅，春风得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时期。
　　可是，30年代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城乡经济一片萧条。而日本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情况的恶化。刘鸿生的企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勉强维持到1935年，终于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那时的上海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厂家关门倒闭、厂主自杀的新闻。“刘鸿生要倒”的流言也不断传出，银行、钱庄天天有人登门催还贷款，连刘鸿生的弟弟也认为他再也爬不起来了，硬要从哥哥那里提走他的现金存款。刘鸿生无法，只好拿出银行股票给他做抵押。
　　走投无路的刘鸿生，来到了宋子文公馆，希望宋子文能不忘当年老同学的旧情，替他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换取资金渡过难关。宋子文躺在沙发上，看也不看他，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忍痛回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哪知宋子文嗤地一声笑了，不屑地说：“你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刘鸿生又气又急，掉头就走了。
　　然而，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刘鸿生，就像所有有骨气的民族资本家一样，有一股不甘失败的硬气，只要还有一丝缝隙、一点光明，他也不放弃求生存图发展的努力。终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伸出了支援的手，答应将他们银行贷给刘鸿生的一笔贷款延期一年偿还。这样，刘鸿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为了彻底摆脱危机，刘鸿生选定了自己的核心企业——火柴业作为突破口。当时，国内火柴业面临着洋货倾销、内争激烈、市场紧缩、价格猛跌的局面。刘鸿生仔细谋划，采取了“联华制夷、联美制日，发展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的步骤，以求达到限制生产、制止倾销、稳定价格的目的。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1936年3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正式成立，总经理为刘鸿生。社章规定，总社有权对各社员分配生产指标，社员产品交由总社统一发卖，社员不得请求退社。这就有力地限制了日本火柴的走私和偷制，而且也减轻了国内厂家之间的矛盾，使得火柴销路渐趋稳定，售价也有所回升。这一年，大中华火柴公司终于改变了亏损局面，盈利额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接着，他又在水泥行业中采取了类似的“联华制夷”方针，稳定了国内的水泥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在国内外同行业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刘鸿生主张国内同业联营，共同抵制外国资本人侵，对保护与抢救民族工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全国农业丰收等有利条件的刺激下，国内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刘鸿生的各种企业都开始转危为安，进入又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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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2 PM

29.油漆大王陈调甫

1928年中秋节，在天津太和里一座幽雅的住宅内，两位中年人正对坐赏月。面前的小桌上，几样瓜果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秋风夜色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这两位知心朋友，却长时间地默默无语。
　　这两个人，是当时中国实业界的两位著名人物。年长的一位，是开创了中国化学工业的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年轻的一位，则是他合作10年的朋友和得力的助手、化学硕士陈调甫。
　　终于，范旭东打破了沉默，对陈调甫说：“调甫，我虽然眼睛近视，但还不至于昏花。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年你从南通来天津，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屋，是一个大雪天，你捧着一抱开放的梅花，一头黑发油亮。如今才不过10年，你的头发竟已经花白。这大约就是公司所给你的‘奖励’了！不过，开创中国化学工业的大事业，居然在我们这几个贫弱的书生手中完成，不能说成果不伟大。我们所靠的，只是我们的人格和学识！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此刻所想的，也一定与你的人格和学识分不开——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吧！我们的朋友王小徐说过，你是不甘寂寞、也不守‘本分’的！”
　　陈调甫颇感意外地望着范旭东，说：“先生怎么会猜到调甫的心事？”
　　范旭东笑道：“调甫，我们来学诸葛亮和周瑜，把对方所想的事情写在手上——你写对了，我饮三杯酒；我写对了，你可不许赖账！”
　　陈调甫笑着答应了。两个人掏出钢笔，各自在手心上写着。范旭东边写边说：“其实我的心事，早就对你泄漏过；你的心事，可从未对我吐露半句。不过这三杯酒么，我决不会赖的！”
　　两个人同时伸出手掌。只见陈调甫写的是两个字：酸厂。而范旭东写的是三个字：中国漆。
　　陈调甫兴奋地叫道：“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我们同饮三杯！”
　　两人饮过酒，陈调甫还是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会猜到我的心事的呢？”
　　范旭东说：“你呀，真是个书呆子硕士！当年你在黄海图书馆只顾读书，忘记了闭馆时间，结果被管理员锁在图书馆里过了一夜，这事在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书？你把有机化学的书都读旧了！制碱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中能引起你兴趣的，还能不是油漆？再说，你对我国的桐油、大漆两项特产颇有研究，十几年前就着有《国宝大漆》一书。西方列强从中国进口桐油，制成油漆后又向中国倾销获取厚利的行径，早就让你愤愤不平……你梦寐以求的，不是中国漆还能是什么？”
　　陈调甫对范旭东不禁心悦诚服。他与范旭东共事10年来，从未提起过一个漆字，而范旭东竟能把他的心事摸得清清楚楚，这种知人之明，真是太难得了！
　　范旭东说：“想当年，是一个‘碱’字把我们牵到了一起。如今是一个‘漆’字，要让你离我而去了。来，调甫，为了中国油漆的早日诞生，我们干一杯！”
　　陈调甫说：“也为了中国第一座酸厂的早日诞生，干杯！”
　　范旭东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点头说：“碱和酸，是化学工业的两只翅膀。如今我们有了碱厂，可酸厂的建设还遥遥无期。现在国内战争不绝，如果制酸工业落到外国人手中，必将后患无穷！我准备向实业部提出申请，要求建立制酸厂。”
　　陈调甫当即表示：“我终生都以先生为榜样，以国家为重，以事业为先，为国为民奋斗到底！如果建设制酸厂的计划能批下来，我陈调甫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先生！只是，我不甘心放弃已进行多年的油漆研究，才想趁现在碱厂已经稳定的机会，创办中国自己的漆厂！”
　　范旭东很欣赏陈调甫的这种精神，赞同地点了头。
　　陈调甫当即开始紧张地筹建他的永明漆厂。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厂址设在天津河北区小王庄，最初只有7分地、9间房屋，生产设备也就是几口大锅，只能生产铅油、鱼油等低级产品。而当时，天津的油漆工业竞争相当激烈。最早设厂的大成油漆公司，是曾任安徽督军的倪嗣冲办的，规模较大，又聘请了德国人为技师，能生产一般油漆和颜料；东方油漆厂则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孙子冯海伦经营的；中国油漆公司是北平盐业银行办的，资金雄厚，设备完善……这些漆厂，不是有钱，就是有势。永明漆厂既无后台，资本也只有2万银元，确实困难重重！但陈调甫毫不气馁，他以10年前范旭东先生手无寸金创办久大盐业公司的例子鼓励股东们，坚定地表示：“科学是无价之宝，凭我陈调甫的一腔热血和半生所学，凭各位股东的热心支持，永明厂的产品将来一定要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陈调甫首先奔走于北平、天津各大专院校之间，招聘有志于油漆工业的化学学士。他对前来报考的大学毕业生们说：“永明是个小厂，只能招收三五位有志振兴中国油漆工业，而且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化学学士。为了综合考核考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设计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外语程度，请大家做一个化学试验，自己设计实验方法，自行操作，得出结果后，用英文写出实验报告。”
　　这样的招聘方法，真是别出心裁。不少应考人悄悄地退出了。
　　范旭东听说此事后，不禁拍案叫绝。他说：“陈调甫这样认真选择人才，永明一定会大放光明的！”
　　果然，陈调甫从众多考生中，选中了3位。其中最出色的，是一个叫王绍先的年轻人，他精明稳重，事业心特强，所以深得陈调甫的器重。
　　这年冬天，在永明创业最艰难的时刻，王绍先经过多日的调查研究，连夜赶出了一份关于油漆市场情况的调查报告。他发现，各家油漆厂的产品品种单调、质量也一般，主要靠推销手段进行市场竞争，如批发优惠、先卖后付、提供回扣等；或者在油漆桶中放进铜板甚至银元，使油漆工在用漆时有可能得到额外收人，所以乐于使用他们的产品。王绍先认为，这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明智的企业应该以产品的质量取胜！宣传产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事实说话。他建议永明公司免费为一些重点工程提供油漆，或者举办新产品展览，当众操作表演，让使用者能切实感觉到永明产品的优越性……
　　陈调甫接受了王绍先的意见。但是，具体该从什么地方做起呢？陈调甫忽然想到了铁路。火车车厢都要油漆，而现有的各种调和浓质量都不过关，既不好刷又不耐久。陈调甫当即组织力量，按照铁路用漆的要求，很快研制出了高质量的调和漆，并免费请天津火车站试用。试用的结果，车站很满意。永明公司于是将这种油漆交实业部进行鉴定，证明完全符合铁路使用标准。从此，华北一带的铁路局都使用永明公司的产品，成了他们的一个广阔市场。
　　这时，范旭东已经在开始筹划中国的制酸厂。陈调甫记得自己的诺言，一旦制酸厂上马，他应该回去帮助范先生，所以他更抓紧研究，力争在制酸厂上马之前，研制出永明的独创产品。每天下班以后，他都一头扎进家中的实验室里，久久不肯离开。老天不负苦心人。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学习范旭东的经验，规定企业盈利的20％用作研制费用，以保证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工作。
这时，制酸厂的工作已经开始。陈调甫把永明公司的事务交给新选任的副总经理王绍先，亲自参加了制酸厂的选址工作。半年之中，他跑了小半个中国，行程数千里，最后，制酸厂的厂址被确定在南京江北的卸甲甸。
　　这时，永明漆厂又试制成功了新产品——磁漆。针对日本磁漆采用“鸡牌”商标，陈调甫为永明产品选定了“鹤牌”作为商标，表示了一定要“鹤立鸡群”、战胜日本货的决心。而鹤牌磁漆果然很快占领了市场，使日本磁漆的销量大减。
　　同时，长江边的卸甲甸也传来喜讯：范旭东主持的永利酸厂也建成竣工了！1937年2月，永利酸厂试车成功，日产硫酸铵250吨，硝酸40吨。
　　陈调甫一个人，沿着贮气罐的曲折扶梯，登上罐顶，望着江水云天，不禁泪流满面。他追随范先生20年，终于建成了中国的基础化工企业，一碱一酸，使它展开了两个翅膀！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不久，天津沦于日寇魔爪中。
　　范旭东在电话里告诉陈调甫，他们正在疏散人员，准备南迁。
　　陈调甫正在考虑永明厂的内迁事宜。这时，一个身穿日军军服的汉奸，闯进了永明厂的总经理室。他一直走到陈调甫的办公桌前，一边作自我介绍，一边伸手要同陈调甫握手。
　　陈调甫却把两只手收到了腋下。
　　汉奸冷笑着，把手收了回去，却以主人的身份，在总经理室里踱来踱去。走到样品柜前，他随手拿出一罐磁漆，在手中掂量着，对陈调甫的愤怒佯作不介意，阴阳怪气地说：“皇军并不计较你的‘鹤’顶了日本的‘鸡’，只要陈总经理今后能同皇军合作，漆厂立刻可以复工。不管什么牌子的油漆，你生产，日本人来卖，永明照样可以生存！”
　　陈调甫拿定主意一言不发，只用愤怒的眼光瞪着这个无耻的汉奸。
　　汉奸再一次凑到陈调甫面前，装作十分知己地说：“毕竟你我都是中国人啊，我已经为陈总经理答应下来了。不然，日本人尸要随便找个罪名，嚓！”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接着说：“就凭这罐漆，就可以杀头的啊！”
　　陈调甫再也忍耐不住，他抓起那罐漆，狠狠地扔了出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拿去向日本人领功好了！”
　　漆罐砸在样品柜上，玻璃柜门被砸了个粉碎。罐盖迸开了，鲜红的油漆像血一样溅得满屋都是。
　　陈调甫拍案而起，指着房门，对汉奸说：“滚！永明漆厂是我的！我请你滚出去！”
　　汉奸连连后退，一边恼羞成怒地说：“好，好，陈总经理既然给我这么大的面子，我一定会在皇军面前替陈总经理多多美言！”他转身出门，正好撞在进门来的王绍先身上。
　　王绍先看着汉奸扬长而去，当即对陈调甫说：“总经理，请你立即离开天津！把永明交给绍先吧，日本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陈调甫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喘了一口气，说：“幸亏我们提前把永明的产品转运到香港去了。这些样品，也要立刻装箱运走，一点也不能留给日本鸡！”
　　王绍先焦急地说：“先生，你快走吧，先去香港避一避。这些东西，我会处理好的。”
　　陈调甫固执地说：“不，我要亲自把这些样品带走！”
　　王绍先只好找了一只大皮箱，把样品都装进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陈调甫送到码头上。分别时，他紧紧握住陈调甫的手，说：“先生多保重，我等着你早日回永明！”
　　陈调甫望着码头上张牙舞爪的日本兵，沉痛地说：“绍先，我相信你的人格。我只嘱咐你一句：宁可使永明不复存在，也不要让它为日本人生产一罐油漆！”
　　王绍先坚定地答应道：“先生，绍先记住了！”他紧张地把陈调甫推上了登船的跳板。
　　陈调甫上了轮船。轮船已经开出港口好远，他还站在甲板上，久久地望着那早已看不见的永明公司。
　　仅仅两夜之间，刚刚49岁的陈调甫，一头头发全都白了。
　　日本人果然不肯放过陈调甫。那个汉奸带着日军，一而再、再而三地闯进永明公司，搜捕陈调甫。王绍先只推说陈调甫不知去向。日本人恼羞成怒，砸了工厂，抢走了仓库里存放的原料，劈掉了陈调甫的办公桌椅，将印着仙鹤的商标一张一张全部用刀戳烂！
　　王绍先抚着残破的“仙鹤”，痛哭失声。
　　陈调甫没有去香港，他留在了上海，一边在家中潜心研究油漆生产，一边召集了十几个青年人在家中学习和研究化学。由他亲自授课，每天2小时。他对学生们说：“日本人毁了我们的碱厂、酸厂、漆厂，但他们杀不完中国人，中国的工厂还是会办起来的！你们要认真学习，以后多办工厂。我相信，总有一天，无数的碱厂、酸厂、漆厂会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
　　他还说：“你们现在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希望你们努力奋进。10年后，每个人的水平就将大不相同了。那时，你们还要向更新的目标迈进，永远不要自满！”
　　这些上海青年后来虽然没有进入永明漆厂工作，但在自己的事业中都有所成就。他们把陈调甫认作自己终身的导师，一直同他保持着浓厚的师生情谊。
　　永明漆厂被毁后，青年工人卢峰来到上海，找到陈调甫，哭着向总经理诉说了日寇的暴行。陈调甫拍着卢峰的肩头，沉重地说：“我们损失的何止一个‘永明’？不要怕，以后我们一定会建得更好！”他要卢峰留下学习，白天听他讲课，晚上去夜校补习英语。卢峰懂得，陈调前说的道理都对，但是，他不能去学英语，因为学英语还要交学费。他亲眼看到，陈调甫为了维持教学和研究，已经把家产都变卖光了，他怎么忍心再给陈总经理增加负担呢！
　　他决定去做工挣钱，养活自己。
　　陈调甫发现后，厉声责问他：“你为什么不好好学点知识？”
　　卢峰抽泣着说：“‘永明’的大学生，都去卖苦力拉洋车了，我学英语又有什么用呢？”
　　陈调甫坚定地说：“有用！因为你还年轻。你记住我的话，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是呆不长的！去，把我的皮袍子卖了，交学费。”
　　卢峰哭着去了。
　　在陈调甫的帮助下，卢峰的学业进步很快。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永明漆厂，担负技术工作。解放以后，还曾被新中国派往朝鲜，以工程师身份指导油漆生产工作。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终于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法投入生产。直到抗战胜利后，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高兴地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陈调甫振兴中国化学工业的愿望，才真正得以实现。党和人民也给予陈调甫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中国化工学会理事及天津分会理事长、化工部华北研究院副院长、天津化工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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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3 PM

30. 金融家康心如

1890年冬天，康心如出生在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正从陕西前往四川彭山县去做县知事，一家人乘着一辆马车，沿着驿道奔驰。就在经过绵阳小镇的那一天，这个家庭中又增添了第二个儿子。
　　父亲自然很高兴。但是他绝没想到，就是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重庆举足轻重的金融家。
　　康家世代都有人做官，可也没出过什么大官。康心如的父亲最大只做到县令。这样的官阶，下可以直接接触民间疾苦，上可以了解官场的腐败和没落，所以，他一直倾向于变法维新，认为不改变现状，中国就没有出路。对于自己的子女后代，他也主张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的教育，从这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长子康心孚，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并且成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追随者，后来又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家里有了个革命家，康心如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阅读新书新报。1906年，康心如考进成都的客籍中学堂。哥哥康心孚在书信中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年轻的康心如也立志投身革命，在家乡开设了一家小小的“粹记书庄”，大量推销传播哥哥从国外寄来的进步书刊。不久，康心如又来到当时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在哥哥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他也像哥哥一样东渡日本，考进了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专科。除了学习，他还考察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大垄断资本集团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种大规模实业的出现，是民族复兴的开端，也是谋求民富国强的出路。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成都病逝。康心如悲痛地赶回家乡奔丧。他本打算办完丧事后仍回日本学习，可是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康心如毅然放弃了继续出国深造的机会，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中，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和朋友们一起，在成都先后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进步报刊，宣传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1913年，康心如以《公论日报》京沪特派记者的身份，由成都到上海，将上海、北京等地的革命讯息及时传送到四川。当时，康心孚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在哥哥的支持下，康心如又在上海创办了《雅言》杂志，以学术刊物的面貌出现，不断发表抨击袁世凯复辟倒退的重头文章。同时，他还兼任了四川浚川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实际上成为他在金融界的最初的操练。康心如发现自己对新闻和金融具有同样的兴趣，也自信在这两方面都有才能。
　　袁世凯倒台后，康心如来到北京，与好友张季鸾一起创办了《中华新报》。由于宣传革命，抨击北洋军阀政权，报纸被封禁，康心如和张季鸾竟被北洋军阀逮捕，关了将近一年。
　　在监狱中，康心如仔细回顾了十几年来的经历，认识到凭自己过去那样的奋斗，还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在迷茫中一时找不到出路。这时，他的大哥又不幸病逝，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压到他的肩上。康心如苦苦挣扎，家里的经济状况还是越来越差，最后不得不靠上当铺当衣物过日子。康心如不得不开始寻找谋生的手段。
　　康心如并不缺少赚钱发财的能力，他缺少的是机会。严格地说，过去他一心投身社会革命，根本没有注意过这种机会。现在，他不能不关注这种机会了。
　　机会很快就来了。1921年，康心如的四川同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且住进了康心如的家中。邓芝如的父亲和康心如的父亲是结拜兄弟，两家的交往很深。邓芝如虽然是个土老财，但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也想在北京寻找一个同外国人合资办银行的机会。康心如这时也接受了“实业救国”的思想，所以热心地为邓芝如帮忙。当然，他也希望能在未来的银行中，为自己谋取一个小职位，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困难。
　　康心如原来有过银行工作的经验，对从事金融业也有兴趣。在寻找外资合作的过程中，他对中国的金融业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料定金融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有大发展，而中外合资的银行就更加有利可图。在康心如的积极努力之下，邓芝如与上海美丰银行的代表谈妥了在重庆设立分行的意向。不久，美丰银行总经理、美国人雷文来到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签订了合资合同。在谈判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和才能，不但取得了邓芝如的完全信任，而且也获得了雷文的赏识。双方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就不能缺少康心如这样一员干将。因此，美方和中方都邀请康心如担任这家新建银行的协理。但是康心如却婉言谢绝了。
　　因为，按照规定，银行的上层领导人，必须由银行的股东担任。可是康心如家境贫困，连饭都吃不好，哪里有钱来投资入股当股东呢？
　　雷文舍不得放弃康心如。他仔细权衡着未来银行的领导人选问题。总经理自然是由他来担任，可他的事务太多，主要精力肯定无法放在这里；经理由他经营上的伙伴赫尔德担任，也可定下来；而预定的两位协理邓芝如和康心如，邓芝如虽然富甲一方，但只是个旧式商人，未必合适，要想搞好中美双方的合作，他能指望的看来只有一个康心如。
　　邓艺如同样也在盘算。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洋务”的能力，同时，他已经看到康心如与洋人打交道的能力。可以说，如果不是康心如，就不会有这个银行，也就不会有他邓芝如的协理位置；同样，今后如果没有康心如，他只怕也难保住这个职位。他比雷文更离不开康心如。
　　实际上，美丰银行四川分行还没有成立，康心如就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
　　最后，邓艺如毅然决定，借给康心如1.2万银元作股本，使康心如取得股东的资格，名正言顺地担任协理的职务。
　　康心如非常感动。因为，这样一大笔借款，不但使他从此可以养活一家人，更重要的是使他得以进入金融界。他今后的一切发展，都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1922年4月2日，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热热闹闹地开业了。
　　康心如是一个精明的人，还在银行筹建之初，他就已将自己的四弟康心远及朋友林少谷、贺友梅派到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后来，也是他亲自从北京到上海，为新银行招聘人才，并将他们带到重庆。他既然当上了协理，就绝不能仅仅为了捞点小钱过日子，而应当将它作为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就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不料，四川美丰银行出师不利，由于缺乏经验，业务上没有打开局面，第一年甚至亏损了几千元。更严重的是，中美双方的职员从一开始就争斗不休。美方经理赫尔德咄咄逼人，根本看不起中国同事，而邓芝如和旧式钱庄出身、不通新式银行业务的业务主任陈达湾的业务外行和思想保守，又给了赫尔德骄横跋扈的借口。尽管康心如竭力在中间调解，双方的矛盾还是越来越尖锐。脾气火爆的邓芝如几乎每天都要在办公室里拍桌子，打板凳，大骂美国佬，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洋人的歧视和侮辱，并且要康心如也站出来与洋人作斗争。他认为是他借给康心如1.2万元股本，康心如才当上这个协理的，所以康心如理所当然地应该同他站在一起打击美国佬。
　　康心如却让邓芝如大失所望。他始终坚持在中间充当调解人，有时甚至站在美国人一边反对邓芝如。他从来不像邓芝如那样意气用事，而是冷静地从银行的生存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邓芝如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推荐了一大批旧商人、旧官吏要进银行当职员，这些人连会计业务都弄不通，所以赫尔德坚决反对录用他们。康心如在这一点上就支持赫尔德。结果，邓芝如认定康心如忘恩负义，连康心如也成了他攻击的对象。
　　面对银行的困境和矛盾，康心如坚持请总经理雷文前来研究挽救措施。1923年春天，雷文来到重庆。他才一下船，康心如就前去拜访，冷静地向他分析银行亏损的原因：开业时的庆祝活动浪费太大；美方人员的薪金和开支过高，造成流动资金严重不足；美方经理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美国的经营方式，影响了业务的正常开展……为了摆脱目前的困境，康心如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采取中西结合的经营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和商界的习惯；二是实行裁员减薪，以缓解银行内部的矛盾。
　　雷文认真地听取了康心如的意见。他立刻意识到，这两条建议，尤其是裁员减薪一条，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智。人员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争斗自然也就会少；降低美方人员的薪金，不但可以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中方人员的不满，缓解双方的矛盾。在领导层调整方面，雷文毅然采纳了康心如的建议，决定在两个中方协理中裁去一个。结果当然是裁去不通业务的邓芝如。为了安抚邓芝如，雷文任命邓芝如担任顾问。邓芝如当然明白这实际上夺去了他的实权，他无法对抗雷文，便把仇恨都集中到康心如身上，到处大骂康心如是“奸诈小人”。同时，雷文又决定，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可以继续担任营业主任，但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康心如的指挥。
　　接着，雷文又调整了美方经理，他物色了一个叫鄂更斯的美国人前来重庆，并且一再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大权，交到了康心如的手上。
然而，邓芝如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康心如在洋人的扶持下掌握银行大权，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在银行内外发动了一场“倒康”运动。他大量印发各种传单，对康心如进行诽谤和攻击，并且把银行内部人事变动的内幕，也都宣扬出来，使不少人对康心如产生误解，以为他“崇洋媚外”，又不讲朋友交情。当然也有人看出邓芝如太无能，认为他搞洋务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当然要吃苦头。
　　不管外面怎样议论纷纷，康心如却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不仅不向邓芝如反击，而且都不作任何解释。时间一长，人们听厌了邓芝如的谩骂，反而觉得康心如待人宽容，并不是邓芝如所说的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更重要的是，康心如掌握银行大权的事实，决不会因为邓芝如的攻击有所改变，所以人们愈来愈对邓芝如冷淡。邓芝如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杀手铜：他宣布退出四川美丰银行，不但要银行退还他的股份，而且逼康心如立刻退还借他的1.2万元股金。他料定康心如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还他。
　　邓芝如的所作所为，使康心如更清醒地认识到，对邓芝如这样的人，是不能迁就的，美丰银行要发展，就一定要搬掉这块绊脚石。但是，从哪里弄钱来还债呢？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将成都老家祖上遗留的产业卖掉。照中国人的旧观念，这样做是要被人骂作“败家子”的。但他明白，只有卖掉祖产，还掉借款，才可能守住手中不易得来的权力，也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于是，他很快地办好了变卖田产的手续，钱一到就还清了欠邓芝如的债。
　　邓芝如拿到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他自己把自己永远赶出了美丰银行。
　　新上任的经理鄂更斯，对康心如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康心如充分利用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按照中国的国情，努力扩展银行业务，很快扭转了银行的亏损局面，当年就获得纯利润1.1万元。1924年，银行存款比上年翻了一倍，利润也达到7万元，股东们开始分到股息和红利，也真正认识到康心如的经营本领。
　　白手起家的康心如，凭着过人的能力，在重庆金融界赢得了最初的声望。康心如没有满足。一旦脚跟站稳，他所想到的便是事业的更大发展。而当时合资银行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有权力自己发行钞票兑换券，也就是说，银行自己印发的兑换券，可以当钞票在市场上流通，而使用者凭银行印发的兑换券，随时可以到银行兑换成银元或钞票。尽管如此，康心如也没有贸然行事，他首先着手调查社会和市场行情以及商业界的心理，研究其它银行发行钞票兑换券的成败得失，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有了确切的把握之后，他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使银行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工作万无一失。
　　美丰兑换券发行后，康心如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大做广告。他甚至编造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火，火势铺天盖地，结果把洋行所有的财产都烧完了，连保险箱里的几千元美丰银行兑换券也烤成灰，幸好残余的部分，还能勉强认得出兑换券号码，美丰银行还是将这些美丰兑换券兑现了！“美丰兑换券烧成灰也能兑现！”这种说法一下在重庆以至四川传开了。人们都相信美丰兑换券的信用可靠，所以美丰兑换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最高曾经达到150万元！
　　就在美丰银行蓬勃发展的时候，又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与康心如亲密合作的美方经理鄂更斯，因故辞职离开了美丰银行。继任的美方经理经寿岩，虽然出生在北京，要算个“中国通”了，可是他却是个花花公子，除了在养狗方面是专家外，其它一无所长，对专业化极强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务，就更是一窍不通，而且又不想学习，整天只顾与他心爱的狗儿作伴厮混。
　　康心如很快就对他感到失望。他对外国伦养狗始终抱着蔑视态度，认为养狗是养不出教养、养不出出息、更养不出百万富翁的！
　　可是，那个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不久就嗅出了新任美方经理的味道，认为这正是打击康心如，为邓芝如报仇、让自己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其所好，对经寿岩百般献媚，为了他的养狗需要到处奔波。结果，经寿岩和陈达璋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与康心如的关系自然也就越来越疏远了。
　　陈达璋抓住这个机会，拉拢银行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排挤康心如的小集团。经寿岩也就撇开康心如，把银行中的大小事务，全都交给陈达璋去办理。尽管美丰银行的业务状况这时一天比一天差，他们却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康心如十分气愤，对他苦心经营的美丰银行眼看就要毁在这几个无能小人手中，非常痛惜。但是，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变化的态度。不久，他就以去北京探亲为借口，向经寿岩请假3个月。经寿岩很高兴地批准了。
　　康心如在北京探望亲友，可连一天都没有忘记金融事业，没有忘记过美丰银行。他感到自己不能再满足于协理这个为他人做嫁衣的位置。他应该在发展美丰银行的同时，发展个人的财力，并买下美丰银行更多的股权，从而彻底摆脱被人控制的状况，成为美丰银行真正的主人！
　　此时，四川美丰银行已经面临危机。经寿岩倒不乏聪明，一看情况不妙，便向总经理雷文提出辞职的要求。康心如人虽不在重庆，但有亲信立刻把这个重要信息报告了他。康心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雷文，一方面揭露经寿岩、陈达璋的胡作非为，以及银行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明智地提出了自己挽救危机的有效措施。
　　雷文又一次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康心如一边，全盘接受了康心如的改革方案。花花公子经寿岩带着他的洋狗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而他带不走的陈达璋，也被免去了营业主任的职务。雷文小心翼翼地挑选了一个叫海翼德的人来担任美方经理。康心如重新掌握了美丰银行的大权，而银行内部已经没有人敢同他唱对台戏了。他不久就使银行的业务情况恢复到兴盛时期的水平。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了。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3只中国木船，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身亡。当地的中国军队和老百姓怒不可遏，扣留了英国太古公司在万县的轮船。9月5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竟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造成死伤近千人；烧毁民房、商店近千家；史称“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四川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抗议、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声援。反帝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在中国的侨民撤回国去。1927年2月，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也陆续撤回。美丰银行的美方职员自然也要撤离了。一直和康心如配合默契的海翼德，匆忙找到康心如，向他转达雷文的意见，要求在美方人员撤离前，将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存进库房，然后把钥匙交美方人员带走，等他们以后有机会回来时再收拾残局。
　　康心如认为美方这种要求是蛮横无理的。因为，美丰银行是中外合资的，怎么能在美国一方撤离时，就完全封闭呢？这就是对中国人的不尊重！而且，这样做必然要给中国股东和储户造成损失。康心如明确表示，雷文的要求是无法接受的。
　　康心如冷静地思考对策，提出了唯一能挽救美丰银行的办法，就是拿出巨额现金把美方的股权全部收买下来。他看透了，美国佬对于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回到中国是毫无把握的，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办法。果然，海翼德和雷文想也没有想就同意按康心如的建议办。
　　下面的问题，就是要在美国人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之前筹集现金了。因为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几天，这确实是个大难题。康心如左思右想，只能依靠当时重庆势力最大的军阀刘湘了。他当即找到美丰银行的股东周见三，请他利用和刘湘的同学关系，去请刘湘出面帮助筹集这一笔巨款。周见三连夜赶去，向刘湘陈述保住美丰银行对于稳定四川金融局势、稳定社会民心的作用，取得刘湘的支持。结果，由当地原商会会长曾禹钦出面，邀集刘湘的部下和当地大商人，组成一个“美丰新财团”，火速凑齐了这笔巨款，在美国人撤出重庆之前，办好股权转让手续。
　　海翼德离开重庆的最后期限是3月30日，而由于筹集现金的困难，股权转让手续也直到这一天才得以办理。事关巨额现金，手续是缜密而又繁杂的。眼看就到了例行晚上关闭城门的时间，如果城门一关，海翼德就无法出城上船了。康心如急忙同刘湘联系。刘湘破例下令当晚推迟关闭城门，保证海翼德可以出城上船。灯火通明的美丰银行里，中美双方代表在一份份文件上签名盖章，一直到黎明时分，才将全部手续办完。
　　美丰银行四川分行的历史结束了。从此它成为一家纯粹属于中国人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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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4 PM

31. 饮料大王伍德鲁夫

在当今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可口可乐的广告铺天盖地，随处可见，而它的独特风味，又深深吸引着全世界的广大消费者，平均每天销售量达10亿瓶（罐）以上。1992年，可口可乐的年销售额高达560亿美元，占世界软饮料市场的45％，而在100多年前，可口可乐问世后的头一年，日平均销售量只有9杯。从9杯发展到现在的10亿瓶以上，这无异于一个天方夜谭般的神话！但是，你也许不知道，这巨大的成功竟源于一次偶尔的失误，这神奇的软饮料当初不过是一种配错了的治头疼药水。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头号功臣，当数罗伯特·伍德鲁夫，他被美国人誉为“可口可乐之父”。
　　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有一家药店。老板约翰·庞巴顿是个业余药剂师，闲来总好摆弄实验用的玻璃器皿和各种药水，希望能发明一点新药剂。头疼病是当叫人们常犯的一种疾病，他便着力于头疼药水的研究。他发现古柯树叶和可拉树果具有提神兴奋的作用，印第安人和西非人长期以来就把它们用作醒脑的药物，心想为什么不能把它们配制成一种健脑补脑的治头疼药水呢？经过多次试验，这种用古柯叶、可拉果、蔗糖、食用油和香精等配成的健脑药水炼制出来了。他用“古柯”和“可拉”这两个词的谐音，为这种浅棕色的液体取名“可口可乐”。作为一种新型治头疼药水，可口可乐受到患者的欢迎，但它毕竟是一种药剂，销售量是微乎其微的。
　　1886年5月的一天，一个头疼病人来到药店，要求给他一杯可口可乐药水服用。店员稀释这种药水时，一时疏忽，错把苏打水当成冷开水掺了进去。那位患者不明就里，举杯就喝，只觉浑身畅快，连声喊道：“你今天的可口可乐药水真是太棒了，味道简直妙极了！”庞巴顿闻声从里屋出来，呷了一口杯中所剩药水，也觉得味道与往常不同，确实妙不可言。他问清事情的经过后，便决定将错就错，以新配方配制可口可乐。那顾客意犹未尽地又痛饮了一杯。在他的宣扬下，很多顾客接二连三地跑来要求品尝这种特殊风味的药水，有的干脆就把它当做日常饮料来饮用。一个店员工作中心不在焉的一次失误，竟带来了奇迹，可口可乐就此发迹，从一种药剂魔术般地变为人见人爱的饮料。
　　精明的庞巴顿以其丰富的药理知识和潜心钻研的精神，很快定下可口可乐的14种原料，并将配方密封在亚特兰大市银行的保险柜里，成为秘不示人的专利。他还请自己店中的会计、出色的书画家鲁宾逊设计商标。鲁宾逊精心琢磨，绘制成精美别致的商标“CocaCola”。100多年来，可口可乐历经风风雨雨，鲁宾逊设计的商标一直沿用至今，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成了可口可乐的传统徽记。
　　可口可乐在它的发明人庞巴顿手中小有发展，到1887年，销售量增加40多倍，从当初日销量9杯增至370杯，年销售量从25加仑增至1049加仑。但是，庞巴顿虽有新创意，却不善推销。他给产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注册了个醒目的商标，申请了专利，配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也花费几十美元作广告，写上“健脑智能”、“青春永驻”等宣传词语。由于他对当时美国的饮料市场并不了解，他所创制的可口可乐，究竟是药水还是清凉饮料，品质含混不清，而且就日常饮用来说，它的药味儿太浓，不受一般人欢迎。因此，庞巴顿仅仅经营了一年就濒临困境，加上身患重病，不久，便在一文不名中郁郁死去。
　　在庞巴顿临去世之前，亚特兰大的药剂师阿萨·康德勒以283美元的微小代价买下了可口可乐配方专利和制造销售权，成为可口可乐的第二个主人。康德勒不仅是个药剂师，而且是个善于推销、经营有方的商人。他仔细分析了可口可乐销路不畅的原因。首先，康德勒与助手经过反复尝试，在可口可乐的配料上加以改进，他把糖浆巧妙地溶进可口可乐的液体，改变了它的味道和颜色，使它更适合于世人的口味。其次，康德勒把庞巴顿所忽视的商品性质，加以明确。他提出：“可口可乐不是药剂，而是百分之百的滋补健身的清凉饮料，而且是迎合大众口味、连女性和小孩都可以饮用的饮料。”以此为基础，他拟定了宣传广告的基调是“清凉爽口的饮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可口可乐，可口芳香，妙趣横生，提神清爽”的广告一直被沿用着。
　　在经营方式上，康德勒继承并发展了庞巴顿的只批发可口可乐原液而决不出卖配方及生产权的方式。凡欲经销可口可乐的企业必须向公司申请，获得“许可证”之后才能购买到原液。这样就防止了经销商之间无益的竞争，而把全部精力放在促进可口可乐在当地的销售上。此外，康德勒还改变产品的包装，设计出美观大方的细腰身玻璃瓶。这种别具一格的瓶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可口可乐，拿在手里感觉舒适，而且不易被仿造。
　　康德勒的努力没有白费。可口可乐以新的面貌刚一推出，便迅速在亚特兰大畅销。此时又恰逢美国兴起“禁酒运动”，可口可乐被誉为“圣洁的水”，而备受人们的青睐。不久，可口可乐在整个佐治亚州盛行起来。到了1902年，可口可乐的销售量骤增至36万加仑，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成了最热门的美国货。康德勒也因此成了百万富翁。
　　1917年，康德勒退休。可口可乐在随后的两年几度易手，由于经营不善，销量日趋减少，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在这时候，罗伯特·伍德鲁夫的父亲却敏锐地觉察到可口可乐的潜在市场。于是，他在1919年不惜花费2500万美元，高价收购了可口可乐汽水厂以及可口可乐专利权，创建了可口可乐公司。
　　由于老伍德鲁夫年事已高，便召回已在怀特汽车公司任副总裁的儿子——35岁的小伍德鲁夫。1923年，罗伯特·伍德鲁夫当上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公司转危为安并迅速崛起。
　　伍德鲁夫189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市，年轻时受过军事教育。20岁那年大学未毕业，便弃学经商，后以推销卡车而出名。他入主可口可乐公司后，常对人说这样一句口头禅：“我不过是个推销员。”他确实是个天才的推销员，在他掌管公司大权的60多年中，可口可乐被推销到全世界，夺得“世界软饮料之王”的桂冠。
　　雄心勃勃的伍德鲁夫刚一走马上任，就响亮地提出这样的口号：“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喝可口可乐！”他在公司增设了“国际市场开发部”，试图把可口可乐推向世界。但是，要想将这种略带药味的饮料推销到国际市场，使全世界饮食习惯和口味各异的人都能接受，又谈何容易！
　　阻力首先来自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内部保守的元老们。老董事杜吉尔怒气冲冲地斥责道：“我知道你新官上任想表现一番，但你总不能为满足你的虚荣心而牺牲全体股东的利益吧？”伍德鲁夫争辩说：“英国的食品能在国外销售，我们美国这么好的饮料为何不能外销呢？”杜吉尔振振有词地反驳道：“食品与饮料完全不同。人们对食品主要考虑的是营养成分，只要有营养，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口味迁就食品。而饮料只是消暑解渴，喝不喝都没有什么两样，外国人怎么会放弃自己的传统习惯去迁就饮料呢？”伍德鲁夫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可口可乐那独特的风味会激发人们的好奇心，进而改变人们原有的习惯。可口可乐畅销国内市场就是一个明证。我相信，外国人也会像美国人一样喜爱上可口可乐的。”
　　一场唇枪舌剑之后，伍德鲁夫更坚定了开辟国际市场的信心，同时，他也意识到必须更加注重推销方式，讲究推销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国际市场。
　　于是，他先在国内市场推行一项创新活动，那就是采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可口可乐。这样一来，便大大地扩大了可口可乐的销售面，无论何时、何地，顾客都能买到可口可乐。
　　这一推销手段，很快赢得了董事们的一致称赞，但伍德鲁夫并不满足，因为他一心想开拓的外销市场总是不理想。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可口可乐的国内市场出现不景气，海外市场的开拓更是一筹莫展。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伍德鲁夫，整天坐卧不宁，老胃病又复发了。
一天晚上，他正准备去看病，电话铃响了。原来是他的一位老同学班塞打来的。班塞现任麦克阿瑟军团的上校参谋，刚由菲律宾回国，特意给老同学打来电话。
　　伍德鲁夫寒暄几句后，问道：“你在百忙中还想着我啊？”班塞豪爽地大笑道：“我不是想你，我是天天在想你的可口可乐，我好久都没有喝到你们的饮料啦！尤其在菲律宾那热得要命的丛林中，一想到你们那种棕色的清凉饮料，真恨不得灌上一大桶。”伍德鲁夫连忙说：“欢迎你到公司来，保证让你喝个够！”班塞风趣地答道：“可惜我不是骆驼，否则我一定灌上一皮囊带到菲律宾去，留着慢慢享用一星期。”
　　班塞的一席话激起了伍德鲁夫的灵感：如果前方将士都能喝上可口可乐，不就成了海外市场的活广告吗？当地的老百姓受其影响，自然也会喝这种饮料。这不就等于间接地打开了外销市场吗？
　　第二天一早，伍德鲁夫就赶到华盛顿，找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洽商供应前方可口可乐的问题。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被珍珠港事件搅得晕头转向的国防部官员，哪里顾得上听他的意见。一瓶可乐能提高多少士气？这个念头未免太可笑了。
　　伍德鲁夫毫不气馁，立刻回公司商量对策。他指派几个人撰写了一份宣传稿，并配上照片和杜撰的前方战士的心声，看上去像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
　　伍德鲁夫亲自对宣传稿加以删改，定名为《完成最艰苦的战斗任务与休息的重要性》，并用彩版印刷。这本宣传小册子特别强调；在紧张的战斗中，应尽可能调剂战士们的生活。当一个战士完成任务后，精疲力竭，口干舌燥，喝上一瓶清凉爽口的可口可乐，该是多么惬意呀！对于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们来说，可口可乐已不仅是消闲饮料，而且是生活必需品，与枪炮弹药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他还召开记者招待会，并邀请了许多贵宾，包括国会议员、前方战士家属以及国防部的官员。在会上，他不厌其烦地鼓吹他的观点：“可口可乐是军需用品，这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事实。我们把可口可乐送到战士手中，是对在海外浴血奋战的子弟兵的诚挚关怀，是为战争的胜利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所做的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在为战士们争取福利。”
　　他的话确实打动人心。当他走下讲台时，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迎上去拥抱他，热泪盈眶地说：“你的构想大伟大了，你对前方战士的一片爱心会受到上帝支持的！”
　　伍德鲁夫这个天才的宣传家使国会议员、军人家属和整个五角大楼为之倾倒。经过磋商，五角大楼的官员不仅把可口可乐列为前方战士的必需品，而且还支持伍德鲁夫在战地设厂生产。显然，在远征军驻地设厂风险极大，有被敌人炮火摧毁的危险，因此伍德鲁夫说什么也不愿独自投资。他提出，既然可口可乐已列为前方战士必需品，这种庞大的设备投资，就应该由国防部负责。此时，恰好给前方供应可口可乐的消息已传到海外，广大前方战士一致要求国防部尽快落实。国防部虽然明知要增加很大一笔开支，却也欲罢不能了。美国国防部不久就公开宣布：“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凡是有美国部队驻扎的地方，务必使每一个战士都能以5美分喝到一瓶可口可乐。这一供应计划所需的一切费用和设备，国防部将予以全力支持。”
　　五角大楼的“全力支持”使可口可乐公司获益匪浅。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公司就向海外输出了64家可口可乐工厂的生产设备。军用可口可乐的消费量，竟达50亿瓶。至此，可口可乐公司已成功开辟了国际市场，并为战后的新飞跃奠定了基础。
　　二战结束后，在海外作战的大批美军陆续归国。伍德鲁夫意识到，失去了这么一大批可口可乐“义务推销员”，如果不尽快推出新招，他历经千辛万苦在海外打下的根基就会连根拔掉。
　　一天，忧心忡忡的伍德鲁夫去医院看病之后，顺路又去拜访了老同学班塞。这时班塞已从前线回国，转到国防部一个福利组织工作。伍德鲁夫见面就问起可口可乐在海外销售的情况。班塞依据他在东南亚的多年经历，指出：“东南亚人喝可口可乐完全是受美军的影响，而且已经喝上瘾了。只要你们能保证供应，销路不成问题。”听了这番话，伍德鲁夫的精神为之一振。但他又担心公司无力单独承担在海外设厂的费用。头脑灵活的班塞又提出自己的看法：“你把可口可乐的制造权卖给当地人，让他们自己出钱建厂经营好了。这种方式在东南亚一带是完全行得通的。”
　　在老友班塞建议的启示下，伍德鲁夫提出了海外经营策略的新思路：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去开拓可口可乐的海外市场，即所谓的“当地主义”。具体实施方案是：一、在当地设立公司，所有员工及负责人均为当地人；二、由当地人自己筹措资金，总公司原则上不出钱；三、除由总公司供应制作可口可乐的浓缩原汁外，一切设备、材料、运输工具和销售等，都由当地人自制自办；四、销售方针、生产技术、员工训练均由总公司统一负责办理。后来，伍德鲁夫又增加了两条：各国工厂的广告宣传，由总公司统一制作；凡外国人设立公司生产可口可乐，一律要缴纳保证金。
　　就这样，伍德鲁夫把握了当时外国人对美国货狂热的崇拜心理，在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不仅没有付出任何费用，反而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保证金。可以说，他对经营战略的运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据战后25年统计，除了在美国本土的发展和收入外，可口可乐总公司单靠批发仅占饮料重量0.31％的原汁，每年的经营总额就高达9.79亿美元，年均纯利1.5亿美元。可口可乐终于成为全世界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饮料业的“日不落王国”，并不仅是凭借这种饮料的独特口味，它的成功多半靠的是广告宣传。伍德鲁夫本人极其重视广告的作用，经常亲自动手制作。他向董事们强调指出：“我们的可乐中，99.7％是糖和水，如果不把广告做好，可能就没有人喝了。”为了抓好广告制作，伍德鲁夫高薪聘请专家级人才。他的广告制作部里，既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也有精神分析学家和广告专业人员。他提出广告制作三原则：怡神悦目、简洁有力、给人清爽感。为保证广告质量，他还规定所有的分公司的广告宣传全由总公司负责统一制作。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广告、商标，甚至标有可口可乐徽记的红色冰箱，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正宗美国货。
　　早在可口可乐的起步阶段，就尤为重视广告的宣传。1911年，可口可乐的广告费高达100万美元。30年后，猛增至1000万美元，又过了8年，广告费再翻一番。到1958年，更是高达4000万美元。通过庞大的广告宣传，可口可乐那独特的红白两色的标志，已深深地印入全球消费者的心中。可口可乐在世界各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的商标成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商标。1990年，美国旧金山一家形象咨询公司，在美国、日本、西欧对上万名消费者进行调查，选出世界十大名牌商标，它们依次是：可口可乐、索尼、奔驰、柯达、迪斯尼、雀巢、丰田、麦当劳、IBM和百事可乐。可口可乐雄居榜首。
　　据权威机构评估，可口可乐的牌子可值244亿美元。有了这笔如此巨大的无形资产，“可口可乐之父”伍德鲁夫曾自豪地说：“即使一夜之间在世界各地的可口可乐工厂都化为灰烬，我也完全可以凭可口可乐这块牌子从银行获取贷款，东山再起！”
　　1955年，65岁的伍德鲁夫宣布退休。但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和拥有350万股的公司最大股东，他在退休后依然经常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直到80年代，他年届90了，仍对可口可乐公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这种奋斗不息、永不停步的精神，也就成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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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5 PM

32.石油大王保罗·格蒂
1976年6月6日、在距伦敦33英里的一座古老的贵族邸宅萨顿宫里，保罗·格蒂丢下他价值60亿美元的家产，撒手归天了。
　　他是冒险家，也是不尽职的父亲、重婚者、吝啬鬼和涉嫌同情纳粹分子。他的一生，狂热地追逐金钱，追逐女人……从人格方面说，他决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就事业的成果而言，却几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格蒂将自己的生命与精力用到了极致，他疯狂地挣钱，尽情地享受，对社会、对朋友、对亲人却丝毫没有一点责任感，因此，他虽然富有，却又非常孤独。
　　保罗·格蒂1892年出生于美国，他的父亲乔治·格蒂原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律师，后来又开了一家保险公司，生活相当富裕。保罗是独子。
　　1903年，乔治为了追回一笔贷款去俄克拉何马州的马特尔斯维尔，那是一个新兴的边疆小镇，原先是印第安人居住地区。因为发现了油矿，外来人口大量涌来，在那里到处打井采油，摇摇欲坠的小棚屋间顿时竖起了无数油井架。小镇上挤满了冒险家和石油商，还有娼妓、骗子、流氓。开采石油与淘金一样，是非常赚钱的买卖，买下一块地，只要打出一口产油井，一夜之间就可成为巨富。当然也有许多人经营不善或打不出井而破产。
　　虔诚的基督徒、衣领笔挺的保险商乔治·格蒂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股黑色的漩涡，他花了500美元在那里买了1100英亩土地，在次年第一口油井投产后，他便把家搬到马特尔斯维尔，当时保罗只有11岁。
　　乔治运气很好，他在两个月里钻了6口井，每口井每月可产1万桶石油，一下子就成了暴发户。保罗用属于他自己的钱购买了明尼荷马公司——他父亲的公司的100股股份，成了父亲的合伙人之一。后来，他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几乎分道扬镳。这父子俩在生意上意见总是不能一致。而事实证明，保罗比他的父亲更具有冒险和开拓精神。
　　在短短的3年中，乔治成了俄克拉何马最大的石油商之一。到保罗14岁的时候，他们又搬了家，迁居到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然后又迁到洛杉矶。
　　保罗在学校里不是个好学生，他的学分总达不到要求，从中学到大学，不知转了多少个学校。最后，他总算取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凭。在欧洲学习期间，他不断地写信向父亲要钱，在信中埋怨父亲对他太吝啬，而父亲说他的这些信“像是一个律师写给一个犹太放债人的，而不是一个独生子写给慈爱而慷慨的父亲的信”。
　　接着，保罗又开始攻击父亲的经营方法，批评父亲没有听他的劝告在俄克拉何马建造储油库。他叫父亲用600美元贿赂印第安人理事会，以击败对手美孚石油公司，从而得到新泽西州的一块租借地的开采权。乔治却在给儿子回信中说：“我宁愿保住我的600美元及我的诚实与名誉。”
　　保罗·格蒂回到美国后，便决心要在石油业上试一试自己的本领。父亲答应为他提供资金，购买他认为有希望而且也是价格低?淖饨璧亍＠?蟮?0％归他，其余归父亲。
　　于是，不满22岁的保罗·格蒂只身前往俄克拉何马的塔尔萨，开始了他的石油生涯。在那些粗鲁的流浪汉和赌徒中，他是唯一带着手表的人——其他人都带枪。塔尔萨当时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白天，掘油者在齐踝深的泥浆里跋涉；晚上挤在临时搭的四面透风的小木屋里吃和睡，木屋里弥漫着汗臭和酒气。保罗从小就习惯了油田的这种环境，他能够受得了。
　　两年后，他在自己的租借地上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就在油井喷油的第3天，他又将这块地转卖给另一家公司，从中赚了将近4万美元。这是他第一笔盈利的交易．由于这一成功，父亲正式接纳他为家庭企业明尼荷马公司的一名经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石油价格涨了将近一倍。格蒂家的财富也随之膨胀。保罗仍和一批掘油者住在塔尔萨的旅馆里。这里像纽约的股票交易所，熙熙攘攘的石油商搜集有关油价和油矿的行情，交换租借地买卖的信息。保罗在这里做租借地中间人的生意，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并同时扩大了自己的租借地。
　　当时，石油商中很少有人认识到地质学在石油开采中的实用价值，他们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认为哪里有油就在哪里钻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保罗却与那些人不同，他听从了地质学家的劝告、把目光从竞争激烈的地区转向没有人注意的库欣油田北面和西面的红土地带。不久，他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加伯和比林斯油田。仅仅5个月以后，他发现自己的资产已经达到100万美元了。
　　保罗年仅24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踌躇满志，觉得这一辈子够用了，于是决定“退休”。他要把工作丢到脑后，好好地玩乐，尽情享受。他回到加利福尼亚家中，整天沉湎于酒色，跟女孩子胡闹，搞得满城风雨，差点被送上法庭。他因此得了个“年轻的游手好闲之徒”的恶名声，也给他的父母带来了耻辱。
　　这么瞎混了两年之后，连他自己也感到，无所事事带来的只有无聊、不安和空虚感，他决定返回油田。
　　1921年末，格蒂家以693美元在圣菲斯普林斯附近买下一块山地，这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到1923年，这块地上年产油量达到7000万桶以上，并在此后的15年里，创造了640万美元的价值，真可谓是一本万利了！保罗认为这是他的功劳，他声称，如果不是他选定了那块地，他们家在20年代将一无所获。
　　老乔治与他的儿子在经营方式、个性及商业价值观上差异很大，乔治的诚实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是有口皆碑的；而保罗则是一个“高而瘦、目光锐利、粗犷的年轻人”，他只对钱感兴趣。有时候，他会不声不响地去父亲管辖的油井，企图把钻井设备强行拿到自己那里去。乔治就会提醒手下的人：“我叫你们别让这个狗娘养的到这儿来，什么也别让他拿走！”但有时候他也会心软，“嗨，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他要拿，就让他拿走吧。”
　　1930年老乔治病故，他给妻子萨拉留下了1000万美元的遗产，并把遗产的控制权交给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和他的副手；保罗只得到50万美元遗产。这对保罗·格蒂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知道，父亲根本不信任他，认为他野心勃勃，会败光家产。名义上，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实际上，决定权却在别人手里。他说的“别人”是指他的母亲萨拉和她身边那些出谋划策的人。从此以后，母亲就成了他行使权力的主要障碍。
　　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大萧条，股票市场崩溃。当大多数投资家和商人纷纷退缩和躲避的时候，格蒂却逆流而上，断定这是他施展才华、创建一个大型石油综合企业的良机。当时许多石油公司的股票已跌到相当于原来几分之一的价格，而股票的持有者们仍继续抛售。格蒂看中了加利福尼亚的两家石油公司，它们是墨西哥海滨联合石油公司和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在凯特尔曼山油田拥有宝贵的地皮。格蒂的母亲萨拉反对购买股票，他就绕开母亲，设法说服公司的董事们，用贷款购买了300万美元股票。
　　然而，股票价格仍继续下落，他刚买到手不久，这些股票的票面价值就损失了100万美元。董事和石油商们都大发雷霆，相信他母亲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格蒂仍坚定不移地继续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因为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已从早先的每股17美元跌到3美元，几乎低于它的票面价值了。格蒂相信，经济萧条是暂时的，迟早还会复苏。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比一般投资者要高明。但为此他几乎花光了属于他的每一分钱，如果此举失败，他将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
　　到1931年底，格蒂终于获得了太平洋西方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拥有这个公司的控制权。可是他还是不满足，眼睛紧紧地盯着海滨联合石油公司。这个公司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即使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下，它的年净收入也高达5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乔治·格蒂公司的全部收入。而在跌风笼罩的股票市场上，它的股票价格下跌了大约90％，每股售价不到3美元。格蒂算了一下，这个公司的全部股份只值1450万美元。真是一个便宜货！他怎么也不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了搞到钱，他将乔治·格蒂公司的一块宝贵的产油地段以450万美元卖给了壳牌石油公司。然后，他开始以每股2.5美元的价格悄悄地买进海滨石油公司的1.51万股股份。
　　野心勃勃的格蒂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计划，觉得必须获得属于母亲所有的大部分公司股份，这样，他才能完全控制自家的公司，随意地贷款，以便更多地买进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份。这就使得他与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母子之间不断地发生磨擦和争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33年圣诞节，萨拉终于向他的儿子让步了，答应以450万美元将她的股份卖给格蒂，但不是以现金方式支付，而是有息期票。也就是说，格蒂欠她的钱是要付利息的，而且这笔借款必须在限定的几年时间里还清。
　　格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一来，他的母亲就从公司最大的股东成为格蒂最大的债权人。
当格蒂掌握了家族财政的控制权之后，他的主要对手就不再是他的母亲，而是控制着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庞大的美孚石油公司了，他必须把赌徒的本领和严密周到的计划结合起来。格蒂显然具备这种素质。
　　美孚石油公司和它的伙伴们对股票市场的形势是有清醒认识的，为了防止被接管兼并，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格蒂也有相应的对策，经过几次反复的较量，他用了两年时间，终于收购了海滨联合石油公司下属的一家控股公司的40％股份，并顺利地进入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董事会。
　　1936年，美国开始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石油股票价格也逐步回升。格蒂4年以前以每股2.5美元收购的股票此时价格已涨到20美元一股；1935年以9.6美元一股买的股票也翻了一倍多。到1936年年底，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已涨到29.5美元一股。这样一来，格蒂家族的财富便陡然增长了好几倍，连一向反对购买股票的母亲也惊呆了。
　　在后来的10多年里，格蒂又不断地扩大他的股权，到50年代初，海滨联合石油公司的董事会里除一人之外，其他的董事都是在格蒂的股份下产生的，这也就是说，格蒂那时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家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蒂漫游欧洲，与德国法西斯上层人物多次接触，并公开表示崇拜希特勒，夸耀自己与纳粹元首的友谊，因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官方怀疑他暗中与德国人做买卖，为他们提供石油，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曾亲自提议将格蒂作为潜在的敌人予以拘留，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原因是证据不够充分。
　　战后，美国经济迅速繁荣，汽油的需求量急剧增加，本国的原油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美国的石油商们开始向国外，主要是向中东地区寻求发展格蒂也有这样的打算。但当时中东地区已被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等7家大公司所控制，要想打进去很困难。
　　没有人会想到，格蒂最后看中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一块不毛之地，这是一个属于两国共管的中立区，是一大片沓无人迹的沙漠。格蒂的石油地质学家驾着飞机从空中观察地形地貌，断定那下面埋藏着石油。经过谈判，格蒂获得了60年石油开采特许权，但他必须满足沙特阿拉伯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要冒极大的风险。美国石油工业界许多人公开指出，格蒂这样做注定是要破产的，他们认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出油。
　　格蒂却很有信心，他首先付给沙特国王950万美元现款，以支付国王的文职人员的薪水。此外，即使没有石油，他每年也要付给沙特人100万美元。而最令石油界瞠目的是，他竟答应每生产一桶石油付给沙特人高达55美分的开采税，这比其它石油公司付给科威特的每桶22美分多出一倍半。他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在沙特开采石油成本低廉，着眼于石油价格上涨因素，他断定那块地从长远来看是必定能赚大钱的。
　　在4年中，格蒂先后投下了4000万美元，但只产出少量劣质油。这种油很难提炼，几乎没有商业价值。石油工业界的预言似乎已经被验证了，连格蒂本人也显露出焦躁不安的情绪。1951年初，他对沙特国王说：“我们的前途明暗莫测，尽管我们相信中立区的工作正在以最完美的方式进行着，如果这个地区有石油，就可以通过这些工作找到它。”此时格蒂已经年近60了。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业务手腕非常不满和自卑，他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活跃在商业界，但同时他又表达了仍不放弃争取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这一抱负。
　　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不断挫折之后，成功意外地降临了。1953年2月10日，在一块隆起的高地上钻的第六口井在距地表3482英尺处发现了含油砂层，接着就开始向外喷油。这一发现彻底扭转了格蒂的命运，美国《幸福》杂志称这一发现是“伟大的、历史性的”。
　　高产油井被一口接一口地打了出来，一个月内，格蒂公司的股票从23.75美元猛然上升到47.75美元，格蒂的财富又开始成倍地增加。他个人认为，如果进行一次性卖空或清算，他的股票有可能达到每股85美元。
　　石油地质学家们保守的估计：格蒂的中立区油田储油量在13兆亿桶以上。
　　为此，格蒂建造和购买了炼油厂，自行掌握巨量的原油加工生产，在威明顿、旧金山、意大利的盖塔和丹麦都有他的炼油厂。从1954年起，格蒂开始营建他的超级油船队，总吨位达100万吨，其中巨型超级油轮吨位数在7万吨以上。在洛杉矶、图尔萨和纽约，他以惊人的速度建起了价值超过4000万美元的新办公楼。
　　1957年，格蒂的资产就已超过10亿美元。这一年，《命运》杂志列出美国最富有的人名单时，格蒂名列榜首。
　　格蒂一生结过5次婚，有4个儿子，但他从来没有尽过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与每一个妻子的婚姻关系都是短暂的，甚至在与前一个妻子还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时，就与另一个女子结了婚。他从不关心他的儿子，有个孩子在出世后不久就患了重病，一直到死，格蒂从来没去看望过一次。儿子和父亲的死，还不如他那条心爱的狗死掉更伤心。因此，他的儿子长大后对他也毫无感情，虽然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也得到格蒂经济上的资助，但冷酷、自私、吝啬的父亲从不把他们当做他的石油帝国的成员看待，惟恐儿子们会夺去他的财产，削弱他的绝对控制权。
　　为了摆脱妻子们和儿子们的纠缠．同时也为了照管中东的产业，格蒂从60岁以后就移居西欧，过着一种几乎是流浪者一般的生活，他流浪，并不是因为贫穷，而是为了寻欢作乐。他经常带着两三个女人出去旅行，为她们花钱也很慷慨。他声称要给他的100个情人留下遗产，于是他就不断地修改他的遗嘱，多达25次。
　　当他成为美国头号富翁的名声传出去以后，他的照片被大量地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这时，他就不能再隐姓埋名去“流浪”了，因为那样太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绑架，安全成了最重要的了。他一面否认自己有多少财产，一面考虑应该有一个比较安全而又不太引人注意的住所，于是他在伦敦附近用巨资买下了英国破落贵族的宫殿——萨顿宫。他把这座建于11世纪的宫殿每扇窗户都装上铁栏，养了十几条经过训练的、凶猛的阿尔萨斯狗。另有武装警卫人员日夜看守着这座私人堡垒。
　　尽管格蒂非常富有，却从来不肯将他的哪怕是一分钱捐献给社会。另一位石油大王小洛克菲勒却与他完全不一样，他慷慨地为社会福利事业和政治家们捐助，并多次劝格蒂也拿出钱来做点好事。格蒂总是不置可否，真正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然而，他最终还是不能拒绝死神的召唤，两手空空地走了。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规，规定居住在英国、有一定年限的外国富翁必须交纳遗产税。格蒂是在他旅居英国的第16年年底去世的，因而，他侥幸地逃避了英国的遗产税。
　　格蒂死后，给许多与他有关的女人留下了失望和愤怒，她们认为格蒂欺骗了她们每一个人。在他最后的遗嘱里并没有给她们原来答应的那么多，有的甚至少到带有侮辱性。
　　当格蒂的遗体借一架TWA喷气式飞机从希思罗机场起飞，运回他的故乡加利福尼亚时，他又给另一个男人留下经济上的失望：原来答应付给圣马克教堂那位牧师的钱没有兑现。格蒂的悼念仪式成了免费的了。

[ 本帖最後由 jjj9930 於 2008-10-14 05:06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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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5 PM

33.华人实业家李光前

1967年6月2日，狮城新加坡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倾城出动为一位老人送行。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也在唁电中深表哀痛和惋惜。这位老人就是声名远扬的华人实业家、慈善家、华人社团领袖李光前先生。这位一生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橡胶大王的逝世，不仅是新加坡工商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大损失。
　　李光前原名李玉昆，1893年生于我国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乡。幼年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虽然经济困难，手头拮据，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孩子读书。李光前兄弟从小念私塾，10岁以后，随家迁往新加坡，进入当地英印学堂就读。他铭记父亲的教导，在接受英文教育的同时，每个周末，还要去养正学堂学习中文。课余时间，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对祖国怀着深深的感情。
　　1909年，李光前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得当地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寿珍资助回国，于暨南学堂就读。两年后，他考入北京清华学堂（预科），之后转到唐山路矿专门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廷垮台。由于时局动荡，学校也停办了。李光前回到新加坡，在道南学校及崇正学校任教，同时兼任一家华文报纸的电讯翻译工作。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深造的念头，不久又考上当地政府办的测量专科学校，同时攻读美国一所大学的函授工程课。3年后，因生活所迫，才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以谋生计。
　　李光前精通中文、英文，经友人介绍，他来到爱国华侨庄希泉创办的中华国货公司担任英文文书及涉外工作，由此便开始进入商界。
　　1916年，同样是爱国华侨巨商的陈嘉庚为了扩展其橡胶事业，叩开欧美市场的大门，需一名精通中、英文并有相当实际经验的人才，庄希泉等人推荐了李光前。
　　李光前来到陈嘉庚的谦益公司，负责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对外联络工作，这一次“跳槽”成为李光前商业生涯中的重要转机，从此他开始在商界崭露头角。因为办事干练精明、业务熟练加上老成持重，他很快就荣升为谦益公司橡胶贸易部经理，甚得陈嘉庚器重。
　　1920年，李光前被陈嘉庚招为长婿。这又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李光前少年时期那段复杂而又曲折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深得陈嘉庚赏识时，他又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李光前为谦益公司的事业尽心尽力，陈嘉庚也尽量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他在谦益公司前后工作了11年，这期间，他学到许多工商贸易及经营管理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与中外贸易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切，为他日后开创自己的事业铺平了道路。
　　1927年，李光前终于在麻坡创办了第一家企业——南益橡胶公司。公司开业的第3年，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生意很枘选Ｔ谧时颈∪酢⒉业???那榭鱿拢?罟馇捌咀潘?谇?婀?臼庇牍ど探缃?⒌牧己霉叵担?闱恐С牛?贾彰挥性谕?械募ち揖赫?斜患房濉?
　　1931年，他看准各国经济开始复苏的机会，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他一面不断扩大经营渠道，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又不失时机地开展多种经营，除经营橡胶制造、种植、运送胶片和胶液外，还进行黄梨的种植与生产。几年后，李光前的企业扩展到泰国（时称暹罗）和印尼。到30年代末，他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家喻户晓的橡胶与黄梨大王了。
　　李光前在事业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时候，不满足于在商界取得的辉煌业绩，开始涉足金融界。他投资与人合办华商银行。1933年，华商银行又与华侨银行、汇丰银行合并，以华侨银行命名。合并后的华侨银行是新加坡4家华资创办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李光前任该银行董事会副主席，后又接任主席。
　　李光前经营银行也井井有条，得心应手。在他的主持下，华侨银行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先后在新加坡设立了20多家分行，东京、大阪、马来西亚、香港、上海等地也设有分行。华侨银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也成为李氏集团最重要的企业。如今，新加坡华侨银行更是国内银行业的龙头，在新加坡设有25家分行，在马来西亚设有30家分行，在全世界共有60家分行。
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新加坡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华侨的产业损失巨大。大战结束后，李光前从美国回来，看到的几乎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他立即着手进行南益橡胶企业的恢复与重建，使之适应战后市场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他也竭尽全力协助当地恢复经济，为重建战后新加坡作出了贡献。
　　李光前不断地挖掘潜在的市场，兼并、创办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到60年代末期，他的橡胶园总面积已达1.85万亩，南益橡胶有限公司附属机构多达35家。除橡胶企业外，他还先后经营了黄梨厂、油厂、彩色印刷厂、火具厂、木材厂等，共23家有限公司。
　　没有人知道李光前到底有多少财产，仅以他个人名义设立的“新加坡李氏基金”和“马来西亚李氏基金”就约值2亿叻币（新加坡币）。
　　李光前并非只知道赚钱，他在兴办文化教育事业、从事公益福利方面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李光前心中，始终有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这就是陈嘉庚先生。他在陈先生身边工作10年，亲眼目睹、亲身感受陈先生崇高的爱国精神：不顾个人安危，为华侨抗日运动奔波劳累；关注家乡和当地文化教育状况，投资社会福利事业。陈先生的行为和他的古道热肠深深地影响了李光前。
　　在中国求学的3年中，李光前目睹了晚清的没落衰败，也经历了那场令国人振奋的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仰。
　　李光前一生好学，尤其推崇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和兴办教育等工作总是不遗余力，给予支持。1932年，《南洋商报》从陈嘉庚的公司里分离出来，改组为有限公司，李光前与他的弟弟李玉荣等人任公司董事。李氏兄弟齐心协力，陆续增加对该报的投资，扩大报纸的版面。《南洋商报》既报道世界各地和当地经济贸易情况，提供信息，帮助华侨商人经营，同时又积极宣传中华文化。国难当头之际，他号召侨胞抗日救国，有力地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南洋商报》客观地报道国内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注重维护华侨的利益。1953年，李光前的一位族侄提议建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李光前马上积极响应并给予赞助。他一再强调南洋大学办学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给马来西亚青年提供更多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办学过程中，困难重重，流言颇多，李光前全不理睬，继续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为鼓励优秀学生，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他专门拨款作为优秀生的奖金。他捐资扩建的中学更是多不胜数，如1934年他接任南洋中学董事长职务后，负担该校每年的经费、建筑费等，修建校舍和图书馆。他还是南益学校、道南学校、导侨学校、光华学校、侨南学校等9所中学和十几家会馆的董事，出钱出力的事，他从来都是毫不犹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光前人在海外，心中仍牵挂祖国的经济、文教发展。1952年，他为家乡捐资数百万元，用于扩建梅山学村。除了恢复他于1939年创建的国专小学外，又扩建国光幼儿园、国光中学、国专医院和国专影剧院。梅山学村由此一跃成为名闻中外的学村，拥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各种福利设施齐全。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国专中学和国专小学先后成为福建省重点学校，国专医院也已成为福建晋江地区著名的肿瘤医院。1965年，李光前专程回到家乡，亲眼看见这里的变化，为自己兴资办学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高兴。
　　李光前身为华人，对在海外的华侨怀着真挚的情意。1951年，他注意到由华侨创办的历史悠久的同济医院设备落后，建筑也狭小破旧，于是组织了“同济医院购地建屋委员会”，捐款添置先进的医疗设备，将医院规模扩大。
　　1952年，李光前用他的大半财产设立了“李氏基金会”，积极捐助文教及社会公益事业。1967年，李先生逝世后，基金会依然遵照他“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意愿，捐款支持各项科技文教活动。
　　由于战争的破坏，战后新加坡广大贫苦侨民都居住在木屋或树叶搭的房屋里，很容易引起火灾。为此，新加坡当局成立福利局，专门处理这方面的救济工作。李光前虽然业务和社会工作繁忙，仍义不容辞地出任福利协会主席和福利局主任，一出现灾情，他马上赶到现场视察，慰问受灾侨民，并及时给予大量捐助。
　　李光前对当地教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博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称赞。1957年，马来西亚柔佛苏丹授予他“拿督”荣衔。次年，马来西亚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2年1月，新加坡政府《宪报》正式公布聘任李光前先生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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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6 PM

34.中国船王卢作孚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北门外杨柳街曾家祠堂的一户贫苦人家。他的父亲卢茂林为了养家糊口，长年累月在外面贩卖麻布，被当地人称作“卢麻布”。尽管父母辛辛苦苦，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艰难。
　　卢作孚从小就酷爱学习，很想能进学堂念书。父亲因为吃够了目不识丁的苦头，所以咬紧牙关，一家人节衣缩食，把卢作孚和哥哥卢志林送进了学堂。小作孚非常高兴，学习也很刻苦。然而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小作孚忽然生了种怪病，浑身发烧，四肢无力。家中无钱请医生，母亲只好自己采来草药为儿子治病，哪知药不对症，药汁入口，小作孚竟成了哑巴！命运的残酷打击，使得卢作孚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活的甘苦。哥哥十分心疼这个用眼睛说话的弟弟，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把当天学到的知识讲给小作孚听。
　　两年以后，一个明媚的春日，可爱的燕子飞进了卢家来筑窝。小作孚高兴地追着燕子玩耍，一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没想到这一跤竟摔出了奇迹，小作孚居然能开口说话了！他回到了久违的学堂里，在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然而，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只好再一次离开了学校。
　　第二年，家中的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卢作孚向父亲提出继续读书的请求，父亲同意了。15岁的卢作孚只身来到省城，进成都补习学校自修。他以惊人的毅力，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中文版的数学；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他又奋力攻读英语，从此踏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着有《代数》、《三角》、《解析几何》、《数学难解题》等。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在广泛阅读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书籍的同时，还精读了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国内外重要书刊，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孙中山先生的讲演。他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和《建国大纲》，还特别抄下了《建国大纲》中的一段话，把它贴在自己的桌上，作为座右铭。他认定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8岁时，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志向。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篡夺了。年轻的卢作孚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难以推行，在1914年前往上海，寻找新的救国之路。他结识了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在黄先生的影响下，卢作孚得到了一个新的结论：要使祖国摆脱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掠夺，真正富强起来，只有唤起民众；而要使民众觉醒，就必须从发展教育开始。第二年秋天，卢作孚回到家乡，先后在合川和成都担任教师、记者和编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挥代英、肖楚女等人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还利用担任《川报》主编的便利，发表了多篇宣传反帝爱国的文章，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时川军第九师师长杨森很赏识卢作孚的才华，邀请他到χ莸Ｈ谓逃?鸪ぁＢ?麈诔嘶?菩兴?逃?裙?乃枷耄?窗炝送ㄋ捉逃?幔?⑶牖哟?ⅰ⑼醯挛醯冉?饺耸咳未?鲜Ψ堆?Ｐ３ぃ?敌薪逃?母铮?艿绞ι?队??924年，卢作孚又被杨森聘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工作，办夜校、开讲座、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当时的四川，还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不久以后，杨森被另一个军阀刘湘打败，四川又成了刘家的天下。接管成都的是刘湘的部下王缵结，此人认定通俗教育馆是杨森办的事业，所以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卢作孚无可奈何，只得放弃这项工作，回到故乡合川。
　　这时的卢作孚，已经不是离开家乡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了。将近20年的风风雨雨，使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他终于明白了，把自己的事业同军阀联系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他常常对人说：“纷乱的政治靠不住，靠军人办教育，也无法建立稳固的基础。”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的不便造成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在对当地的自然条件、社会需要和客观可能进行综合分析之后，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会比修建公路、铁路容易收到成效，而投资也相对少一些。
　　他决定创办一家以经营航运为主的股份公司。
　　1925年10月，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民生公司诞生了。新公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卢作孚在合川召开首次发起人会议，议定由发起人分头招募股金2万银元。可是，支持卢作孚的人，多半是两袖清风的穷秀才，而那些资金雄厚的商人士绅，却都在一边观望。最后还是合川县长带头，才募集到资金8000银元。卢作孚带着这笔钱到上海，打算订购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可是一打听，这样的一艘客轮造价要3.5万银元！卢作孚急得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但他毕竟是个有见识、有气魄的人，经过冷静的考虑，他大胆地决定，先用5000银元购买发电设备，造福合川，使股东见到实惠；再用剩下的3000银元作为定金，与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卢作孚回到合川后就着手筹建发电厂，不久，电厂开始发电，合川县点油灯的时代结束了。这项事业的成功，为卢作孚赢得了信誉。
　　第二年5月，新船在上海造成。卢作孚募足资金交付了船款，新船经过试航，上溯长江，经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安然抵达重庆。卢作孚为新船取名为“民生”，表示他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的信念。7月23日，对于民生公司、对于未来的中国船王卢作孚，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披红挂彩的民生轮满载乘客，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从重庆启航，当天下午便顺利到达合川，完成了65公里的处女航。卢作孚苦心筹划的重庆——合川航线正式开通了。
　　民生公司以“安全、迅速、舒适、清洁”为服务宗旨，很受乘客欢迎。公司业务兴旺发达，人们看到投资航运事业有利可图，也就纷纷入股。1927年初，民生公司增加投资5万银元，又添购了2艘轮船，开辟了自重庆到涪陵的新航线。从嘉陵江支线起步的民生公司，从此进入了长江主航线。
　　但是，卢作孚很快就发现，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兴办实业，依赖军阀固然要不得，可是完全摆脱军阀同样也办不到。你不去找军阀，军阀也要来找你的麻烦！
　　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重庆到合川，尽管只有几十公里，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28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21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通了，“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顺利发展。所以，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
　　合川这边还好办，陈书农为了本防区的繁荣兴盛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乐意支持卢作罕；加上卢作孚还不时给陈书农送钱送礼，所以陈书农甚至不惜派军队为民生轮保驾护航。可刘湘那边就麻烦了。刘湘同杨森是死对头，因为卢作军曾担任过杨森的民众教育馆馆长，所以刘湘把卢作孚看成是杨森的爪牙，处处同他为难。
　　然而，当时的四川军阀中，要算刘湘的势力最大。卢作孚无法回避这个难题。他先是请朋友从中协调，不料刘湘根本不买账，开口就说：“杨森的人靠不住！”卢作孚考虑再三，决定亲自去同刘湘谈一次。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去，说刘湘这人六亲不认，对卢作孚的成见又深，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卢作孚坚定地说：“为了‘民生’的发展，只有这一条路了。”
　　刘湘当时住在重庆李子坝公馆。卢作孚上门求见，刘湘故意让他在客厅里坐了个把小时的冷板凳，才傲慢地踱出来，久久地打量着卢作孚不做声。卢作孚主动寒暄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他庄重地说：“自民生公司创立以来，出入贵防区，常常因为航道不安全，影响了航运事业的发展。今天我登门拜访，就是希望刘军长能鼎力相助，在重庆与合川之间成立峡防局，保护地方上的安宁。”
　　刘湘轻蔑地说：“为了两只破船，成立峡防局，值得么？”
　　卢作孚针锋相对地说：“刘军长是四川人，自然了解四川的实情。四川政治闭塞，经济落后，科学文化不发达，都是因为交通不便造成的。要想繁荣家乡，当务之急在于发展交通，而公路、铁路投资太大，一时难以见效，只有大力发展航运交通，才是四川的前途所在啊！”
　　刘湘冷冷地说：“我是四川人，所以我要统一四川。发展四川，首先要发展土产。我有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有隆昌的白猪儿和川内的名贵药材，不靠科学也能发展，闭关也可以自守！”
　　卢作孚对刘湘的愚昧一时也无可奈何。
后来，卢作孚打听到刘湘不信科学，却信迷信，对算命先生刘从云奉若神明，拜刘从云为“军师”，言听计从。卢作孚灵机一动，决定以毒攻毒。他不惜重金厚礼收买刘从云，请他设法让刘湘转变态度。
　　当时，刘湘同他的叔父刘文辉为了争夺地盘，矛盾越来越尖锐。刘从云乘机故弄玄虚地说：“古人道‘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暗指刘湘和刘文辉两个姓刘的人）’。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湘字是水旁，辉字是火旁，水火相克，要水盛才能灭火！因此，凡是与水字有关的事情，你要多多关心辅助。”
　　刘湘听得神乎其神，懵懵懂懂地又问：“请军师明示，什么是与水有关的事情呢？”
　　刘从云好像不在意地说：“比如卢作孚办航运，不就是水上的事情么！”
　　刘湘如梦初醒，马上召请卢作孚、陈书农共商大事，决定合川、巴县、江北、壁山四县实行联防，在合川设立峡防局，由卢作孚担任局长。卢作孚凭着这个职务，首先以开辟航线的名义，获得了重庆到合川、重庆到长寿、重庆到涪陵等航线的专营权；然后，又规定了大宗货物如盐、山货、药材等都由民生公司统一装运。这些措施，使得民生公司在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优势，盈利也大大增加。
　　打通了航线，只是发展航运的一个方面。当时同行中的竞争也十分激烈。除了民生航运公司，还有军阀的轮船和洋人的轮船。洋轮资本雄厚，军轮有后台撑腰，都很难对付。卢作孚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采取逐个击破的办法，第一步先解决军轮的问题。四川军阀虽多，最大的是刘家，也就是刘湘和刘文辉。刘湘已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剩下的就是刘文辉了。刘文辉的五哥刘文彩，是驻宜宾的清乡司令兼川南税捐总办，横行霸道，财大气粗，他有蜀通号、南通号、昭通号3艘轮船，并且垄断了从重庆到沪州和宜宾的航线，不许别家的轮船行驶。卢作孚亲自来到宜宾的刘氏庄园，送上厚礼，向刘文彩“借路”，希望能够得到自重庆至宜宾的通航权。刘文彩收下礼物，却寸步不让，狡猾地说：“我的轮船只在宜宾到重庆一线航行，从不打算到合川，你卢作孚就在合川到重庆一线航行，不也很好吗！”
　　卢作孚同他谈不通，只得再去成都找刘湘。这一回竟得到了个意外的收获。原来，就在几天前，刘湘在自己的公馆内，抓到一个刺客，审问出来是刘文彩派去的。刘湘本来就想找机会吞并刘文辉，正好抓住了这刺客事件大做文章。刘文辉此时还不想同刘湘翻脸，所以忍气吞声地作辩解。他知道卢作孚同刘湘有合作关系，便想请卢作孚从中调解，于是大骂刘文彩不懂事，叫刘文彩无条件地将轮船卖给民生公司。刘文彩嘴上答应了，但是拖着不办。没想到刘湘的大军已经打了过来，刘文辉兄弟吃了败仗，退出宜宾，轮船也落到刘湘手中。卢作孚乘机同刘湘商量，将3艘轮船并入民生公司。其他军阀看见这个情况，也就乐意在刘湘面前卖个人情，将自己的轮船都卖给卢作孚。
　　1929年，卢作孚当上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利用工作之便，获得了其它轮船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和特权。然后，他再以比较优厚的条件，吸引其它公司和民生公司合并。由于措施得当，到1935年，民生公司共合并、收买了39艘轮船，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四川方面的航运业。
　　同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是一场硬仗。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等，都是老牌的航运公司，他们串通起来，想用大幅度降价的办法挤垮民生公司。外国客轮将船票价格降到一半以下，甚至让乘客免费乘船，还赠送一把洋伞。洋人想用这种办法，把生意都抢过去，使民生公司无客可载、无货可装，只好关门。
　　但是，外国老板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因为外国船员一向拿中国人不当人，随意打骂欺凌。卢作孚就看准了这一点，教育民生公司的船员一定要尊重乘客，平等和气，并且对船员的服务质量进行专门培训。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卢作孚常常亲自上船，和船员穿一样的衣服，干一样的活，以身作则，对乘客态度和蔼，问寒问暖，扶老携幼，端茶送水，甚至为乘客提行李，打铺盖，还热情地向乘客介绍沿途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当人们知道这位跑前跑后的热心人就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时，都十分感动。乘客们都感到，乘中国船不仅生活上便利，更重要的是人格上受到尊重。所以大家都愿乘民生公司的船。有许多乘客宁可多住几天旅馆，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班船。
　　同时，民生公司也尽量降低票价。这样必然影响到公司的利润。但是全公司职工都憋着一口气，一定要把外国佬的气焰打下去！大家纷纷表示，宁可少领工薪、不要年终奖金，也不能让公司垮掉！这使卢作孚更坚定了同外国轮船公司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常常几个月不领薪金。他一再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鼓足勇气，提高信心。凡是白种人做得到的，黄种人也一定能做得到！凡是日本人能做得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卢作孚还利用航务管理处的名义，收回了原来由洋人把持的海关巡江公司窃取的航务管理权，对外轮在川江航行采取了限制措施，规定凡是外国轮船进入四川，必须向航务管理处申报，要接受中国士兵的检查，遇到木船要减速行驶，如冲翻中国船只，应赔偿一切损失……开始，外国轮船还想摆洋大人的威风，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卢作孚强硬地表示，凡未向航务管理处申报的外国轮船，一律不准装卸。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中国人，都执行有关规定，所以外国轮船也就不得不服从航务管理处的管理。因为无利可图，外国轮船终于逐渐退出了川江航运。
　　在这场斗争中，民生公司不但没有被挤垮，反而得到了大发展。短短10年间，民生公司发展到40多艘轮船，开辟了9条航线，西到宜宾，东到上海，在长江沿线各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和办事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卢作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国人不乘外国船、中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使中国的航运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生公司更明确地提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企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抢救了大批国家财富；而民生公司也因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100多名员工壮烈牺牲，60多名员工光荣负伤，16条船被日军炸沉。
　　到40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拥有140艘轮船，3个附属企业和95个投资企事业，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卢作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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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7 PM

35.经营之神松下


松下幸之助是举世闻名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从一个3人的小作坊起步，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发展成为拥有职工2.5万人的世界电器之王。在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冲击下，许多企业倒闭，而他却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从他的一生可以看到日本现代工业发展的轨迹。
　　1894年，松下幸之助出生在和歌山县海草郡和佐村，排行老八，是最小的一个。他上面有两个哥哥和5个姐姐（其中两个很小就夭折了）。松下家，在幸之助的祖父时期是很兴旺的，是江户时代的名门望族。他家院内有一棵3人才能合抱的800年古松，枝干华美，那一带的人都称之为神木；后来因火灾被烧掉了。
　　幸之助4岁时，松下家的没落已成定局。他们不得不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搬到和歌山市内，开始经营一家木屐店。但由于经营不当，不到两年就关门了。后来，幸之助的父亲政楠把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到米行市去经营，全家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在少年幸之助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是垂头丧气的。
　　不料，厄运又接踵而至，幸之助的大哥、二哥和大姐都得了流行性感冒而相继去世。当时日本由于生活贫困和卫生、医疗水平低下，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感冒这样的小病也能夺去人的性命。老大那时已经在纺织公司工作，是全家生计的顶梁柱，他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幸之助的父母悲痛欲绝。
　　政楠为了养活一家人，去了大阪，在聋哑学校找到一份杂务活干，一家生活勉强可以维持。
　　幸之助只读到小学4年级，有一天，父亲从大阪来信，说那里有一份小伙计的工作，叫他立刻去。母亲说他还不到10岁，等小学毕业再去。但是，父亲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于是，小小年纪的幸之助便中断了学业，远离亲人，到大阪一家做火盆买卖的店里当学徒。
　　在火盆店里只干了3个月，大概主人觉得他太小，做不了什么事，便把他辞了。他又被介绍到一家自行车店当伙计，一干就是近6年。
　　那时的自行车算先进的代步工具，是高档商品，起先只有少数人拥有，不过大有迅速普及之势。这是一个很有生气的行业。幸之助所在的那家自行车店生意也很好，他干活踏实，颇得主人的欢心。主人五代夫妇对他也不错。
　　本世纪初，正是日本电器事业迅速发展的阶段，不仅有了电灯，街道上也开始跑电车了。电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显得重要。渐渐地，幸之助感觉到一个电器的时代已经到来，他暗暗地下了决心：今后，要干一份与电器有关的工作。
　　然而，主人夫妇对他那么好，他实在无法开口对他们说：我想辞职。又干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他的决心已经发展成为一股遏制不了的冲动，他连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店铺。到姐姐家他才写了一封信给五代夫妇，表示深深的歉意。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找到称心的工作。在姐夫的帮助下，他到水泥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临时搬运工。那是真正的力气活，只有15岁的他，身体还很瘦弱，装着水泥的手推车十分沉重，他强撑着干，累得小便带血。不过，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1910年，17岁的幸之助进了大阪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当一名安装室内电线的练习工。当时他还缺乏一般的电器知识，连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可是他来到工作地，人们还是把他当电工看待，投之以尊敬的目光，他觉得很荣耀。用户的信赖，促使他决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没有多久，他就掌握了熟练的电工技术，加上他诚实的品格和优秀的服务成绩，很快就赢得了公司当局的信任。当时大阪电灯公司所承包的重要工程，几乎没有一项不让他参加。
　　1915年春，他接受姐姐的劝告，与一位名叫井植梅野的小姐见面订亲。到夏末，他结了婚。
　　成了家，松下幸之助有了一种责任感，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婚后不到两年，他就被提升为检查员，这是个为一般工程人员所羡慕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转机。欧洲成为战场，物资奇缺，日本的产品就成了抢手货，无论什么，都能卖得出去；而日本所需要的产品，却无法从欧洲进口。这就大大地刺激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内工商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幸之助萌生了独自办企业的念头。
　　早在几年之前，他曾倾心于改进电灯插口的研究，并向公司提出过改进的建议，然而却没有被采纳。另外，公司有规定，职工一旦生病，就要停发薪水。幸之助从小身体孱弱，经常不得不带病工作。这也促使他摆脱环境的束缚，干自己的事业。他的设想是生产一种改良的电灯灯头。对未来的市场，他很有信心，决心已定，便向公司提交了辞呈。
　　他在大阪电灯公司工作了7年，上司对他的品格及能力一向是很欣赏的，认为他提升为部门主任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极力劝说他打消辞职的念头。无奈松下幸之助去意已定。
　　他领到退职金，加上自己的全部积蓄，也才只有100日元。他的两位老同事森回延次郎和林伊三郎是他的支持者，加上他的妻子和内弟井植岁男，一共只有5个人，就这样办起了工厂。
　　事业的开端是非常艰难的，他们甚至不知道灯头的壳体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只猜想可能是用沥青、石棉和滑石混合压塑而成，他们像盲人骑瞎马一样，摸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出点名堂。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总算解决了壳体制造的难题。可是，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生产出一部分样品来之后，却又推销不出去。他们拿着样品，走遍了大阪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一家销售电灯的商店都问遍，一天最多只能卖出10只灯头；10天下来，总共只卖了100来只，收入不过才10块日元。这就是他们奋斗了4个月的结果。
　　两位伙伴都自谋生路去了，幸之助夫妇和内弟3个人仍苦苦地支撑着。那段时间真是非常艰难。50多年后，松下幸之助回忆起那一时期，仍有无限感慨。
　　他还保留着当年典当衣物的账册，账面上记载，从1917年4月13日起到1918年8月止，共十几次将他夫人的衣服、首饰等物送进当铺抵押借钱。
　　然而，就在他山穷水尽、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降临了。曾经是合作者之一的森田延次郎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有一家北川电器器具制造厂对他的产品感兴趣，看过样品之后，要订购1000只电扇底座，并且不需要任何金属配件。
　　这对松下幸之助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绝处逢生。
　　夫妇俩和年幼的内弟一起投入紧张的生产，大约10天工夫，完成了全部订货，不久，幸之助收到货款160日元，扣除成本，获毛利80日元，基本收回了当初开业时的投资。
　　第二年年初，又接到2000个底座的订单。幸之助预料还会有大量的电扇底座订单相继而来，小小的家庭作坊已经显得地方太小了，于是决定搬迁到大开町（街），租赁一座新建的两层楼房，楼上住家，楼下当工厂，并且在门口挂上“松下电器器具制造厂”的招牌，这就是后来松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松下幸之助是相信命运的，他选择新居的时候之所以看中了大开町的这一处，是因为他觉得“大开”两字含有展开、盛开的意思。开张后，人手缺乏，于是在门口贴出招募女工的告示，第一位来应募的竟是一位孕妇，名叫繁盛。幸之助认为，她的名字叫“繁盛”很好，且又身怀六甲，更是双重的吉祥征兆，便决定雇佣她。
　　他相信自己的好运来了，并坚信他的改良电灯插头一定会有销路。在生产灯头和电扇底座之余，他继续改进生产插头。
　　他又发明一种双灯用插头。其实这种产品市面上已有，只是质量不好。幸之助研究之后加以改良，拿到市场试销，果然大受欢迎，十分畅销。
　　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东京的竞争对手采取了大幅度减价的办法，与松下电器厂竞销。这一招很要命，各地的用户都要求总代理商吉田商店也降价。吉田商店面对这样的棘手问题，产生了悲观情绪，竟向松下幸之助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松下幸之助仿佛当头挨了一棒。
　　经过反复协商，松下幸之助以暂保留保证金为条件，同意解除合同。同时，自己设法开拓销路。幸之助先拜访大阪市内各大批发商，将情况了解清楚；然后，亲自去东京开辟市场。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的首都，人地生疏，所到商店，遇到不少冷面孔。他用诚恳的态度来化解那些商人的冷漠，后来，他渐渐摸到一些推销方面的诀窍。
　　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确立了销售路线，也扭转了不利局面。在半年之内，工厂焕然一新，工人也增加了。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是自己鸿运高照，才由祸转福。他对自己的努力与才能是很少夸耀的。
　　松下电器厂以插头等为主要产品，起步极快，那真是一个业绩辉煌的年代。为了应付四面八方飞来的大量订单，已经增加了设备还是供不应求，必须昼夜加班工作。
　　在生产最紧张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他的妻子也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干活，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除了吃饭，上厕所，机器几乎是一刻也不能停。
　　厂房空间很小，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工作时间又长，工人也受不了这个罪，经常有人辞工不干了。而当时日本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需要大量工人，人员缺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松下幸之助每天早上都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看见工人们都来上班了，他才放下心，同他们一起开始工作……
　　就这样惨淡经营，历尽千辛万苦，从1919年到1920年，松下电器制造厂业务发展甚为顺利。由于松下重视工厂信誉，因而拥有许多长期基本客户，松下幸之助个人名声也渐渐大起来。
　　生产发展，原有的厂房条件已经不可能适应新的需要了，松下幸之助又在大开町另一地段物色了一块100坪的地皮，并投资者手兴建新厂房。1922年7月，新工厂开工生产，从此，他的事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松下电器制造厂紧紧抓住“研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这一环。幸之助是个善于发明、善于改进的人，他以电灯为中心，不断地发明出一些与此有关的新产品。但从销售数量来看，主要产品仍是“电灯改良插头”和“双灯用插头”，这两种产品品质优良，价格低廉，其它厂家无法与之相比，因此需求量年年上升，市场渐渐扩大到东京、名古屋、九州乃至日本全国。
　　这时，松下电器制造厂的从业员工也只有50人，每月营业收入达到1.5万日元。在当时国内的电器产品生产厂家中，无论企业规模还是生产能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幸之助知道，要想赶上去，只有一个办法：研制新产品。
　　那时候，脚踏车已成为日本日常交通工具，而城市的市政设施还比较落后，道路和路灯跟不上，人们夜间骑车面临着照明的问题。用电石的瓦斯灯不仅价格昂贵，构造也复杂，而且经常容易出故障。一般人都是用蜡烛或煤油灯照明。蜡烛是很容易被风吹灭的，煤油灯挂在车头也很不方便。可是，因为没有理想的代用品，人们也只好这么凑合着用。虽然用干电池的车灯已经问世，但由于电池使用时间太短（仅3小时），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松下幸之助认为只要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一种理想的车灯是应该能生产出来的。为此他拜访了生产干电池的朝日公司总经理松本。松本告诉他，主要问题在于这种车灯的小灯泡需要重新设计，干电池也要改良。
　　就在这时候，很凑巧有一种用电仅需120毫安的小型灯泡问世了，松下幸之助看中了这种新型灯泡，经过约半年的试验，他终于制造出一种炮弹型的电池车灯，用3节干电池，使用时间可达到近40个小时。这种车灯设计巧妙，价廉物美，产品投放市场后，果然大受欢迎。
这时，有一个叫山本武信的商人找上门来，这人极会做生意，在大阪很有些名气。他向松下幸之助提出由他担任大阪地区总代理商，保证1个月售出1万只炮弹型车灯，3年代销36万只。如果销售不出去，损失由山本商店负责赔偿。更令幸之助大为吃惊的是，山本武信答应将3年的货款一次付给松下电器制造厂。
　　松下幸之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松下幸之助还是第一次和这样爽快的商人打交道。这样一来，松下幸之助可以及时收回货款，且不用为销售操心了。在后来的岁月里，松下幸之助常向人说，他平生最佩服的人有两个，一是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另一个就是山本武信。这两人教会了他经商之道。尽管，后来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产生过一些矛盾，但山本给松下幸之助的帮助却是他永远难忘的。
　　松下电器从此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当然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1923年9月1日的东京大地震给包括松下电器制造厂在内的许多企业带来巨大的灾难，交易断绝，货款无法收回……但渡过危机，事业总是又有一番新的进展。松下幸之助不断地把新的电器产品推向市场，相继生产出电熨斗、电炉、电热器、真空管和收音机等。他本着“高于他人的质量，低于他人的成本，优于他人的服务”宗旨，在日本国内占据越来越广大的市场。他的工厂多次扩建，并相继收购了一些私人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初，松下电器公司已是拥有8家工厂的著名大企业了。产品有配电线器具、电热器具、收音机和车灯干电池等四大部分，产品项目扩充到200多种；总公司、分公司、营业所及8个工厂的从业人员总共将近1000人了。
　　1932年5月15日，首相犬养毅被暗杀，从此，日本军人势力越来越大。日本国民在不知不觉中被军国主义引入歧途，而经济方面，却以此为转折点，进入一个空前的迅猛发展时期。
　　1932年是松下幸之助锐意扩充业务的一年。他的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仍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业务空前兴旺，公司也不断地扩大，新建了许多厂房。这时他在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分权组织制度，从研究、开发到制造、销售、宣传，全部严格地实施公司内各组织单位分担业务责任；各部门责任明确，各自有账户，进行独立经济核算。这在当时日本企业界引起许多议论，因为不要说在日本，就是在企业管理先进的美国，也只有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少数几家大公司实施分权组织制度。
　　松下幸之助非常注重树立企业精神，他为公司员工订立了产业报国、正大光明、亲睦合作、奋斗向上、遵守礼节五条精神，统称为“松下精神”。每天早上工作以前要做朝会，公司全体员工在自己的工作地点高声朗诵；举行晚会时，大家合唱公司歌。
　　1932年至1937年是松下电器公司飞速发展的时期。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之际，政府公布“国民总动员法”，开始对实业界实行控制，称：“今逢战时，为达到国防之目的，希望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体的力量，拟对人力物力资源，加以统治运用。”
　　战争时期，松下公司为军方生产了一些军需产品，如干电池和军舰上用的无线电收发报装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前期的交战中，日军占优势；及至1943年2月，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一场战役使日军转胜为败。之后，盟军加强反攻，节节胜利，日军开始从各个战场一路败下来。由于海军军舰丧失过多，军需生产所需材料严重不足，尤其是钢铁成为主要紧缺物资，松下公司奉命设立松下造船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制造木船。后来又造飞机，机身也是木制的。这时，已经是1945年春天了。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列岛，实行军事管制。由于松下公司在战争期间设立了许多子公司，俨然是个大财团，美军当局将它与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一样看待，并列为财阀家庭，加以严格限制。松下幸之助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因为，不论公司历史还是其事业内容，松下与其它三大财团都有天壤之别。他向美军当局提出抗议，并准备一份洋洋5000页的英文说明书，亲自前往东京交涉。
　　这是一场挽救企业命运的艰苦的马拉松长跑，整整4年中，他无休无止地撰写文件，答复美军当局提出的疑问；一次次搭乘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奔波于东京和大阪之问。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美军当局最后的决定仍是要松下幸之助辞职。不仅如此，下属的子公司，因在战时制造重要军需物品，凡常务董事以上职位的人都一律解职，并不准上诉抗议。
　　眼看山穷水尽，可是突然峰回路转，刚刚成立的日本工会发起了支持松下幸之助的运动，要求美军当局取消对松下幸之助的解职处分，工人们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连幸之助本人也感到突兀。
　　其实，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但同时也保护了总经理。他们认为，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团的主持人解职并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而松下公司则完全不同，失掉松下幸之助，全体员工的生活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日本全国松下电器公司的代理店老板们也加入了工会发起的请愿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占领军方面派主管官员到松下电器公司的工厂视察，并和松下幸之助会谈，官员非常赞赏他的企业经营理论。
　　1个多月后，当局又对他进行一次资格审查，然后下令将松下幸之助的处分由甲级改为乙级。第二年5月，又进行了一次审查，批准撤销对松下幸之助和其他高级职员的解职处分。
　　可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对于企业的种种限制也还仍然有效。当时日本正值通货膨胀，资源缺乏，而工会团体又发起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松下电器公司继续急速滑向衰落。1948年年底，松下公司竟到了发不出卫分钱年终奖的地步。
　　工人们大批地辞职或自愿退休，到1949年，公司只剩下一半员工。业务极其困难，公司拖欠的税款数额之大，占日本第一位。松下幸之助本人也只拿普通工务人员的工资。战争后期生产木体船和木制飞机时的巨额资金，当时按军方要求是由松下幸之助向银行借贷的，战争结束，谁认他的账？因此，松下幸之助成了全国负债最多的一个人。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松下幸之助创立了“PHP研究所”，倡导一种以重新创建日本繁荣复兴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并创刊“PHP杂志”，他本人每期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对民主、劳资关系、税收及教育诸方面的理解，以期唤起日本人民重建生活的信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要大量军用和民用物资，这对于长期萧条的日本企业界来说真是否极泰来，大量积压物资几乎是一销而空，而美军的订货单仍如雪片一样飞来。
　　松下幸之助抓住这个机会，与荷兰菲利浦公司合作，引进技术项目，大量生产高质量的电灯泡、日光灯和电子管，发了一笔战争财。由此，松下公司开始起死回生，年有盈余，并重新发展起来。
　　仅仅数年间，日本工商企业复兴速度惊人，到1954年，日本国民的生活已超过了战前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人想也不敢想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开始进入普通人的家庭，被称为家庭的“三种神器”，这标志着一个消费革命时代的到来。在这场“革命”中，松下电器公司担当了主角。虽然同行竞争激烈，但松下电器毕竟是在战前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且在企业管理方面早已吸收了欧美的先进经验，产品不停地更新换代，质量和价格都占有优势；加上松下幸之助高明的销售手段，自然能超越同行，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空前迅速。
　　1968年，松下电器公司成立50周年，这一个年度，公司的销售额为4671亿日元，银行存款超过了1800亿日元。算起来，每天可获得1亿日元纯利。
　　1973年，松下幸之助已是80高龄的老人，他引退到幕后，把权力交给女婿松下正治掌持，自己只担任顾问。一般情况下，他不想再过问业务，只隐居在京都的“真真庵”别墅，每日听经，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静默之中，他回忆自己一生的道路，常常有所思，有所感，便触动了著书立说的念头，于是昼夜不停地埋头写作。他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地问世了。
　　时至今日，松下电器公司已是名震全球的企业，拥有20万职工，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器制造商。创造如此奇迹的松下幸之助在85岁高龄时，仍是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他自己也想不到幼年身体羸弱的他竟能如此长寿，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有人说他的一生是求财得财，求名得名，求寿得寿。
　　他的一生多姿多彩，充满刺激性和传奇性。他自己则认为除了运气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个弱者，从小既非生在富贵之家，也没受过高等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经历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在摸索和实践中产生了自己的主见。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强者，这一点是很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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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7 PM

36.借贷成富翁
人们通常知道有位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他有一支庞大的船队，使他得以跻身于世界大富豪之列。想不到美国也有位船王，他的财富比起奥纳西斯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他的声名远不如奥纳西斯那么显赫。他拥有世界上最大吨位的油轮6艘，他的船队大小船只加起来约有500万吨位。除了航运业，他还经营着旅馆饭店业、房地产投资业，以及自然资源开发业等等。他的名字叫丹尼尔·洛维格。
　　丹尼尔·洛维格，1897年盛夏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南海漫，那是一个很小的城镇。洛维格的父亲是个房地产生意的中间人。在洛维格10岁那年，父亲和母亲因为个性不合离婚了。这样，洛维格跟随父亲离开家乡，来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小城——阿瑟港，一个以航运业为主的城市。
　　阿瑟港是个美丽的小港口，风景如画。那里有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船只。有大得像山一样的油轮，也有小得远看像片叶子的小舢板。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浪一波一波轻推着停在岸边的船只，海天相接的地方有海鸥上下盘旋。童年的洛维格生性孤僻，不喜欢与别的孩子来往，他喜欢独自到海呗胪飞先ネ妗Ｐ÷逦?褡畎??执?匚氐钠?焉?团具张具盏穆泶锷?Ｄ鞘焙颍??苊蜗胱沤?从幸惶炷芄挥涤幸凰沂粲谧约旱穆执??缓蟪俗潘?龊：叫小?
　　洛维格对船极度着迷，终于，高中没念完就去码头工作了。开始他给一些船主做帮工，做些拆装修理轮船引擎的活计。洛维格对这一行有出奇的灵气，简直称得上无师自通。常常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性格内向的他独自在那里把一些旧的轮船发动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苦苦钻研。很多年老的修理工见他这么有灵气，手脚又勤快，纷纷把自己独到的手艺和技巧传授给他。洛维格终于成了一名熟练的轮船引擎修理工，而且名气越做越大。多少出了怪毛病的引擎，只要经他的手一拨弄，便又能完好如初。几年以后，他不再满足于东家做做、西家干干的状况，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工作，专门负责安装去全国各港口船舶的各种引擎。
　　由于他不凡的手艺，揽的活越来越多，忙都忙不过来，于是干脆辞去了公司的工作，独自开了个修理行。
　　洛维格租下了一家船厂的码头，专门从事安装、修理各种轮船。生意刚开始很红火，洛维格积攒了一些钱。可是，这些靠手工活挣来的辛苦钱，一点儿也没能让他满足。在西方世界经济开始高度发展的那个年代，贫富的两极分化格外明显。很多发了财、拥有资产的人坐着高级轿车，住着花园别墅，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而大多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潦倒。出身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洛维格不甘心过平凡穷苦的生活，他要赚很多的钱，让自己充分体会成功的感觉。
　　可是怎样才能发财呢？洛维格在那时只有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积蓄，不够做生意的资本。年轻的洛维格在企业界里磕来碰去，摸索赚钱的方法，可是总不得要领，甚至屡屡面临破产的危机。
　　就在洛维格行将进入而立之年的时候，灵感开始迸发了。童年的一个小小的赚钱经历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那是在他9岁的时候，他偶然打听到邻居有条柴油机帆船沉在了水底，船主人不想要它了。洛维格向父亲借了50美元，用其中一部分雇了人把船打捞上来，又用一部分从船主人手里买下了它，然后用剩下的钱雇了几个帮手，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把那条几乎报废的帆船修理好，然后转手卖了出去。这样他从中赚了50美元。从这件事，他知道如果没有父亲的那50美元，他不可能做成这笔交易。对于一贫如洗的人，要想拥有资本就得借贷，用别人的钱开创自己的事业，为自己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洛维格的发现。
　　向银行申请个人贷款，是洛维格能选择的唯一办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纽约的很多家银行里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他得说服银行家们贷给他一笔款子，并且使他们相信他有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能力。可是他的请求一一遭到了拒绝。理由很简单，他几乎一无所有，贷款给他这样的人风险很大。希望一个个地燃起，又一个个像肥皂泡样破灭。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洛维格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有一条尚能航行的老油轮，他把它重新修理改装，并精心“打扮”了一番，以低廉的价格包租给一家大石油公司。然后，他带着租约合同等去找纽约大通银行的经理，说他有一艘被大石油公司包租的油轮，每月可收到固定的租金，如果银行肯贷款给他，他可以让石油公司把每月的租金直接转给银行，来分期抵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大通银行的经理们斟酌了一番，答应了洛维格的要求。当时大多数银行家都认为此举简直是发疯，把款子贷给洛维格这样一个两手空空的人，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大通银行的经理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尽管洛维格本身没有资产信用，但是那家石油公司却有足够的信誉和良好的经济效益；除非发生天灾人祸等不可抗拒因素，只要那条油轮还能行驶，只要那家石油公司不破产倒闭，这笔租金肯定会一分不差地入账的。洛维格思维巧妙之处在于他利用石油公司的信誉为自己的贷款提供了担保。他计划得很周到，与石油公司商定的包租金总数，刚好抵偿他所贷款子每月的利息。
　　他终于拿到了大通银行的贷款，便立即买下了一艘货轮，然后动手加以改装，使之成为一条装载量较大的油轮。他采取同样的方式，把油轮包租给石油公司，获取租金，然后又以包租金为抵押，重新向银行贷款，然后又去买船，再去……如此一来，像滚雪球似的，一艘又一艘油轮被他买下，然后租出去。等到贷款一旦还清，整艘油轮就属于他了。随着一笔笔贷款逐渐还清，油轮的包租金不再用来抵付给银行，而转进了他的私人账户。
　　属于洛维格的船只越来越多，包租金也滚滚而来，洛维格不断积聚着资本，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是大通银行，许多别的银行也开始支持他，不断地贷给他数目不小的款项。
　　洛维格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总觉得自己的脚步迈得还不够大，他有了一个新的设想：自己建造油轮出租。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一个冒险的举措。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设计建造好了油轮，万一没有人来租，怎么办？凭着对船特殊的爱好和对各种船舶设计的精通，洛维格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类型的船，什么样的船能给运输商们带来最好的经济效益。他开始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油轮和货船。然后拿着设计好的图纸，找到顾客，一旦顾客满意，立即就签订协议：船造好后，由这位顾客承租。
　　洛维格拿着这些协议，再向银行请求高额贷款。此时他在银行家们心目中的地位已非昔比，以他的信誉，加上承租人的信誉，按照金融规定，这叫“双名合同”，即所借贷的款项有两个各自经济独立的人或团体的担保，即使其中有一方破产倒闭而无法履行协议，另一方只要存在，协议就一定得到履行。这样等于加了“双保险”的贷款，银行家们当然很乐意提供。洛维格趁机提出很少人才能享受的“延期偿还贷款”待遇，也就是说，在船造好之前，银行暂时不收回本息，等船下水开始营运，再开始履行归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协议。这样一来，洛维格可以先用银行的钱造船，然后租出，以后就是承租商和银行的事，只要承租商还清了银行的贷款本息，他就可以坐取源源不断的租金，自然也成为船的主人了。整个过程他不用投资一文钱。
洛维格的这种赚钱方式，乍看有些荒诞不经，其实每一步骤都很合理，没有任何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方。这对于银行家们、承租商们都有好处，当然洛维格的好处最大，因为他不需要“投入”，就可以“产出”。用别人的钱打天下，是洛维格独到之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经营天才的思维。
　　如果说洛维格的初步成功，是靠了他的天才思维，那么后来他的事业跨上巅峰，多少还是靠了一定的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就是洛维格40岁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规模不小的船厂和码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和加剧，美国政府大量需求船只。洛维格和政府机构很快搭上了头，政府向他定购了大量的船只。洛维格的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
　　战后，美国经济渐趋繁荣。可是洛维格却逐步陷入了困境。因为政府对造船业的税率大大地提高了，各种各样的税赋压得这一行业的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工人工资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涨，形势逼人。就在此时，洛维格看得比别人远，他决定走出美国，向国外输出资本。
　　机遇总是伴着天才的思维而来。
　　50年代的日本，政府积极恢复经济，正急需引进外资，以求发展。洛维格的目光投向了那里。日本战前的海军重港，从前专门生产其主力舰、航空母舰的地方——吴港，因为战争的缘故，被美军夷为平地。工人们纷纷被遣散，造船厂也关闭了。当时日本人一心想恢复它，但又不敢惊动美国政府，怕美国把吴港作为美军的军事造船基地。精明的洛维格猜透了日本政府的顾虑，便以私人的身份来到这里，随行带去了大量的现钞和贷款协议草本。他很快赢得了吴港地方官员的信任，跟他签订了造船协议，并向他提供了廉价的劳工和平价的钢铁，以此作为回报。
　　洛维格租下了码头，不仅租金低廉，而巳还享受着日本政府的免税免赋政策。吴港的发展给洛维格的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所造的船吨位越来越大，船队也越来越庞大。在世界各地的海域里，都有了洛维格的船只。
　　洛维格接着又把目光投向了利比亚和巴拿马，在那些地方，洛维格的公司同样享受着赋税减免的待遇。
　　航运业的发达，使他又向更多的领域进发。他在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设立了钢铁公司、煤矿公司，还进行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开发。在巴拿马等地，他又设立了石油化学工业炼油厂。他还在各地办蓄款放贷公司，建旅馆、饭店、大厦，进行房地产投资等，他的家业丰富多彩，跨很多行业，他的事业终于攀上了顶峰。
　　许多成功的人，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们有庞大的家业需要去打理，需要应付名誉官司、财产纠纷、同业竞争、政府政策，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因而很多富商们总是有许多花边趣闻，成为人们乐于议论的话题。
　　成功后的洛维格是个看起来很神秘的人。他生性少言寡语，从不轻易谈论自己的事。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在公开场合露面都是这样。没有人能够有机会与他深谈，即使是他的下属职员，或者他的邻居。因他很少直接与人打交道，所以集团公司里只有少数几个高级管理层的人才认识他，在公司的总机目录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虽然已是亿万富翁，但洛维格的生活依然非常俭朴。他多年居住在属于中产阶级人家的小型住宅里。平日他习惯步行，很少驾车外出，不像有些富豪那样前呼后拥摆排场。
　　洛维格喜欢独处，不仅在生活上，还表现在事业上。他从不与别人合伙经营公司，也很少出卖自己的股票。他喜欢独享经营权，力求全部资产为个人独有。
　　他的背部有点驼。那是在他创业之初，有一次运输途中，轮船上的油箱爆炸了，舱里有两位船员被浓烟熏倒。许多人只顾自己逃命，而当时已经身为公司老板的他奋力冲了进去，冒着生命危险把两个人拖了出来。在救人的过程中，他的背遭到重创，导致一直背部弓曲，时常疼痛难忍，而他多年来对此事却一直不曾向别人提起。
　　洛维格结过两次婚，晚年与第二任妻子一起度过。他们夫妇居住在一个小镇上，深居简出，从不抛头露面，他们的邻居压根儿也想不到他们身边的这一对老年夫妇就是世界有名的大亨。
　　事实上，人们很难了解到洛维格有什么样的想法，他的生活同其他大亨们沸沸扬扬的生活简直有无壤之别，他这种神秘的个性让人们猜疑纷纷。
　　许多美国人，常可以看见这位世界闻名的富豪，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弓着背，步行在小镇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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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4:59 PM

37. 红色资本家哈默


亚蒙·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西方，他是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而在苏联和中国，他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资本家”，因为他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在中国更是成了颇受欢迎的畅销书。
　　哈默是俄国移民的后裔，于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曾祖父弗拉基米尔是俄国犹太人，曾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以造船而成为巨富。到哈默的祖父雅各布娶妻生子时，一场台风引起的海啸把家财冲刷得荡然无存。1875年，雅各布带着妻子和儿子朱利叶斯移居美国。朱利叶斯长到15岁时，就放弃了学业，到一家钢铁厂当铸造工，以补贴家用。他年轻力壮，在工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了社会劳工党，组织工会，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朱利叶斯19岁时，去应聘当了药剂师。几年后，他用积攒下的工资买下了老板的药店，后来又开了两家分店，办了一家制┏А＞驼庋??飧瞿昵岬纳缁嶂饕逭叱闪四昵岬淖时炯摇５?牵?炖?端共⒚挥蟹牌??男叛觯?廊皇敲拦?缁嶂饕逶硕?闹沂底匪嬲摺?897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郊游中，朱利叶斯与一个年轻的寡妇罗丝一见钟情，不久即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利叶斯特地给儿子起名为亚蒙·哈默，据称这取意于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旗徽“手臂（Arm）与锤子（Hammer）”。
　　哈默出生后仅4个月，父亲朱利叶斯考上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在后来的4年中，朱利叶斯既要经营药店和制药厂，又要攻读他的医学课程，但他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做到了学业和事业两不误，终于在1902年毕业。这一成就的取得，对后来哈默的成长影响很大。
　　朱利叶斯认为治病救人比做买卖赚钱更高尚，便毅然将药店和制药厂卖掉，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地区办了一家诊所，成了一名医生。他行医一生，曾拯救了5000多个婴儿的生命。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长大了。哈默是三兄弟中最不听话的，但也是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个。他逃过学，经过父亲的教育，他变了，学习从中不溜上升到第一，课余还学会了摆弄无线电，制造飞机模型，并在高中毕业班演讲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此外，他还迷上了诸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白手起家的美国著名企业家的传记，开始四处寻找赚钱的门径。16岁那年，他正在读高中，就成功地做了第一笔“大买卖”。一天，他在百老汇大街看见一辆双座旧敞篷车在拍卖，决心要买下来。他向在药店售货的同母异父哥哥哈里借款，并胸有成竹地保证不久就偿还他。原来，他已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到可做的工作了，即用汽车为一个糖果商送货，每天可得到20美元的酬金。果然，两周后，他不仅如数还清了哥哥的钱，获得了这辆汽车，而且口袋里还有钱币在叮当作响。
　　3年后，即1917年，哈默在完成两年的医学预科课程的基础上，踌躇满志地来到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主管注册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他后说：“你是朱利叶斯医生的儿子吧？1898年你出生的那年我办理了你父亲入学的申请，今天我又在这里欢迎你。”就这样，哈默自豪地成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命运之舟载着他似乎正沿着子承父业的方向前进。
　　然而，有一天，父亲来到校园找到哈默，告诉儿子一个坏消息：他倾其积蓄投资的制药公司濒临破产。而且他本人因身体不好，特别是还想继续行医，没有精力去顾及公司的管理；因此，他要求儿子去当公司的总经理，但不许他退学。他强调说：“儿子，我过去就是这么于的，你也可以这样子。”
　　其实，父亲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默早就跃跃欲试。他极其兴奋地迎接了这样的挑战。为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可以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哈默终于把发发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跨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时隔不久，哈默成了哥伦比亚医学院，乃至全国院校中独一无二的正在大学攻读的百万富翁。1919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是625美元，而那一年哈默个人的净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学习上，他的大多数考试成绩是“A”，并被评为毕业班里“最有前途的学生”。1921年6月，他取得了童年时就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始终尊称他为博士，尽管他以后从未正式行过医。
　　这时，哈默决定利用从课业结束到实习开始之间短短半年的间隔，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即去苏联访问。十月革命后，哈默的父亲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于是，哈默以200万美元的售价卖掉了制药公司，而花了十几万美元买下一座野战医院以及与之配套的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材，还花了1.5万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在车身侧面刷上“美国赴莫斯科医疗团”字样。他要把这些作为见面礼物送给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隔绝，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哈默此行无异于到月球上去探险。就这样，23岁的哈默走上了一条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的道路。
　　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1921年初夏到达苏联。由于旅途劳累，他病倒了。但他毫无怨言，谢绝特殊优待，与苏联人民一起过着战时凄苦的生活。他每天坚持背诵和学习使用100个俄语单词，以便能很快开始工作。
　　1921年8月初，哈默随一个代表团到乌拉尔地区考察。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于是，他问带队的苏联人：“为什么你们不出口这些东西换口粮食？”“那不可能，”他们回答，“欧洲刚刚解除对我们的封锁，要卖出这些东西，进口粮食，所需时间太长。而且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民免于饥饿，至少需要100万蒲式耳的粮食。”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哈默头脑中形成。他联想到当时美国粮食大丰收，粮价已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便提出建议：“我有1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美国紧急收购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海运到彼得格勒，卸下粮食后，再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毛皮和其它货物运回美国。”哈默的建议很快传到莫斯科，列宁亲自回电表示认可这笔交易，并请哈默速返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列宁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哈默组织了美国联合公司，沟通了30多家美国公司，他俨然成了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人。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发现，哈默在苏联办起了铅笔厂。一天，他顺便走进一家文具店想买铅笔，但店里只有价格昂贵的德国货。他灵机一动，发现制造铅笔是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他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从德国和英国聘来技术人员兴办铅笔厂，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短短七八个月，就奇迹般地投入生产，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把20％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迹地，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然而，哈默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却是1931年从苏联回美国后开始的。他四面撒网，点石成金，不管从事哪种行业，都取得了成功。他就像一名万能的魔术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来。他的经营范围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从事艺术品买卖之外，他还涉足无线电广播事业、黄金买卖和慈善事业；而最能显示他的才干的，却是从事威土忌酒和种牛生意。
　　哈默回到美国时，正值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但他却认为是赚钱的机会到了。他的眼睛虽然盯着艺术品销售的生意，可他的耳朵却在倾听四面八方的信息。他捕捉到一个清晰的信息：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的宝座，如果他一旦当选，实施他的新政，那么，1919年颁布的禁酒令将被废除。这将意味着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的需求激增，酒桶数量也会呈现出空前的需求，而当时市场上却没有酒桶出售。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纽约码头设立了一座临时的桶板加工厂，并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他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哈默不满足于当一名酒桶供应商，又插手制酒业，开始经营威士忌酒生意。他接连购买了多家酿酒厂，采取大幅度削价和大做广告等手段，很快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他的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第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酒桶把哈默引进了威士忌酒行业，而他爱好吃牛排的习惯又把他引入了另一个领域，即养牛业，并同样大获成功。
　　哈默闯入养牛业也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埋怨市场上买不到优质牛排，他的一名雇工就建议去买头牛杀了吃。牛买回来了，却是一头怀上小牛的母牛。哈默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馋到杀怀孕母牛的地步，于是就把牛放养在庄园里。恰好哈默的邻居是一位养牛专家，专门培育安格斯良种牛，他不仅替哈默买回的那头母牛顺利接产，而且时隔不久又让这头母牛与他的公牛交配，生下了具有安格斯种牛优良品质的小牛。哈默对养牛专家感动之余，也对养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新的商业脑电波：以酿酒的副产品饲养种牛，不失为化残渣为黄金之举。
　　说干就干，哈默迅速筹建了一家繁殖种牛的大牧场，并花上10万美元买下了本世纪最好的一头公牛——“埃里克王子”。在随后的3年中，仅靠埃里克王子就繁殖了1000头牛犊，其中包括6头世界冠军，为他赚了200万美元。哈默也从此由养牛的门外汉变为种牛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1956年，哈默58岁。他在商战中积累的财富，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确实打算从商界隐退，携他的第三任新婚妻子，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准备平平静静地安享晚年。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充满诱惑力的石油业把他征服了，他又开始过起“人生始于六十”的新生活，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巨子。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其实际资产只有3.4万美元，3个雇员和几口快要报废的油井，公司的股票每股只卖18美分。哈默的一个远亲，是洛杉矶远近闻名的会计师，他向哈默建议，投资这家石油公司。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对石油业的倾斜政策，用于尚未出油的油井的资金无须报税。对于赋闲的哈默来说，他无意收购这家公司，但却愿意借给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他们再打两口井。如能出油，双方各得50％利润，如果不出油，哈默投人的这笔资金可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除。出乎意料的是，两口井都出油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涨到每股1美元，哈默也尝到了甜头，开始涉足石油业。不久，哈默成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1957年7月当选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哈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物色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跃上升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难以染指。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哈默，顶住公司内外的压力，把赌注押在利比亚。在别的石油公司放弃的没有希望出油的两块租借地上，哈默锲而不舍，1966年底，终于发现了石油大矿脉，开出两个盛产高级原油的新油田。西方石油公司在哈默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上升，石油勘探范围不断扩大，从国内到国外，从陆上到海洋，先后在中东、北海、南美以及巴基斯坦、中国南海等地找到了丰富的油源。尤以在北海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明显：他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1974年，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为了更好地适应风云变幻的商界需求，哈默经营的诀窍之一就是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多方位经营。这是他久盛不衰的法宝。
　　1966年年底，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发现石油后不久，哈默就以8800万元的股票先后买下珀米安与麦克伍德公司、加勒特研究与发展公司。
　　1968年1月，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100美元以上，哈默及时将每一老股改为三个新股，后来每一新股的价格又升到55美元。哈默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公司的股票当货币使用，发展煤炭和化工制品等多种经营。
　　1968年初，西方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代价买下美国排名第三的煤炭公司——岛溪煤矿公司。该公司年销售额1.5亿美元，原煤蕴藏量达35亿吨。1974年，岛溪煤矿公司的净利润已近1亿美元。
　　1968年7月，西方石油公司又以8亿美元优先股的代价买下胡克化学与塑料制品公司，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一笔兼并买卖。
　　到了70年代，哈默的目光又转向更广阔的领域。
　　1972年，经过许多政治波折和变化后，哈默与苏联做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200亿美元的化肥生意，把美苏贸易推向高峰。
　　1979年5月，应邓小平同志的邀请，81岁的哈默成为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此后，西方石油公司与我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年产1533万吨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博士与我国合作的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1981年，西方石油公司同美国两家主要的肉类加工企业合并，这就使西方石油公司同时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生产肉制品的企业。
　　就这样，西方石油公司的业务构成已由单一的石油企业发展成为包括煤炭、化学、肥料、金属处理等多种类的综合企业。迄今为止，它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销售额近200亿美元，从而跻身于美国有名的大企业的行列。
　　哈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视金钱如浮云，似乎更关心人类的和平。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珍贵的相片，中间的一幅是有列宁亲笔题词的照片，此外还有他与几届美国总统、外国首脑的合影。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与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他经常乘坐自己的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传递和平信息，呼吁并极力促进美苏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常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办癌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总统3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他亲自率领医疗小组，去苏联抢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他乐善好施，四处捐款，1988年，他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款2万美元。
　　这位年逾九旬的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像60岁，工作起来犹如正值盛年的中年人。他一如既往，四处奔波，过着万花筒般忙碌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追求，不断地攀登高峰，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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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0 PM

38.猪鬃大王古耕虞

20世纪初，古耕虞出生在四川重庆。他的叔祖父古绥之，当时已在重庆开设了正顺德、同茂丰两家山货店，除了经营当地的土特产外，主要的业务是经营猪鬃买卖。他的“牛”牌猪鬃小有名气。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年轻时曾梦想考科举，中状元，辛亥革命后弃学从商。他先在叔父的店里当伙计，学生意，积下了一笔资本后，便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叫古青记的山货店，主要从事猪鬃出口生意。他用“虎”牌作商标，表现出他“占山为王”的雄心。
　　当时，中国商人出口猪鬃，必须通过英国人经营的洋行办理有关手续。英国洋行不但从中赚一大笔钱，而且常常欺侮中国商人缺少外贸知识或不通外语，坑害中国商人。有一年夏天，隆茂洋行收了古槐青价值20万两白银的猪鬃，却胡说猪鬃质量不好，硬是不肯付钱。古槐青不懂英语，无法同洋人交涉，只好跑回家，把还是中学生的古耕虞带到洋行。古槐青据理力争，占耕虞担任翻译，终于迫使洋人照价付钱。
　　通过这件事，古槐青认识到，要想做大生意，发大财，就必须具备高等文化修养。所以他下决心把儿子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英文，后来又让儿子去南通，在张謇办的纺织学堂学技术。古耕虞在求学期间，研究了古今中外的经济学说，还学习了银行学、市场学和各国的法律、税务、运输、保险等方面的知识。他最爱读的书是《富兰克林传》和《福特管理》，甚至还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一整套企业管理经验，对于青年古耕虞的影响很大。
　　1925年，古耕虞结束学业，回到了故乡重庆。当时古槐青已经在上海的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便把古青记山货店交给古耕虞管理。同行们都不大看得起这个年轻人，戏称他为“娃娃班”，并且想找机会挤垮他，好减少一个竞争对手。古耕虞则想做一笔大生意，让这班人看看他的本领。
　　不久就到了收购羊皮的季节。经营羊皮的利润很大，山货店自然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古耕虞通过对国外市场行情的研究，看准羊皮的价格在日益上涨，而且羊皮的收购季节又短，一年只有3个多月，所以果断地决定，用稍高于同行的价格大量收购。
　　开头几天，上门送货的客户很多，可几天以后，客户却变得越来越少。古耕虞感到奇怪，派人出去一打听，原来是裕厚仁山货店串通了恒祥钱庄在外面造谣，说古槐青在上海交易所投机失败，负债累累，古青记就要倒闭了，哪里还有钱收购羊皮呢！
　　古耕虞十分恼火。裕厚仁山货店的老板，是古耕虞祖父一辈的人，而且两家关系一直很好，如今为了独霸市场，竟对一个晚辈使用这样卑劣的手段！但是古耕虞没有轻举妄动，他冷静地考虑以后，想出了对策。一方面，他立即给父亲拍电报，让父亲陆续从上海汇回20万两白银，他把这些钱分别存在重庆的各个大钱庄里；同时，在营业结算时，凡是古青记欠对方的钱，他都立即付清，而对方欠古青记的钱，他都暂不收回。然后，他又请关系比较好的复兴钱庄清查古青记的财务情况，证明古青记资本雄厚，复兴钱庄宣布愿意为古青记做担保。这样一来，坏事变成了好事，古青记的信誉反而大大提高了。加上古青记的收购价比其它山货店高，最后几乎把上市的羊皮全都收了进来。
　　同行们暗中都取笑古耕虞没有经验，这么多羊皮压在手中，万一羊皮价格一落，非得赔老本不可！可是不久，他们也得到消息，知道国外羊皮价格猛涨，这时再想出高价收购，也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古耕虞赚了大钱。
　　1926年冬天，一个叫纳尔斯的美国人，到重庆来收购羊皮。他随身只带了一张银行信用证。到了结算的时候，他才发现，凭他的信用证作抵押，在重庆中国银行只能取得60％的现金，这样他的钱就不够付货款了。卖主们天天盯住他要钱，搞得他焦头烂额。更令他为难的是，重庆没有代客户把羊皮打成包的加工厂，也没有人肯出租自己的打包机给他，他收下的羊皮根本没办法打包装船；同时，冬天又是长江枯水季节，航运不通，他的羊皮就是打了包，装上船，也无法运往上海。羊皮是很娇嫩的货物，一个月内不加工，就会霉烂，那就只能倒进粪坑当肥料了。
　　走投无路的纳尔斯差点就要跳长江了！
　　古耕虞早就在暗中关注这件事。当他认为时机成熟时，他先到重庆中国银行，说明这件事的严重性，如果让纳尔斯的羊皮烂掉，完蛋的可就不是纳尔斯一个人，重庆的许多山货行也会因拿不到货款而倒闭，甚至全四川的山货行业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他要求银行支持他出面来收拾这个残局。然后古耕虞找到纳尔斯，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交谈，说明自己可以帮助纳尔斯渡过难关，以低利息借钱给纳尔斯付货款，替他的羊皮加工、打包、出口，纳尔斯则将他那张银行信用证转给古青记。纳尔斯一见有人能救他，顾不得算细账，连叫“OK”，在合同书上签了字。手续一办好，他就赶紧逃出了重庆。古耕虞没费什么事，就赚了一大笔钱，而且在同行中赢得更高的威信。
　　古耕虞成了重庆山货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摆脱英国洋行的控制，直接向国外出口猪鬃。
　　古耕虞仔细研究后发现，如果不让洋行从中盘剥，直接向国外出口，可以增加30％左右的利润。然而，摆脱洋行又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因为英国洋行已经形成了在猪鬃经营中的垄断地位，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又享有许多特权。如果处理不好，遭到他们的一致抵制和打击，古青记就会连原有的利益都保不住。古耕虞只得悄悄地寻找机会。
　　机遇总是偏爱敢于同命运抗争的人。
　　1927年底，有2个美国商人出现在重庆街头。他们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孔公司来考察重庆猪鬃生产和出口情况的，实际上是想同虎牌猪鬃的主人取得联系。因为虎牌猪鬃在美国市场上的声誉很好，只是由于英国洋行的从中盘剥，他们的利润就不多了，他们也希望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因为不懂中文，这两个美国人几经周折，才见到了古耕虞。
　　22岁的古耕虞风度翩翩，用一口纯正的英语，将猪鬃的货源、加工、经营、出口情况，向两位客人做了详尽的介绍。两位美国人没想到虎牌猪鬃的主人如此年轻又如此具有才识，高兴得直竖大拇指，连声称赞：“中国人，了不起！”
　　几次交往之后，双方都有了更深的了解，2位美国人才悄悄对古耕虞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能不经过英国洋行，直接从古青记进口虎牌猪鬃。古耕虞心中大喜，直接出口猪鬃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他脸上却不露声色。经过进一步的试探，他完全弄清了对方的意图，这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虽然这样做对中美双方都有利，但对英国洋行可就大大不利了，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
　　2位美国人也深知这一点，他们显得比古耕虞还要着急。
　　美国人越急，古耕虞就越是表现得若无其事。他白天照样做生意，照样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两位美国人，可到了晚上，他总是坐在灯下，埋头研究有关资料，苦苦思索对策，直到深夜。一天晚上，他在脱衣服准备睡觉时，猛然一个念头跳了出来，他眼前一亮，大脑紧张地沿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手上的动作却僵住了，他的夫人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吃了一惊，幸亏这时古耕虞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夫人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古耕虞约来了两位美国人，平静地把自己想到的办法告诉他们。两位美国人连声叫好，认为只要他们双方不对英国洋行泄露秘密，这个计划就万无一失。双方当场签订了一项秘密合同。
　　就是这一项秘密合同，成为古耕虞事业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古耕虞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几天之后，古耕虞就开始发运第一批直接销往美国的虎牌猪鬃。这一回，他没有使用古青记的装船标志，而是用两个并无意义的英文字母“LT”作为标志，装船人也用了别的化名。与此同时，他仍然以一部分猪鬃卖给英国洋行，以掩盖他与美国公司的秘密交易。但是，大量猪鬃运销美国后，卖给英国洋行的猪鬃便越来越少了。英国洋行询问原因，古耕虞总是拖着不答复；实在拖不过去了，就推说货源不足。
　　终于有一天，虎牌猪鬃垄断了美国的主要猪鬃市场。古耕虞料定英国洋行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便完全停止了与英国洋行的交易，实现了古青记猪鬃全部直接出口的夙愿。英国洋行如梦初醒，急忙探听真相，才发现古耕虞这只中国“虎”已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不是他们所能打击得了的，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古耕虞成为中国第一个猪鬃出口大王！
　　古耕虞的成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猪鬃生意的巨大利润，也就不断有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这一行业。1934年，有银行背景的朱文熊来到重庆。他以为自己有从事国际贸易的经验，又有当时最大的银行作后台，完全有把握同古耕虞唱一出对台戏，就投资500万元，成立了一家合中公司。
合中公司开张后，朱文熊就亲自登门找到古耕虞，要古耕虞将虎牌猪鬃全部交给他，由他负责出口交易。古耕虞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条件，他强压下心中的不快，委婉地谢绝了朱文熊的建议。朱文熊也很不高兴。他认定商业竞争的规律是“大鱼吃小鱼”，他的年纪比古耕虞大，资本比古耕虞多，经验比古耕虞丰富，后台比古耕虞硬，合中公司理所当然是条“大鱼”，现在他这条“大鱼”情愿与古青记这样的“小鱼”合作，古耕虞居然不识抬举，岂不是自取灭亡？
　　朱文熊决心要给古耕虞点厉害看看。他连夜炮制出合中公司高价收购猪鬃的广告，第二天消息就传遍了重庆。商人们唯利是图，当然纷纷将猪鬃卖给合中公司。古耕虞明知朱文熊这一招是冲着他来的，目的就是断绝古青记的猪鬃货源。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指使别人将一些次品猪鬃卖给朱文熊。自己则一头扎进猪鬃清洗房里，亲自狠抓虎牌猪鬃的质量。
　　古家经营猪鬃生意已有3代历史，收罗了不少技术人才，也积累了丰富的加工经验，提高产品质量很有一套，所以才能保持虎牌猪鬃生意的久盛不衰。朱文熊依仗的是财大气粗，一时间哪里能聚集起过硬的技术力量？加上他收购的猪鬃原料中就混有大量次品，所以几千箱猪鬃运到英国后，根本没有人买。朱文熊不甘心，又以高薪招聘技术人员提高质量，并改用“飞虎”牌商标。会“飞”的虎当然要比一般的虎更强！朱文熊向伦敦的货主拍胸脯担保说，他的飞虎牌猪鬃质量一定比古耕虞的虎牌猪鬃更好！
　　古耕虞在猪鬃市场上闯荡多年，消息十分灵通，对朱文熊的所作所为，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等朱文熊的飞虎牌猪鬃卖出后，他才采取对策，有意在伦敦市场上降低虎牌猪鬃的价格。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英国商人不是呆子，一比较就看出，事实根本不是朱文熊宣传的那样，而是虎牌猪鬃的质量高而价格低，飞虎牌猪鬃的质量差而价格高！于是纷纷向朱文熊要求退货退款，并要求赔偿损失。这一来，朱文熊不但名声扫地，而且经济上的损失也大了。
　　朱文熊慌了，连忙请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帮忙，希望英国商人能够让步。然而英国商人不肯吃亏，据理力争，最后只得交给英国鬃商公会仲裁解决。
　　按照规定，应由英国鬃商公会指定一个有声望的鬃商，在听取中国卖方和英国买方代表的意见后，拟出仲裁书，交法院执行。鬃商公会这次指定的仲裁人，恰巧是古耕虞虎牌猪鬃在英国的经营代理人克罗克斯。朱文熊得到这个消息，顿时就惊呆了——克罗克斯当然不会为自己生意上的竞争对手说话，这场官司他朱文熊是输定了！如果真的照英国商人要求的那样退货赔款，他倾家荡产也不够。
　　弄到这个地步，朱文熊也顾不得脸面了，只好请朋友陪他去拜访古耕虞，求古耕虞从中协调，希望能尽量少受点损失。古耕虞故意装作刚刚听说此事的样子，一边对朱文熊深表同情，一边又强调说，英国商人最讲信用，所以也最恨以次充好的欺骗行为，事情恐怕很难办。朱文熊赔着笑脸，苦苦哀求，最后主动表示，只要英国商人同意不退货，他情愿承担一定数额的赔款，如果古耕虞帮忙做到这一点，他今后一定不再在重庆经营猪鬃。
　　古耕虞见打下了朱文熊那不可一世的气焰，也达到了把合中公司赶出四川的目的，就答应去试试看。送走了朱文熊，他立刻给克罗克斯打电报，请他从中调解，妥善处理这桩仲裁案，尽量做到只赔款不退货。克罗克斯同意了。不久，仲裁结果传到重庆，正是朱文熊所希望的只赔款不退货。
　　朱文熊赔了夫人又折兵，办完手续，就悄悄地摘下了合中公司的牌子，灰溜溜地离开了重庆。古耕虞这条“小鱼”，居然吃掉了一条“大鱼”！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国内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一向十分敏感的古耕虞，这时更加密切地关注形势的发展。
　　8月12日，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一名船员对古耕虞说了一件怪事：民生公司有艘船从重庆运货到上海，原来还准备再从上海装货运回重庆，可货还没卸完，船长就接到总经理的急电，要他不管货卸没卸完，立即返回重庆！古耕虞马上想到，一定是时局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民生公司的总经理才会采取这种不计损失的做法。当天夜里，古耕虞同重庆的鼎瑞、祥记、和祥三家商号会商，认为中日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爆发，长江航运可能从此中断，而他们这些出口商的商品，都是靠长江航运运到上海才能出口的，以后就有做不下去的危险。他们决定，要抢在大战爆发前，赶紧把存货处理掉。于是几家连夜装箱、装船，并且同银行结算。
　　第二天，日军在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战争全线打响。两天以后，政府宣布封锁江阴，重庆到上海的长江航运被迫中断。古耕虞和朋友们由于动作快，总算减少了一些损失。
　　这时，重庆市场一片混乱，进口货价格猛涨，出口货行情猛跌，连银行都关了门。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抢购物品，商店却纷纷停业，囤积居奇，指望价格涨得更高谋取暴利。8月15日，当局召集重庆工商界各行业代表开会，要求商家在20日恢复营业；并决定由当时的4家大银行发放一笔贷款。事关重大，会场上的气氛一直十分紧张。许多商界知名人士都愁眉苦脸，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才好。
　　谁也没有想到，年纪只有32岁、经商不过10年的古耕虞，却站起来侃侃而谈。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指出战争才刚刚开始，如果长期中断出口，必然导致国家外汇短缺，甚至可能没有外汇向外国购买军火。因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海关登陆”。海关是管海的，日本人从东方进攻，中国的海口很可能会被日军控制，所以海关应该转移到陆地上来管出口工作；第二，组成长途汽车队，利用重庆到昆明的军用公路，运输出口物资，经越南的海防市转运世界各地；第三，恢复出口商与国外商人的通讯联系，并要求军事机关不要扣留和检查商业电报。这几条建议条理清楚，既有利抗战，也有利维持出口经营，得到参加会议者的一致拥护。
　　第二天，古耕虞向当地更高层申诉了他的上述意见，最后，海关登陆和陆路运输出口物资两条，很快都实现了。
　　当时重庆市场上猪鬃的价格已由每担900元猛跌到380元，古耕虞果断地将所有猪鬃全部收购下来。他知道，在战争爆发后，猪鬃将成为重要的军用物资，油漆军舰、飞机及各种军车，清刷大炮的炮筒等，都离不开猪鬃。中国是国际市场上最重要的猪鬃出口国，一旦中国出口受阻，国际市场上猪鬃价格必定上涨。只要有办法把猪鬃运出去，就一定能赚大钱。古耕虞率先利用公路试运出口物资到越南，结果很顺利。在抗战期间，古耕虞的虎牌猪鬃出口量达到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几乎垄断了世界猪鬃市场。
　　古耕虞不但成了百万富翁，而且坐稳了“猪鬃大王”这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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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1 PM

39.石油大王麦卡锡

20世纪初，美国得克萨斯州成了一片热土。一个名叫托尼·卢卡斯的澳大利亚冒险家在那大片的盐碱地下钻出了又黑又稠的石油。很快，大批的美国人蜂拥到那里，搭起木棚，架起帐篷，争先恐后地在租来的盐碱地上押注，钻探石油。这样的人，当时被人们称为找石油者。
　　由于当时钻井设备很陈旧，技术落后，大多数的人很快蚀光了老本，卷起铺盖溜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撞上了好运，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格伦·麦卡锡就是其中最出色、最有名的一个。
　　怎么来讲述这位找石油大王的故事呢？麦卡锡，高大的身材，粗鲁的相貌，性格怪异，一个豪爽的人，冒险家，赌徒，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看来，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很久以前，爱尔兰科克郡的青年彼得·麦卡锡带着新婚妻子和发财的梦想远渡重洋，来到北美洲新大陆，那时候，人们都说那里遍地是黄金。
　　最终麦卡锡夫妇没能发得了大财。他们在美国一共生了8个孩子，这8个孩子长大以后也没能实现他们父母当年的梦想。但是他们中的威廉·麦卡锡，娶了一个英裔姑娘，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格伦·赫伯特·麦卡锡，后来却成了得克萨斯州最有名的大富豪之一。
　　少年时代的麦卡锡，体格魁梧，喜好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他从小头脑就很聪明，特别喜欢找人打赌。14岁那年，有一次，他为了得到两只汉堡包，用一枚硬币跟一个卖汽水的人赌正反面，结果他赢了10美分，买了汉堡包。
　　还有更神的事儿。有一回，长大了的麦卡锡跟他新婚的妻子口袋里总共只剩下2美元，日子没法过下去了。一般的人该想如何精打细算地花掉这2美元，或者在盘算去借钱。可是他把2美元押在希望不大的赛马上，结果居然中了奖，赢了一笔钱，够他和妻子几个月的生活开支。他喜欢掷骰子赌博，最多的一次赢了2.8万美元，他还一点儿不奇怪，对别人说：“当然是我赢，因为我正需要这笔钱嘛。”
　　当大批的人蜂拥到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的时候，麦卡锡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就在油田里工作。麦卡锡从小在油田长大。在那里卖水，看别人干活。小麦卡锡非常喜欢和那些找石油的人泡在一起，那都是一些特殊的人物。他们通常性格倔强，肯吃苦，跟大都市里的人合不来。他们喜欢跟命运赌博，不知道自己是否一夜之间就成为百万富翁呢，还是一辈子都在白干活儿。酗酒、斗殴、赌博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在小麦卡锡眼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传奇的故事和不平凡的经历。但是，不久，麦卡锡告别了油田和他喜爱的人们，随父亲迁入休斯敦市定居。
　　麦卡锡在城市里给一家石油公司做油泵管理员。他反应敏捷，给公司创造了赚钱机会。比如一年冬天，麦卡锡看看寒冬即将来临，就劝经理提前储备了一批防冻剂，果然没几天气温陡降，寒潮袭来了。附近几英里只有他们这个油站有防冻剂出售，排队的顾客整整排了一个街区。
　　不久，麦卡锡拥有了自己的油站，井且又把它扩大为两座。
　　麦卡锡在医科学校读过书，有比较不错的基础，他的父亲那时候极力主张他去读书进修，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因为这是个稳定的职业，收入也较高。可是麦卡锡并不想去当什么医生，他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一条找石油的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油泵的声音仿佛在他的耳边日夜轰鸣，石油在他的血管里汩汩地流淌。
　　麦卡锡是一个不甘心过平淡无味日子的人，这就注定了他必定成为找石油者中的佼佼者。他很快卖掉了一座油站，用这笔钱作为他找石油的第一笔赌本。他买来了一部用钢丝系在一起的钻井设备和一些工具，租下在博蒙特市不远的一块地皮，作过祷告后，开始钻探。
　　钻了6个月后，希望落空了，他钻的是一口干井。麦卡锡随即又租了一套较好的钻井设备，在休斯敦附近的一块土地上继续下他的赌注。
　　这也是一口干井，希望再次落空。
　　他换了块地方，结果还是干井。那时候已是1933年，美国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大多数的找石油者都已家破人亡，或者退出了这个行业。有人劝麦卡锡放弃钻探，回去做他的防冻剂生意。
　　在这关键的时候，格伦·麦卡锡不仅没有打退堂鼓，反而卖掉了他的另一座油站，押上了老本，开始钻探他的第四口井。
　　这回出油了。又黑又稠的石油汩汩而出，溅满了他和工人们的全身。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狂喜和激动。这口井让他赚了70万美元。
　　麦卡锡立刻用70万美元买下了一幢房子，再贷款买来100万美元的新钻探设备，又借款70万美元租用了一块更大的地方，雇佣了大批人马，继续他的事业。
　　也许是步子迈得太大了。这一回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口井失火，烧了好几天才被控制住；又有一口井井架倒塌，他损失了一大笔钱。
　　这样，刚刚初享成功喜悦的他，又变得一文不名，还欠下200万美元的债务。
　　他的头发开始变白变稀，唇上蓄的小胡子也不见了，在这样的处境下，他告别了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开始步入成熟的、理性的中年时期。
　　麦卡锡开始认真地研究地质。他把办公室设在休斯敦市区，整个房间里铺满了各种地图和地质图表。他总结出，盐碱地下都应该有石油，问题是得掌握深钻的技术。可是身无分文的他哪里还会有钱来购买先进的深钻设备和技术呢？
　　找石油是个冒险的工作，然而机遇往往会伴着冒险而来。正当麦卡锡一筹莫展之际，时来运转了。
　　从明尼苏达州来了一个有钱人，他聘用一位地质学家，替他主持钻探石油。麦卡锡成了这个钻井队的承包人。他们架起井机，开始钻探。一直钻到9000英尺以下，还是一无所获。那有钱人看看没指望，就放弃了钻探，回家去了。经验丰富的麦卡锡从钻头上嗅出了石油味。这时候，只要付上一点点象征性的钱，他就完全可以从那个有钱人手上接过这口井，然后独占这笔财富，这样他至少能赚1000万美元。可是他没这么做，而是打电话把实情告诉了那个有钱人。
　　几天以后，油井终于出油了。那个有钱人感激万分，他们共同发了大财。麦卡锡在一年之内还清了旧债。
　　也许，这个机遇就是麦卡锡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
　　他的嗅觉变得格外灵敏。鼻子嗅到哪里，哪里就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他的钻井比一般人的都深，设备也很先进，他前后总共开发了38处油田。尽管那时候石油的每桶售价很低，他还是赚足了钱，成为众人瞩目的大富翁。
为了巩固庞大的事业，他在自己的油田旁建了炼油厂，又投资了一笔数额巨大的钱办了一座化工厂，生产石油副产品。几乎可以肯定，在一段时间里，格伦·麦卡锡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麦卡锡开始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乐善好施，给各种慈善事业捐了一大笔钱，用他的钱帮助一些遇卜困难的人。与许多吝啬的富翁相反，他喜欢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舒适的生活享受和其它风险事业的投资上去。
　　首先，他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在休斯敦市中心建造了在当时很高的建筑——22层的谢尔大厦；接着，他买下了附近地区的一批报馆；买下了休斯敦的一家广播电台和一家银行；他甚至买下了东部航空公司的大量股票，当上了这家公司的董事。
　　他大笔大笔地花着手中的钞票。
　　不久，他买下了一座大农场。大得乘小飞机穿过这片农场需要1个小时的航程。在那里，他修建了一座属于他私人的机场，可供多种飞机降落。离机场4英里的地方，就是他的豪华别墅。
　　平时，他喜欢在农场草原上一边开着吉普车飞驰，一边打猎。他在他的湖里养了很多的鱼供他闲暇的时候垂钓。
　　麦卡锡前后买了好几架飞机。1949年，他居然买下了一架波音同温层客机，在当时这可称得上最豪华的私人飞机了。
　　麦卡锡还喜欢建造饭店。他建造的最著名的饭店要数“酢浆草”——一座以爱尔兰国花命名的超级饭店。他选的是离休斯敦市中心较远的一块地皮。人们说他把饭店盖在离中心这么远的地方简直是发疯。可是他丝毫不理会别人的指责，他认为所有休斯敦的人都会向他靠拢。于是饭店开始动工，3年以后建成。
　　这座饭店在当时真可算是美国最豪华的饭店。麦卡锡用了63种浓淡不同的绿色来装饰它。夜里绿色的水银灯把饭店的四周照亮，连服务台用的都是绿墨水钢笔。他打算用大片草皮铺地，当时一家草皮公司因为存货不多，不肯全部出手，麦卡锡干脆把那家公司买了下来。饭店里有大游泳池，有能容纳近2000人的舞厅，舞厅用了进口红木和玫瑰红大理石来装饰，请了大批当时最著名的演员来表演。他花费100多万美元的巨资举办一次公开的夜宴，邀请了4000多位宾客，真称得上盛况空前，极其奢华。
　　麦卡锡还凭着一时的心血来潮，想进入电影界，做电影公司的老板，他先后投资拍摄了一些电影。
　　麦卡锡极爱出风头。他派一架飞机参加航空比赛。飞机起火失事。他又花巨资派了3架飞机参赛，结果包揽了第一、第二名，尽管这花费了他数十万美元，但他的名字随即传遍了美国。
　　有一年的美国国庆日，他的“酢浆草”饭店举办了大型的焰火晚会。饭店前面涌满了40万观众观看焰火。市长都拿他没办法。第二天，各家报纸都整版地登出了新闻报道。
　　他的照片还作为封面登在《时代》杂志上。有人称麦卡锡为休斯敦第一公民。
　　他出资购买埃及国家的石油开采权；扬言要在危地马拉开一个大赌场；在飞往秘鲁的飞机上辱骂一名医生；筹划改造好莱坞……各种奇闻逸事，使他成为新闻界追踪的目标。而他却不管外界怎么评价，依旧活得自由自在。
　　用一句话可以总结他的个性：格伦·麦卡锡是一个只对自己负责的人。
　　一个不懂得怎样握紧自己钱袋的人，又不思考如何赚取更多的钱的人，是注定要走下坡路，甚至彻底失败的。
　　当时政府颁布了一条阻止石油收购价格下跌的法令，这样出售石油就保持在较高的价位上。而购买者是不愿收购这么贵的石油的，石油卖不出去，这使麦卡锡的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
　　最初让外界感觉到这位风云人物的事业开始滑坡的，是麦卡锡用未开采出来的石油作为抵押，向保险公司借了5000万美元的债。
　　问题不仅出在石油商的利润减少。麦卡锡花巨资建造的化工厂一直都在亏本。“酢浆草”饭店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投资效果。
　　麦卡锡又向政府的一个金融机构提出了贷款7000万美元的请求。后来，他开始变卖一些资产，包括在休斯敦市中心的那座22层的谢尔大厦。
　　由于他无力偿还保险公司的贷款，保险公司开始接收麦卡锡石油公司和饭店资产的管理权。他的那家化工厂也终于倒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终于卖掉了“酢浆草”饭店。他的手中只剩下住宅、报馆、广播电台和其它一些资产，但很快这些东西也—一从他手中失去。
　　这时候，如果麦卡锡愿意与人合伙，便可以抵挡这次危机。当时，美国辛克莱石油公司的业主哈里·辛克莱肯出1亿美元收购格伦·麦卡锡的资产，再给他5000万美元还清债务，但性格怪异的麦卡锡不愿这样，因为他只想单干。他还想冒险。
　　麦卡锡打算在华尔街上市销售他公司的1000万美元的股票，以便筹集资金。可是达拉斯的一个企业集团称麦卡锡欠他们250万美元化工设备，这使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立即撤销了批准麦卡锡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麦卡锡只有另找出路。一年以后，他来到玻利维亚做石油生意。他向玻利维亚政府租借了大片的土地，重操旧业，开始钻探油井。可是他租借的那片土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丛林，运油卡车难以通行，除非铺设一条输油管道，而这又需要大笔的资金。麦卡锡手里再没有这样一笔钱了，他只好打道回府。
　　麦卡锡公司彻底地衰败了。麦卡锡卖掉了最后一个石油企业，告别了他亿万富翁的生活。
　　如今，年轻人的印象中已不再有这样一位石油大王，但格伦·麦卡锡的故事却一直被老一辈的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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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1 PM

40.“中国佬”鲁斯

美国的《时代》周刊，是世界闻名的杂志之一，前几年它的封面上，曾刊登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肖像。时代公司的老板兼总编辑亨利·鲁斯，在美国也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时代公司坐落在纽约大公司大银行集中的曼哈顿。在一座价值上亿美元的摩天大楼的第34层，鲁斯拥有一间雅静的办公室。室内最抢眼的是一幅整面墙壁大小的世界地图。除了《时代》周刊，鲁斯还创办了《生活》、《体育画报》、《建筑论坛》、《屋与家》等杂志，这些杂志在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发行总数上亿份。
　　身为一个资本家，鲁斯与众不同的是，与他同一时代的美国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人能像他一样，靠笔耕创造出这样庞大的个人财富。除了上述期刊杂志，时代公司还拥有邮购书籍的部门、5家广播电台、6家电视台；好几家造纸厂、林地、油田以及各种各类不动产。
　　鲁斯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是，他在美国没有家乡。人们见面时会问：“你是哪里人？”一般情况下的回答总不外乎说或是加州，或是内华达州、华盛顿州什么模??乘沟幕卮鹑词牵骸拔业募蚁缡侵泄?牡侵荨！甭乘够仆贩⒗堆壑榇蟊亲樱?坏阒泄??骋裁挥校?趺椿崾侵泄?四兀空饣沟么勇乘沟募沂浪灯稹??
　　鲁斯的父母是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传教士。他的父亲温斯特牧师，毕业于耶鲁大学。而他的先祖则是英国的移民。温斯特牧师于19世纪末来到中国山东登州（1913年以前旧地名），在一所基督教学院里教授物理。温斯特在学校爱上了女青年会的伊丽莎白，结婚后生下了鲁斯。鲁斯的童年是在中国山东度过的，所以他称自己是个“中国佬”。
　　山东半岛伸入黄海中，登州这个古老的港口就位于它的海角上。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百姓善良。温斯特说服了好多美国长老会教友，出钱支持办了两所大学、鲁斯就出生在教会所在的泥砖墙之后，由一位名叫马提尔的牧师为他施了洗礼。根据当地习俗，外国人要起一个中国名字，鲁斯的中国名字叫鲁少义。他在会说英语之前，已跟着一个中国奶妈学会了中国话。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鲁斯随家人逃到烟台难民营里，尔后又逃到韩国汉城。后来，八国联军以平定义和团为借口，大举侵犯中国，直扑北京。鲁斯一家又乘船返回登州，在潍县住了下来。
　　鲁斯自幼就非常聪明，下国际象棋时，大人们常常会输给他。他是一份男孩杂志《圣尼古拉斯》的忠实读者，10岁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这家杂志说：“亲爱的圣尼古拉斯：我是一个住在中国的男孩，家在潍县近郊，在一个大约两条街那么长、围有围墙的大住宅区里。这里住有8户人家，1所男女生兼收的学校、1所学院、1座大教堂和两家医院……”
　　鲁斯家所住的地方围有12英尺高的围墙，教士们在几乎与外界隔绝而经济又不宽裕的情况下，自己找些娱乐消遣。只要有一点什么才能，人人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这里有人演过话剧和音乐剧，鲁斯的父亲上台拉小提琴，他的妈妈就弹钢琴伴奏。鲁斯则开始了他新闻事业的首次冒险——办了一份名为《手》的男孩杂志，并且，这份杂志全是出自他一人之手。
　　鲁斯有时跟着父亲到偏僻的乡村去传教，中国农村的风土民情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他常会看见村口路旁有一些石塔，贫民们无力养活的婴儿就被扔弃在石塔上面。几年后，鲁斯回到美国念书，学校里的同学戏喊他“中国佬”，并且取笑他，因为他们误以为他既出生于国外，那就是学校里唯一不具备当美国总统基本条件的人了。鲁斯反驳他们说：“我虽然出生在中国，却是在美国领事馆注册的，跟你们一样，当然也可以当美国总统。中国没有什么不好，我爱中国，也爱中国人……”
　　被同学们称做“中国佬”的鲁斯，冷漠、高傲而勤奋。他略带红色的眉毛已经长得突起，体格也越来越健壮。在学院举行的希腊文考试中，他的得分为全国之冠，这项成绩和荣誉，把校长感动得宣布全校放假一天。
　　鲁斯小时候因做扁桃体手术，落下个结巴的毛病。为了矫正口吃，他勇敢地报名参加辩论比赛，并且赢了两次。他担任校刊《哈区基斯文学月刊》的总编辑，把课余时间几乎全花在了上面。由于他想尽方法拉到一些美国杰出人物的稿子，对学校的活动加以批评、报道，并介绍一些图画的设计和表现手法，使得这份杂志成为全国最生动有趣的校园杂志之一。
　　在毕业班投票选举一些“最”字号同学时，“中国佬”鲁斯的排名如下——最聪明的：第三；最心不在焉的：第四；最具宗教热忱的：第六；最多才多艺的：第六；最不喜欢女人的：第九；最古怪的：第十二；最富活力的：第十二。至于“最可能成功的”这一项，鲁斯竟一票都没有获得。
　　鲁斯中学毕业后，进入了美国著名高等学府耶鲁大学读书。在美国，即使是富人的孩子也不肯依赖家里。鲁斯边读书、边勤工俭学，他兼任的工作是学生餐厅的经理和一个裁缝的委托代理。鲁斯的同班同学海登也同时考进了耶鲁。在中学时，海登是学校新闻周刊的负责人。这次，鲁斯和海登竞争耶鲁大学学生办的刊物《耶鲁新闻》董事会主席，海登得票最多，鲁斯紧随其后名列第二。海登当了主席，而鲁斯则当了编辑。
　　打从中学开始，鲁斯和海登就志同道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俩不得不去军营里接受军训。在军营里他俩下定决心，有朝一日出版一份期刊，把知识和消息广为传播，以开导人们、启发人们。当他们正要开拔去欧洲作战时，战争结束了。回到校园，他俩继续经营《耶鲁新闻》。他们扩大对世界时事的报道，针对时弊发表评论。鲁斯做得更“出格”，以致连海登都抱怨说：“中国佬鲁斯趁我不在，发了篇《小镇的记者》，惹来不少麻烦！”
　　但不管怎么说，鲁斯于1920年毕业时，还是荣获了一枚“菲贝塔卡巴”奖章，并被选为“最聪明的人”。海登也荣获了奖章并被选为“最可能成功的人”。
　　鲁斯和海登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便各奔前程。海登选了纽约的《世界日报》作为施展才华的地方。至于鲁斯，他从《耶鲁新闻》赚的钱里存下了4000元，再加上亲戚给的1000元，他利用这一笔钱，到英国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他在牛津选修的是“十八世纪的欧洲史”。鲁斯把支付上学费用后的积余，都花在寒假和暑假的欧洲各国旅游上面了。他游历了巴尔干各国，还骑自行车巡游了匈牙利和德国。在罗马的一场美国学校的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个来自美国芝加哥、名叫莉拉的女孩。对于莉拉，鲁斯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回忆。1921年，鲁斯回到美国时，只带回换洗衣服、两撇八字胡和20美分。
　　鲁斯找工作的地方，正是莉拉小姐住的芝加哥。他在《每日新闻》找了个记者的职位，周薪16美元。不久，他又前往东部的巴尔的摩，当上了《新闻报》记者，周薪40美元。这时候，他的老同学海登也在巴尔的摩当记者，两个校友又恢复了竞争。由于同是记者，他们总是相互比赛，看谁发表在第一版的报道多，海登总是稍微领先。他俩既相互竞争又结成了联盟，闲聊时拟订了一份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海登给杂志起名为《事实》；鲁斯搭乘地铁上班时，突然来了灵感，想起了“时代”二字。第二天他告诉海登，海登同意了。
　　1922年，鲁斯和海登离开巴尔的摩前往纽约。他们在东17街141号一座废弃了的两层楼上，租下一间房间作办公室，创办《时代》周刊。办公室只能容纳两个人，可是他们还是让第三个人挤进来了，此人是耶鲁的同学苏得乐。苏得乐毕业后曾在芝加哥的公交车上卖票，此刻正失业。他俩让他人伙是因为他懂得些广告学。
　　在以后的8个月里，鲁斯和海登都在筹措办刊基金。一些新闻界前辈奉劝他们“别去搞”；筹措资金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几乎跑遍了全美国，从72个投资人那里筹到了8.6万美元。公司搬到了461号印刷贸易大楼顶楼的阁楼上，房子四处透风，条件非常艰苦。苏得乐吃不了苦，终于和鲁斯、海登分手而去。这一年秋天，他们聘请了耶鲁的校友罗尔参加编辑工作。鲁斯和海登都想当主笔，但经营也很重要。谁先当主笔呢？他俩协商掷铜板决定，鲁斯输了，从此陷入烦人的业务之中，直到3年后才换回编辑的座位。
在准备出刊的那几个月里，鲁斯家人除了妹妹还在中国，其他人都在纽约度假。这个运气对鲁斯来说真不赖，因为家里可以提供他免费的食宿。他11岁的弟弟雪顿替他们义务服务，帮忙跑腿。他妹妹伊丽莎白是女子学院毕业生，也为《时代》写了些尝试性的文章，后来又给他们写些书评。
　　1923年12月22日，鲁斯和莉拉小姐结婚了。后来生了两个儿子：亨利三世和彼得伯尔。婚后才发现，两人性格大不相投，做丈夫的准时、严肃得要死，而且不喜欢社交；做太太的则是无忧无虑的马大哈。鲁斯不爱闲聊，但每天下班回家，总是看到莉拉和一群朋友围着茶几聊天。
　　《时代》才创办的几年，获利微乎其微。直到1928年，才有了转机，这一年获利12.6万美元，从这以后，订数和利润直线上升。
　　鲁斯的好伙伴海登，发誓要在33岁之前赚足100万。他终于如愿以偿，在30岁时，属于自己的财产已是百万出点头，但他却没能受用多久。1929年2月，他感染了传染病，在度过31岁生日之后不几天，在医院里与世长辞了。
　　从过去到现在，几十年来，新闻界的人士仍在争论，《时代》的成功，鲁斯和海登谁的功劳最大。这个辩论是没有结果的，他们两人的贡献难分高低。有一位同行说得好：“也许是海登设计了教条，但是鲁斯却建了教堂。”
　　海登的死，使鲁斯非常难过。他捐了一半的钱，其余同事又捐了另一半，为当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新闻》建了新的办事中心，命名为“海登纪念馆”。在纪念馆大门口一方铜牌题了以下的字：“他的天才为新闻事业开创了新的形态”
　　痛失了好伙伴，鲁斯决心把已开创的新闻事业搞得更好，以完成海登的遗愿。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纽约拥有一张日报。海登去世后不久，鲁斯又创办了一份《财富》杂志。鲁斯创办《财富》杂志的目的，是把目光盯向了商业界，他认为美国最优秀的人物都在商业界。他打算把政治、科学、法律、教育和艺术与商业连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赚钱。
　　鲁斯知道光靠自己是办不了大事的，他注意物色选拔了3位像海登那样的奇才，他们是詹姆士·李宁、罗埃·拉森和查尔斯·史迪门。这3个人在广告推销、业务扩展与投资方面很有一套本事。
　　经过拉森的苦心策划，时代公司竟然扩展到广播界，然后是电影界。广播和电影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时代》和《财富》杂志。鲁斯给时代公司写的一句广告词是：“时代在前进！”
　　1935年，时代公司拍摄的一部新闻影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拉森真是乐不可支，因为许多影剧院的老板都争相购买他们的电影拷贝。
　　史迪门看上去矮小而又瘦弱，很少开口说话，但为公司当家理财却是好手。史迪门看中了南方休斯顿存家纸浆厂，就跟鲁斯建议，买了100万纸浆厂的优先股，帮纸浆厂建了一座造纸厂。造纸厂经过专门设计，生产时代公司几家杂志的用纸。这时候，时代公司又办了一份《生活》杂志，公司需要大量的纸张。时代公司为了满足造纸厂的原材料供应，又买下了60万亩林地。
　　鲁斯的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同妻子的关系却越来越差，他们终于分手了。不久他又和一个名叫柯莱尔的女人结了婚。柯莱尔是个剧作家，并且办了一份《浮华世界》杂志，自己担任总编辑。她是新闻、文艺界出名的美人儿，又很有经商和办刊物的才能，她和鲁斯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婚后，柯莱尔开始插手《生活》杂志的事。老板的老婆当老板，可不是时代公司的工作人员高兴的事。当柯莱尔明白工作人员的想法之后，便放手不管了。但是，她的才华却不愁没有出路。3天之内，她就写成了一个戏剧剧本《女人》，演出后获得了成功，欧洲各国竞相演出。她后来写的两部剧本《吻别男孩》和《错误边缘》，也造成了轰动。此外，柯莱尔还写电影脚本，写书，给报纸写专栏。柯莱尔喜欢冒险，她驾驶飞机、带猎犬打猎，还有什么潜水、演戏、书画和雕刻……什么都喜欢试试。
　　《生活》取得了很大成功，它改变了时代公司。鲁斯说，《生活》杂志使得公司“由一个大的小企业变成了一个小的大企业”。到1939年的时候，《生活》杂志的发行量已达到200万份，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朝前飞奔，最后，终于在发行数量和广告数量上，超越了全美的其它杂志。它的读者，占全美国10岁以上人口的20％。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代》杂志便在新出版的一期推出一个新的版面，题名为《世界战争》，并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字眼，这是许多美国人还不能接受的事实。这个新的专栏在大战期间一直保留着，它所刊登的一些战争报道，是新闻同行中最出色的。
　　鲁斯夫人柯莱尔以《生活》杂志通讯员身份，在欧洲四处奔走。当德国侵占丹麦时，她打电报给鲁斯，约他在巴黎和她会合。鲁斯赶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妻子一道住进了美国大使馆。就在当天晚上，德军进行了空袭，炸弹就扔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鲁斯设法弄了一节车厢，和妻子一道前往巴黎。他们临走时都没来得及收拾行李。在巴黎，鲁斯把太太留下，让她继续做前线报道，他自己则乘船回到纽约，把亲身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警告国人，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绝不可以麻痹大意。
　　鲁斯太太在大量采写新闻报道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大战期间，柯莱尔当上了参议员。到了1959年，她又经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名国会通过，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在当时的美国和世界各国，一个妇女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还从来没有过。鲁斯掩饰不住他骄傲的心情，在华盛顿一家豪华旅店里，专门为妻子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功宴，参加的有时代公司的高级职员和著名的政客们。
　　鲁斯陪同妻子去罗马上任。为了能在罗马经营时代公司的业务，同时又不使大使馆和公司的职员感到尴尬，鲁斯在大使馆附近租了房屋办公。为了使鲁斯夫人更好地完成大使使命，美国外交部特地任命鲁斯为荣誉大使。
　　柯莱尔51岁生日那天，从纽约的丈夫那儿，收到了一封神秘兮兮的电报：“祝我的玫瑰夫人生日快乐”。等这位女大使走进私用的客厅里时，客厅里已经装饰了一幅她的全身画像。她穿着绿色的中国旗袍，衬着玫瑰色的背景。鲁斯对妻子一往情深。在柯莱尔后来担任驻巴西和玻利维亚大使时，鲁斯一直协助妻子工作。这对夫妇，一个是出版家，一个是女政治家，在公共场合里，彼此说话的语气，拘束得就像机关里的同事一般。但是，他俩的个性都很强烈，私下里经常抬杠是难免的。经过许多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
　　1958年，鲁斯断断续续地害起胸痛的毛病，经医生诊断，他患的是狭心病。在他患心脏病之后，他便开始物色接班人。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董诺凡的年轻人。董诺凡毕业于牛津大学，在时代公司的《财富》杂志从作家做起，一直做到公司的编辑指导，地位仅次于鲁斯，年薪10万美元。鲁斯提拔他为公司总主笔，自己则退居二线，担任荣誉职务“编辑主席”。
　　1967年2月28日凌晨3点，鲁斯因冠心病去世，享年69岁。整天陪伴着丈夫的柯莱尔泣不成声地告诉大家：“亨利已经去了……”
　　时代公司这个庞大的出版王国的创始人，就这么与世长辞了。时代公司的资产已达到69亿美元。有人说，美国总统掌管着政府的行政大权，而鲁斯的《时代》，却足以左右美国的最高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言下之意是，鲁斯对美国人心影响的深刻，十足凌驾于美国政府之上。难怪约翰逊总统在给鲁斯夫人的电话里说：“整个华盛顿都感到悲哀，因为他真是个杰出的人。”
　　一架公司的飞机把鲁斯的遗体运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当地教堂再把他运往梅普金。根据鲁斯生前的遗愿，他将长眠在那里。而同时，在纽约麦迪逊街，鲁斯曾做过43年礼拜的长老会教堂里，李德牧师为他举行纪念仪式，这一天正是《时代》出刊44周年。大约有800名各界人士来到教堂里，其中有州长、参议员、经济和工业界的领袖们、出版家、作家、教育家和学者。而1200名公司员工，则聚在时代公司大厦的接待室和礼堂里，收看实况转播。
　　同一天，鲁斯遗属前往梅普金参加葬礼。神父安详地告诉鲁斯夫人，订做巨大的大理石十字架，还剩下一半材料，将来可以留给她用。柯莱尔说：“这个主意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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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2 PM

41.米老鼠之父迪斯尼

动画明星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形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风靡世界，经久不衰，深受成人和儿童的喜爱。沃尔特·迪斯尼也被人们称为米老鼠之父。他是有声动画片和彩色动画片的创制者，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后来，他又根据这些可爱的银幕形象设计和创建了迪斯尼乐园，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沃尔特·迪斯尼1901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他的父亲是西班牙移民。1906年，老迪斯尼用全部家产在堪萨斯州东北的马赛林购买了一个小农场，他们全家从此便迁居在那里。在风光秀丽的农场，沃尔特度过了他幸福的童年。
　　沃尔特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哥哥们年纪都大他许多。三哥罗伊比他大8岁，最喜欢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弟。罗伊后来也是沃尔特事业的好伙伴。
　　老迪斯尼对儿子们的要求十分严格，三个大的都成了他的农场工人，和其他雇工一样早出晚归。与沃尔特作伴的只有鸡、鸭、猪、狗。小沃尔特没有玩的，便在草稿纸上画这些小动物。母亲发现了儿子绘画的天赋，给他买了一本画册，沃尔特便整日临摹，越画越好Ｓ幸淮危?晃唤猩嵛榈碌囊缴?粗辛怂?幕???角钱把他的画买去。小沃尔特兴奋不已，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画画挣来的钱。
　　然而，父亲的农场却经营得不妙，先是猪都病死了，农作物又连续两年歉收。老迪斯尼无法兑现给儿子们的工资，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老大和老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老迪斯尼只好卖掉了农场，搬到堪萨斯城居住，为报社搞发行。从此以后，小沃尔特和三哥罗伊就成了报童。那时，沃尔特还是个学生，他们每天早晨4点钟不到就要起床，挨家挨户去送报。下午放学后，还要送一次晚报，常常感到疲惫不堪。罗伊终于也受不了父亲的苛刻要求而离家出走。老迪斯尼成了孤家寡人，脾气变得非常暴躁，他酗酒、发怒、骂人，沃尔特和妹妹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15岁那一年，沃尔特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努力方向。他认为，自己将来有可能靠画画挣钱，当一名画家。便把课余的时间都用在绘画上。他白天上学，晚上到芝加哥画院学画。这是一所私人办的画院，在一位叫卡尔沃茨的教师指导下，沃尔特的绘画技能有了不小的进步。后来又有一位叫勒哥瓦·戈赛特的教师对沃尔特影响也很大，这位先生是为《芝加哥先驱报》画漫画的，他的漫画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幽默感，在他的教导下，沃尔特的绘画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1918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天，罗伊找到沃尔特，告诉他自己已经参了军。沃尔特这一年才17岁，还不到参军年龄，他也想去体验一下战争，便将年龄虚报了1岁，参加了红十字会，当了救护车的驾驶员。可是当他们到了法国后，战争已基本结束。他和几个战友在战场上拾了许多挨了子弹的德军钢盔，卖给那些刚来到法国还没有打过仗的新兵，作为战斗纪念品，发了一笔小财。沃尔特开心得很。
　　战事结束后，沃尔特回到芝加哥，再度拿起画笔，希望在报社谋取一个漫画编辑的职位。但找一个称心的工作并不容易，多次尝试失败后，他只好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这期间，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业余时间还经常光顾电影院，成了好莱坞喜剧明星的崇拜者。这些喜剧片都是作为加映的短片放映，其中也有一些既粗糙又幼稚的动画片，年轻的沃尔特既喜爱这些片子，又感到有点不满足，他自信能创造出比这更出色的东西来。
　　自从有了这想法之后，沃尔特便经常去堪萨斯公共图书馆，他在那里翻阅有关电影动画绘画的书刊。1922年，沃尔特有了一点积蓄，他辞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自筹了1500美元，创办了动画片制作公司。这是他向自己的事业迈出的第一步。
　　公司最初拍摄了两套7分钟的短片，取材于童话故事。上映后，在当地反应很好。沃尔特聘请了2名推销员向全国推销动画片，不料这2人拿了公司的钱逃之夭夭，使沃尔特陷入困境，终于宣告破产。在这之后，沃尔特找了个为环球新闻片公司当特派记者的工作，拍些图片新闻维持生活。
　　1923年夏天，沃尔特从堪萨斯乘火车去洛杉矶，住在靠采矿发家的叔叔罗伯特·迪斯尼家中，他决心从头再来，仍旧拍动画片。叔叔租给他一间车房作工场，他又从三哥那里借得10美元印制信纸信封，公司暂定名为“沃尔特·迪斯尼动画片公司”。他写了许多信给往日曾经联系过的电影公司，希望他们能订购他的动画片。不久，纽约有一家“温克勒电影公司”来了回信，这家公司的主管人温克勒太太曾看过沃尔特拍的片子，十分满意。她在信中订购了《爱丽丝漫游仙境》动画片集，每一集出价1500美元，条件是主角爱丽丝须由她指定的一位6岁的小姑娘弗吉尼亚·戴维斯扮演（这种动画片是由真人扮演和动画合成）。沃尔特接到信后大受鼓舞，当即从叔叔和三哥那儿借来800美元，作为资本投入拍摄。
　　片子拍得相当顺利，没有多久，第一集《爱丽丝在海上生活》完成了。由于沃尔特在制片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整部片子新鲜有趣，温克勒太太看后十分满意，很快将1500美元汇给沃尔特，并连续订购6集。
　　从此以后，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片产量不断增加，售价也从1500美元提高到3000美元。沃尔特全力制片，三哥罗伊主管财务，迪斯尼公司的业务开始蒸蒸日上。但兄弟俩仍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用于发展。
　　1925年，罗伊成了家，沃尔特开始独自生活。他这人不会理家，既不会做饭，也不会收拾，单身汉的日子很不好过。到了下半年，沃尔特也成了家。他的妻子莉莲·本茨来自爱达荷州的刘易斯顿，在迪斯尼公司当一名绘图员。
　　在制作《爱丽丝漫游仙境》之初，沃尔特聘请了一位不太著名的动画片画家尤布·伊沃克斯来作助手，这个人曾经与他合作过，目前的处境也正困难。尤布·伊沃克斯对动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尤其善于领会沃尔特的意图，并且用动画来表现，这对沃尔特来说是最为难得的。
　　温克勒太太后来又再婚，婚后不再管公司生意上的事，全都交给她的新婚丈夫查尔斯·明茨。这个人可不像温克勒太太那样做事干脆，是个很吝啬的家伙，每次付款都拖拖拉拉，从来不肯按时付清。这给沃尔特制片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后来沃尔特终于无法忍受了，他毫不客气地写信告诉明茨：如果他再不恪守合同，他们的合作只好到此为止了。
　　在拍完6集以后，扮演主角的女童弗吉尼亚的父母受好莱坞其他制片人的诱惑，认为他们的女儿可以成为大明星，拒绝与沃尔特续签合同。沃尔特重新招聘的一个小女孩缺乏弗吉尼亚的那种天真和热情，显然不行。《爱丽丝》系列片无法再继续拍下去。
　　1926年秋，温克勒太太和她的丈夫一同来到沃尔特的公司，她劝沃尔特重新创造一个动画片的角色。沃尔特随手画了一只兔子，狡黠地龇着牙，样子很讨人喜欢。温克勒太太十分满意，她和她的丈夫给兔子起了个名字叫奥斯瓦尔德。他们与沃尔特重新签订了合同，并预付2000美元。
　　沃尔特把他的设想跟尤布谈后，两人倾注全部精力和热情，开始了《幸运的兔子奥斯瓦尔德》的设计制作。尤布干得很出色，他把奥斯瓦尔德画成一个胖乎乎的古怪的野兔模样，穿着很不合身的背带裤，仿佛一副蠢相，实则狡猾伶俐。经过多次改进后，片子获得了众多电影租片商的好评，上映后，引起了轰动；兔子奥斯瓦尔德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大明星，商人们纷纷向影片公司申请在商品上使用奥斯瓦尔德的名字和形象。它的尊容被印在糖果盒上；小学生们的上衣领上也别着奥斯瓦尔德的徽章。不过，沃尔特竟没有想到这份利益应是属于他的，他只觉得这是为他的影片做广告而心满意足。
　　系列片一集接一集地拍出来，明茨也老老实实地按期付款了。沃尔特和罗伊有了钱，日子开始富裕起来。兄弟俩在制片厂附近买了两块地皮，各花了7000美元给自己盖了房子。
　　沃尔特为了感谢尤布对他的帮助，将每周的工资提高到120美元，并经罗伊同意，给了他一定数额的股份，这样，尤布每年都可以从公司的利润中分到一份红利。沃尔特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竟救了他们兄弟。
　　原来这时候，一个由影片商明茨策划的阴谋正在进行之中：明茨派他的内弟乔治·温克勒暗中与尤布接触，提出一项建议：如果他参加明茨组织的一项新事业，他的工资将为目前的两倍。乔治告诉他，新组织不会有损于沃尔特的业务；并说他们最终也会邀请沃尔特兄弟参加。他还向尤布透露：沃尔特手下的好几位动画片画家已接受建议，都准备转入新厂。这对经济一直不宽裕的尤布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诱惑，他说，他还要再考虑考虑。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明茨这样做是冲着沃尔特兄弟来的，说不会有损于迪斯尼公司是假话。尽管尤布对沃尔特也有不满，但要他立即背叛，他觉得情面上还有些说不过去。
　　现在沃尔特主动提高了他的待遇，使尤布既感激又惭愧。他立刻打电话给乔治，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将明茨的阴谋告诉沃尔特。不料沃尔特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沃尔特的天真使得尤布又吃惊又生气。
　　此后，当沃尔特和他的妻子莉莲到纽约与明茨谈判续订新合同时，明茨在价格上表现了强硬的态度。沃尔特说，为了进一步提高系列片的质量，他投入的成本相当高，他提出每部片子的价格为2500美元。但明茨说只能给1800美元，再也不能高了。双方相持不下。到最后，明茨摊牌了，他说：“干不干由你。沃尔特，我劝你别犯傻了，奥斯瓦尔德是属于我和环球公司的，是我们想出来的！而且，我可以把你的公司整个儿夺过来，你不知道你的制片厂里发生了什么事吗？”说着，他拿起电话，“你往厂里打吧，问问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问问你的画家们都在为谁干活。小伙子，他们全归我啦。他们都跟我签了合同！”
　　沃尔特仍不相信有这回事。他气愤地回到饭店，跟罗伊通了电话。过了一会儿，罗伊回电话证明明茨并不是胡说，除了尤布和另外两位动画片画家，其余的人都跟明茨签了约。这对沃尔特来说是个可怕的打击。正当他不知所措时，明茨的妻子温克勒太太也打来了电话，她说她的丈夫还有一个新的建议，希望沃尔特去听一听，慎重地考虑他们的合作。明茨的新建议是什么呢？他不仅要拥有《幸运的兔子奥斯瓦尔德》的全部版权，还要插手迪斯尼制片厂的全部业务，等于把制片厂吞并过来，让沃尔特和他的助手们为他干活。
　　发行商的两面三刀、背信弃义激怒了沃尔特，而曾经与他共患难的一些动画片画家的集体叛变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终于下定决心。几天后，他突然闯进查尔斯·明茨的办公室，把一枚兔子奥斯瓦尔德的证章扔在这位租片人的桌上，说：“给，你可以拿到这个小崽子了，它全是你的了。我现在宣布放弃我的权利，再也不去想它了——祝你走运！”
　　明茨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叫起来：“可你不能这么干。你合同上还有3部系列片没有完成呢，不管你怎么说，你都得画完它！”
　　“我不画，”沃尔特说，“你把画家全偷走了，你让他们给你画去吧。”
　　明茨还想好言相劝，沃尔特再也不理会他了，掉头而去，返回加利福尼亚。
　　回到家，罗伊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你知道咱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没有了画家，没有构思，更没有钱。我们还能干什么？”
　　沃尔特说：“你放心，我们不是还有三位画家吗？构思我已经有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大耳朵的老鼠，“请他当未来的主角，怎么样？”
　　罗伊看了看，承认这只老鼠很可爱，他们给老鼠起了个名叫米奇。沃尔特说，几年前他在堪萨斯城最艰难的时候，有一只小老鼠经常爬到他的书桌上，他总是喂它一点干酪。小老鼠很驯良，也很赖皮，它每次吃光干酪后，就在沃尔特的手心里蜷成一团安睡。他担心它养成了吃干酪的毛病，以后当他没有干酪喂它的时候，它便会去吃人家放在老鼠夹子上的干酪，于是把这只小老鼠带到树林里放掉了。
尤布·伊沃克斯也很欣赏这只叫米奇的老鼠，他认为它的表情有点像沃尔特本人。现在，迪斯尼制片公司一共只有5个人了。对于那些叛变的画家，沃尔特采取了报复手段：他和他们还有4个星期的合同，他逼迫他们不分日夜地干活，直至完成奥斯瓦尔德系列片的最后3部片子方可走人。罗伊尖刻地对画家们说：“为了得到你们的新老板欢心，最好是干得认真一点，否则他会把你们赶到大街上去的。”
　　与此同时，沃尔特和尤布抓紧时间进行米老鼠的设计。为了防止这个新角色再次被窃，他们避开那些画家们，躲到沃尔特家后面的一个车库里工作，不走漏一点风声。他们的设想是：米老鼠的性格应该是对弱者同情，对强者却很淘气，好打抱不平，不自量力，急躁而且粗心……
　　性格塑造基本完成后，他们就想，怎样将这个小淘气介绍给观众呢？当时，报纸上全是查尔斯·林白首次单人驾机飞越大西洋的事迹，谈论得很热火。沃尔特和尤布不约而同地想到，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沃尔特草拟了一部叫《疯狂的飞机》的电影脚本，尤布立即着手绘制草图。尤布的确是个天才，他很快就按照剧本的内容搞出了雏形，沃尔特看后非常满意。
　　他们开始动手干了。首先要把每一个动作分解成许多个画面，画在胶片上。一部500英尺长的动画片需要1.44万多个画面，尤布一天就能画600张。然后，当画家们下班之后，他们把胶片拿到制片厂，用夜间时间拍摄。拍完后，把那里打扫干净，不留一点痕迹。
　　1928年5月，从未露过面的米老鼠在好莱坞一家电影院秘密预演，观众反应不错，租片人也都很欣赏。但是，因为一部片子的制作费高达2500美元，价格也相对较高，租片商们似乎都在观望，没有人订货，他们大概希望沃尔特能把价格再压低一些。
　　当时，有声电影刚出现，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已经轰动纽约。电影行业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电影院的老板们都纷纷嚷着要有声影片。好莱坞的制片人都拼命地给自己的最新之作配上音乐、音响效果和对白。沃尔特也在考虑是否应该给米老鼠配上音响。
　　这是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他们做了许多试验，想用省钱的办法自己配音，但多次试验都失败了。事实证明，把音响录在唱盘上同步播放是行不通的，播放节奏稍有差错都会闹出洋相。后来，沃尔特找到一个叫帕特·鲍尔斯的人，这人似乎很有办法，他知道沃尔特需要的是什么，而且，他拍着胸脯说，只要沃尔特把片子交给他，他保准能让他满意。这个鲍尔斯名声很不好，在好莱坞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骗子，他曾说服卡尔·莱默尔让他当环球影片公司的合伙人，然后将那位精明强干的人物骗得一无所有。
　　鲍尔斯几乎也弄得沃尔特倾家荡产，但最后总算达到了一个理想的配音效果。1928年11月18日，米老鼠系列的第三部片子《威利号汽船》在殖民地剧场首映，反响极为强烈。第二天的报纸上，影评家们对这部动画片赞不绝口，称它是“天衣无缝的同步之作”、“一部富有娱乐性的精巧之作”。
　　苦尽甘来，沃尔特·迪斯尼的大作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一来，所有的租片商和全美国的各大电影院几乎无一例外地派来代表到沃尔特在纽约的住处洽谈，希望提供资金并与他合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连曾经从他那儿强取去兔子奥斯瓦尔德又偷走动画片画家的查尔斯·明茨也出现了，他厚颜无耻地对沃尔特说：“参加我们吧，我们给你摄影棚，给你需要的一切支持。只要你把米老鼠转交给环球公司，利润可以从优。我们甚至还可以还给你那些动画片画家。要是你还想要他们的话，他们一直在等着回去为你工作。”
　　沃尔特忍不住说：“就是他们跪着来求我，我也不要他们。”他同时拒绝了明茨的建议。米老鼠是他沃尔特的孩子，只属于他一个人，任何人别想染指。
　　事后，鲍尔斯对沃尔特说：“干得好，沃尔特，我很高兴你拒绝他们，这表明你是独立的。只能这样对付那些流氓！”紧接着，这个骗子也给沃尔特一个“真正的建议”：他塞给他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提出让他来作为米老鼠的代理发行人。
　　沃尔特因为配音获得成功，对鲍尔斯是怀着感激之情的。尽管有许多人告诉他鲍尔斯是个不可信赖的家伙，他依然对这人抱有好感。沃尔特毕竟还太年轻，他轻率地与鲍尔斯签了合同；并在合同中说明，今后拍的动画片都租用鲍尔斯的“电影声”音响设备。
　　之后，米老鼠系列片一部接一部地拍了出来，鲍尔斯大赚特赚，对沃尔特却不肯公开他的账目。实际上，他扣下了约20万美元应该属于沃尔特的收入。最后，沃尔特彻底看清这人的卑鄙嘴脸，与他断绝来往。但他的损失是巨大的。
　　沃尔特的另一重大损失是失去了尤布。公正地说，这件事是沃尔特自己造成的。他一方面需要尤布的支持，在动画片的制作上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依赖于他。但同时，他又像对待一个小伙计那样支使他，责骂他，挑剔他；尤布的脾气虽好，从来没有反抗的表示，但他的眼神中却时常流露出仇恨的目光。实际上，他是在忍受，他当然知道自己的价值。在米老鼠系列动画片的制作过程中，他和沃尔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连莉莲都看出来了，一再劝说丈夫应该对尤布好一点。沃尔特却听不进去，他固执地认为尤布绝不会生他的气，他了解他。当沃尔特与鲍尔斯即将决裂时，鲍尔斯暗中与尤布接触，并签了合同，以周薪300美元的待遇把尤布挖走了。这对沃尔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为此，他大病一场，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暂时停止了米老鼠动画片的生产。
　　在莉莲和医生的劝说下，沃尔特夫妇到各地去旅行，途经古巴和巴拿马运河，然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回来以后，沃尔特的精神基本恢复了。1932年，他又振作起来，重新组建他的绘画班子，制作出迪斯尼公司的第一部彩色有声动画片《花儿与树》，获得了巨大成功。连脱离他的尤布·伊沃克斯都给他写来了贺信。《花儿与树》的成功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沃尔特·迪斯尼在动画片领域的地位，也给他带来极为可观的收入。这部片子当年获得了奥斯卡奖。
　　1933年，沃尔特又拍成了彩色动画片《三只小猪》，同年5月在纽约大会堂举行首映式，盛况不亚于米老鼠系列片。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中，这部片子的主题歌《谁怕大灰狼》成为人人爱唱的歌曲。之后，沃尔特又拍了一些米老鼠题材的动画片，并在其中加入了“唐老鸭”、“普洛托狗”等形象。唐老鸭是一个喋喋不休的抱怨者；普洛托狗则是个专干蠢事的傻瓜。
　　1934年，沃尔特在欧洲旅行时，从巴黎的一位老板那儿得到启示，决定拍一部长动画片。他选中了著名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当时还没有长动画片问世，长片放映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很多人都认为沃尔特这样做是冒险。罗伊更是竭力反对。但沃尔特拿定主意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1937年12月，片子拍出来了，果然又是盛况空前。这部片子被译成各国语言，在全世界放映，盈利比沃尔特预期的要高出10倍。
　　继此之后，沃尔特又先后推出《木偶奇遇记》、《小虎班比》、《幻想曲》等一批优秀的长动画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欧洲市场萎缩，迪斯尼公司的业务也受影响，处于低潮。二战结束后才又重新振兴。
　　战后，沃尔特最大的贡献是在洛杉矶建立了迪斯尼乐园。他这个人有着无穷的想象力，就在他创作米老鼠、唐老鸭、三个小猪、白雪公主等动画片角色时，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座童话乐园，他想象中，那是一个孩子们的世界，不仅有动画片和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建筑和树林，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机，总之，应该充满儿童的乐趣。1955年，乐园建成并启用，那时他就发现，这座乐园并不完全是属于孩子们的，成年人对它同样有极大的兴趣，它成了洛杉矶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所有到美国西海岸来的游客都要来此一游，因此，迪斯尼乐园收益巨大。后来，他又在美国东部的佛罗里达州又建了一座规模更大的乐园，叫做“迪斯尼世界”，园内设有酒店和更多的旅游景点，具备了度假村的条件。
　　可惜的是，沃尔特本人没有看到迪斯尼世界最后建成。这座大型乐园是在沃尔特死后又过了5年才完工的。而他在迪斯尼世界开始建造的时候，又在酝酿再建一个“未来世界”。1965年11月，他对记者说，未来世界是他梦想的世界，在那儿，将看不到20世纪的战争与贫困，科技高度发达，气候可以由人类控制，废物得到充分的利用……沃尔特心目中的未来世界是人人享受平等，没有欺诈，没有暴力，像一个和睦友好的大家庭。他将把这个乐园作为未来人类生活的范本。
　　1966年12月15日，沃尔特·迪斯厄病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晚间新闻的颂词中说：“迪斯尼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他为全世界的人带来了欢乐，但若我们仅仅从这一方面去判断他所作出的贡献，仍是不够的……迪斯尼在医治、安慰人类心灵方面所作的贡献，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一位心理医生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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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2 PM

42.保险业巨子史东

克莱门提·史东是美国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的股份持有人，同时也是阿波特—柯维尔公司的董事和主要股份持有人，并且还是霍斯思书店的董事长。他可算得上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拥有个人资产达4亿美元之巨。他一生都从事推销，推销保险，推销自己的信念和致富的方法。
　　史东出生于1902年。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只剩下孤儿寡母两人相依为命，家境贫寒，生活非常艰难。
　　为了维持生计，史东的母亲曾干了许多年缝纫女工，并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向底特律的一家小保险公司投资。这家保险公司是专做健康一意外伤亡保险的。后来她成了这家公司的保险推销员。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对年幼的史东影响很大。无形中，也就种下了他这一生事业的第一颗种子。
　　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为母亲分忧。课余时间，他卖报挣钱。报童之间经常为争夺地盘而发生争执，他也经常受到比他大的孩子的欺侮。由于他从小个性就比较刚强，一般是不肯示弱的，而结果往往是他占上风。
　　有时，他到一些小饭馆小酒吧里卖报，因为那里聚集的人多，而且能遮风避雨。那些老板却讨厌这些小报童，见到就赶；史东不知被赶出去多少次，可他总是趁老板不注意又偷偷地溜回去。这也造就了他不怕碰壁的坚强性格，日后成为竞争中的强者。
　　就在克莱门提·史东初中刚毕业，将要升高中的那年夏天，母亲见他闲在家里，让他试着为保险公司拉拉生意。他依照母亲的指点，来到一座办公大楼前。这时他不知道该从何开始，不敢走进大楼。他站在那儿，心里重温着母亲对他说过的话：“当你尝试着去做一件对你只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或损失的事时，不要有顾虑，说于就干！”这样，他便有了勇气，毅然地走进了那扇大门。
　　他从一间办公室走到另一间办公室，不断地劝说人们到底特律健康一意外伤亡保险公司投保。他甚至不敢有片刻的犹豫，担心恐惧会乘虚而入。他从底楼一直跑到顶楼，逢人就说，终于争取到两位客户。尽管成果并不理想，他却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当推销员的成绩呀，这已经相当令人鼓舞了。
　　万事开头难，只要有良好的开端，就不愁将来没有发展。由于他争取到两位客户，史东在保险公司的账户上也就有几元钱佣金，数字虽小，它却标志着零的突破，也是史东人生历程的一座里程碑。
　　从那以后，史东对自己的推销才能产生了信心，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推销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确具有这方面的资质。
　　他接着干下去，随着经验逐渐丰富，他成功的比率也日渐增加。这一来，他的兴趣更浓了，只要是空闲时间，比如节假日，学校不上课，他就跑出去拉生意，他越做越顺利，有时一天竟能做成10多笔生意，甚至最多的时候能做成20多笔。这样，他这一天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了。
　　有时，他问自己：我为什么每天都能有收获？每天都能有新的发展？他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自己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干一件事，最关键的是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正当他为已经取得的成绩而高兴的时候，有人带信来：校长叫他去一趟。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校长对他说：“你知道自己违反了校规中哪几条吗？”史东说：“我不知道。”校长说：“你是个很有本事的人，你现在收入已经比我这个校长还高了，知道吗？”“不知道！”史东听出对方是在奚落他，他不能忍受一转身走了出去。他就这样退了学。
　　中国有句俗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一般人看来，他一个中学生为了赌气而离开学校，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但对于执着于某一件事的人来说，却也未见得完全是坏事，因为这样一来，他更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喜爱的那项工作中去了。
　　退学以后，史东一身轻松，毫无牵挂地到密执安州各地去，为他母亲所在的那家保险公司服务。他的成绩显著，每天可以拉到30多位客户，多的时候能拉到40多位。比在学校时更上一层楼了。
　　在刚满20岁的时候，他来到芝加哥，设立了自己的保险代理公司，给这个公司起名为联合保险代理公司。实际上，公司成员只有他一个人。公司开张的第一天就生意红火，拉到了50多位客户来投保。史东因此对自己更加充满了信心。
　　后来，他又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伊利诺斯州。生意前景越来越看好，有一天他居然拉到120多个客户，真是叫人难以相信。然而，这却是事实。
　　随着公司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客户的增多，史东开始感到人手不足是个主要问题了，于是决定招兵买马——雇佣兼职人员来为他干活。在这以前，他一直认为，只要自己的力量还可以承担，他就决不雇佣工作人员。事业刚刚起步，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支。可是现在不同了，他已经开始感到，要想进一步扩展事业，就非得要增加人员不可，否则，他将失去许多机会。他通过征聘的形式，从众多的应聘者中选择了几名推销员。
　　在那些应聘信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比如有来自印第安纳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尽管他没有录取这些人，却使他从中受到启发。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让这些踊跃应征者在当地为他所代理的保险公司拉生意呢？好主意！他立刻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在那两个州雇佣一些人，帮助公司展开业务。
　　从这以后，他由点到面，四面扩展，相继在其它州也征聘推销人员，从东到西，由北到南，覆盖面愈来愈大。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的保险推销人员已有1000多人了。
　　为了加强对广大推销人员的管理，史东任命了各州的负责人；然后，又任命区域性负责人来管理这些州负责人。自己身边还有帮手，帮助统管全国和芝加哥总部的工作。他的经营局面已基本打开，这时还不到30岁。
　　再幸运的人，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正当史东的保险代理公司蓬勃发展之际，却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不景气。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倒闭，这对保险事业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数已无钱投保，即使有一点钱，也首先要考虑眼前的生活问题，无暇顾及遥远的未来的事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保险公司的许多推销人员都失去了信心，感到悲观失望。史东心里也着急，不过他觉得这个时候必须给下面的人鼓鼓气。他对他们说：逆境中也是可以获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你自己必须是乐观向上的，你一定不能失去信心和决心。推销员的悲观与乐观都可能影响客户。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他亲自示范，到纽约州去推销保险。事实证明，尽管市场不景气，他仍能达到20年代升平世道的水平。
经过这次波折，史东自己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经济上升时期，做什么都容易，对手下的推销人员不必操过多的心；可一旦遇上困难时期，面临真正的考验，许多人就承受不了了。由此可见，提高推销人员的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他决定大力向他们灌输自己的那一套积极的精神态度，并开展首次推销训练运动。
　　在训练运动中，他亲自深入到第一线视察，与工作人员交流，并表演示范。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振作不起来，纷纷辞职不干了。1000名推销员，到后来只剩下1/35仍坚守岗位。这也是一种自然淘汰，留下来的200人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训练有素，能接受史东的经营思想，工作效率也很高，到了全国经济复苏的时候，他们甚至创造了远远超过1000人时的辉煌成绩。
　　到30年代末期，史东已经是年轻的百万富翁了。
　　这时，他要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计划了——成立独立的保险公司，自己当老板，不再给人家当代理。要想自立门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还得等待机会。
　　机会不久便降临了，曾经兴旺一时的宾夕法尼亚伤亡保险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的局面下，生意萧条停业。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巴的摩尔商业信用公司愿意以160万美元出售，正在寻找买主。
　　史东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但他手头一时抽不出这么多钱。他找到商业信用公司的老板，对他说：“我想买下你的保险公司。”
　　对方说：“可以，你得拿出160万美元。”
　　“我暂时还没有这么多钱，不过我可以借。”
　　“向谁借？”
　　史东说：“向您借。”
　　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向对方借钱，买对方的东西。但史东却有他的道理：商业信用公司是向外提供贷款的，只要史东有较好的信誉，他没有理由不贷款给他。经过一番洽谈，买卖成交了。
　　史东买下的这家保险公司就是后来的美国混合保险公司的前身。日后，在他的一手经营下，迅速发展壮大，业务遍及全美国，接着又延伸到国外。到1970年，公司的保险总额达到2.13亿美元，职工5000多人。他们个个工作出色，待遇优厚，其中有20多人已经跨入百万富翁的行列。精兵强将，上下同心，史东的事业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
　　史东除了经营保险业以外，还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其它领域。
　　50年代中期，曾有个年轻人向史东借钱办化妆品公司。史东联想到自己当年也是靠借钱买下保险公司的，所以很愿意支持这个年轻人。他出面作担保，向银行借贷45万美元，成立了阿波特—柯维尔公司，史东在该公司占有1/34股权。后来这家公司发展很快，到60年代末，史东的股份已价值3000万美元了。
　　当时，史东并没有直接把自己的钱借给那个年轻人，而是用别人的钱来支持他，自己也从中获利。他这是用活了金融的道理。
　　史东的经营之道和冒险精神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拥有了可观的财富，但他自己更为得意的是他的哲学、他的思想和信念。他相信自己可以教导人们怎样去发财，所以不惜用半生的精力去宣传自己的信念。他与拿破仑·希尔合着了《以积极的精神态度获得成功》一书出版以后，十分畅销，共发行了25万册；1962年他又写了另一本畅销书，名为《永不失败的成功之道》。通过这个方式，他广泛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信念。
　　为了更进一步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而绝不仅是为了赚钱，史东又创办了一本名为《无限制成功》的杂志。这份杂志是他的保险业的附属刊物，它经常刊登一些成功者的经验之谈，以及有关他们的介绍。有时，史东也亲自撰文，向他的读者一抒胸臆。
　　1960年，史东买下了霍斯恩出版公司。这家出版公司曾经为他出过书，当时经营状况不太好。他买过来之后，将它与他的其它出版机构合并，很快就扭转了局面，生意越做越发达。
　　了解史东的人都会觉得他这人具有双重性格，他是美国最大的商人之一，在与他的接触中，总会给人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似乎赚钱是他生活的唯一目标。但实际上，他却热衷于慈善事业，施舍起来毫不吝啬，这又使人感觉赚钱并不是他唯一的目的。
　　身材矮小、圆脸、头发直着向后梳理，留旧式短髭，打着漂亮的领结，手上带着耀眼夺目的戒指，不停地抽着哈瓦那雪茄，他就是克莱门提·史东——一个真正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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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3 PM

43.飞机大王休斯
在美国，霍华德·休斯的名字就像华盛顿、林肯一样无人不知。这不仅因为他是美国少有的几个享有世界声望的富豪之一，美国人更是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看待的。他的一生可谓轰轰烈烈，充满了冒险和刺激。他拥有25亿美元的资产，到了晚年，却隐居世外，行踪莫测，不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1905年12月24日，霍华德·休斯出生于美国休斯敦，他的父亲是个石油投机商。老休斯做石油生意没有赚到钱，后来，他从一个朋友那里买下了一种新型的钻井机械。这种钻井机具有特殊的空气压缩式回转锥，可以穿透坚硬的岩层，这对于石油开采业有着巨大的意义。为此，他取得了美国国内和海外13个国家的专利，成立了“休斯工具公司”，专门生产这种钻井机，并获得了巨大利润。小休斯就是正当父亲的事业发达的时候出世的，他是独子。
　　小休斯是一个孤僻、害羞的少年，而且极其厌恶上学。他宁愿一个人呆在家里，将钟表拆散后再重新安装起来，或者尝试着将脚踏车装上电池改为电动车。对此，他从小就有极大的兴趣。
　　休斯16岁时，他的母亲在一次小手术中，因麻醉失败而死在手术台上。两年后，老休斯也死于心脏麻痹，享年54岁。他留下的资产约合75万美元。
　　葬礼结束后，在处理遗产问题的公听会上，老休斯的亲朋好友们都认为休斯刚满18岁，应该去上大学，他的财产应由他的伯父鲁帕特代管，直到他年满21岁。鲁帕特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剧作家，也很富有，他并不想争遗产，但他同意亲戚们的意见，认为小休斯还没有掌管财产的能力，应该去上大学。
　　当法官征求休斯本人意见时，出乎众人的预料，他很坚决地表示不想再读书。一向沉默寡言的他竟滔滔不绝地说出一番道理：“根据我父亲的遗书，休斯公司的一半股份归我母亲，这是我父亲在我母亲去世以前立的遗书。现在母亲不在人世了，所以母亲的那一份应该由我来继承；剩下的一半，也就是遗产的四分之一也是属于我的。最后的四分之一才由亲友们均分。我希望他们同意，由我把他们的那一部分全买下来。我要拥有休斯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
　　亲戚们全愣了。法官问：“你用什么来收购他们的股份？”
　　“我向银行贷款，用房产做抵押！我已经是成年人，不需要监护人，并可以继任我父亲休斯工具公司的董事长职务。法官先生，是这样吗？”
　　年仅18岁的休斯，在他父亲去世4个月时取得了银行的贷款，用现金买下了亲友们所继承的那部分遗产，成了休斯公司唯一的主人。
　　在20岁以前，霍华德·休斯结了婚，他年轻的妻子艾拉·莱斯的父亲是莱斯大学的创办人。
　　新婚燕尔，休斯夫妇来到洛杉矶。年轻的休斯对电影很有兴趣，可他最初踏入电影界就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他投资拍的第一部片子叫《花花公子荷根》，这是上了一个声名狼藉的演员劳夫·格雷普斯的当，由那人自导自演，结果一败涂地，没有人要那部片子。休斯净赔8万美元。
　　这次失败招来鲁帕特的严厉指责，说他根本就不懂电影。然后又介绍他去找电影行家萨缪尔·哥德温先生，这位先生告诉休斯，搞电影首先要抓到优秀的剧本，这是成功的基础。
　　休斯接受了哥德温先生的指教，回去后就开始悉心研究和选择剧本。他选中了一个叫《阿拉伯之夜》的剧本，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一位严厉的中士和糊涂的士兵的滑稽喜剧。这次，他找了一位优秀导演，叫麦尔斯顿，并起用了几位没有名气但很有潜力的演员来演。这一次，他大获全胜，试演后，全美第一的里波利剧院就提出长期放映的要求，这是史无前例的。《阿拉伯之夜》获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喜剧片奖。
　　霍华德·休斯酷爱驾驶飞机，有一次，当他驾着单人操纵的私人飞机在马利布海岸上空盘旋时，突发奇想：拍一部表现空战的片子不是会很受欢迎吗？他想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空军中校达宁率领7架索匹兹骆驼号战斗机，从巡洋舰上起飞，轰炸德军东得伦空军基地。那是一次出色的越洋轰炸，英军只损失1架飞机，炸沉了两艘敌舰和两只飞艇。休斯决定将这次空战搬上银幕。当时还没有表现空战的电影特技，他准备用真正的飞机，拍一部比实战还要刺激还要壮观的空中大战片，片名为《地狱天使》。
　　为了拍这部电影，他仅飞机使用费就花了210万美元，租用了87架飞机，其中有法国的斯巴达战斗机、英国的SE5战斗机、骆驼号轰炸机、德国的佛克战斗机，还有飞行员135名，临时演员2000名；摄影师人数之多几乎占好莱坞摄影师总数的一半。美国电影界都为之震动。这次，他仍旧让麦尔斯顿执导。
　　在拍摄过程中，他又突发狂想：要拍德国齐柏林号飞艇袭击伦敦，要将真的飞机在空中击落。他认为这样才能使观众感到刺激。
　　他的秘书底特希利企图阻止这疯狂般的举动：“真的要击落吗？就算是中古型的齐柏林飞艇，一艘也不少于50万美元呀！”
　　休斯毫不在乎：“是的，就买那种飞艇，然后让它轰轰烈烈地爆炸燃烧。没关系，就这样做。”
　　拍摄俯冲轰炸场面时，他要求飞行员从距地面30米高处冲下去，撞在地面上爆炸燃烧。飞行员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谁都知道那是要出人命的。
　　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休斯说：“那么我来飞给你们看！”
　　他真的上了飞机，而且他的确没有来得及跳出来，当飞机向地面俯冲时，突然翻了个跟头，接着就呼啸坠地。
　　“休斯死了！”人群中发出一片惊呼。
　　然而，也许是命运之神特别钟爱这个大胆的年轻人，就在飞机即将燃烧时，休斯居然艰难地从驾驶座里爬了出来，他的伤势并不太重，只是脸颊骨折，后来留下一块疤。
　　拍这部片子，休斯花了两年时间，投资300万美元。公映后，上座率确实很高，但舆论界评价不一，有的认为这是一部空前的大制作；也有的人认为，空战场面的确刺激，但性感女演员的恋爱场面则显得无聊极了。从艺术上说，这是一部失败的片子。
　　在拍《地狱天使》的过程中，艾拉与休斯离了婚，原因是丈夫只热衷于自己的事业，给她的关心太少了。此后，休斯长期过着单身的生活，直到50岁以后才重新结婚。
　　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附近有一座飞机场，飞机场的一个角落有一个被隔离的飞机库。这里有武装警卫人员负责警戒，没有人知道里面是做什么的。其实，这是休斯工具公司一个秘密研制新型飞机的工厂。
　　休斯对飞机非常着迷，在拍《地狱天使》之后，他曾参加了在迈阿密举行的一次全美短程飞行比赛，休斯以302公里的时速一举夺冠。可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成绩，他的目标是要打破世界纪录。1927年，美国飞行员林白驾机用33小时30分飞越大西洋，轰动了世界，被美国人称为“世纪英雄”。休斯为了打破林白创下的纪录，开始致力于新型飞机的研制，他有两位优秀的飞机设计师：帕玛和欧提卡克。他们将未来的飞机命名为H1。
　　欧提卡克是一位机械工程师，也热衷于飞行，在拍《地狱天使》时，他是休斯聘用的一名演员，后来得到休斯赏识，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欧提卡克对制造新型飞机有许多大胆的构想，对疯狂地追求速度的休斯来说，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在那个秘密的飞机制造厂里，他们不断改进飞机的外形，选用性能最好的1000匹马力的普拉特·惠特尼引擎，用了15个月的时间，终于制造出机身长度为8.2米，机翼长7.6米的H1型单翼飞机。因为机身特别短，谁也不知道它能在空中飞多久，休斯的公司里没有人敢驾机试飞，休斯决定亲自试飞。
　　1935年9月12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日已偏西。负责速度测试的裁判技师建议明天再飞，因为现在接近黄昏，飞行逆光刺眼。休斯却等不及了，他早已穿上飞行服，跳进机舱，启动了飞机引擎。飞机升空了。
　　第一次测试速度达到556公里。裁判技师通过无线电告诉他：这一次不算，因为违反航空协会的规则，没有做水平飞行。于是，休斯在空中绕了个圈，又作第二次水平飞行。
　　“世界纪录，时速已达566公里！”耳机里传来裁判的叫声。
　　休斯兴奋极了，没有立刻降落，继续飞，还想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第三次飞却只有542公里。他不甘心，再飞一次！
　　“567公里。”又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休斯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却仍不愿停下，又飞第五次、第六次……突然间，引擎停止了工作，他这才发现主油箱已经没有油了。他连忙去按瞬间补油的按钮，可是无济于事，太迟了，发动机已经完全停下来。
　　休斯打算以滑翔的方式紧急着陆，但却控制不了飞机，H1正以垂直下落的速度向地面冲去。
　　这时，天已经暗下来，地面上的航空协会会员们忽然看不见休斯的飞机了，无线电也失去了联系。众人吃惊不小。
　　休斯竭尽全力，总算控制住飞机，在一片甜菜地里平安迫降了。当航空协会的人赶到那里时，只见飞机完好地躺在那儿，休斯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握着铅笔，正得意地从机舱里爬出来。他满面笑容：“我创下了世界纪录，难道不是吗？”
　　直到现在，那架飞机还被保存在华盛顿的斯密生航空博物馆里。
休斯筹划著作横跨美国大陆的飞行，他将H1又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进。更新的机型于1937年1月18日竣工，他将它称为“带翅的子弹”。当天下午，他驾驶着这颗“子弹”从洛杉矶机场起飞，开始了他的世纪之行。飞机很快地爬高到6000米高空，并以时速534公里的平均速度向西飞去。
　　第二天凌晨零点42分，休斯终于平安到达纽约新华克机场，所用时间是7小时28分25秒。在当时美国，无论哪一种飞机，横跨美国大陆飞行都要9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小时。休斯的纪录是其它航空公司望尘莫及的。这项飞行纪录保持了7年之久。
　　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亲自接见了休斯。休斯对这位使美国从1929年以来的经济大恐慌中摆脱出来的总统也非常敬仰。罗斯福笑着对他说：“休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海军次长，我当时曾驾着海军飞机飞到法国的领空，这次，我真想试试你的‘带翅的子弹’。”
　　“那当然可以！”霍华德·休斯此时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将H1机转为军用，一旦美国军方采用这种飞机为战斗机，他的飞机公司将大量生产。
　　后来，休斯将一架改为战斗机的H1机卖给右野基地军方订货当局。然而遗憾的是，军方并没有采用他的飞机，却与洛克希德公司签订了大批生产XP38战斗机的合同。后来很多人都认为，军方之所以没有采用休斯的飞机，主要是因为洛克希德公司的巴庞克飞机制造厂对右野基地的军方订货者进行了贿赂。
　　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军基地采用了新式的零式战斗机，这种飞机的外形和性能都与H1非常相似；而且，三菱重工设计零式战斗机是在1937年，与休斯的飞机被美国陆军航空当局驳回是同一年。因此，一般人都认为三菱重工是盗用了H1飞机的设计。休斯当然更是这样想的，为此，他愤慨不已。
　　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共生产了1.1万架零式战斗机。与零式战斗机相比，洛克希德公司的XP38无论是轻快度还是长程飞行能力都要差得多。
　　就在休斯一次接一次进行冒险飞行的同时，他的石油钻井机和电影事业仍在为他创造大量的财富。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对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股份发生兴趣的，到1937年前后，休斯已经拥有这家公司87％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是在美国排名第三的基于航空公司，拥有先进的道格拉斯DC3型飞机，航线横越美国大陆。为了控制整个美洲大陆和全世界的航线，休斯不计前嫌，他看中了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一种星座机，认为这种飞机比道格拉斯、波音机都好，为此，他主动与洛克希德公司改善了关系，并进行合作。
　　休斯并没停止他的冒险飞行，为了向环球一周飞行纪录挑战，他选用并改进了洛克希德公司开发的伊列克特拉14型飞机。这是一种可以乘坐12个人的中型飞机，装有两台普拉特·惠特尼引擎。
　　休斯挑选了4名机组人员。1938年7月10日，他们驾驶着改装后的伊列克特拉14型机从布鲁克林的贝内特机场起飞。在他到达机场之前，已有5000名群众和记者到机场来为他送行。在休斯之前，曾有一男一女两位飞行员向环球飞行纪录挑战，但他们都不幸遇难。一个叫威利·波斯特，他起飞不久就在阿拉斯加上空机毁人亡；还有一位叫亚梅莉·艾哈特，是在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孤岛上空失踪的。
　　上午6点，休斯出现在机场，他头戴茶色呢帽，身穿皱巴巴的带补丁的灰色长裤、白色衬衫，人们对他的这身穿着感到吃惊。休斯因为1939年的万国博览会将在纽约举行，将他的飞机命名为“1939纽约万国博览会号”。博览会负责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出发仪式，纽约市市长到场致词，然后，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记者请休斯谈谈此刻的感想时，他用颤抖的手从裤袋中掏出一张小纸片，照着读：“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们。虽然明知各位一定想问我许多事，但我只能说抱歉。昨晚一整夜，我都在搜集世界各地的天气预报。我所关心的只有天气。”他的声音有点颤抖，透着激动和紧张。
　　飞机起飞了，休斯从加拿大的纽芬兰上空跨越北大西洋，他只用了当年林白所用时间的一半，即16小时38分飞过了大西洋。第一站在巴黎着陆。
　　在巴黎稍事休息，他们又起飞了，下一站是莫斯科。
　　在莫斯科机场，休斯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他没有接受主人赠送的珍贵食品，他说：“即使是鱼子酱，恐怕也会使飞机增加一磅重量。”15分钟后，飞机加足了油，立即又起飞了。下一个目标是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
　　沿途的每一站，休斯事先都作了安排，包括设置地面无线电站，加油，紧急修理等等。
　　经过3天又19小时17分的长途飞行，休斯的飞机终于飞回美国，回到出发地布鲁克林的贝内特机场。那里早已聚集了2.5万名群众，他们来欢迎胜利归来的世纪英雄。
　　在纽约市的市政大厅举行的欢迎会上，不修边幅的休斯发表了谦逊而简短的讲话：“这次飞行能顺利完成，完全归功于周到细致的准备和高质量的飞机，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美国人虽然发明了飞机，但可惜的是，几乎都是外国人创造了所有的飞行纪录。如果这次飞行成功能提高美国航空界的国际知名度，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休斯决定用自己环球飞行后开发的D2型远程轰炸机叩开军方订货当局的大门。这种飞机集中了休斯的飞行经验和设计、改造经验于一体，可以乘坐6个人，它速度快，高度高，而且机体曲线优美。为了开发这种飞机，他投资600万美元，自信这次军方一定会对他的飞机刮目相看。
　　可是，当右野基地的军方考察团来到休斯的飞机制造厂时，却遭到工厂警卫的阻拦，因为他们此行是临时决定的，事先并没有通知休斯。为此，考察团十分恼火，他们断然否定了D2型飞机，拒绝订货。
　　在太平洋战区，美军收复瓜达康纳尔岛之后，水上飞机被大大地派上了用场。在多岛屿的南太平洋上，运送兵员、武器、物资的大型运输机起飞和着陆需要有超长跑道的飞机场，建造机场要时间，而运输任务又迫在眉睫。水上飞机的最大优点在于不需要机场。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张水上飞机最好是两个机身组合起来。休斯认为还是单机身好，他可以造出巨型运输机。
　　休斯设计的这种型号为KH1的巨型水上飞机全长97.5米，高15.2米，两翼安装8个带有螺旋桨的普拉特·惠特尼2800型引擎。自重300多吨，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可以说是“巨无霸”。
　　军方与他签订了试制3架KH1飞机的合约，预算经费为700万美元。可是这笔钱连造一架飞机的费用都不够，实际上，右野军方根本没把这个计划当一回事，甚至设置重重阻力，使得飞机试制工作一再搁置。休斯不得已，只好自己又投入700万美元，这才勉强够造一架飞机的费用。
　　弹指一挥，3年过去了，战争终于结束。KH1的制造虽然基本完成，但对军方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政府以此为由，单方面取消了试制巨型水上飞机的合约。休斯向政府提出抗议，却没有什么结果。不过他相信，这种飞机是美国飞机所能达到的极限，它将成为今后的大型客机和货物运输机的雏形，他坚持要把这架飞机造出来。
　　飞机太大了，必须把机体和机翼分别运往长堤海岸，然后在码头上组装。可是，运输却成了大问题，想想看吧，将近100米长的机身，单是一个机翼也有48米长，从飞机制造厂到长堤海岸有45公里，这样的庞然大物，哪家运输公司敢承运？
　　后来，终于有一家公司愿意接下这活，可运费高得吓人，对方提出要8万美元，就当时的物价，这是全美有史以来最高的运费。休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时，许多人都怀疑这架巨大的飞机能否飞上天空，而休斯却用事实告诉人们，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1948年4月，休斯亲自驾驶着这架巨无霸在海面上风驰电掣般地冲刺了一段后，稳稳地起飞了。电影摄像机拍下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美国的舆论沸腾了，休斯继环球飞行之后，又一次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而在这之前，休斯还造出了XF11型侦察机，这是后来的U—2型侦察机原型。在那次试飞中，休斯险些丧命。当他被人从坠毁的飞机里救出来时，人们以为他肯定活不了了。他的心脏移位，肺腑大量出血，折断8根肋骨，头盖骨和锁骨都骨折，全身严重烧伤。但他不但活下来了，而且仅半年之后，报纸上又刊登出他头缠绷带坐在飞机舱里的照片。
　　KH1虽然只飞行过一次，之后就存放在展览馆里，它却代表了人类向飞行极限挑战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完全实现了——波音巨型客机和洛克希德的C5银座机都是在它之后问世的。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休斯是航空航天领域的先导。1965年，休斯飞机公司开发出85磅重的商业通信卫星，这种卫星具有6000条线路的往返电话功能，以及12种彩色电视的机能，从而开拓了联结欧美大陆的电视电话网络。
　　1966年6月，美国的无人太空船首次登上月球，引起全世界瞩目。登月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神话，而今成了现实，人们不禁要问：这只太空船的制造者是谁？不是别人，正是休斯飞机制造公司。
　　休斯没有后人，他去世后，休斯飞机公司价值52亿美元的股权全部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这笔钱归于休斯飞机公司的持股财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财团，该财团成了世界最大的基金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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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4 PM

44.日本摩托之父本田

在日本，被誉为“摩托之父”的本田宗一郎，原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复杂的环境中，惨淡经营，花费毕生精力，创建出世界一流的企业；随后又毫不吝惜地把它交给与自己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年轻人，自己过起恬淡的生活。下面所说的，就是本田宗一郎的故事。
　　公元1906年，在日本滨松市磐田郡光明村里，一个名叫本田仪平的铁匠家里，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仪平的妻子美加庆幸头胎生下一个男孩。产婆给刚生下来的男婴洗澡时，意外地发现婴儿左手上有一根针。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这男婴的名字叫宗一郎。
　　宗一郎诞生的这块土地，充满了进取的精神。日本乐器公司创始人山叶寅楠、日本电视之父高仰健次郎、发明自动织布机的丰田佐吉（他的孙子是日本汽车大王丰田英二）……都出生在这里。
　　宗一郎自幼就对机器有特别的兴趣。他的记忆始于碾米厂的发动机，那是3岁时的事了，他老缠着祖父带他去看“隆哒隆哒”。当时发动机还很少，机器转动，随着隆哒隆哒的响声，进去的稻谷捅涑裳┌籽┌椎拿琢恕Ｗ谝焕苫瓜不犊椿?骶饽就罚?苁前倏床谎帷Ｔ诩依铮??虻酱笕烁苫畹牡胤饺ゼ褚恍┞移甙嗽愕奶?迹?鲆恍┠??涿畹亩?鳌?
　　后来，弟弟妹妹也相继来到人问。母亲共生了7男2女。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宗一郎被迫照看妹妹，但他十分贪玩，常把妹妹托付给祖父后溜之大吉，去看“隆哒隆哒”。
　　村里第一次装电灯时，宗一郎又惊又喜。在他眼里，腰里别着钳子和起子在电线杆上拧扎电线的电工，就像一位英雄。一回到家里，他就骑在祖父的肩上，乱揪祖父稀疏的头发，嚷叫着：“我要当电工，我要当电工！”乐得手舞足蹈。
　　小学二年级那年，有一天，宗一郎听说村里来了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去看。头一回见到汽车，挺新鲜的，它就像马车拉的带篷的箱子，走得慢吞吞的，小孩子都可追上它。汽车喷出一股带汽油味的废气，宗一郎跑在后面，吸了个够。车一停，就漏油，直往下滴。他还想闻一闻汽油的味道，就把鼻子紧贴地面，像狗一样在地上嗅。这样还觉得不过瘾，又伸双手去沾汽油来闻。
　　这一年还有一件使宗一郎难忘的事情，听说20多公里外的滨松步兵连那里，将举行飞机飞行观摩表演大会。宗一郎知道父亲是绝不会让自己去看的，只有逃学。他独自骑上父亲的自行车走了。到了那里才知道，练兵场被高高的围墙围住，要收10分钱入场费。宗一郎没钱，十分扫兴，但又不肯罢休，就爬到一棵松树上去看。
　　虽是从远处观望，他还是看见了。飞机发出隆隆响声，扬起尘土，一离地起飞，就在观众面前做爬高、旋转的飞行表演了。飞向蓝天的巨大机体，使这位少年赞叹不已。这件事成了少年宗一郎下功夫钻研机器的决定性诱因。
　　从此以后，宗一郎常扮成飞机驾驶员，用厚纸做一副飞行眼镜，把竹制的螺旋桨装在自行车前面，骑车兜圈玩。
　　当时，光明村几乎没人懂得优秀的学习成绩与将来的职业、地位有什么关系。宗一郎家人口多，父母要拼命干活才能勉强维持生计，顾不上过问孩子的学业。因此，宗一郎的学习成绩总是很差。但是有一条，起床和吃饭时，宗一郎要是晚了，父亲就毫不客气。父亲一向严守时间，这与铁匠活儿有关，他们常说：“趁热打铁。”在长期家庭生活和父亲的影响下，宗一郎一生都严守时间。
　　但是，生活依然如故，贫困潦倒。宗一郎一年到头只有那么一套衣服，袖口上擦满鼻涕，干后变得硬邦邦的。
　　有一年端午节，宗一郎到邻居家去玩，想看着摆设的武士木偶，人家却说：“像你这样的穷小子不要来玩！”把他撵走了。这一件事，使宗一郎恨透了以钱财取人的做法。他恨恨地说：“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富翁的。”
　　1922年，宗一郎的父亲由于劳累过度，损伤了肩膀，不能抡起铁锤打铁了，于是改行买卖自行车。他家卖出的是旧车，以廉价购进破旧车子，精心修理，擦亮后再出售。即使是改行搞买卖，父亲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一点也没变。由于他掌握了焊接技术，断了车架的车子也能修好，其它的自行车店就做不到这一点。父亲不仅仅是补好了车胎，还把车闸和链条拆下来检查一遍，要不然就不放心。宗一郎的父亲常说：“经我手修的自行车比新的还好骑吧！”
　　活儿多，宗一郎就去帮忙，他和父亲收留的几个徒弟一样，也遭到过斥骂，但是父亲又不得不佩服儿子的手艺。
　　宗一郎并不想在光明村呆一辈子，他早就下了决心，小学毕业后就到东京去。快毕业时，他在父亲订的一份《自行车世界》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招工广告，于是说服了双亲，去信应聘。录取通知书很快就寄来了。毕业典礼一结束，宗一郎马上随父亲到东京去了。
　　繁华的东京大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早在8年前宗一郎就见过汽车，但8年后，他对汽车的向往仍不减当年。作为乡下人第一次来到大都市东京，白天车水马龙、晚上灯红酒绿的热闹情景，使他惊叹不已。
　　宗一郎应聘的是一家名叫技术商会的汽车修理厂。厂里拥有15名职工，生意相当兴隆。父亲向主人神原侑三问候并把儿子托付给他之后，就匆匆赶回去了。就这样，宗一郎住进了修理厂。
　　这下可以天天接触到盼望已久的汽车了，可以拆卸、研究它的构造，可以调配安装，还可以驾驶它了。但是，理想和现实完全是两码事。16岁的宗一郎，他在这里的职责是给主人照看孩子。他兄弟姐妹共9人，自己是老大，在家得照看弟弟和妹妹，到东京来原以为可以不管孩子的事了，想不到这里和在家毫无两样。
　　宗一郎天天摇摇篮，背小孩。背上猛一热乎起来，师兄们就嘲笑说：“本田背上又画世界地图了。”师兄们个个手拿工具，满身油垢，忙于干活儿，而自己却手拿抹布擦地板。由于失望和悲伤，他想过逃走。但是，每当想起父亲严肃的面孔和母亲哭丧的脸，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种生活持续了半年多，实在是太厌烦了。有一天，主人对宗一郎说：“小伙计，今天实在是忙不过来了，你来帮一把吧。”宗一郎一听高兴极了，马上就去干了起来。由于修理过目行车，他摆弄起来得心应手。从此以后，宗一郎的手艺得到了承认，照看孩子的活儿减少了，修理活儿多了。
　　正因为是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宗一郎进步很快。他有时还背着主人驾车到外面去转。
　　1923年9月，东京地区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
　　快要午休的时候，店铺的房子晃得人也站不住。大伙急忙往外跑，外面到处都烧起来了，一片火海。宗一郎急忙跑回店里，想把电话机卸下搬走。他听说这玩艺非常贵重。但是，指挥避难的主人叫起来了：“只把电话机搬出去顶屁用，不如快把汽车开出去。会开车的都去开车！把它开到安全的地方去！”
　　正中宗一郎下怀。他跳上车，行驶在乱哄哄的人群中。真得感谢大地震，要不主人还不会让他开车呢。
　　地震，店铺烧了。宗一郎和主人一家搬到神田车站铁桥下，暂时避避风雨。宗一郎整天骑着跨斗式摩托在废墟上乱转，把无家可归的人和回乡的人送下乡，并从农家买回大米。
　　修理厂终于重新开业了。但是，原先的修理工差不多都回乡下去了，修理工只有宗一郎和另一位师兄。所以活儿就比以前忙多了。主人购进大量被烧坏的汽车，进行修理，然后漆上油漆，能卖个好价钱。宗一郎的修理技术也越来越高了。
　　宗一郎18岁那年，主人让他到盛冈修理消防车。是由于当地修理厂修不了，消防团才到东京来请人去修的。到车站迎接的消防团长，看到所谓的修理专家是个毛孩子，便问他：“你师傅怎么没来？”当听说宗一郎就是派来的专家时，便连连摇头说：“开什么玩笑！”
　　宗一郎不管他们，只是默默地干。查明了故障原因，换了零部件，又按原来的样子装好。整个工作花了3天时间。试车时，发动机运转正常；开动水泵，水泵喷水了。
　　修车那几天，他们让宗一郎住学徒工宿舍；车修好后，立刻就把他请到头等旅馆去住。吃饭上洒了，还有女服务员帮忙斟酒。事实使宗一郎懂得，掌握技术是受人尊敬的，从此，他更加专心致志钻研业务了。
　　这一年，宗一郎还组装了一辆赛车，参加比赛获了第一名。他的修车技术已远近闻名，只要零部件齐全，他什么车都能修好。
　　宗一郎准备回到家乡自己开业。神原同意宗一郎挂“技术商会滨松支店”的牌子，并赞助了200日元，作为营业资金。
　　宗一郎回到阔别6年的家乡。父亲还是老样子，在默默地劳动。宗一郎挂牌开张了，除宗一郎外，只有一名职工。父亲祝贺长子独立，送了一间房子和一袋大米。
　　开业后，宗一郎凭一手精湛的修车技术很快赢得了顾客好评。生意越做越大，修理工也增加到6个人。他又建了一间房子，买来各种各样的机器，只要有时间，就钻进那房子里，按自己的想象搞发明创造。大地震之前，汽车轮子的辐条都是木制的，宗一郎把它改成铁制的，在博览会上获得专家好评。他向国家专利局申请获得了专利权。
　　宗一郎30岁不到，就很阔绰了。修车的事都交给雇员去干，他仍然喜欢摆弄机器。他制造出摩托艇，带上年轻职工和艺伎在湖上兜风。他还驾驶一辆由他改良的福特汽车，参加全日本汽车速度大赛。
　　大赛时，宗一郎创下平均时速120公里的惊人纪录。在快到终点时，从跑道旁突然冲出一辆车子，两车相撞，赛车打了三个滚，宗一郎从座位上弹出来，休克过去。他的左脸摔破，胳膊骨折；助手并二郎也受重伤。但这种以夺金牌为奋斗目标的拼搏精神，以后便成了本田的摩托车制造公司的巨大动力。
　　宗一郎27岁那年，和一位小学教师住智结婚。结婚那天，他自己驾车去接新娘，令人羡慕不已。当时，司机是人们向往的职业之一。
　　就在婚后的第二年，宗一郎突然关闭了生意兴隆、有50多名工人的修理厂。他对修理业已厌烦了，要向制造业这一领域迈进。
　　此时是30年代初。日本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又扶植了一个伪满洲国。国际联盟一致通过决议，谴责日本的军事入侵。日本则以退出国联相对抗。从此以后，日本在国际上迅速陷入孤立状态。于是，日本政府奖励国产汽车。本田宗一郎这时候开始搞汽车工业，可说是赶上了机遇。
　　但是，资金和原料都存在不少问题。于是宗一郎决定改做活塞环。这是汽车发动机中的夫键零部件。
　　不管怎么说，从修理到制造，这是一个大突破。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零部件，但已经向制造业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制造活塞环也并非像所想的那样简单。它的技术很复杂，里面有许多学问。宗一郎痛感自己只有小学文化，于是就以旁听生身份，到静冈大学工学部学习了两年。
　　1937年，宗一郎成功地制造出了活塞环。这一年，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成立，以生产卡车为主。宗一郎给自己的公司起名为“东海精密机械公司”，简称“东海精机”。东海精机活塞环的主要买主就是丰田汽车工业公司。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对汽车的生产、配给和价格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东海精机曾有2000人被充当征用工或义务劳动工。由于征兵，为了弥补男工被驱赶上战场后的人力不足，当局就征用大量女工顶替。宗一郎的工厂被征用为军需工厂，常有监督工到厂里来巡视。宗一郎深感战争就是灾难。
　　1945年，就在日本投降前，日本中部地区遭到大地震袭击，东海精机的厂房、机器毁坏了，正在想法子抢修时，战争结束了。
　　停战后，彻头彻尾的军需工厂东海精机陷入了僵局，一筹莫展。原先的大主顾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又提出：“能不能帮我们生产汽车？”宗一郎断然拒绝了。他不愿再过那种惟命是从的生活了，该和“丰田”断绝关系了。
　　宗一郎将自己拥有的股份全部卖给了丰田。钱到手后，他曾考虑过干一番事业，但当时社会一片混乱，几乎所有物资都受美国占领军控制，若贸然从事必然失败。
　　宗一郎又从零开始，准备搞纺织机器。他盖了座160平方米的房子，并挂起了“本田技研所”的牌子，着手改良织布机。但是，很快就陷入了僵局。由于投资太大，卖股份所得的一笔资金已所剩无几了，而新织布机还没试制出来。他于是想到了汽车，但汽车比织布机更费资金。他又想到了摩托车。
当时，陆军通信设备上的微型发动机已经派不上用场了，都堆在仓库里。宗一郎得知这一消息后，廉价把它买来，作为动力安装到自行车上。
　　当时交通十分混乱，火车和公共汽车又少又拥挤。被称为“吧嗒吧嗒”的机动自行车，虽然开动起来响声震耳，黑烟直冒，但仍然很畅销。顾客从各地蜂拥而来，产品供不应求。发动机和自行车的形状、颜色都不尽相同，用白铁皮精心做成的汽油罐，却十分精致。不到10人的技研所，可月产300辆机动自行车。
　　战时，“一滴油一滴血”，汽油被视为至宝；战后仍十分短缺，如果超量使用，就会遭到处罚。没油，机动自行车就没法开。宗一郎想到战时曾用松节油代替汽油。于是，宗一郎购买了山林，挖树根提取松节油。然而，由于没有好的精炼设备，所以产量少且质量差。后来把这些松节油掺进黑市买来的汽油里，一起出售。掺有松节油的汽油有一股香味，即使查出来，还可以争辩抵赖，免于处罚。
　　“吧嗒吧嗒”的月产量后来增到700辆，微型发动机不够用了，就自己开始制造。这时，一位名叫河岛喜好的专科毕业生，加入了宗一郎的事业。几十年后，就是他接替宗一郎，出任本田技术研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
　　宗一郎和河岛马上着手设计发动机。资金不足，宗一郎只好把父亲辛辛苦苦买来的山林卖掉，筹措资金。父亲仪平仍在做些镰刀、锄头之类的农具分发给邻居。
　　经过努力，他们终于制造出A型发动机。A型发动机的问世，使“吧嗒吧嗒”月产量高达1000多辆。本田宗一郎只花了1年时间，终于从战争废墟上站了起来。
　　1947年底，宗一郎成立了本田技研工业总公司，职120多人。
　　老板宗一郎非常严厉，发现干活偷懒的人，拳头就会无情地飞过去，有时甚至抄起身边的扳手砸过去。当时工厂里有两间厕所，老板脸一变，大伙就躲进厕所去，厕所一时被挤得满满的。然而，宗一郎不光对别人，对自己也同样严厉。
　　载有A型发动机的车子十分畅销。宗一郎并不满足，又以更大功率的发动机为目标，相继研制出性能更好的B型、C型发动机。
　　为了检测自己的劳动果实，载有C型发动机的自行车参加了东京日美对抗赛，并获得了胜利。宗一郎又向自己的纪录挑战，研制出D型——一种98CC、2.3匹马力的发动机。他认为挑战和改良相结合，就会产生出不可估量的动力。功率太大了，宗一郎又改进车身，终于试制出第一辆新车。“以速度寄托自己的理想”，所以这辆试验车被命名为“理想号”。这是从自行车到摩托车的一次质的飞跃。
　　正在这时候，本田宗一郎认识了藤泽武夫。人称“技术的本田宗一郎，经营管理的藤泽武夫”相识了，从此，奠定了公司飞跃发展的基础。
　　当时面对的难题是：尽管产品供不应求，不断扩大产量，却没赚到钱，原因是不能如数收回货款。原来主顾是一些小自行车店和黑市投机者，还有一些是想挥霍一把的退伍军人。一些商店昨天还在营业，今天就关门倒闭了。店主和家人出逃，赖账者屡见不鲜。因此，宗一郎感到，生产量越大，自己破产的可能性就越大。虽然有精良的技术，但没有经营管理和销售服务等方面的经验是不行的。
　　宗一郎和藤泽一见面就定下了今后将相互合作下去，不是董事长和职工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事业伙伴。
　　藤泽果然具有经营管理和销售方面的才能，不久公司各项业务就走上了正轨。
　　宗一郎把管理的事放手让藤泽去干，自己则和河岛共同研制出顶阀式发动机。两个月后，划时代的“理想正型”摩托车终于试车成功了。不久，又推出了“奔利”、“天使”和“佳普”号。“佳普”型摩托车十分畅销。藤泽一方面扩大国内销售，一方面打开出口渠道。
　　到1952年止，本田宗一郎共获得150多项专利。日本政府为了表彰他在技术研究上的重大贡献，授予他蓝绶褒章。宗一郎听说后，笑着说：“政府里也有办事草率的人，竟把我也给选上了。”宫内厅通知说，天皇陛下要接见褒章获得者，必须穿礼服。这可急坏了宗一郎，他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哪来的礼服呀！
　　于是，宗一郎与通产省官员硬磨：“对我们来说，工作服就是最好的礼服。如果非穿礼服不可，我就不要褒章了。”最后，不知藤泽从哪儿弄来了一套礼服，宗一郎总算穿上它出席授章仪式，不过显然极不自在。
　　仪式结束后，高松亲王在光轮阁举行晚宴，招待蓝绶褒章获得者。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46岁的宗一郎算是最年轻的了。高松亲王向本田宗一郎表示祝贺，问：“本田，发明创造相当辛苦吧？”宗一郎回答说：“对我来说，那是喜欢干的，一点也不辛苦，反而觉得很快乐。”
　　本田技研工业总公司不断扩大，到1953年，公司职工人数已超过2000人，拥有两座大工厂，但是，困难也接着来了。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公司必须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还有，“佳普”是在自行车后轮上装一个发动机的机动自行车，发动机性能越好，车子的耐用性就越差，不少人前来索赔。这事还波及到“理想”。“理想”发动机马力加大后，运转性能经常失常。顾客还提出了“奔利”的种种缺陷。新产品小型摩托车“奔利”的销路也不稳定。
　　真是四面楚歌，公司每天都有倒闭的危险。
　　最急的当然要数宗一郎了。何况问题就出在技术方面。他日夜地思考如何改进发动机性能，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高功率发动机的汽化器。
　　宗一郎后来说：“人没有刺激就不会进步。经受的痛苦和获得的荣誉往往成正比，因为痛苦的经历可成为一股动力，成为人生飞跃的基础。”
　　由于经受了险些破产的痛苦磨炼，宗一郎终于站到了腾飞的起跑线上。
　　就在公司面临逆境的时候，宗一郎大胆地宣布，他的公司将参加在英国马恩岛上举行的世界著名摩托车大赛，简称TT大赛，并且明确表示：“既然参加，就要获胜。”
　　TT大赛是国际超一流水平的比赛。世界各国超一流水平的驾驶员和机械师，带着名牌厂家的摩托车会聚一堂，跑完420公里赛程。摩托车制造厂家和运动员能在大赛中夺魁，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也是最好的广告宣传。
　　宗一郎这一举动遭到了摩托车同行和通产省的冷笑，说他太自不量力了。宗一郎不顾这些，出访欧洲，并到马恩岛实地考察。到了那里，宗一郎立刻感到现实严峻。本田公司的技术和欧美相比差距太大了。人家那些世界一流厂家积累了近半个世纪的技术，德国、意大利等优秀赛车具有惊人的马力和优越的性能。
　　比赛自然是名落孙山。但宗一郎却大开了眼界。他访问了英、德、法、意等摩托车先进国家，并偷偷购买了比赛用的摩托车轮子、汽化器和轮胎，供回国后研究用。
　　回国后，宗一郎首先配备研究人员，完善研究机构，信心十足地开始研究。到1958年，双缸125CC、四缸250CC的第1号赛车终于研制成功了。1959年，本田公司参加TT大赛，获得第6名；而到1961年就获得了冠军。
　　宗一郎终于使理想变成了现实。这意味着本田公司的技术水平获得了迅速提高，在世界上获得了信誉。
　　接着，宗一郎又把全部精力从摩托车转到汽车上。在汽车F1大赛上夺冠已成为他的新奋斗目标。像摩托车一样，他想通过向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比赛挑战，来提高技术水平。当时参加F1大赛的发动机厂家也是世界公认的超一流厂家，如波尔瑟、宝马、费拉里、阿尔法罗米奥等。宗一郎要与他们为伍，向汽车世界挑战！
　　尽管没有像提出参加TT大赛时那样遭冷眼，但人们仍说：“摩托车虽有了点成绩，汽车可就不同了，本田行吗？……”
　　第一次参赛，结果十分糟糕。宗一郎并不气馁，他分析不是发动机不好，而是经验不足。他鼓励大家说：“九十九次失败后必将在最后一次取得丰硕成果。”
　　1965年，本田赛车在欧洲赛程顽强拼搏，终于赢得了胜利。这一胜利，意味着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本田佳普”高级摩托车，到1983年产量已突破1500万辆，其声望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法国还获得了“法兰西”奖。然而宗一郎并不满足于“二轮车”，他雄心勃勃地要向“四个轮子”进军。在他看来本田公司虽然以摩托车称霸，但比起汽车工业，那还仅等于一种儿童游戏活动。当时美国的福特、克莱斯勒、通用汽车公司、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自不必说，就是日本国内，也有丰田、日产、三菱、铃木、富士等大型汽车公司。
　　但是，从小就迷上了汽车的本田宗一郎，一心要生产汽车。1966年3月，本田公司研制出划时代的轻便轿车，这就是“N360”。这种轿车很快成了畅销车。当年，本田公司就生产了10万辆“N360”。
　　早在1959年6月，本田公司就在美国设立了“美国本田摩托车公司”，在美国每年销售摩托车45万辆。到1975年，本田公司每年在美国销售“西比古”轿车12万辆。后来，又向美国市场推出了更大型的“阿科德”轿车。1980年，本田公司又开始在美国建了一座轿车工厂。10年之后，本田公司在美国生产的轿车已达到年产50万辆，连同在加拿大年产8万辆，再加上从日本运往美国的42万辆，在美国的销售总额已达100万辆左右。
　　1986年，本田公司又在美国推出了一种“阿刻尤拉”高级轿车。美国汽车行业调查公司的首席专家，在调查顾客满足指数时把“阿刻尤拉”列为第一名，“丰田”名列第二，第一次超过“梅赛德斯”和“奔驰”。
　　本田宗一郎作为“本田帝国”的创始人，早在1973年就光荣引退了。他把董事长的职位让给了河岛喜好。这对宗一郎来说，只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但一位创业者把大老板的位置让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一时成了轰动全球的新闻。宗一郎的老搭档藤泽武夫也光荣引退了。本田公司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公司最高层的新老交替工作。
　　事实证明宗一郎的决定是英明的，年轻人比他和藤泽干得更漂亮。宗一郎说：“那是十分出色的交接班，还使我一下子年轻了20多岁。拥有知己才是真正的财富呀。”
　　宗一郎有两子两女。对小孩的志向，他从不过问。长子博俊大学毕业后，自已经营一家名叫“无限”的公司，主要开发畅销赛车的零部件等，有50多名职工，在美国还有一家分公司。博俊常和父亲顶牛，但从不缺钱花，还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干自己喜欢干的工作，因此他很感激父亲。宗一郎的次子在美国留学期间患病，不幸早逝。两个女儿一个已成家，另一个侨居澳大利亚悉尼。
　　本田博俊有次和记者谈及父亲时说：“在宴席上，人们奉承几句，老头子就来劲了。我在旁边看着看着，常常在想，真不可思议，性格如此单纯的人，为什么能干出如此一番事业来呢？不过，也许正因为他是那种性格的人，才能轰轰烈烈干事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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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8 PM

45.电影皇帝邵逸夫

在香港，邵逸夫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香港以至东南亚的居民，虽然不一定都认识他，但谁也不敢说没同他发生过“业务”上的往来。因为，邵氏电影公司的电影院遍布多处地方，总计达200家左右。每一天光顾这些电影院的观众就大约有100万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未来的岁月中，只要你看电影，免不了遇到邵氏电影公司的影片！
　　邵逸夫从事电影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已无法精确统计，单说他设在香港的邵氏电影制片厂，20多年来所摄制的影片就有1000余部。邵逸夫真是名副其实的“电影皇帝”！
　　邵逸夫名列香港十大超级富豪之中，曾有记者问他到底有多少财产，邵逸夫自己都说不清楚。不过据知情人估计，他的财产总数当在90亿港元以上。
　　电影皇帝邵逸夫的祖籍是浙江镇海。他1907年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他的父亲邵玉轩是上海有名的染坊老板，生意经营得很好，家里很有钱。邵玉轩好像就和电影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块看了场电影，立刻被电影吸引住了。当时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虽然还是无声电影，也被老百姓看成神奇的玩艺，谁都弄不懂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会凭空出现山水树木、活人畜牲！但邵玉轩与众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别人还在为电影作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玉轩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1920年，上海“笑舞台”剧院的老板因为无力还债，只好把“笑舞台”抵押出卖。邵玉轩便派当律师的长子邵醉翁接收了“笑舞台”，不久就经营起电影片子的进出口生意，开创了邵氏家族电影事业的先河，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精明商人的心计。
　　邵逸夫兄弟后来纷纷投身电影事业，无疑是父亲的影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家里养着的演员排演。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拍电影。几个小弟弟邵屯人、邵仁枚和邵逸夫更是高兴地整天围着他转。后来邵醉翁创立“天一影片公司”，几个弟弟也都加入进去。
　　天一影片公司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己编排的戏剧。这部影片花了邵家2000大洋，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大洋，像雪球一样，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电影事业！
　　邵逸夫进入“天一”，哥哥并没有让他当小老板，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分配他去干后勤。戏院的后勤很难搞，除了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还要随时打杂。摄影师和演员总是派头很大，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弄得不好就要挨骂，还不敢向哥哥诉苦，因为哥哥不但不会袒护他，还会责备他：“谁叫你那样笨？这点事情都做不好，还想干大事业？”邵逸夫是个好强的人，每次后勤出了问题，他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主动向演员、职员征求意见，取得演员的支持。半年以后，邵逸夫终于成了个好后勤！
　　后来，哥哥又把他派去放映组，专跑片源。两年以后，邵逸夫几乎于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正是这种全面的基本训练，使他后来主持电影公司时，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
　　天一影片公司属于小影片公司，这类公司当年过于追求商业利润，拍起影片来粗制滥造，弄得整个电影业的名声都不好，生意一落千丈，引起了其它影片公司的不满。1927年，领导中国影业的“明星公司”老板周剑灵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和“华剧”6家大公司，联手组成“六合影业公司”，与南洋影片商集团订合同，一致不买天一影片公司的影片。这就使邵家的天一公司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这时，邵逸夫的三哥邵仁枚接管了天一公司的营业经理职务。他比大哥更多些经营头脑，首先想到的是为公司的产品找到销路。他对着地图苦苦思索，究竟该向什么地方去谋求发展呢？邵逸夫在一边笑话他说：“你的手已经划到外国去了！”这句话反而提醒了邵仁枚。他说：“外国怎么啦？外国人也要看电影的么！”他认真分析说，东南亚一带华人多，中华文化影响也大，久离祖国的华侨思念家乡，也许那里正是国产影片的好市场呢！大哥邵醉翁也动心了，当即一拍桌子，说：“去！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邵仁枚带上几部天一公司的影片，乘船去了新加坡。可是，新加坡的各个电影院却像约好了一样，都不接受他的影片，理由是从来没听说过这家公司。邵仁枚焦头烂额地回到旅馆，一筹莫展。幸亏后来有热心人把原因告诉了他，原来新加坡的华侨多数是广东、福建人，排斥其它地方的人。邵仁枚一听有了办法，他发现新加坡华英戏院老板孔先生是宁波口音，便与孔先生攀乡亲。孔先生终于答应把戏院租给邵仁枚放电影。为了打响第一炮，邵仁枚煞费苦心，在影片上映之前大造舆论，使当地华侨都知道要放中国电影了；同时票价特别低廉，这果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电影院所有座位爆满，还有人买“站票”进去。散场之后，这些人回去一宣传，使更多的观众拥来，情况比邵仁枚预想的还要好！
　　邵仁枚忙得不可开交，只得拍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当时邵逸夫已中学毕业，见了电报，兴奋得立即赶到了新加坡。邵仁枚对弟弟抓得很紧，不是要他到报社去登演出广告，就是让他到街上去贴海报，尽量扩大天一公司的影响，招徕观众。最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是和哥哥一起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搞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过。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胡文虎的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总算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
　　兄弟俩越干越有劲，在新加坡站稳了脚跟，挂牌成立了邵氏机构，先后买下了美芝路的新娱乐剧院和曼舞罗戏院，专门上映天一公司的新电影。在艰难的创业过程中，邵逸夫明显地成熟了。于是，邵仁枚就把新加坡的事业完全交给了邵逸夫，自己又到马来西亚去开辟新市场了！
　　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冲击，许多工厂、商店相继破产倒闭，失业工人布满街头。人们连生活下去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了。有些电影院也不得不关门停业。邵氏机构同样面临着停业还是维持的问题。在这重大的抉择面前，目光远大的邵氏兄弟毅然决定坚持下去。他们认为，不管经济怎样困难，总还是有人要看电影的。他们一边让华英等戏院降低票价，吸引观众，一边努力拍摄观众喜闻乐见的影片。
　　也就在这时，知难而进的邵逸夫，提出了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当时，西方已经有了有声电影，但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他说：“现在大家都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三哥邵仁枚沉吟了片刻，鼓励弟弟说：“那你就动手干吧，我们会支持你的！”
　　然而真正动手干，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有声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邵逸夫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他要的演员没有，机器没有，音响设备没有，连资料都没有，他所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有、美国有。
　　邵逸夫决定去美国考察。没有飞机可乘，他只好坐轮船去，上了船就晕，吐得死去活来，差一点把命丢在太平洋上。到达旧金山时，他已经虚弱得不能走路，被人送进了一家黑人医院。可是他第二天就从医院里溜走了。
　　美国之行使邵逸夫大开眼界。他亲身体会到，美国确确实实是个富有的国家，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物资是美国生产出来的！这里不但有有声电影，还有富丽堂皇的电影院。想想东南亚那些一块白布当银幕、几排板凳坐观众的简陋影院，邵逸夫真是感慨万千！他发狂似地买了大批器材设备，又是一个月的远洋海轮，又是吐得昏天黑地。邵逸夫回到了新加坡，在他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
　　放映设备是有了，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一写半个月，可是连自己看了都不满意。两只腿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遇到了难题，连个请教的人都没有，这方面中国专家还不曾出现，“吃螃蟹”的他是第一个；外国专家身边又没有，要专门从西方请一个专家养起来，他又负担不起！他只好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有声片的拍摄技术，训练人员，包括他自己。
多年之后，邵逸夫谈到他当时的心境时说，如果有声电影最后搞不出来，他就要去跳太平洋了！
　　后来，邵逸夫回到祖国，与粤剧表演艺术家薛觉生合作，终于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有声电影放映出来，声情并茂，已经轰动一方；同时又能使许多买不起戏票的人能领略粤剧表演艺术家的风采，更是大受欢迎！观众对电影中的人说话都十分惊奇，只要一有声音出来，就大声欢呼！据说有一次在泰国（时称逞罗）放映时，观众硬是把留声机砸开，要看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害得邵逸夫以后每次放电影都要派专人保护留声机。这部影片让邵逸夫赚了大钱，仅在广州放映的票房收入就是它全部拍摄成本的60倍。这一成功不仅使邵氏机构转危为安，而且也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3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电影业的状况也同样有所好转。邵氏兄弟趁机放手大干，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建起了一家又一家电影院。同时，他们又向娱乐业发展，先后买下了新世界娱乐场、大世界娱乐场、快乐世界娱乐场等，而且越办越红火。邵氏三兄弟，大哥邵醉翁坐镇上海，三哥邵仁枚坐镇新加坡，六弟邵逸夫坐镇香港，呼风唤雨，相互配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邵氏兄弟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娱乐场，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富豪。然而，残酷的战争彻底毁掉了邵氏兄弟苦心经营20多年创立的庞大产业。邵仁枚躲在一座古屋里，还是被日本侵略军找到，逼迫他到日军把持的新加坡戏院去服务，使他倍受屈辱。邵逸夫被扣上了“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抓进了日本宪兵队，差点被杀害，幸亏他过去的几个职员设法把他保了出来。
　　战争终于结束了。然而邵逸夫的两位哥哥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恢复旧业的重担几乎全落到了邵逸夫的肩上。邵逸夫考察了澳洲和美国，迫切地感到，世界电影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邵氏的电影事业不应该只是恢复旧业，而是要重新创立一个全新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转眼10年过去了。邵逸夫也已年过半百。邵氏机构虽然早已重整旗鼓，但邵逸夫并不满意，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
　　他最后选中了香港。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了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推进他的事业，他决定先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他乘着汽车在香港转了一整天，看中了清水湾附近一座半荒的山岗，于是投入巨资，将整个山岗买下来。紧接着，成队的机械开到了山下，将整座山岗削成平地，在这平地上筑起了一座电影城——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
　　拍电影少不了导演和演员。再好的设施，没有好导演、好演员也是空的。邵逸夫深感自己最缺的还是人才。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招聘人才。广告中说：“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引进新技术，发掘制片人。本公司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及暗房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尽管当时这类广告并不少见，但是邵氏公司的广告却收到了意外的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东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邵逸夫首先聘用邵文怀当他的《电影周刊》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特别是“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栏目，使影迷们如醉如痴，紧紧盯住邵氏公司的新影片先睹为快。
　　就在这座电影城中，邵氏兄弟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其中不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挑选剧本，从几十部剧本中，最后选中了描写貂蝉故事的《江山美人》，因为他预测古装片会受观众欢迎。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便劝邵逸夫放弃这部片子，因为至少要花100万港币！财务人员想的是，万一这部片子拍得不成功，邵氏公司就有瘫痪的可能。但邵逸夫想的却是，大胆起用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李翰祥果然没有辜负邵逸夫的厚爱，《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当时香港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且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一举成名。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片的狂潮，观众简直为它着了魔。《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台湾上映时，有位老太太居然连看了100多场。当时各种报刊争相发表文章评论邵氏出品的电影，欧美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到70年代初，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家邵氏影片的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片。用邵逸夫的话说，邵氏公司挂起了“太平洋银幕”！
　　60年代，是邵逸夫开创电影王国的黄金时代，邵氏公司网罗了大量编、导、演人才，每年都能拍40多部故事片。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高纪录。
　　有人说，邵逸夫是世界上拍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他每天都要看几个小时的电影，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一天看9部影片。他投身电影事业长达60年，谁也没法计算他一共看过多少影片。他不但看自己公司出品的影片，也看别人的影片作为借鉴。有时他晚上有空，还会自己开了车到街头的电影院去买票看电影，其实他不光为了看电影，还注意看观众的反应。好的电影和差的电影，他同样注意看，因为他要了解，好电影究竟是怎样好法，而差电影又差在哪里。所以，他看每一部影片都是认认真真从头看到尾，瞪大眼睛注意银幕上的每一个细节。他在样片室中看样片时，不喜欢有人坐在他的前面，也不喜欢有人来打搅。据说有一次他正在看样片，有人从新加坡打长途电话来报告一说他的大儿子被绑架了，他也只是问了一句：“有没有受伤？能不能用钱解决？”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就挂了电话，继续看他心爱的电影了！
　　作为亿万富翁的邵逸夫，早已不把赚钱放在心上，但他对怎样花钱却很注意。有人说他是“不为赚钱为花钱”，他每年捐出的款都很惊人。早在1973年，邵逸夫就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用于提高社会福利，援助需要援助的人。据统计，邵氏基金历年来捐出的款项已超过8亿港元。1985年以来，邵逸夫又多次捐款支援中国大陆兴办教育事业，到1992年初，他捐资兴办的教育项目已达84个，总额达5亿多港元。
　　为了表彰邵逸夫多年来对中国内地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1990年6月，中国政府在香港举行了“邵逸夫星”命名颁授仪式，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冠名为“邵逸夫星”。
　　这位电影皇帝，将随着这颗行星的运转名扬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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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9 PM

46.拉链大王吉田忠雄

一条小小的拉链，很不起眼。但当它与一连串惊人的数字连结在一起时，就令你不得不刮目相看了。日本吉田工业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拉链制造公司。它每年营业额达25亿美元，年产拉链84亿条，其长度相当于190万公里，足够绕地球47圈或从地球到月球之间拉上两个半来回。该公司产品占日本拉链市场的90％，美国市场的45％，世界市场的35％。而从一条拉链中拉出这么多天文数字的，正是吉田公司的创办人吉田忠雄。他以100美元起家，几经周折，顽强进取，终于成了名闻遐迩的“世界拉链大王”。
　　下面，就让我们重温一下从一条拉链所拉出来的传奇故事吧。
　　1908年9月19日，吉田忠雄出生于日本东京以西100多公里的鱼津市一个鸟贩子家庭。父亲久太郎是个稳重而又有正义感的小鸟贩子，以捕捉、饲养、贩卖小鸟为业，长年奔走于山峦密林之中，家中贫寒但其乐融融。
　　上小学那年，吉田忠雄就开始独自上山，帮父亲捉鸟，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职业捕鸟者。在捉鸟、驯鸟的那段岁月里，忠雄也吸收了影响他一生的营养，他从鸟儿那里学到了热爱自由、立志高飞、自主自强、坚强不屈的性格。这为他日后艰苦创业，登上“拉链大王”宝座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由于家境困难，忠雄高小没毕业就中途辍学，年仅15岁就到一家陶瓷店当学徒。关东大地震后，他又转到他哥哥久政开设的雨鞋店工作。他白天在外面跑生意，晚上上夜校，生活得很充实。
　　20岁那年，他毅然离开家乡，带着哥哥给他的70日元盘缠，独自到东京闯天下，在同乡开的中国陶瓷店里做小工。不久，他升为陶器部主任，总管陶瓷买卖。
　　吉田忠雄拓展业务有功，颇得老板赏识，被派往上海采购陶瓷。30年代的大上海，鱼龙混杂。乱世出英雄，正是这个动荡的“十里洋场”，孕育出无数商业巨子。吉田忠雄往返于上海、东京之间，虽然在华时间不长，买卖瓷器、食品、海鱼等小本生意也不很兴隆，但在上海的阅历使他趋于成熟，满脑子学来的“生意经”正是千金不换的致富秘诀。可以说，没有上海这段经历，就没有今日之吉田忠雄。
　　随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经济陷入困境，日元大幅贬值，吉田忠雄被迫由上海返回日本帮助老板拯救濒临破产的陶瓷店。但在日元狂跌、税赋日重的浪潮中，他的努力只不过杯水车薪，陶瓷店虽改为杂货店，最终仍逃脱不了倒闭的命运。
　　老板无奈，只好弃店而去。店中遗留货物中，有一大批别人托为代销的拉链。这些拉链因制作粗糙，品质低劣，长时间积压店中，不少已经生锈损坏。年仅26岁的吉田忠雄把握住这个机会，他认为拉链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市场潜力很大，很有发展前途。于是，他便去请求债权人把店中拉链存货借给他销售，日后由他筹款还债。
　　就这样，忠雄开始涉足拉链业，于1934年1月创办了专门生产销售拉链的三S公司。他自己当老板，员工只有2人，资金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350日元，而负债却有2070日元。
　　这时，拉链刚传到日本不久，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还是个新鲜的玩艺。
　　最早提出拉链设想的是美国的一位机械技术人员，名叫贾德森。1891年，他因为每天穿长靴，嫌系鞋带太麻烦而发明了拉链。1905年，贾德森又设计出易于机械化生产的新型拉链。而可以称作现代式样的新型拉链，则是由移居美国的瑞典电气工程师森德巴克于1913年发明的。直到1923年，美国固特立公司开始在夹克上采用拉链，拉链才在商业上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受到人们的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拉链才流传到日本，日本人称它为有带子的钮扣。善于模仿的日本厂商也就开始研制生产，但由于日本基础产业较落后，“东施效缓”的效果并不太好。生产方式十分原始，完全靠人工装配，一齿一齿地切合，拉柄、布带更是粗糙得很不经用，动不动就出故障。顾客退货、商店存货堆积如山是常有的事。
　　为了找出日本拉链的缺点，吉田忠雄利用到大阪拉链厂订货的机会，去工厂了解拉链的制造过程。回来后，就潜心研究如何改进。他研制了一些修理小工具，将退货的拉链一条条拿来修理，记下心得，并用图表说明。员工们都称他为“拉链医生”，因为经他修理而又卖出的拉链，几乎没有人再退回来。忠雄的信心大增，他终于找到改进拉链生产的诀窍了。
　　三S公司的三楼成了吉田忠雄的拉链加工厂。那批堆积如山的退货拉链，经过忠雄和他的两个员工修理，全都作为三S牌拉链出售了。由于三S牌拉链坚固耐用，甚至经得起铁锤的打击，加上滑润易拉，就像顺布纹撕布一样发出清脆而轻柔的声响，它的销路越来越畅。东京许多经销商都主要进三S的货，并冠以“金锤拉链”的美称。
　　吉田忠雄的拉链每年的销量都以3倍的速度上升，三S公司也开始生产拉链的部分零件了。公司人员由当初的3人增至26人，销售网也日益壮大。1936年，忠雄还清了全部债务。他含泪取回那张借据，卸下几年来的沉重负担，顿感浑身轻松。
　　1938年，三S公司几经扩展，人员已增加到100多人，原有的店铺已不够使用。忠雄购地85坪，兴建了一座新工厂。三S公司也改名为吉田工业公司。
　　当年日本实施战时经济体制。第一道与日本工商界有关的命令，是国内禁止使用制造枪炮的必需原料“铜”。既然铜成了战时管制品，以钢为主要原料的拉链工业便受到极大冲击，必将被迫停业和改行。善于动脑筋的忠雄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急中生智，决定改用铝作替代品。这就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铝代替铜制拉链的鼻祖。
　　起初，纯铝制拉链因质地太软而不受欢迎。忠雄反复研究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一种硬度强而又轻的铝合金拉链，为世界拉链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除了内销，他还积极拓展外销渠道，每月有4万打各式拉链进入美国市场。这对于发明拉链的故乡——美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为此美国拉链业第一大企业他尤拉链公司，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限制日本拉链制品的输入。吉田忠雄将外贸的重心转向墨西哥和南美各国。仅墨西哥一地，吉田公司的外销量就高达5万日元，其它国家销量也相当可观。
　　与其它拉链厂商相比，吉田公司产品质量最好，价格却最低廉，因而颇受用户的欢迎。短短两三年，吉田便占据了日本陆海军的拉链市场。日本海军需求量的100％、陆军需求量的33％都由吉田公司供给。
　　可是，就在吉田尝到事业成功的甜头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司的外销市场因此丧失。不久，?蟮拇蚧饔纸吁喽?痢?945年3月10日，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吉田在东京的拉链工厂毁于一旦，他多年的心血变成了灰烬。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顽强拼搏，奋力开拓，终于在战后东山再起。吉田工业公司在吉田忠雄的家乡重起炉灶，建立了鱼津拉链厂。国内销售网也随之建立，员工总人数扩充到千余人。
　　战后的日本，经济萧条，货物奇缺，有货不愁销不出去。当时吉田的设备简陋，只能用人力机械来制作拉链，质量虽差，在市场上也供不应求。1947年，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吉田忠雄的事业步入正轨。
　　有一天，美国拉链进口商到鱼津厂参观。美商拿起一条拉链，问：“这种拉链多少钱一条？”“90美分。”吉田试探着报了个价。
　　“哈哈……”美商突然大笑起来，“真的吗？90美分太高了，就是再便宜些，在美国也没有人要。”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把拉链给吉田忠雄看。吉田忠雄仔细端详一下，不禁大吃一惊。这些美国拉链品质优良，自己的产品真是相形见绌。
　　那美商笑了笑，指着紧握在忠雄手中的美国拉链说：“这些我70美分就可以卖给你，而且我还可以赚钱。”说完，美商耸耸肩，嘴里咕哝着讥笑了一番，便扬长而去。留下的是目瞪口呆的忠雄，以及满桌子的劣等拉链。
　　美国佬的奚落，使吉田忠雄看到美日之间的巨大差距。这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忠雄却从中看出了事业的转机。美国拉链物美价廉，是因为美国已拥有许多优良的拉链制造机器。反观日本，还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当然只会是质劣价高。他发誓要赶超美国。这种不服输的个性，使他的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于是，他成立了吉田贸易公司，为引进美国机器作准备。1950年，他从美国买回4套高速全自动拉链机。果然是很精妙的机械设备，高速运转，性能精良，全厂员工都为之倾倒，惊叹声盖过了机器运转声。
　　“我要造100台这种机器，”吉田忠雄当场作出进一步的决定，“我要请日本第一流的日立精密机械厂，根据我的改良图纸，制造出100台更好的机器。”
　　说干就干，他立即邀请日立精机董事长清三郎商谈，决定在3年内研制出来，分批交付使用。
　　与此同时，吉田忠雄又添置平面研磨机、链条机等设备，顺应潮流，开发出丹铜新产品，并继续研制铝合金拉链。
　　铝合金拉链在战时曾一度研制过，现在由于铜价暴涨，他又从头开始做这项工作。
　　为探寻如何研制铝合金的答案，他乘上泛美客机，出国去考察。他在美国观看了福特汽车厂6秒钟出一辆汽车的传送带式的流水线，在欧美考察了众多的精密机械厂和合金厂。他把每天的考察心得，记在小本子上，或用照相机拍下来，当晚无论多累，也要写成文章寄回日本。对有关铝合金、自动化生产线、精密机具与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他更是孜孜不倦地学习，终于满载而归。
　　回国之后，吉田忠雄以新学到的“闪电战术”，马上开始行动。他将有关铝合金考察结果、个人的建议，悉数交给合作融洽的日立制作所。在他日以继夜的督促下，冶金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将适用于拉链的铝合金研制成功。1956年，他设立了五十六S工厂，专门生产铝合金原料及拉链零件。一种隐形铝合金拉链开发出来了。虽然隐形拉链在美国早已畅销，但吉田忠雄的铝合金隐形拉链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美国、中南美及欧洲的许多厂商，开始向吉田工业公司大量采购铝合金原料。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忠雄决定在黑部市建立新工厂。
　　100台新型高速链条机，以及许多锐意改进的新机种，在黑部新工厂运转起来了。其中三三型拉链机，每分钟4000转，12分钟的生产量相当于旧机种一天8小时的工作量。新工厂的厂内温度、清洁程度以及员工的福利都相当不错，举凡忠雄在欧美考察学到的先进经验，都在这里试行。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员工的积极性大为高涨，产量也随之猛增。
　　这时，忠雄响亮地提出自己的奋斗口号：“一年吉田拉链绕地球一圈。”他以此作为公司的商标，即希望公司年产拉链长度能绕地球一圈。
　　为了完成一条龙作业计划，他除了设有丹钢厂、铝合金厂外，还兴建了纺织厂。他追求完美，各个工厂的规格都是第一流的。他坚信一流的工厂才能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1958年那一年，50岁的吉田忠雄终于如愿以偿。这年的拉链产量，完成了商标上年产拉链长度绕地球一周的宏愿。
　　忠雄成功了。他成了众人研究的对象，人们追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总是笑着说：“我不过是爱护人与钱而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为别人利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对赚来的钱，我也不全部花完，而是再投资于机器设备上。一句话，就是善的循环。”
　　他毕生都信奉“善的循环”哲学。他相信在互惠互利的情况下，才能永恒地开花、结果。公司支付的红利，他本人只占16％，他的家族占24％，其余都由公司职员分享，这是其他老板做不到的。他要求公司职员把工资及津贴的10％存放在公司里，用来改善设备，提高利润；而员工每年可分到8个月以上的奖金，但他要求员工奖金的2/3购买公司股票，公司由此增资，员工薪水与奖金更加提高，且可以拿到二成股息。由此形成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善的循环”。
　　吉田忠雄用一条拉链拉出的理想之歌，似乎没有用过休止符。他不停地为追求梦想而工作着。在日本，他拥有7座工厂，有近2万名员工，操纵着5万台各式机器，每天生产的拉链平均为1400万条。从60年代起，他更是把拉链业拓展到世界各地，短短22年间，他就在3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2家工厂和137个销售点。1983年，他又在意大利拥有了3家分公司。目前，吉田在海外的雇员达1万多人，销售范围广达125个国家和地区，稳坐世界拉链市场的第一把交椅。
　　难得的是，吉田忠雄并不以雄踞世界拉链业的霸主地位为满足，每年还至少支出10亿日元的经费供研制之用，开发出的拉链品种达400多种。从用途上看，不光有用于衣裤鞋帽、箱包盒袋上，还有用于潜水服上的防水拉链，有用于联结渔网、防鸟网的拉链，有耐高寒抗腐蚀的拉链。在常年展示吉田产品的展览馆里，你简直想不出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拉链的。迄今为止，吉田因创新与改进而获得的拉链专利权，在日本国内有1500项，在国外也有14项左右。
　　此外，吉田公司的产品也由最初的拉链，发展到今日除拉链外，还生产铝门窗建材、树脂、尼龙、氯乙烯、棉纱、化学纤维等，以及拉链机等各种机械。在南美洲还拥有自己的铜铝矿山，俨然成了从原料到产品销售一体化、遍布世界五大洲的“拉链王国”，而吉田忠雄则理所当然地坐在了“世界拉链大王”的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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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09 PM

47.三洋总裁井植薰

1兆日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从字面上看，1兆日元就是1万亿日元。但这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如果换个形象的说法该如何表示呢？日本三洋电机公司总经理井植薰打了个这样的比方：如果以每秒钟赚1日元来计算，那么赚1兆日元需要用31710年；如果将厚度约1毫米的1日元硬币一块块地叠起来，那么1兆日元的硬币可叠成100万公里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5圈，或者从地球到月亮打个来回。他为什么算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三洋电机公司在他的领导下，从1979年开始，年销售额达到了1兆日元，80年代后几年，每年更高达1.5兆日元以上。年销1兆日元，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也只有本田、丰田、索尼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企业能够做到。而三洋只是一个1946年12月才起家的“战后派”，其发展速度之迅猛令人惊叹不已。
　　1兆日元，既是三洋公司由小变大，跻身日本乃至世界家电行业前列的标志，也是对三洋公司总裁井植薰卓越经营才能的最好嘉奖。
　　1911年2月9日，井植薰出生于日本淡路岛一个撑船运货的船夫家庭。未满4岁，父亲就因病逝世。母亲带着8个儿女饱受生活的煎熬。井植薰14岁高小毕业的第二天，就离开家乡来到大阪，他在姐夫松下幸之助的“松下电器制作所”当学徒。
　　在艰苦的学徒生活时期，胸怀大志的井植薰牢记小学老师浜野先生“今后要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的教导，工作再苦再累，也不放松学习。他先后坚持读了8年夜校，前4年学机械制造，后4年学商业会计。机械加算盘，培养了他用数字来考察事物的习惯，也为他涉足电器制造行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井植薰在松下公司一干就是24年，从学徒到三等职员，从分厂厂长到公司常务董事兼制造部长，成了松下公司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遏制不住埋在内心多年的欲望，一心想追求属于他自己的事业。1949年底，他向“大老板”松下幸之助提出了辞呈。这对姐夫松下来说，是一个打击。他一再挽留，反复询问辞职的原因，并动员几批说客对井植薰做工作。
　　尽管井植薰也不愿意离开用全部青春年华奉献过的这块“故土”，但男子汉既然决心已定，就难以改变，他要从零开始，自己去闯一番事业。
　　松下终于接受了他的辞呈。1949年12月30日，井植薰挥泪离开了松下公司。
　　1950年春节，井植薰到大哥井植岁男家拜年。大哥问他：“你今后想干什么？”井植薰胸有成竹地说：“我想造收音机。”说完，他将早已酝酿的计划和盘托出。结果，弟兄俩一拍即合，决定合伙干。1950年4月，资金为2000万日元的三洋电机公司宣告成立。井植薰崭新的“三洋生涯”开始了。
　　当时，收音机已有普及的趋势，前景十分广阔。但由子政府对收音机征收30％的高税，售价偏高，老百姓宁愿自己买零件装配，也不买成品，从而形成收音机销售数量下降的奇怪现象。井植薰认为，只要在如何降低成本上做文章，生产出质量上乘而又价格低廉的收音机来，销路肯定会打开。
　　在当时日本市场上，一台5灯收音机的零售价在1万日元以上。作为同行业小弟弟的三洋电机，要战胜老牌厂商，就必须把价格降到1万日元以下。
　　首先，井植薰制定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年产量为7.8万台。而当时生产收音机的头号厂商松下公司，普及型收音机的年产量也不到5000台，一般厂家更在3000台以下。如果这个大批量生产的计划能够成功，那么生产成本就能大幅度降低，价格便具有竞争力。
　　其次，真空管是收音机的心脏，它的价格要占收音机出厂价的8％左右。如能争取到真空管专业厂家的理想价格，收音机成本下降也就有了保证。井植薰找了几家厂商，结果都碰了壁。他决定改变谈判策略，采取迂回作战的技巧。
　　井植薰找到新日本电气公司的片冈总裁，对他说：“我们三洋公司打算生产收音机，问题是真空管的价格，你能否按我收音机的出厂价的10％卖给我？”片冈眨了眨眼，带着疑惑的口气问：“那么你的收音机打算卖多少钱呢？”井植薰笑着说：“这是企业秘密，我将在收音机首批销售日前一天晚上告诉你。”
　　“什么？”片冈被弄糊涂了，“这样的生意我可从未做过。”但他毕竟是个商人，他当然知道真空管的售价一般是整机的8％，而井植薰出的是10％。他盘算后，说：“按出厂价10％定价这个条件我答应，只是你不能把收音机价格定得太低。”井植薰大笑起来：“这是收音机嘛，价格哪能太低呢？太低了我赚什么钱？我有钱赚的话，你不也有10％的份额吗？”
　　这种谈判方法虽然有点像在打哑谜，但却充分考虑到买卖双方的利益，双方都有利可图。因此，片冈在考虑再三后，报出了价格的下限，不低于600元。这是接近成本550元的极限价，如果井植薰一开始就明说出600元的买入价，那么谈判十有八九要破裂。当然，井植薰这时心中盘算出厂价已是7000元左右，这个价格既有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也不会辜负片冈的大力协助。于是，真空管价格的谈判已圆满解决。
　　最后一个难点是外壳设计。当时的收音机，都是清一色的木制外壳。由于制作复杂，大部分为手工操作，一年内要生产出7.8万个木壳，难度相当大，且成本也很高。这时恰逢塑料工业在日本突然间崛起，并植熏灵机一动，用塑料做外壳，不是又漂亮又便宜吗？他迫不及待地找到积水化学公司商量，经过多次试制，第一台用塑料外壳装配的收音机终于制造出来了。
　　1952年3月，三洋公司生产的SS-52型收音机上市了，商店的零售价为8950元，大大低于日本国内同类型收音机的价格，而且塑料外壳非常新潮。这种“价廉物美”的收音机很快就赢得顾客的青睐，三洋电机由此也声誉鹊起，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了三洋的大名。三洋新型收音机的销售直线上升，当年就达7.7万台，第二年又猛增一倍，达15.8万台，市场占有率跃居日本第二，仅次于松下公司。
　　在收音机上一炮打响后，三洋公司并未就此止步。1952年夏天的一天，井植薰下班回家，看见门口放着一台洗衣机。第二天上班一问，才知道大哥岁男给公司干部们每人送了一台，只是型号各不相同。
　　井植薰立刻明白了：“大哥的意思是让我们研制洗衣机吧。”
　　从此，他带着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国产及进口洗衣机，从产品的安全性能、使用方便程度以及廉价性等方面进行反复试验，好端端的一个经理室经常被弄得湿漉漉的。经过几十天的奋战，三洋公司终于研制出了桶状搅拌式洗衣机。
　　正当他们准备批量生产时，传来一个信息，英国胡佛公司制造出了一种新型的涡轮喷流式洗衣机。以往的洗衣机都是搅拌式，靠搅拌翼的旋转来洗涤，而喷流式则是通过涡轮旋转产生强烈的漩涡状水流进行洗涤，对衣服磨损小，且去污力强。这无疑是洗衣机的新飞跃。于是他们断然决定，停止搅拌式洗衣机的生产，立即转向研制喷流式洗衣机。
　　1953年8月26日，日本第一台喷流式洗衣机在三洋公司诞生了。这种被命名为SW-53型的新型洗衣机具有占地面积小、洗涤时间短、省电、省水等明显的优点，而且价格低廉，仅只有搅拌式洗衣机售价的一半。它在市场上首次亮相，就引起了轰动，抢购如潮。三洋公司又一次令世人惊叹不已。到1954年4月，SW-53型洗衣机月产量已超过1万台。人们把三洋洗衣机面世且畅销的1953年称作为“电气化元年”，这给三洋电机带来了莫大的荣耀。从此，每年的8月26日这一天，三洋公司都要举行纪念仪式，来庆祝公司的“电气化之日”。
继推出价廉物美的收音机、洗衣机之后，1955年三洋公司的14英寸电视机问世，同样是以价格便宜大受顾客的欢迎。当时，日本电视机价格一般为每英寸1万日元，三洋14英寸电视机以不到1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售价下降1/33之多，很快便占领了市场。
　　到了5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形成一股仿效美国式文化生活的浪潮，家庭生活追求丰富多彩、便利充足。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被称之为“三大神器”。因此，三洋电机如果要成为第一流的家电制造商，还必须把目标瞄准到电冰箱上。
　　为在电冰箱方面有所突破，井植薰把大批电机、冶金、化学和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请进来共同研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三洋公司富有独创性的电冰箱终于生产出来了。这种冰箱上有一项了不起的专利，就是发明了磁性门封以代替插销。以前的冰箱门都装有插销，门关上后就得用插销闩上，否则就会因门关闭不严而影响制冷效果。这种插销式冰箱不仅使用不便，而且缺乏安全性，曾发生过好几起小孩钻进冰箱玩耍，外面人不知道而随手将门闩上，把小孩活活闷死在冰箱里的事故。三洋公司首创磁性门封，杜绝了闷死人的悲剧，无疑是冰箱设计上一次小小的革命。以后，所有的冰箱都采用了这项技术。更值得三洋公司骄傲的是，这项专利诞生之日，他们就向社会全部公开，目的是让所有的冰箱都能防止悲剧的重演。这种时时把顾客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受到世人的赞扬。
　　1959年7月，井植薰到美国去考察，他发现美国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所到之处，幢幢大楼的窗户从早到晚都紧闭着。他一打听，原来美国已经完全普及了空调机。而在日本，一台小型空调机的售价就高达30万日元，一般老百姓都望而生畏，远远未到普及的程度。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生产出优质低价的空调机来，让它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中。
　　1961年夏天，日本掀起了一股空调机热。三洋公司及时推出了独创的分体式空调。在这之前，日本的空调都是窗式的，噪音大而且安装十分麻烦。三洋分体式空调，把设备分为两部分，将压缩机部分安装在室外，空调机运转时室内显得很安静，而且安装极其简便。分体式空调上市时，虽然价格比窗式空调高出将近一倍，但顾客经过比较，大都选择了分体式空调。三洋分体空调连连旺销，迫使其它老牌企业也仿效他们生产起这种新型空调。很快，分体式空调就占据了80％的空调机市场。
　　三洋公司再接再厉，又推出了冷暖两用空调，一改以往空调只有制冷功能的观念，使空调机几乎成了一年四季都在使用的生活必需品。
　　三洋电机在建立后短短10年内，敏锐地把握市场的脉搏，不断创新，出奇制胜，为“创造新生活”连续走出蜚声全社会的4步妙棋，生产出新型的收音机、洗衣机、电冰箱和空调机，从而奠定了在全日本家电行业中领先的地位。
　　三洋公司名称的原意，是要发展成为一家面向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大型国际性公司。创始人并植薰及其大哥井植岁男当年的这个梦想，现在可以逐步实现了。
　　1959年，三洋出口的半导体收音机总量已超过日本所有的老牌企业，遥居全日本第一。三洋产品在美国市场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
　　进入60年代后，井植薰在香港建立了三洋分公司，成了三洋在海外的第一家子公司。随后，三洋又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肯尼亚、加纳、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地建立了分公司。到80年代末，三洋在世界各地已经拥有101家从事制造或销售的子公司及孙公司。三洋电机海外企业的直接生产销售总额为5000亿日元，雄踞全日本榜首。整个三洋集团的年销售额也高达1.5万亿日元（约合110亿美元）以上。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横跨三大洋的跨国集团公司。
　　三洋公司作为日本家电业的后起之秀，在短短40多年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人们不禁要问它成功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井植薰在他总结公司经营思想的《成功源于探索》一书中，第一句话就说：“何谓经营之本？我认为是造就人。”重视人的作用，本是松下公司的经营思想。井植薰从“松下”出来时将这一思想带到了“三洋”，并加以发展完善。他认为，一家成功的企业，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造人”是比造产品更重要的事。只有“制造”出优秀的企业人才，才能由这批优秀人才去开发、制造、推销优质的产品。
　　要想造就他人，先得塑造自己。井植薰响亮地提出“制造社长”、“制造总经理”的口号。他自己就是一个塑造自己的楷模。举一个例子来说，他每天上午去公司上班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秒的程度。天长日久，公司大楼的门卫竟然把他当成了标准时钟，每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公司大门前，门卫就会有意无意地伸手看自己的表，嘴里老是“真准时啊”地说个不停。他这种持之以恒地严格遵守公司纪律的做法，为全体员工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表率作用。
　　“24-16-8”工作制，是他喊出的又一个口号。他认为，董事以上的干部要具备24小时都为公司工作着想的觉悟，对工作一定要“走火入魔”，时时刻刻为公司操心，甚至晚上做梦也要做公司的梦。对一般管理干部，则要求每天为公司干16小时，除了晚上睡觉做梦可以悉听尊便外，其它时间都必须思考公司的工作。至于一般职工，则要求工作8小时，只要上班时间考虑工作就可以了。
　　在庆祝三洋电机创立30周年的日子里，井植薰没有举行招待会，也没有做广告大肆庆祝，而是投资30亿日元，在神户市盐屋建立了一座三洋电机教育训练中心，作为培训干部的基地。
　　实际上，井植薰本人正是一名人才自我培养的典范。他把自己比喻为一条蚯蚓。他认为，人应当像蚯蚓那样，永远不知辛劳地在漆黑的泥土中探索，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耕耘的事业，为后人留下一片片松软的沃土。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倾注了大半辈子的精力创立和发展了三洋公司。1985年，当他从总经理的职位上退下来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殚精竭虑。1987年8月13日，年已77岁的井植薰先生在认真处理完一件三洋产品的质量问题之后，骤然去世，应验了他“将死在工作中”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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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0 PM

48.从一棵树到一片森林

新加坡森林企业集团是在东南亚很有影响的大企业，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拥有19家下属公司，经营贸易、金融、工业、建筑、种植业及矿业。到1986年，其总资产约16亿新元，可以称得上是一片茂盛的森林了。谁能想到，1950年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作坊，创业资金只有2000新元。集团企业的董事主席孙炳炎是这片森林的营造者，他从一个小学徒干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和精心经营，终于成了大富豪。在《森林五十年》特刊的发刊词中，他说到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凭自己的好学、好问、不怕失败。做人处世一定要谦虚有礼、不耻下问。要尊重他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搞好人事关系和好学不倦都是成功的要素”。他的座右铭就是“学无止境”。
　　1912年，孙炳炎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孙厝社。他的父亲孙清廉在家乡开了一家小杂货铺，有5个子女，孙炳炎排行老三。
　　童年时期，孙炳炎和他的兄弟在陈嘉庚资助开办的乐安小学念书。1925年，父亲感到生意难做，带着长子到新加坡谋生。第二年，孙炳炎和二哥及2个妹妹跟母亲也去了新加坡，在那里安了家。
　　1927年，孙炳炎才15岁，为了生活，父亲把他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他住在店里，每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打扫店铺，开门、送货，什么杂活都干。晚上关门后，还得糊纸袋，一直干到11点多钟才能休息。这样干了一个多月，父亲见他太劳累了，不忍心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便将他送到一个同乡开的酒店里当店员，月薪14新元。干了一年多以后，他又转到一家公司当文职人员。在工作之余，他努力求知，上夜校，学英文，并自学写作，曾在《新国民日报》上发表过一些杂文和小品文。学习、写作，他每天都要搞到深夜；之后又学习马来文和商业经营知识，了解当地社会和商情，这些都为他日后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2年，孙炳炎才20岁，就决心自己创办公司，他在2个哥哥的帮助下，在芽笼地区办起了森林木材公司。开始时，这个“公司”只是一家小作坊，总共只有3名职员。既无资金，又无熟悉的客户，起步非常困难。好在他们兄弟通力合作，2年后，逐渐有了些赢利。这时，兄弟3人就决定分开各自单立门户，独资经营。大哥办了森业公司，二哥办了森安公司，孙炳炎则保留森林公司。兄弟3人都想试试自己的能力。当时，他们每人手中分得的资金是2000元。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了竞赛，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老三是他们中唯一的胜利者。
　　分家以后，孙炳炎仍旧以经营木材为主，他既是老板，又是书记、售货员和收账员，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第二次创业。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过去，各地经济建设和工商业也逐渐复苏。这期间，森林公司除经营木材外，还经营水泥等其它建筑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水泥已成为该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孙炳炎的森林公司信誉良好，获得各地厂商的信任，资金周转也比较灵活。他开始有了一大批稳定的客户，许多木材电锯厂、建材五金商行和洋行都和森林公司发展业务关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孙炳炎经营的水泥业在东南亚已有一定规模。他代理经营的越南红龙牌水泥，一次都要运来几万包，几十艘载满水泥的驳船停泊在新加坡河岸边，气势相当大。那时，公司的职员已增加到20余人。10年时间，公司的资本已有数十万元，成为初具规模的企业。
　　战争期间，新加坡遭日寇飞机轰炸，城市建筑破坏严重。战争结束后，建筑行业便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行业。孙炳炎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扩大经营木材、水泥、钢铁、大五金等各种建筑材料。由于森林公司原先有着良好的信誉，建筑承包商们都愿意与他合作，公司发展速度较快，1949年，公司从芽笼地区迁移到新加坡市中心，资产已增至50万元。
为了进一步发展企业，孙炳炎又做了两件事：一是把森林公司改为森林私人有限公司，除了他自己保留89％股份之外，其余的股份都卖给本公司的职员。这就意味着各级职员都成了公司的股东。大家的利益拧在一起，这样就确保了每一职员工作都尽职尽责，更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其次，他请了一位英文教师，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经过几年学习，他能用英语和外商洽谈生意，能看懂英文账目和合同，处理英文报告和文件。
　　1952年，孙炳炎将他的企业扩展到马来西亚，先在吉隆坡和棋城两地设立森林分公司。后来为了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方便业务扩展，他正式在吉隆坡注册成立森林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关丹、怡保、马六甲等地设立分公司。
　　1957年，森林公司在北马创办了开采矿产的华伦矿务有限公司；还与其它公司合资成立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第一家拆船公司。1960年，孙炳炎又把他的业务扩展到海外，在香港建立了香港森林有限公司。这时，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颇负盛名了。
　　60年代初，印尼政府开始与马来西亚对抗，双方贸易往来也直接受到影响。1965年，新加坡脱离了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因此，许多企业的关系及经济贸易都进行了重新调整。1967年，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5国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协作及发展。
　　1970年初，石油危机在全世界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促使东南亚国家政府采取一系列推进民族经济的措施，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孙炳炎及其森林公司抓住时机，不断进行改革，克服重重困难，使企业不断发展。
　　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与当地及外国公司进行竞争，1963年，孙炳炎代表森林公司向政府提出申请，将森林企业改为森林企业（大众）有限公司，建立企业集团。其次，将经营方针改为向多元化发展，分贸易、工业、房屋建筑、金融、种植业等部门，其中，他在工业和种植业方面投资巨大，制定了种植业的长期发展计划。到1986年，森林企业集团在新加坡有13家公司，在马来西亚有6家公司，共计19家，总资产约16亿元。
　　孙炳炎毕竟年事已高，在谈到企业集团接班人的问题时，他说：“我不赞成搞家族式的世袭继承接班，虽然森林集团是我创设的，我的4个儿子皆在森林集团内工作，但他们都不是当然的接班人。假如我的儿子没有条件或不适合作为公司的接班人，就应该让其他有才干的人来接班。总之，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接班人。”孙炳炎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公司每一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受过专门训练，并具有丰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要事业成功，重用人才是很重要的。”孙炳炎说，“这是我一贯的看法。”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孙炳炎对中国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1956年，他曾参加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中国，同时他与中国矿产公司签订了经销五羊牌水泥的合同；1981年，他率领新加坡华商代表团访问福建，到福州、厦门等地进行考察访问。1985年与厦门开元饭店合资创建了厦门新加坡酒店。之后又多次来福州、厦门等地，目的在于加强原有的双方传统贸易和寻求新的投资机会。他想把他的“森林”扩展到家乡的这片热土上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叶落归根的说法，孙炳炎这样做，大概也是归根的一种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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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1 PM

49.汽车皇后吴舜文

在台湾，若要问谁是最富有的女性，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汽车皇后”吴舜文。她是台湾1985年度纳税排行榜的冠军，她所领导的裕隆企业集团连年名列台湾十大企业之中，下属企业涉及汽车、纺织与建筑三大行业，其1991年的营业总收入达664.6亿元新台币，位居台湾100家大企业的第五位。吴舜文本无意于商界。她是一名洋硕士，当过大学教师，也曾著书立说，一种“振兴台湾百废待举的工业”的使命感使她步入企业界。她白手起家创办的台无纺织厂，今天已发展成全台最大的纺织企业。而在丈夫去世之后，她又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汽车制造业的重担，生产出台湾第一辆自己产的新型轿车——飞羚101。她被人们誉为“纺织女王”、“汽车皇后”，成了当代台湾工商界的一位传奇女性。
　　1913年12月15日，吴舜文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纺织世家。父亲吴镜渊不仅是纺织企业家，也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吴舜文从小就酷爱读书，中学时常爱到父亲所在的中华书局浏览群书。这时，长辈们都认为她会沿著书本的阶梯走下去，将来会成为学者、淌诨蛞酝姹矢俗游??奈幕?耍?垢??挥邪阉?胍桓鲞尺迨谐》缭频墓ひ稻拮恿?档揭黄稹?
　　说来叫人不敢相信，吴舜文这个毕业于上海中西女校的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竟然奉“父母之命”嫁给著名企业家严裕棠之子严庆龄。这段婚姻，除了所谓的“孝道”外，还有一个字——缘，因为他们的结合竟取决于严庆龄从德国寄回的一封家书。原来，吴、严两家都是30年代上海的纺织世家，彼此交往甚密，而继承和发展这种亲如手足的家族间的关系，莫过于采取儿女联姻这种最佳方式了。当时，严家还有2个儿子没有结婚，严裕棠希望吴家能在这2个儿子中选一个做女婿。
　　那年，吴舜文刚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毕业，也到了可以论及婚嫁的年龄。而严家那2个儿子，排行老六的严庆龄比吴舜文大4岁，排行老七的另一个儿子比她大1岁。但是，这2个儿子此刻都远在海外留学，让吴家从何择起呢？严老先生决定带上2个儿子寄来的家书，让吴家看看也好作个比较。
　　吴镜渊听严裕棠说明来意后，也认为以书择婿的办法可行，因为“言为心声，字如其人”嘛！这位未来的岳丈展开严家两兄弟的来信，发现他们都才华横溢，不过从信的内容可看出两兄弟有着极为不同的个性。老六严庆龄的家书，通篇都是推介一位学成归国的同学，希望父亲能够重用他。而老七的信主要是汇报自己学校生活及收到家中汇款之类的琐事。吴镜渊读罢，主意已定，向亲家严裕棠委婉地宣布了自己的选择：“七贤侄固然不乏守业之才，而这位六贤侄，却是个难得的创业之才！”严老先生一听，已知吴的东床已非自己的六儿子严庆龄莫属了。于是，这段婚姻就这样初步“敲定”了。
　　吴舜文捧着这封决定自己终身的家信，聆听着老父以书择婿的经过，一时心潮难平。她深知老父的脾气，是万万不可违拗的；也深信老父的眼光，一般是不会看错的。何况这位夫婿乃严府的少俊之才，虽未曾谋面，但早就听说他不仅聪慧俊秀，出国前是同济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而且性情温文尔雅。因此她也就顺从地同意了。
　　严裕棠将与吴家定亲的情况通知了远在德国的儿子。严庆龄虽经“洋化”，仍恪守孝道，且早闻知吴家千金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也对父命毫无异议。4年留学生涯结束后，他急匆匆赶回上海，满以为能马上与意中人过一段花前月下的日子。哪知到了吴家，想见一见自己的未婚妻，不料却被未来的老岳丈一闷棒给赶了出来：“吴家千金岂是给别人随意看的？”这位固守礼教的老夫子连先交交朋友、相互熟悉再论婚嫁也不允许，提出一定要先订婚，然后才允许他们一起出去玩。因此，又等了一些日子，两家正式举办订婚仪式之时，这两位“有缘千里一书牵”的有情人才见了面。严庆龄发现自己的这位新娘比想象的还要美，不仅容貌姣好，而且心灵高尚。从此，这对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依为命，开始了共同奋斗的征程。后来的几十年中，每当严庆龄向人们追述这段奉“父母之命”的婚姻故事时，都不无幽默地说：“如果是自由恋爱，可能就碰不到这么好的伴侣了。”
　　在德国深造期间，严庆龄对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的兴盛富强深有感触，坚定了他创建与发展国产汽车工业的决心。回国后，他在父亲所创办的大隆机器厂担任工程师，接着又升任总工程师、总经理，获得了不少实际经验。吴舜文在结婚4年后，又兴起了读书的念头。她考上了刚刚对女子开禁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在当时，结了婚再念书的女性甚为少见，吴舜文的奇特行为自然引人注目。而通情达理的严庆龄却大力支持她。吴舜文上学注册时，竟同时收到3份学费，一份是丈夫的，一份是父亲的，还有一份是公公的。严、吴两个老式家庭这种惊人之举，更是在社会上成了一时的佳话。
　　经过几年寒窗苦读，吴舜文在30岁时终于取得了政治学学士学位。1949年底，当严庆龄为创建台湾的汽车工业赴美考察汽车市场时，吴舜文又随夫前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深造。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她苦钻英语，终于适应了该校全用英文教学的严格规定。她勤学好问，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这就为她日后与丈夫一起创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早在1948年，吴舜文就与丈夫严庆龄一起踏上了台湾岛。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神奇而未知的世界，但秀丽的景色却掩盖不了台湾经济的落后和工业的萧条。尤其是8年抗战期间日本人的拼命掠夺，使台湾的工业极其落后，甚至连根螺丝钉都得依赖进口。正是为了振兴百废待举的台湾工业，他们夫妇俩才远渡重洋来到美国。1952年6月，吴舜文与严庆龄双双返台。从此台湾企业界迅速升起了两颗光芒四射的新星。严庆龄在台北开始筹备设立“裕隆汽车制造厂”，吴舜文也在丈夫的支持下，开始步入企业界，筹建纺织厂。
　　当时由上海迁台的严家纺织厂，不过是一堆零散的破旧机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经多方奔走洽谈，吴舜文把厂址选定在台北市竹北乡一个叫新竹的地方。这里虽然是穷乡僻壤，但吴舜文却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她决意以2万枚的旧纱锭、200台的旧布机为基础，筹建台湾岛的第一大纺织厂。“第一”者，“元”也！“台元。我们的纺织厂就叫台元！台湾第一大纺织厂嘛！”在研究厂名时，吴舜文脱口而出，站在一旁的严庆龄拍案叫绝。从这个响亮的厂名，足可看出吴舜文的雄心壮志。
　　“台元”果然一炮打响，不仅产量高居全台纺织业榜首，而且成本低，销路广阔。吴舜文并没被眼前的一片红火所陶醉，她深知岛内市场有限，必须把目光投向海外。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的经营策略成了她的主导思想。她果断地投资5万美元从当时纺织业已较发达的日本引进了最新的设备，并安装了多种鉴定质量的仪器，亲自把好质量关。这一远见卓识之举，不仅使台元稳居台湾榜首，而且迅速地打开了澳大利亚、美国、欧洲、非洲、日本、香港等地的市场。1962年，台元纺织厂荣获全台湾棉纺品质量优良第一名金像奖。从1969年起，台元因其产品出口率高达99％以上，而连续15年获“台湾外销绩优最高奖”。到1986年，台元已拥有纱锭21万枚，织机2000台，员工6800人，资本总额高达80多亿新台币。吴舜文梦想成真，台元无可争议地成为台湾第一大纺织厂了。她并未以此止步，而是以“台元”为中心逐渐扩展自己的纺织王国，先后成立了元个纺织公司、台文针织公司、联达实业公司、台兴纺织制线公司、牛仔布厂等，成了名副其实的“纺织女王”。
　　当吴舜文在台湾纺织业界渐成气候之际，她的夫君严庆龄，这个机械工程博士却在汽车制造业里举步维艰，所幸有吴舜文“台元”作为他发展汽车业的强大经济后盾，财政援助源源不断，台湾的汽车发展史上才有了今天新的一页。
　　长期以来，台湾的汽车工业是一片空白。以综合精密机械工业为主的汽车工业，在长期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台湾可谓毫无基础，一切必须从头开始。50年代初期，台湾人均年收入只有2300台币，哪里买得起昂贵的汽车？台湾当局每年限定仅认发50辆的汽车牌照，而按成本计算，汽车生产厂家每年最低限度要超过10万辆，才能维持生产。况且汽车业设备昂贵，技术性强，质量要求高，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100％的自制率，又无法大量生产来降低成本，更谈不上打入国际市场与世界同行竞争了。
在内无大销路，外无竞争力，官方不支持，设备技术缺乏的重重困难面前，严庆龄却执意投身于汽车业，无怪乎“裕隆”建厂之初就有人嘲笑严庆龄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然而，吴舜文却坚信丈夫的决策是正确的，将来必定大有作为。因此，每当丈夫碰壁归来或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吴舜文就满腔热忱地安慰他，鼓励他。在财政上更是将“台元”的赢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丈夫的裕隆公司的账户上，使严庆龄得以熬过最困难的创业岁月。严庆龄为此常常感叹道：“没有我太太助我一臂之力，裕隆公司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裕隆汽车厂以拆卸美军报废的吉普车开始，经过2年的研究，才于1956年制造出第一辆吉普车。第二年，与美国米汉纳金属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自制引擎，几乎用手工制造出10辆吉普车。接着，与美国威力斯公司合作，才进入了批量生产吉普车的阶段。后来，它又与日本的日产自动车公司合作，于1959年生产出第一辆卡车，1960年生产出第一辆“青鸟牌”小轿车。1962年，它与意大利诺森蒂工业公司签约制造摩托车。就这样，裕隆公司在技术的梯子上一步一步地爬上去，到1965年累计生产了1万多辆汽车，使之初具规模。这时，裕隆公司要想使产量达到经济生产单位，必须继续增加投资。而公司多年负债经营，早已亏损累累。不少人劝严庆龄就此罢手，转做房地产。只有吴舜文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继续干下去，她又从台元的赢余中拿出一大笔钱投资于裕隆，才使裕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76年，裕隆汽车公司生产汽车1.6万辆，终于雄踞台湾5家汽车公司之首。到1981年，年产汽车高达5.74万辆，营业额也由当初的3亿多元台币跳到160亿台币。裕隆的业务蒸蒸日上，连美国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杂志都极口称赞它的创办人严庆龄是台湾的福特。裕隆的股票已经上市，行情看好，就在裕隆展翅腾飞之际，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严庆龄不慎跌跤，摔伤了脑部，不得不住进医院。经检查，他患了脑神经萎缩症，维持不了几年。出院后仍长期卧床，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甚至不能出席裕隆高级管理人员的例会。历经坎坷的裕隆，再一次陷入绝境！
　　这时，吴舜文这位“纺织女王”毅然接过裕隆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的重任。业务不熟，就向卧病在床的严庆龄求教，并专门聘请一位日籍专家开课辅导。5年之后，1981年3月21日，缠绵病榻的严庆龄终于与世长辞。悲痛欲绝的吴舜文强忍丧偶之痛，勇敢而镇定地接过严庆龄的棒，正式担任了裕隆企业集团的第二任董事长职务。
　　一个年近七旬的女人，一个刚刚丧偶的女人能够管理好裕隆这个包括汽车与纺织两大企业的庞大集团吗？社会上不少人心存疑虑。有的人低价抛售手中的裕隆股票，有的人认为吴舜文摘居后无力承担阳明山仰德大道的宅邸，竟问她：“要不要卖掉房子？”更有财经界关键人物在当局筹设大汽车厂时，力劝她这个妇道人家干脆把裕隆让出来。对此，吴舜文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裕隆就像一件古董，不识货的人说，你不懂古董，要它做什么？但我深知它是古董，无论谁要买，我都不会卖！”
　　吴舜文无暇沉溺于丧夫之痛，68岁的她又意气风发地披挂上阵，展开事业上的辉煌的第二春。
　　首先，她投资45亿元台币，以加快三义汽车厂第一期工程的进度。2个月后一期工程就正式投产；待全部工程完工，该厂的汽车年产量可达26万辆。
　　其次，为了尽快推出由台湾人自己独立设计车体的汽车，她又斥巨资20亿台币，在新园创建“裕隆汽车工程中心”，以开发新型汽车。她广招人才，特邀台湾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34岁的航空工程博士朱信出任中心主任。随后，朱信又从学术界找到两位生力军——33岁的机械学博士林石甫与34岁的土木工程博士张哲伟，为这项开创历史的计划结成坚强的“铁三角”。
　　在吴舜文苦心经营下，1983年裕隆汽车公司的营业收入达162亿元新台币，名列台湾民营企业的第四位，每月可产1.5万辆速利轿车与旅行车，占台产汽车市场总量的42％。
　　1986年4月，经过1800多个昼夜的苦战，以朱信为首的“工程中心”全体员工，果然不负吴舜文的殷切期望，终于推出了台湾第一辆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型小轿车。欣喜若狂的吴舜文挥笔题名为“飞羚”。羚羊飞奔快如闪电，不仅是汽车本身快捷的写照，也是期盼裕隆集团能像飞奔的羚羊一样高速地向前发展。
　　裕隆飞羚101型轿车上市后，随即掀起一阵旋风。不仅震动了台湾的汽车制造商，也令海外的同行刮目相看。许多新店铺都纷纷以“飞羚”为名，使街头巷尾都散发着中国人的骄傲。
　　事隔5年，第二代的“飞羚102”问世，并闯入了欧洲市场。1991年，裕隆汽车工程中心开发设计的“新尖兵”轿车上市，因车型美观，性能优良，勇夺当年小轿车市场销售之冠。吴舜文在汽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令人瞩目，当之无愧地成了台湾的“汽车皇后”。
　　自创办“台元”以来，已过去了40个春秋，吴舜文也已年届80。历史进入90年代后，这位“汽车皇后”、“纺织女王”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她已经在5年前把留学美国的儿子严凯泰召回台湾，协助自己支撑裕隆集团的大业。吴舜文的事业后继有人。可以相信，裕隆集团在他们母子俩的卓越经营下，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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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2 PM

50.汽车巨子丰田英二

中国人对“丰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随便到马路上转转，就能看到奔驰着的“丰田”牌汽车。
　　50年前丰田家族开始认真研究汽车时，在美国已经是每4人就有一部汽车了。丰田汽车创始人丰田英二的堂兄丰田喜一郎当时构想，将汽车普及到每10人一部的话，日本1亿人口就有1000万辆汽车。如果每年淘汰一成的话，就需要100万辆新汽车。丰田喜一郎深信这个时代必将来临，抱着这个信念，他开始跨入汽车制造业。没想到50年后的今天，日本汽车普及程度竟然超过当年的美国，达到了3人一部。自1980年以来，日本每年生产汽车超过1000万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凌驾于美国之上。而丰田汽车则在日本汽车工业中独占鳌头，累计生产汽车近5000万辆。
　　丰田汽车工业的发展，和丰田英二这个名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丰田英二曾担任丰田汽车公司总经理和社长达40余年，直到1984年卸任。在他卸任前一年，天皇颁给他一等瑞宝勋章，这在日本是最高的殊荣了。但丰田英二却平淡地说：“颁勋章对我而言，就如同通过人生的期末考试之后，发表了成绩一般。”
　　丰田英二出生于名古屋市西区掘端叮。他家就在自家开的工厂的一角，所以他说自己是生在工厂内的。丰田英二的伯父往吉是个天才发明家，发明了蒸汽织布机，开设了一家织布厂。后来，丰田英二的父亲脱离长兄佐吉而独立，开设了自己的织布厂。丰田英二从名字上不难看出，是排行老二。他的哥哥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母亲一直没有怀孕，直到10年后才生下他。后来，母亲又先后生下弟弟俊彦和妹妹百子。不幸的是，母亲在生下百子后3天就去世了。按照日本习俗，丧事不能由比死者年长的人主持，于是6岁的英二便成为丧主。他坐在人力车上，先到庙里做丧事，然后去火葬场。父亲只在门口送行，没有参加葬礼。
　　丰田英二自小聪明好学，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25年，名古屋地区开始有无线电了。他立刻着手制作收音机。他买回自己无法做的零件，然后绕线圈，将零件组合起来，制成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他对父亲厂里的蒸汽机引擎也十分有兴趣，每天放学后看大人操作，已知道大概的操作程序。但不论他怎么要求，却得不到大人允许去接触那引擎，他就趁清洗锅炉的时候，不顾大人呵斥，钻进钻出，摸清了它内部的构造。
　　丰田英二不但勤奋好学，而且自幼就有金融方面的天赋。他上小学二年级放暑假时，佐吉伯父带他去上海玩了一趟。佐吉在上海也办了一家“丰田纺织厂”，经常往来于日本与上海之问。到了上海，他住在伯父买的一栋大洋房里。伯父给他10个银元零用。当时上海使用一毛银币和一分铜币。一毛银币有时换11个铜币，有时候换9个，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汇率每天变动。丰田英二就向伯父说：“11个的时候换了摆着，9个的时候再换回来，不是可以赚钱吗？”伯父称赞他说：“一点儿也没有错。”但小英二却弄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他询问大人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他自己作了个结论：想要一分钱的人多时，一分钱就要涨价；想要一毛钱的人多时，一毛钱就要涨价。
　　伯父丰田佐吉对侄儿丰田英二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伯父一生搞了许多发明，被称为“发明王丰田佐吉”。丰田佐吉的故事被编入日本的小学课本里。
　　丰田英二上小学二年级时，与佐吉伯父一道去上海，看见汽车在街上跑，就觉得很有兴趣。但是并没有觉得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过了半年，他父亲出洋，回国时带了一部德国制的电动汽车回来，他喜欢得不得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他当时再也没想到以后会成为汽车大王。到警察局领牌照时，警察局根本没有电动汽车的牌照。他们大伤脑筋，最后发了一张摩托车牌照，因此也只有持有摩托车牌照的人，才能开那一辆车。电动汽车每天要充一个晚上的电，坦白天仍跑不了好远。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这也是电动汽车至今未能普及的原因。
　　汽车到1925年以后，才开始在日本流行。那时候日本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都是欧美货。在欧美各国竞销下，日本的汽车辆数突然激增。丰田英二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汽车广告，他对汽车特别有兴趣，常常把广告画上的各种汽车剪下来收集，乐此不疲。
　　从丰田英二读中学到大学为止，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汽车热的最高潮。丰田英二念大学三年级时，学校习惯上有帮助学生就业的义务。他的指导老师问他：“你是否想要担任公职呢？”这座东京帝国大学一向以出大官闻名。而丰田英二却回答说：“我讨厌当公务员。”这时候，他的堂兄丰田喜一郎已开设了汽车工厂，便把堂弟要了去。本来，丰田英二的父亲想叫儿子继承他的工厂的，喜一郎对他说：“英二我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原先的念头，转而培养老二俊彦。后来丰田俊彦不幸于1944年在关岛阵亡了，使他父亲再度失望。
　　丰田英二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专业，他进了堂兄的工厂后，堂兄很器重他，把他安排到厂里的汽车研究所工作，交给他的课题是，专门研究汽车用的工作母机。刚工作时，他的薪金是每月66日元。年轻的丰田英二雄心勃勃，他和喜一郎买回一架名为“跳蚤”的轻型飞机，是法国造的一人座机。他把引擎拆开画了一份构造图，可是后来一直没有去做那个引擎。后来他又试着造直升飞机，最终还是没造成。他甚至还想制造火箭。他跟喜一郎说了，喜一郎支持他的敢想敢做精神，给了他一张当时很稀罕的百元大钞，叫他去买有关火箭的书。结果他买回10册有关的外文书籍，认真研读，但每本书都提到“火箭实验的危险性很高”，他只好就此罢手、虽然他几样事都没办成，但对于日后的汽车制造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丰田英二跟着堂兄喜一郎，从此脚踏实地地投入汽车的开发。每当厂里有人出国，喜一郎就吩咐说，看见有趣的汽车就买一部来。有一次有人在德国买回一部汽车，丰田英二他们开了一阵子后，便将车子分解，以这部车子为模型，进行仿制。后来，他们又研制出烧木炭的汽车，曾经用4吨木炭卡车拖另一辆4吨卡车，攀登一座高坡，结果成功了。
　　那时候，除了丰田开发汽车，国外尤其是美国已在争夺汽车市场。日、美合资的日本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在大阪等地设有装配工厂。日本福特为了吸引人才，以每日5日元的高工资而闻名全国。日本为了发展本国的汽车工业，推行了国产化政策，国会通过《汽车制造事业法》。丰田被指定为正式认可的制造厂商。为了扩大宣传，丰田首次举办了“国产丰田大众车展览会”；为了配合展览，特别制作了《发展汽车的过程》这部电影。那时还是无声电影的时代，丰田英二冒着酷暑，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里，一面编辑影片，一面想台词；想好之后记录下来，再仔细教会一位小姐，让她在现场配合电影进行朗读。
　　借着展览会的时机，丰田商标正式改用为“TOYOTA”。此时，已成立了丰田汽车工业总公司。丰田英二担任“监察改良部”主任。这个部其实仅他一个人，但责任却重大，负责彻底检查被顾客退回的车辆，找出毛病，并且提出治“病”的办法。
　　就在这一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当局为了侵略战争，征召适龄青年入伍。丰田英二被征入伍，接受训练。但幸运的是到了10月份，他就退伍了，原因是军队不征召有技术的军需产业人员。其实，这是他堂兄喜一郎说服陆军当局的结果。
　　1939年春，28岁的丰田英二和一位名叫寿子的姑娘结婚了。寿子比他小7岁。这时候，他负责丰田公司在举母的工厂一指挥汽车生产。结了婚，就必须有个自己的家。他父亲在工厂附近买了块地，为他盖了一所住宅。他每天徒步去上班，中途经过一片松树林，秋天时松茸很多，他便在早晨上班时采摘一些，藏在草丛中，下班时再带回家，好让妻子煮了吃。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5月，丰田公司高级职员赤井推荐丰田英二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但社长兼总经理、他的堂兄喜一郎却认为他“不过才三十郎当，年纪太轻”，对此事表示反对。但赤并坚持说，这不是年龄的问题。丰田英二于是成为公司的主要决策人之一。
　　这时候，美军在广岛扔下了一颗原子弹，并且轰炸东京等地。有几次美军飞机低空从工厂上空掠过，机关枪嘎嘎嘎地扫射。丰田英二和加藤正好外出办事，回到办公室时，只见两张椅子已被炸得稀烂！战后他才知道，他们的工厂在美军的地图上，标的是“丰田汽车工厂”，正在轰炸的目标之列。可见美军当时并不盲目，他们是选定了目标发动攻击的。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丰田汽车生产量和战争结束前差不多。并不是卖不出去，而是没有原材料。当时日本很缺乏运输工具，车子只要制造得出来，就一定卖得出去。可惜想买的人没有钱，就算将车子卖出去，也收不到货款，所以又不敢卖。丰田公司的许多技术骨干，在战时被征召入伍，死的死，残的残，各种原因造成公司濒临破产边缘。公司为了生存，甚至在占领日本的美军军营旁，开设食品店和洗衣店，以养活员工，维持生计。
　　1949年10月18日，丰田英二的父亲丰田平吉去世。丰田英二在最困难的时刻，继承了父亲持有的丰田股份。而此时的丰田股票，每股由48日元猛跌至27日元。丰田公司四处碰壁，破产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挽救危局，丰田喜一郎召集公司高层领导开会，决定裁减员工。
这时候，丰田英二在公司排第四位。他主管的技术部是公司的主体之一。他被迫在充满敌意的2000多员工面前说：“现在的丰田就好像一艘快要沉的船只，如果没有人自动跳海，船就会下沉，所以我希望大家能认清裁员的现实。”工会负责人回答说：“这是什么话！立刻收回！”接着就闹了罢工，劳资纠纷直到两个月后才平息。是丰田公司的老朋友、名古屋的银行家高梨壮夫，出面邀集金融机构“救救丰田现状”，给丰田公司贷了款，丰田公司才没有破产。高梨是有眼光的，他非常了解丰田一旦倒闭，对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影响有多大。丰田英二至今仍把高梨当成丰田的大恩人。
　　丰田公司重整旗鼓，原一把手喜一郎退居幕后，改由石田继任，在临时股东大会上，丰田英二升任常务董事。公司委派丰田英二去美国考察。
　　丰田英二赴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汽车企业今后的前途，二是和美国厂商洽谈技术合作事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丰田公司已和福特有过接触。丰田英二访美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业者亨利·福特刚刚去世3年，由他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接管事业。小福特认为“祖父的作风古老。既然现在由我担任总裁，我便要彻底改良公司体制。”小福特意气风发，他集合了许多专家学者，群策群力，推动现代化经营。
　　在福特公司，两位世界汽车工业巨头会面了。小福特问他：“你想学些什么？”他便把脑子里想到的都说出来：“质量管理、生产方式……”小福特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回答道：“你太贪心了。首先，福特根本没有全部都懂的人。”丰田英二心里想，福特没有，丰田有！但是不好说出来。
　　丰田英二第一天考察预算管理，第二天考察质量管理，但他懵然不解，似懂非懂。第三天他便去工厂参观。福特河洛分厂有两条生产线，以大约每分钟一辆汽车的速度，每天生产800辆汽车。丰田英二参观了福特公司几乎所有的工厂后，又留下来实习了3个月。他认真考察，虚心学习，这期间收获很大，用他的话来说，“福特做的，没有丰田不知道的。”令他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去参观美国的另外一家大汽车企业——通用汽车工厂。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每天总共生产8000辆汽车，而丰田每天只有40辆，真是天壤之别。对此丰田英二心里清楚，但他认为，在技术方面，两者之间的差距却没有这么大。他心里便想，丰田如果能扩大生产规模，也能照福特的方式生产。
　　丰田英二在美国实习期间，一位名叫詹姆士·平田的美籍日本人，对他有很大影响。平田在福特公司任高级职员，负责招待他这位“丰田汽车王子”。平田一生曲折离奇，他出生于日本歧阜农村，排行老三。19岁时，母亲给他50块钱，告诉他“出去找份工作吧”，就这样把他逐出家门。少年平日立定志向要“扬名美国”。去美国首先要坐船。他一边打工，一边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达横滨。去美国的船都是由横滨出发的。平田游泳游到一艘海轮上，跟船长商量说：“我想在你船上工作。”船长收留了他。他在船上当侍者，绕了3年，才到达旧金山。平田沿着正在兴修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铁路，最后到达底特律。他后来认识了福特一世，福特一世很欣赏他的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便收留在自己手下供职。
　　这时的平田先生已65岁了。丰田英二从平田那里受到启发，那就是：只要认准了目标，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丰田英二回到日本后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战争使丰田汽车公司“起死回生”。公司的裁员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就收到了大量的美军订单。美军向日本订购卡车，除了因为从美国本土运送战车到朝鲜运费昂贵之外，时间上也来不及。战争给丰田汽车带来了机遇。从1952年到1962年，美军一直向丰田公司采购卡车。
　　丰田公司在生产卡车的同时，开始研制开发小轿车。1955年1月1日，丰田推出了第一种小轿车的车型，定名为“皇冠”。这天，公司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丰田英二穿着小礼服，操纵着第一辆小轿车的方向盘，绕场开了一周作表演。
　　过了不久，皇冠豪华车型也试制完成。3月30日，皇太子光临汽车厂。丰田英二陪同参观时，不经意地问道：“殿下愿意试试吗？”皇太子欣然答应。于是皇太子坐上驾驶座，丰田英二陪传在助手座位，开车绕了工厂一周。他忘了问皇太子有没有驾驶执照，坐在一旁的他捏了一把冷汗。
　　1957年4月，天皇夫妇大驾光临丰田汽车工厂。石田社长在前面陪同天皇夫妇，丰田英二担心石田说错台词，尽量靠天皇陛下近些。天皇的侍从说：“不可这么接近陛下。”
　　皇冠轿车在日本国内卖得不错，于是丰田英二便有了“去美国卖卖看”的念头，他们在美国设立了美国丰田公司。1967年10月，担任多年副社长的丰田英二，接任丰田公司的社长。丰田英二拼命努力工作。为了拓展事业，公司先后和日本福特、日野、大发等国内各大汽车公司合作，生产各种类型的汽车。其中“卡洛娜”（“太阳的光冠”）、“可乐娜”（“花之冠”）已成为世界名车。两个车名都是丰田英二给起的，他说，给车命名好比给自己的孩子命名。
　　1974年，丰田财团成立，丰田英二担任理事长。丰田财团资产达数百亿日元，以汽车工业为主体，进行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丰田英二为了培养企业人才，创办了丰田工业大学、丰田中央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等一系列的教育、科研机构。
　　丰田英二有句名言：“满足是人生的大敌”。丰田英二在丰田汽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目前，年过80的丰田英二虽然退休了，但他仍时刻关心着丰田的事业。他对他的接班人、现在的丰田领导人丰田章一郎说：“我相信我提出的占据汽车世界市场10％——‘环球10’目标，能在你手中完成。”
　　丰田英二表示，就算年过80，他仍要一心向前，永不驻足。人和企业一样，到了一切不能向前的时候，就象征一切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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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3 PM

51.日本企业之神


坪内寿夫这个名字，和“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丰田汽车”的丰田英二一样，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坪内寿夫是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他拥有日本最大的造船厂和钢铁厂，还拥有银行、饭店等许多产业。坪内寿夫在日本企业界和老百姓心目中，是公认的“神”、“魔王”、“吸血鬼”之类的人物，许多人称他为“吸血魔王”。
　　比起那些白手起家的大富豪来，坪内寿夫要幸运得多。坪内寿夫1948年10月从西伯利亚返回故乡爱媛县，当时34岁，他的父母将全部财产340万日元交给了他。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这笔巨款成了坪内寿夫创业的基金。
　　1949年，坪内寿夫带着这笔钱来到松山市。他的父亲原来经营“大坪座”和“第二大坪座”两个小剧场，但他认为只是守着父母的产业，算不得大男人，因此他打算自创一个剧院，给予最妥善的经营，这样才称得上有志气的男子汉。但是坪内在创业之初就吃了闭门羹，主要原因在于建设局内某位课长，不知何故十分厌恶坪内。
　　建设剧场首先要取得建设局许可，这种申请最快一星期，最慢一个月也就可以获得批准。坪内也以这样轻松的心情前往东京。从松山到东京要坐一天火车，坪内随便带了几件衣裤裹在行军袋中，穿着短裤、短袖衬衫，打算到了东京暂住在朋友家中。
　　坪内一到东京就直接往建设局去，要求会见课长。通报人员报了信，却久久不见课长出现。如此日复一日，坪内只好天天到建设局的走廊下等候。
　　好几天后，课长出现了。坪内把报告双手呈给课长，仔细谈了自己打算创办一个剧院的愿望，但课长带听不听地说：“过几天再说吧。”又过了几天，坪内带着有关资料到建设局去等候，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课长总是不接见。这天课长终于接见了坪内，但却说：“爱媛县太小了，已经有几个剧场了嘛，我还听说县里的议长用议会礼堂放电影赚钱，这种行为虽然要不得，但还有必要再建剧场吗？你回去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坪内按捺住心中火气说：“课长先生，议长的作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市民，议长和我毫不相干！”坪内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课长就是不肯批准。
　　坪内心想，只好回松山，请市长开具一张“今后不得用议会小礼堂放电影”的证明。于是他火速赶回松山，取得证明后又返回东京，交与课长，心想这下你没有理由不答应了。
　　但课长似乎存心整他，总以“我很忙”、“你真烦”、“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等话来推却。坪内仍不死心，从早到晚都守在走廊上。这反倒给课长一种压迫感，因而愈发产生要好好整坪内的动机。
　　坪内也真有股子钻劲。夏去秋来，他日复一日往建设局跑。建设局的人都对坪内表示同情。甚至还有人说：“课长实在有些过分！但你不要输给他，加油！”
　　又过了些日子，课长的儿子不幸遭车祸死亡，肇事者竟逃离了现场。于是人们纷纷谣?耗谛挠胁桓剩?室庾菜揽纬ざ?咏?斜ǜ础Ｆ耗诨姑稍诠睦铮?悦刻斓浇ㄉ杈质睾颉Ｒ膊恢??ㄖ?司?剑?谑瞧耗诒淮?揭桓鲂》考渲校?邮苌笪省Ｋ?匀灰驯荒扇胂右煞钢?小２还??痪眯资志捅蛔降剑?此⒘似耗诘脑┣椤?
　　这个案件竟给坪内带来了转机。建设大臣亲自接见了他，以最高负责人身份向他致歉，并准许坪内建剧场的请求。事后坪内先到课长家中向其于灵堂上香，才转回松山，这时已到年底了。
　　坪内寿夫就是靠这样一股钻劲创业的。事后坪内总结为“忍耐经营”。电影院建成后，有人劝坪内加人松山市的影剧院公会，并且要求他摆一桌酒席，结交同行。坪内在一家大餐馆订了一桌酒席，并且找来了艺伎在一旁伺候。可是，到了时候却没有任何人前来。这些同行是故意毁约的，他们怕坪内的电影院抢他们生意，故意排挤他。
　　尽管如此，坪内仍是信心十足。他一家家上门去送请柬，鞠着躬请人家“多多关照”。1950年春，位于松山市中心大街上的松山大剧场正式开幕了。连日宾客盈门，盛况空前。
　　战后日本，人们首先重视的是吃饭问题。但几年后生活已有所好转，电影便成了当时最热门的娱乐。再平凡再差的电影都不必担心没有观众，这使得制片公司和电影院老板笑逐颜开。尤其是电影院老板，只要专门放映一个制片厂的影片，财源就能滚滚而来，影院实为当时获利最大的行业。
　　但坪内并未以身为一般的老板而得意扬扬。如果他甘心只当乡下一位小富翁，他大可由其父母处接收过来两个小剧院，轻松愉快地经营。坪内认为，只有经营规模更大，赚更多的钱，才能算得上企业家，才能体现他这个男子汉的价值。他认为要赚钱就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而在电影界中，别人不敢做的事是什么呢？此时，日本有4家制片公司：东宝、松竹、东映、大映，其中东宝拥有最多的佳作和大电影明星。全国各电影院都是只放一家制片公司的影片，坪内的影剧院也不例外，只放东宝一家的片子。坪内于是打破了这个传统，他把4大制片公司以及国外的片子轮流放映，结果电影院场场爆满。
　　由于坪内坚持谁的片子受观众欢迎就放谁的，有的制片公司出于嫉恨，找一些地痞流氓到电影院揭乱。电影业和饮食业一样，是流氓最喜欢找麻烦的行业。如果你让他得逞，他会得寸进尺；如果你拒绝给他们好处，他们会在入口处捣乱，让一般观众不敢进来。但不论是谁威胁恐吓，坪内都不吃那一套。他认为如果答应流氓的要求，那将后患无穷，但如果做了不当的处理，也会给流氓找到借口，更加大闹特闹。坪内说，不管他们怎么闹，我都不在乎，但我绝对坚持一点，不允许免费入场。遇到流氓闹事，他就叫管理人员立刻打电话报警。而其它电影院怕惹麻烦，总是对地痞流氓有所忍让。坪内则认为，如果允许他们免费进场，就等于自己毁弃了经商的基本原则。
　　地痞流氓不敢来骚扰之后，过了一段时日，社会上竟然传出流言蜚语，说坪内是个流氓头子，背上还刺了花纹，所以连地痞流氓都怕他。其实，这是坪内气魄、毅力的胜利。而这种胜利，跟他那体壮如牛的身躯不无关系。坪内身高虽然才1.69米，腰围却有127厘米，体重105公斤。他的眼睛细小，耳朵却很大，容易使人联想到非洲的巨象。他往那儿一站，像一尊铁塔，两三个流氓不是他的对手。
　　坪内寿夫也很有个性。社会上对他的评价趋于两极，非常少见。记者在认识坪内的人中搞了项调查，结论是：喜欢坪内的人，喜欢到了极点，用最好的形容词来形容他；讨厌坪内的人甚至不愿看到他的脸，厌恶他就像厌恶蝎子。坪内寿夫的特征是朋友多，敌人也多。坪内并不在乎这些，他说：“我从来不设法去讨好别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向来是实话实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坪内寿夫年轻时吃过不少苦，他曾在中国东北铁路当一名员工。1945年5月，正当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坪内被征去当兵，到了通讯部队。9月中旬，他在兴安岭山中被苏联红军俘虏，押到西伯利亚。俘虏们每天要于许多重活，吃都吃不饱。坪内在搬运砂糖时，偷偷在袋上抠个小洞，让糖落在手掌上，然后再舔食它。坪内至今也忘不了砂糖的美味。
　　坪内回到家乡后，一下子从双亲那里得到340万日元，他开始有钱了，每天都到松山市内最高级的餐厅，去吃比常人多几倍的食物，而且喝1升酒，每天抽80支烟。
　　坪内有次去银行，银行的人说：“坪内先生，你每天抽那么多烟，会增加我们的困扰的。”坪内说：“我抽烟和银行有什么关系？”银行的人说：“当然有，我们担心你的健康。每次谈论贷款时，一会儿工夫，烟灰缸就装满了，而你是我们的大客户啊！”坪内心想你们未免管得太宽。但仔细一想，他决心把烟戒掉。他干脆一天抽200支烟，早晨起床时，不但口干舌燥，还恶心想吐，从此再也不想抽烟了。
　　坪内本来喝酒也很厉害，后来因事务烦心引起了糖尿病，医生警告他不许再喝酒。等到身体状况好些后，他每天只喝少量的薄酒或啤酒。所以，他现在剩下的唯一嗜好，只有吃了。这就是他形容的“饱食中的饥饿”。有一次他和一个同行共进午餐，他竟把他那份食物留了一半，而且甜点心动都不动。而以往他一个人可以吃3份。同行问他是不是胃口不好，他双手一摊说：“不是，再多我都能吃掉。是我的太太真啰嗦！”原来早上他们夫妻为多吃一碗少吃一碗刚发生过争执。妻子监督他节食减肥很严格。
　　坪内是个大富豪，然而他却讨厌用钱买到的一切奢侈。1951年时，他突然很想一个月花50万日元。当时一件高级和服只要1万日元，一只钻戒只要4万～5万日元。他每餐吃最贵的食物，住温泉饭店，极尽奢侈，但仍然用不完50万日元。当然，如果赌博的话，一夜工夫就可能用尽，但坪内一向讨厌赌博。
　　半年后，坪内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妻于对他送的任何贵重礼物也不再兴奋。妻子说：“别傻了，我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了。”他也觉得这种奢侈是一种精神空虚的表现。他决心把精力完全投注于事业之中，因而开始了造船事业。
　　这时，有人建议坪内接收来岛造船厂。坪内是影剧院老板，从来没搞过造船，他找电影业大老板小林一三商量。小林说：“如果你能使一个濒临倒闭的大造船厂起死回生，你的大企业家的身份必将得到认可。这是一个机会，我赞成你去干。”但是日本银行松山分行行长浜口喜太郎却说：“你如果真要干，得有一套策略。你可能会变为乞丐，或许要赔掉你全部财产都不够。一旦搞糟了，你势必负债累累。这和你搞电影院不同，风险太大，我劝你还是慎重为好！”
　　浜口行长的话是有道理的，当时造船业相当不景气。尤其是爱媛县中小造船所的客户，都是懒户内海沿岸零星海运和捕鱼者，而且这些客户多向东京、大阪的大造船厂订货。因此来岛船厂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工厂形同一堆废墟。
　　坪内心想，不成“王子”就成“乞丐”，他考虑了5个月后，于1953年4月决定接管这个最穷困的工厂。消息很快传开，人们都说坪内捧了个没人敢要的烫山芋。坪内卖掉3座影剧院中的2座，又跟银行贷了款，筹措了5000万日元资金，开始经营船厂。有人认为这是他一生的赌注，但他却视它为人生的转机。也有人问坪内，你身为剧场老板，怎会又去从事完全不同性质的造船事业呢？他说，其实他一直喜欢船，而且也喜欢大海。他的父母也一直期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船长。
坪内率领20多人，来到设备生锈、满院杂草的船厂，每天除草、去锈、修理厂房，辛勤地劳动。在整整2年内，船厂都无法开工，业绩等于零。于是谣言再度四起，说：“坪内这个大傻瓜，竟然投了5000万日元，只为了除草，把一家家电影院卖了来贴补投资的不足，简直不可思议！”但坪内却看到了来岛船厂美好的远景，信心十足。
　　为了给造的船找到买主，坪内常常跟渔船出海，或跟货船运货，仔细观察、研究市场的需求。坪内在日本也是在全世界首创了一种499吨的“标准船”。为什么叫“标准船”呢？就是用同一张图纸大量生产，坪内正式将这种船定名为“海上卡车”。船大批造出来了，买主买不起怎么办？坪内也动了脑筋，他对想买船的人说：“这种船是专为你们设计的，你们只要努力工作，每月按期付款，船就是你们的了。”船主们起初不相信，坪内就像传教士传教一样，苦口婆心地宣传，甚至跟船耐心地说服买主。当时每条船都是一户人家，靠船为生。有的“夫妻船”尝到甜头后，传扬开来，坪内一下子吸引来更多的买主。
　　有的买主十分感动地说：“坪内先生信任我们这些没钱的人，为我们制造生财的钢船，对他的大恩大德，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报答他，绝不背弃他，这才是为人之道。”当然，坪内还是冒一定风险的，如买主突然死了或是船遇到风暴沉了，钱收不回来的情况还是有的。
　　从1956年7月第一辆“海上卡车”下水，坪内的来岛船厂不断造出新的钢船，几年下来，这些“海上卡车”装满货物行走在海洋中，成了濑户内海的主角。到了1966年，爱媛县的钢船已达到62万吨，10年间增长了3倍。
　　来岛船厂事业蒸蒸日上，坪内并没有满足，他把目光又瞄准了旅游业。他投资5亿日元，开发了6口温泉，向松山市内各单位供水。他又创办了一家名叫“奥道后”的饭店。饭店依山势而建，长350米，长度为当时世界第一，计有170间客房，可容纳500名客人，总投资为20亿日元。
　　坪内为了扩大对自己企业的宣传，不惜每年花5亿日元进行广告宣传。他请了著名作家柴田链、山冈庄八、今东光等，专门以“奥道后”为题材写小说，扩大知名度。“奥道后”饭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效益更是“日进斗金”。坪内于是又花巨资买下了东方饭店。
　　1971年，爱媛县的东邦相互银行发生了严重危机，眼看就要倒闭，于是坪内又把手伸向了金融业，接管了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共有32家分行。坪内选择了条件最差的一家分行做示范点。这家分行位于一个小镇上，小镇只有1.5万人口，分行内十分赃乱。坪内首先把10名员工裁减为5人，并下令半年内使该分行存款额增加一倍。5名员工为了保饭碗，主动“找米下锅”，四处找亲朋好友、陌生人家和商店吸纳存款，结果只4个月时间，分行存款额已增加了一倍。这么一来，另外31家分行也不敢怠慢，营业员甚至跑到偏僻山区，去争取小额存款。3个月内，东邦相互银行的存款便由9亿日元上升到29亿日元。
　　1978年，日本著名的一家大企业——“往世保重工”，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此事使内阁总理福田赳夫、日商经理永野重雄等朝野人士大伤脑筋。此时坪内寿夫已在日本财界崭露头角，有些大人物开会时便想到了坪内，说：“只有坪内才能使‘佐世保重工’起死回生。”有人找到坪内，劝他“吞”下这个“大怪物”。坪内犹豫不决，心想弄不好就会把自己活活“噎”死的呀！于是他们不停地劝说他：“今天的住世保问题，已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它将给政府带来极大困扰，我们请你出来，正代表着国家对你的托付！”坪内不敢答应，这些人在数十次会议中，要求、说服、恳请、泣诉、威胁、利诱、约束、奉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经过80天的思考，坪内终于答应了，通过集资83亿日元，成为“佐世保重工”的新老板。当时这家企业的负债是1800亿日元，坪内敢于背上这个沉重包袱，的确是要有极大的勇气的。
　　坪内就为接收住世保重工，日夜操劳，累出了糖尿病。夫人纪美江心疼不已，她倍加用心地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照顾丈夫是做太太的本分，但纪美江对丈夫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当坪内正为是不是接收“佐世保重工”犹豫时，夫人劝他说：“何必要把我们的事业扩展得这么大呢，这样太辛苦了吧，我真担心你的身体啊！”纪美江和丈夫一样，也是公司的大股东。她不但参与决策，还持有坪内的印鉴，有权决定是否盖章。当初经营电影院时，每晚收业后，纪美江都会逐一点数钞票，负责记账。直到现在，掌握经济大权的习惯她仍然未改。
　　坪内夫妇没有子女，也没有找医生诊断；夫妇俩不愿意查明原因。他们有许多甥、侄，把他（她）们看做自己的孩子一般。再加上他俩都热衷于工作，倒也不觉得寂寞。坪内对妻子的爱情一往情深，他不但以身作则，也希望公司所有员工都有个“美满的家庭”。他说：“为了取得员工信赖，我必须严于律己。试想，如果我在外面讨了两三个小老婆，我又告诫员工严格要求自己，大家怎么会心服口服？一个家庭不圆满、经常和太太吵架的人，一定无法专心工作的。我的员工就没有离婚的人。”
　　坪内每年都会发给员工和他们的妻子各5万日元奖金，并附上一封信，请她们多照顾自己的先生。坪内做过调查，凡工作情绪欠佳的员工，通常妻子的态度都不太好。这时公司设法疏导，要求太太们一定要笑着送丈夫出门，最好能为他们做顿早餐；晚上也应做好晚饭等先生回来吃，这样他们才不会在外徘徊不归。坪内寄出的信使许多家庭夫妻关系有极大的改善。坪内自己出外回来，都不会忘了替太太带点小东西。这不但使太太喜欢，他自己也心情愉快。
　　坪内寿夫的家业越来越大，他拥有造船、钢铁、商业、食品、金融、旅游、观光、机械、电机、运输等特大企业，统称来岛集团，有员12.5万余人。坪内寿夫和松下幸之助、丰田英二一样，成了控制日本的十大财阀之一。
　　有些人成了富翁就专门享福了，可是坪内直到70高龄，仍每年365天都在工作。他每天5点起床，深夜12点才就寝。有人问他，你功成名就了，就是干公务员也该退休安度晚年了，可你还终日辛劳，这是何必呢？他说，那是“生存的责任”。他必须掌好来岛集团180家公司的舵，他必须保障2万多员工的饭碗。他又说，事业是一种竞争，公司必须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才可以保护员工。
　　坪内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他将员工素质分为上、中、下，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最下等的30％，让这些人提高各方面素质。来岛集团500个主要干部中，有半数被坪内责骂过。干部们个个能上能下，兢兢业业地工作。难怪来岛集团在激烈的竞争中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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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4 PM

52.金笔女王汤蒂因

1916年，汤蒂因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市民之家，她父亲给她取名叫汤凤宝，希冀女儿将来能成为凤中之凤。1周岁的时候，她被过继给邻居沈文元家，沈家膝下无子，当即给她改名为“招弟”。上学读书略通文墨后，她觉得“招弟”这个名字太俗，就恳请一位有学问的老中医为她改个名字。老中医问清她是12月出生的，便不假思索地说：
　　“小姑娘，那你就叫汤萼吧！”
　　老中医说：“‘萼’就是梅花的蒂，希望你经得起摔打，受得住苦寒，就像梅花那样，总在寒冬腊月绽放，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铮铮风骨来……”
　　好像冥冥中真的有种力量要验证老中医的预言，小汤萼亦即后来的汤蒂因在人生道路上果然屡经风雪，她也果然如寒梅一般，经风霜而不凋。
　　她所遭遇的第一场风雪，是由父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带来的。她和哥哥汤锡蒙，本是同胞兄妹，又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两人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尤其表现在读书受教育上。哥哥作为家里的独子，他读书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且砸锅卖铁也要送他上大学。对汤萼却不同了，父亲常说一个女孩家，读再多的书，都是别人家的，因此只要能认几个字，会记几笔流水账已经足够了。
　　在小学认认真真读了6年，转眼毕业了，汤萼在全班考了第二名。她拿着比哥哥优异的成绩单，兴冲冲地送给父母看，并准备提出考务本女中。谁知父母对她的好成绩均不屑一顾，而且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给她泼来一盆凉水：“女小囡还读啥中学？家里有多少事等着你！”就在哥哥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的时候，她被母亲叫上了阁楼，开始学习做针线活儿、管事务。对这些毫无兴趣的她，这时就满腹心酸地想：同是父母所生，为什么我和哥哥不能得到平等待遇？难道生为女人，天生就没有受教育和闯天下的权利？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
　　汤萼丝毫没有因为被困在小阁楼上而甘向命运屈服。父亲是报贩出身，他对买书买报诸如买《儿童世界》、《小朋友》和《小说月报》这样一类杂志，从来就不吝啬。这为小小年纪就被困在家里的汤萼，打开了一扇无形的窗口，并促使她从心底渐渐萌动了这样的念头：“‘五·四’运动的狂飙早已过去，大人们拖在脑后的辫子也早已剪掉……但是反封建的浪潮汹涌过一阵后又似乎平复了，我依然生活在浓重的封建气氛中。我虽然是一只小小的蓬雀，但有一对翅膀，望着辽阔的长空，我多么想飞啊！”
　　几个月过去，想飞的汤萼，终于透过她家那扇小阁楼的窗口，看见了一块可供自己飞翔的蓝天。
　　这天的上海《新闻报》刚刚送到，汤萼照样像往常那样抢着打开报纸，寻找每天必读的《啼笑姻缘》连载。但这次连载小说还未看完，另一行文字却鬼使神差地跳入了她的眼帘。这是广告栏里的一则由“益新教育用品社”刊出的招收女店员的广告，广告上白纸黑字地写着：益新教育用品社需要招收女店员5名，条件必须是初中毕业。
　　逐字逐句地看完这则广告，汤萼心潮起伏，想入非非：“啊，小学生能考吗？我早就想‘飞’了，现在有了‘飞’的机会，绝不能轻易放弃！”而此时此刻，报纸上每天连载的曾让她着迷的《啼笑姻缘》，却早已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
　　轻轻一闪念，几乎决定着一生命运的机遇，就在这时被汤萼紧紧抓住了。她当即按照报纸上提供的地址，以十分虔诚的心情，给益新教育用品社写了一封恳切的信，信中希望能给她一次哪怕是试一试的机会。
　　回信很快来了，同意她去应考！考试结果，汤萼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了，刚满14岁的汤萼，第一次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汤萼就被分配在金笔柜台，她当时当然不可能想到，这一分配，竟然让她从此和金笔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她所能想到的，只是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溜儿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几十种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金笔的性能、特点和价格，以便迅速、准确地找到顾客所需要的商品。
　　3个月后，汤萼在柜台上已能应付自如，她不仅对柜台里的金笔价格和性能烂熟于心，而且能视顾客的地位和身份，提出深得他们满意的建议，让每个顾客都高高兴兴地来，又高高兴兴地走。这样她和顾客便渐渐地熟了，与他们慢慢地交上朋友。窄些热心的顾客到店里来，有时什么也不买，仅仅是为了来看她一眼。店里回头客的增多，使金笔的销量急剧上升，这便引起了老板的注意，并开始对她另眼相看。
　　当时中国的金笔制造业，还是门十分年轻幼稚的工业，就连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上海，也只有10多年的生产历史。因此陈列在柜台上的国产金笔，只有先后问世的关勒铭、金星和华旱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品种，而且工艺和式样都无法同舶来品相比。
　　汤萼一来到益新教育用品社，就听行家们介绍说，中国的金笔制造业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国资本的疯狂排斥。最早垄断国内市场的是日本货，这些几乎是随同“九·一八”践踏我国东三省的日本皮靴一道拥进来的金笔，因价格低廉，每支只售二三角，远远低于国产的成本，所以很快占领了我国的市场。紧接着，美国的“康克今”、“华脱门”、“爱弗释”、“犀飞利”和“派克”等老牌金笔又蜂拥而至，铺天盖地地雄踞于上海十里洋场。此时上海各大文具商店、书店，特别是著名的“永安百货”、“先施百货”、“新新百货”等大公司，往往只经销一种或两种以上的进口金笔，国产金笔却被拒之于柜台之外。
　　有这样一件事情，让汤等在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创立以后闻名全国的金星金笔厂的老板周子柏，为了让自己的金星金笔打入永安这样的大公司，不惜采用一条苦肉计。他先是派人不断拥到永安公司柜台上去询问“有没有金星笔？”然后再托人向永安公司的金笔柜长、进货部长送礼说情，请求他们试销。如此好一番周折，永安公司才终于答应采取“寄售”方式销销看，但要等到货卖出后才算成交。如果一个星期内无人问津，货物全部退回。周子柏把货送进永安公司后，每天派厂里和家里的人装扮成专买金星笔的顾客，一支一支地把寄售的笔再买回来，造成金星笔大有销路的假象。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总算在“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打开了一线销路。
　　汤萼是个有心的人，她把有关金笔制造和销售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暗暗牢记在心头，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一个小小的新店员，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感兴趣。一段时间下来，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对陈列在眼前的各种金笔有种莫名其妙的留恋。她喜欢看见这些金笔一支支地通过自己的双手卖出去，也乐于为老板及时总结销售规律，提出一些诸如该进什么货，该向哪些学校和团体联系批发业务等建设性的意见。
　　只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汤萼就摸索出一条经验：她认为所有顾客都不外乎3种类型，每种类型都能做到让他们满意。她说：“第一种是目标明确的，需要买什么，我们就拿出什么。第二种是想买，但举棋不定，这就要我们做参谋，帮助拿定主意。如对方要买金笔，我总是重点推荐‘关勒铭’、‘金星’、‘新民’等国货，讲它们的优点。说到美国货，质量是不错。但价钱贵旧本货价虽廉，但质量不好；中国货价廉物美，我们中国人还是用中国货好……第三种人是潜在的顾客，他们完全无目的，仅是逛逛、看看而已，这种人我们照样要不厌其烦，服务周到，因为今天不是买主，留下良好的印象，说不定明天就是我们的买主。”
　　当时日本军队已兵临上海城下，上海市民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纷纷奋起抵制日本货。汤萼如此热心地推销国货，而且服务又如此周到，很快便深得顾客的欢迎。她总结出的接待顾客的经验和她不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使她更是深得老板的青睐。久而久之，汤萼成为店里的顶梁柱。她先是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接着又被升为权力更大的进货部主任。
　　就在汤萼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她决没有想到，她生命中的第二次风霜又降临了！
　　原来，益新教育用品社的老板如此重用汤萼，除了确实欣赏她的才干，还想把她一步步地引进自己的卧室，做他的小老婆！老板的这个意图被汤等发现并断然拒绝了。从此，每天坐在老板对面办公成了一件令她尴尬的事，而且老板并没有彻底死心，仍想继续说服她。在这种情况下，汤萼悄悄下定了离开益新教育用品社的决心，而且，她决定要自己当老板！
　　19岁那年，汤萼彻底离开了益新，自己开办了一家“现代物品社”，并再一次将自己的名字改了，更名为汤蒂因。
　　但她没有料到的是，益新的老板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那个念头——现在，他要想尽办法，挤垮她的现代物品社，让她走投无路，再回到“益新”去！
　　“益新”的老板使用了一个极为巧妙的手法：前断客户，后断货源。他向全国各地的用户发出通知，声明：“上海最近有一家文具批发店，大发广告，招摇撞骗，请勿轻信；如有吃亏上当，责任自负，与本店无关。”另外，“行大欺客，客大欺行”，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比起益新教育用品社来，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益新”的老板以此为优势，通知各厂商，如果和现代物品社往来，就不要再和“益新”做生意。
　　这办法果然灵验。“益新”的老板不愧是生意场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一下子就找到了进攻的最佳策略。客户不明真相，惟恐吃亏上当，自然不去冒险和现代物品社做买卖；规模较小的厂商，慑于“益新”的威胁，不敢得罪“益新”，批货就没有原来痛快了，有的干脆表示歉意，不批发货给现代物品社了。
　　没有客户，没有货源，汤蒂因这个白手起家的女老板，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到了狠命的一击。
　　当她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后，马上就明白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她先打出了第一拳——攻破销售关。她连夜草拟了一份通知，字斟句酌，仔细修改，力图清晰明了，第二天便复印了若干份，寄往全国各地的客户手中。她在通知中说明，现代物品社货真价实，信誉可靠，愿与各地客户增进联系，互利互惠。汤蒂因知道通知仅限于此，还不足以招徕客户，赢得客户的信任。所以，她根据在“益新”工作时了解的情况，对那些信用可靠的客户，给予优惠，即放账或邮购的方式，用户收到通知，只需寄来一张订货单，等收到货、验过质量之后再付款。
　　汤蒂因这一大胆的举措很快收到了效果。那些被允许放账的客户，当然是喜不自禁：可以先验货后付款，这便对他们有了许多保证。货好，他便付款；货不好，他可以拒收拒付款，无论如何不会有损失。而那些一时还不能被确认放账的用户，看到现代物品社有这样的胆量和气魄，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通知发出去没有多久，她便收到了很多要货单。“生意做成一半了，”她翻动着面前的订单，高兴地对母亲说．“‘益新’的老板断不了我的客户了。”
　　她现在开始打出第二拳——攻破进货关。她仔细分析了厂家和商店不愿意批货给她的原因，大多是出于不愿“丢了西瓜拣芝麻”：“益新”要货量大，厂商赚头也大，他们当然不能得罪了大客户而去满足赚头小的小客户。益新已经有话在先，他们不想砸了自己的生意，也在情理之中。
　　这样一分析，汤蒂因就知道了从何下手，那些中小厂商不是慑于“益新”的威胁而不敢批货吗？那么我就找那些规模比“益新”大的厂商，他们是不会听凭“益新”摆布的。她很快将集中起来的订货单一一分类，到上海滩有名的“合记”、“合众”、“育新”、“鼎新”等文具店去批发进货。这些文具店果然是有生意就做，对“益新”的通知毫无顾忌。
一时间，现代物品社生意兴隆。汤蒂因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清晨，清理打扫铺面后，她就马上去拆开邮寄来的一份份订单，铅笔多少，钢笔多少，橡皮多少，簿本多少……她都仔细数清，一一分门别类做好统计；然后和哥哥汤锡蒙登车去文具店或厂家将这些货物全部批齐；哥哥在前蹬车，她就坐后面简易的车厢里仔细看护货物，不让它们有半点损伤。连续3年，这件事他们从来没有延误过，即使刮风下雨或是当天的要货量很少，他们也没有停止去做这件事。汤蒂因常说生意人的信誉比黄金还珍贵，如果你今天不守信誉，明天就会被客户抛弃。回到店里，他们再打包、装箱、核对邮寄的地址，再由哥哥载到邮电局去办理邮寄手续。寄出的每一件货物，汤蒂因都不会忘记在里面附上一封简短的致谢信和新的货物详表。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它究竟给客户的心里带去多少熨帖，有生意的蒸蒸日上为证。
　　汤蒂因边做生意边学习，只不过这种学习不仅在书本方面，更多的是积累成功的经验和开发自己的智慧。她知道，要使现代物品社蒸蒸日上、不断发展，成为大文具店，必须不断地增加投入，扩大业务，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她没有雄厚的资金做背景，怎么办呢？平时的留心学习给她指了一条路——扩股合资。经过多次洽谈，她筹集了5000元作为物品社的启动、周转资金，由独资改为合伙，成倍地增加了实力。小小的现代物品社一时间空前兴隆。
　　1936年春，汤蒂因的现代物品社经过3年的苦心经营，职工从6人增加到14人，铺面也由南市迁到繁华的福建中路。正当她雄心勃勃，全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时，“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了。日寇的战火毁灭了汤蒂因的家。不久，沦陷区范围越来越大，现代物品社对外的批发业务被迫停顿，放在外面的账款，也都因为收不回来而吃了倒账，仅这项损失就占去物品社一半的资金！而门市的营业额连维持开支都不够。汤蒂因陷入了困境。1938年6月，汤蒂因带了2个店员，乘船离开上海，经香港，再经越南来到了昆明。在友人的帮助下，她在昆明开了间“上海现代物品社昆明分社”。但是情况并不如意，她的店铺开张了一个星期，除了门市零售了一点货物外，竟无人问津。汤蒂因知道，这是昆明同业商店的统一行动，他们不愿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抢生意，他们要让她走开。汤蒂因并没畏缩，她决定立足昆明，向外发展。她将价目单大批印刷后，寄发到邻近的四川、贵州等地以及云南的各县，争取做外省外县的批发生意，没有多长时间，她就从外省外县陆续收到许多订货单，局面终于打开了。
　　生意好起来之后，货栈的存货越来越少，而且随着战事扩大，上海昆明的交通命脉——滇越铁路，也将成为日军的轰炸目标。因此汤蒂因想尽快回上海组织货源，抢运进昆明。这时，她从上海得到消息：上海工业已无出路，纷纷准备“迁川”。汤蒂因敏捷地意识到，上海市面萧条，工厂销路呆滞，正是低价批进的好时机。她便回到上海，反复和几位合伙的老板商量，最后决定用全部资金的2/3购进一批货物，发往昆明。
　　1940年，命运又露出了狰狞的一面。她相交多年、曾多次给予她帮助的好友毕子桂在昆明病逝，这使她悲痛欲绝，后来她开办金笔厂，取名“绿宝”，就是为了纪念毕子桂。祸不单行，她托运的150多箱文具，因中转地——海防被日寇占领，全部被日军没收。现代物品社的股东们纷纷撤股，汤蒂因只好将现代物品社改为“现代教育用品社”，由她独资经营。
　　此时的汤蒂因手中已无多少资金了，她无可选择，只好从原始积累做起，跑起了单帮。她和哥哥从上海出发，经杭州、金华、鹰潭、衡阳，由贵州人川，历尽千辛万苦，到了重庆。她把货物出售后，将货款托钱庄套汇到上海，然后兄妹俩踏上了充满艰苦和危险的归途。然而，当汤蒂因去提款时却发现，她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钱，由于储备票“二作一”的规定，只能得到这笔货款的一半。
　　汤蒂因苦心经营的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时值乱世，她又没有什么资金，最后只能决定开个门市部苦渡难关。对当时的汤蒂因来说，就是开个门市部也不容易。母亲为她掏出了私房钱，她又费尽心机另外筹集了部分货款，这样，现代教育用品社门市部才勉强开张。汤蒂因总算又站稳了脚跟，但她的门市部利润薄，营业额也很有限，难以大展宏图。
　　她发现，当时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都流行在胸前别支金笔。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汤蒂因决定自己生产一种别具特色的金笔，取名为“绿宝”，因为绿色是亡友毕子桂深爱的，也是她自己偏爱的颜色。她委托一家叫“吉士”的自来水笔厂生产“绿宝”，并开始大做广告，“绿宝”很快就打开了销路。
　　到1946年底，由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一日数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之风大盛，“绿宝”竟也成了囤积对象，货物很快就卖光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绿宝”的承制商故意刁难，使汤蒂因成了没有货源的干老板。汤蒂因一面维持现代教育用品社的门市营业，一面筹集资金，自己开办了绿宝金笔厂。
　　汤蒂因深知广告的作用，她以自己的满腔真诚，请出了从不做广告的越剧皇后袁雪芬，为“绿宝”做了电台广告。“绿宝”销路大增。汤蒂因的事业在悄悄发展着。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所有黄金、白银、银元都被中央银行“限价”收购。几个月后，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却搜刮了人民的大量财富转运台湾。汤蒂因生产金笔所需的黄金、白银无从补进，工厂很快就周转失灵，一份份的退单像雪片一样地飞来。汤蒂因15年的奋斗顿时搁浅，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
　　解放后，汤蒂因的工厂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她本人也在许多革命者的帮助下，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她的工厂是上海第二家接受国营公司收购的金笔厂。1951年，上海国营日用品公司采购供应站进一步明确了同绿宝金笔厂的合同。规定向绿宝金笔厂收购80％的产品，其余的允许其自销。这虽然一时对绿宝的利润有影响，但在帮助它极大地打开销路的同时，又推动了它的扩大再生产，真正做到了产销两旺。1950年开始，国家向绿宝金笔厂供应生产所需的黄金和白银，又在她生产资金周转失灵的情况下，提供了贷款扶持，“绿宝”不断发展壮大，产品销路大开，几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营业额和利润都达到了建厂以来的最高峰。
　　1953年，绿宝金笔厂同天鹅金笔厂、博文金笔厂合并，成为“上海绿宝金笔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北京成立了绿宝金笔厂分厂。1953年10月，绿宝金笔厂北京分厂与国营兴业投资公司合营，从而成为北京第一个公私合营工厂。1954年，绿宝金笔总厂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厂，一年后，绿宝金笔总厂又与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合并，汤蒂因被任命为这家大厂的私方经理。
　　这家华孚金笔厂，逐渐发展为誉满中外的英雄金笔厂，它生产的产品，从那时起就覆盖了全国。
　　1955年，在汤蒂因的倡议和推动下，上海制笔工业全行业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同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她。
　　汤蒂因多次被选为全国工商联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被人誉为“金笔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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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4 PM

53.世界巨富林绍良

在美国著名杂志《财富》一年一度的全球超级富豪排行榜中，总有数十位海外华人的名字。华人经商致富的名声已远远超过犹太人。而在众多华人亿万富豪中，谁执牛耳呢？当属拥有70亿资产的印届华人林绍良。他是当今世界12大银行家之一，享有“世界第六巨富”的美称。他的财产不仅超过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船王包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而且也超过了地产大王李嘉诚和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雄踞世界华人第一大富翁的宝座，成为印尼乃至东南亚的首富。然而谁能料到，这位当今拥有亿万家业的富翁，40多年前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卖花生油的小贩。他的传奇经历和戏剧性的发迹史惹人瞩目，而其成功的秘诀更令人寻味。
　　1916年7月16日，林绍良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里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林家祖辈以种田为生，有祖传的水田30亩，一头水牛和一些农具。父亲为人朴实敦厚，林绍良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继承了家风，性情温和，聪慧机智，颇得父母的喜爱。
　　7岁那年，林绍良便在村中林氏祠堂念私塾。他学业进步很快，深得老师的赞赏。他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幼学琼林》、《左传》等书，对书中的忠烈侠士极为崇拜，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儒家道德观念。
　　林绍良的家乡是个田少山多的贫困地区，许多富有进取心的年轻农民都想到外地去闯世界。他的叔父去了印尼，在林绍良11岁时，大哥林绍喜也离乡背井到了印尼。
　　1931年，15岁的林绍良结束了他的私塾生活。父母为他在村东大路旁租下一间小屋子，开了一家小面店，由林绍良出任“老板”。小小年纪的他，勤勉肯干，店内外都由他独自一人料理，生意做得很灵活，不到半年，竟赚了不少钱，显示出他在经商方面有极高的天赋和才华。
　　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人心惶惶，林绍良的面店也只好关门。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日寇的铁蹄踏上了福清的土地。一时间，兵荒马乱，百业凋敝，乡下的青壮年劳力接二连三地被抓壮丁。
　　为逃兵役，许多福清青年变卖家产，远渡南洋去谋生。这时，抓壮丁抓得更厉害了，林绍良眼看难逃此关，也准备去南洋。恰巧村里有一印尼华侨归来探亲，林绍良便求他带自己去印尼投奔叔父。那华侨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合计作为“父子”上路，一来可遮人耳目，二来可省一半路费。
　　听说儿子要出洋，父母心里都很难过。但林绍良讲得有道理：“树挪动要死，人挪动却活，干吗要把儿子困死在家中呢？”既然绍良有志，父母就由他去吧。临行前，母亲握住林绍良的手，含泪说道：“儿啊，到了异邦，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多忍让。万一跟人发生争执，一定要记住：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逼虎伤人。”
　　怀着父母的养育之情，牢记父母的谆谆训诫，林绍良迈出家门，走向那远方的陌生土地。
　　1938年春天，林绍良来到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古突士镇，找到他的叔父。叔父林财金在镇上开了个花生油店，林绍良就在店里当学徒。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当时的印尼，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伸向这块土地。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生意人想要赚钱，谈何容易。林绍良发现，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不行，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
　　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上门推销花生油。这一招还真灵，销售额成倍地增长。叔父高兴地给他加了薪，鼓励他继续干下去。
　　2年后，他有了些积蓄，就想独立创业，去寻求大的发展。他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生意，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时至今日，林绍良每当回忆起这段“骑自行车贩卖”的艰苦生活时，深感艰苦岁月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影响极大。他不无感慨地说，人需要经得起磨炼，才会有所进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但日军刚退出印尼，荷兰殖民军又卷土重来。一场抗击荷兰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打响了。
　　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印尼的抗荷独立战争，林绍良是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有过几年经商经验。独具慧眼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大显身手、独闯天下的时机到了。他确信，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而自己的事业成败则与这场战争息息相关。
　　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在异国他乡唯一依托的叔父，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路——给印度尼西亚军队运送军火和药品。
　　恰逢前些时有一位高级领导人为摆脱荷情报人员的追捕，潜入古突土镇隐蔽，中华总会把这项掩护任务交给了林绍良。这位名叫哈山·丁的领导人在林家藏匿了1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事后他才知道，哈山·丁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正是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中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便是印尼的现任总统苏哈托，而当时苏哈托是这个师的上校团长。
　　林绍良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跟他们说明了要为他们运送军火的想法。对于处于被围困之中的孤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他们对林绍良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并表示提供安全保护。
　　双方一拍即合，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运输路线。不久，林绍良冒着生命的危险，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就这样，林绍良押运军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军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每次运抵前线，印尼官兵都向他欢呼致意。他从军火生意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贩运军火、药品的同时，林绍良敏锐地发现了另一宗可获大利的买卖——丁香生意。
　　当时，中爪哇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畅，大大小小的烟厂应运而生，发展到上百家。这样，作为生产香烟原料的丁香需求大大增加，每年需要量高达2万多吨，远远供不应求。丁香生意利润确实诱人，但风险极大。丁香盛产于印尼东部的马鲁吉群岛，要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弄不好就人财两空。
　　具有精明的经营头脑，又有过人胆识的林绍良，根据以往贩运军火的经验，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从产地马鲁古群岛装货后，绕道新加坡，再经贩运军火的通道，突破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然后再将丁香发到各地烟厂。
　　一天傍晚，林绍良把一批军火押送到印尼军营后，便来到苏哈托的团部。两位挚友见面后就亲热地交谈起来。林绍良把贩卖丁香的想法如实相告，并请求苏哈托团长派兵保护。苏哈托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
　　有了苏哈托的特殊保护，林绍良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二天他就启程前往马鲁古群岛。不久，一批丁香便安全地运达那些嗷嗷待哺的烟厂主手中。从马鲁古到古突士，林绍良频繁往来。苏哈托言而有信，每次都派兵“保驾”。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滚滚金钱流进了他的腰包。几年之间，林绍良已成了南洋颇有名气的大商人了。
　　印荷之战，终以印尼获得独立而告终。心怀大志的林绍良，在一连串生意上的成功后，也决心大展鸿图。古突士镇这个曾经使他发迹之地再也不能满足他事业上的雄心了。1952年，他将自己的贸易公司迁到首都雅加达。
　　此时，印尼的经济面临着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首要问题。林绍良据此确定了自己的经营战略：从衣食住行入手，相机进入其它领域。
　　从1954年起，他相继办起了肥皂厂、纺织厂、轮胎厂以及自行车零件制造厂。随着企业的发展，他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建立起贸易关系。在经营活动中，他体会到，无论是经商还是办厂，都必须得到金融界的支持；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机构。1957年，他在泰国的金融巨头陈弼臣的帮助下，正式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自如地应付企业资金的周转。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的林氏集团已初显雏形。
　　这时，林绍良的大哥林绍喜和二哥林绍根也都来到雅加达定居，大哥经营地产业，二哥从事财政业，三兄弟互为依存，共谋发展。
　　1967年之后，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次年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发展机会。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拳脚。
1968年，林绍良经营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给的丁香进口专利权。早年，他靠丁香起家，现在丁香又为他赚取更加丰厚的资产。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丁香大王”。
　　同年，印尼政府又作出决定，将全国生产面粉的三分之二专利权交给林绍良。为此，林绍良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公司的创业资本只有10万美元，而印尼国家银行却给了这家公司280万美元的贷款。总统苏哈托亲自主持了公司的第一座面粉加工厂落成典礼。经过10年的努力，波戈沙里公司生产的面粉已达国内需求量的80％，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由此也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林绍良还以其特有的预见力和洞察力注意到：随着新的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外资、合资企业的涌现，国内冷落多年的建筑业会渐渐复苏。于是，他立即投资1亿美元巨款，建成狄斯丁水泥厂，年产量达100万吨。此外他还建造了另外两座水泥厂。仅仅3年时间，林绍良的水泥集团生产的“三轮牌”水泥产量近1000万吨，约占印尼全国水泥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他本人也被誉为“水泥大王”。
　　此外，林绍良凭借他的雄厚实力，又插足房地产业。他在雅加达等地购得土地2100公顷，成为印尼最大房地产商。林氏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印尼私营建筑业的20％。
　　在林氏企业王国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金融业。尽管林氏集团经营的工业、商业、建筑、房地产、旅游业等非金融的资产约有30亿美元，但其金融业的总资产却达40亿美元。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由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1975年，林绍良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遇到了不久前辞去泛印银行总裁职务的“银行界奇才”李文正。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此君才华横溢，精通银行业务，便立刻邀请他到中央亚细亚银行供职，并允诺给他17.5％的股份。事后表明，林绍良慧眼识珠，李文正确是一匹少有的“千里马”。中央亚细亚银行在他们两人的共同经营下得到了飞速发展。该行1978年收购了印尼商业银行，经过8年努力，其总资产增加了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而且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及美国的加州、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中央亚细亚银行不仅是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也被公认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1983年，美国《公共机构投资者》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名单中，林绍良被列为第六名，成了扬名天下的“金融大王”。
　　由于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和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又涉足于国际贸易，而且一登场便一鸣惊人。在短短数年内，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香港的多家公司，从而使林绍良头上又多了一顶“商贸大王”的桂冠。
　　到1988年，年逾七旬的林绍良已经实现了他那“企业王国”的梦想。“林氏王国”主要由两大集团构成：一个是三林经济开发公司（三林集团）。“三林”是指林绍喜、林绍良、林绍根三兄弟。三林集团控制了两个大财团，即中央亚细亚银行和华仁谊集团。前者是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林绍良本人占24％的股份。华仁谊集团则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另一个林氏集团是由林绍良与福清同乡林文镜合资组成，两人各占30％股份。该集团以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营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192家公司，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于、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70多种行业。林绍良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于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亚洲的洛克菲勒”。
　　林绍良在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讳言，林绍良与印度尼西亚现任总统苏哈托的深交，对他的事业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他是印度尼西亚商界中唯一可以在苏哈托的私人住所及总统府自由进出的人，而且军方还慷慨地向他提供一个全职随身保镖。林绍良在雅加达近郊的住所也长期受到官方保护。但苏哈托的帮助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林绍良本身的个人奋斗，在于他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以及重视人际关系的处理。正如他自己所说：“创基立业，一半靠运气，一半靠自己努力。”“勤俭奋发是华人的美德，方向、意志和策略是第一要素，不怕失败、奋斗不懈、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和深思熟虑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林绍良正是以这种信念去创造他的业绩，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如今，年近80的林绍良已从一线退居幕后，他的三儿子林逢生担任了林氏集团的总裁。1990年，林氏集团的营业额高达80亿美元，其员工约有13.5万人。林逢生就像他的父亲一样深谙经营之道，正进一步地拟订周密谨慎的环球发展计划。林氏王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政治上的某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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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5 PM

54.塑胶大王王永庆

王永庆祖籍是福建省安溪县．那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永庆的曾祖父因为日子过不下去，只得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后来便定居在台湾省嘉义县的新店镇直潭里。王家几代都以种茶为生，只能勉强糊口。1917年1月8日，王永庆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的茶农家中。
　　王永庆刚刚学会走路，就跟着母亲出外去捡煤块和木柴，希望能换点零钱，或者供自己家烧水做饭。童年的小永庆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他俄极了，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煮一些甘薯粥，他也只能分到一小碗。王永庆7岁那年，父母实在不忍心让孩子失学，取出多年积攒起来的几个铜板，把他送进乡里的学校去念书。别家的孩子第一天上学，都会穿上漂漂亮亮的新衣服，可王永庆还是平时的那一套，他穿的裤子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着“中美合作”的字样。他头上戴的草帽早已破了，但还得靠它挡一挡烈日风雨。他买不起书包，只能用一块破布包上几本书。他连鞋子都没有，总是赤脚在泥泞的山路上奔波！
　　就钦庋?纳?睿?跫乙裁荒芪?侄嗑谩Ｐ∮狼?岁那年，他的父亲不幸卧病在床，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母亲的肩上。王永庆看到母亲日夜不停地操劳，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挑水、养鸡、养鹅、放牛……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就这样，他勉强读到小学毕业，只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
　　王永庆的祖父劳苦了一辈子，最后只给孙子留下了一条教训。他对王永庆说：“种茶这一行，看来是难以为生的。就是饿不死，也吃不饱。你是读过书的人，希望你不要再困在这里，还是立志出门闯天下吧！”
　　15岁的王永庆，听了祖父的话，决心走出山区，去寻找一个能挣到钱的地方，帮助母亲养活一家人。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台湾南部的嘉义县县城，在一家米店里当上了小工。聪明伶俐的王永庆，除了完成自己送米的本职工作以外，处处留心老板经营米店的窍门，学习做生意的本领。第二年，他觉得自己有把握做好米店的生意了，就请求父亲帮他借了些钱做本钱，自己在嘉义开了家小小的米店。
　　米店新开，营业上就碰到了困难。原来，城里的居民都有自己熟识的米店，而那些米店也总是紧紧地拴住这些老主顾。王永庆的米店一天到晚冷冷清清，没有人上门。16岁的王永庆只好一家家地走访附近的居民，好不容易，才说动一些住户同意试用他的米。为了打开销路，王永庆努力为他的新主顾做好服务工作。他主动为顾客送上门，还注意收集人家用米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每天大约要吃多少米……估计哪家买的米快要吃完了，他就主动把米送到那户人家。他还免费为顾客提供服务，如掏出陈米、清洗米缸等。他的米店开门早，关门晚，比其它米店每天要多营业4个小时以上，随时买随时送。有时顾客半夜里敲门，他也总是热情地把米送到顾客家中。
　　经过王永庆的艰苦努力，他的米店的营业额大大超过了同行店家，越来越兴旺。后来，他又开了一家碾米厂，自己买进稻子碾米出售，这样不但利润高，而且米的质量也更有保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的经济也开始发展，建筑业动得最快。王永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便抓住时机，抢先转向经营木材，结果获利颇丰。这个赤手空拳的农民的儿子，居然成了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商人。
　　这时，经营木材业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王永庆看到这一点，便毅然决定退出木材行业。
　　那么，该干什么好呢？
　　50年代初，台湾急需发展的几大行业，是纺织、水泥、塑胶等工业。当时台湾的化学工业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企业家是何义，可是何义到国外考察后，认为台湾的塑胶产品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日本的产品，所以不愿向台湾的塑胶工业投资。出人意料的是，这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商人王永庆，却主动表示愿意投资塑胶业！消息传出，王永庆的朋友都认为王永庆是想发财想昏了头，纷纷劝他放弃这种异想天开的决定。当地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公然嘲笑王永庆根本不知道塑胶为何物，开办塑胶厂肯定要倾家荡产！
　　其实，王永庆作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不是心血来潮，铤而走险。他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研究，虽然他对塑胶工业还是外行，但他向许多专家、学者去讨教，还拜访了不少有名的实业家，对市场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甚至已私下去日本考察过！他认为，烧碱生产地遍布台湾，每年有70％的氯气可以回收利用来制造PVC塑胶粉。这是发展塑胶工业的一个大好条件。
　　王永庆没有被别人的冷嘲热讽吓倒。1954年，他和商人赵廷箴合作，筹措了50万美元的资金，创办了台湾岛上第一家塑胶公司。3年以后建成投产，但果然如人们所预料的，立刻就遇到了销售问题。首批产品100吨，在台湾只销出了20吨，明显地供大于求。按照生意场上的常规，供过于求时就应该减少生产。可王永庆却反其道而行之，下令扩大生产！这一来，连他当初争取到的合伙人，也不敢再跟着他冒险了，纷纷要求退出。精明过人的王永庆，竟敢背水一战，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买下了公司的全部产权，使台塑公司成为他独资经营的产业。王永庆有自己的算盘。他研究过日本的塑胶生产与销售情况，当时日本的PVC塑胶粉产量是3000吨，而日本的人口不过是台湾的10倍，所以，他相信自己产品销不出去，并不是真的供过于求，而是因为价格太高——要想降低价格，就只有提高产量以降低成本。
　　第二年，他又投资成立了自己的塑胶产品加工厂——南亚塑胶工厂，直接将一部分塑胶原料生产出成品供应市场。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王永庆的计算是正确的。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销路自然打开了。台塑公司和南亚公司双双大获其利！从那以后，王永庆塑胶粉的产量持续上升，从最初的年产1200吨，发展到现在100万吨，使他的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PVC塑胶粉粒生产企业。
　　当台湾企业界一轰而上角逐于木材行业时，王永庆果断地转向了塑胶行业；可是，当他在塑胶行业站稳脚跟之后，却又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去关注他当初借以发家致富的木材行业。这一看，又让他看出了新的发财途径。
　　王永庆看到，由于台湾木材销路好，商家大量砍伐，可是他们要的只是树干部分，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树枝丫，都被白白地抛弃而浪费了。王永庆想，台湾的棉花产量严重不足，一直靠进口来补充，如果利用废弃在山上的树枝丫制造人造纤维，以替代天然纤维，一定会有发展前途！经过考察论证，1964年10月，王永庆开始创办台湾化学纤维工业公司。两年半以后，台南新化八卦山下矗立起了一座新型的工业城，成为当时世界首创的连贯作业的人造纤维工厂。它使大量过去被抛弃的木材废料变成了纺织纤维，既节省了外汇，又降低了成本，为台湾纤维工业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而台塑、南亚、台化三大企业，使王永庆在当时台湾50家大厂商中名列第三！进入90年代，王永庆的产业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包括16家人企业公司，拥有员工4万多人，股东10万人，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650万新台币！
　　再也没有人敢小看王永庆，连一贯以经营业绩傲视世界的日本企业家，也对王永庆衷心钦佩，把他与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电器的创始人相比，称他为台湾的“经营之神”。
　　王永庆的许多经营管理思想，都已成为企业家们信奉的至理名言。王永庆自己总结成功的经验时说，他认为最有效同时也最有意义的做法，是选择“永远追求更大贡献”作为企业的目标。为了对社会做更大的贡献，企业就会鼓舞斗志，继续不断地扩充事业规模，经常保持着迎接新挑战的热情，和对至善境界的追求！他说：“我不但与别人竞争，也对自己严格要求！”
　　在生活上，身为亿万富翁的王永庆，同样对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有人说，王永庆可能是世界上最节俭的亿万富翁了！他公司的一位职员，花了1000美元为王永庆的办公室更换新地毯，结果惹得王永庆很不高兴，差点大发雷霆！他对于吃的原则是“简便”，最爱吃的是家常的卤肉饭；他对于穿的原则是“整洁”，每天早上跑步穿的运动鞋，一双总要穿上好几年，而一条运动时用的毛巾据说用了近30年！
　　王永庆常常用“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告诫自己的子女，要他们自己创业，不要依赖上辈的基业而坐享其成。他的儿子王文祥17岁考入英国伦敦帝国大学，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外找了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苦干了3年。后来回到自己家的企业中，王永庆同样要求他从最基层干起，经过课长、组长、厂长、副经理的逐级锻炼，数年之后，才让他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王永庆最疼爱的女儿王雪龄结婚，他陪送的嫁妆，除了一张无限期提供学习费用的凭据外，就是一把刮胡子刀，好让女儿自己替丈夫刮胡子！王雪龄的婚礼比一般老百姓家的还简单，连她手上的新娘捧花，也是跑到许多花店比较后才选购的最便宜的一种！
　　当然，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王永庆从不小气。他曾一次就捐助2.5亿美元巨款给一家医院！
　　1988年，美国权威杂志《福布斯》报道，在全世界拥有1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中，王永庆以40亿美元居第16位！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亿万富豪，从不识“塑料”二字的外行到赫赫有名的塑料博士、“世界塑胶大王”，他的奋斗历程传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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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6 PM

55.石油大亨安德森


一副微胖的娃娃脸，腼腆羞怯，说话轻声细语，语音拖得很长，近乎有点吞吞吐吐。然而，就在这书生般外表的后面，却隐藏着一种坚韧刚强的品性。他就是精明能干而神秘莫测的石油大亨罗伯·安德森先生。谁要是第一次见到他那副尊容，一定很难相信他竟是叱咤石油王国数十载的石油巨子，是创建全美第七大石油公司——大西洋沃野公司的亿万富豪。是他探明并打出全世界有史以来油藏最丰富的一口油井；是他购买了100万英亩以上的牧场，而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是他收购而后又卖掉伦敦的《观察家报》；是他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工厂；也还是他，与中国政府合作勘探南中国海的石油蕴藏，签订了为期35年、耗资25亿美元的探油协议。正是这一连串轰动世界的惊人之举，铺设出他那辉煌的成功之路。
　　1917年罗伯·安德森生于芝加哥。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有名的银行家，其家族是来自瑞典的移民。安德森从小在邻近大学区的肯伍德地区长大。在浓郁的知识文化氛围中，他被送往新设的一所实验学校读书；18岁时，考入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他的成长深受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的影响，哲学与古典文学作品是他最爱读的书。他不习惯于城市生活，而向往野外生活。每到夏日假期，他都是在怀俄明州及蒙大拿州度过。那时，他已决定将来要到西部某处的小城去居住。
　　1939年他大学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他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的矿物酒精公司，不过他很快就厌倦了这项工作。一年多以后，他携新婚的妻子搬到偏远的新墨西哥州去开始新的生活。1941年他独自尝试办厂。他让父亲替他从亲友处借来5万美元贷款，买下一家靠近新墨西哥州阿特夏市已破产的煤油厂，并开始从事“野猫式探油”，即偷偷在他入土地上探油，发现油藏后便不动声色地以低价买下这块土地。二次大战爆发后，石油及汽油的需求量激增，安德森的煤油厂的利润也随之上升。他成为麦可煤油公司的总裁，不久又将这家公司改名为“杭多石油瓦斯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的吞并及收购，使其壮大起来，从而迈出了他石油生涯的第一步。
　　在他的经营下，杭多公司在15年内扩充了6座煤油厂，并钻探到几口油井，铺设了长达500英里的油管。1955年他以200万美元收购了加拉威尔夏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很快便开始赚钱。1957年，安德森又将它卖给海湾石油公司，这一买一卖使他获利2100万美元。为了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他决定开始多种化经营，便在新墨西哥及德州买下一系列的大农场，在农场里饲养一种叫布拉格斯的优质肉牛。他一共饲养了3万头，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
　　到了1963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杭多石油瓦斯公司已变得十分强大。他让公司与大西洋提炼公司合并，组建成大西洋沃野公司。他由此拥有价值3500万美元的50万股大西洋股票，占全部股权的5％。第二年，安德森担任了该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1965年，该公司董事长苏卜理心脏病突发而死，于是他开始任公司董事长，时年48岁。
　　这时，他已拥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完全可以提前退休，在自己的大牧场里安闲地生活，也可以到亚斯本人文研究所任所长。但是安德森打消了提早从石油业退休的计划，因为他发现公司内部营运方面有不少问题，作为公司董事长，他有责任对公司的管理实行改革，把公司办成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在他主持的首次董事会上，安德森不动声色，并很快发挥其强大的影响力。对这位讲话爱拖长尾音、头戴牛仔帽的新老板，在座的董事不少都持怀疑的态度，但他们心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从安德森以往的作为看，他一向有能力打败竞争者而获得有利可图的合约，并使企业有效地经营。在今天的会议上，新老板似乎有点腼腆，说话很客气。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终于领教了安德森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大将作风。安德森迅即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加强内部组织系统化，断然裁掉最无利润的加油站，并下令进行巨大的现代化计划。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他与新任命的总裁桑顿举行了即席会议。他为大西洋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拟出了纲要，他在一张办公纸上列出以下几点：使煤油产量与原油供应量平衡；避免从事不稳定的国外投资；发展石油化工业；多角化经营其它天然资源；通过兼并使公司更为壮大。这些目标在后来的几年里都一一实现了。
　　安德森似乎总是具有那种“见树知村”的预见能力。在用人问题上，他物色的总裁桑顿在以后的15年中都一直是他的好搭档。在事业上，他的预见大都也是对的。1968年，他将公司总部从洛杉矶迁往纽约。他认为公司要想成为一流公司，就应该迁到一个“企业气氛更为活跃的地方，要跟其它的大石油公司更为接近一点，纽约就是这个合适的地方。”果然，在纽约这个金融、贸易、工业和信息中心，大西洋公司如鱼得水，在十几年后果真成了美国十大石油公司之一。
　　安德森的英明预见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阿拉斯加北坡大油田的发现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北坡油田地处阿拉斯加的卜路后湾，从50年代起就有许多石油公司在这里钻探寻油，但钻井打了几百口，却未见有多少油，最终都心灰意冷地撤走了。惟有安德森还坚持让他的公司在那里继续钻油，因为他直觉上认为北坡应该有油，而且是大油田。当然，他的直觉是建立在对当地地质构造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1968年，他的信心与耐心终于得到报偿。大西洋公司在卜路后湾发现了油藏，而且很快被证实是有史以来油藏量最丰富的一个油田，由于这个油田的新发现，美国确切的石油蕴藏量在一夜之间增加了2倍。也正是这次大发现，使安德森一夕成名，跻身于美国大石油公司的老板之列。这次发现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后来，有记者问他，这次成功的探油是眼光敏锐、精心策划的结果，还是仅凭运气而已？安德森谦虚地说：“两者都有，是百分之九十的运气加上百分之十的眼光敏锐和精心策划。自己不过是特别幸运而已。”
　　随着阿拉斯加这个大油田的开采与利用，大西洋沃野公司的财源滚滚而来。它的全部蕴藏量将会给这家公司带来将近1兆亿美元的收入。如果这些油是进口的，每年将花费90亿美元，因此，光是这个大油田，目前就能为美国一年节省下200亿美元的贸易收支逆差。
　　大西洋公司发现大油田的消息，使它的竞争对手之一、海湾西方石油公司慌了手脚，他们不久便向辛克莱石油公司提议，要收购这家公司。安德森在风闻这一消息后，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必须抢先一步采取行动。他立刻亲自前往辛克莱公司，与其总裁路易斯面谈，陈述兼并对两家公司的种种好处。路易斯对他的提议深感满意，两人在晚餐席上达成了大致的协议。翌日安德森将去西部度假，临行前他特地留下一些指示给谈判人员，以备万一他不在而需要签约时能灵活掌握，他一再强调要尽量争取谈判成功。同时，他又与大银行联系，争取到一笔银行循环贷款，以便用来收购辛克莱的股票。
数日后，这项收购终于大获成功。两家公司的兼并使大西洋公司的规模扩大了3倍，增加了阿拉斯加古巴路克油田、一座位于休斯敦的煤油厂、一个长达数百公里的油管系统、一家大型石化企业以及美国大陆中部的一些石油行销机构等。
　　随着阿拉斯加大油田开采量日增，数以亿万计的美金纷纷涌入大西洋沃野公司的金库。公司的股价疯涨，股利猛增，新投资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大西洋建造了一支超级油轮船队，往返于阿拉斯加油管终点与美国西海岸炼油厂之间；新铺设了一条数百公里长的石油管道，大大加快了原油传送速度；在洛杉矶市中心区建造了两幢摩天大厦，公司的总部又从纽约搬回来。安德森的办公套房就设在大厦的最高层，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其竞争者的办公室和他们的屋顶花园。
　　安德森本人的财富也因大油田的发现而迅速增加，他把这些财富逐次投资购买德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牧场，其面积总共超过100万英亩，使他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他为这些牧场起了一些美妙如画的名字，如钻石牧场、拉提戈、阶梯、女人谷等。每到休假日，他都喜欢独自一人在牧场骑马，有时他会停下来跟他的雇员闲聊肉牛饲养计划。
　　当然，安德森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能如他所愿获得成功，他也有决策失误的时候。他曾在伊朗投资参与一个农牧计划，但伊朗国王一被推翻，他的资金全部泡汤了。他也参加过巴西的一项农业投资计划，但由于官僚作风、管理不善，以及油价低落，最终血本无归。
　　此外，安德森还做过一桩不赚钱又不亏本的大买卖，那便是轰动世界的收购伦敦《观察家报》之举。1976年，安德森以1000万美元收购了这家濒临倒闭的英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他之所以肯花这笔巨款，是为了重新建立跟英国的关系，以便扩大他的石油业务。然而，5年后他又把该报以原价转售给别人，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这一买一卖两桩交易都具有他的典型作风——秘密、果断而又顺利。至于为什么他又秘密地将该报转卖出去，他解释道，因为英国报业管理法规和舰队街的做法过于僵硬，使得报社无法将其工厂和设备现代化，经过努力依然看不出该报会有什么前途。而出售报纸是一种非常敏感的事，不可以到处宣传，也不可能事先告诉报社的任何人，因为报社内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如果报纸将要出售的打算一经透露，其破坏力比秘密卖掉要大得多。尽管这桩买卖没有赚钱，但他从未后悔买过这张有名的报纸，毕竟经他努力这家报纸没有倒闭。
　　在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冲击下，公司也面临了财务困难，甚至有传言称有人要收购大西洋公司。为此，安德森在1984年采取断然措施，以迎接挑战。他推出了一份内部结构重组计划，大幅度精简该公司的组织结构，职工总数从5.5万人削减到2.5万人。石油勘探及开发的计划也予以外包或延搁，亏损的非石油类计划则干脆一笔勾销。他甚至把位于洛杉矶的公司总部大厦卖掉，以帮助筹措资金，重新买回价值40亿美元的大西洋沃野公司股票，从而避免了被收购的危险。而公司股票不跌反涨，其市值也因此在一年内升值30亿美元。
　　仅仅一年，大酉洋沃野公司就已渡过难关，各项业务蒸蒸日上。它不仅稳稳地保持着美国第七大石油公司地位，而且向其它领域拓展，成为美国第十大工业公司。它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厂，其太阳能电池也行销世界。它还设立了“国际环境及发展研究所”、“亚斯本人文研究所”，每年的赞助费高达数百万美元。
　　不过，安德森这只“野猫”仍旧热衷于探寻石油的行动。1982年，他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在南海勘探石油的协议，协议规定，大西洋沃野公司勘探3500平方英里的南海海域，如果发现石油，它将与中国政府分摊开发成本及收入。为此，安德森将在35年内，花费25亿美元在南海探油。这是中国政府与西方大石油公司所签的第一份勘探协议，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份合约。这位石油业的老“野猫”又在利用他那敏锐的直觉，但这次是否仍旧幸运，还需假以时日。
　　1986年初，年近70的罗伯·安德森宣布从大西洋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过他依然是一名董事，他的全部股份和牧场也都保留着。人们都相信，这位神秘的石油大亨仍将是他所创办的这家公司幕后的主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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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6 PM

56.世界船王包玉刚

1918年出生的包玉刚，算起来还是宋代包公的第二十九代孙。他是浙江宁波人，父亲包兆龙是一位经营造纸业的商人。包玉刚小时候在上海求学，他上大学时，正遇上日寇侵略中国，书是没法读下去了。他先是到衡阳一家银行当职员，后去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以宁波人的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作风，使自已经手的业务蒸蒸日上，所以到抗战胜利，他已是重庆矿业银行的经理了。以后，他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立银行的业务部经理。许多人都认为，凭包玉刚的业绩和才干，再奋斗几年，行长的交椅一定会是他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向行长呈上了辞职书，说他的兴趣不在银行方面，而在其它方面。他和父亲一起放弃了在上海的事业，全家迁往香港，靠着多年积蓄下的一点钱，去另闯天下了。
　　开始，他与父亲合伙，做进出口生意，从国内购买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土产，向外销售。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小公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以后干什么呢？父亲的选择是经营房地产，他是一个老式的商人，相信“无地不富”是真理。可是包玉刚却以自己的眼光，认为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业只能坐收地租，是保守的投资，是“死的”；而且他们资本不大，去炒地皮，万一被人吃掉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看中的行业是搞航运生意，他对父亲说：“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包兆龙尽管不是十分乐意，但他很欣赏儿子的独立思考和勇气，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包玉刚的意见。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可是，凭他们包家当时的资金，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他专门去了一趟英国，想向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借钱。可是那个朋友一听说他要借钱买船，就变得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肯帮忙也罢了，他还抖了一下包玉刚的衬衣，讥刺地说：“玉刚兄，你年纪还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别连衬衣都赔进去！”这大大地刺伤了包玉刚的自尊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番大事业来。
　　包玉刚两手空空回到香港，只好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可是汇丰银行对航运业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航运的风险太大，这些船老板不知道哪天就会被风暴刮成穷光蛋，甚至落到什么荒岛上去做“鲁滨逊”！而华人根本不懂航运，借钱给他们去买船，那风险就太大了——银行业的原则是不搞风险投资的！连碰钉子的包玉刚并不气馁，他转身就去了日本。有趣的是，日本银行竟没有要他找日本公司作担保，就同意贷款给他。这样，包玉刚才凑足了77万美元，再次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包玉刚看着这艘小山一样的旧船，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他说，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包兆龙看着儿子坐在香港的沙发中，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也不能不佩服儿子的能耐。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傻瓜”！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于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长租给别人，倒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包玉刚确实赶上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7艘新船了！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却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这次低潮过去后，不少人都学包玉刚的办法，开始买旧船长期出租。可是包玉刚又改变了方针，将新船长期租给人家，旧船留着自已经营。因为，新船出租，租金自然比旧船高；而旧船自己用，效果则与新船一样。
　　尽管连战皆捷，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就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当时，包玉刚还是个不太出名的小富翁，远不是银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资对象。可是包玉刚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自己曾做过10年银行家，对于银行家的心理把握得很准。要找就找最大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银行就是汇丰银行。有人说香港是由四大势力操纵的，指的就是政府、马会、汇丰银行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是由它发行，大部分贸易也是由它支持，它发挥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
　　包玉刚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凭着他对银行业务的熟悉，很快就赢得了桑达士的信任。桑达士了解了包玉刚的长租经营方式和收入状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向包玉刚提供数额不大的低息贷款。
　　有一次，包玉刚有机会以100万美元购买一艘7200吨的新船，并把它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双方议定租期为5年。日本航运公司急于用船，所以愿意出面请它的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包玉刚算了一下账，航运公司应该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是75万美元，那么，由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包玉刚就去找桑达士，希望汇丰银行贷款100万美元给他买船，他说他可以用75万美元的信用状作担保，汇丰银行不会有什么风险。
　　10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谨慎的桑达士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他毫不客气地说：“?壬??悴皇窃谙蛞桓鲂『⒆铀的慊岱⒉瓢桑俊卑?窀詹换挪幻Φ胤次剩骸吧４锸肯壬??绻?夷玫叫庞米矗?隳懿荒艽?罡?遥俊?
　　桑达士干脆地回答：“贷！只要你有信用状，我马上贷给你！”
　　桑达士相信自己的经验：你包玉刚船还没有买，就要人家租你的船？还要人家请银行给你开信用状？这不等于是人家出钱让你买船了么？！世界上哪会有这样的好事！他认定包玉刚是在说笑话。
　　包玉刚一点也不含糊，他到家就打点行李上东京，他对那家日本航运公司说：“我是来拿信用状的。因为我买船的钱还差一点，只要把信用状开给我，我保证在3天之内就把船交给你们。你们信得过我，就先把信用状给我吧！”
　　在这场“空对空”的斗争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结果，桑达士不但实践诺言贷给包玉刚100万美元，而且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到2年，汇丰银行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了包玉刚的后勤部，使包玉刚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竞成为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而日本船厂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慢慢付款！”
在包玉刚的精心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达到巅峰，船数达到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国外报纸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绍包玉刚，用的标题是《比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第二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包玉刚虽然成为世界船王，但他也看到，航运业的风险太大，不少曾经成功的航运商都被无情地淘汰了。所以从7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登陆”，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英国资本集团和华人资本集团一直是香港实业界长期摩擦的两大资本集团。自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资本集团垄断了许多行业，华人资本长期处于劣势。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开始，华人资本渐渐壮大，李嘉诚等人早已跃跃欲试，要与英国资本集团一争天下。李嘉诚先是悄悄地收买英国怡和集团所控制的九龙仓的股票，已经掌握了其中的18％。但是这时，李嘉诚感到同属于英资集团的和记黄埔对他更有吸引力，而要想同时吃下这两个地方，又是他的财力难以达到的，所以他约包玉刚密谈，希望包玉刚能接手九龙仓。如果他们两人能顺利地控制和记黄埔和九龙仓，则英国资本集团在香港的垄断地位就一定会被动摇！
　　作为一个中国人，包玉刚早就希望华人资本集团能扬眉吐气。他也深知九龙仓的重要地位。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码头，拥有资产18亿港元，那一带的地价早已是寸土寸金，掌握了九龙仓，就等于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物资的装卸和储运业务。所以包玉刚表示愿意接受李嘉诚的建议。李嘉诚坦率地说：“我所掌握的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40元一股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你。另外，你把汇丰银行的股票转让一部分给我。”
　　包玉刚知道，当初李嘉诚买这些股票时，每股只花了十三四元，但是他更知道，掌握九龙仓能为他带来怎样的利益。他沉吟片刻后说：“你每股降4元，我们马上成交！”
　　李嘉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两位香港的“海陆大将”微笑着握手告别。掌握了九龙仓股票20％的包玉刚，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九龙仓董事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悄悄地收买九龙仓股票。1980年4月，包玉刚宣布，他已控制了3900万股九龙仓股票，约占总数的30％。英国人慌了，因为他们只掌握着20％的九龙仓股票，这就意味着董事长的大权必须交给包玉刚了！也就是说，怡和集团将失去九龙仓。
　　怡和集团找到后台汇丰银行商议，要汇丰银行支持它足够的现金，让它有可能大量收购九龙仓股票。这年6月20日，趁着包玉刚在欧洲度假的机会，怡和集团突然发起反扑，打算以每股95元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3000万股，使他们掌握的股票占总数的49％，远远超过包玉刚所掌握的股票数量，他们认为，只要这个计划一宣布，包玉刚一定会退出这场竞争。因为，包玉刚必须再收购2000万股股票才能继续保持他的优势，而一夜之间必须拿出20个亿的现金来，简直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包玉刚是在法国的别墅里接到这十万火急的情报的，他的心不禁隐隐作痛，深感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雄厚，他几乎要被逼到绝路上了！同时，他也意识到，李嘉诚送到他手中的，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包玉刚决心要同英国伦搏一搏。他一边放风，说还要去拜会墨西哥总统，却在6月22日悄悄启程赶回香港。几个小时以后，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宣布他“到当铺里转了一转”，已经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要以105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
　　第二天一早，大批持有九龙仓股票的小股东蜂拥而上，抛出他们手中的股票。在短短的2个小时内，包玉刚就调动了21亿元资金，完成了他的收购计划。至此，他所掌握的九龙仓股票比怡和集团整整高出19％，完全控制了九龙仓！
　　不知有多少人在感叹：我的天，21亿，要2100个百万富翁凑起来，才能有这么多的钱哪！
　　“世界船王”一举“登陆”，并且牢牢地掌握了陆地的控制权！包玉刚功成名就，他所受到的尊重，远远超出了实业界的范围。在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后，日本天皇、比利时国王、巴拿马和巴西的总统，纷纷授予他勋章或奖章。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他与世界风云人物邓小平、里根、伊丽莎白二世等人的合影……
　　尽管包玉刚有如此显赫的威望，但数十年来，他一直遵循着父亲的教诲：“脚踏实地地工作，平易近人地待人．身体力行地做事。”
　　尽管包玉刚有难以数计的财产，但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过分奢侈。他每年只准许家属在夏威夷度假10天，他的女儿们一次只能买一双鞋，他从不让孩子参加香港“富翁环球游览团”……
　　然而，对于生养他的祖国，他却慷慨大方。新中国成立不久，首次发行建设公债，他尽自己的财力，认购公债达数万港元。改革开放后，他率先购买中国建造的船舶，推动了中国船舶的出口。1979年，他捐款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造新型的旅游饭店——兆龙饭店；不久，又捐资1000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兆龙图书馆。他捐款5000万元人民币创办宁波大学，投资600万美元与内地合资建造宁波钢铁厂……
　　1991年9月23日，73岁的包玉刚在家中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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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7 PM

57.平卡斯的神秘之死

1980年6月10日，星期二，拂晓时分，瑞士洛桑市郊的绅士庄园一幢别墅门前，两辆警车闪着红灯鸣着警笛匆匆赶到。别墅似乎安静得很。女仆把警察领了进去，警察直奔上楼。走廊里有一条家犬的尸体，中毒而死的。在卧室，警察发现这座别墅的主人也已经死去了，显然是吃氰化物自杀的。尸体旁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请求朋友们原谅的字样。
　　按说，此案到此可结束了。但是……
　　就在当天上午，洛桑的警察们赶到绅士庄园之前，在法国的戛纳警察局，有人打来匿名电话，要他们立即到大旅馆里一位女士的顶层阁楼去。
　　警察发现原有一套门锁，却连一个也锁不上，寓所的女主人显然是氰化物中毒而死，她的尸体旁是撕碎撒开的字条。字条上写着：“亲爱的，我给你最后的忠告，因为我爱你。打开这两个小包，吞下4粒胶囊，药丸很快见效，你就来到我的身边了。”信里说，如果她再活下去，必定受磨难而且丢人。还说：“几年来，我一直想在经济上翻身，可是没有成功。”署名是：“爱你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你的伊莱。”
　　乍一看，这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故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个案子扑朔迷离，非常复杂……
　　我们先说别墅里的男死者平卡斯吧。平卡斯至少会说5种语言：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保加利亚语，是一位颇有教养的绅士。他中等身材，粗眉大眼，手特大，脑门也很大。
　　平卡斯生于1920年，21岁时作为保加利亚难民来到瑞士，随家人在洛桑定居，并在这里上学读书，一直读到取得化学专业学位。这以后的39年里，他过的是一种功成名就而且受人尊敬的商人生活，他的住宅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绅士庄园”。一有空闲，他就在自家花园里侍弄玫瑰打发光阴。传说他的个人年收入存15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之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阔佬了。他的实际收入比这还要多上百倍，但他“真人不露相”，富而不奢，从来不讲排场。只是出于对美洲虎轿车的钟爱，他拥有好几辆“美洲虎”。
　　平卡斯这个人有点古怪，性格孤僻，形单影只的，从不和左邻右舍说话，不过见人就给你一个友善的微笑。因此也就没人去理会他的这种孤僻性格。有的人认定他是一个性格内向、腼腆寡言、总是小心谨慎的一个人。
　　平卡斯主要经营化工产品。他的公司取名索西尔，在洛桑有一家戒备森严、全部机械化的大型工厂，生产机械水泵、软饮料和一氧化二氮。平卡斯偶尔向人透露，那软饮料就是可口可乐，他是除美国以外独家掌握可口可乐秘方的人。
　　此外在平卡斯的商业经营中比重最大、最为重要的是一种叫做“笑气”的高能爆炸性气体。随后几年，他发展这方面的商业业务，相继同许多军队建立商业联系，其中包括北约军事集团，尤其是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军方。平卡斯可以通过这些交易，暗中获取一些军事机要情报。比如，某地区对医疗器械的订数增加，就直接反映该地区武装力量的扩大。
　　平卡斯不仅仅介入了机密情报，他还是瑞士后备役部队的一名少校。在瑞士，每一个男性公民在其大半生里都有义务到军队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当平卡斯穿着后备役军官制服、佩戴少校军衔招摇过市的时候，认识他的人都熟视无睹不以为怪的缘故。他对人们透露说，他是瑞士陆军毒气战部队的后备役司令。这个说法并非毫无可能，毕竟他是一位精通毒气的化学家。瑞士没有核力量，正需要靠毒气战来加强防务，抵御敌军入侵。他的作战方案是，一旦发现敌军有进攻的动向，立即撤入深山，并向山谷施放毒气，这样全国就如铜墙铁壁。因此这位平卡斯司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瑞士军队毒气战的后备役司令了。
　　然而瑞士军方声称，此人与瑞士毒气战部队毫无关系，而且平卡斯在里头连个普通工作人员也算不上。
　　60年代中期，平卡斯在洛桑郊外买下了283英亩土地，计划把它修建成一处疗养胜地。他本想得到美国人的赞助，但是瑞士法律不准许外国人享有它的财产权，于是美国人知难而退。平卡斯意外发现，他可以把这块地皮作为隐蔽所，去经营别的交易。
　　紧接着，平卡斯机敏地进入废钢铁业。他向美国陆军出售一氧化二氮。起初他运给美军的全是满瓶的，可是由于那些钢瓶上的阀门经常漏气，美军发现钢瓶内的气体分量不足。于是美国人就把没装满的瓶子注明“不可用”字样后，当做废钢铁处理。平卡斯再把这些瓶子回收，重新上漆，装足气体，把经过二次处理的瓶子很快又以原价卖给美国人。他向友人炫耀说，这可是一笔好买卖，还劝一些友人入伙。他的朋友们纷纷来投资。平卡斯把钢瓶指点给他们看，既然投资大有赚头，人们也就不去深究了。
　　据日内瓦的一篇报道透露，索西尔公司每年在全世界的一氧化二氮的销售额可达420万美元。平卡斯自己也常说，光是每年同美军卫生部的成交额，就达2700万美元。他甚至能拿出合同来证实这些数字。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手中握有美军发票上山姆大叔的签字，就会得到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青睐。平卡斯只是把它作为获得贷款的担保物。
　　平卡斯把同美军签的合同押给银行，此事可以追查到1948年。有人估计平卡斯每年的借款额多达5000万到6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可能是保守的估计，因为有些档案记录已被毁掉了。
　　如果有银行要查看平卡斯本人或索西尔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他会毫不迟疑地把它拿出来给他们看。总之凡是要看文件的人都会看到。对于每一宗贷款，查账的银行在调查报告中都被列为平卡斯的唯一债权人。因此，每家银行都有美国政府的文书，都有平卡斯的决算以及他的个人担保。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一家银行，包括平卡斯凭合同借款的银行，如花旗银行等，曾向美军陆军卫生部核查一下。
　　当时连瑞士中央银行的地方支行也认为，平卡斯的签字和中央银行一样可靠。碰巧，银行的一位高级职员亲眼看见，这种说法确曾白纸黑字写在纸上。换句话说，瑞士中央银行也对平卡斯的信用深信不疑。
　　现在再说说平卡斯夫人。她的名字叫弗洛伦斯，令人丧气的是，这女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平卡斯和弗洛伦斯于1943年结婚。在此之前，在公共场合出人的这位弗洛伦斯小姐，是一位来自阿根廷的黑发女郎，说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西班牙语和法语。1964年两人离婚后，她就从洛桑城消失。她喜欢住在法国戛纳的住所，只是偶尔来瑞士换换空气。
　　弗洛伦斯比平卡斯大2岁，一直没生孩子，而且身上总带着一种忧郁情调。尽管离婚了，每个周五晚上，平卡斯总是飞往尼斯跟她共度周末。
　　后来真相大白了，她根本不是阿根廷人。她其实出生在洛桑近郊，她家里的人至今还住在那儿。当平卡斯认识她的时候，她只不过是当地一家酒吧的女招待而已。但是她为什么要冒充阿根廷人呢？谁也不清楚。重要的是人们竟然都相信这个说法。
　　1980年6月2日，日内瓦的一家银行里。一个职员正按例行公事检查一份文件，忽然发现他的手指抹掉了某处墨迹。他仔细审视那处污渍，发现这份文件是由美国陆军卫生部发出的。他暗自思忖，这真是怪事。按说美国人的印刷设备要先进得多，美国政府文件上的墨迹也不致于被人轻易抹掉的。他依照惯例向上级报告了这件小事。
　　上级要通了华盛顿特区银行办公室的电话，要对方查阅美国陆军卫生部的有关资料。华盛顿的银行给五角大楼打电话，美国陆军对此只是冷冷地甩回一句：“哪个卫生部？”
瑞士日内瓦的银行顿时明白平卡斯是个诈骗犯，立刻找来公共起诉人。他们没有直接打电话给平卡斯进行询问。而直接牵涉此案的平卡斯，肯定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就已经预感到出了事。因为他突然归还贷款，不论是到期的还是没到期的。就在那个星期他至少给6个人写过信，向他们表示道歉，请求谅解。
　　6月6日，洛桑地方检察官收到一份文件，指控平卡斯犯有欺诈罪，触犯了瑞士银行法。
　　像平卡斯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人士，居然卷入诈骗案，此事搅得检察官心神不宁。他拨通了平卡斯的电话，说要见他。电话那头，平卡斯无所谓地大笑着。会面日期定在6月9日。
　　接过检察官电话之后，平卡斯接连给当地银行的两个高层人士打电话，要跟他们见面。6月9日上午，会议在索西尔公司举行。平卡斯告诉大家：“我被控告了。”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
　　大家要求平卡斯说清楚事情原委。平卡斯只承认“有些过错”，想使大家相信“只是有一点而已”。他极力使大家理解，“只不过有些使人难堪”。
　　大家熟悉他，都说要帮他一把。这些人当中有些人是银行家，就是他们借钱给平卡斯的，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于是，银行的人有的去银行查账，查看他借去的款额有多少；有的私下去找检察官，看看他的于预能否挽回平卡斯的面子。到了当天下午，每个人都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平卡斯的问题严重，非同小可。
　　第二天上午，平卡斯死于绅士庄园，弗洛伦斯则在戛纳旅馆里身亡。于是就出现了本故事开头那一幕……
　　瑞士报纸以醒目大字为题，报道了平卡斯事件，说他是“保加利亚的犹太骗子”。有趣的是，平卡斯其实并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瑞士公民。自从他全家在洛桑定居后，他就入了瑞士国籍，持有瑞士护照。他也不能算是犹太人。早在50年代他就公开背弃犹太教，改而皈依基督教。在平卡斯生命的最后25年里，他是个合法的瑞士基督徒。
　　至于说平卡斯是不是个骗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平卡斯死后，警察立即赶到索西尔公司的办公室，但还是被平卡斯抢先了一步，大批文件已被销毁。但是从遗留下来的文件里，仍发现了美国陆军卫生部开出的发票，以及联邦银行3000万美元的担保。
　　平卡斯自杀6个星期后，《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平卡斯已成功地窃得1.4亿美元，其中1.2亿美元来自世界各地的18家银行，其中有瑞士、法国、英国、以色列的银行，还有美国的花旗等4家银行。
　　平卡斯死后2个月里，《华尔街日报》引用一家瑞士银行的说法，把原先估计的1.4亿美元改为1.08亿美元。但是人们私下里估计，由于有些银行没有公开声明被平卡斯所骗，平卡斯骗款实际数字可能在3亿至8亿美元之问。
　　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宣称，这一丑闻是“追逐钱财的狂热”的结果。他们的逻辑是平卡斯已经债台高筑，他只有不断借钱才能付出利息；但借款越多利息也就越大，为此反过来要借更多的钱。他们说，只要利率低，平卡斯的日子就好过些。但是要拿以19％的利息借来的钱，去偿付原定的12％利息的借款的时候，两者的利率差就使他大伤脑筋了。
　　既然平卡斯狂热地追逐金钱，那么，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有人认为一是挥霍，二是赌博。可是平卡斯是个安分守己过日子的人，而且他也绝不是一个赌徒。
　　不错，按常人标准来衡量，平卡斯的确是个富翁。他在戛纳的寓所里装满了古玩、绘画和挂毯。他的夫人更是珠光宝气，她的壁橱里摆着470双鞋。大约在1980年初，平卡斯声明他个人拥有2500万美元的资产。
　　平卡斯夫妇双双自杀身亡了，瑞士警方和银行当局以“高级诈骗案”草草结案了事。
　　案子是了结了，但疑问仍然存在着。有好些问题，如弗洛伦斯当真是自杀身亡吗？说不定是平卡斯头天晚上驾车到戛纳来结果了他妻子的性命，特意制造出自杀假象，然后他匆匆返回洛桑自尽。这个推测恰恰可以解释为何那天清早当警察赶到绅士庄园时，平卡斯的轿车车盖仍然烫手。还有，弗洛伦斯的住宅简直像一座碉堡，每道门都上了锁，而警察赶到她自杀现场时，门都没有闩上。平卡斯不可能没有妻子住所的钥匙。
　　更可疑的是，钱到哪里去了？钱当然不会飞走，肯定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平卡斯为人心高气傲，生性倔强，他绝不可能甘受铁窗之苦，绝不会忍受审问的折磨。凡对平卡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自杀是他逃避问题的唯一出路。
　　一种分析意见认为：平卡斯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如果真有钱，哪怕只是一点点他也会倾囊奉还的。但是既然他没有还钱，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根本无钱可还。
　　另一种分析意见认为：平卡斯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富商，他虽然把手中财产翻到数亿美元，但他决不去追求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被平卡斯吞掉的数亿美元巨款花到哪里去了呢？什么证据也查不出来。
　　平卡斯绝非卑鄙小人，也不是无耻窃贼。既然钱又不是被他挥霍掉的，那么，这笔钱会不会被用到某种公共事业上去了呢？平卡斯头脑里会不会存在着某一方狂热区呢？后来一些怪事逐渐曝光了。
　　前面曾经提到，平卡斯是同美军做生意的，他可以接触某些军事情报，而且他的工厂里确实收藏着机密文件。一些平卡斯的熟人认为，平卡斯跟保加利亚人做生意，向他们出售情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出卖情报本身只会把钱赚进来，是不会使他的几亿美元悄然消失的。
　　于是事情更加复杂了。前面还提到，每个周五晚上，平卡斯都要驾车直奔日内瓦机场，飞往戛纳去和妻子度周末，甚至在他死后，报界也是这么报道的。现已查明，平卡斯并不在戛纳度周末，而是在每个周五晚上，在尼斯换乘飞机前往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
　　有一次在平卡斯去以色列途中，碰巧遇到一个熟人，熟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向他打听，他用神秘的口气说：“我在那儿有一套房子，那里头住着一个女朋友。”
　　平卡斯死后警方调查此事，可是以色列警方一口咬定，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以及他的什么住房和异性朋友。因为，如果平卡斯果真在那儿有一套住房，作为外国人，按法律他必须登记的，警察局就会有一份档案材料。
　　如今静下来想想，答案也许有了：以色列在各地有一批精英分子，他们和当地的富人联系，并可以在需要时找到这些人。这些精英分子叫做“采集者”。
　　可是平卡斯从未谈起过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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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8 PM

58.运输巨头赵重熏


赵重熏是韩国大宇集团金宇中之前最有名的企业家。他白手起家，亲手创建的韩进企业集团包括“大韩航空”在内，拥有12家颇具规模的企业，2.5万名职员，这个“运输大王”也是韩国的首富，连续几年其财产总值在韩国的大财团中名列榜首。
　　赵重熏原先只是个地位卑微的卡车司机。1945年，25岁的赵重熏从高中补习学校体学，当年买了一辆旧卡车，在仁川创办了“韩进商社”，搞起运输生意。在当时的韩国，司机地位低下，被人瞧不起，但是赵重熏并不在乎，他埋头苦干，每天驾着卡车，往返于汉城和仁川之间，为别人送货。
　　由于当时的货运竞争对手不多，加之赵重熏勤奋苦干，经过10年的艰苦创业，到50年代中期，赵重熏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所拥有的卡车也逐渐增多。
　　朝鲜战争给赵重熏带来了发财的机会，这其中还有一段颇为传神的故事呢。据说，美国对北朝鲜发动进攻期间，有一天，赵重熏从汉城开车到仁川，途中经过富平时，看到公路旁有辆车抛锚了，车主是一位美国太太。赵重熏见状主动下车，帮这位满脸愁容的美国妇人修好了车。没料到那美国妇人竟然是驻韩国美军一位高级将领的夫人，当她得知赵是一个跑运输的业主时，就通过丈夫帮他接下了运送美军军用物资的生意。从此赵重熏的财源滚滚而来。
　　与赵重熏有相似奇遇而发迹的华人富商陈玉书，在他的《商旅生涯不是梦》一书中说：“我总觉得，友善、微笑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即使是为人尽过微不足道的一把力，其中也就孕育着机缘，说不定比一生的拼搏、辛劳都更有收获。”用这段话来形容赵重熏，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随后的第一年，赵重熏便与美国签订了7万美元的运输合同。他深知美军像一个不会枯竭的源泉，将源源不断地给他带来巨额的财富。他特别注重信用，他的商社总是保证及时准确地送货上门，而且一旦有货物遗失，马上进行赔偿。有一次，在运送美军军需物品时，一司机把1200套军服倒卖了。为保证及时如数交货，赵重熏花了近3万美元，到黑市上把军服赎回，即刻送到美军军营。
　　赵重熏就这样建立起极高的商业信誉，到第二年，他的公司所接到的运输合同猛增到130万美元。不久，赵重熏的家底也就丰裕了，他的专车成了当时最高级的奔驰，办公室也从仁川搬到汉城最大的“半岛饭店”里，而且在汉城付岩洞还拥有一幢500多平方米的私人豪华别墅。
　　赵重熏就是这样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
　　停战之后，韩国国内物资匮乏，全靠美国的援助，由于战时赵重熏一直信守合同，信誉极佳，战后他又揽下了军援物资的运送生意。赵重熏的事业从此进一步地壮大起来，向“运输大王”的宝座迈进。
　　赵重熏后来又大发越战财。
　　美军侵越战争进一步升级后，赵重熏和韩国官员到战火纷飞的越南访问，当他们乘坐的专机飞抵越南上空时，赵重熏通过机窗俯视地面，只见越南的港口黑压压的一片，全是运载军需物品的轮船，连海水也看不到了。当时，他那敏感的商业神经告诉他：这儿正是求之不得的用武之地，他决心要到这个战争市场上好好干一番。
　　要搞军需品运输，首先必须争取到美国国务院的许可，而这决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任何困难也阻挡不了他的决心。同年夏天，赵重熏和刚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的弟弟赵重建（后来担任韩航副董事长）一起到美国，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在越南搞军需运输的申请。他们的要求一开始就遭到美方的拒绝，但赵决不就此罢休，他和弟弟使用了各种手段，费尽唇舌与美方进行了无休止的交涉。在交涉过程中赵重熏还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由于过去几年赵和驻韩国的美国军队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驻韩国美军从中帮了他的大忙，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这样，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周旋，赵重熏终于争取到了他在越南从事军需品运输的许可。
　　一获得许可，赵重熏就马不停蹄地开始行动。
　　1966年，赵重熏与美军签订了一笔金额为780万美元的运输合同，合同规定承运方必须以300万美元作为抵押金。300万美元对当时的“韩进”可是一笔巨款，大大超出其自身财力，但赵重熏毫不畏惧，他到处借债，甚至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到地下钱庄去借利率惊人的高利贷，最后终于筹到这笔巨额保证金。
　　当时，在越南从事军需品的陆路运输利润最高，但危险系数也是最大的，随时都有可能陷入越南军队的包围圈内，因此大部分从事军事运输的人都不愿冒这种风险。惟有赵重熏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包下了利润极高的陆路运输。当时的人们因此给“韩进”取了“越战公司”和“越战财阀”的绰号。
　　在越南战争期间，赵重熏“玩命”地干着，也曾因此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8年，越南共产党军队突然向美军发动了进攻，赵重熏被困在防空洞里，整整3天才得以脱身。还有一次，越南军队突袭了赵重熏的一艘停泊于港口内的轮船，正在船长室睡觉的赵重熏仓皇逃上甲板，在匆忙逃命中摔断了腿，险些成了越军的俘虏。
　　在越南战场上从事军需品运输的几年里，赵重熏冒着随时都有丢失性命的危险，挣了一笔巨款——1.3亿美元。这笔“卖命钱”大大地扩展了“韩进”商社的实力，也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此，“韩进”商社的实力不断壮大，在韩国企业界的影响也日趋扩大。他连续成立或接收了“大进海军”、“东洋火灾保险”、“韩国空港”、“韩逸开发”、“仁荷大学”、“大韩航空”、“济东兴业”等大企业。其中在兴建“韩航大厦”和接收“大韩航空”中，最能显示“韩进”雄厚的资财实力。
　　当时，汉城的地价高得惊人，而能买下原属三星企业集团李秉哲的地皮，建立起“韩航大厦”，除财大气粗的“韩进”集团外，谁也不敢问津。那时候韩国政府实行新的政策，决定将一批官营企业通过公开的招标，转给民营企业家经营，其中就包括“大韩航空”。在前后两次的公开招标中，没有人能够接收经营这家大企业。最后韩国政府官员找到赵重熏家里来，说服他接管“大韩航空”。可见赵重熏的资财在韩国是首屈一指，名列超级富豪之首了。
　　赵重熏接管“大韩航空”后，就成为韩国唯一的一个拥有海、陆、空二大运输体系的财问了。韩进集团也成为国际性的大公司。从此，赵重熏每到国外访问，所住的旅馆就挂起韩国的国旗，以表示对这个国际性大航空公司的大老板的尊重。
　　赵重熏从一个地位卑微的司机白手起家，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迅速发迹，成了腰缠万贯的韩国超级巨富。然而，他在不断扩大自己企业的实力，成为暴发户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不少丑闻：
1971年9月15日上午10点，250多名从越南回韩国的劳工，聚集在韩航大厦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喊口号，声称赵重熏在越南期间拖欠他们工资达149万元，要求“韩进”发还。后虽经有关当局调查，认为赵重熏无须偿还劳工们的所谓工资，这才勉强平息了事端。但社会舆论仍谴责赵重熏，说他以不光彩的手段欺骗缺乏法律知识的劳工，从而榨取劳工们的血汗钱，发昧心财。
　　同时社会上有传闻，说韩进集团用从越南战争中赚来的钱，开起了地下钱庄，向别人放高利贷，并且在股票市场上大肆投机。对开地下钱庄一事，赵重熏极力辩解，他说：“像我这样的暴发户很容易招人误会，特别是来自原先的大财阀的误会。越战时为了签订军运合约，我到处张罗巨额的保证金，深受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之害。我怎么能自己也干起这一行呢？”误解也好，情况属实也好，一时间诸如此类的传言，在社会上沸沸扬扬地传播着，大损赵重熏的形象。
　　不仅如此，在接收“韩逸开发”后，为了安插韩逸原来的干部，赵重熏在“韩进”内进行了人事变动，把许多“韩进”的老人从课长降为组长。于是在外部丑闻迭起的同时，韩进内部的人事矛盾也表现了出来。
　　内外事端交叠，使赵重熏这个崭露头角的运输大王，声誉受到很大影响。这段危机过去之后，赵重熏吸取了教训，更注意企业的形象，类似的丑闻也没有再出现过了。
　　赵重熏的经营特点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首先，韩进集团一直实行家族式的经营方式，从创业开始到第三代的大韩航空、韩逸开发，都是赵家的人经营的。
　　其次是赵重熏过于自信，他在经营上一直实行独断专行的家长式作风，公司的一切事务，小到客观而具体的产品评析资料，大至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都得由他一人定夺。赵重熏这种大包大揽的家长作风至今未改。因此，韩进集团就造就不出专业的人才。
　　赵重熏有两个听起来很不雅观的绰号：“现场监工”和“哈巴狗”。但正是他的“现场监工”和“哈巴狗”，才造就了这个赫赫有名的运输大王。
　　赵重熏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场监工”。在接收“大韩航空”以前，他常常在清晨4点起床，到工地现场去监工。接管大韩航空以后，他照样早起，每天5点钟一定会赶到金浦机场，监督夜班工人的工作。赵重熏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即使在越南搞运输时那次因逃命而摔断了腿，他也没有休息，裹着石膏，每天清晨仍一瘸一拐地去监督工人工作。
　　赵重熏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每天都4点钟起床，当别人起床时，他家早已灯火通明，以致引起了邻居的误会。1972年的一天，他的一位邻居向里长检举说，赵重熏这个阔佬不知道节约能源，家中的灯彻夜通明。殊不知这阔佬早已踏着夜露到工厂当他的“现场监工”去了。
　　赵重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惜时如金。因此韩国企业界又给他取了个不雅的绰号：“哈巴狗”，比喻他像哈巴狗那样一刻也闲不住。越南地处亚热带，夏天的中午赤日炎炎，一般人很少干活，都要午睡休息。可是赵重熏在越南期间，依旧不改本性，顶着火辣辣的骄阳出去工作。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时间就是金钱，他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他常常会因为不忍心花一分钟时间等电梯，而自己爬上21层楼的董事长办公室。
　　赵重熏还是个出了名的吝啬鬼。在公司财务方面，他信不过任何人，每笔支出他都得亲自插手，连一般10万元的支出，都要经过董事长的批准方可。
　　赵重熏的小气抠门不仅表现在公司财务问题上，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是极为俭朴的。尽管自已经营运输业务，1965年，赵重熏赴美洽谈越南战争运输事宜时，居然舍不得乘客机，而是搭货机走的。
　　但是另一方面，“吝啬鬼”赵重熏却得了个“慈善家”的称号。他虽然小气，却有着菩萨般的心肠。有一次，他的一位普通职工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而韩国当时的医术水平对这种心脏病束手无策，若不能出国治疗，这位病人只有在家等死了。赵重熏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叫人把病人送到美国去治疗，直到他完全康复为止。该职工和公司陪护人员及家属往返几次的全部费用都是赵重熏私人掏的腰包。
　　赵重熏从一个汽车司机一跃而成为超级大亨，他的经营哲学是：企业是艺术，要创造出让人肯定的好作品，就要使企业成员像乐队的和音一样调和。他熟读《三国演义》，一次次地悉心揣摩“三国”中的3000多个性格不同的人物言行，从中学会与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方法。
　　已是声名显赫的“运输大王”的赵重熏依然雄心不减，他最大的理想是成为“国际船业大王”。已经拥有“大进海军”、“济东兴业”、“韩进海军”等企业的韩进集团，离他的“国际船业大王”的梦想并不算遥远。但赵重熏已年逾古稀，他的宏图大志也许要靠他的儿子们去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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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8 PM

59.汽车收藏家施兰弗

法国的米卢兹市是一座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位于和德国、瑞士交界处。它同时也是一座工业发达的城市。当地旅行社的小册子上介绍说：“这是一座充满惊奇的城市。”市内有一座历史博物馆，一座铁路博物馆，还有消防水龙馆和艺术品馆。而最令人惊奇的，市里还有一座专门陈列汽车的博物馆。馆内展出600辆老式汽车和其它类型的车辆。从1878年至1950年间，法国40家汽车制造厂生产的98种样式的汽车，馆内都收集齐全，一样不少。
　　汽车博物馆是私人开设的，它的主人是施兰弗。
　　这些汽车占地5英亩，全在一个屋顶底下，极目所见是红色瓷砖的过道，两旁845盏模仿巴黎19世纪街灯的灯座，把大厅照耀得十分典雅。所有的汽车都擦得油光锃亮，一尘不染。这个场面使所有前来参观的人激动不已。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来参观时，第一个反应竟是：“这要耗费多少钱财啊，简直跟德国的疯子国王路德维希一样！”陪同总统参观的弗里茨·施兰弗骄傲地说：“把我跟路德维希相提并论，是多么美好的赞美之词啊。我办这个博物馆，也许有人认为是超级荒唐事，但人的一生当中做什么事都该合自己的胃口，要不然就不值得去做了。”
　　展出的600辆汽车中，最多的是123辆布加蒂牌汽车。这种60多年前生产的汽车，目前已成了汽车收藏迷们追寻的目标，有的收藏迷哪怕是弄到一件布加蒂压缩机就求之不得了。汽车收藏迷们见了这么多布加蒂车，都会满腔妒意，气得流泪：“真难看！”看上去，这些世上罕有的珍品，好像是被马马虎虎地堆放在一起似的。
　　施兰弗是如何弄到这么多稀世珍品汽车的呢？那是1960年的时候，布加蒂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弗听说厂里有23辆老式的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这些车子。其中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双排7汽缸赛车，参加过1930年勒芝24小时拉力赛。
　　后来，施兰弗又从美国芝加哥某个人手中买进30辆布加蒂牌汽车。那个美国收藏家要价10.5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9万美元成交。
　　施兰弗买旧汽车真是到了发疯的程度。1960年一年里，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地运到米卢兹市。其中有的车子是在夜里才卸下来。所有的车子都用防水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所有的装运都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简直就像间谍小说一般让人感到神奇莫测。工厂周围装上了铁丝网和强光灯，还养有警犬。施兰弗挑选了40名宣誓保守秘密的工人，来这里全天上班，组装和修复这些收藏品。施兰弗骑着自行车在这里不停地巡视，不停地检查安全情况。当他发现哪个人胆敢偷看新到的汽车，就会狠狠地罚款，甚至把他解雇。
　　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施兰弗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米卢兹人，我建立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她。”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里，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仅33人，都是些大人物。
　　人们要问，施兰弗哪有那么多钱收藏汽车的呢？施兰弗是纺织厂的大老板，从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弟弟接收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越做越大。施兰弗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可是，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都发生了危机，许多人都碰到了麻烦，施兰弗也一样。由于需求突然下降，同时成本和工资直线上升，什么东西都乱了套。施兰弗最终决定：够了，不干了。
　　施兰弗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一门心思搞汽车博物馆。工厂关门，大批工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会出面谴责施兰弗经营不力，并把公司的资金用到汽车收集上去。施兰弗无奈，表示愿意把全部4个厂子卖给任何一个人，只要那人肯代他还债。债务约为6000万法郎。可是一个甘冒风险的买主都没有。
　　施兰弗的公司被列为财务清算状态。市政当局任命了一位著名的公司经理艾伯特来设法挽救这个集团。艾伯特建议用汽车博物馆来还债。他对施兰弗说，如果把你收集的旧汽车卖掉，就可以使你的纺织厂继续经营下去。他举例说，有个艺术品收藏家就是用他的藏画挽救了他的企业。可是艾伯特怎么也说不通施兰弗。
　　面对着大规模解雇的威胁，心坏不满的纺织工人们占领了工厂。施兰弗和妻子、女儿被迫躲了起来。工会组织工人们包围了施兰弗一家躲藏的别墅，把他们一家整整围困了72个小时。
　　施兰弗认为这实在太过分了，就向警方打了电话。法国防暴警察于第二天上午来到，他们全副武装，把施兰弗一家搭救出来。这一回全世界的报纸都充分报道了此事。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米卢兹的市政大厅里就传开，说那些收藏的汽车是如何如何的精美。时不时就会有市长身边的人来向施兰弗提出建议，希望他立遗嘱，死后把博物馆赠给市里。施兰弗说：“不行！那博物馆是我的。至于以后怎么处理，留到以后再说。现在我80岁，可是我会活到100岁，还有20年好活。20年以后就把它交给我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离开法国之后才8天，又来了一个代表团。他们对施兰弗说，如果你把博物馆捐给市里、省里或国家，那么你的问题立时就可以解决。施兰弗又把他们撵走了。以后他们又来了好几回。施兰弗照样给他们吃闭门羹。他说：“要是没有我就不会有什么博物馆。而没有博物馆，米卢兹市就一分钱也不值。正是因为我才使米卢兹市闻名于世的。”
　　后来工会控告施兰弗，说他动用纺织公司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国法庭于是向施兰弗发了逮捕令。
　　事后施兰弗回忆说：“他们这样做，为的是不让我在法庭上辩护。他们说发出逮捕令，是因为我可能胡乱支出公司的资产。我和我弟弟共有25家公司，我可以说没有一辆汽车是用公司的钱买的……”
施兰弗对那些收藏品的确爱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一共有600辆汽车，这些汽车一辆接一辆排起来，就能排出5公里的行列。为了不让汽车风吹雨淋，他得设法弄到2万平方米的地皮盖大厅，那大厅大得简直难以想象！多年来，施兰弗曾接到好些国家的建议，这些国家愿意帮他搬迁博物馆。当时西班牙的弗朗哥政府曾建议他把汽车搬到马德里去。此外他还接到过瑞士、意大利和阿根廷的邀请。可是施兰弗都谢绝了。他说他母亲是米卢兹人，这个博物馆是为了纪念她的。
　　施兰弗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了。
　　米卢兹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计，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约660万美元），买下了施兰弗的汽车博物馆。
　　施兰弗说，如今实价应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在国际市场上，仅仅施兰弗的8辆1932年布加蒂牌轿车就值4400万法郎了。前不久，索斯比拍卖行以42万英镑卖出了一辆这种旧轿车，那时就相当于500万法郎。
　　再看看41型布加蒂牌轿车吧！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1927年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造出来的轿车，长6.7米，车内有6个座位，内部装饰可说是奢侈至极。此车由一部8汽缸、12.7公升的引擎发动，车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行驶于专用车路的特大轿车，总共只制造出6辆，其中4辆在美国，2辆由施兰弗收藏。
　　要想知道布加蒂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并不难。其中的一辆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拍卖价是惊人的1000万美元！可是，施兰弗的两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这辆车是世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蒂为他自己乘坐而造出来的。引擎顶盖占全车三分之二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样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华丽，内部装饰极度奢侈。前边两个座位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最保守的估价，也值3000万美元！
　　因此，在施兰弗宣布公司破产的时候，法国专家们把他的600辆收藏品轿车作价4400万法郎（660万美元），实在是够荒唐可笑的了。
　　米卢兹市政官员带领专家们，来到施兰弗的汽车博物馆给汽车作价的时候，都说这些车子又难看，又不好，不值钱，没有证件，而且复原得也不好。他们故意贬低这些收藏品，无非是为了压价。施兰弗气愤地说，他们简直是从我手里抢走的！现在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收藏品了。原先被他们说得一文不值，现在却成了引起轰动的东西。
　　法庭指定来分类并估价的一名专家名叫波莱恩。此人是个巴黎的拍卖商，常非法出售古画、法国家具、东方陶瓷和当代雕塑。波莱恩在米卢兹逗留了3个月。他说，许多车子不值得陈列到博物馆里，是些仿制品。他说这话显然指的是41型布加蒂的罗亚尔牌轿车，那是施兰弗要工人装成复制品但还未曾完工的。波莱恩又说，这里简直是个汽车房，不是博物馆。
　　施兰弗就像任何一个汽车收藏迷一样，对波莱恩的话嗤之以鼻。他说，你懂什么？你不过是个拍卖商，对于古老汽车一窍不通。
　　后来法庭请来一位真正的行家查佩伦先生，此人是巴黎工艺品博物馆的工程师。查佩伦看了布加蒂轿车，要求把引擎顶盖打开。为了填写报告单，查佩伦数了数那辆库珀·拿破仑型轿车，嘿，统共有16只汽缸！他坚持说这种车统共只有8只汽缸，因而认为这辆车不是真品而是仿制的。施兰弗很遗憾，竟连查佩他也不识货，真可惜！
　　直到1981年，施兰弗请来了巴黎的克里斯琴·许尔，这是法国高等法院和克里斯蒂国际拍卖行认可的唯一的一位古老轿车专家。许尔以严肃认真的而且是诚实的态度，把施兰弗的汽车定价为3.07亿法郎。他说他还可以多说些，因为克里斯蒂拍卖行作价为3.25亿法郎。真可耻，那些人把价钱定得那么低。他们简直是一伙盗窃集团。
　　施兰弗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6年里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的套问。套间在现代化设计的顶楼，有一条宽大的走廊，房里摆满了古旧家具，这并不给人以破败的印象。
　　施兰弗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汽车博物馆。由于米卢兹市规定了今后车子不准交付拍卖，因此施兰弗想花钱赎也赎不回来了。法国人自然不呆，不会让这批国宝流出国外。施兰弗又不甘心，于是他就在法国法庭和欧洲法庭上，跟米卢兹市打官司。他先后雇请了13名律师，花掉的律师费也是惊人的，足可以买下日内瓦湖畔最豪华的一座别墅。
　　有人问施兰弗，有朝一日你官司打赢了，你会不会把你的汽车博物馆搬出法国？他笑笑说，不会的，因为我母亲是米卢兹市人。这场官司谁胜谁败还很难说，但是，施兰弗至少已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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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19 PM

60.索尼巨子盛田昭夫
1946年的东京，到处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残垣断壁，疮痍满目，一片凄凉。这年的5月7日，在东京市区一家被炸毁的名为“白木屋”的百货商店楼上，有两个经历了战火硝烟的年轻人盛田昭夫和井深大，靠借来的527美元作资本，雇来了20名帮手，成立了东京通讯工业公司。这就是当今日本最大的电子公司——索尼公司的前身。现在，这家公司拥有职140多万人，在世界各地设有72家子公司及37家工厂，向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1万多种不同类型的电子产品，年销售额高达50多亿美元，成为生产电子设备、电子仪器和电子装置的大型跨国公司。索尼公司以500多美元起家，经过40多年的发展，终于跃居日本电子制造业榜首，这无疑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头号功臣，当推公司的创办人、现任董事长盛田昭夫先生。
　　盛田昭夫1921年1月26日生于爱知县的一个酿酒世家。盛田家族是日本最古老、最有名望的从事酿酒业的家族，其生产的名牌米酒“年节松”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作为家中长子，盛田昭夫理应子继祖业。因此，在他念小学的时颍?盖拙痛??侥鹁乒?镜陌旃?也渭右滴窕嵋椋?ν际顾?Щ崮鹁频木???馈５?⑻锶炊韵执?蒲Ъ际醺?行巳ぁＫ?现醒?本投缘绯??⑹找艋?刃路⒚髯琶裕?逊叛Ш蟮募负跛?惺奔涠蓟ㄔ谧靶拚庑┑缱油嬉舛?稀Ｋ?资肿傲艘徊康绯??鸵惶ㄎ尴叩缃邮掌鳎?怪谱髁艘徽怕加兴?约荷?舻某???⒃谧约旱牡绯??戏帕顺隼础５搅烁咧腥?昙叮??敛挥淘サ匮≡窳宋锢碜ㄒ怠：罄矗??还烁盖滓??】季?米ㄒ狄约坛凶嬉档脑竿???忌洗筅娴酃?笱У奈锢碜ㄒ怠４笱?年的学习，为他日后在电子行业的驰骋奔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44年大学毕业后，盛田被征召入伍，在海军里当技术尉官；不久就在海军研究中心仟技术工程师，从事热追踪武器的研究工作。这时，他认识了日本精密仪器会社的总工程师、比他大13岁的井深大先生，两人由此建立了长达40年的合伙关系，并共同创建了索尼公司。
　　1945年战争结束后，盛田昭夫回到家乡，不久在东京工业大学任教。一天，他偶尔从报纸上看到老友井深大正在筹办一家电讯公司的消息，便立即与井深大取得联系。经过多次磋商，他俩决定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作为家族长子，不继承自己的家业而与别人合伙开办公司，在日本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井深大及其曾是文部大臣的岳父前田先生特地和盛田昭夫一起去他家，与他父亲商谈此事。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刚说明来意，早有思想准备的父亲便爽快地说：“我确实盼望昭夫能接我的班，掌管家业。但如果孩子为了事业的发达和发挥他的才干，而决心从事别的工作的话，我也认为他应该去干。”然后他笑着对盛田昭夫说，“你放心去干你最喜欢的事业吧。”原来，思想开通的父亲早就看透长子的心思，已安排正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三子和昭来继承其家族的米酒酿造业了。事情就这样圆满地解决了。
　　回到东京，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就凑了500多美元的资金，在那座被炸毁的百货商店的楼上，创办了东京通讯工业公司。创建工作十分艰难，人手少，工资也发不出来。好在有盛田昭夫的父亲经常借款资助他们，使他们坚定了创业的决心。
　　当时日本市场上新式电动机和电磁扩音器十分紧缺，盛田昭夫他们抓紧研制，很快就生产出高质量的新型唱机电动机和扩音器，满足了市场需要，也保证了公司的财务周转，使这家小小的公司在强手如林的电子行业站稳了脚跟。
　　但是，盛田和井深大的真正目标，是致力于创造高科技的电子产品，而不仅仅是做配件生意。
　　1949年的一天，井深大前往日本广播公司办事，偶然在那里看到一台美国造的磁带录音机。他不禁怦然心动，马上意识到这种高科技商品的巨大潜力。他回去后与盛田一商量，决定买下其生产专利。由于有早期制造钢丝机的经验，试制录音机并不难，而磁带却是个大问题，因为当时日本根本没有。盛田和井深大亲自动手，研制出以日本传统的“和纸”为底、上涂磁性粉的录音粉带。他们经过一年的奋斗，第一台盒式录音机终于在日本问世。只是这种录音机过于笨重，达35公斤，且价格昂贵，每台约500美元，在当时的日本很难卖出去。于是，公司召集有关人员，连续进行10天的智囊大会战，终于找到了降低成本、减小体积的种种办法。公司的第一代电子产品——磁带录音机开始走向市场。
　　为了推销录音机，他们可费尽了心机。一开始很难打开局面。他们意识到，仅有独特的技术，生产出独特产品，并不等于事业就一定成功，还必须重视商品的推销。于是，盛田昭夫从抓技术转向抓销售。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知法院的书记员紧缺，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盛田昭夫立即带着他的产品上门推销，仅日本高等法院就购置了20台，其它法院也纷纷效仿，带去的产品很快销售一空。初战告捷了。
　　接着，盛田开发了一种H型录音机，它的体积只比公文包大一点。这种H型录音机非常适合用来充当学校的教学工具，盛田就用它很快打开学校的销路，并且普及到全国。
　　盛田和井深大并不满足，进一步研制更具吸引力的新产品。正在这时从太平洋彼岸传来一个信息：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美国西方电子公司仅仅把这种晶体管用于助听器的生产。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门知识的井深大和盛田闻讯后，敏感地意识到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良好的发展远景。1952年，井深大和盛因飞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并以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西方电子公司的这项专利。西方公司的工程师殷勤地向他们建议，这东西可以也只能用于制造助听器。当然盛田和井深大对助听器不感兴趣，而是想运用它生产人人可用的电器产品。
　　回国后，他们欣喜地发现，晶体管和使用了40年的电子管一样能够放大信号，而且反应快、体积小、耗电省、可靠性强，非常有可能取代电子管。不知经过多少次试验和失败，盛田和井深大终于在1957年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在广告中，他们强调这种收音机小到可以放在衬衫口袋里。实际上，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机还是比标准的男衬衣口袋大一点。为此，盛田要求公司所有推销员都穿上特制的衬衫，口袋比普通衬衣的大一点，刚好可以放下这种收音机。
　　为了给这个即将诞生的“亲生长子”取个响亮的名字，盛田和井深大冥思苦想，最后决定用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都能通用。不论哪个民族的人都不会读错而且易记的“SONY”命名。其含义是由拉丁文的“SONUS”（声音）和英语的“SONNY”（聪明可爱的小孩）两词合并而成，即“聪明可爱的孩子们组成的发声电器公司”。从此，盛田和井深大创办的“东京通讯工业公司”也正式更名为“SONY公司”，即“索尼株式会社”。
　　打上“SONY”商标首批生产的200万台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刚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出现了爆发性销售的热潮。销售额高达250万美元，正好是购买专利所用资金的100倍。“索尼”的名称也响遍了全世界。1958年1月，索尼公司的股票正式以“索尼株式会社”命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晶体管的采用成了索尼公司迈向开发一系列电子产品的跳板。公司在1958年推出第一个调频晶体管收音机，1959年推出第一台全晶体管电视机，1960年则又推出晶体管录像机，1961年推出第一台小屏幕晶体管电视机。索尼在世界电子行业中由此获得了“先驱者”的美誉。
　　随着事业的发展，索尼公司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早在1953年，盛田就去欧洲访问，参观举世闻名的大企业。在荷兰，他参观了菲利浦电气公司，一方面为它取得的巨大成就惊叹不已，另一方面，也感到迷惑不解：在只有1000万左右人口、面积比日本九州岛还小的荷兰，像菲利浦这样大规模的电器制造公司，是怎样从制造灯泡的小工厂发展起来的？深入调查后，他明白了菲利浦是个国际性企业，其本部虽在荷兰，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早已扩展到世界各国。他恍然大悟：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如同池塘和鱼的关系，只有在大池塘中，才能养出大鱼来。从此，索尼公司的经营战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走上了国际企业化的道路。盛田与井深大进行了分工。井深大在国内潜心研究，不断推出新发明，而盛田则在欧洲及北美调查国际市场行情，推销新产品，设立国外分部。
　　50年代后期，正是美国经济的高涨时期，就业率很高，国民富有进取精神，崇尚新事物、新产品。索尼公司开始进军美国市场，盛田推出的第一张王牌产品就是晶体管收音机。
　　盛田带着几打袖珍式晶体管收音机的样品，到纽约的零售商店按户推销。“只有人手一台，才能互不干扰，在自己的房间里收听自己喜爱的节目啊。”盛田令人信服的劝说，使一份份的订单蜂拥而至。索尼的产品就这样进入了美国市场。
　　尽管索尼当时在美国尚没有什么名气，但盛田对自己的品牌十分珍惜。在推销中，有一家大公司特别看好袖珍收音机，开口就说：“如果让我们经销，先订货10万台。”10万台，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盛田在进一步商谈细节后竟出乎意料地拒绝了这笔订货。原来，该公司按照惯例都有一个附加条件：必须把他们的OEM商标标在袖珍收音机上，而不能用索尼商标。因为他们公司的名字是块金字招牌，有50多年悠久历史了，而索尼的名字美国人几乎闻所未闻。
对此，这家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大惑不解：“你们为什么不利用我们的好名声赚一大笔钱呢？”盛田却有自己的见解：“10万台的订货量的确很有诱惑力。如果接受这笔生意，索尼的经营现状就会大大改善。但我拒绝了。因为我今天带来的新产品正是为了我们公司的SONY商标在50年后能风行全世界，能像你们的招牌一样成为金字招牌。如果按你们的条件用OEM商标的话，我的这个梦想就永远不能实现了。”
　　几年后，当带有“SONY”商标的收音机、电视机、录像机充斥美国市场时，人们才不得不佩服盛田当年的做法。美国“增你智”公司董事长约翰·尼温对此赞叹不已：“如果他接受了那个条件，索尼这个名字在美国就无人知晓了。”
　　随着在美国的业务的发展，盛田在1960年2月正式创建了“美国索尼公司”。1961年6月，索尼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发行200万股股票，成为第一家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的日本企业。
　　1967年10月的一个晚上，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井深大等主要负责人与技术人员一起坐在实验室里，经过整整6年的奋战，世界上第一台单枪三束彩色电视机终于在这里诞生了。盛田认准这种新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后，就决定立即在美国就地生产。197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索尼电视机厂正式投产。“美国制造”的索尼彩电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美国和中南美市场。
　　几年后，日本其它一些企业由于大量向美国倾销产品，日美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采取措施限制日本商品进口。索尼公司由于已在美国办厂，在这场贸易战中，竟然相安无事，充分证明当初盛田决策的正确性。
　　1974年，索尼又在英国的布里金德开办了彩电工厂。接着，在亚拉巴马州的多桑开办了音频、视频磁带厂。1981年在法国的贝思尼创建了一家磁带厂。1988年，索尼又作出惊人之举，以34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从而以咄咄逼人之势闯入了好莱坞。
　　“菲利浦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30多年前，盛田昭夫参观荷兰菲利浦公司发出的豪言壮语终于被证实了。如今，索尼公司已在西欧、美国、东欧、巴西、中国等地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公司的出口额占总营业额的60％以上，其经营的项目也由单一的电器转为多元，成为与通用汽车公司、西门子、菲利浦等并驾齐驱的第一流跨国大公司，蜚声全世界。
　　索尼公司能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与盛田昭夫一贯重视人才开发、不拘一格使用贤才有极大的关系。他曾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学历无用论》。他认为，学历无用并非看不起学历，而是不能光是以学历来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以资历为主和看重学历的做法是阻挡许多年轻有为的工作人员发挥自己能力的一大障碍。因此，索尼公司必须以“人尽其才，根据实际成绩和工作能力来安排人才”作为指导思想，才能使索尼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盛田自己便率先实践这一思想。1971年他接替井深大担任索尼公司总裁。1979年他就公开表示：我不想恋栈太久，这样会损害下一代人的志气。我也不在乎继承人是否是我的儿女，我只是需要一位能干的人来领导索尼。
　　3年后，一位男中音演员出身的人出人意料地坐在了索尼公司总裁的宝座上。
　　他叫大贺典雄。他与盛田相识纯属偶然。1950年，盛田生产了第一台磁带录音机。当时，大贺还是东京艺术大学声乐系的学生。他以一个歌唱家的眼光写信给盛田，用未经斟酌的语句告诉他，这种机器的性能不好，声音失真太厉害，歌唱家需要的是一面镜子——听得见他声音的镜子，因此，他认为这种录音机只不过是一堆废物。对他的尖锐批评，盛田非但不生气，反而认为他所谓的镜子想法非常中肯恰当，具有挑战性，就给大贺回信，聘请他担任公司的兼职顾问。
　　1954年，大贺大学毕业后到柏林留学，接受为期3年的音乐深造，并在欧洲参加巡回演出。在这一时期内，盛田依旧积极地与大贺取得联系，坚持不断地把工资寄给大贺，并要求他留学回国后继续帮索尼干事。盛田所做的一切令大贺深为感动。1959年，他们两人结伴前往欧洲旅行，盛田想通过这次旅行为索尼推销调频晶体管收音机等产品。最后他们乘船从英国出发转道纽约回国。在4天零10小时的漫长旅程中，他俩无所事事，只是不停地促膝谈心。盛田昭夫发现大贺典雄的音乐造诣对以声音和影像为主的索尼很有用处，而大贺也颇懂得一些经营之道，于是就对他说：“你作为一位声乐家是一流的，但是，我认为你作为实业家的才能将更加突出。”就这样，在盛田的鼓励下，这位男中音歌唱家弃艺经商，跨进了实业界的大门。
　　大贺典雄最初担任索尼公司磁带录音机生产部门的总经理。1961年，盛田又提拔他为产品设计部部长。几年后，他又出任索尼与美商组建的合资企业“哥伦比亚—索尼唱片公司”的社长。大贺没有辜负盛田的期望，工作十分勤奋，在经营战略上也很有研究。他还发挥自己在声乐方面的特长，在选择录音曲目、保持音色纯正方面非常在行。为了发展新兴的唱片业，在80年代初，大贺着力于开发可在数控状态下复制音乐的激光唱片。他先后与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和卡拉扬合作，推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激光唱片和激光唱机。他领导的唱片公司也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第一流的唱片公司。
　　1982年9月，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在股东非常大会上正式宣布任命大贺典雄为公司新任总裁。“伯乐”盛田作出的这项明智、正确的决策，获得了股东们的一致赞扬。
　　在盛田和大贺的共同努力下，索尼公司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手提式CD磁碟唱机、随身听、3.5英寸小型软式磁碟片、超速录像机系统、8毫米“伴君走”55型摄像机、家用立体音响组合、电子摄影机、高清晰度电视摄像机……一个个领先世界的新产品伴随着索尼公司的美名传遍了全球。
　　盛田昭夫如今虽年逾七旬，但对事业的勃勃雄心仍不减当年，正为实现他的“世界的索尼公司”而四处奔波着。40多年来，他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了解各国的市场行情和推销产品，累计飞行里程达5000多万公里，等于绕地球130周。现在一他一如既往，遍访五大洲，正在为绘制索尼公司21世纪的宏伟蓝图而终日辛勤工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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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0 PM

61.香港大亨霍英东

　　在港台的亿万富翁中，霍英东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这不仅因为他个人资产大约有130亿港元，更因为他连续几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在1993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然而，霍英东的出身，也许要算亿万富翁中最苦的一个！
　　他的祖籍是广东省番禺县，但是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离开了陆地，长年居住在舢板上，被人称为“舢板客”，甚至贬称为“水流柴”、“蛋家仔”，意思是这样的人无家无业，像水上漂浮的柴片一样到处漂流，像浮在水面的半个鸡蛋壳，随时都可能被打翻沉入水底！
　　1922年秋天，霍英东就出生在这样的舢板上。他最初的名字叫霍好钊，后来改叫霍官泰；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气盛的他自己改名英东，意思是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霍英东的父母靠着一只小驳船，在香港做驳运生意，也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将货卸上自己的驳船，再运到岸边码头。出的是牛马力，挣的是血汗钱，一家人艰难度日。全家人一年到头连鞋子都不穿，这也成了他们被人取笑的特征。粲⒍?两窕辜堑茫?幸荒旯?辏?盖滋乇鸫┝怂?滦?习叮?墒窃诖笈诺党遭柒绞保??恢?痪跫渚桶研?油训袅耍?酝旰蟪嘧沤啪妥撸??久幌氲阶约夯褂幸凰??　棒?蹇汀钡纳?畈坏?独В??椅；?姆?；粲⒍?岁那年，在一次风灾中，他的父亲因为翻船被淹死了。一家人悲痛欲绝。俗话说“祸不单行”，仅仅过了50多天，霍家的小船又一次翻在大海里，两个哥哥葬身鱼腹，连尸体都没有找回来！母亲死命抱住一块船板，侥幸被过路的渔船救下一条命。当时霍英东因为在海边找野蚝，不在船上，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母亲再也不敢居住在舢板上了，带着霍英东和2个女儿，搬进了湾仔的棚户区，同另外50多家人，同住一幢破旧的房屋。这里一半的人都患有肺病，经常有人死去。母亲勉强维持着驳运的生意，同时还为船员洗补衣服，艰难地养活一家人。小小的霍英东，总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可以住上高楼大厦，而他们家却这样贫困。在河滩上玩耍时，他常常用泥土盖起一幢幢的“房屋”，兴冲冲地说：“妈妈，这是给你的！姐姐，这是给你的！”
　　母亲因为自己不识字，在经营中常常吃亏，所以宁可自己多吃苦受累，也不让霍英东当童工，而坚持让他去免费的新梅小学读书。天性聪明的霍英东，学习极其刻苦。偶尔有一次考试成绩在第三名以下，他就觉得脸红，感到对不起母亲和姐妹。听到儿子琅琅的读书声，母亲便感到心中有了新的希望。12岁那年，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拿回了小学毕业证书，对母亲说：“我读完小学了，以后让我帮你干活吧！”母亲拍拍懂事的孩子，说：“儿啊，我要供你多读几年书，让你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全家人节衣缩食，把霍英东送进了香港有名的皇仁书院读中学。皇仁书院每个月的学费就是5元钱。这对于他们这样贫困的家庭，实在是过于昂贵了！霍英东第一次交学费，母亲四处筹措，仍然没凑齐5元钱。这时，他14岁的姐姐，默默地翻出一个手绢包，取出了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压岁钱！那一枚枚磨得发亮的铜板，是她牺牲了多少女孩子吃零食、买小玩艺的快乐才保留下来的啊，她却心甘情愿地给弟弟做了学费。霍英东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化为自己勤奋读书的动力！每天晚上，他还要帮母亲做账、送发票，然后才能坐下来，一直读书到深夜。由于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霍英东常常想倒下来大睡几天，但他仍支撑着那瘦弱的身子，一天一天地熬过来了。
　　他读到中学三年级时，日本侵略军打到了广东。家里再也交不起学费，霍英东也不愿再死啃书本，他恳求母亲说：“我已经是18岁的男子汉了，让我干活吧！我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母亲终于辛酸地默许了。
　　赤手空拳的霍英东，从香港社会的最低层，开始了他的人生奋斗。
　　霍英东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艘旧式的渡轮上当加煤工。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单薄了，顾得上铲煤就顾不上开炉门，刚上岗就被辞退了。不久，日本占领军扩建启德机场，需要大量劳工，但工资非常低，每天只给半磅配给米和七角五分钱。而霍英东从他家所在的湾仔乘车到机场，路费就得要八角钱！霍英东没有办法，只好多吃苦跑路，省下这笔交通费。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步行赶到码头，花一角钱渡过海，然后骑车赶到机场上班。劳工们干的都是苦力活，挖石抬土，消耗很大，但食物却很少，一天只能吃到一碗粥和一块米糕。霍英东总是感到又累又饿。有一天，工头让他去搬重达50加仑的煤油桶，结果被砸断了一根手指！那工头也是中国人，出于同情，把霍英东调去学做汽车修理工。可是没过多久，喜欢冒险的霍英东自己试开汽车，结果把车撞坏了，又被炒了鱿鱼。
　　那几年中，霍英东简直像俗话说的，“倒霉人喝水都牙痛”。有一天，他听说日本人高价收购海草制造药材，于是用经商的积蓄买了一艘大摩托艇，在炎热的夏天，带着80个渔民到东沙群岛上去采集海草。由于荒岛上缺乏淡水，缺乏食物，而温度又高达40多度，他们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苦苦熬了半年，结果打回的海草卖得的钱，刚刚能够开支，连一分钱都没赚到！
　　不过，早年的艰辛和挫折，并没有打垮霍英东，他却在不断的失败中，取得了经验，积蓄起力量，等待着机会，他坚信自己总有崛起的一天！当时，在湾仔附近，有一家不大的杂货店，那是他母亲和13个合伙人共同买下的，霍英东曾在那里负责管理店务。那个店虽然小，生意并不差，有时他必须面对十几个顾客，应酬稍不周到，顾客就会掉头离去。他尽量做到眼快、嘴快、手快，留住顾客，做好生意。这种实际训练使他培养出了灵活的处事方法和敏捷的算术头脑，为他以后做大生意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小店早晨6点就开门，晚上10点才关门，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晚上打烊时还留着一扇小门，以备顾客的临时需要。这样做，霍英东自然非常辛苦，但小店的经营却很有起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霍英东终于以敏感的眼光，捕捉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留下了很多机器设备，价钱很便宜，但稍加修理就可以用，也可以卖出不坏的价格。霍英东很想做这种生意，于是他成了个读报迷，专门注意报纸上拍卖日军剩余物资的消息，及时赶到现场，以内行的目光挑选出那些有价值的，大批买进，迅速修好后卖出。由于缺少资金，他难以放手大干。有一次，他看准一批机器，并且在竞买中以1.8万港元中标。他兴高采烈地回家请母亲凑钱交款，可是由于他经常冒险，母亲在生意上从来不肯信任他，也不肯给他钱去冒险。霍英东眼睁睁地看着一笔大买卖就要落空，正在着急，幸亏有一个工厂老板也看中了这批货，愿意出4万港元从他手中买下，霍英东净赚了2.2万港元，这是他在那几年中赚到的最大一笔钱了。虽然利润不算太大，但却为霍英东积累了最初的资本。
　　朝鲜战争结束后，霍英东就预料到，香港航运事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金融贸易的发展，而这又将促进商业及住宅楼的开发。于是他抢先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1954年12月，霍英东拿出自己的120万港元，另向银行贷款160万港元，在香港铜锣湾买下了他的第一幢大厦，并创办了“立信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开始，他也和别人一样，自己花钱买旧楼，拆了后建成新楼逐层出售。这样当然可以稳妥地赚钱，可是由于资金少，发展就比较慢。他苦苦地思索改革房地产经营的方法，却没有结果。
　　有一天、有个老邻居到工地上找他，说是要买楼。霍英东抱歉地告诉他，盖好的楼已经卖完了。邻居指着工地上正在盖的楼说：“就这一幢，你卖一层给我好不好？”霍英东灵机一动，说：“你能不能先付定金？”邻居笑着说：“行，我先付定金，到盖好后你把我指定的楼层给我，我就把钱交齐。”两人就这样成交了。
　　这个偶然的事件，却使霍英东得到了启发。他立刻想到，他完全可以采取房产预售的方法，利用想购房者的定金来盖新房！这个办法不但能为他积累资金，更重要的是还能大大推动销售！
　　因为，房产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要想买一幢楼，就得准备好几十万元的现金，一手交钱，一手接屋，少不得一角一分，拖不得一时一刻。当时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房产，所以房地产的经营也就不可能太兴旺。现在霍英东采取的房产预售的新办法，只要先交付10％的定金，就可以购得即将破土动工兴建的新楼。也就是说，要买一幢价值10万港元的新楼，只要付1万港元，就可以买到所有权，以后分期付款。这对于房地产商人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利用人家交付的现金，他们原来只够盖1幢楼的钱，现在就可以同时动手盖10幢楼，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对于购买房产的人来说，也是有利的。先付一小笔钱，就可以取得所有权，待到楼房建成时，很可能地价、房价都已上涨，而已付定金的买方只要把房产卖掉，就有可能赚一大笔钱！因此，很快就有一批人变成了专门买卖楼房所有权的商人，这就是后来香港盛行的“炒楼花”。
　　霍英东把这叫做“房地产业的工业化”。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房地产生意顿时大大兴隆起来，一举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生意的最高纪录。当别的建筑商也学着实行这个办法时，霍英东已经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创造性的经营方式。他当上了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会内有会员300名，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所以有人把霍英东称为香港的“土地爷”！
　　霍英东还有个美称叫“海沙大王”，也来自他在经营上的创新。60年代，香港实业界人士很少进入淘沙业，因为它需要的劳力多，投资大，而获利相对较少。但霍英东从建筑业的广阔前景预见到淘沙业也必将有大发展，所以大胆地吃起了这只“螃蟹”。1961年底，他花费巨款，从泰国进口了一艘大挖泥船，命名为“有荣四号”。当时亲朋好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将如此之大的投资用于风险很大的淘沙业，弄不好就会血本无归啊！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出霍英东所料，先进的机械化设备大大提高了淘沙的效率，降低了成本，赢得了利润，淘沙船在霍英东手中简直就成了神话中的淘金船！霍英东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又从国外订购了一批淘沙机械船。香港经济起飞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纷纷拔地而起，作建筑材料的黄沙需求量极大，霍英东的淘沙船队因此财源滚滚，成了他的又一株“摇钱树”。
　　身为亿万富翁的霍英东，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祖国。从70年代开始，热爱体育的霍英东，就积极努力争取恢复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为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74年，他以香港足球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亚洲足球协会会议时，努力争取多数会员国的支持，使中国恢复了在亚洲足球协会的会员席位，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广阔的通道。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出了个特级体育大使霍英东！
　　此后，在中国取得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羽毛球协会、国际篮球组织等体育组织席位的过程中，霍英东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同时，他还不惜资产，在经济上支持发展祖国体育事业。1979年他成立了总资产达15亿港元的基金会，用以在内地办好事，其中不少款项是用于支持中国体育事业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霍英东率先积极地开始了在中国大陆的事业，从广州白天鹅宾馆到中国温泉宾馆，从公路到桥梁，从体育基金到残疾人福利基金，从暨南大学到英东游泳馆……霍英东的总投资在10亿港元以上！他一再表示，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并不希望把钱留给子孙，只想在去见祖宗之前，能够替国家和人民出一点力！有一次，记者问他一共向大陆捐赠了多少钱，他一时竟回答不出来，却很谦虚地说：“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说不上是贡献，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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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0 PM

62.从脚夫到富豪

佐川清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货运大王，他和他的妻子共同创建的“佐川捷运”货运公司从一无所有、肩背手提起家，30年中迅速地发展为在日本商业运输界名列第一的超级企业，在国际运输界也占有重要地位。佐川清的成功被视为日本战后的一大奇迹，而一些喜欢渲染的大众传播媒介更将其称为“现代的神话”。
　　佐川清是怎样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说起来，倒是很有些传奇色彩。
　　应该说，他的出身并不贫苦，佐川家在新渇县颈城郡板仓村可谓第一世家，同时也是大地主。佐川清的父亲彻治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家里一切均由妻子掌管。佐川清在家里是老三，他有两个哥哥和一弟一妹，从小被称为“佐川少爷”。
　　然而，在他8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在亲戚的撮合下，又娶了一个女子小学的教师为继室。这个继母的到来，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佐川清是他们兄弟几个中性格最倔强的一个，也数他对这个继母最为反感；继母对丈夫前妻的孩子本来就没有感情，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孩子更是厌恶之极，想尽办法虐待??饕?侄问遣桓??苑埂８盖撞痪?Ｔ诩遥?罄此??览先?爰棠傅墓叵到粽牛??煤笃抟裁挥邪旆ǎ?缓米白鞑恢?馈＜棠傅氖侄卧嚼丛胶荩?舸ㄇ逍⌒∧昙途筒??颂映觥暗赜?薄⒗爰页鲎叩南敕ā?
　　在学校里，他学习成绩不好，各门功课都是勉强及格。但他喜欢运动，从小又被继母逼着干一些重体力劳动，身体锻炼得非常强健。他也经常跟人打架，是当地有名的“孩子王”。小学读完，到了初中他就越来越差，几乎门门都不及格。教师希望他退学，但碍于他父亲的面子不好明说。佐川清意识到了，于是他瞒着父亲写了一份退学报告。教师问他父亲是否知道这件事。他点了点头。于是，教师当时就给他办了退学手续。父亲知道老三不是块读书的料，事后发了一通火，也就算了。
　　这时，佐川清已经下决心离家出走，那一年，他15岁。离家的时候，身上仅有5毛钱，买了一张火车站台票，混上火车，到了京都却出不了站。在站台上，他看见一个身穿“丸源”号衣的脚夫，他记得，有个表兄叫伊藤芳治，就在一家丸源运输公司工作。
　　佐川清觉得自己有一身力气，正可以干脚夫。于是那位脚夫把他带到广岛县的尾道市，“丸源”公司总部就在那里。在尾道，他生平第一次接触货运工作，他喜欢这个工作，也就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在日本江户时代，脚夫这个行业相当于后来的邮政快递。到了明治时代，有了国家邮政，脚夫业在制度上被取消，但民间快递形式仍旧存在，主要是运送包裹。
　　后来他的父亲从表兄处得知这个消息，专程赶到尾道，将他带回家去。但过了没多久，他再次离家出走，仍去尾道干他的脚夫。放着少爷不当，却要当脚夫，在一般人想来是不可理解的，也许他这人天生就注定与这一行有缘。
　　1942年，佐川清20岁了。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他已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当他去接受体检时，虽然他的体格十分健壮，却因小时候打架造成右耳失聪，被判为“第二乙种”，也就是不合格，竟因此让他躲过了服兵役。
　　后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死伤惨重，战争已经打到日本本土。军国主义政府还想作垂死挣扎，那时便不管是“第二乙种”还是“丙种”体格，统统都要上战场了。佐川清接到入伍命令后，接受了3个月船员训练，接着就被派到7000吨运输轮“罗新丸”上当船员。这时是1945年8月，战争已经即将结束，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出发前的那天晚上，他想，这一去多半是回不来了。怀着这种伤感的心情去餐馆喝酒，不料竟喝醉了，等他赶到码头，船已经开走了。“罗新丸”是只运兵船，在开赴前线的途中被美军潜水艇击沉。若不是他喝醉了酒，定然是葬身海底无疑了。如果战争仍继续进行，佐川清也不免会被以临阵脱逃罪处决。但幸运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投降了，军队解除了武装，也就没有人再来找他麻烦。
　　由于战争末期遭到美军飞机不分昼夜的空袭，战后，日本许多都市已是一片废墟。重新建设需要大量人力，佐川清毫不费力就在一家承包土木工程的叫“栗和田组”的建筑队找到一份工作。他干得很出色，不久就被提拔为老板的助理。之后，老板又想招他为女婿，而佐川清心中却一直思念着家乡的一位名叫幸惠的农家女，两人已经私下订了婚约。老板的一番美意使他觉得不便当面拒绝，只好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不辞而别，到东京都立川市另一家建筑队“池田组”工作。因为此时他已经熟悉了土木工程，很快地又在那里崭露头角，老板有什么事都把他叫去商量。
　　池田组承包的是美国占领军方面的工程，工作多得做不了。这时的日本，最缺乏的是人力。招募能干活的青壮年是很困难的。有一天，老板把他找去，问他能否想办法招些工人来。佐川清答应试试看。他回到家乡板仓村寻找童年时的朋友，请他们分别再去招募一些人。后来，居然凑了75个人。他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告诉老板，那边立刻接下了占领军的全部工程。
　　佐川清理所当然地成了这75个人的头儿。在他的带领下，他们提前完成了那批工程。为了感谢和慰劳这些乡亲们，佐川清摆酒设宴。在酒宴上，有人提出今后仍想跟他干，其他人都附和。佐川清知道，工程一旦结束，工程队只有解散，池田组不可能将他们全部收容。唯一的办法就是成立独立的工程队，由他来当老板。
　　佐川清思量再三，当他向池田组老板说明这个意思时，没料到对方竟很爽快地应允了：“就这样吧，我知道你这人不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的人。”
　　于是，佐川清在1948年成立了“佐川组”。这一年，他才26岁，在这一群人中，他是老大哥。他并没有以老板自居，付给手下工人的工资是当时一般土木工的2倍。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来，这些工人干起活来个个像拼命一样不遗余力，工作效率出奇的高。
　　事业有了起步，佐川清又想到与幸惠的婚约。可是自从栗和田组的老板想招他为婿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幸惠就离家去城里打工，一直下落不明。幸惠这样做是为了佐川清，想到这，他心里就很难受。有一次，他喝了酒以后，无意中把心里的秘密吐露了。因为都是乡亲，大家都知道幸惠，也知道她是个既能吃苦又非常贤惠的女子。
　　过了不久，有人打听到，幸惠在大阪的一家餐馆当女招待。为了成全老板，做一件好事，他们中的一个专程赶到大阪，找到幸惠。这人并没有说佐川清还在思念她之类的话，而是撒了个谎，说佐川清在立川被人打成重伤，“老板奄奄一息，说想见你一面，请务必帮忙！”
　　幸惠什么也顾不得了，随即跟那人赶到佐川组所在地。
佐川清自然是蒙在鼓里。恰巧那一天他们收工早，半路上又喝了杯酒，当他有说有笑地回到工棚，突然看见幸惠坐在那儿，两人都大吃一惊，以为是在梦中。
　　就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既没有煤人，也没有盛大的婚宴，买了酒来，大家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就算结了婚。婚后，夫妻俩仍住在工棚里。幸惠给工人们做饭，他们都将她视为大姐。整个佐川组像个热闹的大家庭。
　　1955年，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为了孩子读书，夫妻俩决定结束到处漂泊的工棚生活，在京都车站附近买了一处住房，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年轻的组员们经常三五成群地来他们家吃喝，幸惠一向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兄弟一样看待，不论他们怎么胡闹也不会摆脸色。后来，这些组员吃过后就索性住在这里。老板的家也就成了他们的家。陆陆续续一共住进来二三十个人，本来就不宽敞的房子这一来就变得很拥挤，加之他们毕竟都是没有文化的单身汉，少不了酗酒、唱歌、喧闹、说粗话，川清对此感到非常头痛。这样的环境对孩子是不利的，但又碍于情面，不便开口请工人们搬走。考虑再三之后，他决定解散佐川组。为了不使组员们感到被抛弃，他和幸惠把剩下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分给他们，这样，大家总算客客气气地分了手。
　　这时，他们除了有一处住房之外，几乎又是两手空空，甚至连自己眼前的生活费都没有留下。佐川清埋怨妻子：“平均分配也应该有我一份呀！”
　　幸惠笑道：“你不是说把钱平均分给大家吗？我没想到还有你的一份。”
　　“难道我们不过日子了？”
　　“我们不是还有力气吗？再从头做起就是。”幸惠是个乐观的女子，什么困难都不放在心上。她的这种豁达和大度感染了丈夫，他的情绪又变得开朗起来。
　　“从明天起，我还干脚夫。”佐川清在尾道干过脚夫的行当。这是个只需要力气，没有本钱也能从事的职业。不过这一次他不想给人家干。他要独立门户，打出自己的招牌。
　　1957年3月是“佐川捷运”创业的日子。
　　招牌有了，然而却没有雇主前来光顾。佐川清在京都和大阪之间挨着门去问那些批发商：“要不要脚夫？”回答总是令他失望。其实这也不奇怪，脚夫是替人送货的，信誉非常重要，谁敢随随便便把货物交给一个毫无信誉的年轻人？
　　开业一个多月了，佐川清每天像乞讨一样挨着门一家家问有没有货要送。他有一个顽强的信念：只要坚持不懈，一定能用自己的真诚打动这些商人。终于，在第45天，大阪鳗谷街一家叫千田商会的老板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跟他闲聊了一会儿，千田先生提到丸源的伊藤芳治，佐川清说是他的表兄。
　　千田先生吃惊道：“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至少他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客户呀！”
　　佐川清说：“我曾经在丸源干过脚夫，现在想独立，但不想借着表兄和丸源的信誉而谋生。我要靠自己的力量。”
　　千田先生点了点头，他很赏识这个年轻人。他是做照相机生意的，当即就拿出10台照相机，请佐川清送到京都的一家店里去，而且不收他保证金。
　　“真的可以吗？”佐川清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田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
　　佐川清接受了货物，飞快地送到了目的地。从此以后，情况渐渐好了起来，京都和大阪的批发商之间开始有了这样的说法：“常常来拜访讨工作的佐川清好像是个勤奋能干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越来越多的商人愿意把他们的货物交给佐川清。而他，也分外地珍惜这每一份工作的机会，其他脚夫不大愿意承揽的活，只要找到他，不管是否吃得消，他总是一口答应下来。
　　也是在大阪的鳗谷，一家叫做“光洋轴承”的机械商请佐川清送轴承到京都，每个轴承重50公斤，他每天运送7趟，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他硬是咬牙坚持着干，绝不说吃不消之类的话。机械商深受感动，决定将他定为商行的专属脚夫。
　　幸惠不忍心让丈夫这样受累，她提议买两辆二手脚踏车，一辆放在大阪车站，另一辆放在京都车站，这样，市区的路上就可以省点力气。后来，需要运送的货物越来越多，佐川清一个人显然是来不及运了。幸惠要去帮着运，丈夫没答应。可是，幸惠也很倔犟，瞒着佐川清当起了脚夫。好在她从小是吃惯了苦的，背着超过自己体重的货物，居然还面带微笑跟熟人打招呼。后来，人们都称他们这对夫妻为“大阪的鸳鸯脚夫”。
　　有一次，佐川清送了货，骑着空车回来，无意之中看到幸惠在街对面提着一件很大的货物向相反的方向走，她另一只手牵着老二，老大正明走在后面，手里也提着一小件货物。佐川清站住了，望着母子3人的背影，潸然泪下。这情景使他终生难忘。
　　佐川清真正是赤手空拳打天下。他深深地懂得，要想得到客户的信任，只有凭自己的一片诚意。
　　生意像滚雪球一样，终于发展到夫妇俩无法处理的程度，佐川清这时就决定雇用人手。
　　到1959年，“佐川捷运”已经在大阪、敦贺、福井、金泽、富山建立了5个分支营业处。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他先后添置了13辆摩托。
　　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这给运输业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佐川捷运”以脚夫精神为公司的根本，创造了良好的信誉，自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后来摩托又换成汽车，而且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经营范围也逐渐扩展到全国。到1978年，“佐川捷运”成立30周年时，已拥有8700辆汽车，221家店铺，从业人员1.65万名，年营业额2850亿日元（约合19亿美元），收益超过了“日本通运”，名列日本商业运输界第一。
　　目前，“佐川捷运”已经完全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它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电脑系统，具备第一流的巨大流通中心。为了不使“佐川捷运”沾染上所谓“大企业病”，佐川清毫不放松对职工进行“脚夫精神”教育，强调“回到原点”，那就是保持创业之初的艰难奋进精神。他打算在21世纪将公司的业务范围扩大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陆地、海上和家中。他给自己准备的墓志铭是：“一个一生额头上流着汗拼命工作的人，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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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1 PM

63.皮尔·卡丹的帝国

法国服装大师皮尔·卡丹如今可谓名传天下，誉满全球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皮尔·卡丹凭着他超人的才气崛起于服装设计业。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神话，法国人公认他是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人，一个极具传奇性的人物。不仅是他的名气，他的企业也是遍布全球。他拥有98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公司，共有雇员18万人；他领到的营业执照多达720个。眼下，他所经营的产品已远不止服装了：汽车、飞机、家具、地毯、灯具……几乎一切商品都包罗在他的庞大帝国中，并且都印有皮尔·卡丹的商标。这个“卡丹帝国”的总部就设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旁边。
　　其实，皮尔·卡丹并非法国人，他192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近郊。父母都是意大利人，以种植葡萄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家迁往法国。当时皮尔·卡丹只有2岁。他父亲不会法语，在法国找不到工作，家境相当贫困。皮尔·卡丹的童年是在格勒诺布尔和工业城市圣艾蒂安度过的。他从小就非常向往巴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还不到20岁。有一天早晨，他对父母说：“我要去巴黎。”父母没有表示反对。次日，他便带着一只破箱子，骑了一辆旧自行车动身了。
　　到了巴黎后，他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于是四处流浪。当时德国人已经占领了巴黎，由于他违反了宵禁令，被关进了监狱。后来经过审查，证明他不是犹太人，德国人才把他释放了。
　　身无分文的皮尔·卡丹仍到处游荡，走投无路时，偶然看见一家时装店的橱窗上贴着招募学徒的广告，于是便走进去应试。由于他从前曾学过裁缝，所以被顺利地录取了。从此，他在服装业的天地里左冲右突，尽情地施展他的才华，开始了奋斗的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从头到尾学这个行业的。我喜欢把一件衣服从头做到尾，从画图、剪裁、缝合、试样直至销售。”他一丝不苟地学习，掌握制衣的每一个细小环节。
　　这家服装店是专门出售男性服装的。和女性服装比起来，男式服装花样少一些，但制衣的要求却比女式服装高。在这里，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5年，皮尔·卡丹转到“帕坎”时装店搞设计。当时，许多著名演员都在这家店订做服装，这也给了他一个得以崭露头角的机会。在皮尔·卡丹成长的过程中，法国现代派作家让·郭都和画家克里斯蒂昂·贝腊的美学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影响。
　　1946年，他又转到著名的“迪奥”时装店工作，在那里，他获益匪浅，学会了制作既符合时尚、又大方高雅的时装的技能；凭着他的聪明才能，渐渐在法国时装业中站稳了脚跟。
　　1950年是皮尔·卡丹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在里什庞斯街租了一间房，首次展出了他设计的戏剧服装和面具。虽然展出地点条件比较差，却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小小的成功给了他更多的信心，他决心大显身手干一番了。
　　3年后，他第一次推出了自己的女装设计，并一举成名。
　　皮尔·卡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巴黎的大小报纸上。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们不嫌他的门面小，纷至沓来，要求订做。1954年，他的时装店正式开张了，地点在圣君子旧郊大街。
　　皮尔·卡丹是一个非常富于创造性的人，他具有独特的商业眼光，加之他的锐意进取精神，不久就打开了时装业的新天地。在法国，时装业本来是一个限制极严、顾客有限的特殊行业。巴黎时装店虽多，但够得上“高级时装”水平的服装企业也只有23家。皮尔·卡丹首先意识到，高级时装只有在群众中开辟市场，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1953年，由于他改变了时装经营的方式，把量体裁衣、个别订做改成小批量生产成衣，并不断地更新款式。这样做，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给他的服装业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小批量投放市场的时装，既不落套，又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这无异于是给他自己的设计做广告。而喜欢他作品的女子都有可能穿上他设计的长裙，这又打破了服装的阶层局限，可以说是服装业的一次革命。
　　后来，他又把主攻方向改为男式时装。这在服装业中又激起一致的愤慨，因为，按照法国的传统，一位出色的时装设计师，只应该缝制女人的服装。
　　当皮尔·卡丹第一次展出各式成衣时，人们就像在参加一次真正的葬礼，他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结果，他被雇主联合会除了名。不过，几年以后，当他重返这个组织时，他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
　　他从大学里直接聘请时装模特儿，使人们更了解他的服装，这一招确保了他的成功。然而，他并没有到此为止，正当他的成就得到同行们一致公认的时候，他却预言高档时装正缓慢地走向死亡。他毅然地抛弃了服装业的明星制，把大批成衣送到各大百货商店去销售。此举又一次招来同行们的怨怒和责备，他们认为皮尔·卡丹这样做是肯定要毁掉时装业的。
　　时至今日，哪家服装厂不在广泛地销售自己生产的成衣呢？然而在当时，他的做法的确是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皮尔·卡丹承受了同行的攻击，他知道，那是开创和振兴服装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1959年，皮尔·卡丹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措，他异想天开地办了一次借贷展销。可是这一次他失败了，他从时装业的象牙之塔上栽了下来。服装业的保护性组织时装行会对他此举感到万分震惊，再次将他抛弃。
　　痛定思痛，皮尔·卡丹并没有彻底灰心，他决心东山再起。不到三四年工夫，他居然又被这个组织请去当主席。
　　皮尔·卡丹的名气与日俱增，名流和贵族们纷纷请他设计时装。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对此厌倦不堪。他想：为什么光为这些人服务呢？不仅要向富人，也要向大众提供更多我设计的服装。
　　于是，他扩大经营的范围，不仅有男装、童装、手套、围巾、鞋帽、挎包，而且还有手表、眼镜、打火机和化妆品。并且，他将自己的企业不断地向国外扩张，首先在欧洲、美洲和日本得到了许可证，打开了市场。1968年，他又增加了家具设计，渐渐形成了“皮尔·卡丹”商标的系列产品。他成了拥有自己银行的时装家，在世界五大洲80个国家内，有他的600多家工厂、企业，产品基本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开始拥有一个帝国。
他曾经自豪地说：“我可以睡卡丹床，坐卡丹椅，在一切由我设计的饭厅里吃饭，用我的照明灯，去剧院看戏或参观展览，都可以不出我的帝国。”
　　“卡丹帝国”从时装起家，30年来，始终是法国时装界的先锋。1983年，他在巴黎举办了题为“活的雕塑”的表演，展示了他这些年设计的妇女时装。漂亮的时装模特儿穿着他历年设计的有代表性的服装依次出场，手中拿着标明年代的牌子。令人叹服的是，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他设计的时装却仍显得很有生命力，并无过时之感。
　　毫无疑问，皮尔·卡丹在审美的领域中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他非常大胆，不拘泥于传统。他的服装线条明快，富有青春感和时代感。他设计的家具、灯具和各种装饰品，如大衣柜、桌子、沙发、台灯、钢笔、餐具无不造型新颖，光彩夺目。他也曾为美国的大西洋飞机公司设计小型的私人飞机造型。此外，他还为美国的“凯迪拉克”牌豪华车和一次汽车展览会作过设计。人们相信皮尔·卡丹的设计永远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创造力永无止境。
　　1981年，皮尔·卡丹又有一个惊人之举：他买下了巴黎协和广场旁边、皇家路上的“美心饭店”。两年以前，他已经拥有“美心”餐室集团的控股权，可以使用“美心”这个名称经营餐馆了；随后，他又收购了27％的股份。他买下“美心”这块金字招牌，不仅是要把它作为法国烹调业的一个光辉标志珍藏起来，更主要是用来招财进宝，变成一件能够产生高额利润的工具。他以这个商标经营各种食品，包括饼干、糖果、沙丁旦、果酱、香槟酒以及各种罐头，按照他的说法，他要把法国式的烹调和时装结合起来，作为法兰西文明的体现。
　　皮尔·卡丹终究还是位艺术家，事业发展的同时，他还办了名为“卡丹场所”的综合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协和广场和总统府之间的加勃里埃尔街，面对香榭里舍大街花园。这座乳白色别墅型建筑，上下共三层，设立了剧场、展览厅、会议室等，经常上演戏剧，举办美术展览和皮尔·卡丹自己设计的服装表演。
　　皮尔·卡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年轻时，他只在维希红十字会开设的学校里学过不长时间的会计课程，而今，他居然裁减了一位财务主任，由他亲自掌握财权。这件事又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同时也令人惊叹：他管理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还在不断地开拓新的事业，这要花费他多少精力呀！
　　他所以能做到随心所欲，是以每天18个小时的工作为代价换来的，他的床头总是放着纸和铅笔，每当他不想睡的时候，就进行他的伟大的设计和构想。他在自己的商务活动中过分操劳，顾不上休息。度假对他来说竟是难以忍受的。他选择了勤奋，这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他曾饱尝了开拓者的孤独，但他宁可孤独也不愿混迹上流社会。他总是独来独往，思维像一匹野马跑在时代的前面。正因为他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能超越时代，所以他在竞争中总是能获胜。他认真地总结了每次的胜利，有的其实是无利可图的，他的看法是，既要挣钱，又要赢得尊敬，有时候不可能两全，但只要能胜利，就是一种标志。这样看来，似乎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人生的价值，物质财富则退到次要的位置。
　　皮尔·卡丹是个既有魅力、又有些神秘的人物。他至今没有结婚，没有配偶，几乎是过着一种苦行僧或是修道士般的生活。他把个人的需要降到最低限度，他不雇佣人，也不用司机，经常自己开着一辆送货面包车，在巴黎的大街上奔驰。
　　1987年，皮尔·卡丹首次到中国访问。第二年又到北京、上海展览他的时装。他开始迷上具有东方情调的中国，西方将这作为重要新闻加以报道，又一次轰动了世界。人们发现，凡是中国艺术家到法国演出，皮尔·卡丹总要到场观看，有时还邀请他们到他的“卡丹场所”参观，请艺术家们吃饭。
　　1991年，他在北京设立了时装陈列室和举办时装展览会，当时人们都在猜测：他真想在10亿人的中国开辟市场？卡丹非常欣赏中国的丝绸、呢绒和布料，他已经选用了一批中国衣料来设计制作时装，展出效果果然很好。
　　1993年12月，他与北京市签订了协议，在北京开办一家双方合营的法国式餐厅。他还在“崇文门饭店”辟出两层楼，分别供应高级西菜和快餐。
　　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他来到北京时，在这里工作的法国官员都劝阻他，他们认为他对中国市场的看法是极不现实的。但事实是，他已经建立了经济收益大、生产效率高的服装厂，他的产品在中国各地很畅销。他的马克西姆餐厅也总是顾客盈门。
　　当初，谁也没有想到，皮尔·卡丹从服装、饮食领域开辟了一条中法合作之路。这难道不是又一次体现了他超人的见识吗？
　　对自己的事业不断进取和执着追求，这就是皮尔·卡丹。他的身上有着一股非同常人的力量，他的创新意识几乎永不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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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1 PM

64.证券巨头冯景禧


冯景禧1923年出生于广州市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起早摸黑做些小本生意，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加上冯景禧的生母去世早，继母与他的关系不好，16岁那年，他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到香港的卑利船厂当学徒。学徒的工钱少得可怜，每天只有1角3分。后来，老板看冯景禧勤快能干，每天加了他5分钱。然而靠这点钱，他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劳累了一天的冯景禧，只能一个人站在海边，遥望远方的家乡和亲人。为了糊口，他每天晚上还要拖着疲倦的身子到一家工人夜校去教课。
　　1941年，日本侵略军强占了香港，到处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生性倔强的冯景禧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匆匆逃回了家乡。可是，广州同样也成了日本鬼子的天下。由于与继母的关系仍然不好，冯景禧有家难归，只好到一家金银首饰店去做学徒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利用跑街的机会，光顾别的店铺，留心观察人家的货品款式和经营方法，用以改善自己店里的不足。因为他聪明能干，爱才的老板提拔他担任商行的管事，后来又让他负责管理整个商行的财务。冯景禧虽然没学过会计，但他在工作中虚心求教，竟能把商行的一本账理得清清楚楚，烂熟于心。老板有什么问题，他都能随口应答，所以深得老板的信任。冯景禧虽然也从中摸索到不少“生意经”，然而他对于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始终不满意。
　　抗战胜利以后，市面上的商业活动开始活跃。冯景禧便辞去了金银店里的差事，和几个朋友一起贩卖大米，这样干了2年，只赚到几百元钱；后来他又同朋友们集资开了一座酒楼，生意也不是太兴旺。雄心勃勃的冯景禧，时刻想找到一个能让他大展鸿图的事业。1948年，他听说台湾鱼苗的价格高，从广州贩鱼苗到台湾能赚大钱，便决心要做这贩鱼苗的生意。
　　当时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做这种生意，因为，他既不熟悉水性，又不了解鱼苗的特点，加上当时海上盗匪出没，万一中上一颗炮弹，那就连自己都赔在里面了！可是冯景禧坚持要干，他认定这生意能为他赚大钱！为了筹集资本，他将自已经营的酒楼都卖掉了。他从广州买下鱼苗，运到香港，又租了船运往台湾。哪知“天有不测风云”，他的鱼苗船驶出广州湾不久，就遇上了大风暴，不习惯海上生活的冯景禧差点连苦胆都吐出来！船只在风暴中随波逐流，等到惊涛骇浪平息下来，总算平安抵达台湾岛。然而不幸的是，船上的鱼苗在颠簸中早已死光！
　　冯景禧多年经营积累的本钱，这下赔了个精光！
　　冯景禧不甘心就这样空手而返，他还想再搏一搏，于是打起了船老板的主意。他同船老板商量，要以这条船作抵押，从台湾运香蕉回广州。船老板当然不肯冒这个风险。冯景禧对他说：“你不肯，我回去也没法付运费给你，看来只好跳到海里去了！”船老板半是同情半是无奈，最后只好同意了。然而命运老人却一点也不同情冯景禧，归途中海上一直大风不息，船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回到香港，香蕉已经烂得一根好的都没有了！
　　冯景禧不但没赚到一文钱，反而欠下了一大笔债！
　　尽管广州这一跤摔得太惨，冯景禧却能沉得住气，他回到广州，重新做起了代人买卖金银的生意。凭着他的丰富经验，逐渐又赚了一些钱。
　　有了本钱，冯景禧就瞄准了香港的房地产业。5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恢复和发展极快，由于人多地少，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然而投资房地产，没有雄厚的资金是不行的。冯景禧灵机一动，找到了生意场上的好朋友郭德胜和李兆基，商量合资创办房地产公司的事情。他们3人当时都是刚刚开始创业的小财主，又都看好房地产业，所以一拍即合，招股建立了“永业企业公司”。3人当中，年纪最大的郭德胜老谋深算，年纪最小的李兆基反应敏捷，冯景禧则精通财务，擅长分析。他们发誓：“同心协力，进军地产，你发我发，大家都发！”公司的资金当然比个人资金大多了，但对于房地产业来说，仍然只能算个小户头，只能购买较小的地盘。从购买原沙田酒店开始，他们在房地产业初试身手。他们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低价收购旧楼，拆掉重建新楼出售，还以“分层出售”、“10年分期付款”等方法招徕顾客，颇受客户的欢迎，逐渐积累起了资金。
　　到1963年，他们3人已经成为香港商界的中等富商。资本雄厚了，经营房地产业的经验也丰富了，他们便丢开了其它的股东，每人投资100万元港币，新建“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准备在房地产业大干一场了。这3位朋友各有所长，齐心协力，又都是十足的“工作狂”，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拼命苦干的精神，使得他们的公司很快引起了实业界的注意，称他们为“地产界的三剑客”。他们虽然在生意场上精明过人，却又不是什么钱都赚的人。冯景禧就一再表示，有3种人的钱他不能赚：逃难的人的钱不能赚，孤儿寡母的钱不能赚，天灾人祸的钱不能赚！他们冷静地等待着每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对于目光远大的人，赚大钱的机会一定是不会太少的。
　　1967年，冯景禧又一次遇上了历史提供的赚钱机会。由于受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香港也发生了大动荡，房地产行情一落千丈。许多富豪唯恐“文化大革命”也闹到香港来，纷纷抛售在香港的产业，准备逃离香港。冯景禧也曾想到过离开香港的问题，可是他实在舍不得丢下刚刚大展鸿图的事业。走在香港的大街上，看到那些急于贱卖的房产和地皮，冯景禧更加不想走了，他暗暗盘算，这可能正是个好机会呢！他仔细研究国内外的局势，认为“红卫兵”未必就进得了香港，至少，来与不来的可能是一半对一半——而对于生意场上的竞争来说，50％的把握已经是够大的了。
　　结果，冯景禧不但没有走，而且从银行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又贷了一大笔钱，动作麻利地买下了一大批廉价房产和地皮。很多朋友都为他捏着一把汗，担心他又要赔个精光了，然而冯景禧毫不动摇。果然不出他所料，仅仅一年以后，香港局势完全稳定，地价迅速回升，发了大财的冯景禧，获得了一个“商界奇人”的雅号。
　　新鸿基的事业一日千里，到1972年，公司售出的房产总价值达到5亿多港元，几乎是当初“三剑客”投资的20倍。
　　随着资本的雄厚，“三剑客”都有了独自闯天下的力量，已没有必要再在一起打江山。冯景禧和李兆基先后放弃了房地产业，只留下对此情有独钟的郭德胜。
　　1969年11月，正当香港房地产业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局面、新鸿基企业公司的房地产生意一派兴盛之际，冯景禧却出人意料地卖掉了他的大部分股份，正式建立了他个人的“新鸿基证券投资公司”。
稍有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商界，最难经营的就是证券生意，人们形容这门新兴的金融事业经营者，是“一分钟之间成伟人或是成乞丐”。放弃自己驾轻就熟的行业去干冒险生意，更是商家的大忌。然而冯景禧却另有见解，他说：“你认为自己喜欢干，而且能够干好，与原来的事业相比更有诱惑力，社会条件又允许，那么就不要徘徊，不要过多考虑得失！希望本身就是一种原动力；如果注入你的辛勤，你就成功了一大半；同时，只要你认识到怎样处事，应付好各种人际关系，那你就成功了！”
　　香港的股票市场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些新成立的公司就已向市民发行股票，筹集所需的开办资金。战后，工商业迅速恢复而且日趋繁荣，股票发行更成为公司企业扩充业务的重要手段。同时，广大市民在日益沉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下，也被迫以购买股票来投资生利和保持币值。冯景禧早就对证券交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认真钻研证券业务，认为证券交易在香港有着十分诱人的美好前景。
　　自从新鸿基证券公司开业后，冯景禧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钟爱的事业。证券交易瞬息万变，香港最著名的远东证券交易所，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参谋部还紧张。每个工作人员都有一张6平方米的椭圆形办公桌，桌上有20多部电话机。电子电话屏幕上每秒钟都在呼叫，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请示和思考的余地，必须随时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交易所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知识渊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中、青年人。冯景禧当然熟知这一切奥秘。但他在经营证券业务时，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代客买卖股票刻意追求证券业务的大众化和普通化。用他的说法，叫做“渔翁撒网”法。别的证券公司都把服务重心放在大客户身上，新鸿基证券公司却处处为散户、小户着想。社会上千千万万中、小资产拥有者，从管理职员、产业工人到出租车司机、女佣人，都成了新鸿基证券公司的常客；不管买卖的金额如何小，冯景禧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服务态度热情而诚恳，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冯景禧准了一条，那就是广大劳动阶层和中、小资产者毕竟是社会组织的基石，大量散户、小户的聚合，就足以汇合成一条冲决一切障碍的巨大洪流。果然，新鸿基证券公司的业务金额飞速增长，很快成为香港股票市场上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足以左右香港股票价格的变动！冯景禧因此成了证券交易市场中的“大哥大”，被人誉为“证券交易大王”、“股坛教父”。谁也不敢小看他。
　　冯景禧早就意识到了信息的重要，他本人对香港和国外股票市场的行情了如指掌，有“活字典”的美称。他非常注重积累、储存市场信息，新鸿某大厦四十几层的办公室内，装备有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和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他的部下必须每天3次向他提供世界各主要市场的最新信息。由于掌握市场信息敏捷准确，他对外汇、黄金、股票、期货等价格的变动都能做出可信度较高的预测。这也是他在证券交易中从不失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股票市场变幻莫测，有人说，在一昼夜的1440分钟里，股市有可能出现8640种变化！为了帮助千千万万的客户，特别是中、小客户了解瞬息万变的股市行情，新鸿基公司成为香港唯一一家免费提供中文调查资料的经纪行。公司先后出版了《每日经济简讯》、《投资分析》、《公司业绩报告》、《香港上市股票基本资料》、《美国股票通讯》、《美国商品期货》、《期货市场通讯》、《黄金报告》等大量资料，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指导和咨询，适应了不同投资者不同层次的需要。这高质量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赞赏，新鸿基的业务也就日益红火！据行家估计，新鸿基证券公司经营了香港四分之一的股票买卖！1970年，新鸿基证券公司的盈利只有70万港元，但到了10年之后，它的年利润超过了亿元！
　　冯景禧为了使他的公司有更大的发展，又在国外寻找合作伙伴，要把他的公司变成一个国际性的金融服务机构。他首先找到了法国的百利达银行。百利达银行是法国最大的工业银行集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对法国的财政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百利达帮助新鸿基在欧洲发展业务，而新鸿基也帮助百利达进入亚洲。接着，冯景禧与美国梅林集团的布鲁格博士接上头。梅林集团是世界50家大公司之一，业务范围涉及石油开采、机械制造、证券经营等方面。中、美两位富豪初次见面，就谈得十分投机，仅仅用了45分钟，就达成了一致协议，决定成立特别工作小组，研究具体的合作方案。后来，美国梅林公司以高于市价38％的价格，购人新鸿基集团的部分股权，交易的结果，冯景禧获利达8200万美元；而新鸿基购买了170万股梅林集团的股票，成为梅林集团最大的个人股票持有者。冯景禧把这次成功形象地称为“45分钟架起一座洲际大桥”。
　　这样，亚洲的新鸿基、欧洲的百利达、美洲的梅林三大财团，密切合作，互相支持，成为世界金融界极富实力的“铁三角”！
　　1982年，香港政府鉴于新鸿基集团的业务状况，批准成立新鸿基银行，并发给营业执照。这是自60年代以来，香港第一家获准成立的本地银行！新鸿基银行在香港等地设有16个分行，总资产达42亿港元，实力相当雄厚。这年7月，冯景禧应邀参加香港大学的同学会，在会上，他兴奋地谈到自己的打算，他说：“我冯景禧天生是忙碌的命，不会就此止步，安于现状。今后，我要脚踏香港，背靠大陆，面向太平洋，放眼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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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2 PM

65.传奇英雄艾柯卡

世上没有哪位企业家像艾柯卡那样命运多舛，大起大落，几经沉浮。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推销员扶摇直上，登上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的宝座，而后又从权力之巅被推落谷底；他雄心不泯，从灰烬中奋起，当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总裁，把这家濒临倒闭的公司从危境中拯救过来，奇迹般地东山再起，使之成为全美第三大汽车公司。他那锲而不舍、转败为胜的奋斗精神使人们为之倾倒。一时间，他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记述他传奇经历的自传，以空前的速度风靡美国，风靡全世界。一股“艾柯卡狂热”席卷着全球。艾柯卡成了全世界闻名的超级企业家，他的传奇故事也被千千万万人所熟知。
　　李·艾柯卡是一个意大利移民的儿子，1924年10月15日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埃伦敦。艾柯卡的父亲尼古拉12岁搭乘移民船来到新大陆，白手起家，先后经营过餐厅、电影院、出租车队和房地产等行业，逐渐成为较富有的人。父亲在大萧条的艰苦岁月中，始终持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这给艾柯卡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艾柯卡遇到困难时，父亲总是深情地鼓励他：“太阳总是要出来的。要勇往直前，不要半途而废。”多年以后，艾柯卡在事业上遭受挫折时，他就以父亲的教诲激励自己，坚韧不拔地迎接挑战，从逆境中奋起，重振雄风。
　　父亲酷爱汽车，他拥有一辆最早期的福特T型车，是埃伦敦镇上少数几个会开车的人之一。他只要有空，就去摆弄车子，改进车子的性能。小艾柯卡耳濡目染，对汽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不准儿子骑自行车，但当艾柯卡年满16岁时，他却怂恿和支持艾柯卡去考汽车驾驶执照。结果，艾柯卡成为镇上第一个会开福特车的小伙子，并从此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艾柯卡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不仅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兴趣广泛，对音乐、舞蹈、文学、体育都有狂热的爱好。1945年，他修完工程学和商业学以及心理学，从利哈伊大学毕业。在20家可供选择的公司中，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福特汽车公司。然后他又花了一年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946年8月，21岁的艾柯卡来到底特律，在福特公司当了一名见习工程师，从而开始了他在汽车业中的传奇生涯。
　　然而，实习尚未结束，艾柯卡对整天同无生命的机器打交道的工作已感到索然无味。他感兴趣的是到销售部门同人打交道。经过一番努力，福特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地区经理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当上一名推销员。
　　推销员工作充满了酸甜苦辣。艾柯卡虚心好学，竭尽全力去干，很快学会了推销的本领，不久，他被提拔为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勒的地区经理。销售，是汽车业的关键。艾柯卡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想在汽车这一行获得成功，必须和销售商站在同一立场上。在以后的风风雨雨中，他始终牢记这一点，因此深得销售商的拥护。
　　1956年，艾柯卡被提为费城地区销售副经理。这时，福特公司推出了56型新车，公司发给艾柯卡一部介绍该车安全装置的广告影片，以放映给汽车商看。影片的解说词介绍说：这种防震的安全垫很有效，如果你从二楼把鸡蛋扔到安全垫上，鸡蛋会从垫子上弹起来而不会破碎。
　　艾柯卡过于相信解说词的真实性，为追求推销宣传工作的戏剧效果，他决定在有1100个汽车推销商参加的地区推销会上，搞一次实物表演。他把新型安全垫铺在地板上，然后带着一纸盒鸡蛋爬上高梯子，亲自作掷蛋表演。第一个鸡蛋落下来，落在地板上，鸡蛋碎了，引起一场哄堂大笑。第二个鸡蛋扔下来时，替他扶梯子的助手不巧晃了一下，结果鸡蛋掉在这位助手的肩膀上，又引起了一阵喝倒彩声。第三、第四个鸡蛋虽然落到垫子上，但不幸都碰破了。直到第五个鸡蛋才算成功，博得观众一片欢呼声。
　　艾柯卡从掷蛋表演失败中窥见了推销的窍门。在推销会上做实物演示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一定要事先做好准备，把想讲和想做的事先演习一遍，这样才有利于推销产品。
　　福特公司这场安全装置的宣传攻势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福特汽车在各地销售反而变得疲软。艾柯卡所在的费城地区更糟，落在最后一名，艾柯卡面临被炒鱿鱼的危险。
　　艾柯卡急中生智，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名为“花56元钱买一辆56型福特汽车”的推销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凡购买56型福特汽车的顾客，买时只需先付售价的20％，其余部分每月缴付56美元，3年付清。“花56元买56型新车”这个诱人的广告，使福特汽车在费城地区的销量像火箭般直线上升，仅仅3个月，就从原来的最末一名，一跃而居全国第一位。福特公司把这种分期付款的推销方法在全国各地推广后，公司的年销量猛增了7.5万辆。艾柯卡也因此名声大振。不久，公司晋升他为华盛顿特区经理。
　　几个月后，年仅32岁的艾柯卡又调到福特公司总部，担任卡车和小汽车两个销售部的经理。在人称“神童”的福特汽车公司副总裁、后来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手下工作。在总部，他开始崭露非凡的管理才能，深得上司的赏识。4年后，即1960年11月10日，麦克纳马拉升任总裁，艾柯卡则接替了副总裁和福特分部的总经理职务，时年36岁。这比艾柯卡在大学时发誓“要在35岁担任福特公司副总裁”的时间，仅仅晚了一年。艾柯卡发迹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当上副总裁后，艾柯卡的才华得以全面发挥。他首先建立了季度检查制度，提高了经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接着，他又组织手下聪明而有创造性的年轻人每星期聚会一次，分析、预测消费者心理和市场。
　　艾柯卡敏锐地意识到，进入6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一股年轻化的社会变革浪潮。市场调查也证实，今后10年内汽车购买力的增长，至少一半是年轻人。因此，他极力主张，设计新型车时必须把青年的要求和愿望放在第一位。他亲自组织了新车设计班子，夜以继日地加紧研制。
　　1962年底，新车最后定型了。它的一切都是为年轻人着想的：白色车身，红色车轮，长长的引擎盖，短短的货仓，后保险杠构成一个小小的后尾，既漂亮又神气，酷似美国的赛车迷们崇尚的欧洲赛车。而且它可以一车多用，不单是跑车，星期五晚上可以挂上一个车厢去乡村俱乐部度假，星期天又可驱动它去教堂作礼拜。它的价格相当便宜，仅需2368美元，它的座位又可容纳一个4口之家，非常符合青年夫妇家庭的口味。艾柯卡对新车的命名更是煞费苦心，从命名专家提供的数千个车名中选择出“野马”这个令年轻人遐想的名字。在广阔原野上驰骋奔腾的野马，不正是美国青年人追求的自由奔放的形象吗？
　　1964年4月，适逢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野马”正式上市了。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原先最乐观的估计。新闻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几百家报刊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野马”车的照片和介绍文章，《时代》和《新闻周刊》这两家最著名的杂志同时以“野马”的照片作封面。对于一种新商品来说，这种宣传盛况是空前绝后的。第一年销售额竟高达41.9万辆，创下了全美汽车制造业的最高纪录。头2年“野马”型新车为公司创纯利11亿美元。
　　一时间，“野马”风行美国。“野马”二字成了发财致富的象征，各行各业争先恐后地抢用“野马”的标志。“野马”车推出不到一年，就出现了几百家“野马”俱乐部，还有“野马”太阳镜、“野马”钥匙链、“野马”帽及“野马”玩具等。艾柯卡这一巨大的成功，使他成了闻名遐迩的“野马之父”。
　　成功，使艾柯卡身上的担子更重。公司老板亨利·福特又把比较薄弱的林肯——墨丘利分部的计划、生产与经营交给了他。3年后，在他的领导下，一直不赚钱的林肯分部先后推出“侯爵”、“美洲豹”和“马克3型”高级轿车，形势大为改观。特别是“马克3型”给公司再一次带来巨额赢利。在最好的年景，光是林肯分部就创利10亿美元，这是艾柯卡生平又一次大成功。
1970年12月10日，艾柯卡趁“野马”和“马克”汽车大获成功之势，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的宝座，成了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企业中地位仅次于福特老板的第二号人物。他上任伊始，就提出“降低费用”和“消灭亏损部门”两个计划，先后撤销了近20个亏损单位，大大压缩了管理费用。接着，他通过研究今后5年汽车业发展的主要趋势，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石油危机，其时小型省油的汽车将会走俏，因此他极力主张把钱花在研制小型汽车上。但亨利·福特却认为小型车是死路一条。1973年中东战争引起石油危机，事实证明艾柯卡的预见十分正确。在艾柯卡的坚持下，福特公司研制的名为“菲斯特”的小型车及时间世，结果获得巨大成功，使公司在石油危机中仍赚取了巨额利润。
　　成功，使艾柯卡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并越来越受到董事会成员的赞赏。但是，树大招风。艾柯卡声望越高，也就越来越受到公司老板亨利·福特的猜忌与戒备。福特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由福特家族把持大权。如今“将强于帅”，亨利·福特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力和地位的莫大威胁。1975年亨利·福特健康欠佳，使他更加担心身后大权会旁落。于是，除掉艾柯卡的活动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由于艾柯卡功勋卓著，福特不便明目张胆地赶他走，便暗地玩弄权术，羞辱艾柯卡，迫使他自动离职。开始，福特不惜花费200万美元，对艾柯卡及其朋友的业务活动和个人生活进行调查，结果一无所获。继而，福特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艾柯卡的密友一个个解雇掉，试图孤立艾柯卡。接着又采用削权的办法，使艾柯卡在公司的地位从第二位降到第四位。这一次次打击，就像是切意大利蒜肠一样，一次切一刀。艾柯卡一直强忍着，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公司的价值，还是以心爱的汽车事业为重。他总希望有一天亨利·福特会恢复理智，或董事会能挺直腰杆，情况也许会好转。但被嫉妒和猜忌缠身的福特并未迷途知返，他见一切间接的打击无效后，干脆亲自出马了。
　　1978年7月13日下午，亨利·福特把艾柯卡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他已被免去福特公司总裁的职务，从今以后不要再去总裁办公室办公了。艾柯卡早已有心理准备，但此刻依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慷慨陈词地列举自己担任公司总裁8年来所做出的各项成就，然后提高嗓门对福特说：“你看着我！你的决定坏透了。过去2年我为公司赚了35亿多利润，而你以后也许再也见不到18亿的年利润了，因为你只会花钱而不懂得赚钱！”亨利·福特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始终不敢正视他一眼。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艾柯卡来说无异于从珠穆朗玛峰坠入万丈深渊，几乎置他于死地。妻子气得心脏病发作，女儿埋怨他无能。他愤怒、仿惶、苦闷，甚至想到自杀。但他最终没有向命运屈服。
　　过了些天，他乘车来到他的“新办公室”，这是离福特总部几英里外的一间灰暗的仓库。他的秘书在门口垂泪相迎。他推门一看，办公室只有卧室大小，地板上铺着有裂缝的油毡，仅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两只塑料杯。这一切比起他原来使用的豪华的总裁办公室来，简直就像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样。他怒火满腔，猛然转过身走了出去，暗暗发誓再也不回来了。为了雪此奇耻大辱，他决心振作起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艾柯卡被解雇的消息在舆论界和企业界引起了轰动。许多大公司久仰艾柯卡的大名与才干，纷纷找上门来，争相聘请他，其中包括财大气粗的国际造纸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无线电收发装置公司等，聘用条件相当优厚。有些大学还邀请他去出任学院院长。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因为对他来说，一生中唯一感兴趣的是汽车工业。
　　厄运也会给人带来机会。正当艾柯卡赋闲在家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由于经营不善正濒临倒闭，希望有位能人来挽救这一残局。这对艾柯卡而言，无疑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机。经朋友介绍，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约翰·李嘉图会见了艾柯卡，并表示如果他愿意重新出山，欢迎他到克莱斯勒公司继承他的职位。
　　艾柯卡回家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认为，他不应在54岁的壮年就退休，还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也算是向亨利·福特报一箭之仇。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毅然迎接新的挑战，入主克莱斯勒公司任总裁。不到一年他又接替了李嘉图的职位，登上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的宝座。
　　艾柯卡一脚踏上总裁的位置，另一只脚却陷在烂摊子里，克莱斯勒公司的状况比他预料的还糟。由于前任的无能，公司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纪律松弛，35位副总裁各把一方，互不通气；财务混乱，现金枯竭；产品粗制滥造，积压严重。就在艾柯卡上任当天，该公司宣布连续3个季度的亏损达1.6亿美元。
　　针对公司的种种弊病，艾柯卡断然采取行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整顿队伍。他关闭了克莱斯勒公司20个工厂，3年中裁员7.4万人，35个副总裁先后辞退33个，高层部门的28名经理撤掉了24名。留用员工减薪12亿美元，其中最高管理层的各级人员减薪10％，而他自己的年薪则率先减至象征性的1美元。与此同时，他从福特公司管理人员中挖来一些干将，又发掘和提拔了一批优秀人才，从而建立了一个拥有一流管理能手和理财专家的指挥班子。
　　艾柯卡另一重大措施是，集中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尽快拿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在他的多方奔走要求下，美国国会批准政府给予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5亿美元的贷款保证。艾柯卡就用这笔巨款发展新型轿车。他根据8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国内汽油供应日趋缓和的新形势，预测市场上可容纳全家人的较大型汽车将走俏，便果断地拍板将公司原有的“纽约人”牌中型车加大产量。同时他又开发出早已绝迹的敞篷汽车和高速省油的K型车。1982年，“道奇400”新型敞篷车先声夺人，畅销市场，多年来第一次使克莱斯勒公司走在其它公司前面。K型车面市，也一下子占领小型车市场的20％以上。
　　1982年底，艾柯卡终于使克莱斯勒公司奇迹般地走出谷底，第一次出现赢利。1983年，公司出现了历史上最高的利润：9.25亿美元。经过短短的3年，公司就提前7年还清了全部贷款。1984年，公司更取得了23.8亿美元的纯利润，形成90.6亿美元的资产。克莱斯勒终于从灰烬中站立起来。
　　1985年，克莱斯勒公司在世界汽车制造公司的排名榜中跃居第5位。1986年，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涨到每股47美元，6年来其股息增长860％，雄踞500家大公司的榜首。艾柯卡成了美国的英雄人物。他的照片频繁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他的自传成了世界畅销书。因为他大起大落的成功经历，给衰落的美国企业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艾柯卡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其声望仅次于当时的总统里根和教皇保罗二世。他平均每天收到500封信，许多人都希望他竞选总统，对此，他说：“我没有这个愿望，也不想再去攀登一座山峰。”他仍然倾心于他的汽车事业，1987年初，他以巨资收购了另一家大汽车公司——美国汽车公司，并制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占领15％的轿车市场和25％的卡车市场。也许，他还在想着要报福特的一箭之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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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2 PM

66.“糖王”郭鹤年

马来西亚糖业巨子郭鹤年的祖籍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他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出洋谋生，来到马来西亚。他先是当店员，后来又自己开了家咖啡馆，并在那里成了家。郭钦鉴的哥哥郭钦暖也在南洋，兄弟俩经过数年努力，共同创办了以经营大米、大豆和糖为主的东升有限公司，家境日臻富裕。
　　郭鹤年是郭钦鉴的幼子，1924年生于柔佛州新山市家中。郭鹤年上面还有2个哥哥，他们的童年是幸福的，家境优裕，严父慈母，弟兄3个在新山市一家英文学校读书。郭鹤年自幼聪明过人，而且非常好学。从英文学校毕业以后，他考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在求学期间，他刻苦发奋，博览群书，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入侵东南亚。马来西亚也被日军占领，并实行军管。郭钦鉴公司的大米生意被迫停止。祸不バ校?痪茫?牍?占?餐?芾砉?镜闹抖??浊嘤直蝗毡鞠鼙?垩骸９?局缓霉孛牛??啄暌脖黄戎型娟⊙А?
　　二战结束后，郭钦鉴重整河山，再次开张。东升有限公司不仅恢复了生意，而且，由于他们的精心经营，市场不断扩大，发展得很快。然而，好景不长，郭钦鉴本来身体就欠佳，因多年创业操劳过度，终于一病不起，于1948年病故。
　　在父亲去世前不久，郭鹤年在新加坡独自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利克务公司。由于父亲的病故，他只好又回到马来西亚。
　　郭鹤年的母亲是个识大体也很有眼光的聪慧女性，她不希望由于丈夫的死，郭氏家族的事业便分崩离析。她建议郭鹤年与他的哥哥以及堂兄弟们互相帮助，大家拧成一股绳，联手重新创业。
　　郭氏兄弟遵照母亲的意见，集中了各自所得的遗产，并约请堂兄弟们来共同商量，各人入股，组建了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当时虽然才25岁，但他精明强干，博学多才，众兄弟一致推举他为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年纪轻轻的他便挑起了重担，继承父辈开创的业务，仍旧经营大米、面粉、豆类和糖。
　　与此同时，郭鹤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克务公司的业务也正常进行，而且也越做越好，日渐红火。1955年，郭鹤年将该公司改成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他同时兼管。
　　身居要职的郭鹤年深知自己的担子重，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要进一步发展事业，还必须拓宽眼界。为此，他专程去英国做市场调查，并学习商务知识。
　　在伦敦，他留心商业交易的工作方法，对英国人优秀的经营管理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调查研究，他发现了糖业的潜在魅力。于是，他把精力集中起来，专门全面地对糖业的经营做了深入的调查，对糖业的贸易状况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当时马来西亚人食用糖大部分是从国外进口，本国制糖业极为落后。郭鹤年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大刀阔斧地干一番。
　　欧洲之行不仅大大地丰富了郭鹤年的商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清醒的提示。1955年回国后，除了经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和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外，他又在新山市创办了明因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和进出口贸易。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郭鹤年着手致力于糖业经营。
　　他首先在靠近槟榔屿的北海创办了第一家制糖公司，开办了糖厂。糖厂的原料主要是从泰国购进粗糖，再进行加工精炼。产品不仅运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同时也通过香港的万通有限公司销往中国。
　　除了加工糖，他还从古巴购进蔗糖，直接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生产和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大，他自然从中取得了巨额利润。到1962年，人们就开始称他为马来西亚的“糖王”了。
　　1968年，郭鹤年又筹建了玻璃市种植机构，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制糖业。他的运气不错，很顺利地向联邦土地发展局租借到1.45万英亩土地，他把这些土地开垦成甘蔗种植园。在种植园附近是他与联邦土地局联合建立的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就近炼制种植园生产的甘蔗。
　　最初几年，种植园收成并不好，但是几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产量迅速提高，糖厂的产量也跟着提高。从1973年起，马来西亚基本实现了砂糖自给。
　　郭鹤年的眼睛虽然盯着糖业的生产，耳朵却一直在关注销售市场。他通过信息反馈，确认国际市场糖价将会上涨。于是，他赶在这之前，购买了大批原糖，并投资糖期货贸易。果然不出他所料，糖价不断看涨，这一次就使他获得了丰厚利润，为他以后扩大糖业经营提供了大量资金。
　　1976年，郭鹤年收购了马来西亚糖厂93.3％的股份，他的股资总额达7400万马元，从而接收了这家糖厂。这段时间，他一向重视的糖业贸易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报刊报道，当时，郭氏企业集团已经在国际市场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控制了150万吨。占国际糖业市场的10％左右。在马来西亚糖业市场，则占了80％。
　　从60年代开始，郭鹤年就冲出了单一的经营范围，开始创办了航运业。70年代初，他发展了房地产业。时至今日，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已经成为除经营糖和大米，还经营工业、种植业、航运业、矿产业、房地产业、国际贸易、酒店、保险、证券、建筑等多元化的企业集团。仅在吉隆坡就有郭氏公司的23家公司总部。郭鹤年可谓“富甲一方”了。
　　粮食业是郭氏家族发达的基础事业。自1962年创办联邦面粉厂以来，郭鹤年后来又在巴生投建了面粉厂，并先后在巴生和新山合营4家面粉厂，独资创办了巴生古当食油有限公司。1985年扩大经营后的联邦面粉厂有限公司资本增至8500万马元。
　　60年代末，旅游业开始兴隆，郭鹤年便着眼于豪华酒店的建造，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泰国曼谷、斐济和香港等地投资建造了香格里拉酒店。其中以投资额达1.63亿港元的九龙海滨香格里拉酒店最为出名，它拥有世界一流的超豪华设备，有742间客房。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形成了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
日益雄厚的资本为郭鹤年经营房地产业提供了可靠的基础。1972年，成立了专门经营房地产业的彩虹有限公司，他在新山市购买了大片土地，建筑了彩虹花园等住宅区。其中柏龄花园拥有1.1万间房舍，占地面积达到903英亩。到1984年，这家公司积极着手继续扩大房地产经营的后备工作，再一次大量征用土地，购买了新山市郊的1025英亩地皮。
　　事业的蓬勃发展，并没有使郭鹤年陶醉，他又将眼光瞄准了矿产开发。不久之后，他的玻璃市种植机构便买下了拉曼锡矿41.37％的股权，将这处矿产纳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
　　随着郭鹤年在国内外贸易和工业中所占地位日渐显要，他的企业已不再只限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来，他积极向外发展，香港已成为他企业经营的另一个中心。《南洋商报》曾评论郭鹤年是一位“名重国际、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他名下的玻璃市种植机构、拉曼锡矿、联邦面粉厂、彩虹有限公司、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等6家公司的股票已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股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总资产约14亿马元。1984年净利润约1亿马元左右。
　　1985年，亚洲管理学院及马来西亚银行公会主持的“十大企业家”评选活动机构，将代表企业界最高荣誉的“金字塔奖”颁与郭鹤年。在马来西亚，这个奖意味着非凡与惊人，他在公众的心目中的确是一位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国际性企业家。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能良好地服务于社会，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挣钱的商人。郭鹤年不是那样的人，他的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是这个国家民众所公认的。
　　在郭氏家族集团内部，郭鹤年的地位举足轻重，公司每一次发展扩大，他都是核心策划者和决策者。他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好学聪慧又使他具有领袖的素质。他高瞻远瞩地关注事业，对人却礼貌谦和。在关键时刻，他自有一种“绿杉野屋”般的沉静，更有洞察细微的练达。加上他果敢精明，注重实效，郭氏家族成员无不敬重他。
　　郭鹤年是一个不慕虚名的人，他讲话言简意赅，做事向来踏踏实实，不像某些企业家那样喜欢炫耀，爱当明星。他务实，不喜欢参与政治。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了曾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外，极少出入政界。
　　1985年，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向新加坡20家银行借款2000万美元，按照契约规定应在1987年1月偿还。但由于公司领导经营不善，到期竟无法偿还。这就意味着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将面临着被有关方面接管的厄运。这个公司是马华公会于1975年组建的，主要经营种植业、金融业、制造业、保险业、船运以及贸易等。马华合作社握有马华控股公司的22000多万股股票，占缴足资本的30％。如果马华控股有限公司被接管，马华合作社便有灭顶之灾。同时，这也直接影响到马华公会的前途。
　　生死存亡之际，马华公会领导经多次协商，最后决定进行全面改组，原有的10名董事统统辞职。马华公会总主席林良实亲自出马，邀请“糖王”郭鹤年，“橡胶大王”李华生，著名律师曾华英以及玻璃市种植机构董事胡本金，由他们4个组成新董事部，郭鹤年任董事部主席，主持和领导新的马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
　　经过协商，4人董事部立刻筹款偿还了2000万美元的债务，马华控股有限公司得以存活。而他们4人中，没有一个人进行新的个人投资人股或进行股权转让。此举纯粹是为了公众，为广大华商服务的。林良实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们为华商社会服务的志愿值得赞扬，同时，应该受到每一位有关人士的全力支持。”又说，“马华领导层非常感激4位新董事挺身而出，为马华集团服务。”
　　郭鹤年等人这种不计私利，力挽狂澜的举动博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与支持。《南洋商报》发表专论，对他们的义举给予赞扬。郭鹤年一直与马华公会的领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85年，马华公会总主席、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群川因不慎卷入与新加坡有关的经济案，被新加坡法院以唆使他人失信等15条罪状扣押候审。郭鹤年在了解真情后，独自负担巨额保释金，将陈群川保释出狱。这一举动又一次震动了当地社会，引起了广泛注目。
　　郭鹤年在马来西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举国瞩目的人物，他参与的这两件事都与马华公会有关。这使得他在该国广大的华人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5年11月，郭鹤年以私人企业家贸易代表团成员身份，随马哈迪尔首相访问了中国。不久之后，他在北京投资合作兴建耗资3亿美元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他永远忘不了自己是华人，随着中国大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郭鹤年有可能把这里作为他投资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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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3 PM

67.通用公司老板罗杰


美国通用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所属员工超过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数之和，拥有的资产超过世界上24个最大国家之外的其它一切国家资产总和。通用公司从澳大利亚至扎伊尔有300家工厂或机构，并制造从微晶片至导弹的许多种产品。在我们的星球上，每5辆轿车中就有1辆是通用公司制造的，而且停在月球表面的唯—一辆汽车也是“通用”的产品。
　　在美国国内，通用公司的最大竞争对手也只有它一半的资产。它拥有75万名直属雇员，还有50万名经销商和150万左右的厂商雇员靠它吃饭。通用公司消耗的钢材约为全美国生产量的25％。除汽车外，通用公司还生产世界上绝大部分柴油机车，它还拥有比地球上其它工厂都多的计算机，拥有除美国政府外最大的金融交易。在好年景，总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通用公司拥有充足的财力和史无前例的财政威信。例如，自从1918年以来，连续272次支付现金股息，从没误付过一次，这在动荡的汽车工业中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家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企业的董事长，名叫罗杰·史密斯?
　　罗杰的身材瘦小，然而，他所拥有的权力却令人敬畏。通用公司世界总部大楼坐落在美国的底特律市，罗杰的办公室在第14层楼，公司最高领导层都在第14层。若要去见罗杰，你必须通过两道防弹玻璃门，第一道有武装警卫把守，第二道由一位名叫希尔达的可爱英国小姐保护着。假如有个陌生面孔试图通过她时，她就会变得像卫兵一样凶。
　　罗杰的办公室外半部有50平方米，坐着两位女秘书，她们的办公桌会使大多数高级职员昏倒。这两位小姐跟警卫和希尔达一样，像地狱门前长着3个脑袋的狗那样在守卫着。罗杰的首席秘书玛丽，对副总裁都不放在眼里。副总裁早到几分钟，她会皱眉头，叫他回到外部客厅，让他等得不耐烦，只好和希尔达小姐毫无意义地闲聊。
　　罗杰的内部办公室很大，他就坐在那张大办公桌前，绘出庞大的“通用帝国”这只大船的航程。《底特律新闻》的记者描写罗杰是“人性畅通，才华出众”的人。罗杰是从主管财务的位置上升上来的，他的确是个战略规划大师，他有得天独厚的无限精力。从早上7点到下午6点，他一天所投入的精力，比3个一般管理人员投入的都多。他把每一秒钟都安排好，仿佛每一宝贵的瞬间都关系到公司盈亏。
　　一位副总裁议论罗杰说：“我从未遇到过对工作比他更胜任，而对人比他更漠不关心的人。”罗杰对无进取心的部下极尽挖苦之能事。大家都熟知，如果什么事不对大老板的心意，或者工作进度不够快，他会搅散重要的委员会会议。罗杰在公共场所会感到不自在，神经质地拽耳朵或扶眼镜。在讲台上发言，他照稿宣读，无停顿，也无加重语气。他毫不考虑听众，从不让听众在精彩处有喘息的机会。在办公室里，罗杰说话也像发机关枪似的，由于匆忙，常常把单词说错。
　　在商业报刊和工业观察家眼中，对罗杰这个人的看法很不一致。他曾被称为“幻想家”、“时代的革新家”，并被赞誉为热衷于为美国节省劳动力的人。有一家报纸第一年把罗杰列入美国最差10位管理人员，第二年又把他列入美国最佳10位管理人员，第三年又把他列入最差10位管理人员。记者们甚至称罗杰为“犯大错误的人”和悲剧人物。罗杰对此十分生气。但一般来说，他似乎对赞美和批评都无动于衷，他根本没有时间来烦恼。
　　传统上，人们一直对通用公司的最高行政长官特别崇敬。这是一种对半军事化组织的统治集团权威的内心尊敬，但对担任董事长的罗杰则不然。一位公共关系部主任承认说：“人们简直不能和罗杰友好相处。”下属工厂的一个监工说：“谁也不相信他会关心任何人，他只关心自己和红利。”
　　在整个通用公司帝国的每一个走廊和更衣室里，有很多取笑罗杰的话。一天，一个辞职的高级员工在14层楼时，有人给了他一张在各种场合都流行的卡片，上面写道：
　　
　　事情搞不好通常免不了，
　　每天走的路全是上坡，费力不讨好。
　　当资金缺少债台高筑，
　　真想把职辞掉——
　　不要来找我，你什么也捞不着！

　　下面是罗杰·史密斯的签名。在公共关系部的职员内部，传阅着一个更令人感到不快的卡片。那是一幅罗杰的画像，大号字写着“艾滋病”，接着用小号字写着“后天亏损综合症，如你在通用公司工作，必遭此人的压迫而患此病。”
　　但也有人对罗杰的评价相当好。一位专门为报纸写专栏文章的女作家安·兰德斯说：“罗杰是个彬彬有礼、不摆架子、带点孩子气的人。他总是使人们无拘无束，从不倚势凌人。”她又说：“有些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罗杰不这样，他直率明朗。我想买一辆特殊型号、特殊颜色的凯迪拉克轿车，可跑遍了芝加哥也没买到。我请罗杰帮忙，他放下手里的工作，记下细节，给全国各地打电话，就在当天给我找到了我想买的车。”
　　另一位与罗杰有30多年交情的朋友说：“我从没听说过罗杰提高嗓门对任何人说过一句无情的话。”
　　有一次，罗杰中断了赴德国的公务之行，飞往纽约，来回花费12小时，只是为了参加他朋友之女的婚礼。有一年他也是全美“喜欢家庭生活的男人”的主要候选人。
　　罗杰的另一位朋友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忠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你们应当看看他跟4个孩子是怎样和谐相处的。我知道这似乎平淡无奇，但我必须对你说，这真是令人感动的家庭情景。”
　　有个邻居讲了罗杰私生活中的一个典型故事。她说：“一天早晨，我身穿浴衣，手提垃圾袋走到大街上，垃圾袋突然裂开了，垃圾撒了一草坪。一辆凯迪拉克轿车突然停住，一位衣冠楚楚的人下了车帮我抢垃圾。当我谢谢他时，他似乎还感到难为情。他没说他是谁，但我知道他住在这条街上，是通用公司董事长，当时他也许是去开什么重要会议。”
　　罗杰出生于一个有特权有教养的家族。罗杰的父亲爱默特·史密斯为铺平罗杰事业的道路，花了不少心血。他的父系，其家谱可以追溯到威廉·德·亨廷费尔德，他是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字人。罗杰的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萨谋尔·富勒，他来到这里并和庞汉姆家族的一位姑娘结婚。罗杰的中间名字沿用了庞汉姆。庞汉姆家族这一系不论在哪里定居，似乎都有一个城镇或大街用他们中的一个名字命名。
　　如果说罗杰家族的血统是蓝色的（指贵族血统），那正是记账墨水的蓝色，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精神渗入了这个家系。罗杰的父亲是一位医生的儿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他从战场上回来时，带着一口袋法国法郎，从一家银行跋涉到另一家银行，试图兑换那些钱币，在哥伦布竟没有一家能兑换。因此罗杰的父亲和一家银行谈妥，让他在里面开设一个兑换外币的窗口。1921年，年轻的生意人和一位女教师倍丝结婚。不久，他们建立了4个孩子的家庭和一所自己的银行。罗杰生于1925年7月12日，是老二。
　　罗杰5岁时，赶上大萧条时代，他们家关闭了家庭银行，迁到了密执安州。罗杰的父亲当上了彭迪管道公司的副董事长，并拥有部分股份。后来，他还筹建了自己的公司，叫做阿加洛埃金属管道公司。
罗杰的父亲有两种基本素质：一是强烈的商业意识，二是发明的才能。他曾经获得过管子工业方面的几项专利。罗杰说：“父亲不相信我们能比他做得更好。他常常教导我们，要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常把一些东西带回家，放在厨房桌子中央，然后给我们出题目。有次他出的题目是怎样把一些菠菜叶子包装起来而不致损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想了又想，想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罗杰的父亲还常常在家里搞些冒险的把戏。他会在一个星期六早晨吹起铜喇叭，当孩子们准备好以后，他吩咐准备行装，立刻出发去旅行。孩子们问：“我们上哪里去？”他回答说：“跟着走。”于是，他们就去进行一次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探险。罗杰和兄妹们很崇拜他们的父亲，认为他是一位少有的人。父亲甘愿为教育孩子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正像他对事业一样认真。双亲都像精神导师那样，力求把每个活动都变成某种教育孩子的机会。他们要求孩子必须学会使用一种乐器。罗杰音乐上是最差的，他敲鼓。他们每个星期天下午开音乐会。
　　冬天，罗杰家将去佛罗里达小歇，而整个夏天则去密执安北部，以便躲避城市的干草热症和小儿麻痹症。他们经常旅行，孩子们要带上课本，并在汽车中阅读。孩子们的身体比较虚弱，并不常常是健康的，但即使在病床边，母亲仍会把别的孩子集合在一起，轮流读一些青少年冒险的故事给生病的孩子听。就是在浴室里，也挂上一块黑板，每周安排5个新词，要孩子们在周末前背熟。对学习成绩优良的孩子，给予金钱鼓励：如果得一次A等，给一枚银币；得一次B等，给一枚镍币，如果达不到B，可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家的孩子都是优等生。
　　在当时被经济大萧条折磨的底特律，用任何尺度衡量，罗杰家也是富裕的。但父母并不娇纵孩子，从小就让他们工作。这个准则是不容侵犯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出去打短工，自己挣钱。罗杰是《星期日新闻报》的报童。在家里也一样，虽然有一位黑人保姆照顾他们，但必须自己洗盘子，自己铺床，并且要像对待自己双亲那样，接受保姆的指导。
　　父亲的教导之一是要孩子们珍惜时间，“不做任何无用的动作”是家庭的训谕。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们亲密无问。虽然父母鼓励竞争，但还是充满团结意识。罗杰在这个集体中和谐地生活着，他从来不是一个叛逆者，而且常常调解兄弟的争端。
　　罗杰先就读于里盖脱大学，这是一所预备学校。课余时间，他常常和哥哥一道于活，主要是送报。
　　和他父亲一样，罗杰天生对机械有极大的兴趣。他在16岁那年，曾把他的第一辆小汽车全部拆开，又装配成原样。罗杰说，他没漏掉几只零件。他在大学里最喜欢的课程是汽车机械学，但他在商业方面表现了更大的才能。罗杰的姐姐说罗杰：“他是个地道的商人，如果他借给你10美分，他会向你讨取利息。”罗杰生来有数学头脑，升入密执安大学时，他学习了微积分。他在听课前都先调查每位教授的教学情况和资历，然后才决定听谁的课，以避免浪费宝贵的时间。
　　在进入密执安大学专攻商业学时，罗杰并不知道，他已沿着通用公司董事长的传统道路前进。事实上，他的教师中有些就是以往通用公司董事长的老师。罗杰毕业时成绩在班上接近第一名，取得了会计学士和企业管理硕士的学位。
　　出校后，罗杰用几年时间到海军服役。在那里，他初露才华。人们预料，这个青年将有远大前程。最明显的是，他表现出有和高级领导人接近的能力。服役期满时，罗杰是美国军舰皮里欧号的一名无线电值机员。他直接为海军上将布克服务。布克被称为“水手们的上将”，因为他是所有士兵的保护人。罗杰和上将非常接近，到了可以直接说话的地步。
　　在罗杰成长的早期，他思想单纯，是一个典型的学生，但毅力和决心是罗杰的根本特性。罗杰兄弟姐妹4个都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罗杰的哥哥是航天领域中的一名科学家，罗杰的弟弟在橡胶业中取得成就，罗杰的姐姐在养育了3个女儿后获得了投资经纪人许可证。
　　罗杰娶了通用公司公共关系部的女职员芭芭拉。他们有4个孩子。芭芭拉说：“这些孩子都是罗杰的最亲密的朋友，对他来说，再没有比这些孩子更重要的了。”
　　罗杰的4个子女都先后读完大学，成家立业。罗杰最宠爱最小的孩子觉罗。这父子俩是固定伙伴，他们定期一起去钓鱼、打猎，几乎每晚玩纸牌。通用公司公共关系副总裁杰克说：“我曾和罗杰一起出门，他坚持晚上乘专机飞回，好在清晨两三点钟进家门，以便在小儿子送报前和他一起进早餐。”觉罗是世界上最大公司老板的宠儿。在他生长的城市里，所遇到的一半人靠他父亲的公司吃饭。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却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做散工的青年。他态度自然，尊敬别人，特别尊敬成年人，出门要向父母请示。罗杰说：“觉罗以为隔壁邻居是有钱人，而我们家不是。”
　　罗杰教育孩子们，就像当年父亲教育他那样。罗杰大学毕业后先在加州一家航空工业部门工作，但不久就离开了。他之所以到了通用公司工作，仅仅是因为他父亲的一句话：“这是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有人问罗杰，谁对他的事业成功影响最大？他并没有像其他政治上聪明的人那样，回答说是通用公司的某位启蒙者，而总是回答：“我的父亲。”
　　罗杰初次去通用公司应聘时，只有一个职位空缺。他信心十足地对接见他的人说：“工作再棘手我也能胜任，不信我干给你们看……”后来接见他的人告诉同事说：“我刚才雇到一个人，他想他将成为通用公司的董事长。”
　　罗杰踏进通用公司大门后，的确表现了不可思议的能力。领导交给他一项任务：对国外子公司情况进行评估，他提供的报告长达100多页，因而压倒了他的上司。罗杰上大学时的教授大卫也在通用公司工作，谈到罗杰时，他说：“他是一个冷酷的家伙，在这世界上，他只关心他手中的公文箱。”一位秘书回忆说：“罗杰当时是个见人不说‘早安’的人，而且永远不和清洁女工说上一句话．因为他觉得这对他没用。”
　　但不管人们怎么议论，褒也好贬也好，罗杰·史密斯作为世界上最大企业的董事长，能够指挥“通用帝国”这艘舰船乘风破浪前进，这就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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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3 PM

68.汉堡包大王克罗克

麦当劳无异于一个神话。这个以经营汉堡包为主的快餐王国，历经40年，到90年代初，在全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6万多家分店，每天销售汉堡包达2亿多个，年营业额达150亿美元。所有的麦当劳快餐店都挂有耀眼夺目的金黄色双拱形M字招牌。人们望见霓虹灯闪烁处的“McDanald”几个字，以为这家快餐公司的老板就是麦当劳。其实不然，麦当劳兄弟俩充其量不过是麦当劳公司的奠基人，而真正创建麦当劳快餐王国的却是雷蒙·克罗克。
　　克罗克是怎样成为亿万富翁，又是怎样使麦当劳公司扶摇直上，成为全球性快餐王国的呢？
　　克罗克年轻时家境不佳，高中只上了一年就休学了。他在几个旅行乐队里弹过钢琴，又在芝加哥广播电台担任音乐节目的编导。从1929年起，在随后的25年中，克罗克一直从事推销工作，先在佛罗里达帮人推销过房地产，后到美国中西部卖过纸杯。作为推销员，他几经周折，屡尝失败的滋味。克罗克后来回忆道：“在佛罗里达推销房地产失败之后，我彻底破产，身无分文。那时，我没有大衣，没有风雨衣，甚至连一双手套都没有。我开车进入芝加哥穿过寒冷的街道回到家时，简直要冻僵了。”
　　1937年，克罗克在一家经销混乳机的小公司当老板。混乳机是一种能同时混合搅拌5种麦乳的机器。他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惨淡经营，生意尚能勉强维持。到了50年代，已达天命之年的克罗克，依旧是个小老板，眼看就要默默无闻地了却一生。
　　但是，成功的机会对任何人都是均等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善于发现机会，并一抓到底。成功的机会可以从一笔买卖、一场交易、一项工作，甚至从一顿饭中获得。1954年，51岁的克罗克正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抓住了他发迹的契机。
　　1937年，有一对犹太人兄弟——麦克·麦当劳和迪克·麦当劳，因受经济萧条的影响，高中毕业后就不得不离家外出，从美国东海岸来到加利福尼亚，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他们开设过一家小电影院，最终却选择了经营汽车餐厅。1943年，通过对过去3年的餐厅收入的研究，他们发现，有80％的收入来自汉堡包，而非排骨。这一不经意的发现竟推动了食品服务业的一场革命。
　　于是，麦氏兄弟开始主要销售这种每只15美分的汉堡包，并对经营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采用自助式用餐，使用纸餐具，提供快速的服务。这种独一无二的汉堡包小餐厅经营方式大获成功。1952年7月，美国餐厅杂志以封面故事形式介绍了麦当劳新观念带来的惊人成就。接着，麦当劳兄弟开始建立了连锁店，并亲自设计了金色双拱门的招牌。到1954年，拥有10家连锁店的麦当劳汉堡包餐厅，全年营业额竟达20万美元。尽管如此，目光短浅的麦当劳兄弟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发明具有极大的潜力。
　　正在这时，克罗克这个传奇人物走进了圣伯了诺城的麦当劳餐厅，他一眼就认定麦当劳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从而使麦当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那是1954年的一天，克罗克作为经销混乳机的老板，发现麦氏兄弟在圣伯丁诺市开的这家餐馆一下子就定购了8台混乳机。以往可从没有人一次就要买这么多机器呀。出于生意上的需要，他认为必须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就特地赶到了圣伯丁诺。
　　麦当劳兄弟开的这家餐厅，与当时无数的汉堡包店相比，外表上似乎无大大的区别。但是，麦当劳却以其特别的方式震撼了克罗克。其时正是中午，小小停车场里挤满了人，足有150人之多，在麦当劳餐厅前排起了长队。麦当劳的服务员快速作业，竟然可以在15秒之内交出客人所点的食品。这种作业方式，克罗克可从未见过。
　　“我从未为买一个汉堡包而排队。”克罗克故意大声说，以期引起顾客的注意。
　　“哦，”客人中立刻有人搭话说：“您也许不知道这里的食品价格低、品质好，餐厅干净，服务又周到。何况速度这么快，别看排队人多，一会儿就能买到。我可是这里的常客。先生，您不妨也试一试？”
　　听了顾客这番话，克罗克马上察觉到麦氏兄弟已经踏进了一座“金矿”。他立刻进店找到这两个犹太人，问他们生意这么好，为何不多开几家餐厅？当时，他心里盘算的还只是混乳机，如果每家麦当劳餐厅都买他8台机器的话，他就会发财了。但是，迪克·麦当劳却摇了摇头，指着附近的山坡说：“你看到上面那栋房子了吗？那就是我们的家。我喜欢那块地方，要是连锁餐馆开得太多了，我们就忙得甭想回家了。”
　　很显然，麦氏兄弟身在“金矿”不识“金”。
　　克罗克凭着多年的经验，意识到机会来了。他看准了麦当劳，决心开办连锁餐馆。第二天，他就与麦氏兄弟进行协商。麦氏兄弟很快就答应给他在全国各地开连锁分店的经销权，但条件相当苛刻，规定克罗克只能抽取连锁店营业额的1.9％来作为服务费，而其中只有1.4％是属于克罗克的，0.5％则归麦当劳兄弟。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克罗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条件。
　　1955年3月2日，克罗克创办了麦当劳连锁公司。他的第一家麦当劳餐馆同年4月在得西普鲁斯城开张。9月，在加州的弗列斯诺市，第二家餐馆也开业了。3个月之后，第三家餐馆在加州雷萨得市建立。推销员出身的克罗克，充分展示他那推销的天才，开设分店的速度越来越快。到1960年，克罗克已经拥有228家麦当劳餐馆，其营业额达3780万美元，麦氏兄弟拿去0.5％——18.9万美元的利金，而麦当劳连锁系统这一年一共只赚到7.7万美元。随着规模的扩大，麦氏兄弟抽查的利金将更多，而且根据当年合约的规定，克罗克不得对麦当劳兄弟设立的快速服务系统做任何变动，但实际上克罗克在经营中至少做了几百次细小的改良。麦氏不得越雷他一步的规定，严重阻碍了麦当劳事业进一步发展。这就迫使克罗克下决心买断麦当劳。
　　1961年年初，克罗克和麦氏兄弟就开始谈判出让麦当劳权利之事。但麦氏兄弟出价惊人：非270万美元不卖！其中兄弟俩每人100万美元，交税70万美元，而且一定要现金。克罗克差点气晕了，他放下电话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们明知他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而把价码定得这么高，其用心是很明显的，就是不想让克罗克拥有控制权。
　　克罗克考虑再三，权衡利弊，最终答应了麦氏兄弟的条件。克罗克和他的天才财务长桑那本，使出浑身解数，几经反复，借贷到270万美元，买下了麦当劳餐馆的名号、商标、版权以及烹饪配方。至此，美国的全部麦当劳快餐店都归于克罗克名下。虽然公司的名号仍叫麦当劳，却与麦当劳兄弟毫无关系了。麦氏两兄弟是麦当劳公司的创业者，但显然不是做大生意的人。克罗克事后说：“他们比我年轻，可他们都歇手不干了。而我可不能抛锚。”
　　在签订合约的最后文本时，麦氏兄弟出尔反尔，将圣伯丁诺的麦当劳餐厅排除在交易之外。他们对这个店颇有感情，它是他们建立的第一个店，也是整个麦当劳世界的发源地。克罗克虽然也把这个店看成是交易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从大局考虑，只好放弃了。
　　然而，克罗克并没有忘却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餐厅，他在后来奋力反击，在圣伯丁诺店的附近买了一块空地，盖了一间与原店一模一样的麦当劳餐厅。由于麦当劳的名称已被克罗克买断，因此他盖的这个新店叫“麦当劳”，而麦氏兄弟的老店却只有改叫“大麦克”。谁知这样一来，新店生意开始兴隆，老店却一落千丈，元气大伤。因为许多老主顾都以为麦当劳搬家了，都跑到新店去，谁也不搭理那个叫做“大麦克”的店了。实际上两店所卖东西毫无二致，但结果却迥异，由此可见，“麦当劳”这名字的内在价值。
　　这一回轮到麦氏兄弟忧心忡忡了，到了1968年，索性就把这个昔日曾与克罗克争了个你死我活的宝口店卖了！此后该店命运多舛，几易其主也无起色，只得改作一家唱片行。
　　麦氏兄弟今何在？一位已于1971年过世，另一位生活优裕，很显然，他那100万美元一定是投到较好的行业之中。但可以肯定，不论他投资到哪里，都不如拥有麦当劳好。如果他至今仍拥有0.5％的权利金的话，他的财富将无法估量！自1961年到80年代初，麦当劳营业额共770亿美元，照原订协议麦氏两兄弟可赚进3.88亿美元的权利金，而在1985年，麦当劳营业额高达110亿美元，他们一年就可多赚5500万美元哩！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摆脱了束缚，克罗克终于可以自由发挥了，他把自己的那一套做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麦当劳公司需要具有强烈进取精神的人才。克罗克说：“我要的是全力以赴献身事业的人。如果谁只想挣钱养家过安逸的日子，谁就别到麦当劳来干。”
　　到麦当劳求职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大部分人被淘汰，只有那些最有潜力获得成功的人才被录用。
　　麦当劳各分店的经理平均年龄35岁，他们大都在其它行业上有过相当成就，并且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很可观。克罗克的招聘指导思想是：为了阻止那些不称职或表现平平的人进入，公司将最初的现金投资额定得很高。
　　取得一家麦当劳分店的经销权要花11万到12.5万美元，其中必须有一半现金，另一半可以申请贷款。资金到位后，由克罗克派人选择地点并建造餐馆。当新的分店开张后，分店经理要将每月营业额的11.5％付给公司，其中3％作为管理费，8.5％是租金。
　　乍一看，这些条件似乎是苛刻了些，但实际上分店经理还是能赚很多钱。一家经营良好的餐馆，在3年到5年内就能赚回原来的投资额。麦当劳公司各分店的年营业额平均为43万至50万美元，一个中等水平分店的经理每年可盈利5万至7.5万美元。
　　克罗克对优秀分店经理的最大奖赏，就是一有可能就让他们买到更多的经销权。有些经理拥有4家、6家甚至8家餐馆，所赚的钱就相当可观了。在麦当劳公司，大约有六七十个分店经理成了百万富翁。
　　在人才培养上，最能体现麦当劳特色的地方是克罗克一手创办的“汉堡包大学”。克罗克规定他的经理人员必须接受“汉堡包大学”的专门训练。在麦当劳，只承认汉堡包大学培养出的汉堡包学士，其它学历都不予承认。
　　早在1961年2月，克罗克就在伊利诺斯州的爱克鲁市建立了第一所汉堡包大学。学员们经过19天的专业训练，外加一门法式土豆片选修课，经考试合格就可以获得“汉堡包学”的学士学位了。1983年，又一座新的“汉堡包大学”开办了，它耗资4000万美元，7间教室可容纳750名学员同时到校训练。在每一间教室里，都有电脑控制的自动录音和记分，而且还有翻译设备，供外国的学员使用。28名专职教授开课的范围从生产力研究一直到机器的维修，几乎应有尽有。汉堡包大学的许多课程现在都被美国教育当局所承认，已经列为许多大学的正式学分。
　　克罗克成功的另一个秘诀，是他经营有方，创造性地提出了经营麦当劳快餐店的3项标准：“Q．S．C”，即Quality，Service，Cleanness，意思是“品质上乘，服务周到，地方清洁”。这成了麦当劳区别于其它快餐业的标志之一。
　　在品质上，克罗克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食品质量。他从麦氏兄弟手里买下第一个汉堡包销售店时，发现当时出售的炸土豆条是从冷藏柜里拿出来的，有点像“隔夜油条”，而且色泽暗淡，吃起来毫无香酥松脆之感。他认为这样的食品是不会引起顾客的食欲的，店里的生意也会因此而不景气。于是，他聘请专家着手改进炸土豆条的质量。首先要选用特别种植的土豆，切条后制成香酥松脆的炸土豆条。其次要不经冷藏，现炸现吃。这种新的炸土豆条出现在顾客面前时，果然备受青睐，销售量马上翻了几番。
　　公司还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质量标准，如要求牛肉原料必须是精瘦肉，脂肪含量不得超过19％。牛肉绞碎后一律按规定做成直径为98.5毫米，厚为5.65毫米，重47.32克的肉饼。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必须强调一个“快”字：要在50秒内制出一块牛肉饼、一盘炸土豆条以及一杯饮料。为保证食品新鲜，还明文规定汉堡包出炉后10分钟或法式土豆条炸好后7分钟内卖不掉的话，就必须扔掉。由于有了这一套严格的质量措施，每一位来到麦当劳餐馆的顾客，都能够在50秒钟内吃到热气腾腾、味道可口的汉堡包和其它食品。这么一来，怎么会不受顾客的欢迎呢？
　　为了保持地方清洁，克罗克规定他的员工必须做到：男人每天要刮胡子，修指甲，随时保持口腔清洁，经常洗澡，不留长发。妇女不准涂指甲油，不可化妆过度，头上要戴发网。顾客一走，服务人员便要清理桌面，凡是丢落在地面的纸片，马上要捡起来。餐馆内还不许出售香烟和报纸。在这一系列规定的保证下，麦当劳餐厅的店面总是保持窗明、地洁、桌面净。由此，麦当劳便以清洁闻名全美国。
　　克罗克的经营之术，给公司带来极大的效益。公司的形象也因经营有方树立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财富。
　　注重广告宣传，也是克罗克大获成功的一个因素。麦当劳每年花在广告宣传上的费用高达几个亿。1981年，公司的广告费为3.2亿美元，占全年营业额的4.5％。1963年，公司还创造了“麦当劳叔叔”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来做广告。“麦当劳叔叔”头上顶着一只装有汉堡包、麦乳精和土豆条的托盘，鼻子上装有一对麦当劳杯子，脚上的鞋子像两块大面包，其形象相当商业化。这个小丑般的形象，给顾客留下可亲可爱的感觉，特别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麦当劳叔叔”成了全美电视广告上为麦当劳作宣传的代言人。
　　任何一个企业成功之后，都不免将它的事业从国内转到国外，麦当劳也不例外。
　　1970年麦当劳决定向海外市场进军时，几乎无先例可循。因为那时美国服务业到海外投资的先例并不多，范围也仅局限于美洲。麦当劳欲开发其事业的国家都没有快餐厅。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觉得到外面去吃饭是件大事，需要的是华丽、整洁的衣冠，白布桌，以及一道道的大菜。因此，麦当劳准备输出的不仅是汉堡包一类的食品，而且是一种饮食文化，其难度可想而知。
　　麦当劳最初尝试在加勒比地区以及加拿大、荷兰等国发展连锁店时，曾遭到失败，但后来在日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日本麦当劳总裁藤田针对日本的国情采取了独特的办法。他认为，“日本人既有一种自卑感，又有排外情绪。日本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外国：文字来自中国，佛教由韩国传来，而战后从可口可乐到IBM都是来自美国。但是日本基本上是排外的，不喜欢中国人和韩国人，更不喜欢美国人。”由此他得出结论是，在日本的麦当劳公司从老板到员工，必须百分之百的日本化，使麦当劳的食品从外表看不出是进口的美国货。如果坚持这是美国货，顾客会因为不喜欢美国而不买此食品。1971年，克罗克同意了藤田的方案，与他签订了合作协议，美日双方各出资一半。藤田以富有戏剧性的行销手段，展开宣传攻势，使麦当劳在一夜之间便名扬全日本。1971年7月20日，东京银座区麦当劳餐厅如期开业，第一天营业额高达6000美元，打破麦当劳一天营业额的世界纪录。接着，第二家、第三家麦当劳餐厅相继开张。在短短18个月，藤田在日本神速地开办了19家麦当劳餐厅。麦当劳在日本一举成功，成为日本最大的连锁餐厅，年营业额达6亿美元。
　　克罗克在总结了日本的成功经验后，便以一个与日本相同的模式在全球开发市场：找一个合伙人，给予他相当股份和自主权，让他自由发挥。
　　就这样，一座座麦当劳餐厅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安家落户了。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国家，针对不同的市场文化，采用了不同的促销手段，但却使用着同一套标准的营运系统。到了80年代初，麦当劳已在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6000多家分店。仅1985年一年就发展海外分店597家，平均15个小时就开一个店的速度使得它的竞争对手望尘莫及。
　　1984年1月14日，拥有资产3.2亿美元的亿万富翁克罗克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而逝世了。但是他所创立的“麦当劳王国”还在迅猛地发展着。在麦当劳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还悬挂着克罗克生前喜爱的座右铭：
　　
　　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恒心。
　　“才华”不能：才华横溢却一事无成的人并不少见。
　　“天才”不能：是天才却得不到赏识者屡见不鲜。
　　“教育”不能：受过教育而没有饭碗的人并不难找。
　　只有恒心加上决心才是万能的。

　　也许，这就是克罗克赢得事业的巨大成功的诀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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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4 PM

69.天之骄子威廉·利尔

称威廉·利尔为天之骄子并不过分，他的一生既辉煌而又具有传奇色彩，他是航空界和电子界的伟大的发明家，同时也是拥有亿万家产的实业巨子。他的财富来自他不断的发明和无休无止的尝试，还有他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他一生所做的事大部分是成功的。
　　利尔只受过小学教育，但他从小对机器就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喜欢摆弄，喜欢拆开来研究。20世纪初，他在芝加哥读书时，学习并不太好，经常上课时间溜出去，骑着辆自行车到处闲逛。看见路边有汽车抛锚，他就会凑上去帮忙。大部分汽车故障都出在电气系统上，经常是配电盘上炭刷子坏了，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支从旧电池上拆下来的炭芯，锯下一小截来，给人家换上。
　　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利尔不再读书，在一家汽车修理行找了个周薪6美元的工作。但他没干多久，又改去芝加哥飞机场给机械工做帮手。干这份活没有报酬，不过他有兴趣，这样他有机会坐飞机。不料第一次跟机飞行就出了事故，摔了个头破血流，留下一脸疤痕。
　　后来，他又当了一名无线电修理员。当时无线电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一般美国家庭还没有收音机。干了几年后，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专家了。有一天，他产生了利用强力扬声器生产一种新型收音机的构想，向公司领导谈了他的想法后，被采纳了。之后这家公司生产出上百万台“皇威”牌收音机，使之普及于美国的家庭。
　　不久后，利尔又发明了一种体积很小的无线电线圈；接着，又做出一种可以利用汽车电瓶的电源、安置在汽车上的收音机。他把这个专利卖给一家公司，得到一笔不薄的收入。这家公司将汽车收音机命名为摩托罗拉。
　　1933年，利尔和几个朋友合伙到纽约成立了一家公司，从事飞机用无线电的研究和生产。然而，开业不久就遇到许多困难，关键是资金的问题。利尔在纽约举目无亲，他知道银行绝不会贷款给他，怎么办呢？唯一可靠的是自己的智慧，他想出一种可以用简便的方法生产多波段无线电的办法，并将这个构想顺利地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RCA公司，从而渡过了难关。
　　创造发明是威廉·利尔成功的首要因素。
　　1949年，利尔为美国空军喷射机设计并制造了F—5自动驾驶装置。在此以前，虽然也有自动驾驶装置被广泛应用于轰炸机上，但那种装置安装在战斗机上就显得太笨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战斗机在归途中都因气候恶劣，迷失航向而失事。
　　利尔的自动驾驶装置比一个面包大不了多少，它不但能使飞机飞回目的地，并且能在地面能见度为零时，让飞机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因为这一了不起的发明，利尔获得了1950年美国政府颁发的“柯叶儿”奖杯——这种奖杯是颁发给为航空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的。与此同时，利尔还得到政府的一份合同，请他专门生产这种装置。
　　到20世纪50年代末，利尔的企业已成为美国生产航空电子仪器的主要厂家之一。尽管他已经相当富有，但他并不在乎金钱，设计是他的乐趣，他要另找施展自己才干的天地。
　　1960年初，利尔到欧洲去推销产品，并打算在那里投资建厂。偶然听说，一种瑞士设计的代号为P—16的小型喷射式飞机，因两次试飞都失败，研制计划被放弃了。利尔决定接过手来继续干。
　　他把负责这种飞机设计工作的工程师们聘请过来，跟他们一起探讨修改方案。他想办一家飞机制造公司的计划遭到董事们一致的反对，认为这种做法太冒险。利尔决定单独干，他转让了自己在公司里的全部股份，将私人财产1100万美元全都投入到喷射机的事业中去。可是钱还是不够。因为他从未制造过飞机，银行也不敢贷款给他。他只好以家族的名义向私人借贷，甚至典卖了自己的飞机，总算凑足了所需的钱。
　　按照常规，飞机制造厂在制造第一架原型飞机时，都是手工制造。在完成试飞证明设计没有什么不妥之前，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准备。而威廉·利尔却充满了自信，他一反常规，在威奇塔建立飞机制造厂时，就把所有的生产机器和工具都准备好了，并在没有得到联邦民航局批准生产的执照之前，就投入了生产。1963年10月，第一架喷射机制造出来了，但在试飞时，因民航局的检查官员操作失误，飞机坠毁了。
　　民航局认为是飞机性能有问题，利尔却坚持认为是操作失误，双方相持不下。如果没有第二架飞机及时地生产出来，这件事就很难说得清。幸亏利尔早就做好了准备，第二次试飞成功了。联邦民航局这才无话可说，批准他投入生产。
　　这是利尔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冒险，如果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样的做法，你不是对极了，就是错极了。而我是对极了！”他之所以敢下这样大的赌注，一来是因为自信，另一个原因是要争取时间，他的钱许多都是借来的，时间拖得越长，对他越是不利。他取得了成功，比起正规的生产程序，他提前了好几年售出了他的飞机。
　　利尔的风格就是雷厉风行，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尽管他的许多想法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是发疯，但事实证明他总是正确的。当初他认定瑞士的这种喷射机只要稍作修改就一定能行。许多人都认为，即使设计成功，也未必能投入生产，因为这种小飞机只有8个座位，是供私人使用的。而买得起飞机的那些大老板们一般都比较奢侈，他们要的是豪华。
利尔对此付之一笑，他说：“我可不想制造那种皇族飞机。飞机就是飞机，要的是速度。什么酒吧台、卧式沙发、冷热水浴盆之类的东西毫无意义。坐飞机就是为了快点到达目的地。坐我的飞机，从底特律到纽约只要2小时，从纽约到迈阿密也只需要2小时。”
　　与那些豪华飞机相比，利尔的喷射机的确显得太小，设备也简单。但它的最大优势在于速度和价格：它的巡航速度高达每小时570英里，下滑速度能达到630英里，比一般飞机快得多；它的爬高速度在1万英尺以下比F—100超军刀式战斗机还快。就价格而言，能与之竞争的同类飞机售价一般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利尔的喷射机售价却不到60万美元。所以他成功了，订货单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
　　威廉·利尔有着超人的精力，他反对夸夸其谈，崇尚实干。他工作起来是没有时间概念的，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个人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在空闲的时候，他绝不会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带着他那条黑色的小狗，到下面的每一个部门去巡视，并当场下达各种各样的指令。
　　利尔深知，一架飞机的重量往往决定它的性能，同样的动力，机身轻的飞机能飞得更快，载得更多，飞得更远。因此，尽一切可能减轻飞机的重量是利尔最有兴趣的事。哪怕每个零件减轻十几克，一架飞机有1万多个零件，算起来也就很可观了。
　　利尔不喜欢动笔，他厌恶公文，也没有备忘录。他喜欢动手，如果他想修改某一个零件，他不是先找技术人员绘图、计算、评议，经过试验再改，而是直接到车间去，在那个零件上进行修改。按照严格的设计程序来说，他这种做法的确是有点“胡来”，但他一向就是这么做的。当初，他的第一架原型飞机坠毁之后，在第二架飞机试飞的前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将机翼的前缘做一次修改，以便达到更佳的时速性能。在一般飞机制造厂，作这种重大的修改，都要从全面的再设计做起，至少要费时半年，花10多万美元。利尔的做法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只找了威奇塔一个最好的做汽车车身的工人来，让他把快干防冻漆混合物涂在机翼的前缘上，然后用锉刀性成所需的形状，到第二天试飞以前，一切都已完成。只花了48美元。试飞结果证明修改达到了预期的性能。于是，后来生产的飞机机翼都按照新的式样做了。
　　在利尔的公司里，一个设计构想或一个修改方案，往往几天之内就要用在飞机上，并且总是准确无误而又成功的。他并不经常做那种冒险的事，毕竟事关飞行安全。他要的是速度，他最讨厌磨磨蹭蹭，对他的手下人，他也是这样要求的。
　　利尔这人粗鲁顽固，不太好相处。但也豪爽坦诚，一点不狡诈，高兴时立刻喜形于色，当他对下属的工作不满意时，会不顾场合，将他们骂得狗血喷头。为此，也有不少人恨他。在公司里，他是大权独揽的，从生产、财务到广告、推销、采购，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很少让别人做决定。他有充足的精力来应付这一切。好像工作对他是一种享受。而一般人眼里的享受，在他眼里却没有什么价值。他是一个亿万富翁，但他生活上却相当简朴。他的住所在威奇塔郊外一个高级住宅区里，房屋宽大而舒适，但绝不豪华。家里只有一个佣人，兼做厨师和管家。有客人来，利尔的夫人亲自上菜。
　　利尔结过4次婚，最后一个夫人叫玛拉·奥逊。他有4个孩子，3个是前妻生的。在这4个孩子中，他最喜欢的是毕尔，这个孩子很像他，也是个飞机迷，后来当了飞机试飞员。
　　在经营小型飞机生产的同时，威廉·利尔还经营油田，并买下纽约一个社区电视无线系统的一半权益，这都不是主要的，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飞机上。继喷射机之后，他又设计了一种比较大一些的、可以用作民航的新型客机，有28个座位，这种叫做“40型”的新型客机售价为150万美元，约为其它同类飞机的一半价格。
　　除此之外，利尔还开拓了另一个新领域——蒸汽动力汽车，这种汽车引擎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减少对空气的污染，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这种汽车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利尔的一生事业中，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是主要内容，经营是在其次。他主持过几十种有关电子和航空方面的重大革新，拥有上百种产品的专利权。这些发明和革新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的公司每年营业额达1个亿以上。年过70以后，在他身上还看不到一点衰老的迹象，他仍像当初创业时那样，不断有创新和发明，而且追求尽善尽美。
　　美国政府官员中有人说：“如果有一天，利尔的汽车公司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竞争对手，我绝不会感到惊讶。”凡是了解利尔的人都相信，他是个能够创造奇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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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4 PM

70.泰国第一富翁

50年前，陈弼臣这个名字在泰国还不见经传，而今，已是无人不知。
　　陈弼臣原籍是中国广东潮阳，他的父亲在曼谷一个商业机构当一名普通职员。5岁的时候，陈弼臣被送回家乡上小学，后因家贫辍学。17岁时又去了曼谷，在那里当售货员，也干过厨师和搬运工，还担任过两家公司的职员。
　　陈弼臣工作踏实，任劳任怨，无论干什么都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经过4年自强不息的奋斗，终于从一家公司的一名秘书升任为这家公司的经理。以后，他又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集资筹办了一家五金木材公司，并自任经理。
　　陈弼臣是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懂得艰苦创业的道理，有了自己的企业，就是立住了脚，他要继续寻求发展，并不满足于小小的成功。之后他陆续又办了3家公司，专营木材、五金、食品、药物以及大米的外销业务。经营得相当不错，与亚洲各地的商业团体建立了广泛的友好联系，生意日渐兴隆，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到1944年，陈弼臣与泰国的10位商人筹资20万美元，创立了盘谷银行。在这以后的20年里，银行的资产保持着平均每年20％的增长率，一跃而成为泰国最大的银行，陈弼臣也成为泰国的第一号富翁。
　　陈弼臣的巨大成功，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客观环境，但从根本上说，如果没有他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先进的经营策略，成功也是不可能的。他这人，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严酷的商业竞争中却摸索出一些经营之道。他懂得管理，知道该怎样指挥一个企业打胜仗。
　　陈弼臣为人宽厚、平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客户，无论在他成功之前还是发迹以后，从没有丝毫骄横和傲慢。这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和气生财”。
　　陈弼臣的次子陈有汉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能够在逆境中进取的领导者。在分析盘谷银行20年来迅速发展的原因时，他说：“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尽力吸收优秀的有银行工作经验的人才。”陈弼臣善于物色人才，使用人才，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原则，而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深知自己在银行业务知识方面的欠缺，所以，特别重视起用人才。他不仅亲自物色和网罗一大批学有所长的能人，还建立了研究与计划部门，这个部门是他的智囊团，为他制定重大的战略方针，避免竞争中的盲目性。
　　每位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经营之道，陈弼臣的经营哲学与众不同。他说：“开办银行是做生意，而不只是金融业务。我判断一笔生意是否可做时，只是观察这个顾客本人，他的过去和他的家庭情况。”盘谷银行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与陈弼臣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捕捉时机以及预见未来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陈有汉还说：“盘谷银行的业务获得迅速发展，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掌握各种机会发展国际业务……因为我们最先开始扩展国际业务，所以我们就占了便宜。”
　　西方金融界人士分析盘谷银行崛起的原因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支配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的洋商银行忽略了海外华人的经商能力。陈弼臣则抓住了这个机会，盘谷银行发展业务就是以东南亚各地的及香港的经济活动能力为基础，扶助他们发展国际贸易和各种工商业务。盘谷银行本身的业务也后来居上，超过了许多洋商银行，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银行。”
　　直至陈弼臣年逾古稀，他依然精力充沛，不仅参加每周两次的董事例会，而且每天要到总行督阵，亲自处理重要事务，就主要贷款和关键问题提出意见。他身边的亲信说：“关于银行每日财务变化的情况，陈弼臣了如指掌，他甚至比许多具体操作的员工了解得更清楚。”
　　据美联社报道描述：“陈弼臣，貌不惊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性情中人。他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船王、地产王等富豪的资产不相上下。到1981年，盘谷银行的总资产已达58亿美元。”
1982年美国《时代》周刊则报道说：“盘谷银行1981年资产总额已达73亿美元。同年获利4840万美元。”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将陈弼臣列为世界最富有的12位银行家之一。这里面有些夸张，但作为泰国头号大亨以至亚洲最大的富翁，他是当之无愧的。
　　陈弼臣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曼谷的一位美国企业管理顾问彼得·彼东指出：现在，陈先生共有140家公司。盘谷银行在泰国共设有263家分行，在国外有15个分支机构，分别分布在吉隆坡、雅加达、大阪、新加坡、东京、纽约、洛杉矶、汉堡、伦敦和香港台北等地，共雇佣1.66万多名雇员。另外还有许多不动产没有公布。
　　泰国每年的出口贸易中有40％是盘谷银行资助的，此外，盘谷银行还经营泰国40％的大米贸易。
　　陈弼臣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海外华人，深知创业的艰难，更知道华人在国外的艰难，所以，他时刻不忘团结、帮助自己的同胞。早在创业之初，陈弼臣就经常帮助那些被外国大银行拒之门外的华裔商人，为他们解决资金和业务上的困难。有些身穿短裤、走投无路的小商人直接闯进他的办公室，陈弼臣并不因此而生气，却是满怀同情地接待他们，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
　　在盘谷银行初建时，陈弼臣就与亚洲各地的华人商业团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如今他已经跃身亚洲最大的富豪之列，可每个月还抽出两个周末赶赴东南亚各大城市和香港，与他的华人老朋友们洽谈业务。
　　美联社记者在一篇特稿中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泰国这四十几个华人家族在海外华人中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在东南亚的一片赤贫土地上努力奋斗，网罗大众阶级，互相帮助，如同中国古代富族互相通婚一样。他们赚取了巨大的财富，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陈弼臣的后代都出生在泰国，受的是西方的高等教育。从表面上看，他们都越来越西方化和泰国化，但他们的血管里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有一颗中国心。提起祖籍，他们都以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而感到自豪。
　　陈弼臣不仅是一位金融界的巨子，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当泰国被日本人占领时，他就一边做生意，一边支持、参与抗日，与东南亚华人社团保持联系。他对政治的关注也影响了下一代，他的次子陈有汉于1980年出任泰国副总理。
　　人们常说，创业固然艰难，守业则更难。的确是这么回事。尤其在当今商业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豪强并起，守业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陈弼臣深知这个道理，他要求他的儿子们一定要比他更强。陈有汉在大学里攻读的是银行学，毕业后曾在苏格兰银行供职。在这期间，他对欧美经济制度研究颇深，并掌握了世界金融知识。1952年，他回到泰国出任盘谷银行内部审计员，成功地解决了因管理不善而发生的严重的流动资金问题。1979年，陈有汉升任为总裁。
　　在他出任泰国副总理后，总裁的位置转交给他的弟弟。这位年轻的总裁在父兄的关心和栽培下，也具有相当出色的经济才能和敏锐的商业触角，在整个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他3年之中使盘谷银行的资产增加了20亿美元。
　　1982年，盘谷银行从曼谷古老的中国城狭窄的小街搬到了最繁华的商业大道上，这不仅意味着盘谷银行的蒸蒸日上，也象征着陈氏家族新一代领导核心的崛起。
　　陈氏企业不仅与东南亚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城市也都有他们的分支机构。陈弼臣是泰国金融机构涉足国外的一位先驱者，他敢于在国外开拓新的业务领域，50年代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海外银行，接着又在欧洲、美洲和亚洲设立分支机构，盘谷银行在这些地方不仅经营着五金、木材、食品等贸易，而且还有炼糖业和纺织业等。
　　目前，陈氏家族企业已经摆脱了一般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解决了继承和创新的问题。1975年在市场上公开发行股票，正朝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盘谷银行作为泰国的三大金融机构之一，经营着泰国近三分之一的信贷业务，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弼臣大获成功，当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说：“我的事业，都只是适应社会的需要。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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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5 PM

71.邱德根与“亚视”

邱德根是香港亚洲电视台的老板，也是香港一位有名的大富翁。
　　1925年，邱德根生于上海，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家境清贫的邱德根中学还没毕业就辍学了。所幸他的聪明和智慧并没有因此被埋没，一个独具慧眼的女大学生裘锦秋看出他是个有抱负的青年，暗暗地爱上了他。抗战胜利后，他们结为伉俪。
　　1950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后不久，这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仅有的100多块钱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开始了他们闯世界的生涯。
　　当时香港这片“弹丸之地”并不发达，上海人初到那里，语言也不通，生存很艰难。邱德根在上海曾经营过小戏园，放过幻灯片，就凭着这么一点小技，他勉强在香港站住了脚。放幻灯片收入虽然微薄，但他们夫妻省吃俭用，慢慢地也攒下了一笔钱，足以开个小小的电影院了。
　　邱德根知道，他这点资本实在是不能在城里和别人竞争的。因为城里人只对新上映的影片感兴趣，而新片的租金很贵，只要有一两部片子上座率不高，就足以使他赔光老本。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农村。
　　当时香港周围的农村电影业还很落后，农民很难看上一场电影。农闲时，他们无事可干，只能串门、聊天、睡大觉。对他们来说，即使是老片子也是很新鲜的。而老片的租金极为便宜，花1港元就可以租一天。在农村开个电影院，既有市场，成本又低，肯定大有前途。主意已定，邱德根夫妇就开始行动。
　　果然不出他们预料，农村电影院很受农民欢迎，上座率极高。一开始，农民还不习惯白天看电影，但因为晚上经常买不到票，他们也就只好白天看了。到1960年，前后仅10年时间，他们已在农村经营了14家影剧院，手头也有了一笔不小的资金。脚下一块地，头上一方天，邱德根被同行们称为“白手起家的上海佬”。
　　在农村站稳了脚跟，邱德根开始考虑到城里发展自己的事业了。但他的资金并不很充裕，要在城里干，还得筹集一部分资金。他看到那些乡民们想存钱和借钱都很不容易，而大银行家的目光总是盯着城市的富豪和中产阶级，无暇顾及农村。实际上，农民钱虽少，但他们人数众多，应该说市场前景是广阔的。于是，远东钱庄便应运而生，专营农村中的存款和借贷业务。与此同时，邱德根也买了一些地皮，投资其它行业。与这些业务相辅相成，远东钱庄的生意也颇红火。这个钱庄就是日后香港银行界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大银行——远东银行的前身。
　　1964年，邱德根有幸认识了一位叫陆运涛的大富翁，此君对他的才干很欣赏，打算和他合作发展电影事业。这正是邱德根多年的梦想。可是，事情才刚刚开头，灾难却降临了，与他多年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的妻子在与陆运涛一起出访时，因飞机失事在台湾遇难。这给邱德根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而且，陆运涛的死，也使他发展电影的宏图骤然破灭了。
　　为了纪念爱妻，邱德根办了裘锦秋书院；并将妻子的放大照片挂在远东银行会议室里面，让她永远参与银行的各项决策。
　　裘锦秋有个妹妹裘锦兰，也是个非常贤慧的女子。姐姐的意外事故，同样也使她悲痛万分，但她看到姐夫在这巨大的打击下几乎支持不住，便打起精神，主动承担了照看孩子和料理邱德根日常生活的事务。后来，他们结为夫妻。
　　邱德根暂时放弃了从事电影业的计划，继续经营并发展原有的业务。他的投资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多：银行、地产、证券、旅游、食品、面粉、酒店、货仓、影剧院、报纸都有他的投资，在印尼、美国、加拿大都有他创办的企业，事业蒸蒸日上。
　　邱德根相信，只要讲究信誉，以客户的需要为第一行动准则，事业就能发展。当年，他经营钱庄的时候，既没有经验，规模也不大，完全靠自己摸索，凭着对客户的一片至诚，终于办成有一定实力的远东银行。在业务上，银行还为客户的子弟留学作担保，为客户家庭的婚丧大事提供服务。
1965年，香港发生了挤兑风潮，震荡了整个香港银行界，许多银行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都被迫让出一半股份给英资银行，才得以稳住脚跟。远东银行也难免在风雨中飘摇。邱德根决心要挺过去。银行的声誉就是他邱德根的声誉，他把他所控制的其它业务的资金尽最大可能调来充实银行，终于渡过了难关。从此以后，邱德根和远东银行更是声威大振，雄踞一方。
　　1962年，邱德根买下了九龙荔枝角大桥旁边的荔园游乐场，经过追加投资，悉心经营，游乐场发展成为一家规模很大而且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娱乐中心。园中设有游戏机、过山车等现代化游乐设备，还有戏剧演出及饮食店等设施。70年代末，荔园游乐场旁边又兴建了投资1500万港元的“宋城”，占地广大，城中建筑都是仿宋代建筑，商店、钱庄、剧院、神庙、庭园等鳞次栉比，城中居住者和卖艺者都是古装打扮。现代人走进这座宋城，就好像回到古代社会。因此，这里吸引了无数游客，每年都给邱德根带来丰厚的利润。
　　邱德根在印尼、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地的企业多为娱乐设施和酒店，他希望将来在欧美建立一个酒店系统，以此改变海外华人的地位。
　　经过30年的奋斗，邱德根成为“远东集团”的董事长，同时也成了香港名列前茅的亿万富翁。他不相信命运，他认为他庞大的产业都是以艰辛的奋斗换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邱德根老了，他的儿子们分担了许多事务，他比以前要轻松了一点。这时，他想起一直没有如愿的电影事业。他是在电影业上起家的，现在，有了雄厚的资本，他又想来圆他的旧梦了。儿子们反对，他们不愿让父亲在晚年为此再操劳。可是邱德根决意要做的事，谁也不能阻止，他认为自己离退休还远着哩！
　　当时香港有两家电视台：无线电视台和丽的电视台，前者经营较好，实力也强，拍过不少有影响的电视剧。而“丽的”属于英国一家集团，经营不善，亏损严重。邱德根于1982年购买了这家电视台50％的股权，改名为“亚洲电视台”，并改组机构，自任董事主席。
　　邱德根知道，要发展电视台，既要有资金，也要有人才，还要有好的剧本。他从影视界请来李壮烈和徐小明两位干将，分别担任总监制和节目经理，负责“亚视”的制作业务。这两人果然不负邱德根厚望，先后推出古装武打片《霍元甲》、《陈真》、《霍东阁》等片；“忠孝仁义”向来为中国人所推崇，这3部电视剧宣传的正是这个传统，因此一经播出便立即轰动香港和大陆。“亚视”自然效益大增。
　　此后，“亚视”又陆续推出一系列古装戏：《武则天》、《秦始皇》、《西施》，都获得成功，收视率极高。其中《武则天》还在海外播出，操着各种语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英、法等国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
　　亚洲电视台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无线电视台的恐慌，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为了争夺观众，“亚视”和“无线”同时推出“亚洲小姐”和“健美小姐”的选举活动，而且在同一天晚上现场播出。事前，双方都作了大量宣传，一时间，整个香港沸沸扬扬，都在谈论这件事。人们对此既兴奋又抱怨，只好在收看时不停地转换频道。由此可见“亚视”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从1984年以后，电视台每年都有盈余。邱德根也算是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邱德根是青年时期从大陆去香港的，对祖国，他仍怀着一片深情，一直在关注着大陆的发展变化。作为一个经济界人士，他也深知中国是个极有潜力的庞大市场，远东集团积极在中国大陆寻求发展机会，他曾在宁波投资3000万美元建造华侨饭店。1985年5月，邱氏家族将远东银行25％的股权出售给中资背景的华美国际有限公司，以此加强与大陆的业务联系。
　　邱德根是全国政协委员、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理事，他曾多次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筹划合资兴办旅游业，并设想在杭州也建一座“宋城”。在一次上海对外友好合作讨论会上，他以诚恳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大陆某些行政主管机构办事繁琐拖拉的看法，正是这种直率的批评，体现了他的拳拳报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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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5 PM

72.珠宝巨子郑裕彤

1925年8月26日，郑裕彤出生于广东顺德县贫穷偏远的伦教镇。
　　郑家不是个有钱人家，加上当时广东境内连年战火不停，生活就更加困难，只好全家避难到澳门去谋生。
　　在殖民主义统治下，澳门也不是穷人的天堂，少年郑裕彤眼中所见和耳中所闻的，多是人间的苦难和不平之事。小学毕业后，郑裕彤就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母亲无可奈何地对他说：“不要再读什么书了，你也长大了，该去找点零活干，挣点钱养家糊口了。”
　　就这样，郑裕彤走上了打工仔的道路。那时的郑裕彤，个子不高，身材单薄，但是机灵而乐观，整天有说有笑的，打工的苦和累似乎也减轻了。1940年，15岁的郑裕彤到父亲的朋友周至无所开的“周大福金铺”去当学徒，最初的工作只是扫地、倒痰盂、洗厕所，空余时间才在店面学习接待点小生意。
　　那时，在店里做伙计、当学徒的人，总指望自己将来能有机会出人头地。但是大家都知道，最后能成功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连学徒之间都免不了明争暗斗。每个人掌握的做生意的诀窍，绝对保密，再不肯告诉别人；一有机会总还想到老板面前告别人的状。郑裕彤做事勤快，爱动脑筋，机灵可爱，常常得到老板的夸奖，所以就更多地受到别人的关注。有一段时间，郑裕彤早晨上班总是跑得气喘吁吁，还常常迟到，很快便有人去向周老板告状，说郑裕彤学徒不安心，很可能是想“跳槽”了！
　　周老板也觉得郑裕彤近来有些反常。这天早晨，周老板故意早早地来到金店，伙计们开工好一会儿了，才看见郑裕彤跑得头上冒汗赶来。周老板板起脸，严厉地责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为什么迟到？”
　　郑裕彤解释说：“我看人家珠宝行做生意去了。”
　　周老板好奇地望着这个小伙计，忍不住问他：“那你说说，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
　　郑裕彤胸有成竹地回答：“我看别人家的生意，比我们店里做得精明，只要客人一踏进店门，店里老板、伙计总是笑脸相迎，有问必答；无论生意大小，一视同仁；即使这回生意做不成，人家留下一个好印象，下回还会光顾……待客礼貌、周到是非常重要的！”
　　周老板听了十分高兴，他当然明白，这些都是经商的诀窍，能从一个小学徒口中说出来，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他沉吟片刻，又问：“就是这些了？”
　　郑裕彤见老板高兴，便兴致勃勃地朝下说：“还有，店铺一定要选在生意旺地，门面要装演得新颖别致，珠宝行和金铺更要豪华气派，不能简陋寒伧……我看人家把钻石放在紫色丝绒布上，宝光闪闪，拍出来的广告照片，效果很理想！我想我们金店也应该扩大珠宝生意。”
　　郑裕彤这一席话，使老板从此对他另眼相看，认定这小伙计将来会有前途。当天晚上，周老板就递给郑裕彤一个小红包，里面装着他对郑裕彤的奖励。那以后，周老板总是有意识地培养郑裕彤，提拔他当店里的主管，使他能施展才华。逢年过节，周老板总是把郑裕彤叫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到他成年之后，周老板又把女儿周翠英嫁给了他。人们都羡慕郑裕彤的运气好，郑裕彤的母亲说：“你们只看到了幸运，却没有看到我儿子工作起来像拼命！”
　　郑裕彤和周老板成了一家人，周老板在经营上也就更加放手让他去干。1945年，周老板让郑裕彤到香港大道开设了一家分店，到50年代中期，郑裕彤已经掌管着周大福珠宝行的全部账务，并且负责黄金交易和钻石、珠宝生意。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郑裕彤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业务也越来越广。1956年，周大福珠宝行的一位老股东，把自己全部股份转让给了郑裕彤；岳父周至元也只保留了部分股份，而把经营权全部交给了郑裕彤。
　　当上了老板的郑裕彤，立即大刀阔斧地放手大干起来。为了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他在1960年将珠宝行改成“周大福有限公司”，将一部分股份派分给那些多年以来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职员，使公司的效益和职工的利益直接挂上了钩，大家更加同心协力地为公司赚钱，结果当年公司的盈利就达到了500万港元！郑裕彤深有感触地说：“要办好一项事业，最困难的是寻找人才。要找到真正有才干、可信任的人，是最不容易的事！”只有在长期的共事中，才有可能发现这样的人才。当然他也乐意雇用大学毕业的新手，但这些人都得在基层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可能得到他的重用。
　　今天的周大福有限公司，除了位于香港中环华人行的总行外，在香港和九龙两地，还有10余家分行，而且都处于闹市区。每家分行都由一名经理负责，但重大业务仍由总行控制。每逢星期日，郑裕彤就召集所有的经理开会，共同研究业务。所以，郑裕彤每周7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从来没有休息日。
　　要想经营好珠宝生意，首先要经营好钻石。因为钻石号称“珠宝之王”。钻石的主要产地是南非，那里有一个垄断性组织戴比尔公司，它控制了全世界80％的钻石生意。这家公司有计划地向世界各地的珠宝商分发许可证牌照，没有这种牌照就不能从戴比尔公司购买钻石。这种牌照在全世界一共只发出了大约500张，香港只有1张，属于当时号称“钻石大王”的廖桂昌。
　　郑裕彤想方设法要搞到一张戴比尔公司的牌照。他通过调查了解到，南非的钻石虽然归国家所有，但钻石加工厂却是民间私营的，这些钻石加工厂大多拥有戴比尔牌照。郑裕彤亲自前往南非，动用巨款买下了一家钻石加工厂，这样自然就获得了戴比尔牌照，同时也解决了钻石加工的问题。随着业务的扩展，郑裕彤又设法弄到了第二张、第三张戴比尔牌照，如今他已经拥有十几张戴比尔牌照，每年进口钻石的数量大约占香港总进口量的30％；同时，他还从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进口钻石，成了香港最大的钻石商！国外的报纸形容珠宝大王的产业，说他的庞大商业王国，是由光芒四射的珠宝、钻石堆砌而成的！
　　经营珠宝业的成功，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郑裕彤成为香港实业界的知名人物。然而，当人们还在把他看作一个珠宝商的时候，郑裕彤已经不动声色地杀进了房地产业。
　　郑裕彤第一次投资房地产，是1952年在跑马场建造蓝扩别墅；此后又在香港闹市区的铜锣湾建造了香港大厦。60年代中期，香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发生动乱，许多富人都将土地、房产低价抛售，而当时具有眼光和魄力乘机收购的人，后来都成了超级富豪。李嘉诚是这样，郑裕彤也是这样。1968年，郑裕彤购置的地产最多。他说，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他相信所有行业的兴衰都是有周期性的，在低潮时购进，总不会错到哪里去。事实证明他果然没有做错。
　　到了70年代，郑裕彤决定要在地产业中放手拼搏了。
有一天，郑裕彤把自己的部下都召集起来，说有要事相商。大家到齐后，郑裕彤却并不开会，反而轻松地说：“先听听音乐吧！”
　　一支雄壮激昂的乐曲，回荡在办公大厅里。职员们多半不懂音乐，更不懂他们的头儿怎么会有这种雅兴。乐曲放完了，郑裕彤大声问：“你们听出点意思来了么？这是什么曲子？是谁的作品？”
　　大伙儿张口结舌。只有一个年轻的职员，站起来怯生生地说：“好像是德沃夏克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
　　郑裕彤站起身来，庄严而激动地说：“对，这是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的作品《新世界交响曲》，由美国广播公司录制。当年德沃夏克到美国去，想到移民的创业精神，想到新大陆的开拓事业，作出了这首振奋人心的交响曲。大家不要奇怪，我经常对你们说，我是喜欢大计划的人，计划越大，我的兴趣也越大。现在机会来了，就看各位有没有信心和勇气与我一同来实行这一宏大的计划了！”
　　大家都兴奋起来。郑裕彤这才告诉大家，他打算斥巨资买下九龙尖沙咀区“蓝烟囱”旧址的地皮，用来建造“新世界中心”！
　　转眼间10年过去了，1982年，全世界超一流的豪华建筑新世界中心竣工了。这个被称为“城中之城”的宏伟建筑，包括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几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数千个商业单位、办公楼和豪华住宅。当年郑裕彤购下这块地皮时，付出的是香港最高的地价，而今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仅这块地就已值10亿港元！而新世界酒店和丽晶酒店都进入了世界十大酒店的行列，每年都要为他赚数亿港元！
　　郑裕彤很为自己的这一杰作得意，他常常独自在这里徘徊，流连忘返。他说：“我爱‘新世界’，就像父亲爱自己完美无缺的孩子！”
　　然而，郑裕彤是永不满足的，仅仅两年之后，他又在进行新的宏伟策划了。这一次，他与香港贸易发展局达成协议，投资18亿港元，在港岛湾仔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这个中心将是亚洲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全、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会议展览场所，总面积约41万平方米，包括一座55米高的会议展览中心、一幢豪华住宅大楼、两幢酒店。它将是80年代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五大建筑之一！
　　可是，计划拟好之后，郑裕彤却久久让它停留在纸上，没有付诸实行。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他们都知道郑裕彤的魄力，也知道郑裕彤的财力，只要是郑裕彤决定要干的事情，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他，他究竟在等待什么呢？最后，连他的夫人也忍不住去问他：“什么时候破土动工？”
　　郑裕彤没回答，好像这是一个过分重大的秘密。
　　只有深知内情的人才注意到，郑裕彤的一些心腹和臂膀，不断行色匆匆地走进郑裕彤的办公室，又行色匆匆地踏上新的旅程！
　　1986年10月，一条重大新闻传遍了世界各地：英国女王将出访香港。当时，中国和英国两个大国，正在就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磋商，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已成定局。此时此际，英国女王出访香港，心情一定是十分微妙的！各国新闻界纷纷派出记者赶赴香港，争着采访报道这一特大新闻。
　　就在这时，郑裕彤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将在英国女王抵达香港的那一天破土动工！人们不禁都对郑裕彤摇头，认为他绝对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一天，全香港、全世界关注的中心肯定都是英国女王，谁会注意到你的展览中心呢！
　　郑裕彤毫不动摇。
　　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如期举行奠基典礼。那一天，郑裕彤的全体职员身着礼服，头戴五颜六色的塑料工帽，排成了整齐的队列；工地上拉着大幅红绸标语，写着斗大的仿宋字和相应的英文。气氛隆重又热烈，简直像是接待外国国家元首的场面。人们不禁在猜想，会是谁来为这一奠基活动挖起第一锹土呢？
　　谁也没有想到，英国女王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香港总督的陪同下，率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工地上。在场的人顿时欢声雷动，意外地议论着：“是女王！女王也来了！”
　　女王的出现，将郑裕彤和他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推到了全世界的面前，等于为他作了一个极其成功的广告。
　　奠基礼后，郑裕彤全力以赴，建筑工程夜以继日，以神话般的速度崛起。2年之后，当人们对女王的奠基记忆犹新之际，郑裕彤又一次制造轰动效应，居然请到了查尔斯王储夫妇为展览中心的落成主持了揭幕仪式！
　　人们无法知道郑裕彤究竟是如何调动英国王室成员为他服务的，他们只好惊异地将郑裕彤称作“皇帝的宠儿”！
　　成为亿万富豪的郑裕彤，在别人问起他的致富之道时，回答了24个字：“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恳，处事谨慎，饮水思源，不应见利忘义。”他解释说，人生即使有幸运，也不过偶然的一次两次，更多的时候则要靠自己的勤勤恳恳；同时，对朋友必须坦诚，对事业必须热诚。至于饮水思源，那应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对祖国和家乡，他更是不忘涌泉相报。1977年，他和香港证券巨头冯景禧两人将250万港元捐献给中山大学；他与胡应湘在广州投资建设了豪华的中国大酒店；他的酒店业务陆续扩展到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他在广州投资数十亿港元兴建发电厂和高速公路。在故乡顺德，郑裕彤更是多次捐款，建造医院，扩建中学，还以父亲的名义，设立了“纪念郑敬洽奖学金”……据统计，他在大陆的总投资已超过80亿港元，占他的新世界集团总资产的20％左右。他并且表示还要不断发展他在大陆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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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6 PM

73.“超人”李嘉诚

李嘉诚1928年7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他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父亲李云经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以教书为职业。李嘉诚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3岁就开始读唐诗，到小学毕业时，已经能读《红楼梦》、《老残游记》、《资治通鉴》了。
　　可是，李嘉诚3岁时，祖父就去世了，从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困难。父亲几次被迫丢下教鞭，到南洋去做生意，然而都没赚到钱，最后还是回到家乡来教书，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李嘉诚放学后，常常到码头边去捡煤屑。父亲生了病，也没有钱去医院，还要坚持工作，有时候一边批改学生的作业，一边大口大口地吐血，使小嘉诚深感心痛。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嘉诚一家人离家逃难，先后在汕头、惠阳、广州等地流浪，经常露宿车站。父母和小嘉诚都不得不到大街上卖香烟、糖果、针线挣点钱，忍饥挨饿过日子，最后一家人逃到香港避难。李云经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床。1943年，还不到40岁的李云经就离开了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从此失学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到处都是失业的人，李家寡母孤儿，就更难找到工作了。母亲设法批发一些塑料花去卖，每天只能赚到几角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五口。李嘉诚是家中的长子，对母亲非常孝顺，他不能不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生活的重负，所以到处找事情做。一位茶楼老板看他们可怜，答应收留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16岁的小嘉诚，从此踏进纷纭复杂的社会，开始了顽强拼搏的人生旅程。
　　南方人起得早，睡得晚，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每天“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一个未成年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太难熬了。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的“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但是他想到母亲和弟妹，感到自己有责任为家庭分忧，就是再困难也得拼下去。有一次，因为太疲倦了，他一不小心把一壶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当时他很紧张，等待着客人的巴掌、老板的训斥，可是那位客人反而为他开脱，不准老板开除他。这件事给李嘉诚的印象很深，几十年以后，当他成为香港有名的大富豪后，还感慨地说；“如果能找到那位客人，我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他还说：“这也是一次教训，谁叫自己不谨慎？父亲曾多次告诫我，要作男子汉，就要‘失意不能灰心，得意不能忘形’。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第一是要能吃苦，第二是要会吃苦。”
　　李嘉诚在茶楼里一泡两年。他对这段生活从来没后悔过。他说，茶楼是三教九流聚会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都能看到听到。久而久之，就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也知道了该怎样与这样的人相处。他读书不多，但是学会了利用环境观察别人，这也算是社会心理学吧！馐绷烦龅谋玖欤?运??氖乱刀计鸬搅撕艽蟮淖饔谩?
　　贫困的生活使李嘉诚过早地成熟了。
　　来往茶楼的客人里，最让李嘉诚羡慕的是实业家。他发奋向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发誓也要做一个实业家。可是，像他这样没有后台、没有本钱的人，该怎样才能投身实业呢？李嘉诚17岁那年，大胆地迈出了新的一步。他找到一份为塑胶厂当推销员的工作，便辞掉了茶楼里的活。
　　推销员，被很多人称作“成为富豪的必由之路”，但也被认为是“天下最复杂的职业”！做推销员要有特殊的本领。首先是要能跑，这一点，李嘉诚不在乎，在茶楼里跑堂，他能连续12小时不落座，也不感到腰酸腿痛。为了节省路费，他上下班从不乘车，十来里路，总是走来走去；出外联系业务，一个上午，能在香港大街上打个来回！做推销员的另一件本事是脸皮厚，能磨会缠，使客户不得不买自己的商品。不过李嘉诚从不愿意死皮赖脸地缠人家，他总是事前想好几套方案，使人家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商品。有一次他推销一种塑料洒水器，走了几家办公室都没有人要，他灵机一动，对办公室的人说，洒水器可能出了点问题，想借人家的水管试一下，于是乘机在办公室里表演起洒水来，结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次就卖掉了十几个。有人认为，推销员一定要能说会道，李嘉诚却不以为然。他不喜欢高谈阔论，讲话也是不快不慢，没有那种所谓外交家的口才。但是他非常注意市场和消费者使用这类商品的情况，别人不需要或者已经有了的东西，你去推销当然是白费劲！当时他把香港划分成很多区域，把每个区域的居民生活情况和市场情况都记下来，这样就知道什么产品该到什么地方去推销。短短一年以后，李嘉诚推销商品的数量超过了厂里那些老推销员。
　　由于李嘉诚推销有术，别人做不成的生意他能做成，他所在的那家塑胶厂的效益也就越来越好。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发现竞争胜负的关键竟在这小小的推销员身上，便想花大代价把李嘉诚挖过去。李嘉诚的老板得到消息，惟恐李嘉诚真的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于是抢先下手，把李嘉诚提拔为业务经理，并破例给了李嘉诚20％的红股。李嘉诚通过报刊了解国外市场的变化，通过茶馆和娱乐场所掌握本地的行情，心中有数，指挥有方，他手下的推销员都能根据他的指导完成任务。而李嘉诚也因此熟悉了塑胶行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并且开阔了视野，增加了交往，提高了管理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吃透了这一方云雨”。
　　3年以后，正当厂里准备重用李嘉诚的时候，他却坚决地辞职了。
　　20岁的李嘉诚认为自己已看清了形势，做好了准备，他要放手大干一番了。
　　白手起家的李嘉诚，用自己几年来积蓄的7000港元，又向朋友借了些钱，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下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下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厂只有这块招牌是新的，别的全是旧货！但是李嘉诚不这样想，他选择“长江”作厂名，是有深刻用意的。他说：“如果你不广泛吸纳细小的支流，就不能成为大河。一个干实业的人，就必须有广阔的胸襟与别人一起工作！”充分显示出一个实业家的眼界。厂子刚创办，缺乏资金，更缺乏人才，采购、设计、生产、推销，都得李嘉诚亲自过问。每天一大早，他出门去联系业务，这时他是采购员兼推销员；到他回厂后，厂里一天的生产才能开始，这时他是师傅、老板；晚上搞设计，以便工人们第二天能照图施工，他又成了工程师……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年轻的李嘉诚就像别的创业老板一样，希望事业发达，他急于扩大再生产，缺少资金，就向朋友去借。但是他也碰到了所有初涉市场的企业家惯常碰上的问题：产品出现积压，资金周转不灵。他没有阔亲戚、富朋友，人家借给他的钱，都是准备自己办事用的，所以一定要如期归还。可是李嘉诚借来的钱已经变成了产品，而产品还没能变成钱，他拿不出钱还人家，一度面临破产的危机。据说他有一天晚上围着工厂转了大半夜，几次向河边走去，但终于又走了回来。他没有自杀，第二天，他又找来一个经销商，希望这个人能支持他渡过难关。可是那个经销商边看边摇头，围着厂子转了一圈，在河边撒了一泡尿，走了。
　　朋友们都劝李嘉诚，算了，干脆把厂子卖掉，还了债，自己到别人的厂里去做工。凭他的能力，一定能得到老板的赏识，待遇不会差的。
　　李嘉诚不愿意这样做。
　　只有在困境中不屈服的人，才有成功的可能。
　　他冷静地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操之过急，生产与销售配合得不好。他果断地收缩生产，把得力的工人派出去搞推销。他自己也背着产品跑遍了香港，拜访了上百个代理商。长江厂的产品毕竟质量好，很快就得到了几个代理商的支持，他们预付了一笔定金给李嘉诚，使他终于渡过了这个难关。
　　李嘉诚又发现，各大商店几乎都没有塑胶花卖。香港人是喜欢摆设的，应该会欢迎逼真、漂亮又便宜的塑胶花；而塑胶花的生产技术要求并不高。他毅然决定，大量生产各种各样的塑胶花。果然，塑胶花很快进入了千家万户，也为李嘉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长江塑胶厂的兴旺，不久就引起了同行的嫉妒。有人专门跑来拍了长江厂那间破厂房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宣传说，长江厂就是这么个破烂样，怎么可能生产出好东西来呢？然而那帮人却没想到，这反而使长江塑胶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本来并不经销长江厂产品的代理商，跑来考察过以后，都认为这个小厂厂房虽旧，但组织得力，生产合乎规范，产品质量信得过，可以同他们做生意。结果长江厂的订货单大大增加。更让李嘉诚惊喜的是，有一些外国商人也跑来了。李嘉诚从这些商人口中，得到了一个黄金般的信息，就是欧洲人最喜欢塑胶花。苏联人扫墓不用纸花，而用塑胶花，表示生命虽已结束，但留下的思想、品质、精神是长青的；北欧人则喜欢用塑胶花装饰庭院、房间；美洲人连汽车上和工作场所也会挂一些塑胶花。于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李嘉诚大量生产塑胶花，销往欧美市场。工厂的年利润也猛升到上千万港币。
　　古人说“三十而立”，30岁的李嘉诚，已经成了老少皆知的“塑胶花大王”。他从一个茶楼跑堂成为千万富翁，只不过用了10年多的时间。长江塑胶厂的牌子换成了长江实业有限公司，昔日的破厂房也变成了窗明几净的高大厂房，工人们都穿上了制服。
　　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的大好局面下，李嘉诚却敏锐地意识到，由于塑胶行业高利润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拥人塑胶行业，这就势必导致激烈的竞争，“好日子很快会过去”，于是，他开始寻找下一个机会了。
　　这一次他找到的是房地产业。
　　香港本来就是弹丸之地，自50年代末期经济开始复苏，世界各国冒险家、投机家纷纷拥入香港，由于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土地资源很快出现了短缺的苗头，所以地价一直处于上升状态。李嘉诚和夫人经过反复商讨之后，果断地决定转向房地产业。幸运的是，这时，恰好有一个经销塑胶产品的美国财团，为了得到充足的货源，愿意以300万港元的高价买下长江塑胶厂。李嘉诚在心里盘算，他的厂子最多只值100万港元，就是再经营三五年，也不一定能赚到200万港元，于是毅然卖掉了塑胶厂，用这笔资本开始买进房地产。几年之中，房价果然暴涨，先走一步的李嘉诚一下子从千万富翁跨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
　　60年代中期，内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闹得香港也人心惶惶，整个社会乱成一片。很多富翁纷纷逃离香港，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因为那时就是建成了也没人会买。如果按照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来算，李嘉诚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
　　处在惊涛骇浪中的李嘉诚，临危不乱，沉着应变。他仔细分析局势，不相信香港会就此垮掉，他认定动乱是暂时的，中国肯定很快就会恢复稳定，香港还将进一步繁荣发展，而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回升。因此，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的同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所有的资金用来大量收购房地产。朋友们知道后，都为他担心，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李嘉诚毫不动摇，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怕就别干实业这一行！”
　　李嘉诚又一次成功了。7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升，李嘉诚从中获得了200％的高利润！到1976年，李嘉诚公司的净产值达到5个多亿，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实业。
　　对亿万富翁李嘉诚来说，单纯追求财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他把已经垄断香港经济几十年的英国资本集团，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决心同他们一争高下。当时，尽管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开始向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要同拥有众多产业的英资企业集团相比，实力仍然相差太远。但是，李嘉诚这条“小蛇”，却已经雄心勃勃地准备去吞食那些“大象”！
　　70年代末，李嘉诚预见到旅游业将成为热门行业，一流的宾馆将会有很高的出租率，于是拿定主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买了拥有美国资本的永高有限公司的56％的股权，随后又收买了其他股东的股权。永高公司的主要产业是位于香港中区的有800个房间的希尔顿大饭店。李嘉诚接收饭店之后，正赶上香港旅游业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果然大赚一笔，为他下一步与英资集团竞争创造了条件。
　　1977年，香港地铁要在中区闹市的中环站和金钟站举行兴建投标，这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标价高达10万港元，总价估计在2.44亿港元，被称为“地王”。英国、日本、法国、美国和香港等地共309家公司前来参加竞争。李嘉诚胸有成竹，提出了最佳方案，一举战胜所有对手而中标。一时新闻界热炒李嘉诚，说这是“华资地产凌驾英资的先声”，是“华资地产崛起的新纪元”！李嘉诚也因此获得了可贵的信誉。第二年，李嘉诚中标所建的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先后建成拍卖，都是在一天之内就售完，而且价格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的历史纪录，为李嘉诚赚得了数亿港元的财富。紧接着，李嘉诚又设法买下了一家老牌英资水泥厂和英国和记洋行经营的黄埔造船厂，古老的英资商行终于有一家成了华资集团大旗下的“臣民”，这桩经济界的奇迹，又一次成为香港的爆炸性新闻。
　　时势造英雄，在香港富豪的“龙虎斗”中，李嘉诚以独特的经营方针和策略，把握时机的准确和果断，超凡的毅力和信念，步步为营，节节高升，最终登上了香港首席大富豪的宝座，成为称雄香港的“超人”！1992年，美国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排名，李嘉诚以38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列世界第35位，成为全球华人中的首富！
　　1977年国庆节，李嘉诚作为香港知名人士走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后来又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他多次捐款支援国家建设，特别是捐款5亿多元创建汕头大学。他说，他的父亲是教师，岳父也热心教育事业，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要想富强起来，首先就要振兴教育！“办汕头大学，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邓小平同志知道后，感慨地说，在当代华侨教育家中，“福建有个陈嘉庚，广东有个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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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7 PM

74.白手起家的邦尼

由一名乡村报童终成拥有30亿美元家产的超级富豪，美国新一代石油大亨邦尼一生的经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
　　邦尼1928年出生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荷顿威尔镇。他的整个童年时期都在这个偏僻的乡村小镇上度过，普普通通，谁也不会想到这孩子以后会有一番了不得的作为。从12岁起，他像大多数美国少年一样，开始靠打零工来赚取零用钱，他给人送报，并给报社做钟点工。每天天不亮，他就要起床到报社领取当天的报纸，送上长途汽车。然后，他再挨家挨户地送报，每份报纸赚1分钱。
　　1940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时候，邦尼每天送报，也看报，他知道美国也难免卷入战争。有时候，报纸还没印出来，他就站在电讯机旁看电讯新闻稿。他最崇拜的英雄是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
　　邦尼的父亲坦玛斯以前是个律师，因为工资微薄，不能养家，便辞去工作，做了一名油田的经纪人，专门打听何处油田将要出租或出售，然后介绍给石油公司收购，以此赚取佣金。父亲的职业，对儿子以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20世纪40年代，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梦想当歌星，因为这既省力，又不要巨额投资，一旦唱红了，便财源滚滚，腰缠万贯。许多做父母的都鼓励儿女学唱歌、跳舞，或者学打球，当一名球星也很不错。
　　在当地，确实也有年纪轻轻就成“星”的，在小镇上十分光耀。邦尼的父母当然也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颗“星”，他们给他买了一管直萧，强迫他每天练习。无奈邦尼对此毫无兴趣，竟把萧送给了邻居的孩子。这件事让他的母亲痛心不已。
　　邦尼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篮球明星，他非常羡慕那些被球迷们包围着的球星，给球迷签名留念，与他们一起合影，受他们的拥戴，那是何等美妙！他参加各种球类运动一也喜欢阅读体育杂志。到1943年，念初中的邦尼篮球已经打得相当出色，只是因为身高不够标准，参加不了著名球队。
　　1944年，他们全家迁往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路市，邦尼也转入阿马里路中学。他仍旧是那么热爱篮球。在新的环境里，教练精心指导，他自己也刻苦训练，技术进步很快。中学毕业后，他考人得克萨斯州大学，希望凭着自己的实力进入校篮球队，但最终还是因为个头不够，被巨人云集的球队拒之门外。
　　邦尼的篮球明星梦破灭了。
　　1949年，邦尼转入俄克拉何马大学，主修地质学，并于1951年以优秀的成绩顺利毕业。他没有成为地质学家，他的教授介绍他到菲纳斯石油公司当了一名职员，月薪才290美元。
　　从此，邦尼开始与石油打交道。
　　这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法兰·菲纳斯原来是个理发师，因为梦想飞黄腾达，改行做了证券经纪人，推销债券，赚了钱就往石油开发上投资。他最早是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巴图斯威尔镇钻油井，由于缺乏经验，估计错误，最初开掘的油井全是干井，没有打上来一滴油。他曾经濒临破产，但雄心不死，钱用光了，借贷继续干。终于有一天，命运对他微笑了，下一口决定他成败关键的井不但出了油，而且是一口产油丰富的井。菲纳斯避免了重操理发剪的命运，赚了一大笔钱。10年间，他的事业稳步发展，一共开发了84口油井。1917年，他创办了菲纳斯石油公司，职工有2万人，成为美国最大的20家企业之一。菲纳斯的发迹史对邦尼启发很大。
　　公司的工作倒是挺清闲，作为一个小职员，日子过得蛮舒服。但邦尼是个有理想的人，这种处境不能使他满足。
　　不久之后，邦尼被调往得克萨斯州南部的高伯斯镇，在那甲的菲纳斯B公司正式干起地质学家的工作。应该说他是得到提拔了。他每天起早摸黑，风尘仆仆地开着公司配备给他的车子巡察各地的油田。由于工作出色，一年以后，他再次得到提拔，调往火奴鲁鲁，任探测部门主管。
　　1953年，他又调回家乡阿马里路。回到家乡后，他大病一场，一到晚上，全身骨头都痛，白天也很容易疲倦。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一名主治医生甚至暗示他将不久于人世。邦尼万念俱灰，从前的雄心和抱负都将付之流水。但他心有不甘，向公司请了假，到达拉斯市治病。这里的专科医生在了解他小时候的脾脏病史后，给他做了脾脏手术。他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
　　1954年，出院后，邦尼又被公司派往俄克拉何马州，与泛美石油公司的专家合作，探测那里的油田。但是，邦尼已经厌倦了这种四处奔波、居无定处的生活。他要自己打天下。于是，他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竭力挽留他，答应给他加薪。但他去意已定，什么也不能使他改变了。
　　邦尼对他的家乡荷顿威尔小镇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尽管那个小镇很小，他读书的那个中学只有200名学生，可是那里有他熟悉的街道、球场和朋友，还有日夜挂念他的老祖母。他常常回忆起祖母慈祥的面孔，梦想与她重新生活在一起。搬到阿马里路市后，尽管这个石油城比自己的家乡大许多倍，生活条件也比那里好，但他总觉得不习惯。祖母的那些简单朴实的生活哲理对邦尼一生的影响很大，比如，她常说：“不干到底只有等死。”当她发现孙子有时过分地依赖别人，就说：“你必须学习让自己的屁股坐下来。”有一个周末，邦尼拿着自己挣来的5毛钱，想理个发，买一袋爆米花，然后舒舒服服看场电影。祖母却对他说：“你给我永远记住，只有愚蠢的人才把到手的钱立刻花掉。”祖母对邦尼虽然有时很严厉，但她讲过的那些话却不知不觉地影响着邦尼，甚至影响他的一生。
　　邦尼准备努力去奋斗一番，做一个独立的石油人。
　　在广阔的得克萨斯州西部，资源丰富，人烟稀少，发财机会很多。只要身体好，肯吃苦，有干劲，再有一点资金，开创一片自己的天地并不难。
　　邦尼先找到一位独立的石油商爱德华，寻找合作机会。爱德华很喜欢这个年轻又聪明的地质学家，有意要帮助他。
　　邦尼开始起步了，他用自己的银行储蓄，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买下一辆福特牌客货两用车。白天，车厢作为私人办公室，晚上就成了他的宿舍。每天一早他开着车出去工作，到处接洽生意。饿了，买块汉堡包，就着汽水当饭；困了，伏在方向盘上打个盹。这种劳累，远远超过他在菲纳斯公司工作时的几倍。
　　邦尼不雇帮手，一人身兼数职，连文件往来和打字这样的事也得自己动手。他的公司成本低、周转快，收费当然也便宜。而且办事又迅速又可靠，因此，获得同行们的信任和赞赏，营业额逐日增加，很多大公司都委托邦尼代办合约转让事宜。他介绍的买卖，平均每宗就可以赚1000美元，业务发展大大超过预定目标，原定只钻3口油井，实际却一口气钻了7口。虽然当年美国石油业最不景气，受中东廉价销售石油的影响，每桶油仅值3美元，邦尼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赚了1万多美元。比他在菲纳斯公司工作一年的工资还多几千美元。
　　首战告捷，邦尼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充满了信心。
　　随着业务的增加，工作量也大幅度地往上升，邦尼感觉自己再也无力应付这日益繁忙的工作，他既是老板，又是秘书；既做信息员、推销员、经纪人，又得抽空绘制油井地图，寻找合适的钻探目标，以便找人投资。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于是，邦尼决定扩大他的一人公司规模，邀请志同道合者参加进来，将生意企业化。
　　1956年9月，邦尼和麦卡特、约翰·奥伯恩组成一个新公司——石油发展机构。
　　麦卡特本来是就钻井问题来访问邦尼的。他的家庭拥有好几家超级市场，可以说很富裕了。可他本人却对生产石油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很想在这上面发笔大财。但由于他在地质方面一窍不通，打出来的井全是一滴油也挤不出来的干井，损失惨重。因此才来请邦尼当他的地质探测顾问。
　　邦尼却对他大谈开发油井的困难，转而劝说他与自己合作组成公司经营石油，双方各拥有一半的股份。麦卡特再拿出一部分现金借给公司周转，盈利时分红。麦卡特见有利可图，同意这样办。约翰·奥伯恩也加入合作。
　　石油发展机构的资金由邦尼投资一半，麦卡特和约翰·奥伯恩各占投资额的1/34。此外，他俩还借给公司10万美元，言明由邦尼在5年内连本带利一并归还，否则公司由这两位股东接管。
　　公司开业后，邦尼任董事经理。第一年，他雇了两名优秀的助手，一个是初任公司秘书的施拉芙小姐，后来被提升为经理，她协助邦尼达30年之久；另一个是后来任加拿大卡加里分公司经理的罗顿。这两个人对石油业这一行都非常熟悉，有着丰富的经验。
　　有了强有力的助手，邦尼终于可以摆脱压在身上的那些繁琐细碎的工作，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到石油业这个诱人的行当中，大大地施展他的才能了。他广开财路，大力宣传，以种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各界大亨投资钻井。他向他们保证：1．三年内就能收回成本；2．以个别油井为单位，赚钱即可分红；3．优先偿还投资款项。这些条件使得各路投资者兴趣大增。
　　1958年3月，公司提出开发16口油井的计划，立即就有51名投资者参加，集资达50万美元。经过精心、艰苦的探测、打钻，一年以后，除7口井是干井外，8口井开始生产石油气，1口井可供开采石油。这一年的生产总值达225万美元，超过投资基金的4倍。公司和投资者都盈利了。
　　有了一次成功，公司的形象也随之树立起来，赢得更多的信任。于是他们趁热打铁，同一年年底又推出马沙利斯计划，以医生马沙利斯为主，准备开发13口油井，集资47.5万美元。结果，又一次大获全胜，13口油井中仅有4口干井，全年生产总值达300万美元。
邦尼的事业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完全一帆风顺，再顺利的人也难免会遇到挫折，邦尼也不例外。
　　前两次的巨大成功使邦尼野心大增，他觉得是自己时来运转的时候了。1959年，一项新的开采计划又匆匆上马。由于判断失误，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历时4个月所钻的油井全部是干井，整整损失了50万美元。这次失败也充分地说明石油行业难以把握和带有较大冒险性的特点。
　　从此以后，公司业务开始跌入低谷，不得不大量削减人员，最少的时候只剩下3个人。可是，邦尼并没气馁，他继续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停地奔波，积极寻找机会，寻找理想的采油点。他要像当年法兰·菲纳斯一样奋斗，争取东山再起。
　　可是，幸运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他的努力一次次宣告失败，在整整3年中，看不见一点起色，邦尼几乎要绝望了。这时候，一个机会姗姗而来。1962年，邦尼在得克萨斯州夏志郡发现了一块满意的油田，可钻98口油井，每天可保证产油60桶。这时，公司财务状况已经非常糟糕，无力直接经营了，只好以每口井4万美元的价格批给投资者。尽管这样，还是赚了75万美元，还清了债务又增加了职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股东麦卡特知道公司起死回生，赚了钱，就想把公司接管到自己手中来。他假称自己患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要求退股和还清他的债务，否则便要接管全盘生意。
　　邦尼识破了麦卡特的诡计，在罗顿的帮助下，与他讨价还价，最后决定以分期付款、每期5万美元的形式来还清他索取的35万美元高价，条件是让麦卡特退出公司。麦卡特同意了。
　　邦尼决定把“石油发展机构”改名为“麦沙石油公司”，开始向华尔街进军。
　　1964年2月，他采取了更大胆的行动，上市集资发行42万股新股，第一年营业额就达到150万美元，纯利43万美元。然后，又开展收购活动，收购了吉尔逊石油公司。
　　1967年，麦沙石油公司的股票每股价值35美元，而在3年前，每股的价格仅为6美元。最大的受益者是邦尼妻子的叔叔约翰·奥伯恩，他1956年仅投资1250美元，到现在已经拥有了700万美元的股份。与之相比，麦卡特1963年用诡计获得的35万美元就简直算不了什么了。
　　麦沙石油公司的成就也引起华尔街的注意，人们普遍认为这支石油股票有增值潜力，值得买进。
　　1969年，邦尼又开始另一项收购活动：收购目标是得克萨斯州的赫高顿石油公司。麦沙石油公司发行每股价值约8美元的新股来交换赫高顿股票，同时向愿意交换者赠送认购凭证，在未来的5年内可认购麦沙股票。这一着棋走得漂亮，年内收购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邦尼在华尔街的风云变幻中打了大胜仗。1971年，他的私人财产大约有1000万美元。
　　邦尼结婚很早，他的妻子是他的中学同学，叫莲·奥伯恩。他们结婚时，大学都还没毕业。婚后，他们一起转入俄克拉何马大学就读。也就在这一年年底，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狄波拉出世了。邦尼的父母虽然比较开通，对他们过早地结婚仍是不满意的。夫妻俩都没有收入，靠父母支持，日子终究是不太好过。大学毕业后，邦尼不过是个小职员，工资不高，直到他调往高伯斯镇后，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
　　邦尼是个很看重自己家庭生活的人，旦然他一天忙到晚，一有空闲，他总尽量和妻子、女儿们在一起，尽一切力量让她们快乐。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邦尼慢慢地发现自己与妻子相互间的了解并不深，他们的兴趣完全不同。邦尼全心全意从事石油事业，而妻子对此则是毫无兴趣，不闻不问，从来不参加他的活动。两人在一起没有什么话说。
　　虽然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安定，再也不用为生计担忧，但夫妻俩都很苦恼。同床异梦的生活并不幸福，但作为4个孩子的父母，他们都竭力避免谈到“离婚”这个字眼，为的是孩子，不想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邦尼加倍努力地工作，企图以事业的成就感来填补家庭生活中的不足。然而，他最后还是意识到感情生活的空虚无法填补，夫妻俩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矛盾到了无法调解的地步。1971年，邦尼终于和他的妻子离婚了。
　　1972年4月，邦尼又结了婚，第二任妻子是他大学时的老同学员亚。他们婚后生活相当和谐，夫妻俩兴趣相投，他们到加拿大卡加里的一个农庄定居，因为两人的名字都是B字开头，贝亚将这个农庄叫做“2B”。贝亚与邦尼前任妻子不同，她非常支持邦尼的工作，是他的贤内助。
　　邦尼不仅在华尔街施展他的才能，也积极进行其它方面的投资。办牧场是美国比较稳当的投资项目。1969年，他购入一个养牛2.5万头的牧场，由于经营有方，受益匪浅。稍后，他又买了一座养牛5万头的牧场。牧场发展很快，到了1972年，两座牧场共有牛16万头。1973年又增加了5000头。
　　不过，邦尼的主要事业仍旧在石油上面。从1973年起，阿拉伯世界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油价逐渐上涨，每桶石油从3美元涨到13美元，1979年涨到35美元，1981年则高达40美元。表沙石油公司的利润也扶摇直上，日渐看好，成了美国最大的独立石油公司，资产总额达20亿美元。
　　随着财源的滚滚而来，邦尼的收购活动也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
　　1982年12月，邦尼一生中最大的收购开始了，目标是当时美国排名第六的海湾石油公司。这家公司的生产基地在墨西哥海湾，当阿拉伯石油禁运时，也曾获得巨额利润。但1981年后，油价又暴跌，每桶从40美元滑回15美元，虽然它拥有200亿美元的总资产，年营业额高达300亿美元，但这个打击对它这种拥有4万职工的庞大公司来说，还是特别严重，难以承受。
　　收购行动历时半年，成交价132亿美元，约40万股票持有人，可在收购中获利65亿美元。1984年6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麦沙石油公司以80美元一股的价格收购海湾石油公司。
　　在获利股票持有人中，最大的股东是美国政府，获利20亿美元；另一家控股公司获利7.6亿美元。“麦沙”除发行新股外，由银行组成财团贷款。邦尼得到华尔街的支持后，又收购了当年他在那里做过小职员的菲纳斯石油公司。
　　邦尼的成功达到了顶点。
　　在美国，石油大亨不少，不过，像邦尼这样白手起家的却不多。像尤金吉提、高特兄弟都是继承家族的财产，依赖父荫成为巨富。邦尼的家庭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他的一切成功，全是他自己努力创造的。
　　如果他安于现状，害怕失败，不敢冒险，凭他的能力，在菲纳斯石油公司也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但他选择了自我奋斗的道路。他遇到过许多挫折，也曾几乎濒临绝境，但终于都被他闯过来了。现在，他前面的道路已经变得平坦宽阔，尽管还不能说未来没有一点风险，但他已经是一个成功者，这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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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7 PM

75.印尼钱王李文正


提起李文正，印尼与东南亚的华人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在印尼是仅次于林绍良的华裔金融巨子，被人们誉为“印尼钱王”。1983年，著名的《亚洲金融》杂志推举李文正为当年“最杰出的银行家”。他拥有5家银行，4家金融公司以及4家租赁公司。他创办的力宝集团是印尼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该集团的资产总值达30亿美元。他自己的私人资产保守估计至少也有12亿美元。然而，在30多年前，他创业打天下时，手中仅有2000美元。从2000美元到十几亿美元，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李文正1929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玛琅镇，祖籍是中国福建的莆田。在中学时期，他担任东爪哇华侨学校学生会主席，因组织学生参加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并帮助开展宣传及运送药物，被荷兰殖民地政府逮捕入狱。1947年被驱逐出境后，他返归故土，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哲学系。1949年他来到香港。50年代初，随着印尼政府渐趋稳定又重返印度尼西亚，定居雅加达。
　　这时，他父亲在雅加达开了一家蜡染店，生意尚可。父亲有意让他继承家业，阆蛩??诰???旧?獾木髑稀Ｄ闹??昙筒淮蟮睦钗恼?炊源瞬桓行巳ぃ??扌木??Ｔ?矗??淙焕??咨Ｄツ眩?幸桓鲂拍钊词贾詹槐洹Ｕ飧鲂拍畲?0岁起就开始萌发，那就是想当银行家。李文正成家后，即离开父家到岳父家开设的百货店中工作。未几，他又找到了一份船务代理的工作，干了几年业绩平平，也感到乏味，只是个人积蓄了2000美元。
　　正当李文正犹豫徘徊，不知该如何开创新事业之时，机遇从天而降。
　　2000美元对于当时的印尼人来说，可不算小数目，李文正也可称得上是个“大款”了。李文正有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知怎的，他那2000美元积蓄竟被人误传成20万美元。这个误传，开了李文正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但在无形中提供给李文正实现童年梦想的机会。
　　1960年的一个晚上，因营运不佳而濒临倒闭的基麦克默朗银行的经理皮拉马·沙里，受到误传的影响，登门拜访李文正，请求李文正投资20万美元，拯救这家银行。从当时的情况看，基麦克默朗银行的生机似乎十分渺茫，而李文正腰包里只有2000美元，但他当机立断，大胆地接受挑战，答应筹措这笔资金。在他看来，这正是跻身银行界的大好时机。李文正不同凡响之处就在这里。抓住机遇，就是抓住事业成功与发展的脉搏，就等于为创业奠基。
　　从何处筹集这笔20万美元的巨款呢？李文正想到了与他交往密切的福建同乡们。这些同乡在雅加达自行车制造与修理业中很有作为，占据垄断地位。李文正利用这层关系，及时筹集到了这笔资金。这使他不仅可以优先认购这家银行20％股权，而且还在该行任职。至此，他终于踏入了朝思暮想的金融殿堂。
　　李文正永远忘不了入行的那一天。他身穿一套崭新的西服，夹着皮包，第一次以主人身份跨进银行大门，顿时一种重新做人的感觉油然而生。
　　然而，对于半路出家的李文正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他甚至连资产负债表的左边一栏与右边一栏有什么不同也分不清。但他不懂就问，自行家到一般职员，他都尊为师长，勤于请教。不出半年，他便令人信服地进入基麦克默朗银行的董事会，后又坐上第一把座椅。
　　他虽然没有受过任何银行业务的专业训练，但他却具有银行家两项过人的才能——机警敏锐的市场头脑和超级推销员的本领。他凭借自己的直觉以及做小买卖的经验断定，要使基麦克默朗银行起死回生，必须打入到其它银行还没有想到的市场中去。他用独到的眼光，相中了雅加达庞大的自行车业这块别人没开垦的处女地。他以投资人的身份，来到自行车业中，争取客户。
　　“栽培客户，就是壮大自己。”这是经营银行的信条，也是他事业成功的秘诀。在雅加达一家华人餐厅，他召开了基麦克默朗银行第一次投资者会议。在会上，他用自己的语言给银行的定义作了确切的解释：“在我看来，银行业不是一种买卖货币的事业，而是买卖信用。由某人某处获得信用之后，再授予其他人。”由此，他说到做到，从不拖延，哪怕是借债也要给客户如期兑现，从而渐渐建立起基麦克默朗银行的信誉，影响也越来越大。经过3年的奋斗，这家银行终于扭亏为盈，并获得巨额利润，走上了蒸蒸日上的大道。
　　李文正首战告捷，令银行围内人人刮目相看。但他并不满足，他要稳扎稳打，敢于竞争，以此为基石，去实现自己金融帝国的梦想。
　　1963年至1971年，他先后将发发可危的印尼宇宙银行和繁荣银行救活，然后以这两家银行为基础，与亲友合资购并了工商银行、泗水银行，组合成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李文正拥有30％的股份，并担任执行总裁。经过4年的努力，这家银行发展成印尼最大的民营银行，资金达376亿印尼盾。
　　李文正就像魔术师一样，将一家家濒临倒闭的银行理顺、搞活，并滚动式发展。他由此而被新闻界和银行界誉为“医治银行的专家”。
1975年，李文正由于与部分股东个和而辞去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执行总裁的职务。此前，由于他在金融事业上频频告捷，早已引起他的同乡——印尼首富林绍良的注意。他刚一辞职，林绍良便邀他出任中央亚细亚银行董事及总经理。当时，中央亚细亚银行的实际规模比李文正创办的泛印度尼西亚银行小得多，资产额只有泛印银行的1/333，存款额也只有泛印银行的1％。可是这家银行是林绍良的财政支柱，有林氏集团庞大的实体作后盾，该行的业务发展潜力极其巨大。这就为英雄提供了用武之地。正因为如此，李文正爽快地接受邀请，入主中央亚细亚银行。
　　李文正把中央亚细亚银行作为自己的拳头银行来经营，他的聪明才智和大胆决策而又稳扎稳打的经营作风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李文正的精心操作下，在林绍良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这家银行就像破土春笋般地茁壮成长起来。仅仅3年，中央亚细亚银行就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营银行。到1983年，中央亚细亚银行的资产总额比原来增加332倍，存款额增长1253倍，在全印尼设有32处分行，遍布印尼各大城市，形成全国最大的私人银行网。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台北和新加坡以及美国的加州、纽约州、阿肯色州也都设有分支机构。至此，中央亚细亚银行已成了公认的东南亚最大的银行。
　　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成功，使李文正树立了跻身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念。他又在酝酿自己的海外扩张计划，他要建立自己的跨国金融公司。
　　他首先把触角伸向香港和日本、美国等地。在香港，他创立了斯蒂芬财务公司。该公司拥有美国第六大投资银行，并附设有2家大财务机构，其中一家在雅加达，名称是斯蒂芬国际租赁公司，由斯蒂芬财务公司与印度尼西亚商业银行各投资一半。通过斯蒂芬财务公司，李文正还取得了香港一家华人银行的一半股权。在美国，80年代初他就购买了亚特兰大银行的30％股权。美国旧金山的希伯尼亚银行虽然是林绍良旗下的公司，但李文正是管理这家银行的委员会主席，在经济上有直接联系和利益关系。80年代初期，印尼的圆木及胶合板产量很大，大量销往美国，贸易额一年达40亿美元，其中李文正占25％，成了在伐木业和木材对美贸易中大赚其钱的银行家。
　　80年代后期，李文正与林绍良再度合作，创立了力宝集团公司，主要拓展海外业务。该集团由李文正任董事长，除李文正和林绍良是大股东外，印尼总统苏哈托的长子和长女也各拥有16％的股权。
　　如今，力宝集团在国内外的资产已超过60亿美元，属下有40多家公司，其业务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金融、房地产、制造和修理业等。金融业务占整个集团业务量的70％，拥有资产达700亿印尼盾的印尼商业银行，还有中央亚洲银行、BNP力宝银行、力宝金融澳洲公司、美国加州力宝银行、香港华人银行、东海力宝银行等。在其它金融领域，有BNP力宝租赁公司、信孚力宝财务公司、大和力宝租赁公司、力宝太平洋财务、力宝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东方财务公司、力宝财务公司等。力宝银行是力宝集团在国内的骨干企业。论资产，系印尼第三大私营银行；论分行家数，居印尼第二位。截至1990年，该银行在印尼的分行已增至151家。香港华人银行则是力宝在海外的“旗舰”。据1989年的统计，该银行的资产已达40亿港元，其存款额是香港同业中发展最快的，而在贷款及其它商业银行业务方面，增长率也高居第二位。特别是1991年9月，华人银行与香港政府达成有条件收购香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协议后，更使其名声大振，充分显示了力宝集团在经济和管理上的雄厚实力。
　　房地产是力宝集团在走向多元化的进程中最为活跃的一个行业。在印尼国内，统筹房地产的力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票1991年7月在雅加达股票市场上市。而在香港，力宝集团属下的力宝物业公司，1990年在香港地产市场的投资总额就达20亿港元；1992年，又参与3宗总额为18亿多港元的交易。此外，力宝集团还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发展房地产业务。
　　李文正做生意好以静观动，不喜欢把宝押在没把握的风险上。他的成功来自他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又来自他奇特的眼力。他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断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机会与前景可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为此，他在90年代初便对香港这个通往中国大陆的窗口和桥梁加紧了投资活动。1991年，力宝集团以1.35亿港元成功地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万众财务公司，并购置了一批物业。1992年力宝集团更是在香港开展了一连串的收购活动。一是扩展金融业务。首先全面收购了香港华人银行99.73％的股权，使华人银行完全置于李氏家族的控制之中；其次，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亚洲证券，将集团业务扩展到财务及基金管理。二是开拓地产经营。力宝集团接连购置了几处物业和一家地产公司，使地产物业的盈利占该集团1992年收益的50％。三是发展实业，收购了德信国际公司等实业。至此，力宝集团在香港的基本构架已经确立，实现了从单一银行业务向多种金融服务、地产和实业投资的多元化发展。仅1992年，力宝集团在香港的纯利润就达2.11亿港元。
　　在香港这个桥头堡站稳了脚跟后，李文正便开始了进军中国大陆的宏大计划。
　　李文正在他的创业生涯中，有一件事一直使他牵肠挂肚，那便是祖国的经济发展。祖籍福建的李文正对中国大陆倾注着特别的感情。他说，在他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比听到中国经济要腾飞的消息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现在是他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这片热土上的时候了。
　　自1992年以来，力宝集团就开始在大陆的金融、大型实业投资及房地产方面大展拳脚。在金融方面，除了成立深圳华侨银行外，力宝集团的华人银行也在1993年初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在实业投资方面，主要集中在福建和山东。在福建省，力宝集团开发的循洲湾基础设施建设及循洲岛旅游度假风景区，总投资达100多亿港元。在山东省，力宝集团与山东签署协议，今后5年内投资10亿美元用于发展电厂、码头等基础设施及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仅仅是李文正向大陆投资的开始，好戏还在后头。
　　李文正的投资重心正在向香港和中国大陆转移。他站在香港华人银行大厦里，不无自豪地预言：“21世纪亚洲的经济中心必将是中国！”可以想见，李文正未来几年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计划将更为庞大。这也充分体现出这位杰出的华人银行家对故乡的一片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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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8 PM

76.吉姆沉浮记

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个名叫吉姆·斯特莱的亿万富豪，此人掌握着资本达2.9亿英镑的大帝国：斯莱特一沃尔克证券有限公司。在当时，2.9亿英镑是吓死人的大数目了。吉姆是英国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他的“联营集团”成了“赚钱”的同义语。
　　可是后来，一夜之间肥皂泡破灭，市场崩溃，联营集团倒闭。吉姆的800万英镑化为乌有，还欠下100万英镑的债务。但是他最后又从商海中浮了起来。
　　就是这个吉姆，发明了“破产富豪”和“负百万富翁”的名称。吉姆是怎么发了大财又失去了，最终又失而复得的呢？让我们先从他的身世说起。
　　吉姆是个独生子，生长在伦敦北区，1953年24岁取得了会计师资格。他很早就在公司的管理方面显示出才干。起切他在一家亏损达4万英镑的公司里工作，由于他在经营管理和商业技巧方面的特殊资质，只一年时间就使公司扭亏为盈，并且净赚2万英镑。
　　初尝成功甜头的吉姆辞职去办自己的公司，谁知出师不利，才3个月就一败涂地。这是他的头一次失败。
　　欠了一身债的吉姆，在一家公共汽车和马车车身制造公司里干了3年，升任为该公司销售部经理。大约一年以后，他因为长途奔波推销产品而病倒。在住院治疗和康复期间，他琢磨出了一套他的“祖鲁人原则”。这条原则的意思是：只要选择一个比较狭窄的课题反复钻研下去，就会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比如说，你在《读者文摘》上看到一篇有关祖鲁人的文章，仔细读过之后，你就比你这条街区的人对祖鲁人要知道得多些。如果你再跑到图书馆把有关祖鲁人的书籍都借来看，你就知道得更多。如果你去南非到祖鲁人住的地方继续研究，你就比英国仟何一个人对此题目知道得多些。
　　吉姆说：“重要的是，因为祖鲁人是一个比较狭窄的题目，你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他。正如激光束要比霰弹枪更好一样，是相同的道理。”
　　吉姆的想法是把祖鲁人原则用到证券市场上去。为此，他仔细钻研较为狭窄的净利收入领域，而不去研究公司的资产。他把他的全部钱财都购买他认为有前途的一家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分散冒险。他投入2800英镑，干了3年之后滚成了5万英镑。
　　他一边业余玩股票生意，一边先后在几个公司里任职，从一家公司的商务经理到另一家公司的财务经理。1964年春，他放弃了莱兰集团前途无量的职务，专于投资事务顾问。这时他结识了前运输大臣沃尔克。
　　起初吉姆做些小额的证券生意，他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不到半年他弄到了做大笔证券生意的特许状。半年之后，吉姆——沃尔克证券有限公司成立。公司开业之后，他对银行、投资和工业方面都有浓厚兴趣。如此经过7年，公司成了欧洲屈指可数的大财团；1972年，又拥有2.9亿英镑的资产，所经营的公司从事银行、地产、保险、工业和投资管理。
　　到了1973年，证券市场崩溃，银行发生危机，地产市场关闭。两年内，这艘大船就沉没了。1975年10月，吉姆从公司辞职出来后，不但成了一名破产富豪，而且还面临新加坡政府的刑事起诉。吉姆背了100万英镑的亏空，新加坡政府先后向吉姆等人发了15次传票，要求引渡。英国政府也对他发出了逮捕状。法庭后来作出了有利于吉姆的判决，拒绝引渡，可是吉姆为这事已耗费了1年的时光。
　　吉姆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许多问题搅到一起，实在叫人为难。突然之间，你从800万变成负100万。这时还要养家糊口，又来了引渡的威胁。跟一个国家打官司可不容易，因为法院是不想对它说个不字的。”
　　吉姆这一跤摔得好惨。除了吃官司，就是权势、地位和金钱的丧失。此外还有欠债。吉姆认为“就在这种时候，最能识别真假朋友，这时候我没有碰到多少让我不愉快的朋友。”他的朋友们也说，“吉姆走红的时候对人好，因此他走下坡路的时候，人家也对他好。”
　　但是交朋友是一回事，生意场中的人际关系则是另一回事。就拿股票市场来说，经纪人是不想和买卖股票的人联合起来的。金融界作为一个整体，是只认合同不认人的。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跟你联合或者给你支持的。
　　吉姆其实并不是从800万英镑一下子变成负100万英镑的、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商场如赌场。吉姆这个人不计较走什么样的路，他只注意后果。他刚栽了跟头，辞去了董事长的职位，立即又投入生意场，进行新的“赌博”。他到一家制造窗框的公司去工作，又做起了捕鲑鱼的生意。
　　做生意就需要钱，要用钱支付员工薪金和日常开支。吉姆比别人会算账，他说：“我的负100万是由正200万和负300万构成的。因为我有200万英镑的资产，如农场和藏画之类，但欠300万英镑的债务。这300万是向一家银行、一家保险公司借来的，用我的农场和藏画作抵押。我已经赔光了自己的股票，因此我只好上门找他们贷款。”
　　吉姆头一个找的是联合证券银行，他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去见经理及其手下两名职员，见面寒暄之后，吉姆感到窘迫难堪。他故作潇洒地脱下大衣就说，如果你们要对我采取强硬措施的话，就把这件大衣拿走吧。经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还不至于这样。
　　吉姆开口借钱了，他说：“我有个计划把钱赚回来，就看贵银行肯不肯扶我一把了。门外有我的一辆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那是一辆旧车子，可是依然很漂亮，我还雇有一名汽车司机。你们如果硬要我卖掉它抵债，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样一来就影响了我的信用，因此就影响了我把钱赚回来还你们的能力。你们可能向上也可能向下，就看你们走哪条道了。”
　　见银行经理举棋不定，吉姆又说：“这是一个极简单的方程式，你们要么贷款给我让我东山再起，要么欠你们的巨款就永远收不回去了。”银行经理终于同意了，说：“好吧，我们支持你，但要经常监督你。”吉姆说：“我每个月都写信向你们报告情况。”吉姆说得很轻松。其实那是因为他在金融界久负威名，一贯以善于捞钱著称，因此人家才会答应贷款给他。办成了这件事后，吉姆又去找保险公司，也多少贷到了一些款子。
　　吉姆逐渐卖掉他收藏的名画，接着又把农场卖了。农场价钱不低，赚了一大笔，可加在一起还是亏欠100万。他的头等大事是尽量减低利息。因为总欠300万，农场和藏画卖的钱是不能乱动的。而要交纳的利息却高达30万至40万英镑。
　　吉姆背着100万债务，还要支付利息、生活开支和雇人的开销，外加租用写字楼的费用。他细算了一下，在三四年内，至少要??50万才能还清那100万的债务。在亏欠100万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
怎么办呢？至少怎么下手呢？吉姆先后做了三件事：头一件事是稳住债主；第二件事是维持信用；第三件事是设法赚钱。幸运的是，有个名叫罗兰的朋友愿意同他合作。他们合办了一家公司做房地产生意。公司买下了伦敦巴特西附近的一座大厦，共有192间单元套问。他们先付出30万英镑买下，转手以100万卖出，赚了约70万英镑。然后他们又买下了巴克利大厦，付出50万英镑，6个星期后以70万英镑转手卖出。
　　与此同时，吉姆还写书。他有4个孩子，市面上为孩子们出的好书不多，他就为孩子写书。这也赚了一些钱，但是不多，可却是无本生意。他统共写了29本书，其中有些只是不到1000个字的小册子。
　　吉姆一边做房地产生意，一边写书，又想重新涉足股市。但是他的合伙人罗兰对股票生意不积极，两人为此各奔前程，罗兰连本带利提走了他的钱。
　　这时吉姆仍然欠债，用分期付款方式还债。他在股票生意上赚了些钱，用赚来的钱去填以前的窟窿。他还债拖了很长时间，有四五年光景，利率很高。银行没有给他一点优惠，他们知道吉姆这人守信用，会还清债务的。
　　吉姆终于把100万债务连同利息全部还清了。随着欠债的归还，他的信心也在增强。
　　这时吉姆开始对黄金感兴趣。
　　他的一个朋友想创建一个金矿，那朋友说北美洲的金矿开采价值高。吉姆和一些友人共筹集了100万美元。那朋友比吉姆下的注更大。这家金矿叫做百年矿业公司。他们物色到一位具有丰富开矿经验的人。他们和一家名叫美国矿业勘探公司的美国公司做成了一项交易，这是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这桩交易做得很漂亮，他们以100万美元的公司资本，做成了一笔2200万美元的交易。
　　到1985年，他们把那家公司以30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了一家著名的加拿大矿业机构。
　　从1973年起，吉姆也涉足过渔场。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赌博”，因为渔场的风险很大。他买下的渔场是一段河流，有几公里长。他可以在这段河流的任何水域里捕鱼。渔场在苏格兰，吉姆的公司名叫鲑鱼资产公司。后来公司又买下了几处渔场：泰晤士河2处，安嫩河1处，埃查格河1处。买这些河段的捕鱼权花费了几十万英镑。
　　吉姆花几十万英镑仅仅是买个捕鱼权，别人都把他当成大傻瓜。谁也不愿意让大笔的钱陷到捕鱼中去，一般的捕鱼爱好者，只不过在一年里想去捕个把星期鱼而已。但吉姆却认为这个投资值得，他反而说他能“利用人们的无知”来赚钱。
　　在吉姆到来之前，埃查格河和安嫩河的河口上还扎着网，鲑鱼不能由此溯流而上去产卵。吉姆买下河段后就下令把同撤掉了。以前在河口扎了网的河上，平均每年捕到23条鲑鱼，吉姆把网拿掉后，当年就比别人多捕了142条鲑鱼。鲑鱼是一种极其名贵的鱼，每条可卖3000英镑。3000英镑乘以多捕的142条鲑鱼，就是40多万英镑。
　　从此之后，吉姆在加拿大的米拉奇又买下了一处最美丽的渔场，大小共600英亩，内有一个高尔夫球场，一个速射靶场，还有许多鱼。他说他仅在18天里就捕到144条鲑鱼。他是花25万美元买下的，不用费什么劲，轻而易举就能卖到200万美元。
　　吉姆在做渔场生意的同时，还涉足石油、黄金和卫星通讯买卖。人们跟他谈投资时，发现他有一个怪癖，他不谈赚多少英镑或美元，而只讲百分比。他说，如果你投资1000英镑，在一星期内赚了130英镑，那不坏。如果一年之内赚130英镑，利润只有13％，那还不如存银行吃利息呢。如果投资1万英镑，那利润就只有1.3％了。
　　吉姆的兴趣也很广泛，他同时还是个玩牌高手。桥牌、15字戏，21点，他都精通。他把玩牌的法则运用到经商上。根据以往栽跟头的教训，他得出个经验，先下小注，亏本即止。对于经商来说，即使看上去准赢，也要考虑到或许出现万一亏本的可能，同此，他总结出4个字．那就是：趋利避害。
　　吉姆做生意，从不愿意人云亦云随风倒。他说，当人们都说这是一笔好生意的时候，正是我不想干的时候。
　　在商海里沉沉浮浮的吉姆，如今又恢复了元气。他喜气洋洋，变换着做他的生意。他现在又转到美国市场上来了。
　　吉姆卖掉了在英国的产业，离开了英国市场。他现在没有股票了，在思想上已经成了一个美国人。他说，他宁愿选择美元而不选择英镑，宁愿做美国投资生意而不做英国投资生意。他认为那是一种更好的“赌博”。他更喜欢购买道─琼斯股票，更喜欢买进美元。
　　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不想再走老路了。现在这条路安静、有趣，而且赚钱，很合他的口味。这条路是一场很有趣的赌博，是一种靠技巧的赌博。
　　吉姆认为他的运气平平，一般。他不认为他的命运有多好，他也不记得曾碰到过特别大的幸运。让他记忆深刻的倒是他曾发明过“负百万富翁”或“破产富翁”这个名称。同样，他也不怨天尤人，那就像打桥牌或玩什么东西一样。你坐下来玩牌，某些人总是抱怨牌运不好，总拿坏牌。吉姆说，我想一个人不会总拿坏牌吧，人们总起来算是处于中等水平的。
　　吉姆说：“如果某人在某处交上了大大的好运，那么我认为他并不一定会再交上好运的。”
　　有朋友开玩笑地问吉姆：“可是，如果……如果你老兄又亏欠100万怎么办？你还能再爬起来吗？但愿上帝保佑不发生这种事……”
　　吉姆叼着雪茄烟，望着窗外纽约的摩天大厦一笑说：“我刚才不是说了，一个人交过一次大大的好运，并不一定会再交上好运的。同样，一个人交过一次大大的坏运，就不会再交坏运了。因为我已经吸取教训了。”
　　吉姆吐了一口烟，又接着说：“至于说我假如又亏欠了100万能不能再爬起来，我想，那要难得多了。因为经过两三次折腾，我的信用已经受损了，而且精力也消耗光了。想要东山再起，那是需要精力和活力的。精神压力也大，身上背着100万英镑的债，再加上利息，意志稍不坚强的人就会被它压垮！因破产而跳楼的老板还少吗？”
　　那朋友又问吉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吉姆笑着说：“小心玩我手里的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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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9 PM

77.乱世英雄沃尔特斯

赫赫有名的世界工业大亨、英国石油公司总裁兼总经理沃尔特斯，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出身于一个堪称知识型的工人家庭。他的两个祖辈中，一个是警官，另一个是教师。而他11岁时，就通过初中入学前预试，进入伯明翰爱德华国王的第四中学学习，12岁时，又进入爱德华高级中学。在学校时，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对功课和学校都很喜爱，他求知欲旺盛，广泛阅读名着。希腊语、拉丁语和古代史、法语的成绩都是A。
　　沃尔特斯起先想过要当一名律师，并且在伯明翰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他认识到从事法律工作收入有限，赚不到大钱，于是决定从事一种与金钱有直接关系的事业。因此，上大学不到两周就改学商学。可以说他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且在此道路上获得了成功。
　　沃尔特斯曾在英国皇家陆军运输队服役，担任过排氏。就是在那时他成熟起来，对他来说要管理好手下的人的确是一个考验。他在英国受训成为一名高级预备军官，并获得最佳学员称号。他自己曾经说过，作为预备军官的训练和币幻??俚氖导??运?纳?罘绞接胁豢傻凸赖挠跋欤?馐顾?鲜兜焦鄄炷芰Α⒈泶锬芰Α⒐奈杷?硕分镜闹匾?浴Ｕ馄诩渌?苟土读似鸩荼ǜ娴哪芰ΑＵ?蛭??鸩莸谋ǜ嬗诰焕?洌?渚涠荚诘阕由希?攀顾?蘸蟠邮缕笠倒ぷ魇保??鹩⒐??凸?旧喜闳宋锏淖⒁狻?
　　1954年10月，沃尔特斯从国民军直接退役到英国石油公司，开始了他真正的企业家生涯。当时英国石油公司把他分配到公司总部，他只是60名小职员中的一个。开始，他们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挥一个大学生的本领。沃尔特斯干的工作很低级，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每天都在手工操作的计算机旁，谈论狄更斯小说中的主人公克拉奇特干的那种杂活。当时他常常在办公室周围徘徊，暗自惊叹他的同事们都比他更能胜任工作，他们操作起计算机来简直快得如离弦之箭。
　　沃尔特斯是在英国石油公司有史以来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进入公司的。当时英国本土没有发现石油，英国石油公司在1909年，即伊朗首次发现石油后的第一年，用着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的名称。到1951年，它已在伊朗雇佣了7500人。由于职员的工作条件没有保障，合同期未满就解除合同，并且没有和伊朗政府达成赔偿损失协定，该公司只好被迫停止它在伊朗的全部经营活动。1954年，沃尔特斯申请来公司工作时，伊朗、美国、英国正在举行谈判，并且最终达成协议。英国石油公司和伊朗政府通过谈判，签订了联合协议书，两个月以后，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改名为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沃尔特斯这位未来的公司总裁的根基相当稳固。他在总部干了几年，就到公司中心供应部，该部负责计划、船只运输、石油分派、后勤工作，即把原油运到条件较好的炼油厂，生产出最佳的石油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提拔为副处长，半年后又被提升为处长。又过了一年，即他在公司干了4年之后，他被提升为经理助理。5年后他被派驻纽约。
　　沃尔特斯带着妻子来到纽约。但几个月后，美国强行收回石油进口的控制权，这样他几乎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没有虚度光阴，他利用这段时间广泛研究美国石油业。随后他在英国石油公司驻东京办事处干了两年，又回到伦敦。他本应该在东京干4年的，这时伦敦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供应分配总部的一个同事去世了，另一件是该部门的一个官员跳槽，跑到一家在伦敦新开业的美国石油公司去了。这在英国石油公司历史上是第一次。公司便叫沃尔特斯暂时留下来，帮助解决难题。
　　沃尔特斯并不想在伦敦留下来，他曾经委婉地问公司经理：“经理先生，我想要不是我和妻子要在伦敦购置一套房子住下来的话，我肯定能在东京创造奇迹。”而得到的答复让他吃惊：“你难道不知道公司早把东京的差事交给别人了吗？”他从此在心里就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应该尽量避免碰钉子，少寻烦恼。他于是安心留在伦敦工作。这4年非常重要，主要是因为英国石油公司正抢在其它石油公司之前，使它的石油供应及其炼油生产电子计算机化。作为经济学家的沃尔特斯，正致力于分析与这场石油技术革命相关的各种因素和资料。此刻他已担任中心供应部门经理。他获得这个职位，是因为他的前任在尝试计算机化过程中，患了神经衰弱症。
　　由于沃尔特斯敢于创新，精明能干，公司已经开始把他看作是一个能够得心应手地应付各种挑战的新秀。又过了大约两年，分公司老板对他说：“沃尔特斯先生，你再到纽约夫工作，怎么样？”他同意了，不过此时他并没料到，这次去纽约对他的前途是多么的重要。纽约的事务相对来说比较清闲，但是他作为公司商务部副总裁，可以享受到极大的特权。他在纽约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其它石油公司，调查他们的生产情况。他有权翻阅来自伦敦公司董事会的所有文件和批注，这些都是通过官方送到纽约的，以便他能够了解到一些情况和变化。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全面了解整个公司各方面的情况，而在此之前，他只局限在自己狭小的领域里。当时的公司总裁希里奇曼或者总经理们来纽约时，常常对他说：“沃尔特斯，我想去见埃森公司总裁或副总裁，你最好陪同我去，一道和他们谈判吧。”会见石油界的大人物，是令人神往的。这是一举两得的会晤，石油界的巨头们逐渐熟悉了沃尔特斯这个人，这为他后来成为英国石油公司的第一号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纽约呆了两年半后，沃尔特斯于1967年5月回到了伦敦，当时正是中东爆发“六·五”战争的前夕。他本应到中心计划部的，然而他却被任命为总经理助理。这时公司董事会成立了一个应付日常战争的委员会，由一名副总裁负责。沃尔特斯专门负责照料所有运油船只和租船方面的事务。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军对埃及空军进行了突然袭击。经过6天的战争较量，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整个西奈半岛，同时还控制了整个苏伊士运河。然而这才是整个战争的开始。3个星期以后，埃及人在塞得港南面10英里处对以色列军队进行了一场伏击战，从此便打响了“拉锯战”的第一枪。英国石油公司被迫绕道非洲南端把石油运往西方。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钟，沃尔特斯正在自家屋前修整草坪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公司租船部主任急切地向他请示：“油运公司大老板奥兰色斯先生刚打电话来问，要不要租他的油轮？”沃尔特斯问道：“要全部租用吗？”他知道奥兰色斯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油轮的总载重量达到250万吨。租船部主任说：“是的，他已经把全部油轮都集中到一起，要么全租用，要么一艘也不租。他要我们在今天中午之前必须拿定主意。”“让他推迟到星期一等答复，怎么样？”“不行，他说今天中午之前必须给答复。”沃尔特斯挂掉电话，心里想，现在即使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在，他们也不愿立刻做出决定。奥兰色斯这家伙想趁中东战争大捞一把，要价很高。但是本公司要想把中东的石油运到西方，唯一的办法只好绕道好望角。他考虑来考虑去，便毅然打电话给船运部主任，指示说：“你告诉奥兰色斯，我们租下他的所有船只。”殊不知，他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啊！
　　沃尔特斯作出这么个大胆的租船决定，连妻子都感到吃惊，弄不好，这会毁了自己的前途。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力是正确的。到了星期一租用油轮的价格就不断上涨，一周后，价格已翻了倍。沃尔特斯不久也因此获得奖励。不久后他就被任命为供应部总经理。
1971年，英国石油公司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体制改革，下设四大分公司经理，其地位仅次于董事会，沃尔特斯被任命为负责西半球事务的总经理。1972年底，当沃尔特斯准备乘飞机去加拿大时，公司总裁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公司打算在总经理退休后，让他接任。这时他才41岁。虽然成功是他梦寐以求的，但是当成功真正降临到他身上时，他又是那么惊奇。他承认爬上公司最高一层历尽了艰辛。他在公司呆了整整8年，更换工作12种，这期间他已成为3个孩子的父亲了。毫无疑问，他和所有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他时常在外面奔波而让妻子独伴孤灯，对此他深感内疚。他和妻子都不是伦敦本地人，家却安在伦敦，因而得不到父母姊妹的照料，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忍受的。
　　在整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制定的石油价格，冲击着英国石油公司，并且切断了对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供应。1971年卡扎菲上校宣布利比亚实行石油国有化，尼日利亚于1979年也跟着仿效。这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常常以石油作武器打击西方国家。因此到了1980年，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供应量，由1972年的2.4亿吨下降到1.49亿吨。挫折激发了公司尽快开掘北海石油的斗志，公司终于在1975年在英国北海大陆架上开掘出第一批原油。
　　英国石油公司的油田开发，得到了英国最大私人银行集团3.7亿英镑的投资。这是该银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投资。开发北海油田可以说是英国石油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沃尔特斯担任总经理后，促使公司从传统单一的石油公司，转变成一个地域广泛的多样化企业。公司兴办了煤炭、矿产、天然气、营养食品、清洁剂、计算机体系、电讯电报等一系列的产业。
　　和其它大企业一样，英国石油公司也面临着领导班子更替问题。公司的上层人物都有一整套的战略决策。沃尔特斯担任总经理期间，竞争总裁的交椅已到了白热化程度。总裁斯笛尔即将退休，但他在同一天任命沃尔特斯和莱德罗为副总裁。这是不是总裁有意识地让他俩彼此竞争呢？他还出人意料地向职员们发表了一篇备忘录，宣布以后再决定谁是他的继承人。这在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全公司职员中也成了热门话题。此时莱德罗59岁，沃尔特斯49岁。按传统来说总裁可干到65岁，按资排辈来说，莱德罗资格要老得多，况且前面两任总裁都是59岁上任的。莱德罗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干满一届后，沃尔特斯才55岁，再接替自己也不迟。但沃尔特斯也是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是公司最优秀的，他能应付各种各样的挑战。事实上他也确实当之无愧。
　　沃尔特斯终于击败了竞争对手莱德罗，坐上了英国石油公司的第一把交椅，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石油大亨。沃尔特斯的总裁办公室设在英国石油公司三角形塔楼的第32层，房间很大，陈设着传统家具。透过窗帘，可以俯瞰泰晤士河。他此时50出头，6英尺高的个头，很壮实，满头灰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的，一副现代派的金丝框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给人一个处事非常谨慎的感觉。他两臂时常放到略为富态的上身上，身穿一套英国企业家传统的西装，两手显得小巧玲珑，笑起来颇有魅力。
　　从1981年起，沃尔特斯开始担任英国石油公司的总裁兼总经理，他将连任两届，在位10年。他牢牢掌握了公司的最高权力。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雇员大约13万人，是世界上第六大公司，营业额曾达400亿英镑，盈利为36亿英镑。它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在整个英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沃尔特斯的生活作风就是沉默寡言，许多人对他没什么了解。80年代初期，大多数职员虽然知道公司面临了困境，但完全没意识到它的严重性。早在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时，公司就潜伏着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此时高额的石油价格使公司营业额急剧上升，职员们不相信威胁正在袭来。然而，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事实上英国石油公司的确已陷入了困境。沃尔特斯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担任公司掌舵人的，他将使其免受触礁的危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像一位将军接管一支好像是打了败仗的军队。
　　英国石油公司当时缺乏主见，只顾眼前利益，基本上采取回头观望的立场。沃尔特斯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旧的体制是直线式的，好比一座金字塔，总裁坐在塔顶指挥公司的运转。这种死板的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的商业竞争。沃尔特斯把它改成“太阳系”式的管理方式，总裁就成了各个分公司心目中的“太阳”了。各分公司好比“行星”，既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又必须围绕太阳转。沃尔特斯当过兵，他认为企业和军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作为一支庞大员工队伍的最高统帅，就要既有战略决策，又要放手让部下打好战术上的每一仗。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有过一句著名的俏皮话：“不断打击德国王八。”沃尔特斯也有一句警世之言：“我们决不能让竞争对手‘兵临城下’，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既不是垂人也不是圣人。”
　　英国石油公司在沃尔特斯的领导下，事业兴旺发达，业务蒸蒸日上。而沃尔特斯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工业巨头和石油大亨，仍然和往常一样，对人彬彬有礼，平易近人。星期天照样修剪自家门前的草坪，照样和妻子在树林里散步。他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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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29 PM

78.报业大王默多克

鲁珀特·默多克在世界上的知名度，绝不亚于美国总统克林顿或是摇滚歌星麦当娜。他是世界传播业的头号大老板，其资产估计不下120亿美元。而1911年去世的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其资产按今天的美元折算总共才2.8亿美元。
　　默多克1931年3月11日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30英里的一个农场，他是4个孩子中唯一的一个男孩。默多克的父亲是苏格兰移民，42岁才结婚，新娘只有19岁。
　　1949年，青年默多克在澳大利亚一所中学毕业后，进入英国的牛津大学学习。据说，在大学里，在他房间的窗台上摆着心目中崇敬的政治伟人——列宁的胸像。
　　在默多克离家赴英国牛津求学期间，他的父亲已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报人，主办着包括墨尔本的《先驱报》在内的4家报纸。1952年秋，默多克的66岁的父亲死于心脏病，把他的责任过早地卸在了唯一的儿子肩上。
　　默多克返回澳大利亚，竟出乎意料地发现父亲的资产存在某些混乱，几家报纸在财政上正陷于困境。他说服母亲，保住了两份报纸没有转让。他又到伦敦《每日新闻报》参加了蚨痰呐嘌怠７祷匕拇罄?呛螅??嗫说Ｈ瘟恕缎挛疟ā泛汀缎瞧谌沼时ā返某霭嫒耍?馐?953年，他刚满22岁。
　　那时，他所在的阿德莱德的人口已接近50万，成为仅次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当默多克开始管理《新闻报》时，他发现父亲生前尽管是个天才的记者，却并不是个真正的企业家，报纸几乎没有盈利可言。这位年轻的出版商立刻全身心地投入报纸的日常工作，拟定标题，重新安排版式设计，泡在排版、印刷车间弄得满手油污，他什么都干。
　　默多克工作起来就像发疯，写文章，定标题，设计版面，捡字排版，样样他都亲自插手。他不管董事会其他成员或有关编辑的反对，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干下去。几年之内，他将《星期日邮报》同最大的竞争对手《广告报》合并，并且使《新闻报》获得极大成功。
　　在阿德莱德的成功使默多克增强了信心，他决心扩大影响。他听说珀斯市的《星期日时报》经营不善，濒临倒闭，便决定兼并它。珀斯市在澳大利亚西海岸，人口35万，从阿德莱德到珀斯乘飞机需6小时。结果，默多克筹措了40万美元兼并了这家报纸。默多克的一位朋友感慨地说：“他总是能够利用别人口袋里的钱把事办成。”
　　默多克每个星期五飞到珀斯市去视察那里的工作。他使《星期日时报》脱胎换骨，从标题制作到版面安排都有变化，向珀斯市居民展示出一副大胆鲜明、色彩丰富的全新面目。很快，该报发行量迅速增加，企业扭亏为盈。
　　就在这一年，刚满25岁的默多克同帕特里夏结婚。他们婚后第三年生了个女孩，取名普鲁登斯，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孩子。他们的婚姻谈不上幸福，最终不得不在1965年分手了。
　　年轻的报人默多克迈出了事业成功的第一步，他已经组成了阿德莱德和珀斯两市的小小报业集团。默多克摩拳擦掌，又准备向首都悉尼乱糟糟的报业界宣战了，而且他还想挤入激烈竞争的电视业。电视经营许可证是由澳大利亚广播局管理的。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较量，默多克得到了阿德莱德的TV—9电视台。一年之内，这家电视台赢得了相当多的利润。
　　默多克挑战的目标是悉尼报业的三个强有力的巨头——费尔法克斯、帕克和诺顿家族。他们控制着悉尼的报业市场。主要的报纸有费尔法克斯控制的《先驱早报》、《太阳晚报》，帕克公司的《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诺顿控制的《镜报》。《镜报》由于经营不善，诺顿把它卖给了费尔法克斯；但费老板仍无法把它办好，就又转手卖给了默多克。成交价400万美元。对一个29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
　　默多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拼命工作。他以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伦敦的《每日镜报》为楷模，重新塑造悉尼的这张小报。随着《镜报》地位的巩固，默多克又不停顿地扑向新的目标，他想创办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但直到那个时候，澳大利亚的全国整体性意识还比较差。悉尼人口已达200万，而整个澳大利亚也不过刚达到1000万。著名的悉尼歌剧院还未竣工，大都市的表皮下透出无所不在的小市镇乡土气。创办一份成功的全国性报纸，在大多数办报人心目中只不过是一场梦。梦都在做，但实现却不可能。
　　默多克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已在地理上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卷入政治，决心对国家的政策施加更有力的影啊。他断定，一份严肃的全国性报纸一定会获得成功。或许这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一种混合体。经过不懈努力，《澳大利亚人报》诞生了。
　　许多人称《澳大利亚人报》是默多克的另一面。这是说，这张刊载金融和政治事务的正儿八经的日报，同那些通俗的大众化小报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事实上这张报纸相当赔钱。为了荣誉，默多克一直坚持下去。直到15年之后，《澳大利亚人报》才开始盈利。
　　在这段日子里，一个名叫安娜·托尔福的见习记者来到《澳大利亚人报》工作。默多克第一次遇见她时，她才17岁。安娜为报纸的事采访了自己的这位老板，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融洽。事后安娜说，一个小小的见习生，能见到大编辑就算很运气了，我们常常被版面编辑打发去买奶油冰棍。而老板默多克却一点架子也没有。
　　此时，默多克的婚姻正面临崩溃，而他和安娜的关系却开始走上日程。安娜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是爱沙尼亚人，安娜9岁时，随父母亲移民到澳大利亚。安娜的老板默多克那时30岁，他们的恋爱延续了5年，直到1967年4月，默多克和帕特里夏离婚两年后，他们才结成伉俪。
　　安娜嫁给默多克后成了一名作家，出版了3部小说。
　　1968年，默多克的资产已达500万美元。37岁的默多克在经营管理上已形成了果断、务实的风格。那时他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以“电话管理”而闻名，他喜欢抓起电话横跨全国各地（后来是世界各地）处理各种问题。大喊大叫、声嘶力竭决不是默多克的作风。电话另一端的人，经常是屏息凝神地听着他那不寻常的男低音指示。
　　尽管默多克也想掩饰他的感情，但下属们总能从脸上看出他的心情。默多克中等身材，瘦削，乌亮的眼睛，稀疏的黑发，线条自然的下巴，富有表情的脸，长得有点像美国电影演员沃尔特·马特奥。
　　1968年秋，默多克来到伦敦，他下决心要实现在牛津上学时的诺言：有朝一日把《每日镜报》攫为己有。正当他准备下手时，猎物却变成了《世界新闻报》，而正是这张报纸使他奠定了在英国出版界的基础。
　　《世界新闻报》是英国最大的星期日报，发行额达600万份，属卡尔家庭所有。卡尔爵士是最大的股东，占股32％，其次是杰克逊，占25％。当杰克逊打算出售股权时，默多克立刻表示感兴趣。这时，市场上只有一个同他竞争的投标者——捷克移民简·霍克，移民英国后更名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此人在以后的20年中，一直是默多克的主要对手。马克斯韦尔后来在大西洋一艘豪华游艇上落水身亡，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大富豪已资不抵债，此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默多克终于买下了杰克逊的全部股份。6个月后，默多克又在股东会议上迫使卡尔爵土下台，自己登上了主席宝座。
　　默多克的报纸为迎合读者口味，采用耸人听闻的报道，这一点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但默多克坚持强调，他只能为公众提供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他的报纸销量猛增而竞争对手一落千丈的事实，证明他的策略行之有效。
　　《世界新闻报》在默多克手里起飞了。但报社的印刷机一周要空闲6天，因为报纸只在星期日出版。默多克一心想在伦敦再买下一份日报，好天天都有事干。但是默多克朝思暮想的《每日镜报》毫无出售的迹象。这时，有一张不景气的报纸叫《太阳报》，其发行额由150万份锐减至85万份，这就恰巧给了默多克一个得手的机会。
　　默多克赶紧筹措资金，因为他听说死对头马克斯韦尔已跟卖方谈判了，卖方答应以很低的价钱出手。默多克使尽种种手段，终于打败了马克斯韦尔，以150万美元的价钱买下了《太阳报》。定金为12万美元，余款分6年付清。
　　《太阳报》在默多克的督导下，一年之内发行量由80万份猛增到200万份，大大冲击了《每日镜报》的市场。如今，《太阳报》已成为世界上盈利最多的日报之一。它实际上已成为默多克报业帝国的“金牛”，发行量达410万份，超过《每日镜报》整整100万份。默多克在出版业的最大成功是在英国，正是那漂亮的一击，使他创造了亿万美元的股票价值。
默多克和夫人安娜成了新闻人物，经常在电视上和公众场合露面。这时候，有姓霍森的兄弟俩，身份是移民，定下周密的计划，图谋绑架安娜，勒索赎金。1970年1月3日这天，霍森兄弟在伦敦大街上跟踪了安娜几天后，终于动手了！他们手持武器，强令停车，抓走了坐在汽车后座上的女人。
　　然而，绑架者并不知道，安娜和默多克已在几天前去澳大利亚了。他们把车和司机借给了默多克的亲密助手麦凯和他的妻子穆里尔；霍森兄弟抓走的正是麦凯夫人。由于失败和恐慌，霍森兄弟杀害了穆里尔，扔弃了尸体。他们最终受到审判，被定为谋杀罪。这是默多克夫妇生活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
　　这次事件，加上别的一些矛盾，使得安娜再也不愿在伦敦住下去了。默多克的目光又移向了美国，并拟定了进军美国的奋斗计划。就在这时候，默多克又买下了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大报——《电讯报》。
　　到1973年，默多克已拥有8家报纸、11家杂志、以及几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印刷公司、纸张公司和航运公司，分布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在安娜生下第三个孩子之后，默多克把他们带到了美国。他们在纽约伊曼纽尔寺院附近买了一幢二层楼公寓。搬到纽约，对默多克来说是事业上的冒险，对安娜来说是迁入更为宜人的居住环境。她开始发展对文学的兴趣，进入了纽约大学，读完文学和神话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70年代初，美国报业进入一个大动荡时期，罢工不断，生产成本暴涨，迫使许多报纸倒闭。在默多克登场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报纸可买了。
　　默多克急于打开美国市场，付了2000万美元买下哈特一汉克斯报系的3份报纸。
　　默多克又创办了一份周报《国民之星》，开办费花了他1200万美元。一年之后，该报发行量不到100万份，而且前景黯淡。默多克的财政顾问建议他赶紧脱手。但默多克咬咬牙，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把“国民”二字从报头上抠下，只剩下个“星”字，并增加一个“占星术与咨询”专栏，但这仍未能吸引美国读者。
　　默多克并不灰心，他把他的一名记者伊恩从澳大利亚调来，让他把《星》从黑白报纸变成彩色杂志。伊恩来美国两年后，《星》的发行量稳步上升，至关重要的广告收益源源流入默多克的腰包。
　　默多克通过《星》杂志，认识了尼克松总统班子里的许多有权势人物，还认识了许多银行家、律师、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家、报人等社会各界要人。
　　随着《星》的旗开得胜，默多克开始搜寻一份可购买的较大的日报。此时，美国的报业女王希夫的《纽约邮报》是一个赔钱货，她每年要为它付出近100万美元的补贴。希夫已经73岁了，精力不够，她决定卖掉《纽约邮报》。这份1801年由阿密尔顿创办的报纸，希夫从1939年起就经营它了，它是美国连续经营至今的最古老的日报。希夫领导邮报度过了50年代的政治风波，她勇敢地站出来反对麦卡锡的排外主义。
　　默多克买下《纽约邮报》后，增加了田径和体育方面的报道，以及有关侦破吸毒贩毒及其他犯罪行为的新闻，发行量差不多翻了一番。但是该报一直没能给默多克带来利润，在默多克经营的10年中，总亏损为1.5亿美元，直到把它卖掉为止。
　　默多克不久又买下了《纽约杂志》、《乡村之声》和《新西部》三家杂志。《纽约杂志》发行量达到42万份，它的资产不断膨胀，还带来了4400万美元的广告收益。
　　至此，默多克的帝国，已分为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三个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领地。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经营指挥中心在纽约，总旗号是纽约有限公司，它包括约50家报纸、两家出版社、若干商业性印刷厂和采矿公司，以及5家电视台的部分股权。接着，默多克又和美国的一位大老板合作，成立了安塞特运输公司和东西方航空公司，两家公司拥有几十架大型喷气客机，默多克占有50％股份。
　　默多克经过20多年奋斗，已成了世界闻名的大富豪。他和妻子安娜在纽约过得很惬意，仍住在第15大道那两层楼的房子里，一起住的有他们的3个孩子——伊丽莎白、拉克伦和詹姆斯；还有默多克前妻生的女儿普鲁斯登。他们在靠近马萨诸塞州州界处又买了一座别墅。
　　默多克身为大富豪，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个保守的人，无论是爱好、生活作风，还是政治态度，都是这样。安娜不像他，她性格外向，喜欢交际。默多克喜欢安静，生活朴素，闲暇时喜欢和老朋友而不是同陌生人在一起。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有点死板，缺少幽默，不像有些人很快能与人交上朋友。”他外出休息的时间很少，一般是滑雪，偶尔打打网球。
　　对默多克来说，在山上滑雪松弛一下所获得的快乐，永远比不上他在业务世界获得的快乐。妻子说他：“咱们在美国已经走向稳定，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也获得巨大成功……喏，还有什么事可干呢？”而默多克永远有事可干。没事干时他就去旅行，检查他在世界各地下属的工作，让他们惊慌不安，直到他离开。
　　伦敦的《泰晤士报》一直是默多克的烦恼。这家报纸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默多克，甚至还以他的“澳洲佬”出身，编了一些种族歧视的笑话。它是上层阶级的报纸。默多克所讨厌的英国的每一种习气，如等级意识、摆绅士架子等等，在《泰晤士报》上都有表现。这使默多克一直对它耿耿于怀。
　　《泰晤士报》从没盈过利，但却很有派头。默多克早想把它买下来，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到了1981年，《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由于陷入财政困境，又因劳资纠纷闹得不可开交，这两家报社的老板——加拿大富翁汤姆逊终于决定把它卖掉。默多克乘虚而入，买下了它。条件是他在3周内调解好劳资纠纷。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个交易。原老板汤姆逊发表声明，说默多克保证不得以任何方式，降低这份有着195年历史的报纸的格调和风骨。默多克也发表声明，保证报纸的最基本风格不变。默多克说：“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我们的性格总是想与世界抗衡。澳洲是一个条件艰苦、幅员辽阔的大陆，居住着一些欧洲人的后裔，我们在思想深处总与自己的‘根’保持着距离。我们非常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默多克花了2800万美元，把《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买下了。他还必须支付1500万美元，给几周内陆续解雇的工人。即使这样，许多出版业行家还是认为默多克买了便宜货。单单《泰晤士报》的业务大楼就值4000万美元。即使报纸几年内继续赔钱，默多克毕竟做成了一笔大生意。
　　正当默多克忙于购买《泰晤士报》时，他的50岁生日悄悄临近了。安娜决定好好庆祝一下。她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默多克的一所庄园里，举办了一个欢乐的聚会。邀请的多是家里人，也有一些朋友。这天是周末，宾客如云，连着欢庆两天。第一天晚上是豪华的晚宴，伴着迷人的音乐和五彩缤纷的焰火，安娜安排了一部录像片，展现了默多克走过的光辉时刻。
　　庆祝会的第二天，除了精美食物和饮料外，还有使人大吃一惊的事情：一架飞机从空中掠过，拉着一条巨幅彩带，上面写着：“默多克，生日快乐。”两名跳伞者跃出飞机，落在会场中央，令人叹为观止。
　　默多克一家不久就从纽约第15大道，搬到第80大街第5大道。这里聚集着美国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庭。坚实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犹如一座座花岗岩砌成的堡垒，街对面是幽静的中央公园。路旁林木葱郁。楼前的停车场上摆满了漂亮的高级小轿车。不少车子的发动机嗡嗡地空转着，司机正准备随时启动，疾驰而去。
　　默多克和他的妻子——小说家安娜，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就住在其中一座三层楼的住宅里。从这里向外望去，能看见中央公园美丽的人工湖和纽约西区塔尖林立的摩天大楼剪影。
　　1988年新春伊始，默多克刚从西海岸洛杉矶的好莱坞返回，他视察了一家已属于他的公司——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默多克终日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有一分一秒空闲时间。他说他每夜只睡4个小时，别人可能会惊讶他还有时间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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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0 PM

79.领带大王曾宪梓

1934年，曾宪梓出生在广东省梅县的一个贫农家庭。连年的战乱加上灾荒，使曾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的父亲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南洋，最后定居在泰国的曼谷，做一个小商人。曾宪梓是在梅县长大的，从小就饱受苦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当地政府给予曾宪梓一家适当的照顾，从中学到大学，曾宪梓都享受着助学金。曾宪梓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攻读，顺利完成了学业，1961年，他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
　　1963年，曾宪梓从广东到香港谋生，不久去泰国和家人团聚。在侨居生活的最初几年里，曾宪梓不得不抛弃了自己求学多年的专业，跟着叔父和兄长做起小本生意来。曾宪梓的哥哥是一个家庭领带店的店主。曾宪梓最初就是从这里接触到领带生产和销售工作的。但哥哥的领带店规模太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对于胸怀创业大志的曾宪梓来说，也很难有用武之地。
　　曾宪梓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1968年，曾宪梓带着母亲、妻子和3个孩子，再次来到香港。开始他们只能寄住在姑母家里。后来叔父从泰国汇来一点钱，从这点钱中扣除给姑母过春节的费用以及租房的费用剩下的，就是他“发家致富”的全部资本了。
　　香港永远是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每个人都在做发财的美梦，然而，真正能发财的人，那就简直如凤毛麟角！
　　曾宪梓在商业圈子里打听信息，分析行情，从商品橱窗、电视广告以至街谈巷议中，捕捉机遇，选择着自己的突破口。
　　他最后还是选中了领带。
　　领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装饰品。据专家考证，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军士的颈下就系着中国最早的领带，距今天已有2000多年了。欧洲人使用领带大约始于17世纪，那时的罗马士兵喜欢在脖子上系一种类似领带的装饰物。直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才正式宣布领带为一种高贵的标志，使领带成为服饰的一部分广为流传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带在系法、款式、色彩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进入20世纪，领带和西装相互依存，已经是表达男士风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60年代中期的香港，受世界服装潮流的影响，西服盛行，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以西装为正式场合的服装，甚至连捡破烂的人也会有件便宜货西装！穿西装必须佩戴领带，因而领带也就成了抢手货。香港人不仅自己佩戴领带，借以表现自己的性格、风度、气质，在日常社交中，还常把领带当作馈赠的最佳礼品。曾宪梓通过调查还发现，当时香港的领带大多从外国进口，本地的领带业还很薄弱。他默默地在心里盘算，假如香港以400万人计，每人有一套西装，配一根领带，这领带的销售量也是非常可观的了！
　　曾宪梓决定要为400万香港人生产领带。
　　不过，这只是曾宪梓一厢情愿的决定。而当时无情的事实是，曾荑鞯氖种兄挥?000港元的本钱，生产领带的一切都还只存在于他美妙的想象中。
　　曾宪梓争取到了母亲和妻子的支持，立刻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他曾在哥哥的小领带店里，看到过领带生产的大致情形，现在便着手进行筹备。没有厂房，他将租来的住房一隔为二，前面做店铺，后面做居室。没有工具，他买回了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没有工人，他自己动手。曾宪梓的“一人工厂”就这样诞生了。他为自己定下每天生产、销售5打（每打12条）领带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他得到的利润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然而，命运对曾宪梓没有一点同情心。曾宪梓日夜操劳，自己购材料，自己设计，自己剪裁，自己缝制，自己熨烫和包装，几乎投入了自己仅有的6000港元，生产出了第一批领带；自己抱着到各家商店去推销，没想到人们像约好了似的，对曾宪梓生产的领带，不要说买，连看都不愿看一看。
　　好不容易，有一家商店的经理同意看一看他的领带。可是他报出的价钱，简直就叫曾宪梓无利可图了。曾宪梓当然不愿卖。那位经理便把自己店里经营的进口名牌领带指给曾宪梓看，相比之下，曾宪梓所做的领带用料低廉、款式单一、色彩灰暗，确实摆不上柜台。
　　曾宪梓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察觉自己从主观想象出发，认为生产档次较低的廉价领带，会比较容易进入市场，事实证明他想错了！廉价产品所换来的不是利润，而是别人的歧视与羞辱。细想起来，这也不奇怪，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名牌。无论体坛、歌坛、影坛……人们崇拜的都是“名”星！
　　6000元本钱交了“学费”，学到了一条教训：要想打入市场，就得生产高档名牌产品。曾宪梓没有气馁，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耗费大量心力的产品，批给了街头的地摊，然后买下了几条国外生产的高级名牌领带，认真进行解剖分析。曾经在显微镜下观察过许多生物标本的曾宪梓，此时又在仔细地观察起另一个微观世界。他从一针一线的做工、一笔一划的花纹、一丝一缕的用料中，苦心研究外国名牌领带的奥秘，从中寻找自己的名牌之路。
　　视野的不断扩大，使曾宪梓惊奇地发现，小小的领带中竟包含着那么丰富的学问，同样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领带与西装配套，构成服装的整体美。领带的款式原本多为欧美流行的正统领带，但是，随着佩戴者的爱好日益多样化，许多新款式的领带也在正统领带的基础上诞生了。领带面料质量是制作高档次领带的必要条件，一般有毛织和丝织两种，以西欧国家面料为好，最上乘者当属法国产品。领带的色彩体现佩戴者的个性，也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审美情趣。比如，内向的人喜爱色重而含蓄，外露的人则喜爱艳丽而热烈，法国人对红、白、蓝混色领带避而远之，阿拉伯人对绿色视而不见，荷兰人则对橙色领带不屑一顾……
　　总而言之，当时领导世界领带新潮流的是欧美，要想创造出名牌领带就要敢于同欧美产品比高低。
　　曾宪梓不惜高价买进了一批法国面料，以外国名牌领带为标本，加入了他自己的设计方案，精心制作成了4条新领带。他把自己做的领带和几条外国名牌领带混在一起，去请一位领带行家鉴定。那位行家看来看去，一口咬定这都是进口产品。他肯定地说：“香港的领带业我清楚，像这样面料考究、做工精良、款式新潮、质量上乘的领带，当然只有外国才生产得出来！”
　　曾宪梓心里有了底，这才告诉他，那几条领带是他自己生产的，使那位迷信外国货的行家目瞪口呆。
　　出乎曾宪梓意料的是，尽管他的产品质量上与进口领带难分上下，但销路仍然不理想，特别是一些大商店，还是不愿接受他的产品。
　　因为他的产品不是响亮的名牌。
　　曾宪梓奔波多时，没有结果。最后，他来到地处旺角的瑞兴百货公司。公司经理看过他的领带，虽然对质量赞不绝口，但是担心在顾客中没有影响，难以卖出。
　　曾宪梓灵机一动，对经理说：只要经理能把他做的领带与进口领带陈列在一起，价格上他只要收回成本就行！
　　经理总算同意了。曾宪梓做的领带终于在大商店中挂了出来，而且是与外国名牌挂在一起。果然不出曾宪梓所料，购买者被那新颖的款式、独特的花纹、地道的进口面料和精湛的工艺所吸引，再看价格大大低于同等质量的进口领带，自然纷纷购买曾宪梓的产品了。
　　尝到甜头的商店经理像欢迎贵宾一样迎接曾宪梓，一再请曾宪梓“赶快送货来啊！多多益善啦！”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曾宪梓当然满口答应。他加快了制作的速度，很快生产出大批领带。香港的商业信息是最灵通的，从瑞兴公司传出的消息，立刻引起了许多大公司、大商店的注意，一时间，竟形成了一股抢购曾宪梓领带的风潮。当时一般的香港产领带只卖6元一条，曾宪梓卖到9.9元，仍然供不应求。曾宪梓的“一人工厂”再也无法应付如此之多的订货。他迅速扩大了工厂规模，招募了一批工人，并且以“金狮”为商标，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名牌地位。
　　“金狮”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但是曾宪梓并不满足，总认为“金狮”产品的销售量在香港还不够大。他不断征求商店和顾客的意见改进产品质量。同时，他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顾客把“金狮”领带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似乎无可挑剔，可是最后还是丢下来没有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他，问题恰恰出在“金狮”这个商标上，因为在粤语发言中，“狮”与“蚀”很相近，“金狮”很容易被听成“金蚀”，也就是赔本的意思。你想，香港人个个想发财，不是办企业的，就是经商的，谁不想赚钱而愿意赔本呢。
　　曾宪梓毅然决定，放弃“金狮”这个容易被人误解的名牌，另选商标。他想到，香港人多半熟悉英语，“金狮”的英文拼写为goldlion，而后半部分的lion读音很像粤语的“利来”两字。“金利来”，金也来利也来，这个商标不但符合人们的发财思想，而且上口好记，于是他决定改用“金利来”作为新的商标。他又想到，中国人很少用毛笔写英文，如果用毛笔写下goldlion，字型就显得很特别，于是他就在白纸上用毛笔写下这个英文词，又用一枚钱币画了个圆，用三角尺画上个角，一个优美的商标构图就形成了。曾宪梓得意地说，这个商标构图完全是他自己设计的，没有花一分钱。
　　“金利来”商标一问世，果然使曾宪梓的领带生意更上了一层楼。人们被这个“吉利”商标所吸引，很自然地就激起了购买欲。
　　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到香港举行表演赛，曾经连续三届蝉联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和李富荣将进行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庄李之战”，这个消息使香港人万分激动。无法亲临比赛现场的人，也都准备好要看电视转播。曾宪梓以他特有的敏锐的眼光，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作电视广告的好机会，当即找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总经理陈庆祥。曾宪梓开门见山地提出，他希望购买庄则栋、李富荣比赛的电视转播特约赞助权。陈庆祥对曾宪梓这一大胆的决定深表赞赏，并且告诉他，虽然已有不少厂家看中了这个黄金时刻，但是都被3万元港币的赞助费吓住了，不知道曾宪梓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一笔巨款？
　　3万元港币，在当时不算一个小数目。尽管金利来领带的销售状况很好，要曾宪梓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仍然有困难。曾宪梓希望陈庆祥能帮他这个忙。陈庆祥最后表示，可以让曾宪梓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曾宪梓当即同意了。结果在中国乒乓球明星的精湛球艺引起人们交口称赞的同时，香港人不知不觉地也记住了金利来领带的广告词。“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几乎成为香港无人不知、无人不说的一句流行语言！曾宪梓得意地笑了。
　　广告宣传的成功，使金利来领带的销售也产生了一种轰动效应。每条的价格由过去的9.9元猛涨到100港元，直逼外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仍然是供不应求。
　　金利来领带不但在香港独领风骚，而且漂洋过海，大量涌向国际市场。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问中国。作为第一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准备工作连每一个细节都在事先考虑得非常周到，包括他的服装以至领带。据说工作人员为总统准备了一批名牌领带，可尼克松总统拣来拣去，最后选中的恰恰是金利来领带。2月14日，尼克松总统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的机场，尼克松总统微笑着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对巨人的握手，全世界也都看到了，美国总统领口上系的是一条金利来领带！“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这个男人世界当然也包括堂堂美国的总统。
　　曾宪梓从广告中尝到了甜头，就再也没有放松过广告宣传。他研究兵法，把中国古代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演变成“产品未动，广告先行”。80年代初，金利来领带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曾宪梓就采用了这一战术。从1981年开始，曾宪梓就不断利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媒，连续展开“金利来攻势”，不惜花费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币，使“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长期占据报纸的重要版面和电视的黄金时间。这种大张旗鼓的广告战一直持续了整整两年，崇尚时髦的男士们为了增添光彩，纷纷四处寻觅金利来领带，却始终不见它的踪影，原来曾宪梓根本就没把金利来领带投放中国大陆市场。直到1983年，曾宪梓认为，大陆的求购者对金利来领带的渴望程度已经够高，才不慌不忙地将首批金利来领带送到了中国各大城市的大商场中。结果立刻引发了一场争购金利来领带的小风潮！1990年，金利来领带仅在中国大陆的营业额就达4亿多人民币。
　　金利来领带每年有5000种以上的花色品种问世，有2万多种色彩的搭配，款式能够照顾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的性格、爱好和消费能力，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金利来不但完全占领了香港市场，而且垄断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领带市场，并且打入了欧美市场。
　　曾宪梓把金利来领带推向“世界之最”，金利来领带也把他推上了亚洲领带业的顶峰。1985年，曾宪梓担任了亚洲领带协会的主席。
　　在金利来事业处于巅峰状况之际，具有远见卓识的曾宪梓，又做出了多元化经营的果断决策。不久，金利来T恤衫、皮带、钱包、衬衫、袜子……凡是男士所需的衣物和服饰配件，曾宪梓都不放过，全都纳入了金利来的世界。同时，他还认为，金利来不能仅仅是“男人的世界”，它同样也应该是“女性的世界”。从1990年起，以系列女性时装为先导，曾宪梓又为女性创造出了一个更具魅力的世界。
　　亿万富翁曾宪梓，同样有着几个永难忘怀的梦。
　　一个是他的足球梦。少年曾宪梓曾经狂热地迷恋过足球，年过半百的曾宪梓仍然是一个头号球迷！只要中国足球队参加比赛，无论商务多么繁忙，曾宪梓一定要挤出时间去观看、助威。中国足球队练球的时候，他甚至能套上球衣为队员们拣球。人们亲热地称他为“穿球衣的亿万富翁”，他以极大的激情支持着中国足球的腾飞。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曾宪梓慷慨捐赠了100万港元，支持祖国的体育事业。
　　曾宪梓更不能忘怀的是他的故乡梦。他每年都以捐赠的方式，用50万元以上的港币帮助家乡梅县的经济建设，还曾捐款为嘉应大学建造教学大楼，为东山中学建造图书馆，为乐育中学修建办公楼……他为家乡捐助的款项已超过了1亿港元。
　　1989年，曾宪梓投入100万美元巨资，在梅县成立了“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引进了4条国际先进水平的领带生产流水线，使“银利来”领带首先成为中国的名牌领带，如今银利来领带的年生产量已达1000万条，营业额超过人民币1亿元。但曾宪梓明确宣布，应当分配给他的那一部分利润，他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家乡梅县。
　　1992年12月21日，曾宪梓一次捐赠了1亿港元的巨资，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
　　1994年，曾宪梓获得了以他的姓名命名一颗小行星的巨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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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1 PM

80.速成财阀金宇中

如果你有机会乘直升飞机鸟瞰汉城，就会在市中区见到一座非常显眼的摩天大厦，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宇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大宇集团是韩国最具实力的三大企业集团之一，拥有外贸、造船、钢铁、汽车、直升机、机械、电子、建筑等27个系列产业。经过短短20年的奋斗，其总资产高达80亿美元，年销售额也达200亿美元以上，堪称韩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大宇集团的创始人金宇中，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他白手起家，赤手空拳闯天下，从卖萝卜小贩、报童，一跃而成为集“输出大王”、“速成财阀”、“金融鬼才”于一身的世界最著名的50个大企业家之一。作为韩国经济振兴的英雄，金宇中被誉为韩国“经济起飞的缩影”。从这位“速成财阀”的发家史中，人们足以窥见韩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奥秘之所在。
　　1936年12月19日，金宇中生于大邱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金容河是大邱师范学校校长，并兼任汉城商业大学教授。母亲全仁恒毕业于高等学府，曾担任过大韩妇女会副会长。他们婚后生有5子1女，金宇中排行第四。作为教育家，金容河?肿⒅睾⒆用堑脑缙诮逃?Ｋ??个儿子分别立下奋斗目标：希望长子台中将来成为教育家，二子贯中成为政府要员或军人，三子德中成为医生或学者，四子宇中成为商人，五子成中成为法律学家。他还经常夸奖宇中有一种天生的商人素质。这潜移默化的教诲在金宇中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他奋发向上的动力。后来，金宇中真的成了商界巨子，每当他向人们讲述往事时，总要提到父亲的启蒙教育对他的巨大影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金容河为孩子们编织的梦被打碎了。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金宇中的家境日渐衰落。父母不得不暂时离开汉城外出避难，大哥、二哥在外读书，三哥也离家出走。家中仅留下金宇中，带着他的9岁弟弟和7岁妹妹，过着清贫的生活。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了他那柔嫩的肩上。
　　那年，金宇中刚满15岁，是汉城京畿中学二年级学生。为了不让弟弟、妹妹挨饿，他产生了挣钱的念头。
　　做什么买卖呢？他冒着酷暑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四处观察，却不知自己能做些什么生意。时过晌午，他累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真想喝上一碗凉茶解渴。他环顾四周，竟没发现一个卖凉茶的。“我何不卖冷饮呢？”他似乎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正好金宇中家里有一台冷饮机，他决定自做冷饮。于是，他买了一些冰块放进冷饮机，再注入凉开水，掺些桅子，撒些白糖，凋成黄颜色，冷饮便制好了。可是，冷饮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好卖，整整一上午才卖出20碗，减去成本，仅仅是不赔。这种不赚钱的生意是无法做了。那又该做什么好呢？
　　回到家里，他发现自家菜园里萝卜长势格外喜人，便决定做萝卜生意。他到菜园里拔了些萝卜捆成30捆，用小推车推到市场叫卖。想不到不出半天工夫，30捆萝卜就全部卖光了。第二天，他发现15里外的孤岛上有一大片无主萝卜地。因战乱，萝卜地的主人举家逃难去了。这可是天赐的无本买卖！从此，他正式做起了萝卜生意。
　　萝卜生意虽小，金宇中却从中学会了做生意的诀窍。从一开始生硬别扭的叫卖到后来的主动推销兜售，从胡乱捆扎、不注重商品的外观到仔细琢磨怎样捆扎才外形好看，吸引顾客……强烈的商业意识在无形之中便一点一滴地融入了金宇中的脑海里。
　　随着做生意的技巧日益提高，金宇中一天能卖100多捆萝卜，赚上一些钱，但战争期间粮价暴涨，兄妹3人也只够糊口。到了深秋，卖萝卜的旺季一过，一家人的生活又难熬了。
　　祸不单行。一天清早，在外“避难”的母亲突然回家，告诉孩子们半月前父亲外出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十有八九死于战乱之中。话未说完，母亲的眼泪就掉了下来。金宇中心里一酸，扑在母亲怀里大哭起来。
　　寒冬来临，大雪纷飞，家中的粮食所剩无几，值钱的东西已卖净。母亲只好领着儿女们离开汉城回老家大邱市。哪知大邱的生活比汉城更艰难。母亲找不到工作，全家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金宇中心急如焚：绝不能让全家人坐等饿死，一定要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决定去当报童。
　　当时卖报的报童很多，但金宇中与别的报童不同。他卖报不仅腿勤口勤，而且善于动脑。报童们喜欢到离报社近的西门市场卖报，那里来往人虽多，可大多数是本地人。金宇中与众不同，他发现较远的防川市场更有利可图，尽管市场规模较小，但附近居住的是躲避战火的北方难民，他们要比当地人更爱看报，希望从中得到故乡的消息。报童们总是一边卖报一边收钱。金宇中认为这样虽稳妥却费时。为了独占防川市场，他除了预先准备好零钱外，还采取了先看报后收钱的办法。每天一大早取到报纸后，他就急忙跑到防川市场。从市场入口开始他便把报纸迅速发给面熟的老顾客，直到市场末尾把100份报纸分发完才回过头来一一收钱。这样做看上去冒险，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不付钱。到了下午4点，已卖完报纸的金宇中，又从别的报童手上低价买进报纸，拿到市内繁华区去卖。晚上9点，他又蹲在风山洞邮局门口把剩余的报纸卖给下晚班的北方难民。这样一来，金宇中一天就能卖上150份报纸，最多时高达200份，收入基本能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了。这一段在大邱卖报的生涯，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后来，金宇中成了大邱无人不晓的报童，并且成为10名卖报领班人之一。他每天取报分发给报童，收领班费，此外他还亲自外出卖报，实际拥有双份收入，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总是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个贫困而又不平凡的少年商人。
　　然而，读书才是金宇中的最大嗜好。他在大邱卖报期间仍坚持读书。家境稍有好转，他又返回汉城读完中学。1956年，他考入延世大学商经学院经济系。为了筹措金宇中上大学的报名费，母亲不惜卖掉了房子，这件事令金宇中永世不忘。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金宇中在大学读书期间的一切费用，都是由汉城实业株式会社社长金容顺提供的。金容顺原是金宇中家的邻居，又是金宇中父亲的挚友。他有女无儿，平时特别喜欢金宇中，视同亲生儿子一般。他十分了解金宇中的为人和才学，认定这个年轻人将是个英才。1960年3月，年满24岁的金宇中以优异成绩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活。毕业典礼上，金容顺社长把自己戴的一只新手表摘下来送给了金宇中，如此殊荣令金宇中激动不已。毕业后不久，金宇中就被金容顺从复兴部经济开发委员会挖走，加盟汉城实业株式会社。
　　汉城实业株式会社是韩国化纤制品进出口业的佼佼者。金容顺本想让金宇中立马担任本社的贸易部长，但金宇中认为自己对外贸业务尚不熟悉，况且无功封官于心有愧，因而没有接受这一职位。这种虚心与踏实的精神令金容顺深感满意。
　　1961年元旦，金宇中被正式聘为汉城实业株式会社的职员，主要负责纤维制品进出口业务。他大胆地从日本大量进口尼龙纤维制品，使汉城实业的进口额激增。他在汉城繁华的商业中心积极推销公司的商品，敢于与“第一毛纺”、“金星纺织”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展开竞争。但好景不长，朴正熙上台后股票市场的混乱和货币改革的实施，使汉城实业株式会社陷入了困境，金容顺社长对此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金容顺早先曾许诺让金宇中赴英国留学，在会社倒闭之前，他把赴英护照交给金宇中。两人心情沉重，久久无言相诉。
　　但在金宇中出国途中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金宇中认为，市场信息是希望所在。他决定借出国之机了解一下各国市场行情，因而他计划去英国的路线是：汉城——香港——马尼拉——西贡——新加坡——曼谷——德里——雅典——罗马——巴黎——伦敦。首站是香港，在韩国贸易办事处的一位同学帮助下，他结识了一些香港商人。紧接着是马尼拉、西贡、新加坡，每到一地，他就坐上出租车，跑商店，逛市场，参观企业，终于寻找到一片希望。他发现垄断新加坡服装和纺织品市场的是越南产品，其质量并不比韩国的毛纺织品高，而生产成本却比韩国高。眼下韩国政府正把“输出第一主义”作为建设自主经济的重要方针，并采取各种措施积极鼓励企业出口创汇。这不正是难得的发展良机吗？经过周密计划，衡量得失，他确信向新加坡出口纺织品是桩大有可为的买卖。他运用娴熟的推销技巧，很快就与新加坡商人签订了总额为34万美元的出口合同；然后断然放弃了留学机会，怀揣这份巨额合同书兴冲冲地赶回汉城。一番努力之后，金宇中圆满地完成了这批纺织品的出口任务，使汉城实业株式会社起死回生，并进入全盛时期。
金宇中再接再厉，不断扩大出口市场，使1964年的出口额达70万美元以上，他在对外贸易中恪守信誉，保质保量，按期交货，从而在东南亚一带名声大噪，被誉为“纺织出口大王”。
　　为表彰金宇中对会社的贡献，金容顺为他购买了一栋非常雅致的住宅，并提升他为贸易部长。这一年金宇中刚满28岁。
　　在1965年实现出口100万美元的基础上，金宇中满怀信心地迎来1966年，他计划扩建和新建纺织厂，并确定出口目标为200万美元。但金宇中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未能得到大病初愈的金容顺的支持。
　　金宇中无法理解金容顺的悲观态度，也不愿失去干事业的机会，于是在1966年2月正式向金容顺社长提交了辞职申请。
　　1967年3月22日，金宇中与大都纤维株式会社社长都再焕、以及挚友李雨馥、赵东济、金尚重共5人合伙创办了大宇实业株式会社。“大宇”的商号取自大都纤维会社的“大”和金字中的“宇”，二字合并而成。开创之初，设施非常简陋，办公室是一间借来的仅8平方米的房间，职员只有5名，金宇中自任贸易部长。就这样，金宇中带着一身朝气，以寥寥资金，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时年他才31岁。
　　他决定把会社的重点置于开拓国际市场。大宇成立的第二天，金宇中就踏上了出访东南亚的征途。1967年5月1日，一艘满载大宇尼龙织物的货轮从釜山港驶向曼谷，这是大宇实业同泰国进口商做成的第一笔生意，价值1.5万美元。到10月底，大宇就完成了50万美元的出口额，并保有30万美元的出口合同余额，与那些在一年内连10万出口额都没有的众多会社相比，大宇的成就简直是奇迹了。
　　金宇中在创业的第二年又在向美国出口上大获成功，使其年出口额猛增至292万美元，获纯利1700万元。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取得如此巨大成绩，在韩国商界引起轰动。在1968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五次出口日纪念大会上，金宇中荣获由总统颁发的产业奖章，并被定为出口增长有功企业。从此，大宇实业开始青云直上。
　　1969年由于大宇实业创始人之一的都再焕中途退出，大宇的发展受了点影响，但仍完成出口额396万美元。金宇中依据合同将会社利润的一半支付给都再焕，从而解除了同大都纤维的合作关系，大宇实业由此结束了初创期的合作体制，确立了金宇中一人的经营体制，金宇中也才真正当上了大宇实业会社的社长。
　　从70年代起，金宇中就抛开日本中间商，直接与美国纺织品进口商进行贸易，终于敲开了美国纺织品市场的大门。大宇实业的出口额逐年成倍激增。到1972年，出口额已达5278万美元，居全国第二位。金宇中被授予韩国企业家的最高荣誉奖——金塔产业勋章。“纺织品输出大王”金宇中的名字不胫而走，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1974年，大宇对外出口持续高速增长，达1.2亿美元，获“1亿美元出口塔”的荣誉。大宇的资本比8年前创业时增加了800倍，达40亿元。
　　金宇中从一个普通的出口商，经过短短8年，就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财阀，震惊了整个韩国的财界和商界，“金宇中神话”众口皆碑。人们把大宇的迅速成长，比喻为“神话般突变”，把金宇中称作“速成财阀”。
　　但是，“速成财阀”金宇中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创造一个又一个令人眩目的“金宇中神话”。
　　1976年初，为了发展机械工业，金宇中不惜冒巨大风险，收购了有40年亏损历史的大型企业韩国机械，并在一年后使之转亏为盈，被评为优秀企业。金宇中也因此而获“韩国最优秀经营人”的称号。
　　1978年7月，金宇中买下了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密切联系的新韩汽车的50％的股份，正式投身汽车工业。同年9月，大宇实业又承担起玉浦造船厂建设工程，正式成立了大宇造船工业株式会社。
　　1978年，大宇的对外贸易出口额终于跃居全国首位，出口总额达7亿美元。1979年又荣获“10亿美元出口塔”奖。
　　1981年10月，玉浦造船厂正式宣告竣工，使韩国每年的造船能力由280万吨一跃提高到400万吨，成为世界第五造船大国。
　　到1982年，创业才15年的金宇中，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财阀，与现代集团的郑周永、三星集团的李秉喆并驾齐驱。当年对外出口额达19.1亿美元，连续4年保持出口额第一。
　　1985年，大宇基本上占领韩国的家电市场，其家电销售网点由150个猛增至1600个。
　　1986年9月，大宇汽车会社的轿车工厂正式竣工投产，其年产汽车16.7万辆，平均每两分钟生产一辆汽车。是年，大宇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27个系列产业的集团，它涉及服装、纤维、钢铁、机械、建筑、电子、造船、汽车、化工、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职工人数增至8.5万人，海外分支机构67个。
　　进入90年代后，金宇中预计到2000年人类将进入信息社会，因此，他将电子、汽车、机械、造船、化学、重工业等6大部门列为发展的战略产业。从1992年起，大宇汽车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现在他计划投资70亿马克建造新的汽车厂，到2000年其汽车年产量可达220万辆，使大宇汽车跻身于世界十大汽车制造厂的行列。
　　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是金宇中创业道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但同时也是他攀登新高峰的起点。他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是奇迹的创造者。
　　人们不禁要问：大宇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对此，金宇中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奥秘在于努力工作。”事实也是如此。自创业以来，金宇中从来没有休息一天，休假过一次。他一年的工作日是365天。每天早晨5点起床，深夜12点才睡觉。为提高工作效率，金宇中规定在工作时间内不准召开任何会议。大宇的工作会议都是在每天早晨6点准时召集，被称为“黎明会议”。会议由金宇中亲自主持，大宇的重要决策大都是在这个会议上作出的。每天早上7点，他准时走进办公室，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时，直到夜里11点钟以后，才拖着沉重疲惫的步履回到家里。为洞察国际市场动向，金宇中经常到国外出差，且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他甚至一天在三大洲用餐，即早晨在北美洲的美国，中午就在欧洲的英国，而晚上则到了非洲的利比亚。正是由于金宇中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汗水和对事业的精诚，才使大宇实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神话，在短期内从一个小企业跃为韩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集团。金宇中把大字的创业道路归结为“创造、挑战、牺牲”6个字，而这也是对他本人的创业史最恰如其分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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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1 PM

81.沦为逃犯的富豪


人们说，商场如战场。商场和战场一样，固然有常胜将军，但较多的人则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一败涂地者也大有人在。英国商人博雷尔曾经发了大财，成了世界闻名的大富豪，但在商海激烈而无情的竞争中，他最终又翻了船，成了当局通缉的逃犯。
　　故事先从20世纪60年代说起。那是个动荡不定的年代，日子过得令人心荡神迷。大富豪博雷尔已经拥有一辆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一辆本特利高级轿车，一架私人飞机，一艘游艇和几艘快艇。他在市区有一大套豪华的公寓房间，结婚时他订购了一对婚礼蛋糕，据说重达1吨以上，一大群厨师花了整整15小时才制作出来。
　　1958年到1961年间，博雷尔每个星期售出的洗衣机达6000台，在英国洗衣机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在销售最红火的时候，甚至比洗衣机市场的领袖胡佛公司还要多。
　　博雷尔很早就会做生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伦敦长大，花两三个小时排队，花1便士买来一挂爆竹，然后按6便士一挂转手卖给别的孩子，从中便赚取了5个便土。他在皇家空军从事国民服务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剧团为部队演戏，组织长途汽车把休假的飞行员们送回家。他并不是尽义务，而是从中赚钱。他好像是违背了哪条法律，而被带到了地方法庭。他紧盯着法官说个不休，竭力想使法官弄清“赚钱无罪”的道理。据说法官耸耸肩，答复他说：“但愿你与我同在一个单位就好了。”
　　离开军队之后，博雷尔开办了一家爱斯运输公司，但失败了。于是他转而卖布匹和服装。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叫迈克的人，迈克告诉他一个信息：移民现在正需要煤油。他说：成群结队到英国来的热带地区移民比本地人更怕冷，把煤油卖给他们必定赚钱，每升煤油足可赚到1先令6便士。于是博雷尔就和迈克合伙做煤油生意。但是他们把利润估得太高，顾客抱怨缺斤少两。他们为了促销，给每一个购买11升煤油的顾客赠送1支自来水笔，可是生意依然不见起色。
　　迈克没有因为挫折而泄气，他建议博雷尔不妨在洗衣机上碰碰运气。博雷尔一听很感兴趣，认为那是新玩意儿。他们找到一个从荷兰进口洗衣机的人。那人按每台洗衣机29英镑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们再以44英镑的售价卖出。他们先是在一家小酒店的电话机旁的小桌子上开张，一个星期就卖出了3台洗衣机。然后，他们派出推销员，沿街逐户去敲人家的门。生意非常好。当时曾经有一个笑话：他们把一台洗衣机卖给一位家庭主妇后，先后不下5次说服那妇女，把洗衣机借回来展销，好让他们手头有一台样品招徕顾客。
　　后来，那个批发商无意中漏出的一句话，使他们的生意发生巨大变化。博雷尔曾经说过他想到荷兰走一趟，那批发商警告他们不要自讨苦吃。博雷尔诧异地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说，你去了也是白跑，因为我已经控制了荷兰的每一家洗衣机厂了，你拿不到“源头”货的。博雷尔哪会相信，他发现那批发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不像是说的真话。
　　博雷尔动身去了荷兰。他找到洗衣机厂家，做成了一笔交易，可按1000先令的价格卖出1台洗衣机。这比从批发商那里进货，每台大约多赚7.5英镑。而且这个价格仍算是低廉的，因为大多数英国洗衣机要卖到70—90英镑一台。
　　博雷尔花了424英镑，在《每日镜报》最后几页上刊登一则广告。原指望至多可以多卖出200台，可是反应出奇的好，广告招来了大约7000份订单。问题是他们一个星期至多只能提供100份订单的货。博雷尔和迈克捏着订单高兴得满屋子跳着说：“我们发财喽！我们发财喽！”
　　可是，上哪儿去组织那么多货呢？博雷尔和迈克，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倾巢出动，跑遍了欧洲，试图找到能满足他们订货单的洗衣机厂。这场危机整整拖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许多订户见拿不到货，纷纷撤销订货转向别家购买。迈克见此情况提出说他不干了，这样做生意简直要叫人发疯。迈克把股份卖给了博雷尔。
　　到1959年，博雷尔的洗衣机生意规模已很大了，每星期至少售出500台。有一回他接到伦敦商业区里某人打来的电话，要收购他的原始股，并且出大价钱。他回绝了，转而把目光投向活动剃刀公司。这家很时髦的公司，由于市场上出现了电动剃须刀而陷于困境。博雷尔打算把洗衣机生意与活动剃刀生意合并起来，互相扩大影响。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他的广告特点是：让公司推销员逐户上门推销时，给住户一张邮回附券，这样推销员就不会像有的公司推销员那样吃闭门羹了。
　　博雷尔的生意一天天好起来，他在各省开办了许多零售分店。围绕着他的成就，他的知名度也一天天扩大。他毅然进行各种投资……
　　博雷尔的公司除了经营洗衣机、剃须刀外，还经营中央空调系统、洗碗机、化妆品、去保加利亚度假以及照相机等等。一时之间，博雷尔无往而不胜，才28岁就成为富豪。他的头脑开始发热，自以为是商战中的天才，决策一贯正确。他插手有线电视、家用电影，花1000万英镑买下了联号收音机和电视机商店。1964年，出于个人对集邮的爱好，他甚至插手做邮票交易的乐队花车。
　　用文雅的说法，如此一帆风顺直到人们把他的时钟停下来为止。
　　那是1964年7月份，博雷尔正乘坐他的游艇，到保加利亚某处转悠之际，经理们突然发来一纸公司关门的决议。博雷尔大吃一惊，但却无能为力。这对于他的狂热的崇拜者来说，也许是个突如其来的巨变。
　　为什么情况会急转直下呢？这事说来话长。以前，在博雷尔接办公司之初，活动剃刀公司的股票从1先令上涨到7先令，这时证券交易所中止了证券交易，到1961年净赚利润达到37万英镑。第二年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涨到23先令。1962年洗衣机销售额增大一倍，到1963年又增长50％。由于利润猛增，股票的价格高达48先令。
　　从表面上看，博雷尔的事业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英国人获得成功的故事。
　　为了使身份地位跟伦敦绅士相称，博雷尔在他的公司董事会里安排了几名上流社会人士，例如国会议员哈里斯，前胡佛公司总经理查尔斯。他甚至还想挤进女工的“皇家园林爱林人足球俱乐部”。几年前，博雷尔已经是阿森纳尔足球队的赞助者了。
　　博雷尔过着极为阔绰的生活，出尽了风头，成了众多新闻记者追寻采访的目标。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在华光异彩之间已隐藏着灾祸的暗流。
　　首先，化妆品、洗碗机和中央空调系统的投机已大蚀其本。然后，公司要支付利率13％的定期借款，在当时，这种借款利率是很苛刻的。最后，博雷尔的销售方式也遭到广大顾客议论和不满。他的销售队伍玩弄一个叫“掉包”的鬼把戏，一方面他刊登800先令一台的洗衣机广告，使得顾客们纷纷来填写订购单，而他的油嘴滑舌的推销员们，却在顾客付款时强行推销1200先令一台的洗衣机。这事闹得伦敦城沸沸扬扬，甚至在国会众议院里，也有人批评这种鬼把戏。博雷尔并不在乎，因为哈里斯先生是公司董事，他会在议会里为他辩护的。
博雷尔和钢铁压制公司曾谈成一笔生意，其中包括两家公司交换大笔股票。博雷尔同意销售钢铁压制公司的冰箱，而钢铁压制公司则改装它的一个分厂用来生产洗衣机。但是这笔生意失败了。主要是他们按自己方便而不考虑顾客方便去设计产品。比如说，洗衣机当然尽可能轻一些以便于运输，还要有快速旋转干燥器。公司设计人员尽量在外观豪华、功能齐全上做文章，这当然是好主意；但是这样一来，价格就贵了，跟同行相比就失去了竞争力。
　　问题的关键是，作为老板的博雷尔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正如《经济学家》杂志评论所说，如果你能更便宜地进口，就决不要制造。先要考虑顾客然后再考虑你自己。
　　博雷尔还徒劳无益地接管过拜洛克电气公司。这家公司亏本8500万英镑，是个没人敢要的烂摊子。博雷尔接管它之后，不得不替它先清账还债。
　　有人坦诚奉劝博雷尔再不能这么干了，可是他听不进去。他认为他有大靠山。他喜欢跟别人吹嘘沃尔夫森爵士是他的庇护人。沃尔夫森何许人也？他是50年代至60年代的“大冒险家”，拥有通用担保公司。这位爵爷多年来快乐而且成功地经营着大宇宙商场。博雷尔这么吹嘘，的确起到了作用，使他的公司信誉大增。其实他和沃尔夫森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他吹嘘的那么密切。他们两人之间的生意，只不过1000万英镑而已，而且沃尔夫森购买博雷尔的证券，条件是苛刻的。
　　在生意兴旺的时候，博雷尔吹嘘说，和胡佛公司的25％相比，他已占有洗衣机市场的30％。但是随着竞争加温，博雷尔的成本也随着升高。1963年做广告就花掉他将近1800万英镑。后来，博雷尔在促销策略上．增添了免费赠送物品的花样、开始时，向每一位购买洗衣机的顾客，赠送1只价值14英镑的电吹风。后来，销售越是下降，赠送的东西也越来越好，什么陶器、长柄带盖煮锅、食品搅拌器、烹饪手册、皮大衣、百科全书、国外旅游等等。然而免费赠品越好，顾客越是怀疑，要是洗衣机真像说的那么好，为什么会给那么多免费赠品呢？这样做，当然抬高了成本，直到全然不能控制的地步为止。销售额也从每个星期的6000台高峰，下跌到每星期只售出几百台。
　　滑坡既快又不可逆转。
　　公司股票直线下跌，一直跌到原始最低的1先令。证券损失最终高达1350万英镑，债权人索赔350万英镑。
　　《经济学家》早就看出了苗头，发表文章评论说：博雷尔没有能和两种力量达成妥协，他的成功使这两股力量与他短兵相接，这两股力量就是消费者和伦敦商界。他们认为，博雷尔自己一直没有弄清楚他闯下的纰漏有多大。博雷尔发牢骚说，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不断议论他，对他的生意才是致命的。他说这是一个推销员的垮台，而不是金融家的垮台。他不从自身找原因，而认为是“墙倒众人推”。
　　有人批评博雷尔更尖锐，伦敦商业会计公司的科克爵士，认为博雷尔发明了一种新的诈骗术。他说，在此之前，做生意就是把钱投进去，而不是从生意中拿出钱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干过。他在家用电器方面的生意已经有很大成就，如果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大约20倍的收入。他卖冰箱靠的是大做广告，广告费是巨大的，他把广告费摊进后来创办的剃刀公司的成本之中。这样，就造成了销售冰箱的公司有巨额盈余的假相，似乎是一笔纯利润。这种假相使得众多投资者购买了他成百万的股票。他再卖掉股份的2％用来支付广告费和国税。科克爵士说，隐瞒成本而在账面上获得巨额利润的做法是非法的，可有些人还认为这是做生意的高招。
　　博雷尔的公司股票狂跌之后，震惊了全英国。希思首相命令贸易局对博雷尔其人其事进行调查。调查是由“调查诈骗小组”进行的。但是经过6年的调查，并没有查实博雷尔诈骗罪名。博雷尔被罚款3万英镑。其中2万英镑是因为他在1963年的资金平衡表中造假，其余的则是在跟一家公司业务往来时，在信函中说假话。
　　审判之后，新闻记者们围住博雷尔，问他有何感想。他说的话只是：“我从此失去了我的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和游艇了，但是现在我也浑身轻松了。”
　　几年以后，博雷尔说他打算就政府对他的指控上法院打官司，但那要花费很大一笔钱。他说：“虽然传说纷坛，其实当我的公司破产的时候，我的床底下并没有藏着成百万的钱财呀！”
　　博雷尔的据说500万英镑的财产和他的公司一道化为乌有了，但是他的一个子公司“英国及海外投资公司”并没有倒闭，而且还能设法赚几个小钱。1974年，他对《世界新闻》周刊说：“公司破产之后，我只剩下3万英镑。当一个人习惯于有成百上千万的钱的时候，区区几万英镑只能算个穷光蛋了。”
　　博雷尔在商海里拼搏，曾经发了大财成了大富翁，因经营不当呛了水，险些淹死。他并不甘心失败，试图卷土重来。他在伦敦开了一家夜总会，但是地痞流氓来找他的麻烦，使他开不下去，最后关门拉倒。他发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生活环境不错，就在那里开设了一批联号饭店。这个生意做失败之后，他又改做电视花车。电视花车就是一种广告公司。博雷尔自以为他设计的电视花车新颖独特，但观众却认为更像是一种逃犯的公共马车。警察抓住了他们，并且查出来非法翻印的海外盗版电影片子。博雷尔被罚做300小时的社区服务，外加2年察看。
　　博雷尔是显赫一时的大富豪，哪能吃得了干社区服务的苦。所谓社区服务，就是在住宅小区扫街、拖垃圾、值班巡逻之类。他溜到了西班牙。
　　人们最后看见他，是在帕尔马德马洛拉，他这时已是司法当局通缉的一名逃犯。在他头上，悬着20万英镑私人破产债务的罪名。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像博雷尔这样的人，据说有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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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2 PM

82.小丑王子

在美国高技术的摇篮——硅谷，杰里·桑德斯是个显赫的人物，作为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总经理，他同时拥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绰号：小丑王子。
　　杰里·桑德斯是个怪人，也是硅谷那些名流中经历磨难最多的一个。从外表看，他属于那种浮夸、卖弄、爱虚荣的一类人，从年轻时就梦想着成为电影明星，而且总是大手大脚，讲究豪华。在“60分钟”电视节目中，他驾驶着一辆敞篷的本特利汽车奔驰，长长的银棕色头发在风中飞舞；当别人问起他有多少财产时，他会假装谦虚一番，然后将自己与航空业巨子亚利斯多德·欧纳西斯相比；他会毫无顾忌地对记者说他喜欢金钱。
　　作为一个知名人物，杰里·桑德斯个人的升迁和企业的兴旺构成了他光辉的一面，但不是他的全部。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有了这种两面性，一面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一面是过人的聪明和脚踏实地地苦干。正如那里一位公关领域的领袖人物吉斯·麦克纳所说：“在硅谷所有的伟人中，杰里·桑德斯大概是最才华横溢的一个，但也是最不可靠的一个。”
　　桑德斯1936年出生于芝加哥。当他还在上幼儿园时，他的父母就离了婚，他是由祖父抚养大的。他读书很聪明，成绩一直很优秀，中学时跳了一级。但他喜欢打抱不平，所以经常卷入打架斗殴之中。在伊利诺斯大学，他读的是工程学。有一次，他的一个叫吉姆的同学和一伙流氓发生了纠纷，眼看吉姆要挨打，他走上去拉开那些流氓，吉姆跑掉了，他却被打得遍体鳞伤，以致于永远破了相。他的鼻子变了形，额骨下陷，肋骨也断了好几根，差一点死掉。从那以后，他明白了应该把忠实用在什么地方。
　　1958年，他大学毕业，并获得了电机工程专业的学士学位。之后他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但他并不安心干那份工作，一心一意只想当电影明星。后来有人告诉他：除非他把鼻子修复好，否则他永远成不了明星。这才使他死了心。
　　有一次，飞机公司的老板让他试着去主持一个项目——设计DC—8直升飞机上的空气调节系统，他干得很漂亮。这使他对自己又充满了信心。在那次工作中，他与著名的摩托罗拉公司的推销员打过一次交道，发现他们对自己的产品一无所知，但他们挣的钱却比自己多得多。他们驾驶着公司的车，又能报销昂贵的费用，这简直美妙极了。因此，桑德斯辞去了道格拉斯的工作，设法在摩托罗拉公司找了个推销员的职位。他发现，他更适合于干推销员，谁也没有他干得好。仅两年后，他已经是地区销售经理了。不久，摩托罗拉公司把他派回他的家乡芝加哥，可是他不喜欢在家乡工作，干得不太愉快。
　　恰好，他被一家新成立的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看中，劝他到他们那里去干。这家公司的两位领袖人物罗伯特·诺伊斯和汤姆·贝伊都是在电子行业很有影响的，桑德斯一向很崇拜他们。于是他去了。他决心要成为南加利福尼亚出类拔萃的人。
　　在第一年的工作中，他把销售工作愕梅浅３錾???居职阉?扇ジ愕缡踊?葡?Ｉ５滤共幌不断?训缱有幸担??丫?吹降缱蛹扑慊?猩仙?那魇疲?芟胝镜郊际醯淖钋跋摺Ｋ?脑竿?迪至耍??闪烁涸鹞鞑?1个州的销售经理。
　　有了高工资和经理职位，桑德斯入不敷出的生活有了转机。他还清了债务，现在，他可以像电影明星一样生活了。他在好莱坞山上的国王路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而且大大地装修了一番，使之符合他本人的审美和想象力。他又得到公司允许，给自己搞了一辆黑色的卡迪拉克高级敞篷汽车。他驾驶着豪华轿车，头发留得越来越长，到60年代中期，他的浮华的名声已经被公认了。
　　1965年，硅谷另一位杰出的人物唐·瓦伦丁（后来成为一流的风险资本家）被提升为费尔柴尔德公司的销售部主任，而桑德斯是高级的地区经理。瓦伦丁要求桑德斯到他那儿去当第二把手，可是，桑德斯刚去不久，他又调了3个曾经在桑德斯手下工作过的人来，享受与桑德斯同样的待遇。这使得桑德斯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自己受骗了。
　　这一年，他和他的女朋友林达结了婚。可是，结婚不久，夫妻之间就产生了裂痕，关系比较紧张。他不想承认自己婚姻失败，尽一切力量维持着。他在硅谷工作，不能每天回家，只好在硅谷又租了一套房子；而好莱坞山上买的那座房子又是分期付款，每个月要交400美元，加上房租500元，一年足足要花去他收入的一半。虽然新任总经理斯波克答应付给他房租补贴，但瓦伦丁并没有给他兑现。这使桑德斯更加感觉瓦伦丁的冷酷无情。
1968年，一场大变化差点毁了桑德斯。首先是总经理斯波克退出费尔柴尔德公司，接管了国民半导体公司，并带走了一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他们也劝桑德斯一起过去。桑德斯答应了，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费尔柴尔德公司把深受桑德斯尊敬的汤姆·贝伊从新泽西召回来当了总经理。汤姆·见伊竭力挽留他，并答应把瓦伦丁的位置给他，桑德斯这才决定留下来。
　　瓦伦丁被解雇了。
　　斯波克对桑德斯改变主意表示遗憾，紧接着就把原先准备留给桑德斯的位置给了瓦伦丁。这样一来，桑德斯原来的上级就成了他的竞争对手。
　　这时，桑德斯并没有什么后悔的，然而，他的新交椅还没有坐热，费尔柴尔德公司又被桑德斯以前的老板——摩托罗拉公司的总经理莱斯特·霍根接管了。这一来，情况就有点不妙了。
　　霍根到任后，并没有立刻对他采取什么行动，仍旧让他负责销售。可是桑德斯又犯了错误：他认为霍根这样做是看重他的才能，听说霍根正在物色一位副总裁和总经理，他就冒冒失失地走进总裁办公室，说他想参加竞选。
　　可是不久，霍根就宣布解雇他。桑德斯在这突然的打击面前，一时不知所措，他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付房租，他本人也一向大手大脚，4个月的消费就花光了他一年的薪金，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以前的同事和朋友都变得像不认识他了，他们在一起评论他的缺点，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失去职业，使桑德斯在硅谷成了一个贱民。
　　为了避开熟人，他回到南加利福尼亚，整天沿着海边漫步，考虑今后的道路。他甚至想到过自杀——并不完全因为经济问题，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践踏。
　　几年以后，当他的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繁荣起来，而费尔柴尔德公司萧条时，一些被解雇的人又来投奔桑德斯，他宽容地接受了他们。他说：“我从不对谁怀恨在心，谁能作贡献，我就雇用谁。我不再去估价他们的诚实，我主要想让他们别害怕，因为我知道害怕的滋味。”
　　后来，有些人来找他，劝他和他们合作办公司。他们显然是知道他的能力的。而桑德斯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成立自己的公司，他以前一直是搞推销，不知道创建公司应该做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甚至连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书的区别都弄不清。”
　　可是，连续好几批人来找他商量这件事，他不由得开始认真思考起来。他想，假如他真的创立一家半导体公司，最好是经营与费尔柴尔德公司相似的产品，他要向霍根挑战，与之竞争。来找他的人中有一位是制作线性集成电路的专家，叫约翰·凯里，这人也是桑德斯从前的同事，而且也是被费尔柴尔德公司解雇的。桑德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要抓住它。
　　凯里驾着车来到桑德斯的住处，睡在他的沙发上，经过几天的推敲，他们草拟了一个创建新公司的计划。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就这样于1969年诞生了。凯里带来3个人，其中有两位是专门搞电路设计的。他们又从费尔柴尔德公司挖了3个人过来，这样一共是8个人。桑德斯是总裁，负责起草业务计划，并筹集资金。公司只生产数字集成电路。
　　一切商议定了，桑德斯忽然想起来：“对了，我们还应该有个推销员。”几位同仁都说：“你就是呀！”桑德斯说·“不，我不是，我是总裁。我不能既当总裁，又当推销员。”那几位想想好像也有道理，便同意了。他们以为，靠着桑德斯办事的那股泼辣劲和他在企业界的声望，一切都会顺利的。
　　然而，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桑德斯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筹集资金，在这方面他还很幼稚。他奔走了许多天，却四面碰壁，几乎所有的人都婉转地回绝了他。后来，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从那次经历中，我知道了许多家伙甚至不会问问题。他们正在寻找静电印刷业的投资机会，而我没有静电印刷，因此他们就继续睡大觉……诺伊斯总是说英特尔公司只花5分钟就筹集了500万元，而我花了500万分钟只筹集了5美元。这简直是残忍，但我坚持不懈。我知道我有发迹的历史，我知道我们能赚钱。”
　　桑德斯终于组成了一个投资人班子，但距计划投资的150万美元还差很远。他又去找费尔柴尔德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的一些职员和批发商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有限公司，陆陆续续又筹到一部分钱。这样，高级微型仪表公司这台机器才艰难地运转起来。
　　桑德斯没有让那些支持他的人失望，不出15年，投资者们都得到了2000倍的回报。当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时，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已有2万名职工，年销售额为4亿美元。桑德斯已经与他以前崇拜的那些硅谷的英雄们并驾齐驱了，他也成了加利福尼亚年轻人崇拜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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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3 PM

83.重振“美洲虎”雄风

“美洲虎”是英国的名牌轿车，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轿车曾享有很好的声誉，曾5次取得勒芒24小时车赛的冠军，在全世界汽车市场上颇有竞争力。但是，到70年代初，由于美洲虎汽车公司人事的变动，车的质量也一落千丈，销售量一年不如一年。到1979年，美洲虎汽车年销售量仅1.5万辆，还不到10年前的一半。当时普遍传着一个笑话：你如果有一辆美洲虎牌车子，就必须再准备一辆这样的车，这样才能凑够零件使其中的一辆跑起来。可见美洲虎汽车的形象已经差到何等地步。
　　为了扭转这种尴尬的局面，公司连换了六任总经理，都无济于事。最后，终于来了一位精明强干的总经理，这人叫约翰·伊根，他拯救了这只垂死的“美洲虎”，使它重新站起来，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伊根本人也因此成了大富翁。
　　约翰·伊根毕业于皇家地质学院石油工程系。他之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这个学院橄榄球运动搞得好，他喜欢这项运动。
　　毕业后，他在巴林石油公司工作，负责由阿拉伯人组成的石油开采游椤Ｋ?谀抢锕ぷ髁?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发现，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工程师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担心自己在那里干下去不会有什么出息，便离开公司，去伦敦商学院读硕士生。
　　1968年，他拿到了硕士学位后，在大不列颠通用汽车公司财务主管手下就职。他选择了这个工作，既包括了估计成本、制定价格，还需要考虑赢利计划，这有助于培养他对企业宏观控制的能力，又能运用他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技能。他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能从金钱的角度谈论商业，那就是在浪费时间。英国人在管理方面应该向美国人学习。
　　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制度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作为制造德尔科自动控制零件的生产部主任，伊根有效地将这个部门建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有自己的销售系统；并竭尽全力使它成为一个高利润的部门。对他来说，这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他不仅了解了生产，也了解了市场。
　　有一次，通用汽车公司的老板问他：“约翰，你年轻过吗？”这意思是说他过于严肃。但伊根当时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因为他实际年龄只有29岁。事过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件事却哈哈大笑，说：“我从未把自己弄得严肃可怕，我对工作总是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我总能从我的付出得到很高的报酬，所以我从不奢望发财。我觉得我对公司所怀的抱负比自己想获利的希望要大得多。”
　　伊根在德尔科自动控制零件部门的成功吸引了英国兰利汽车公司的一个分部的财务负责人约翰·巴伯，他邀请伊根去兰利公司工作。伊根同意了，这是因为他想为英国的公司工作，以此检测自己的能力。
　　他来到兰利汽车公司之后不久，就发现这个公司在战略措施上存在许多问题。起先，他负责美洲虎—罗费—胜利配件生产，然后又任整个配件部门销售主任。这时他便利用一切机会，把他在通用汽车公司学来的那些知识用上去，终于使之成为整个公司创利最高的部门，成为公司的一张王牌。很快地，他便升任为总公司配件服务部主任，下属部门大约有1万人。
　　1966年，英国政府为了创建一个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统一汽车生产集团，实施起“赖德计划”。这个计划导致了一场灾难。美洲虎汽车公司就是这时与兰利汽车公司合并的，成为兰利汽车公司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合并以后，公司上层管理混乱，产品质量明显下降，伊根负责的这个部门所创的利润都被其它部门消耗掉了。兰利汽车公司成了英国公司的一个坏典型。伊根痛苦地感到，在英国，采用大规模密集型方式进行生产不可能有高质量，这个国家的工业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伊根怀着这种沮丧的心情于1976年离开了兰利公司，又去了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担任这个公司销售部主任兼欧洲业务协调人，收入比在兰利公司高得多。他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欧洲。
　　1980年上半年，当美洲虎汽车公司已处于倒闭的边缘时，兰利公司新任董事长迈克尔·爱德华兹找到伊根，问他愿不愿意担任美洲虎公司总经理。伊根对迈克尔是非常尊重的，但对自己能否扭转兰利公司命运感到信心不足。他也很清楚，如果他点了头，那么，他就将成为美洲虎公司的第7任总经理。他将接受一个破烂不堪的公司。
　　正当他打算回掉这个聘任时，一件事使他改变了主意：那是当他驱车经过考文垂旗帜路时，看见一群孩子在路边玩耍。他想，如果没有人对英国的汽车工业作出点什么贡献的话，这些孩子将来会怎样？他们总不能靠救济生活吧？于是，他决定接受迈克尔的邀请，他发誓，要使美洲虎公司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企业。
伊根带着对美洲虎汽车公司工人强烈的同情来到该公司，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他的到来就像是改革的催化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提高生产力，改进汽车的可靠性能。
　　首先，他检查汽车设计的效率，核查美洲虎汽车公司下属厂家的产品是否合乎公司的标准。结果使他大吃一惊：汽车零部件中至少有150项缺陷，700种产品有60％的质量问题出在那些供应零件的厂家。
　　伊根对供应商们毫不客气，他说：“如果有福同享，那么有难也要同当，做不到这一点，谁也别想和我们签订供货合同。”他把达不到标准的产品一律退回去。第一战役持续一年，质量问题得到了解决。
　　同时，他发动了一场类似福音派新教会改革的运动，以激发公司雇员恢复在前10年丢失的追求优质水平的信心。他采取了一系列整治办法，唤起公司和工业界的注意，他的态度是：美洲虎公司并不会因承认质量很差而失去什么，关键是他现在要扭转这种局面。
　　经过两年的整治，到1983年6月，销售量奇迹般地回升，社会上对美洲虎汽车的需求大增。伊根夸口说，“美洲虎”已经击败了本国的梅塞维斯和德国的拜尔汽车厂家的挑战。公司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并重新雇佣了数万名职工。
　　伊根为了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创办了“开放学习中心”，让他的雇员们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技术学习。重新站立起来的美洲虎汽车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司。它的股票发行时价格很低，但不到两年，就翻了两倍，成了华尔街最看好的英国股票之一。美洲虎汽车公司的大部分雇员手中都握有公司的股票，他们也都跟着一起富起来。而兰利公司也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在伊根接管美洲虎公司时，美洲虎汽车的销售网已基本瘫痪，许多原来经销美洲虎汽车的经营商都已破产。他让所有的高级经理都走出去，重新建立起一个阵容强大的销售网。他要求这些挑选出来的经营商完全经营美洲虎牌汽车，也就是建立一个专营网络。
　　“美洲虎”终于又重振昔日的雄风，在欧美市场上销量直线上升。这时候，伊根又把目光转向新产品开发上，他拨资2亿英镑，研制XJ40型美洲虎车。他认为，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公司的命运将取决于这种新车型。
　　约翰·伊根就像是捍卫英国国民尊严的一面旗帜。目前，美洲虎汽车公司就产品质量和设备而言，是英国同行中的领先者，它有实力与德国、日本、美国所生产的最好的汽车进行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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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5 PM

84.五环旗下的富翁

在美国，亿万富翁并不罕见，在他们中间，彼得·维克多·尤伯罗斯不算最突出的。但是，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富翁，他的创业经历和他的开拓精神却堪称是美国人的代表。尤其是他不花政府一分钱，成功地组办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使他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
　　尤伯罗斯1937年出生于伊利诺斯州的埃文斯顿一个房产主的家庭。他刚刚4岁，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后来，父亲又再婚，他和姐姐又有了一个新妈妈。他们经常举家搬迁。尤伯罗斯小时候的学习环境总是处于变迁之中，他曾在5个州的6所小学和两所中学就读。
　　尤伯罗斯从小就懂事，他喜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高中时，他组织过水上夏令营，并担任过儿童俱乐部的管理人。他有一种同龄人所没有的组织才干，这也许是天生的。他的父亲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精明能干，知识面广。每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高谈阔论，小至马铃薯和猪肉，大到国内外政治及经济新闻，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时小尤伯罗斯总是聚精会神地听，一一装进头脑里去。父亲还经常有意识地提一些问题，启发和诱导孩子，日积月累的家庭教育，为尤伯罗斯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比他的同龄人更早地了解和认识社会。
　　进入大学以后，尤伯罗斯的活动天地更加广阔了。他似乎有着用不完的劲，总是满怀热情地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也给自己找一些挣钱的活干。如帮养鸡场拾鸡蛋，给人家车胎充气，卖些小商品等，这不仅增加了他个人的收入，而且他认为这也充实了自己的生活。在大学生活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水球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大学水球队的主要得分手。他射门技术高超，身手敏捷，曾一度入选国家水球队。可惜在参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时，他却落选了。尽管水球花去他许多宝贵时间，但他却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也获得了奖学金。
　　尤伯罗斯大学毕业后在奥克兰机场找到一份工作，一份很普通的工作。不过他并不嫌弃，他这个人干什么都能全身心地投入，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运行李、卖机票、做广告，机场里的杂活没有一样他不愿干。
　　1959年，尤伯罗斯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娶了妻子——吉妮，随后，两人一起去了夏威夷的联合航空公司任职。6个月以后，洛杉矶航空服务公司经理科尔考里安委任尤伯罗斯为该公司驻夏威夷办事处的负责人。
　　尤伯罗斯不负重托，他工作出色，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当时他只有22岁。
　　1962年，尤伯罗斯跳槽到西雅图国际航空公司，因为他原来的老板卖掉了自己的航空公司。新的工作岗位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由于公司业务不景气和旅馆业的价格上涨，他负债累累，不断地还债。一年以后，他才从这种危机中摆脱出来。
　　尤伯罗斯忘不了这次财政赤字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无奈，他决心要认真理财，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不久，尤伯罗斯在好莱坞创建了仅有一间办公室的国际运输咨询公司。由于经营有方，盈利不断增加。到1967年，资金已达到36万美元，并开始发行股票。
　　1972年，国际运输咨询公司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资产日增。凭借当时的财力，尤伯罗斯以67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历史悠久的“问梅斯特先生旅游服务公司”，并将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8个办事处增加到100多个。
　　1973年，尤伯罗斯又涉足旅馆业，创立了“侨胞旅社公司”。由于生意兴隆，公司很快得到发展，并拥有十多个豪华的游艺场和4000多套房问。
　　一年以后，尤伯罗斯又建立了第一旅游公司。经过4年的发展，该公司已成为在全世界拥有200多个办事处，1500名工作人员的北美第二大旅游公司，年收入大约2亿美元。
　　40岁以前，尤伯罗斯个人的资产已经有100多万，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在美国人看来，他这已经是创造了奇迹。
　　1978年，美国洛杉矶获得了筹办1984年奥运会的资格，在决定组织人选时，尤伯罗斯有幸被选中了。提名推荐尤伯罗斯的是美国著名影视导演戴维·沃尔帕。他俩的相识，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不打不相识”。1973年，在由沃尔帕领导的旨在掀起美国新的排球热的讨论会上，沃尔帕的“好莱坞式”举办体育运动会的方法得到了各方面实力人士的一致拥护，就在即将形成决议的时候，一个从开会起就一直不声不响的人站了起来，这就是尤伯罗斯。他极其直率而又坚决地指出：沃尔帕的提议耗费太大，是不可取的。他不顾众人的窃窃私语，力陈自己的一套方案，并担保若按他的办法去做，不但能节约开支，还能创造经济效益。
　　在当时，尤伯罗斯虽然已经做出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但还不为那些大人物所知。毫无疑问，他的提议被当场拒绝了。但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那种坦诚、直率、自信以及敢作敢为的形象却给沃尔帕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所以，在物色奥运会组织人选时，当沃尔帕和其他6人组成的市长委员会提出的诸多人选被一一否决时，沃尔帕的头脑里突然闪现出一个人的名字——尤伯罗斯。在这几年中，这个年轻人大刀阔斧的办事风格和卓著的事业成就，沃尔帕也早有所闻，他认为尤伯罗斯绝对是筹办1984年奥运会的最佳人选。
　　尤伯罗斯的机会就这样来了。他欣然接受任命担任第23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不过，他也清楚，组织世界规模的奥运会，而政府又没有拨款，的确是困难重重。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步迈出去，就决无退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卖掉自己一手创办的第一旅游公司，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中去。
　　一上任，他就发现组委会几乎是一无所有，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用具，银行里也没有它的账号，一切都是零。尤伯罗斯自己拿出1万美元，在银行立了户头，又临时租下一所房子作为组委会栖身之所。两个月以后，他们才在库尔沃大街的一处由厂房改建的建筑物里正式落下脚。
　　当组委会的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许多人都为尤伯罗斯捏了一把汗。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以前，历届奥运会举办的历史都证明，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举办奥运会的确是一种光荣，但同时也是一场灾难，一场财政上的灾难。洛杉矶在1932年曾经举办过一次奥运会。那种大规模的浪费与奢华使得巨额亏损几乎是无法避免，以后在其它国家举办的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如此。
　　尤伯罗斯的回答令世人震惊：他将不用政府1分钱，使得这次奥运会成为有史以来财政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已从现代化的社会中看到一条节约的捷径，后来的事实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翻阅了大量有关历届奥运会举办情况的材料后，尤伯罗斯决定一改以往的做法，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尽量避免大兴土木，营造新建筑；并且利用一个最直接也是最省钱的方法：由赞助者提供各个项目最优秀的设施，而赞助者得到的是无与伦比的最佳宣传效果。这种在互利基础上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无疑是一个创举。就是依靠这一点，尤伯罗斯将大众举办奥运会的热情鼓动起来了，由此树立起奥运会的精神支柱——将举办奥运会与社会经济生活连接起来，获得了众多企业的财政支持。
与经济界的巨头们打交道，对尤伯罗斯来说是家常便饭。他头脑活跃，思维敏捷，善于抓住那些人的心理，往往欲擒敌纵，并不低三下四地乞讨。那些企业主们也都很精明，他们很清楚这样的宣传机会十分难得。世界性的盛会，借助现代新闻媒介、电视转播可以将他们的产品介绍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虽然尤伯罗斯将价码提得很高，很苛刻，如要求赞助者必须长期地而且自始至终地对奥运会给予赞助，并对一些商业广告的范围、区域做了一些硬性规定，那些巨头们还是蜂拥而至，都想抢先争取到最热门的运动项目。到后来，尤伯罗斯不得不按5中选1的比例来确定到底由谁赞助，这样，定下了23家赞助公司。大西洋西弗奇尔德公司，他们将出900万美元作为修整奥运会纪念体育场的费用；道格拉斯公司和可口可乐饮料公司联手为建造新游泳池提供500万美元的资金；列维服装公司、联合航空公司等一些著名的公司以及影响巨大的美国《体育画报》，也都欣然允诺为奥运会建造和引进最先进的体育设施。
　　转播奥运会盛况的权利是数额最庞大的一笔交易，也是尤伯罗斯最煞费苦心的一件事。经过几次反复的谈判与协商，终于以2.5亿美元的高价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达成协议。在这次谈判期间，尤伯罗斯表现出他高超的谈判技巧，直到协议签订之后很长时间里，这家公司负责体育节目的副总经理还在人前对尤伯罗斯赞不绝口。
　　尤伯罗斯大胆地打破了一个形成已久的惯例，以前，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转播体育节目一向都是免费的。而自这一届奥运会起开创了买卖体育节目转播权的先例。他在这一项上的收入是7000万美元，分别将转播权卖给了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
　　在收取赞助的过程中，尤伯罗斯也遇到一些“强硬而傲慢”的公司。例如著名的生产彩色胶卷的柯达公司当场就拒绝了组委会提出的赞助费不得低于500万美元的条件，只同意提供100万美元的资金和一大批彩色胶卷。虽然尤伯罗斯从中几次周旋，这家公司却认定有把握使组委会接受他们的赞助方案，丝毫不肯让步。最后，尤伯罗斯断然决定放弃这家公司，转而与日本的富士胶卷公司谈判，终于达到了目的。而富士公司由于得到这个机会而产生巨大影响，声誉超过了柯达公司。柯达公司为此后悔不迭。
　　尤伯罗斯对他决定要做的事，向来都是胸有成竹。尤其在谈判中，他很少妥协，在声名显赫的大公司面前也从不退缩，这是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作为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后来有人传言他实行“暴君统治”，这是过分夸张了。但由此足以见得他的严厉作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工作人员有2000名，而尤伯罗斯手下仅有200人，差距何其大？这就是强将手下无弱兵的道理。他要求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这样，一个人可以抵几个人用。这与以往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散漫作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他的组委会里，始终保持着井井有条的工作秩序，每一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这才使得这台机器高效地运转。
　　1984年4月底，距洛杉矶奥运会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出于政治和外交的原因，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宣布抵制这届奥运会，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参加，也不报道这届奥运会的情况。这一举措对尤伯罗斯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第一次显出有点措手不及。随后，他便投人紧张忙碌同时也带有戏剧性的奔波游说之中：和他同行的还有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他们乘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企图说服苏联等国领导人改变主意。然而，最后还是没有成功。不过由于尤伯罗斯和他的同事们前期的努力，这届奥运大局基本已定。不过这件事还是在尤伯罗斯心中留下了，许多遗憾。
　　1984年7月23日，第23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如期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和观众以及美国人民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热情，将部分国家抵制奥运会带来的阴影一扫而空。这一届奥运会的规模和盛况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由各大公司赞助整修和重建的场馆设施使得这次盛会的面貌焕然一新；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960名运动员聚集洛杉矶，一展雄姿；观众购票也十分热烈，体育场馆几乎是座无虚席；各种比赛捷报频传，将这次奥运会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电视转播如实地将这次奥运盛况传播到全世界，尤伯罗斯的名字也由此为世人所熟知，所称道。
　　洛杉矶奥运会结束后，一项详细的统计数字证明了尤伯罗斯的巨大成功。他没有用美国政府一分钱，却为政府大获盈利，除去一切开支，最后余下的款额是1.5亿美元。尤伯罗斯的成功为以后的奥运会树立了榜样，也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坦途。
　　尤伯罗斯对自己的评价并不高，他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对公众的褒奖赞誉总是极力推辞。他说：“我工作努力，加上走运，就是这些。”对此，当初推荐尤伯罗斯主办这届奥运会的沃尔帕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尤伯罗斯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热爱体育，也喜欢社交。性格直爽、幽默，说话开诚布公，不加渲染。而且，他还是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人。
　　甚至，有许多美国人认为尤伯罗斯具有总统的才干，总有一天，他会当上美国总统。的确，他这个人不仅具有极强的领导组织能力，也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他善于游说、谈判，也善于演说。在许多重要的场合，他的讲话总能振奋人心，激发人们的热情。他的声音洪亮优美，常常妙语连珠，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23届奥运会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人们永远会记得在那次奥运会气势壮观的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给他佩戴象征着奥林匹克最高荣誉的金质勋章的情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尤伯罗斯为世界奥运史所作的开创性的贡献。由此，尤伯罗斯也成为美国人心目中开拓者的代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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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5 PM

85.闯荡曼哈顿

美国房地产巨富特朗普，出生于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家庭。他的祖父是瑞典移民，儿时就来到美国，后来开了一家普通餐馆。他祖父是个浪子和酒鬼，在特朗普的父亲11岁那年就去世了。祖母伊丽莎白靠做裁缝把3个孩子养大。特朗普的父亲干过搬运工，给人擦过皮鞋，后来刻苦自学土木建筑工程，终于当上一名建筑承包商，跻身于美国中产阶级行列。特朗普刚刚会走路时，就跟父亲一道去工地，边走边捡空苏打瓶子，卖给店里把钱攒起来。他从小就懂得如何挣钱了。
　　特朗普13岁时，父亲把他送到军事学校去上学。军校毕业后，他又到福德姆大学上学。大学上了两年，他认为如果立志经商，霍顿金融学校是个非去不可的地方，于是他转而攻读商业。特朗普拿到了霍顿商业学士学位，从那时起，他就向往曼哈顿，因为曼哈顿是纽约的首富之区，许多跨国大公司和大银行都在该区的华尔街上。曼哈顿是冒险家的乐园，那里充满了各种机会，也布满了陷阱。成功者富可敌国，失败者跳楼自杀。特朗普胸怀大志，决心去那里闯荡一番。但那会儿，城市市场繁荣，物价昂贵，特朗找桓龀醭雒┞?拇笱П弦瞪??薹ㄕ业阶约合不兜纳?猓??虿黄鹨蛔诜康夭?Ｌ乩势盏母盖鬃约旱氖乱蹈傻貌淮恚???辉敢飧?⒆哟蟊实那?霰厩???环判南不睹跋盏亩?印Ｌ乩势沾耸币延涤?0万美元，大部分都用在布鲁克林的建筑上了，所以他只能等待。他帮父亲经营生意，同时尽可能把时间用在曼哈顿。
　　1971年是特朗普的转折点。这是他大学毕业的第3年，他在曼哈顿租了一套公寓房问。这是一套小型的公寓间，面朝邻近楼房的水箱，室内狭小、昏暗。尽管如此，他很喜欢它。搬进这个套间，他比15年后搬进属于自己的特朗普大厦的最高层还要兴奋。可以想象，一个在小地方长大的孩子，现在突然在大都市曼哈顿有了一席之地，他能不高兴么。
　　真正重要的是，由于这次搬迁，特朗普对曼哈顿熟悉得多了。他逛街的方式很特别，他刻意了解这里所有的房地产。他年轻、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他要在这里大显身手。
　　特朗普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入“LE俱乐部”，这是曼哈顿当时最热闹、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俱乐部，就像好莱坞的导播室一样。它位于东54街，会员都是事业上的成功者和漂亮的交际花。特朗普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怎样成为一名会员的。一天，他打电话给“LE俱乐部”，说：“我叫特朗普，我想加入你们的俱乐部。”接电话的人嘲笑他说：“你开什么玩笑！”“砰”地挂断电话。当然，谁会知道他这个毛头小伙子呢。第二天，他又来了个主意，打电话问那家伙：“听着，能给我一份你们的会员名单吗？我可能认识某个会员。”那人说：“很抱歉，我不能给你。”接着挂断电话。
　　第三天，特朗普又打电话给他们说：“我要见俱乐部的董事长，有重要的东西送给他。”那家伙见他三番五次打电话，以为他有什么来头，便告诉了他董事长的姓名及业务电话号码。他接着就给董事长挂了电话，自我介绍说：“我叫唐纳德·特朗普，我想加入你们的俱乐部。”董事长问道：“你有朋友或家庭成员在本俱乐部吗？”他说：“没有，那儿的人我都不认识。”董事长听罢，笑道：“那么，是什么使你认为我会接受你为成员呢？”特朗普见董事长态度和蔼，便在电话里和他谈啊谈啊。最后，董事长对他说：“我来告诉你吧，你的话听起来像是个可靠的小伙子。吸收一些年轻会员也不错，为什么不到21号来和我喝一杯？”第二天晚上，他们见了面，要了酒。特朗普不会喝酒，而俱乐部童事长和他带来的一个人却很能喝，他们喝啊喝啊，喝了两个小时，特朗普却坐在那儿滴酒未进。直到最后，特朗普说：“听着，老兄，要我扶你们回家吗？”他俩说：“不要，我们再来一杯吧！”
　　对此特朗普很不习惯。他有个铁石心肠、正直坦率、严肃可靠的父亲。他父亲每晚7点钟回家吃饭、看报、看新闻，就是这样。特朗普和父亲一样不近人情，冷若冰霜，而这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特朗普感到很纳闷，是不是曼哈顿每个成功者都是个大酒鬼？如果真是这样，他将占有极大优势。最后到10点，两个家伙喝得酩酊大醉。特朗普把他们送回了家。
　　两周过去了，特朗普从董事长那儿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等得好不耐烦，打电话问董事长，董事长甚至记不起特朗普是谁了。没办法，他只好一切从头开始，再回到21号。这次董事长没有喝得太多，同意提名特朗普为俱乐部会员。但董事长有一个顾虑，说因为特朗普年轻英俊，他担心他会引诱、拐走俱乐部老会员们年轻漂亮的妻子。董事长叫特朗普许诺不会那样做。
　　特朗普简直不能相信他听到的是什么。他对爱情忠贞不渝，这是他家的传统美德。他母亲把全身心献给了父亲——他们最近刚庆祝完50年金婚纪念。特朗普就是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下长大的。不管怎样，他还是答应了董事长的要求。特朗普被吸收进俱乐部，这使他在社会交往和业务联络方面都迈进了一大步。他在俱乐部里遇到过许多年轻漂亮的单身女性，几乎每晚都有约会，但他从没陷进去。这些人确实很漂亮，但不能倾心交谈。她们当中有的爱慕虚荣，有的疯疯癫癫，有的放荡不羁，有的则是骗子。特朗普觉得没有一位可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但特朗普最终还是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碰巧这姑娘和他父母一样，也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
　　同时，特朗普还认识了“LE俱乐部”许多事业上非常成功、非常富有的人。他经常在俱乐部玩到深夜，但这也是工作。他了解到纽约这个人生大舞台是怎样被操纵的，他去结识那些他要与之做生意的人。他还结识了一些大富豪，特别是欧洲人和南美人，他们后来都买了特朗普大厦和特朗普广场饭店最昂贵的公寓房问。
　　在“LE俱乐部”，特朗普结识的第一个人是罗伊·科恩律师。他早就仰慕他的大名，科恩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一天晚上，特朗普发现科恩就坐在他的桌旁。他们相互自我介绍，谈了一会儿，接着特朗普向他挑战。他喜欢考验人。他对科恩律师说：“我不喜欢律师。我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耽误时间、延误生意而不是做生意。他们给你的每一个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总是期待调停，而不是斗争。”科恩说他同意这个观点。科恩这么说，特朗普很高兴，于是说：“我不是软皮蛋，宁可斗争，决不妥协。因为只要你一妥协，你就会得到一个胆小怕事的名声。”
　　特朗普看出科恩已来了兴趣。果然，科恩耸耸肩说：“这只是学术交谈吗？”特朗普说；“不是，根本不是学术交谈。事情是这样，政府根据民权法，对我们的公司提出诉讼，说我们的住宅开发区歧视黑人。我和我父亲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和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谈了这个问题，而他们劝我们调停。政府经常敲开发商们的竹杠，而商人们总是照付款不误，因为他们不希望有什么坏宣传，不想惹火烧身。但事实上，我的楼房里有黑人住户，只是没有给予优惠出租，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没有享受优惠而已。科恩先生，你认为我该怎么做？”
　　科恩律师说：“我的观点是叫他们见鬼去，到法院去跟他们斗，只要你们盖的楼房里有黑人住户，就不怕他们。”特朗普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政府无权干涉我的生意。”于是他决定请科恩律师处理这个案件，他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此时的特朗普还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他好斗。他和科恩律师一道去法院，为那租金而争辩，而斗争。最终，政府对该案拿不出任何证据。法院从中作了小小的调停，特朗普父子没有认罪。取而代之的是他公司同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空房以同等的机会出租，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黑人、白人一视同仁。这场官司就此了结。
　　通过这场官司，特朗普觉得科恩律师是个可靠的朋友。科恩很精明，能和你站在一边，那很荣幸。科恩从不两面三刀，不像有些“有身份的”家伙，为了追求个人名利，他们会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如何诚实，如何正直，但实际上都是些伪君子，他们绝没有忠诚可言。他们想的是什么对他们最有利，如果朋友成了一个包袱，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决不会考虑朋友的安危。
　　特朗普搬到曼哈顿以后认识了许多人，了解了许多房地产，但仍没有发现他能买得起的、价格适中的不动产。到了1973年，曼哈顿的情况突然变糟，由于通货膨胀，建筑费用猛涨。更大的问题是纽约城本身，该城的债务上升到了令人紧张不安的地步。人们惶恐不安，简直不能相信这座城市。这种环境不利于新的房地产开发。特朗普担心纽约城的未来，但还不至于彻夜不眠，他是个乐天派。他看到该城的困境，而那也正是他大显身手的良机。在他的心目中，曼哈顿一直是最佳住处，是世界的中心。纽约在短期内不管有什么困难，事情一定会彻底改观，这一点他毫不怀疑。还有哪座城市能取代纽约呢？
　　一直吸引特朗普的，是哈得孙河边的一个废弃了的庞大铁路站场。每次他沿西岸河滨的高速公路开车过来时，他就设想能在那儿建什么。但在该城处于财政危机时，考虑开发这大约100英亩的庞大地产则需要胆略。那时候，人们认为西岸河滨是个危险去处。街的西边，有廉价旅店，各公园都有毒品贩子。《纽约时报》曾刊载文章说，那真是个粗俗不堪的地方。尽管如此，特朗普认为不必顾虑重重，要全面改观并非太难，人们发现它的价值只是时间问题。
1973年夏季的一天，特朗普在报纸上破产广告一栏中，偶然看到一则启事，说一个叫维克多的人负责出售废弃站场的资产。他于是打电话给维克多，说他想买60号街的站场。对方约他去洽谈。维克多是个很圆滑、很有吸引力的家伙。特朗普故意说那站场如何糟糕得不可收拾，街坊和整个城市正陷入困难，我对这宗地产有兴趣，可能真是发疯了。特朗普又说，这么大一块未开发的地皮，要获得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真比登天还难！他故意卖关子，然后又靠精力和热情，终于取得了维克多的信任。
　　尽管到目前为止，27岁的特朗普自己没建过任何建筑，但他愿意去追求那些条件比他优越的人不想追求的东西。特朗曾和维克多拟定了一个协议，由特朗普买下那个废弃站场，但盖房子须经市规划委员会批准。资金由特朗普筹集，还须办一切手续。此时特朗普自己的公司还没有任何名称，他称它为“特朗普组织”。所谓“特朗普组织”只是市郊的几间小办公室。
　　特朗普花了4年时间为开发那块地做宣传。通过宣传，“LE俱乐部”里的大亨们都愿意做他的后盾。他和父亲还捐款给民主党俱乐部，支持比姆竞选纽约市长，从而和政治家拉上了关系。维克多又帮特朗普在新闻界获得信誉。当记者问维克多，为什么选特朗普不选别人时，他说：“其他房地产商是极其危险的无底黑洞，而我一眼就看中了特朗普这个年轻人。他在整个城市处于奄奄一息的时候，在无人想搞建筑时买下这块地，这需要勇气和胆识。”但也有人讽刺挖苦特朗普说．特朗普买了那么一大块孬地，面砖和砂浆在哪儿？
　　特朗普买下那块地后，先打算盖住宅楼，供中等收入的人租用。他筹集了一笔资金，又从政府那里贷到一笔款子，但情况很快就急转直下，市开发公司，就是那个专门出售债券给公众、向住宅建筑商贷款的机构，由于纽约的经济越来越糟，竟拖欠了1亿多美元不付。特朗普从政府贷的款子成了空头支票。接着，市长比姆宣布，由于财政危机，暂停所有新住宅的施工。
　　特朗普的建房计划受挫，他于是打算用那块地皮搞一个集会中心。但这也遭到一些纽约政坛上有权势人物的反对。州参议员基尔就说，把集会中心放在那里，就像是在坟场上开办一个夜总会。直到1978年4月，纽约市长宣布决定购买那块场地并在那儿建集会中心。有关方面认定那块地皮的价格为1200万美元，特朗普可得酬金83.3万元。特朗普提出，这个中心如果用特朗普名字命名的话，他愿意放弃全部酬金，结果被官方拒绝了。
　　特朗普是个经商天才，他当然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早在1974年年底，他就看中了那块地皮附近的一家饭店。信息是维克多提供的。名叫康莫多尔的大饭店由于管理不善，已经破败不堪，多年亏损。但特朗普却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每天上下班从这里的地铁站钻上钻下，绝对是一流的好位置。除非该城确实灭亡，否则，将来这里一定会大有前途。
　　特朗普把买饭店的事告诉他父亲。开始，父亲听说儿子在城中买下那家破饭店，以为儿子跟他开玩笑，因为许多精明的房地产商都认为那是笔赔本的买卖。特朗普心里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呢。不过他耍了一系列的花招，他一方面让卖主相信他一定会买，却又迟迟不付订金。他尽量拖延时间，他要说服一个有经验的饭店经营人，一道去寻求贷款。他还要争取市政官员破例给他减免全部税务。
　　特朗普终于买下了康莫多尔饭店，投资进行装修，并改名为海特大饭店。海特大饭店富丽堂皇，它的楼面是用华丽的褐色大理石铺的，用漂亮的黄铜做栏杆和柱子，楼顶建了一个玻璃宫餐厅。它的门廊很有特色，成了人人想参观的地方。海特大饭店于1980年9月开张，从开张的第一天起就交好运，总利润一年超过3000万美元。特朗普拥有饭店50％的股权。
　　特朗普从海特大饭店尝到了甜头，他的目光又落在曼哈顿繁华路段的一座11层大楼上。从1971年他搬进曼哈顿，并在那儿逛大街起，他就看中了它，那是房地产中一流的位置。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建一座摩天大楼，它将成为纽约城独一无二的最大不动产。特朗普通过明查暗访，了解到那11层大楼属于邦威特商店，但楼下的地皮属于一个名叫杰克的房地产商。特朗普先去找杰克。杰克是个很精明的人，但他不是纽约人，不知道这块地皮的真正价值，更闹不明白在大萧条之中，仍有人打它的主意。特朗普通过几个月的艰苦谈判，最终以2500万美元买下了11层大楼和下面的地皮。
　　特朗普打算拆掉旧楼，建一座高68层的大厦，命名为特朗普大厦。他费尽周折，得到了市规划委员会的批准。1980年10月，曼哈顿银行同意为特朗普大厦的施工提供贷款。特朗普把整个工程承包给了HRH施工公司，并委派33岁的女高级助手巴巴拉负责监督施工。巴巴拉在翻修康莫多尔饭店时，曾显示出她的出众的才能。
　　开始爆破旧大楼时，《纽约时报》刊登了炸毁门口雕塑的大幅照片，并发表了许多谴责特朗普的文章，说开发商只顾赚钱，不惜毁坏文物和艺术品。尽管文物和艺术管理部门并没有出面干涉，事后特朗普也后悔不该毁了那些雕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场轩然大波却给特朗普出售大楼帮了大忙。由此引起的文章，总是在开头千篇一律这样说：“为了给世界上最豪华的大楼让路……”
　　特朗普大厦拔地而起，建造得既富丽堂皇又非常新颖独特。光是门廊中沿东墙下来的瀑布，就有80英尺高，造价200万美元。从第30层到68层是公寓房间，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北面的中央公园，南面的自由女神像，东面的九特河，西面的哈得孙河。大楼的锯齿形设计，使所有单元住宅的主要房间至少可以看到两面的景色。
　　毫无疑问，特朗普大厦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每套单元售价从100万美元到500万美元不等。特朗普雇佣高级公关公司做宣传，吸引了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人士争相购房。由于供不应求，特朗普不断涨价，总共涨了12次。房子还没竣工就卖出了一大半，滚滚钞票进了特朗普的腰包。特朗普大厦共有住宅单元263套，他自己留下10多套不卖，自家住进了最顶层。他们夫妇花了近两年时间改建，特朗普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套公寓间可以与之媲美。
　　特朗普闯荡曼哈顿，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富豪。但他并没有满足。他又投资兴办游乐场、度假村，成立海湾和西部娱乐集团等。他的妻子伊瓦娜干得也非常出色。她亲自掌管的特朗普城堡，是大西洋城12家游乐场中收入最多的一家，也是城中最盈利的一家饭店，仅3个月就收入7680万美元。特朗普还生产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凯迪拉克轿车，这是一种最豪华的超长轿车，金黄色外壳。
　　1987年2月，特朗普收到苏联驻美国大使杜比宁的一封信，说苏联国际旅行社想与他合资兴建并经营一座饭店。特朗普和妻子伊瓦娜及助手丽莎和诺玛，乘私人飞机飞往莫斯科洽谈有关事宜。这架新的波音727飞机，原属于香罗克公司，由于该公司陷于困境，被迫出售它偿还债务。卖主报价1800万美元，通过讨价还价，特朗普用800万美元买到了手。这架飞机能容纳200名乘客，但改装为15座，包括非常豪华的卧室、洗澡间和隔开的工作区。
　　专机起飞了，特朗普从舷窗往下望，曼哈顿区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他回想当年闯荡曼哈顿的情景，感慨万千。他成了个大富豪，但他并不满足，他要干的事业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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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6 PM

86.儒商牟其中


1940年，牟其中出生于四川省万县市——一个濒临长江的中等城市。
　　牟其中从小聪明伶俐，好动脑子。由于家庭成份不好，牟其中高中毕业后未能考上大学，当了万县玻璃厂的一名合同工。为了生存，他什么活都干过，他由此接触到了不少人，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看不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与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写出一篇长文《中国向何处去？》，揭露有人用假马克思主义欺骗中国人民。这还了得！1975年8月25日，牟其中和他的“马列主义研究会”伙伴锒铛入狱。作为首犯，牟其中被判处死刑。他在牢中一坐就是4年半，随时有被拉出去枪毙的可能。
　　不知什么原因，死刑的执行令一直没有下达。相反，4年的铁窗生活让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出狱后的牟其中更加成熟，从一个青年工人变成了一位饱学之土，为他今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80年，恢复自由的牟其中辞去了玻璃厂的工作，一心一意地要干一些事业。他从朋友那里借来300元钱作为本钱，开始贩卖万县的特产藤椅，加入了中国第一批个体户的行列。应该说牟其中是很有胆识的，在他的努力之下，1982年，他和10余名待业青年共同创立了四川省唯一的民营企业“万县市江北贸易部”，后更名为“中德商店”，中德商店不生产任何产品，而着力为别人的商品，而且往往是滞销的商品打开销路。在当时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中国，这一招真灵！牟其中成功了，他一时成为全国各大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好多人不理解，认为牟其中这样做是投机倒把，结果以“偷税漏税”第二次入狱！
　　高层领导和社会各界对牟其中的再度蒙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经过多方调查，发现对牟其中的指控压根就不属实，牟其中不仅没有“偷税漏税”，而且还比实际应交金额多交了4000多元！
　　真相大白！牟其中在被单独关押了346天后，终于再度获得自由。
　　出狱后，牟其中面对的是社会各界的支持，他几乎是在瞬间就获得了没有限制的银行贷款和四面八方的掌声和鲜花。中德集团复活了，牟其中眼看着就要走上一条通畅的成功大道，然而，命运却又给这个不屈不挠的汉子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1985年3月，国家对失控的宏观经济进行了损失巨大但又无可奈何的“一刀切”，中德的流动资金从700余万元陷入了“0”的深渊。
　　结果，牟其中欠债160万元，一个天文数字！困境中的牟其中也曾想过要自杀，甚至还写下了遗书！但是，这个一生坎坷、渴望成功的硬汉子终于挺了过来，带领他的中德进入了惨淡经营的长达3年的“上下求索”阶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通过牟其中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中德终于走出了低谷，摆脱了沉重的债务，迎来了企业的春天！自此，牟其中的事业一帆风顺，他带领员工走出封闭的四川盆地，来到风光秀丽的海南岛，创立了南德经济集团。不久，又把总部迁入深圳、天津等地，最终闯进了北京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之一。
　　牟其中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从相当程度上说，来自于他对市场准确的估计，以及企业家的精明和英雄般的胆识。
1991年，牟其中做了一件震惊海内外的事情。他一下子买了4架崭新的俄罗斯产中型客机。起初谁也不相信牟其中能做这么大的买卖。直到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根据协议，牟其中把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更令人们惊讶的是，图—154客机比美国的同类飞机便宜2/3，而且这4架飞机是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的。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牟其中获利近1亿元人民币！这笔买卖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牟其中做成这笔买卖的秘诀是：他知道俄罗斯有飞机卖不出去，又迫切需要中国的轻工业产品，而中国有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和食品积压在仓库里，国内航空公司却缺少飞机，牟其中就利用这些条件“组装”出了一个物物交换的市场。人们常说一个主意值万金。牟其中的这个创举为随后中俄易货贸易的飞速发展开了先河，其创造的价值何止万金！
　　牟其中后来发起的满洲里铁路项目与他的飞机生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两年，中俄边境贸易急速增长，但由于中俄铁路路轨宽窄不同，过货速度太慢，导致满洲里边境货物堆积如山，无法出入。增加满洲里边境铁路的过货能力，于国于民都有利，牟其中热情地投入了这个项目的设计。他独辟蹊径，在满洲里边境开辟了一个10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双方火车可直接开入贸易区，迅速卸下货物重新装车，真正实现了“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牟其中所有的商业活动几乎都围绕“组装市场”来展开，而“组装市场”的基础即是他的“99度加1度”的理论。
　　牟其中形象地说道：“有一壶水烧到99度，还没有沸腾，没有产生价值，有人就建议干脆把它倒掉重烧一壶。这种人是傻瓜。聪明的做法是，在这壶已烧到99度的水下再加一把柴，水就会开了，价值就会产生了。成功与否往往就在于这关键的一步。那么，这宝贵重要的1度是什么呢？它就是市场。”
　　牟其中的那些无穷无尽的好主意也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财富。说牟其中“腰缠万贯”也没有人怀疑。但牟其中的爱国心并没有因此有半点减弱。香港《民报》曾经报道，南德经济集团在经济上是极端激进的，而在政治上是极端保守的。《民报》所谓的“保守”，实际上是指牟其中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该报说的一点不假，牟其中最佩服的人就是邓小平，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最英明的发展之路。牟其中说：“我认准一点，中国必须把经济搞上去，否则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就没有立足机会，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一定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会始终坚持下去。”
　　牟其中富了，但他还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充实自己，并在很多场合提出了“儒商”这一概念。“儒”是孔夫子的学说，“儒生”是指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度看重仕途，看不起生意人。但知识分子下海是时代所需，牟其中希望这两者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儒商”是有文化、有教养、有道德的企业家。牟其中的确做到了。虽然“腰缠万贯”，但他生活简朴，从没有过分的要求，即使是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也穿着随便，手上常年戴的是50元一只的石英表。牟其中还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同情弱小，常常伸出热情的双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对公司的下属也非常温和、热心，处处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深得员工的爱戴。
　　牟其中现在领导着有400多名雇员的南德经济集团，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幢大楼里。公司业务除进口飞机外，还涉及卫星发射、航海、铁路运输、高速公路建设、水电站建设等。公司调动资金以亿元计算。牟其中那传奇式经历成为中外上百家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
　　“白手起家”的牟其中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不容易，但是他毕竟成功了。也许，除了他聪明地抓住了人生的机遇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他具有勇于承受命运的坎坷、笑对生活磨难的非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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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6 PM

87.景泰蓝大王陈玉书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香港景泰蓝商人陈玉书就是一个例子。陈玉书是靠经营景泰蓝发家的，他至今还占有香港50％的景泰蓝市场，而且同时经营贸易、地产、工业、娱乐业。
　　陈玉书的父母都是华侨，他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岁那年，他出于对祖国历史的热爱，回到中国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6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但没有多久，便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不免受到冲击。他受不了那种人格的伤害，被迫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职业，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72年去了香港。
　　刚到香港，他一无所有，还要养活妻子和女儿，只能靠打短二维持生计。干的是苦力活不说，还经常找不到活做。有一次，正当他失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的经济能力无法再抚养一个孩子，只好找医生给妻子做人工流产。可是，他连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四处奔走找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才凑齐那笔款子。日后，他回忆起那段生活说：“那真是残酷的人生。”
　　陈玉书人生的转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他又失业了，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这个坏消息，早上，他仍假装去上班，实际上是出去寻找工作。他在外面转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也没找到工作。他不敢回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走到维多利亚公园门口，因为无处可去，想到里面坐下来歇一会儿。他看见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在荡秋千，那秋千总也荡不起来，便走上前去帮助推了一把。那位妇女从秋千架上下来后便跟他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没有工作，很同情他的遭遇。
　　这个妇女的丈夫是印尼驻香港领事馆的高级官员，他给陈玉书谋取了一个给印尼华商办理签证充当中介入的机会，一下就让他赚了5万港元。在70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陈玉书生活不愁了。他想，坐吃山空当然是不行的，应该趁着有点本钱，做点生意。他办了一个“香港繁荣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大陆产品的转口贸易。虽然规模尚小，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做生意的。而且他又能吃苦，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陈玉书并不满足，他决定大胆开辟台湾市场。他与别人合伙购进了一大批台湾产的涤纶布，准备将这批货销往大陆。如果成功，一定能赚一大笔钱，公司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结台湾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脚，结果他花40万元买来的竟是一堆卖不掉的积压商品。这次上当几乎使他倾家荡产，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商海是多么凶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陈玉书做生意就很小心，没有再上过骗子的当。
　　经此打击，陈玉书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一面反省自己，收缩营业规模，稳住公司；另一方面积极收集信息，以图重整旗鼓。
　　1979年，大陆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港台商人纷纷进入大陆市场发展业务。陈玉书也来到北京，经过一番考察，他决定经销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蓝产品。他第一批购进了价值5万港元的货，运回香港后，很快便销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订购了30万港元货，同样很快就卖光。以后，他又多次订货，每次都是数十万元。这样，他就成为香港较大的景泰蓝经销商了。
　　然而，到80年代初，因为全球性经济衰退，香港市场对景泰蓝的需求量减少。陈玉书订的货比较多，一时难以售出，形成积压，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他日思夜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就在其他商人纷纷收缩业务、抛售存货的时候，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一连开了4家新店，在报纸、电视上大做广告。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场赌博，他把大部分销售收入都押上去了。
　　同时，陈玉书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景泰蓝产品花色品种单一，功能只限于观赏，已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改革产品是当务之急。为此，他频繁地往来于北京与香港之间，把世界最新的流行趋向通报给生产厂家，并指导工人制作。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景泰蓝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繁荣”公司销售量不但没有下降，相反还逐年增加。
　　1982年，陈玉书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由于世界经济持续萧条，北京工艺品公司积压了价值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景泰蓝产品，急于清仓处理。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港商谁也不敢图这个便宜。陈玉书却独具慧眼，看好这个机会。他认为，景泰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世界经济不景气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一旦经济回升，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就会增加，景泰蓝还会成为抢手货。他想，若买下这批货，就等于拥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种最多的景泰蓝库存。思考再三后，他决定，订下这批货！
按照他当时的经济力量，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唯一的办法只有向银行借贷。而银行家们都不傻，他们知道景泰蓝行业不景气，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陈玉书跑了许多家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同意贷款，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陈玉书咬了咬牙，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将所有的家产抵押出去，这才凑足了所需货款。他知道，如果这笔买卖失败，他又将身无分文。
　　货运到香港，他理所当然地打出“景泰蓝大王”的金字招牌，号称“数量最多，品种最全”。但同行都在暗中窃笑：看他怎么抛掉这个大包袱！陈玉书心里也悬着，他外表装得坦然，心里却像火烧一样。现在他是负债经营，每拖一天，贷款的利息就增加一分。
　　这时，忽然一个好消息传来：新加坡准备举办中国景泰蓝展览。得到这个消息后，陈玉书心花怒放，他立即带着所有的样品赶赴新加坡。展览会一开幕，参观订货的人就源源不断。这次机会，扫清了陈玉书登上“景泰蓝大王”宝座的一切障碍，他的公司营业额顿时扩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经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了。他的公司营业额占了香港景泰蓝市场的一半以上。
　　陈玉书从实际经营中认识到，景泰蓝产品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朝“实用化、日用化”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其销售旺势。他组织北京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成功地研制了脱胎景泰蓝。它制作简便，成本低，可以制作台灯、壁挂等日用装饰品。他还亲自设计了景泰蓝手表、景泰蓝钢笔、景泰蓝打火机等各种日用品，这些新产品一上市，大批订货单雪片般地飞来。他销售的景泰蓝产品不仅畅销东南亚，还打入了欧美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开辟，陈玉书在商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景泰蓝大王”，又雄心勃勃地向地产业、娱乐业迈出了步伐，并在这些领域也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1982年到1984年，大批港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纷纷外迁，导致地产大跌，尤其是豪华住宅，几乎无人问津。
　　陈玉书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地产永远是向上涨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暂时现象。尤其在香港更是这样。现在人心浮动，房地产价格已经落到最低点，此时买进是不会错的。果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市面稳定了，房地产价格就像坐上直升飞机，直线回升，狂涨不已。陈玉书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赶快抛出。陈玉书说：“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我对香港充满信心，香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会因变化而阻碍发展。”他不愿做房地产投机商。现在，他在地产上的投资已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他的地产越多，信誉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担任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咨委、香港钟表业第7届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玉书事业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光要远，项目要大。眼光远，就是善于分析形势，不为眼前的困难所迷惑；项目大，是指项目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发迹在于三个机会：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艺品公司清仓的机会；二是几经努力申请到了贷款；三是通过新加坡景泰蓝展览会打响了牌子。他将三个阶段比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他笑着说：“香港许多富豪，都是这样依靠大的战役起家的。”
　　陈玉书做生意赚了钱，但他忘不了，他是依靠北京工艺品生产厂家，依靠祖国的传统工艺而致富的，他对祖国的感情并未因“文革”期间的遭遇而减淡。他与北京手表厂共同投资50万美元组建景泰蓝钟表公司，生产各种景泰蓝工艺手表和挂钟；与北京首饰公司合作生产各种景泰蓝首饰。他还在深圳、珠海等地投资兴建酒店、卡拉OK厅以及高级住宅。他不仅对香港充满了信心，对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信心十足。
　　他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应将有限的生命用来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近年来，他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80万港元，向宋庆龄基金会捐款30万港元。加上其它的捐助，他总共向大陆同胞捐献了1600万港元。他的义举，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评，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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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7 PM

88.街市大亨周起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经济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越来越繁荣。无数的企业家、商业家、投机家和冒险家，纷纷拥进这个号称“遍地黄金”的宝地，指望着能在这里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美梦。
　　但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成功的人又实在太少了。
　　在香港无数的小店铺里，有一家小小的“鸿福南货店”。店主姓周，全家6口人，靠着这小店生意上的微薄利润，勉强糊口。一家人没条件再租住房，只好都挤住在店铺上方的窄小的阁楼中。尽管生活十分艰难，但父母对小儿子周起鸿却百般宠爱，吃的、穿的都尽量满足他，哥哥、姐姐凡事都让着他。结果把个周起鸿惯得任性蛮横，成了家里的“小霸王”。
　　到了上学的年纪，周起鸿却不好好读书，经常逃学在外面玩，有一天，他总算到学校去了，正巧看见一个富家子弟在玩电动小汽车。这玩艺儿在当时要算个新鲜稀奇的玩具了，周起鸿就要向人家借来玩，但那富家子弟不买他的账，不屑一顾地说：“要玩？叫你爸爸买去。玩人家的玩具有什么意思！”周起鸿碰了个硬钉子，也知道在别嗣媲按罂薮竽植坏钟茫?谑亲白髀?辉诤醯厮担骸罢庥惺裁聪∑妫∥野职衷缇痛鹩Ω?衣颍??铱隙ū饶愕拇螅?饶愕暮茫∧憔偷茸徘瓢桑　?
　　周起鸿大话吹出去了，可回到家里，他也明白，家里并不富裕，爸爸是不可能拿钱给他买这么贵的玩具的。本来是想争面子的，如果明天拿不出小汽车，岂不是更丢面子？想来想去，周起鸿就想到歪路上去了，他知道店堂的钱箱里总是有钱的，不如干脆自己去拿钱买小汽车！主意拿定，他立刻动手，从阁楼上溜下来，顺着货架摸到钱箱边上。乘着父母在接待顾客，他将小手伸进钱箱，慌慌张张地抓起一把，塞进怀里，就跑到大街上去了。他找到玩具店，把怀里的钱都掏出来，数也不数，就扔给售货员，说：“我要电动小汽车，要全香港最好最贵的！”那售货员在心里暗笑着，给了他一辆玩具跑车。
　　周起鸿得意洋洋地来到学校，把他的小汽车拿给所有的同学看，总算出够了风头。可是放学回家，刚进门，他就被家里紧张的气氛吓坏了。哥哥、姐姐一溜排跪在地上，母亲在一边抹眼泪，父亲暴跳如雷，不住地吼叫：“说！到底是谁拿的？这么多钱，全家人一个月的饭钱啊……我怎么养了你们这群不争气的东西！”
　　周起鸿呆在门边，他知道自己是闯了大祸了。父亲看见他，更是一肚子气，骂道：“还有你，学业不长进，打架闹事，不交作业，还逃学！老师今天又来过了，你今天跑到哪里去了？”
　　周起鸿小声地说：“我到学校去了。”这更激怒了父亲，伸手来夺他的书包，一下就发现了他书包中的小汽车。这一来父亲全明白了：偷钱的坏事是周起鸿干的！他扬起皮鞭，把周起鸿打了个半死，在床上躺了好几天都爬不起来。
　　这顿皮鞭把周起鸿打醒了。躺在床上的几天中，母亲悄悄地同他说了许多话，有些话他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他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生在世界上，不是为了吃吃玩玩的；他应该做出正当的事情来，让人家记住他。至少，他也应该堂堂正正地活着，不能靠偷偷摸摸鬼混。
　　11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小小的南货店顿时更显得衰败，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咬紧牙关，在店里老伙计的帮助下，硬撑起了店里的生意。
　　周起鸿小学毕业，因为成绩不理想，家里又正缺人帮忙，便休学回家，在店里干起活来。出外送货是件苦差事，雇人送就要付相当高的工钱。周起鸿毅然把这工作担当起来，让母亲能多省下些养家活口的钱。有时他用送货的自行车推着一箱鸡蛋上半山腰，又累又紧张，汗水流下来涩眼睛，他都不敢抬手擦一擦。但他一点怨气都没有。他想，既然自己没有好好读书，现在只有好好干活，才能有出路呀！
　　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照顾店里的事务越来越感到吃力。这时，周起鸿的大姐回到了大陆，二姐移民去了英国，三哥在澳洲求学，经营“鸿福南货店”的担子，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肩上。
　　周起鸿雄心勃勃，决意要以这个小店为基础，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然而，当他看到店里的账本时，心里不禁冒起一股凉气。原来，店里早就入不敷出，几乎就要破产了！
　　生性好强的周起鸿没有泄气。他仔细地分析了小店经营上的缺点，觉得母亲的作风过于保守，几十年来卖的货物简直就没见有什么变化，自然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吸引不了顾客，怎么能赚钱呢！
　　周起鸿决意改革。他集中起店里仅有的资金，增加新品种，首先将眼光对准了人们生活必需的大米。为了做好大米生意，他几乎跑遍了香港所有的米店，认真地研究：为什么有的米店顾客盈门，有的米店却冷冷清清呢？除了服务态度外，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大米的质量。买米的人都会抓起一把米，在亮处细看，从大米的饱满度、晶亮度、均匀度，到有无稗子、砂粒、异物等，而且往往跑上几家，相互比较。周起鸿心中有了底，也就有了促销的办法。他请来技艺高超的调米师傅，又特意在店中做了一个大米柜，安装了吹米机。店里的老伙计看不惯，背地里对他母亲叽咕：“古往今来，做大米生意的，没见过有哪个像他这样折腾的！做生意搞上这么多花架子，还想赚钱？！”
　　母亲当面为周起鸿分辩，可私下里也劝他说：“我们家本钱小，折腾不起。做生意主要还是靠心诚货好，‘诚招天下客，货好生意兴’啊！”
　　周起鸿胸有成竹地说：“母亲请放心，我搞这些，就是为了你这句‘货好生意兴’！”
　　果然，调米师傅用吹米机吹去了大米中的杂物，再一点一点地朝米里滴些生油，在风力的搓动下，生油渐渐附着在大米的表面上，使米粒变得晶莹剔透，润如珠玉，让人越看越爱。米店开门后，顾客看到这样漂亮的米，都赞不绝口，说：“这米简直就像珍珠了！”
　　周起鸿灵机一动，接上去大声说：“这正是本店独家经营的珍珠米！”
　　消息传开，附近几条街的居民都争着前来买“珍珠米”，这样也带动了店里其它货物的生意。母亲见小店起死回生，高兴得逢人就说：“我这个儿子不是读书的料，做生意倒肯动脑筋！”人逢喜事精神爽，她的身体也明显地好起来。
　　周起鸿没有因为最初的成功而满足，他仍时刻注意寻找新的机遇。有一大，朋友在一家有名的大饭店请客，最后一道菜上来，大家一起欢呼，原来这是出产在常熟阳澄湖的大螃蟹！周起鸿当时就心中一动：“大螃蟹如此受欢迎，我为什么不经营螃蟹生意呢？”
　　周起鸿没有料到，他把这主意对母亲一说，母亲竟哭了起来！原来，他父亲当年曾经做过螃蟹生意，因为销路不好，忙得九死一生，差点把老本赔光。
　　周起鸿等母亲平静下来，才慢慢地告诉她，现在的市场行情和当年不一样了。那时候，香港人还同广东人一样，喜欢吃的是蛇猫虫鸟，螃蟹虽然稀罕，但吃的人不多；现在请客吃饭，都以有没有螃蟹来衡量档次的高低，只要有螃蟹，就不怕卖不出好价钱。
　　母亲仍然忧心忡忡。可她知道儿子的脾气，只好让他试试看，并且一再叮嘱儿子不要投入太多的资本。
　　周起鸿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仔细分析了经营螃蟹的利弊，利润高是不用说的了，而最大的困难，是运输时间问题，螃蟹离水时间一长就会死，死了就是白送也没有人要！现在的经营者，多半是靠火车、汽车运输，螃蟹的死亡率在50％以上，如果采用飞机运输，运费固然贵了，可时间大大缩短，螃蟹的死亡率可以降到5％以下，利润反而可以高得多。
　　但这只是进货方面的账。运来的螃蟹，必须卖出去才能赚到钱。怎样才能尽快地把螃蟹卖出去呢？周起鸿也有主意，他一家一家地去拜访闹市区经营得好的大饭店，终于找到一位擅长经营的老板，同他谈起了螃蟹生意。老板客气地说：“螃蟹当然是好东西，可是太娇嫩，难以保持鲜活。如果一次进得太多，我这小店只怕承受不起。”
　　周起鸿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个难题，他说：“这有办法。只要你同意，我派人在你的酒楼里做一个冰柜，费用由我承担，你看行不行？”
　　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事！老板顿时眉开眼笑地说：“让老弟破费，这真是不好意思了！老实说，大螃蟹只要鲜活，在我这酒楼里，是有多少卖多少！”
　　周起鸿与老板签好了供销合同，抽出资金进货。飞机空运到香港，第一趟就大获其利。可是，经营螃蟹的季节性很强，怎样才能在短时期内多做点生意呢？周起鸿又有了新主意，他同酒楼老板商定，扩大进货量，利用酒楼这个据点，对小饭店、小吃摊搞螃蟹批发。那些小店缺少保鲜条件，但能及时批到鲜活螃蟹，他们也是很高兴的。结果一个秋季，周起鸿和酒楼老板仅从螃蟹生意上就大赚了一笔。
那几年中，“鸿福南货店”发展相当迅速。然而，周起鸿却越来越感到，这个小店束缚了他的理想和才干，他应该能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终于，他把南货店卖给了别人，甩开双手去寻找新的发展基点。
　　正在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竟自己落到了周起鸿的头上。
　　原来，香港有个名叫罗信的英国商人，早在15年前就是“牛奶”物业部经理。他为了发展香港大坑渣甸山的购物中心，到处搜罗人材。因为听说周起鸿在经营上很有一套，他主动打电话，约请周起鸿在他新开发的地区里“发展发展”。
　　周起鸿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了。一方面，罗信是香港大名鼎鼎的洋经纪人，很多人想攀还攀不上呢；另一方面，周起鸿毕竟太年轻，他还不懂得，有时候拒绝别人的诚恳比接受它会更有利，他当时就筹集资金，在渣甸山上开了一家南货店。
　　可是，渣甸山是个全新的环境，周起鸿过去的那一套套“生意经”，在这里不再适用。他一时还摸不准这个市场的特性，不知道在这里应该经营什么商品才最有利。生意场上的事，不赚就是赔，几个月下来，周起鸿就赔了个焦头烂额。
　　他已经有点想退缩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罗信来给他打气了。罗信说：“经商这种事情，最怕的是丧失信心！你的失利，是因为套用了过去的老经验、老办法。按你们中国人的老话，叫‘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你来到渣甸山上，就得唱渣甸山的‘歌’啦！”
　　周起鸿是个聪明人，一句话点到，他就全明白了。他对这里的商情重新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一带不是开小店的地方，商场越大越好办！他断然决定，跳出小商店，去承包大商场。他的想法得到了罗信的积极支持。周起鸿包下了云景道商场，没有多久，生意就做得十分红火。
　　周起鸿的智慧和精力总是过剩。商场的事情一顺手，他就想去干更大的事情了。做什么好呢？他一时还没有找到。平时一有空闲，他就在附近的街市上逛来逛去，研究各家商店的经营状况。他常常在想，为什么有的店处于闹市中心，商业位置很好，却搞得形象不佳、生意清淡呢？为什么有的店落在街头巷尾，地势并不好，却顾客盈门呢？为什么有的地段日益繁华，而有的地段总是冷冷清清呢？周起鸿一时也理不出头绪，就去拜访行家，请教学者，查阅资料，终于明白了，这些问题中包含着大学问！他的头脑中，从此又装进了“营销学”、“市场学”、“装潢审美学”、“消费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崭新的学识。掌握了这些知识，周起鸿过去的经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和提高，如虎添翼，他真的要大干一场了！
　　周起鸿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要承包整条街市！
　　精明的罗信立刻表示支持周起鸿。他欣赏周起鸿的才干，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周起鸿承包街市一定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罗信通过自己的关系，设法让周起鸿承包下置富花园街市。
　　周起鸿走马上任，并没有急于拿出自己的“施政纲领”。他反反复复地在他的领地里巡查，深入了解一家家商店的情况，直到把整条街的商业布局、市面安排、店家内情都摸个了如指掌后，才着手对商人们进行指导。
　　一家小店货色不错，可是店门太小，顾客一不在意就过去了。周起鸿让老板把店门拓宽，生意果然大有起色。老板高兴得到处宣传，周起鸿“一扇门救活了一个店”！
　　一家酒楼厨师手艺高明，可是外观灰头土脸，店堂灯光太暗，又缺少雅座隔厅，所以吃客甚少。按周起鸿的意见重新装潢后，顿时上了一个大档次！
　　这还是小范围、小局部上的调整，周起鸿的心里早已酝酿着置富花园街的崭新全景。不久以后，这条街竟魔术一样地变了模样，白天，楼馆亮丽，特色鲜明，广告林立，如诗如画；夜晚，彩灯缤纷，变化万千，扑朔迷离，如梦如幻……周起鸿的“大手笔”赢得了香港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喝彩。
　　置富花园街成了香港数一数二的先进街市。
　　周起鸿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又承包下了马鞍山恒耀街市、沙田马鞍台街市、青衣长发村丰佳街市，成了香港家喻户晓的“街市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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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7 PM

89.电脑富豪王永民

1992年5月16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来到北京王码电脑总公司视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王码电脑技术和产品的演示，听取了公司总裁、“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的汇报。
　　这“五笔字型”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永民又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能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如此重视？
　　王永民发明的“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征服了汉字输入电脑这个举世称雄的“癌症”，在古老汉字和现代化电子计算机之间，架起了一座畅通无阻的桥梁！
　　大家一定还记得，宋代的毕昇，首创活字印刷术，不仅给中国文化事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而且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是近百年来，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渐渐落到了后面。西方经过打字机时代，已经进入电脑时代，而中国人还在“笔耕墨种”。曾经有人断言，汉字因无法适应电脑时代，所以必将被废除。王永民发明的“五笔字型”电脑汉字输入法，使古老的汉字重新扬眉吐气于世界文字之林！而王永民，也因此被海内外新闻界誉为“中国电脑时代的毕昇”！
　　王永袷且桓雠┟竦亩?印Ｋ?母改付际悄坎皇抖〉钠犊嗯┟瘛８盖状?0岁起就四处奔波，为人家打柴，做零工。他心灵手巧，刻苦耐劳，不但会编筐织篓，砌房盖屋，而且能够不用车床造出真正的“汉阳造”步枪和“十子连”手枪，是个闻名乡里的“百事通”。
　　王永民的童年，是在家乡河南省南召县白河冲塞凹乡度过的。从能记事的时候起，他就不声不响地上山割草拾柴，帮妈妈烧火做饭，下地浇水捉虫，帮父亲侍弄庄稼。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钻进父亲的“车间”里，用父亲的各种工具做玩具、做“试验”。王永民在这个家庭中培养出了两种最为可贵的品质：一是特别喜欢动手用脑，一是特别能吃苦。
　　他相信一切要靠自己创造出来，
　　他更相信自己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1950年秋天，村里的祠堂中办起了个小学堂。每个学生的书本费只要交两斤玉米。王永民和小伙伴们都带着玉米去报名，可他一进校门就被老师吆喝回去了——一年有半年光屁股的王永民，连裤子都没有穿！妈妈只好临时为他缝了一条小裤子。王永民知道，他这学上得不容易，妈妈经常要挨家挨户去借鸡蛋给他交学费，所以读书非常用功，每天放学回家，还蹲在地上用画石默字。10岁那年，他就从一本《四体百家姓》上，学会了真、草、隶、篆各种字体。
　　有了文化的王永民，时刻都想搞发明创造。他给家里做了精巧的捕鼠机，帮妈妈改造了纺花机，还经常将书上画的风向计、日影计时仪、小汽车、小火车等照样制作出来。有一天，他意外地发现，弯曲的管子可以把水从低处引到高处，便灵机一动，想造出一个能不断引水上山、流水推磨的“永动机”。当然，这一次他失败了。
　　1956年，王永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全县最好的中学——南召一中。6年以后，王永民不但数理化的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在文学上也显露出才华。报考大学时，他第一志愿填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填的仍然是中国科技大学。因为他痛苦地看到一个无情的事实，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在了世界水平的后面。在毕业典礼上，品学兼优的王永民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讲话，他大声疾呼：“翻开我们学过的物理、化学课本，上面印的都是外国人的头像。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有伟大的发明创造，把头像也印在课本上……”他的这句名言在全校广为流传，激发过不少校友的雄心壮志。但也有人把王永民称为“一个想把自己的脑袋印在书上的狂妄家伙！”
　　那一年，王永民以南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62级是人才集中的年级，录取分数线居全国之首；而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马大猷等著名科学家，都亲自给62级学生上课。
　　这位满身土气的农民儿子，话语不多，自尊好强，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泡在书堆中，拼命吮吸知识。夜里读书发团时，他就狠揪自己的头发，以致他读过的书本中，都夹进了一根根黑发。每逢星期天，他就退掉两元钱的早餐票当车费，去北京图书馆，空着肚子苦读一天！假期中，他靠挖地基、抄卡片、做小工，换取菲薄的报酬，用来购置书籍文具……他读大学的6年间，家里一共只给他寄过10元钱！
　　可是，身体瘦弱、衣衫破旧的王永民，却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这个尖子班上，他的各科成绩常常夺魁。他暗暗立下志愿，要争取在30岁当上教授，成为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人，让他这个中国人的头像也印到课本上！他没有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彻底打破了他的雄心壮志。在那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诞年代，他被人当成“坚持走白专道路的死硬派”，受到歧视和迫害。尽管毕业鉴定上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学习目的明确，富有创造精神，善于独立思考，有坚强的毅力，成绩巩固扎实……”，他却被派到辽宁海边的盐碱滩上学种水稻。后来虽然分配到四川永川山沟里的一家研究所工作，却不幸染上肝炎，又患肾结石，加上水土不服，整整8年，他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一事无成的精神痛苦，对他的折磨比疾病更厉害！
　　无可奈何之际，他调回了老家所在的河南南阳地区，在科委当一名办事员。
　　1978年，南阳地区科委承担了省里的重点科研项目——汉字校对照排机的研制任务。当时王永民虽然在搞行政工作，但他敏锐地感觉到，一个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他主动提出让他来承担这项高、精、尖的科研重任。在领导的支持下，王永民如愿以偿。
　　最初，王永民想找出一个现成的汉字编码方案，然后发挥自己在计算机硬件方面的优势，设计出一种新型键盘。可是这个方案难以实行。1980年，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郑易里先生千里迢迢来到南阳，在文字学的研究方面，给了王永民许多有益的指导，并且把自己研究多年的188键汉字编码方案交给王永民试编验证。所谓188键，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有188个键位的键盘，才能打出需要的汉字。然而，西方文字用电脑键盘只需要用26个键！由于这个方案的键数过多、而出现的重码又多，所以最终无法实施。
　　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汉字，在电脑时代遇到了历史性的挑战。如果汉字无法进入26个键位的现代电子计算机，也就难以适应今天的信息社会，那么，中国人就必须寻找替代文字。说汉字有将被淘汰的危险，并不是一句吓唬人的话。
　　王永民意识到，他所要解决的，远不止一个照排机的问题，而是悠久的中华文明能否通过时代的考验，继续发扬光大的问题！
　　他把解决这个难题当成历史赋予他的光荣使命！即使他不能完成这个使命，也要尽力为后人开辟出一条通道来。
汉字编码方案的研究工作，涉及语言文字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多种学科。王永民扎扎实实地对汉字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一向被看作难学、难解、难写、难用的汉字，原来是既复杂又简单，只要用横、竖、撇、捺、折五种基本笔划，就可以构成几万个单字；每一个汉字都是由一个个字根按一定的程序和位置拼合起来的。英文有26个字母，那么汉字又有多少基本宇根呢？
　　王永民在字海中游泳，和助手们把《现代汉语词典》上的12000个汉字逐个分解，把每个字所包含的字根分别抄成卡片，分类统计，找出了600个字根。随后又从7000多个常用汉字中归并出300多个字根，最后优选成150个。这是国内外汉字编码研究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可是，由于无法进入实用，不得不放弃了。
　　为了研究出一个键位少、码长短、效率高、重码少的理想编码方案，王永民在数以万计的数据中寻觅、探索。键数一减少，“重码”必然会增多，也就是打同样的键，就会出现几个不同的字。比如，把字根“王”和“干”放在一个健上，和字根“氵”一组合，就会出现“汪”和“汗”两个重码字；“口”加上“八”，便会出现“只”和“叭”两个重码字。这个问题使许多科研工作者伤透了脑筋。
　　1981年，王永民在武汉参加电脑技术交流会，香港一家公司的女讲解员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的方案“研究了8年之久，是目前最先进的”。可王永民问起她重码字的处理办法时，她却目瞪口呆。原来，他们把重码字都排除在外，能输入的汉字只有三四千个，根本不能满足使用。
　　王永民经过深入研究，忽然发现，重码字之间，还是有区别可寻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汪”和“汗”，最后一笔的笔划分别是横和竖；而“只”与“叭”的组成位置不同。如果能在这一类字的最后加上一个标志末笔字类型的“识别码”，不是可以使许多字得到区分吗？他的设想很快成为现实，“末笔字型识别原则”成了国内外汉字编码研究中的重要创造。
　　还有，有的汉字笔划很多，比如一个“戇”字，有26笔，即使分解成字根，也还有6个，打一个字要击7次键，就造成了“码长”的问题。怎样才能缩短“码长”呢？王永民的办法，是只取1、2、3和最后一个字根，如打下“立”、“早”、“攵”、“心”四个字根，电子计算机就会找出“戇”字来。这样，他又实现了每个汉字最多只要打4个键的设想，解决了“码长”的难题。
　　就这样，一个难点一个难点地攻破，他终于将键位减少到了36位。
　　现在，比英文键位只多十个了！
　　经过验证，使用现有的英文键盘，利用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数字键，就可以顺利地输入常用汉字了。王永民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国内外汉字编码研究的先进水平！然而，王永民的心情却无法轻松。因为，在验证中，他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数字键用来输入汉字，输入数字就遇到了困难；二是两只手要控制键盘上的四横排键位，也不方便，难以实现高速盲打。
　　也就是说，只有使用26个键位的编码方案，才能让汉字输入与英文输入一争高低！
　　而且，不久之后，台湾学者已研究出了26个键位的“天龙”方案。
　　王永民决心放弃已成功的36键方案，搞出一个能超过“天龙”的新方案！
　　又是一切从头开始。白天，他和4位年轻的助手，挤在旅社的简陋住室里，拿资料相当凳子，用床板、被子当桌子，将卡片之山推倒重砌。7000个常用字，3 个编码，6 个数字，一张一张摆开，一个一个校验。夜里，他们只好转移到公司的会议室里，气温降到-14℃，他们只好捂着被子取暖。经过连续100多个小时的拼搏，他们终于拿出了一个新的编码草案。
　　1983年，“五笔字型”汉字输入法经过验证，效能超过了“天龙”方案，也把美国、日本、香港的同行甩在了后面。
　　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同日而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84年9月，王永民作为“中国汉字电脑技术赴美演示团”的主要成员，在美国旧金山、洛杉矶、弗吉尼亚等地进行了紧张的演示活动，并作了十几次学术报告会。参观者看到洋电脑里居然出现一串串汉字，情不自禁地惊叹：“太神妙了！”“简直不可思议！”在联合国总部，操作员每分钟输入120字的精彩表演，使那里的官员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要求传授这项新技术。当地报纸以大量篇幅报导了这一消息，并且承认：“中国人最终解决了汉字输入电脑的世界性难题”，“输入速度快过英文”。
　　近年来，各种汉字输入法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五笔字型”输入法仍然是使用最多的方法。随着不断的优化改进，输入速度也不断提高，1991年的全国“五笔字型”大赛中，一名解放军选手以每分钟输入243个汉字的速度，创造了世界上罕见的奇迹。“五笔字型”还是我国唯一获得美英两国专利、唯一向世界出口的中文电脑技术！
　　为了纪念它的发明人，人们已习惯地把它称作“王码”。
　　王永民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王码电脑总公司”，并自任总裁，已拥有10家分公司、两家海外公司、数以百计的代理商、数以千计的培训网点。以“利国利民、走向世界”为目标，该公司把“五笔字型”这项高科技成果更快、更大规模地转化为生产力。
　　人们在猜想，王永民一定也成了腰缠几百万、几千万的大富翁了。然而，在王永民心目中，个人名利根本不能和他所从事的事业相比。曾经有一家美国公司，以年薪10万美元的优厚条件，要把王永民留在美国。王永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淡淡地说：“这怎么可能！”
　　1991年，王永民又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1月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为了让“五笔字型”尽快地造福于社会，王码电脑公司将本来可以产生百万元效益的最新成果——“王码5.0版汉字操作系统软件”，向国内不加密开放，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不付任何代价使用这种系统软件！亲临会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在讲话中说：“作为一个科学家，这种精神难能可贵；作为一家公司，损失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在国内外电脑界也是没有先例的。我们的社会应当提倡这种精神，应当表扬这个创举！”
　　为了人民，为了祖国，一掷百万元，这才是中国新富豪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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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8 PM

90.吉尔博夫妇

在法国的巴黎曾经有一家不起眼的小商店，店名叫做“西屋”。这里住着一对夫妇，丈夫名叫弗朗索瓦·吉尔博，妻子名叫玛丽黛。“西屋”是这对夫妇开设的一家专卖牛仔裤和美国货的地方。吉尔博1945年2月22日出生于马扎梅，玛丽黛1948年4月22日出生在里昂。这对夫妇有着不寻常的经历，使那些好奇的人们津津乐道。
　　吉尔博和玛丽黛在青年时期，有一段浪漫的时光，这段时光主要是在德鲁奥高尔夫球场和特昌佩海滩之间度过的。玛丽黛心灵手巧，会编织衣服，制作各种可爱的布娃娃。吉尔博用蓝粗布衣料把自己设计成摇滚明星的形象。也许这只是出于青年人求异、求奇的心理，但却为他们以后成为牛仔裤大王作了技术上的准备。他俩都爱穿戴，而且对奇装异服特别感兴趣。就说玛丽黛编织的一种形状像毯子模样的饰物吧，领口处于“毯子”中间，把头从领口伸出，“毯子”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件新型披风。别小看了这出奇的一招，单凭这活儿，就使夫妇俩发了笔小财。吉尔博后来成为世界闻名的牛仔裤大王，也多亏了这位合作密切的贤内助呢。
　　吉尔博夫妇生活中有个嗜好，就是喜欢吵嘴。一个爱嚷嚷，一个爱唠叨；一个好找碴儿，一个喜发火；整天吵个没完，似乎不拌嘴生活就不够味道。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情意浓浓，配合得恰到好处。随着20年“嬉皮士”生活的结束，他俩便建立起自己的“西屋”时装店。“西屋”随着两人不断求新的性格而不断地变换节奏，新潮服装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货架上，它像一块磁铁，吸引着那些喜爱美国货的青年人和一些想穿着牛仔裤去美国西部旅行的巴黎名流。这些人把“西屋”当做“圣地”时常来“朝拜”。随着“朝拜”者的不断增多，“西屋”的名气就越来越大了。吉尔博继续用粗蓝布衣料不停地设计、剪裁，之后缝制、出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闯出了牌子。伴着商场里散发着皮革的清香和鞣料的气息，“501”牛仔裤终于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吉尔博夫妇欣喜若狂，他们的事业终于取得了成功。
　　常言道，好事多磨。“501”牛仔裤的成功，使吉尔博夫妇在经济上打下了一些基础，也给他俩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亢奋。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一场大的灾难就降临到他们头上了！1975年，吉尔博打算扩大自己的经营，想寻找一位合作伙伴。不久，他们就同一个相交不深的人合资生产牛仔裤，谁知这位合资者竟在半路逃之夭夭。他们第一批生产的成衣以“G＆A”为商标，没料到这笔买卖招来了麻烦。荷兰C＆A服装集团控告吉尔博夫妇侵犯其商标权。吉尔博万般无奈，只得递交资产负债报告，这场官司才算了结。一场官司打下来，吉尔博夫妇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西屋”面临破产窘境。他们刚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如今是酸甜苦辣一起涌来，真不是个滋味！
　　吉尔博夫妇刚上完一回当，紧接着又吃了一次大亏。随着“西屋”影响日益扩大，新潮产品不断涌出，“西屋”产品不再是独此一家了，而吉尔博夫妇却不知它们是何时走俏的。原来，他们的时装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新颖的款式、潇洒的风格以及舒适的感觉而获得众多顾客的青睐。吉尔博夫妇设计的时装不仅吸引着巴黎的人们，就是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也拥有众多的爱好者。这种影响常常使成衣商们眼红，他们意识到仿制吉尔博服装的款式是一次大发横财的机会。于是，假冒产品浪如潮。类似于吉尔博夫妇设计的服装充斥着大街小巷，就连巴黎中央市场的服装区，也有许多冒牌货。吉尔博夫妇面对波涛汹涌的假冒服装的泛滥，真是束手无策，又一次濒临破产的边缘。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真够吉尔博夫妇痛苦烦恼的了。
　　天无绝人之路。
　　如今处在“绝路”之上的吉尔博夫妇，只能祈望“绝处逢生”的奇迹了。这时候，意大利一位老谋深算的设计商阿尔多·齐阿瓦塔，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把这对濒临破产的夫妇从“死亡”的边缘拉回，自己则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大干一场。很快，齐阿瓦塔投资生产的系列服装“CLOSED”就投向市场。出乎吉尔博夫妇所料，这个系列很快就占领了市场，销售量猛增。
　　一次上当，两次吃亏，使吉尔博夫妇变得聪明起来，他们在服装上打下戳记，以此来防止假冒。齐阿瓦塔一看有利可图，便变卖了他自己的商品，毛遂自荐加入到吉尔博夫妇的队伍中来，并负责管理他们在欧美的生意。绝处逢生之后，他们又有实力来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了。他们每年推出带有缝制年份标志的牛仔裤，并给它取个好听的名字，以迎合顾客的爱好。
　　通过那场与荷兰C＆A集团的官司失利之后，吉尔博夫妇意识到必须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假冒他们品牌的家伙应该用法律来对付。与此同时，他们还使自己生产的牛仔裤商标获得专利。一次重创之后，他们学会了自卫，在完成注册商标的法律程序方面，他们环环扣紧，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吃一堑长一智，这是吉尔博夫妇对失败教训的总结。
　　随着“CLOSED”系列不断在市场上走俏，吉尔博夫妇更加信心十足，精神百倍，迅速地又推出一系列产品。这些系列中，每一个系列都注有自己的商标，每个系列都是各自独立的，这也是吉尔博夫妇从那次官司和被假冒之后总结出的教训，竟无意中成了自己的特色。一直到今天，吉尔博服装中仍有几个商标是独立的。
　　牛仔裤的头几炮打响之后，他们又开始经营起皮革生意来。吉尔博同一位儿时的至交共同创立了山林公司，公司主要是经营皮革服装。他们还把目光放在儿童身上，因为童装的消费是个大有潜力可挖的市场。他们说干就干，童装系列产品很快出厂，走向市场。即使是现在，MAILLA等商标的产品仍是人们争购的对象。由此可见，吉尔博夫妇的反应是相当敏锐的，这使他们不仅保证自己的后继力量，还为自己的企业扩大了经营范围。他们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吸引着众多的顾客。
　　吉尔博夫妇对每一个系列的产品，都是非常认真的，从设计、剪裁、缝制，一直到出售，他们都追踪调查顾客的兴趣，倾听顾客的意见。为投顾客所好，他们常常别出心裁，追新求异，使自己设计的每个系列都强烈地吸引着顾客，让顾客过目难忘，非买上一件试试不可。如今，他们的服装已打入世界各大地区。无论是澳大利亚、日本、西班牙，还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都有吉尔博夫妇服装的市场。可以这样说，吉尔博夫妇掀起了这场世界性的牛仔裤热，并促进它不断升温，经久不息。这股热潮不仅使他们的产品名扬海内外，也给他们夫妇带来了滚滚的财源。
　　如今的吉尔博夫妇，不仅在法国的外贸经济上举足轻重，就是在世界上也颇有影响。他们的企业已是一个跨国大公司。山林公司的子公司已经遍布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一些国家。公司每年的营业额数目惊人，一年就是好几个亿，吉尔博夫妇堪称是个巨头了。
但是，在这个经济帝国中，帝国的领导权却颇有戏剧性。吉尔博夫妇对权力的问题比较民主，不实行独裁，实行轮流掌权制。这对夫妇真有意思，总是爱抬杠，一个说向左，另一个一定说向右；一个固执专断，一个活泼细腻；一个发号施令，一个抵制武断，后来夫妇俩达成协议，开始交替掌权。
　　为了经营好这个国际性的企业，吉尔博夫妇马不停蹄地奔波于世界各地，调查研究各地的销售情况，预测企业的经营方向，挖掘市场的潜力，之后交替向服装设计组提出自己的想法，为下一个计划作准备。他们来往于世界各地，每到一处，不仅是商业界、新闻界，就连当地官方也派代表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每到一处以前，吉尔博夫妇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情况，这样他们每到一处洽谈生意或签订合同时就心中有数，能够随机应变，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吉尔博夫妇广交朋友，吸收合资者，壮大自己的企业。他们为日本的时装能在巴黎打开市场并获得很高的信誉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不仅替日本革新了时装业，而且为日本服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销售网络。吉尔博夫妇获得众多的支持，并在资金方面有了保障，现在就有350个公司大力支特吉尔博夫妇，并随时准备投资。
　　当然，吉尔博夫妇的事业获得世界上的承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当确立了一个目标，决心把公司的产品向一个国家打入时，都有艰难的工作要做，挫折和失败随时都在伴着他们。例如，他们为把自己的服装打入美国市场就花费了一番心血，真是步履艰难，十分艰辛，经过好多周折，才把自己的牛仔裤打入这座巨垒。现在，美国蓝钟、弗兰格尔牛仔服装集团开始与吉尔博夫妇合作，投资生产吉尔博设计的牛仔服装。吉尔博夫妇经过不断的接触和摸索，终于熟悉了自己的合作伙伴，开始了一个新的上升阶段。
　　吉尔博夫妇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牛仔裤大王了。每到一个国家都有很多记者及新闻界人士追随着，对他们夫妇的故事非常感兴趣，都想揭开这对震撼了街道时装的法国夫妇成功之谜。在国外，这对夫妇是名利双收，但他们在法国，在巴黎，却几乎不被人们理解。人们不知道吉尔博夫妇是什么人。人们这种漠然的态度，有点刺痛了吉尔博夫妇，他们希望法国的公众能知道弗朗索瓦·吉尔博和玛丽黛是谁，这对夫妇是干什么的。为了使法国人能够理解他们夫妇，他们曾投资马扎梅周围的那些濒临破产的几家旧纺织企业，使这些面临死亡的旧企业起死回生。现在各个纺织厂的利润都呈上升趋势。奇怪的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仍引不起巴黎同行的热情，他们对这对夫妇一直保持着沉默。
　　记者们是敏感的，他们对吉尔博夫妇“墙里开花墙外香”现象表示吃惊。他们想从吉尔博夫妇口中找到答案。但吉尔博对这种现象并不过分在意，他不愿公开指责一些制造商的因循守旧。在意大利，新皮革的销售正生意兴隆，他们打算以后要大力生产，但这种买卖在法国却亏了血本。即使那些动用新技术生产的纺织品，也引不起法国人的兴趣，但在国外却销售前景大好。吉尔博夫妇是个乐天派，对这种现象并不大惊小怪，而是对前景充满信心。现在他们已向公众推出的款式，超过了1000种，而每种款式的销售量均在数千件以上。他们的成功完全靠的是新颖的设计和纯熟的剪裁及精细的缝制。所有这些都要更新的机器、更新的工艺及更多的资金，吉尔博夫妇对此从不含糊。目前，吉尔博夫妇又发明了一种纺织品的新工艺，这种新发明的布料做衣服时可以不用村里，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可使顾客穿衣时省掉麻烦，一举两得，既经济又实用。
　　吉尔博夫妇的服装点缀着世界各地的大街小巷，各种色彩、各种风格的服装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弗朗索瓦·吉尔博和玛丽黛出身于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他们有不同的文化素养及求实精神，他们把目光投向大众，与他们接近，从不认为他们不够档次。吉尔博夫妇十分灵活地注视着民众生活的变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生产的大众化服装也就越畅销，整个大众化服装业也就越繁荣。大家不会忘记，那潇洒的粗布猎人裤和直贡农妇裤，都是接近大众的。他们设计的“囊袋裤”、“爷爷裤”和加拿大的“骑警裤”等等款式，也是既新颖又实用，深受消费者欢迎。这些都是吉尔博夫妇的创造。
　　吉尔博夫妇的办公室，位于巴黎民族广场的后面，虽然室内陈设简单朴素，却拥有最快的信息，一会儿智利来电话，一会儿澳大利亚要订单，忙个不停。这里的每个人都认真地工作着，都热爱自己的职业。这里拥有最优秀的时装家和手艺精湛的技师。难怪吉尔博感慨地说：“没有他们，服装设计将是一句空话。”这些人全力以赴，为服装这门行业兢兢业业，使服装的美不断地改善着人们的生活。他们是头脑清醒的，对于有无文凭并不在意。吉尔博这个企业家自己就不是凭文凭成功的，而是凭干劲和灵敏的头脑。在他们的队伍中，没有一个是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的。老板要的是实干的能力，而不是文凭本身。
　　目前，玛丽黛和弗朗索瓦仍然竭尽全力向法国进军。他们认为，得不到国内公众的认可，在国际上取得再大的成就也是不能叫人满意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法国的青年人身上。他们认为，青年人最容易接触新事物，都有种求新求异心理，正如他们年轻时一样。他们要为这些青年继续创造新的款式、新的风格，让他们超过老一代，带动下一代。吉尔博夫妇的时装不愁没有市场，他们齐心协力，把目标对准国内。
　　奥利维埃是吉尔博夫妇的儿子。也许父母对服装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影响了儿子。耳濡目染，如今他也开业制造服装了，他甚至比他父母还高出一筹。在开张之初，碰巧美国公布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统计数字，说出售一条裤子，就需要5件衬衫。也就是说，每购买一条裤子，就要购买5件衬衫来配套穿。奥利维埃盘算，他如果按5：1的比例为父母出售衬衫。那么吉尔博的服装帝国就会一直繁荣下去。第一笔生意他就获得了成功，销售出50万件衬衫。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吉尔博夫妇这个牛仔裤大王的帝国，后继有人，他们的事业将会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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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39 PM

91.穿T恤衫的大亨

20世纪70年代中叶，在美国电子高科技中心——硅谷出现了一批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蓄着长头发的年轻大亨。他们给人们的工作和娱乐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电子游戏机像一群高科技时代的怪物闯进了少年和成人的生活，成为风靡世界的玩意儿。当时，硅谷所有的高技术新企业中最有名的要算阿塔里公司了，没有哪家公司像它那样在不同寻常的起点上跃起，也没有哪家公司具有它那样稳固的知名度，而且成功得如此之快。
　　阿塔里公司的创建者是一个年仅26岁的青年，名叫诺兰·布什内尔，他原是一家公司的工程师。1972年，他以500美元起家，办起了公司。
　　布什内尔可能是硅谷最有想象力的青年之一，但他却不是最优秀的工程师。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他具有旁观者的眼光，能由外向内窥探这一领域，看准一个新技术时代到来的时机。当他还在犹他州大学读书时，他和工程系同学曾在学校那台价值几百万元的计算机上玩过“空中大战”游戏，这种游戏是他们暑假里为马戏团干活时在游艺场玩过的（并非电子游戏）。此时随着集成电路的飞速发展，他想到有可能设计出可以批量生产、适合大众消费水平的空中大战游戏机了。
　　布什内尔把他女儿住的房间腾出来作为工作室。每到夜深人静时，他便去那儿忙碌着，在一张张布满图表的纸上，慢慢地勾画出叫做“计算机宇宙”的游戏机草图。
　　几个月后，第一台商业性的电子游戏机问世了。“计算机宇宙”成了划时代的技术奇迹，可是因为它太奇妙了，那些一辈子迷恋于桌上弹球戏的顾客们一时不敢问津，销售情况并不理想。
　　布什内尔毫不灰心，他坚信只要将操作方法改进得简易些——简易到不需要动脑子，连小孩和醉鬼看一眼都能学会，必定会大受欢迎。美国人有句俗话：谁低估美国人的智力，谁就能发大财。这里面其实有一套相当深奥的生意经。
　　布什内尔向一位好朋友和一位本地银行家借了5万美元，请来一位程序设计师，成立了阿塔里公司。终于，一种叫做“乒”的简易电子乒乓游戏机诞生了。
　　鉴于前一次的教训，布什内尔决定谨慎行事：试销后再大批生产。他选择了一家年轻人经常光顾的酒馆，将游戏机放在那儿。然而，当天下午老板娘就打电话来找他，说游戏机出了毛病。布什内尔赶到那里检查了一下，“毛病”找到了：原来，盛硬币的塑料盒里钱太多了，故而造成“堵塞”。排除“故障”自然是很容易的。
　　电子游戏机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与此同时，桌上弹球机的时代宣告结束。它曾以华丽的造型、闪光和动画精灵般的跳跃成为时代的奇迹，满足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娱乐渴望。同时遭到冷落的还有台球、棋盘戏、乒乓球和纸牌。
　　不到两年时间，布什内尔卖出了1万台游戏机，每台约3000美元。这种机器成本低廉，利润自然是很高的。后来，许多厂家都窃取专利竞相仿制，这给阿塔里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它凭着产品质量和声誉，仍旧能站住脚。
　　可是，当阿塔里公司又生产出一种名为“风驰电掣”的电子汽车赛游戏机时，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产品从设计到生产拖了很长时间，而且成本也大大超出预算，它非但没有赢利，反而亏损了5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公司上一年的销售额。布什内尔吃惊不小，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电子消费的未来，他把公司一分为二。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生意人还不够格，便明智地从公司的日常经理管理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布什内尔是个善于总结教训的人，下一步，他决定朝家庭电子游戏机方向发展。在公司创办后不久，他就开发出一种叫“麦格娜伏克斯——奥赛德2号”的家庭电子游戏机，并一直深受欢迎。他决定将这种产品的市场进一步打开。有家名叫西尔斯的公司一下就购进了15万套。
　　这无疑是阿塔里公司和西尔斯公司走得最漂亮的一步，从1975年秋季开始的3年间，西尔斯下属的900家分店共售出1300万套这样的游戏机。
　　阿塔里公司跨进了它的黄金时代，到1976年，创办才4年的公司销售额已将近1亿美元。这时，拥有公司一半股份的布什内尔也成了一位年轻的大富翁，他开始抛头露面尽情享受。然而，他的家庭却破裂了。他离了婚，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旧金山时报》刊登了他和一位金发美女在热气腾腾的浴缸中的合影。他还买了艘帆船，给船起了个古怪的名称叫“乓”。他还经常在公司总部和分部举行狂欢舞会，他和他的部下装扮成匪徒，开着那辆罗尔斯一罗伊斯高级轿车横冲直撞，到处兜风。
　　布什内尔的行为代表了当代一部分少年得志的青年，他们不必忧虑人到中年还得整天为钱奔波劳累，他们已经很有钱，只想及时行乐。他们既是奇才，又是一些不拘礼法的玩世者，美国社会称他们为“穿T恤衫的巨头”。
如今，电子游戏机设计、生产的过程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半导体工业生产出可编程序的芯片之后，一个家用电子游戏软件可以简化成价格便宜的游戏卡，与通用的电子游戏机配合使用。有了这一突破，生产的步伐加快了。可这样的速度仍满足不了美国国内和亚洲市场的需要。于是，许许多多的竞争者便应运而生，而且这些竞争者往往都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那几年，所有搞电子游戏机买卖的人都赚了大钱。阿塔里在此期间取得既是最大、也是最小的胜利。它开辟了电子游戏机这一巨大的市场，但它却不是赢利最多的。它没有巨大的广告宣传网络，没有一大批强有力的推销人员，没有能够挫败窃取专利者的高水平的律师，也没有建立财务公司和精确严密的财会制度，更没有配备负责公司股票上市发行的担保人。诺兰·布什内尔似乎并不去想这些，他和他的伙伴们实实在在不能被称为现代的大企业家，他们只知道能赚到钱就赚，到混不下去时便拉倒！
　　1976年底，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阿塔里公司虽然风靡一时，但它对其他大公司的吞并压力到底还能抵挡多久？它作为一个原本领先于时代的后起之秀，成熟得太慢了。
　　到了1977年春，布什内尔及其手下的人已经显得有些手忙脚乱，阿塔里公司产品开始大量积压，出现严重的滞销。失败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了。然而，布什内尔仍从困境中找到了一条解脱之路，毕竟阿塔里公司还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公司，它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婴儿，还是很有前途的。
　　结果，一家老牌的娱乐公司华纳通讯公司，经过4个月的艰苦谈判，花了3000万美元买下了阿塔里公司。布什内尔得到这笔钱的一半，他一点都不感到沮丧。
　　在布什内尔之前，大多数美国企业家都是遵循福特、摩根、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等人的创业模式而发迹的。他们为了创立自己的事业，不顾寒暑地东拼西杀，使一个诞生于汽车房里的公司逐步发展、壮大，成为名声显赫的跨国公司。对他们来说，生命是与他们创建的企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甚至他们把企业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布什内尔可不是那样的人，他比他的前辈似乎更加超脱。他轻易地就扯断了他与自己一手创建的企业之间的那种血肉关系，揣着钱一走了之，大有“在我之后让洪水泛滥吧”的意思。
　　布什内尔带着比人们想象更差的形象走出阿塔里公司的大门，因为，这时公司的库存积压达几百万美元，而华纳公司的头头们还蒙在鼓里。这个曾经是贪玩而又放荡的小子挫败了美国最大、最有名气的公司之一，一路笑着去了银行。
　　不过，华纳通讯公司并没有吃亏。接管并主持阿塔里的华纳大亨雷蒙德·卡萨尔是个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他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他首先赶走了“阿塔里共和时代”残留下的大部分人马，在已有的坚实的基石上建立起他的阿塔里帝国。
　　在卡萨尔当政的头4年里，阿塔里可以跻身于最成功的企业之列。从1978年到1982年，公司销售额从几百万美元猛增至20亿美元。然而，那以后电子游戏机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了，销售额直线下降，公司大量解雇工人，劳资矛盾日益尖锐。
　　就在这困难重重的时候，那个穿T恤衫的大亨又出现了。布什内尔离开阿塔里以后，又建立了比萨时代影剧院公司，此刻，他比任何时候都有钱。他公开宣布：到1983年9月30日午夜12点，他与华纳公司签订的不竞争协议一到期，他就要重操旧业，生产出能够把消费者拉回到游艺场来的游戏机。
　　布什内尔的这一招吓坏了阿塔里公司的新主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小子还会回来与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一争高低。离协议到期的日子越近，知道布什内尔要杀回来的人也就越多。阿塔里公司甚至想控告布什内尔，指控他不遵守协议，在协议未到期时便开始设计生产新的游戏机。由此可见，阿塔里公司已大不如从前了，其实布什内尔根本就没有什么新的设计，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才放出风声，就把这个拥有几百种产品、销售额达20亿美元的大公司老板吓得半死。
　　不久之后，阿塔里公司宣布它同布什内尔已达成法庭外和解，为了保证它生产游戏机的专利权，公司又付给布什内尔一笔未公开数目的巨款。布什内尔又要得意洋洋地去银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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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40 PM

92.运动鞋大王耐特

过去只属于体育用品的运动鞋，今天已变成时髦的象征，许多买东西讲究商标牌号的青少年，也对体育用运动鞋趋之若鹜。当今中国大大小小的百货商店里，纷纷辟出专柜销售各种各样名牌的运动鞋，而其中要数美国的“耐克”牌最受人们的欢迎。
　　“耐克”鞋是在十几年前开始进入我国的。1979年，一个41岁的美国鞋商逗留在香港，办理前往广州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入境手续，但等了一个星期也没得到入境签证。这个深知等待和忍耐价值的美国商人并没有灰心丧气，1980年7月再次尝试，终于获准入境。他到达北京后，便与我国有关方面签订了制造运动鞋的合同。现在，中国已有4家工厂与这位美国商人合资制造运动鞋，统一贴上“耐克”商标，既运往美国销售，又在中国内销。这位美国鞋商，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耐克体育用品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菲尔·耐特。
　　正是这位菲尔·耐特，使耐克公司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家输入日本运动鞋的小进口商一跃而成为美国头号的运动鞋制造厂商。1976年，耐克公司年销售额仅为2800万美??980年达到5亿美元，一举超过在美国领先多年的阿迪达斯公司。到1990年，耐克年销售额高达30亿美元，把老对手阿迪达斯远远地抛在后面，稳坐美国运动鞋的头把交椅。菲尔·耐特由此也被誉为“运动鞋大王”。
　　运动鞋市场上强手如林，耐克公司是怎样脱颖而出、后来居上的呢？这得从运动鞋发展的历史说起。
　　20世纪初，在德国法兰克福地区有个小城赫尔佐格瑙拉赫，它以生产精致耐用的体育运动器材而闻名。1920年，该城的鞋匠阿道夫·达斯勒在这浓厚的体育氛围中，联想到运动员需要合适的鞋子，而在自己的小作坊里设计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双运动鞋。二次大战后，他在那儿开办了阿迪达斯公司，专门生产运动鞋和其它体育用品。
　　达斯勒深知运动员的心愿就是希望有双适用运动鞋帮助取得好成绩，因此特别强调质量。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上，西德足球队员穿着由他的公司精工制作的运动鞋，取得了世界冠军。从此，阿迪达斯公司名扬天下。竞技场上，无论是足球运动员、体操运动员、手球运动员，还是拳击运动员，都清一色地穿上印有三条杠标志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受其影响，一般的体育爱好者，苦于身体发福渴望减肥的人，也都纷纷购买这种阿迪达斯运动鞋。阿迪达斯公司的产品销量直线上升，利润也随之大增，迅速地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公司。
　　在60年代和70年代，阿迪达斯一直执世界运动鞋生产的牛耳，领导着运动鞋和运动服的新潮流。它傲视群雄，独步青云，怎么也没想到它未来的敌手竟是一家以1000美元资产起家的小公司。
　　在美国尤金市俄勒冈大学三年制学院里，有一名径项运动教练，名叫比尔·鲍尔曼。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一心要使自己的运动队超过其他队。训练比赛中，最令他头痛的是运动员常犯脚病。他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如果每个运动员都有一双合适的鞋，底轻而支撑又好，摩擦力小且稳定性强，就可以减少运动员脚部的伤痛，有助于出好成绩。于是，鲍尔曼精心设计了几幅运动鞋的图样。他找了好几家制鞋公司，可回答却几乎千篇一律：“外行怎能指导内行，我们不想教你如何当教练，你也别想指手画脚教我们如何制鞋。”
　　讥讽和嘲笑并没使鲍尔曼气馁，相反却激励他自己干。他请教补鞋匠，拜皮鞋工人为师，当上了鞋匠。他日以继夜，不怕失败，终于掌握了制鞋手艺。在一次运动会上，他的运动员穿上了由他亲手制作的、外表难看但轻巧舒适的鞋，结果跑出了比以往任何一次比赛都好的名次。
　　鲍尔曼这种对运动员充满爱心、为制鞋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使他的一个学生大为感动，这个学生就是菲尔·耐特。他当时是个优秀的赛跑运动员，是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系的学生。耐特以此写了毕业论文，并与鲍尔曼商量，决心与他一起干。他认定这不仅仅是一双鞋的事，而是一项大有作为的事业，是一项为运动员造福的大好事，应尽快联系厂家生产推广。
　　遗憾的是，偌大一个美国，竟找不到一家鞋厂愿意与他们签订合同。耐特在一次鞋类产品交易会上，遇到了日本的制鞋商鬼冢虎，这个精明的日本人看过设计图样后大喜。这可是难得的发财机会！何况他有可能成为第一家打入美国市场的日本鞋商。他们当即签订了合同，由美方设计经销，在日本制造。
　　就这样，耐克公司的前身——蓝绶带公司诞生了。这家小小的公司，由鲍尔曼、耐特等几个人组建，资产只有1000美元。一年后，日本方面送来200双运动鞋，公司才正式开始营业。
　　鲍尔曼和耐特有一个共同的良好愿望，就是为运动员服务，而从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公司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营业室，他们销售产品时，住房就是店铺，推销车就是办公室。为了节省租金，他们选在垃圾站附近开了个店面；为了运货及时，他们常常顾不上吃饭；包装费太高，他们从废品收购站买来旧的包装纸作包装。由于没有雄厚的资金，开创初期的艰难可以想见。
　　不久，日商鬼冢虎察觉产品销路不错，便要求他们先汇款后发货。这样一来，鲍尔曼他们的成本就大大地提高了，只好加倍努力推销。鬼冢虎还常常不按期交货，甚至把一等品偷偷地留在日本销售，把次品送往美国。一次，鲍尔曼他们收到一批鞋，顾客穿了两个星期，鞋底鞋帮就分家了。他们只好忍气吞声，为了维护信誉，及时给顾客退换了。
　　鲍尔曼的公司销量逐月递增。1971年，鲍尔曼的公司销售额已近700万美元。鬼冢虎派代表来到尤金市，提出由鬼冢虎购买鲍尔曼公司51％的股份，并在5个董事中占两席，如果拒绝这个要求，立即停止供货。受尽日商刁难的鲍尔曼和耐特忍无可忍，断然拒绝这一非分的要求。凭着自己的设计专利，他们很快找到了合伙人，并且就在这年年底正式改名为耐克公司。
　　美国的大制鞋商，特别是最大的阿迪达斯公司，根本没把耐克这类销量仅几百万的小公司放在眼里。他们依旧生产着老款式的运动鞋。直到70年代中期，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运动员都喜欢穿耐克公司的新款运动鞋，这时，阿迪达斯等大公司才着了急，千方百计想挤垮崭露头角的耐克公司。
1976年，耐克公司的年收益大约是790万美元，比起数十亿美元的阿迪达斯，当然算不了什么，但阿迪达斯已感受到它的潜在威胁。这一年的奥运会，照例是商家的必争之地，尤其对体育用品公司更是如此。耐克派了9名推销员参加，阿迪达斯却派了300人，组成一支强大的推销队伍。耐克花去广告推销费7.5万美元，阿迪达斯却花费600万到900万美元。财大气粗的阿迪达斯争取了相当一批金牌获得者试穿他们的运动鞋和运动服。而耐克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名有可能拿到冠军的马拉松长跑运动员签约穿耐克鞋参赛。谁知就在这名运动员进入赛场的前一分钟，某大公司做了手脚，使他脱下耐克鞋，换上了别的品牌鞋。菲尔·耐特在电视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气得大吼一声，啪地关掉电视，又熄掉灯，在黑暗中坐在沙发上过了一整夜。
　　商场上的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并没有使鲍尔曼改变初衷。他把经营权交给耐特主持，自己则继续潜心于研究运动鞋式样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鲍尔曼发了财仍不忘本，过了两年，他干脆离开公司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当教练去了。从此，耐克公司就由菲尔·耐特独自一人担当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体育运动变成了时髦风尚，尽管并非人人都从事体育运动。电视屏幕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介绍包装精美、不用熨烫的运动服和式样新颖的运动鞋，以及几乎天天都有的体育比赛实况转播，使任何人都无法抵挡体育运动的诱惑，即使从来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也为之怦然心动。体育运动的魅力、活力、意志力和胜利的喜悦，促使人人都去穿运动鞋和运动服。于是，人们开始将美国黑人流行艺术引用到运动衣和运动鞋上，使之成为时髦的标志。
　　耐特敏锐地注意到体育用品市场上这一重大变化。他一方面坚持初创时的信念，坚持办体育用品公司，而不办时装公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产品多样化策略，除生产运动鞋外，还推出了童鞋、非运动休闲用鞋、旅游鞋、工作鞋和运动服装。由于这一举措，耐克公司的销售额当年就猛增50％，纯利几乎翻了一番。
　　耐特巧妙地迎合了美国人的流行艺术意识，在做广告上尤为注意这一点。广告既强调体育运动，又具有强烈的煽动性，起着流行时尚的导向作用。耐克公司加强了与体育界颇具影响力的运动员的合作，但所选人物均属备受广大青少年崇拜的“好斗型”选手。例如网球明星麦肯罗，人们老是看到他在网球场上大发脾气，与权威们争吵。还有网球名将阿加西，他留胡子，长发蓬乱，将牛仔裤剪短当网球裤，而这种牛仔网球裤也就成了耐克公司的特色产品。黑人篮球明星乔丹，他是美国青少年心目中的榜样与英雄，由他参与设计生产的航空乔丹运动鞋，成了耐克公司最畅销的产品。有了这些大牌体育明星做活广告，耐克运动鞋已不再仅仅是运动鞋，而成了偶像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物。阔气昂贵的运动鞋成了追求时髦的美国青少年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耐克公司的产品就像其他流行艺术一样迅即在全美国走俏。耐克鞋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为赶时髦，不少人甚至不惜驱车50英里去买耐克鞋。在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上，耐克鞋出尽风头，不少体育名将借助它赢得了金牌，这与4年前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老大自居的阿迪达斯公司对这股体育用品市场上的时髦风开始似乎还无动于衷，直到1980年被耐克公司迎头赶上才慌了手足。商店中，标有三条杠标志的阿迪达斯老式的运动鞋和运动衣裤堆积如山，无人问津。而阿迪达斯全力推崇的网球明星埃德博格和格拉夫，其品性过于慢条斯理、规规矩矩，不能体现青少年体育爱好者的叛逆意志，产生不了广告效果，又怎么能起到促销的作用呢？
　　阿迪达斯公司在耐克公司凌历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终于从80年代起丧失了自己在体育运动用品币场称霸数十年的主宰地位。
　　作为耐克公司最高负责人的耐特．并不因在美国本土上的胜利而满足，他决定发动一场全球性的促销攻势，使该公司的海外销货比率大大提高。美国、西欧和日本是世界上三大运动鞋市场，耐特试图挟其在美国取胜的余威，与竞争对手角逐于西欧和日本两大战场，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
　　然而，进军海外市场并非一件易事，可谓障碍重重。首先，当时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不景气，生产下降，原料价格剧跌，失业浪潮冲击着每一个工业部门。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使西欧、北美、日本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在这种世界经济背景下扩展海外市场，自然是举步维艰。例如．要日本减少或降低关税就很难做到。换句话说，任何产品也不可能畅通无阻地长驱直入日本市场。日本传统风俗习惯意识比较强烈，成为外国货打入的无形障碍，同时由于国际贸易间的竞争，日本市场的排外性就更强烈。这种情形在西欧各国中似乎少一点，但贸易保护主义在法国等西欧国家正日益盛行，限制外贸进口的措施也有增无减。
　　此外，耐克公司在海外市场上遇到的竞争对手也更为强大。除了阿迪达斯外．还有在美国运动鞋厂商中排名第二的普马公司，以及新布兰斯、康伏西和小马等国际著名公司。这些公司早就跨出国门，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比耐克要大得多。他们决不允许自己在海外市场的地位受到耐克的冲击。阿迪达斯的一名海外销售经理就公开声称：“耐克公司必须明白，它在美国取胜的那一套推销策略在西欧市场是绝对行不通的。”但是，他未免太低估耐克了。耐克自有一套办法。它针对西欧即将出现的跑步热，集中力量打开西欧的高性能跑步鞋市场，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加强在欧洲的推销能力，耐克公司还在英国和奥地刊设立了配销站，同时利用它在爱尔兰的装配工厂，就近供货给欧洲大陆市场，避开了经济共同体的高关税壁垒。
　　在日本，耐克公司针对该国门户不易打开、传统风俗不易改变，但体育潮流追随美国且比西欧迅捷的特点，与日方建立了联营公司。1981年10月，耐克公司与日本第六大公司岩井公司合资建成耐克日本公司，股权各半，共同生产和销售运动鞋。就这样，耐克公司产品迅速地打入日本低价运动鞋市场。与此同时，耐克高价运动鞋也通过这家合资公司进入了日本市场。
　　随着耐克公司在海外销售额的增加，它又把生产运动鞋的工厂从日本迁到韩国和台港，因为那儿的劳动力相对低廉，借此又向这些地区推出中等价格的跑步鞋。不久，耐克又在中国大陆合资办厂。耐克牌运动鞋自然也就随之打入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鞋类市场。
　　耐克公司发动的全球性销售攻势连连告捷，海外市场所占份额大大提高。耐克取得的这一连串成功，就连把它视为仇敌的竞争对手也不得不大加赞扬。新布兰斯公司营业部的副总裁瓦尔特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每一件事都做得很漂亮！”
　　迎合时代的潮流，驾驭流行的趋势，富于创新的设计，以及高超灵活的推销技巧，是菲尔·耐特制胜的法宝。时至今日，耐克体育用品公司依旧牢牢地占据着运动鞋市场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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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41 PM

93.兼并巨头佩雷尔曼

世界富豪发迹的模式，很多都是白手起家，或从事贸易，或开办工厂，或经营商店，以成功的企业经营管理而致富的。不过，还有一类富豪，却是以较为雄厚的资本去收购其他公司的股份，或控股，或兼并，或转卖，靠高额的股权收益而晋升大富豪行列的，美国多种投资控股公司总裁罗纳德·佩雷尔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1991年美国《公共事业投资》杂志统计，在过去的10年里，罗纳德·佩雷尔曼拥有的资产超过70亿美元，其中包括约5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而成为1991年度的美国首富。即使按当年《福布斯》杂志所作的较为保守的估计，佩雷尔曼也堪称美国第三大富豪。
　　佩雷尔曼1943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斯保罗。他的家族是当地的豪门望族。祖父摩利斯从事金属加工业，并有3亿美元的控股公司。父亲莱蒙德拥有庞大的贝尔蒙特工业集团。佩雷尔曼作为长子，从小就跟父亲学做生意。他在费城读中学时，课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父亲公司的财务收支图表和各种报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他更是用大部分课余时间参与父亲公司的经营。?964年大学毕业，这位经济学学士早已是满腹生意经了。
　　在上大学期间，他成功地做成了他的第一笔生意。他以80万美元买下一家啤酒厂的股份，3年后又将其分两次卖掉，分别获10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的转让金，净赚200多万美元，充分显示出他的经营才能。
　　大学毕业不久，佩雷尔曼又到沃顿商业学院深造，1966年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此后，父子俩创建了资金积累公司，加快了发展步伐。他们从不借贷资金，并反对无利交易，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佩氏经营风格。
　　1967年到1978年，父子俩分别收购了几家机器制造厂和钢铁厂，随后运用他们握有的股份，对这几家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清除掉一些低利润的生产部门，优化了资产结构。经过这几次收购、兼并，佩雷尔曼在尝到甜头的同时，也掌握了一些兼并技巧和操作方法，为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8年，年已35岁的佩雷尔曼非常渴望能真正独立地干一番事业。于是，他找了个机会向老父亲提出这一要求：“爸爸，您老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几年清福了，公司的事就交给我好了。”哪知，倔强的老头子是个工作狂，听了儿子这番话，竟勃然大怒：“你这横小子翅膀长硬了，就想夺我的权了。告诉你，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任何时候也不打算退休！”这番话深深地刺激了佩雷尔曼，使他独闯天下的欲望更为强烈。不久，他与妻子菲丝·戈尔丁以及他们的孩子搬到纽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1978年4月，佩雷尔曼以200万美元购得科恩—哈特菲尔德产业的34％股份，成为他独立后做成的第一笔生意。没过多久，他又卖掉了自己所拥有的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将资金集中起来炒股票。靠这一买一卖一炒，他不但收回了原有资本，还获利1500万美元，使本金一下子翻了8倍多。
　　初战告捷，佩雷尔曼饱尝甜头。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收购、倒卖、控股、吞并，将其兼并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总是把目光瞄准那些生产名牌产品的企业，手里不停地拨弄着计算器，计算着这些企业报表中的各种数字，盘算着购买多少股份便能达到控股目的，控股后又须淘汰哪些不获利的设备、机构，使之优化结构，提高资金的利用率，进而达到大幅增值的目标。难怪有人这样评论他：“佩雷尔曼根本不像个当代企业家，倒像个手拿计算器在市场瞎转悠倒买倒卖的贩子！”对此，他嗤之以鼻，并正式成立了“美国多种投资控股公司”，自任总裁。他的这一举动，似乎在向那些持异议者表明：自己不仅是个当代企业家，而且是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大企业家！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佩雷尔曼靠切斯·曼哈顿国际银行组织的资助，先后从投资商布迪·考夫曼手里买进了5000万美元的股份，显示出他雄厚的实力。1980年，财大气粗的佩雷尔曼开始实现他20年前的愿望。那时他们父子俩曾看中了新泽西州从事甘草提炼和巧克力生产的麦克和福布斯联合公司，只是苦于资金不足无法收购它，而现在可以实现他多年的夙愿了。他一口气买下这家公司4500万美元的股份。这笔生意的成功，使他的公司实力陡增。1983年，他干脆买下了麦克和福布斯联合公司的全部股份，使之成为他的全资子公司。1984年3月，佩雷尔曼又将手伸向杰克西尔公司，他买进该公司9000万美元的股份，控制了它的经济权。
　　将个人的喜好和安危与公司的经营融为一体，是佩雷尔曼的独特风格。抽烟是他的一大嗜好，从平时对各种名烟的品评，到对各烟草公司经营状况予以特别的关注，使他产生收购烟草公司的强烈欲望。在北卡罗莱纳州，他与那里的烟草制造商经常商讨如何增加产量，并几次派人到中国、土耳其、伊拉克和苏联去采购价廉物美的烟草原料。1984年，他不惜出资1.24亿美元买下了美国烟草联合公司。一夜之间，“烟草大王”的桂冠便戴到他的头上。
　　在佩雷尔曼兼并控股生涯中，他最为得意之举是收购瑞福伦化妆品公司了。瑞福伦是一家庞大的化妆品跨国公司，其产品畅销130个国家和地区。到80年代中期，该公司每年销售价值10亿美元的化妆品和10亿美元的保健品。佩雷尔曼对它窥视已久，只不过一时还没有足够的财力吞下这个庞然大物。
　　1985年初，佩雷尔曼决定先将其攫取的目标转向佛罗里达州的潘瑞·布莱德超级市场集团，这家集团刚刚摆脱破产的危险，急需要钱，出价较低。但最令佩雷尔曼感兴趣的却是该集团拥有3.3亿税收转账权。6月初，佩雷尔曼买下该集团6000万美元的优先股份，占其全部股份的38％。接着，他就靠变卖这家控股公司存货和7亿旧货债券，向瑞福伦化妆品公司公开出价，展开了这场令世人瞩目的收购战。
6月中旬，佩雷尔曼正式向瑞福伦公司总裁米歇尔·伯杰雷克提出收购要求。遭到拒绝后，佩雷尔曼就以潘瑞·布莱德集团的名义公开以每股47.5美元向瑞福伦出价。1985年底，潘瑞集团将每股收购价提高到50美元，后又提到53美元。这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福斯特曼利特尔公司报价56美元，瑞福伦同意卖给这家公司一部分资产，前提条件是需另一个报价者购买40％的股份。佩雷尔曼认为这个协议违反了股东权益法，而向特拉华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瑞福伦公司的方案宣布为非法和无效。
　　在听候法院裁决前，福斯特曼利待尔又将报价提到每股57.25美元，而佩雷尔曼毫不示弱，将其报价提高到58美元。10月中旬，特拉华州法院作出裁决，瑞福伦卖给福斯特曼利特尔的股份的协议无效。佩雷尔曼在这场收购战中终于获得胜利。1985年11月5日，伯杰雷克被迫辞职，佩雷尔曼作为第一大股东当上了瑞福伦化妆品公司的新总裁。
　　佩雷尔曼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公司的组织结构。他以14亿美元卖掉瑞福伦大部分生产保健品的分支部门，因为这些部门赢利甚少，有的还亏本。接着，又将所属机构从100个削减到20个，并卖掉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只是保留了隐形眼镜厂和国民健康实验室。
　　在大力裁减保健品生产的同时，佩雷尔曼却将恢复美容化妆品业作为公司的首要任务。他把该公司美容业的创始人查尔斯·瑞福森的半身塑像置放在办公大楼的显著位置，时时刻刻提醒广大员工一定要注重美容化妆品这种传统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诚然，美容业在1974年至1984年间曾处于低谷时期。受国际美容品市场疲软的影响，瑞福伦公司的营业额也大幅下降了79％，1985年亏损2800万美元。但佩雷尔曼清醒地看到，化妆品业已经有复苏的迹象，此刻正是抢占市场的绝好时机。于是，他任命索尔·莱文任瑞福伦的总经理，全力恢复对化妆品新产品的开发，同时改进广告和销售措施。佩雷尔曼也亲自出马，到销售瑞福伦化妆品的各百货商店去慰问那里的高级职员。他还选中电视明星苏珊·露茜作为公司的发言人，同时选择著名摄影师理查德·埃夫登拍摄公司的产品广告，广告结尾语令人怦然心动：“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女人都使用瑞福伦化妆品。”佩雷尔曼在试验产品流水线的同时，又将研究和开发预算增加了两倍，以研制出更多的受市场欢迎的新产品。不久，瑞福伦就接二连三接出了海尔森香水、爱尔梅化妆品等高档名牌产品。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瑞福伦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1987年销售额高达24亿美元，比1986年猛增41％。佩雷尔曼终于将臣服在其控股帝国麾下的瑞福伦公司，改造成能够创造更高利润的专门研究开发化妆品的新型公司。这无疑成了佩雷尔曼兼并成功的典范之一。
　　瑞福伦公司是佩雷尔曼80年代的经营重点，但他在其他领域仍屡有建树。1986年10月，他收购环球公司15％的股份，当上了饭店饮食业的总经理。同年11月，他又买下CPC公司5％的资产，不久又将其股份卖给所罗门兄弟公司，从中盈利4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他把收购的目标瞄准到世界著名的吉列剃须刀片公司。他在该公司已占有16％的股份，但他还想出价41.2亿美元把整个吉列公司收购下来，以此控制吉列在全世界的分公司，进而促进瑞福伦化妆品公司的国际经营能力。吉列公司面对佩雷尔曼咄咄逼人的攻势，只得答应出卖5.38亿美元股份以结束佩雷尔曼的吞并战，并让他获纯利4300万美元。后来，吉列公司见佩雷尔曼仍持强硬态度，便威胁道：如果瑞福伦继续进行吞并，那他们将把吉列20％的股份出卖给其他公司。佩雷尔曼被迫接受了吉列的要求，同时应允今后10年内，未经吉列公司同意，他将不再购买吉列的股份，并不再控制吉列的经营。
　　当然，在80年代，佩雷尔曼的兼并行动也并非都是成功的，他也遭受过挫折。还是在1987年秋天，佩雷尔曼听说南非米诺考采矿公司打算将自己14％的股份出售给著名投资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他立刻决定插上一杠，抢先买下这部分股份。尽管佩雷尔曼保证最多只拥有20％的股份，但所罗门公司却不予理会，断然阻止了佩雷尔曼的行动，他们不仅以极快的速度把这些股份弄到手，而且还要将这些股份作优先股转卖给伯克舍尔·哈萨维公司。9月28日，佩雷尔曼强接下心中的怒火，表示愿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些优先股，即以每股42美元购买下该公司的10.9％的股份，但仍遭到所罗门公司的拒绝。原来老对手所罗门公司在以前的收购战中经常败在佩雷尔曼手下，这一次显然是要报一箭之仇，给他一个难堪。
　　1988年9月，佩雷尔曼这个兼并大王又作出惊人之举，他以1.37亿美元将TW食品公司卖掉，以7.8亿美元卖掉彩色印刷控股公司，还以2.25亿美元卖掉了烟草联合公司。熟知佩雷尔曼兼并风格的人，纷纷推测他很可能又在积累资金瞄准新的大宗生意了。果然不出所料，1988年底，佩雷尔曼接管了5个陷入困境的信用合作社，将其合并后组成了吉布拉尔塔第一银行。接着，他又在政府的支持下，买下了拥有23亿资产的圣安东尼奥信用社。看来，他是想过一下当“金融巨头”的痛了。
　　佩雷尔曼以5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在1991年成为该年度美国首富后，开始注重改变他的公众形象。他特地雇来著名的公关小姐琳达·罗宾森为自己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企业家或创造者，而不是专门并吞别人的兼并者。其实，他也未免过虑了，控股、兼并对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发展不无益处，当一名“兼并大王”也是会受到人们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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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41 PM

94.乐善好施的陈凯希

在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的华人和华裔社会，提起陈凯希，几乎无人不知，没人不晓。
　　陈凯希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他的祖籍是中国福建，像许多华裔们一样，他幼时的生活极其艰难。因家境贫寒，他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他在胶园割过胶，在罐头厂削过菠萝，还摆过地摊，修过自行车。1965年2月13日，陈凯希作为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一蹲就是8年。但8年的铁窗生活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强。
　　陈凯希出狱后，一贫如洗，别说想发财啦，连糊口都难。有人劝他打工或是摆个地摊维持生计。陈凯希分析当前形势，认为东南亚各国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经济时期，马来西亚也是如此，人民不希望出现动乱的局面，而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陈凯希认为此时如果投身于经济领域，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可是，两手空空，要想在商海中闯荡，谈何容易！有人说他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陈凯希并不灰心，他找到几个当时人称所谓“左仔”的朋友，各人分头募股，一共募集了80个小股东，凑?6万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名称），在马来西亚西海岸的小县城巴生开设了一爿小店。小店以经营中国货为主，其中包括药酒。
　　陈凯希经营中国保健品，可谓慧眼独具。从大环境来说，中马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马友谊与日俱增，商业往来日益频繁；从国内来说，这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人们从糊口开始转向健身益寿。尤其是华人社会中的老人和妇女，对保健品的需求更是日益增长。
　　出乎意料的是，小店经营药酒起步并不顺利，第一年就亏了本。股东们纷纷提出退股。但是陈凯希并不灰心，他认为自己的判断并没有错，首战不利是因为顾客对他们还缺乏了解。
　　陈凯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创业。终于时来运转，不久，他们取得了蚕蛾公酒的专营权。这时，小店已正式改名为海鸥公司。公司员工按陈凯希提出的“海鸥”精神：“我们要与众不同，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像海鸥一样拥有毅力、勇气，确定人生志向，努力展开双翼高飞”，加大了宣传力度。蚕蛾公酒渐渐为消费者所接受，海鸥公司开始扭亏为盈。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海鸥公司大胆地另辟蹊径，采取不同于其它商家的方式，将中药酒介绍给中药材商店。在马来西亚，有许许多多的中药材商店，甚至在公路旁，中药材店也随处可见。中药材店的数量大大超过酒庄、饭店。这等于开辟了千百个零售点。
　　另一方面，陈凯希大力加强广告宣传，公司聘请合格的中医师和经验丰富的设计家主理宣传部门。宣传部门想出了许多好点子，如举办千人宴会、幸运抽奖、烹饪比赛促销活动等，并且出版特刊、印发传单、赠送食谱，将宣传材料送发千家万户。
　　在强劲的广告宣传和有效的市场策划下，海鸥公司代理的中药酒从18年前的一种年销售几百箱，到后来的100多种、年销售几万箱，占据了马来西亚中药酒市场的一半以上。
　　海鸥公司现在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拥有20多家子公司、5家联号商店、18家门市部。经营范围也从药酒扩展到对外贸易、信贷业、饮食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方面。但主要商品仍是中国的商品。中国商品占目前经营商品的85％。
　　海鸥公司成长壮大了。陈凯希自然也发财了，成了一个有名的大亨。但他的思想境界仍和从前一样，那就是多为广大民众着想。他从创业之初，就一直坚持自己的商业经营思想。他说：“群子爱财，取之有道；取自社会，用于社会。”这一富有哲学意义的经商之道，也是海鸥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
　　陈凯希在当地社会中，最为人称赞的就是乐善好施。多年来，他的海鸥公司从未间断过对教育、慈善、文化团体的赞助。1991年，中国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海鸥公司先后捐助了20万林吉特。
　　每年，海鸥公司搞周年纪念时，总少不了捐助社会公益这项内容。周年纪念之外，凡是社会团体搞活动、办特刊，海鸥公司不是出钱为他们登广告，就是赠送礼物，有时还为这些社会团体代付印刷费、代制海报，甚至派人协助卖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乐此不疲。
　　陈凯希作为海鸥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在繁忙的经商活动中，还抽空亲自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他担任了马中经贸总商会会长、吉隆坡及雪兰莪中华工商会商业组主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顾问等一系列的社会职务。
　　陈凯希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十分乐意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近年来，海鸥集团赞助的马华文化界的活动，就有“源头活水文学之夜”、“松柏长青文学之夜”、第一和第二届“马华文学节”、马华作协访华团、马来西亚报业访华团、茶文化节观光团、马来西亚著名书画家访华团等等。
海鸥集团赞助和接待的访马中国文化代表团有：中国民族艺术团、中国相声团、中国歌舞团、上海模特团、中国杂技团等。1993年元月初，中国江苏、上海的作家代表团到达吉隆坡时，陈凯希特意设宴款待远道来的客人。席上，宾主进行了联欢，有的唱歌，有的讲笑话，欢声笑语不断，亲如一家人。合影留念时，陈凯希挽着80高龄的柯灵老先生的臂膀说：“早就拜读过您的作品，今日能和您见面，真是不胜荣幸。”
　　陈凯希不仅给马华文化的发展以直接的经济支持，而且还为之提供了相互了解、相互切磋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百老汇歌舞厅”。它不同于马来西亚其它歌舞厅。海鸥百老汇歌舞厅洋溢着30年代上海滩百老汇的情调，近百平方米的大厅周围墙壁上，挂着周璇、白光、姚莉、龚秋霞等三四十年代影星、歌星的剧照，舞台上歌手演唱的是这些明星当年的成名之作，舞台背景是当年的上海外滩。百老汇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优雅、温馨的环境。
　　很多当地华人以及马来西亚人、印度人，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都愿意来这里听听歌，跳跳舞，消除日间疲劳，获得精神享受。马来西亚文化界人士更是把这里当做活动之家，常来此聚会。中国来访的作家、演员、学者、记者也常来这里联欢。
　　陈凯希热心于社会公益的捐助和支持，自有他的想法。他认为文学、艺术、教育是一个社会走向进步、走向繁荣必不可少的重要事业。而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从事文教事业的人，生活并不太富裕，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展这些很有意义的事业。比较起来，工商业者手头要宽裕得多。既然作为一个工商业者要忙于自己的业务，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开展这些活动，那么出一点钱支持别人去组织这些活动，就不应该看成是一种施舍，而是工商业者道义上的责任，是参与推动社会前进、活跃社会文化的具体行动。
　　陈凯希说，人们对钱财应该有正确的观念。企业的利润固然来之不易。是一分钱一分钱赚回来的，但无论如何，这一分钱也是来自社会。把来自社会的利润再用回到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上面，让大家来分享，是天公地道的，出钱者不应该居功自傲，也没有止境。只要企业能生存、发展，就不能停止对社会的回报。
　　陈凯希的海鸥集团，以回报社会为己任，既支持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也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赢得了企业的成功。可以试想：当一个顾客在“海鸥”购货时，也许他会想到，他所付出的钱，其中说不定将有一部分，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转化为文教、慈善事业的捐献；而捐献的对象也许就是包括自己孩子或亲友孩子所在的学校，或是自己将要参加的一项文化活动，毫无疑问，他会心甘情愿付钱的。
　　陈凯希不仅是一个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家，而已是位热心促进马中人民友谊的“桥梁”架设者。
　　1992年，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奥斯曼阿旺，倡议筹备成立马中人民友好协会，陈凯希得知后，非常高兴，立刻响应并积极参与。他调动公司职员，提供车辆和办公设备，为筹备工作积极出力。就在这一年底，在各方推动下，马中人民友好协会终于成立了。
　　马中友协的成立，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马中友协做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这里面自然也包含了陈凯希的一份辛劳和汗水。1994年5月30日，马中友协在吉隆坡公主大酒店，举办了“庆祝马中建交20周年”友好之夜活动。庆祝活动就是由陈凯希具体操办的。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许群先生专程从北京赶去参加。随同许副会长前来的，还有中马友协理事马希惠先生等。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钱锦昌和夫人出席了活动，钱大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马中友协顾问黄文彬、会长奥斯曼阿旺，以及当地社会各界名流也热情发言，衷心祝愿马中友谊像马来西亚的热带树木一样，万古长青。
　　海鸥集团作为以经销中国商品为主的机构，陈凯希给它制订的宗旨，就是促进马中人民的相互了解、文化往来和经贸合作。公司全体员工都把这一宗旨铭记在心。所以，公司对访马的中国代表团，总是热情接待。而公司的各级负责人，则是中国大陆的常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每年两度的广交会，以及华东、华北的交易会，海鸥每会必到，积极投入。马来西亚各团体访问中国，有不少是由海鸥组织操办的。海鸥还和中国陕西省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联合投资，在马来西亚兴办了马中联营的第一家酒楼——大唐山庄。
　　陈凯希的确是一位有远见、有胆识的企业家。他认为，马中两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都很快，增长率分别保持在8％和12％之间，所以马中两国将几乎在同一时期，进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马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速度惊人，已从几年前的每年10亿林吉特，增至50亿林吉特，这种增长趋势会持续下去。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向亚太地区的转移，马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携手合作，势必能分享这份前所未有的繁荣，让两国人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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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42 PM

95.新中国第一个富翁

1952年，张果喜出生在江西省余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
　　余江县在中国曾经很出名，因为毛泽东主席专门写过两首诗，赞扬余江县人民消灭了为害数百年的血吸虫。可是，只用几年时间就送走了血吸虫这个“瘟神”的余江人，花了多出几倍的时间，也没能送走“穷神”。
　　张果喜在贫困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读完了小学，刚刚升入初中，“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了余江县，学校里已经无书可读。15岁的张果喜只好到余江县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去当学徒。
　　五年以后，张果喜成了一个好木工，并且担任了木工车间主任。可是，他所在的厂，却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到1972年，已濒临倒闭散伙的局面。结果，无法自负盈亏的木工车间被从厂里割离出来，单独成为木器厂。年轻的张果喜被任命为厂长。
　　名为厂长，可是他从农具社得到的，除了3平板车木头和几间破工棚，就只有21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庭近百口人的吃饭难题，以及“分”到他们头上的2.4万元的沉重债务！
　　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厂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血气方刚的张果喜找到父亲，要把家里的房子卖了。那房子还是土地改革时分给他们家的，已经住过张家祖孙三代人。人家当了厂长，忙着给自家盖房子，张果喜这个厂长却急着卖自家的房子！然而，通情达理的父亲，知道儿子的难处，还是同意了。房子卖了1400元，张果喜全部拿到了厂里，这成了他们最初的本钱。
　　单靠这点钱，发工资也发不了几回。木器厂必须找到能挣钱的活干。可附近农村里，就是有点活计，又能做出多少钱？张果喜必须另找出路。
　　他想到了上海。那个大世界中，或者能找到他们做的活呢！张果喜和他的伙伴，4个人带了200元钱，闯进了大上海。因为怕被扒手扒去这笔“巨款”，他们躲进厕所里，每人分50元藏在贴身口袋里。晚上舍不得住旅馆，就蜷缩在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打盹。他们打听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大厦坐落在九江路。九江可是江西的地名呀！他们感到了几分亲切，也更增加了几分希望。
　　九江路没有辜负他们。在工艺品进出口公司陈列样品的大厅里，张果喜看上了一种樟木雕花套箱。套箱是由两个或三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组合而成的，每个箱子都是单独的工艺品，套在一起又天衣无缝；箱子的四沿堆花叠朵，外壁层层相映着龙凤梅竹，十分精美。当他听说每件套箱的收购价是300元时，简直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300元啊，他们四个人千里迢迢来闯上海，全部盘缠也才不过200元呀！他决定接下这批活。
　　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接待员，听说他们是余江县来的，是“毛主席表扬过的地方”，显得特别热情，信任地答应了张果喜提出的承做50套出口樟木雕花套箱的请求，并当场签订了合同。张果喜歪歪扭扭的名字，第一次与1.5万元巨款连在了一起！
　　张果喜是个有心人，他对伙伴们的木工技艺心中有数，知道要做这样精细的活计还有难度，所以先在上海艺术雕刻厂学了一个星期的木雕技术，把看到的一切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临走时，他从上海艺术雕刻厂的废纸堆里，拣回了几张雕花图样，又顺手牵羊地带走了一只报废的“老虎脚”。回到余江的当天夜里，他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
　　干，是一定要干的。但怎样才能干好呢？张果喜把全厂的碎木料全部清理出来，分成三十几堆，全厂职工每人一堆，让大家照着样品上的花鸟去练雕刻。接着，他把工人带到有“木雕之乡”美称的浙汀省东阳县，向东阳县的老师傅学习；又把东阳的老师傅请到余江来教……就这样，张果喜和他的伙伴们如期交出了高质量的樟木雕花套箱。他们独具一格的“云龙套箱”，轰动了1974年广交会。
　　张果喜决心要吃工艺雕刻这碗饭了。他给每一位雕刻工发了画笔、画板，要求每人每天一张素描，由他过目，评分。他挤出经费，让雕刻工外出“游山玩水”，接受美的熏陶。于是，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雕刻艺术，都汇聚到这个小厂里，争奇斗妍。厂里的产品也更加五彩缤纷。
　　1979年秋天，张果喜第二次闯进大上海。同样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他看中了比雕花套箱值钱得多的佛龛。
这是专门出口日本的高档工艺品。日本国民家家必备的“三大件”，就是轿车、别墅、佛龛。佛龛用来供奉释迦牟尼，虽然大小只有几尺见方，结构却像一座袖珍宫殿样复杂。成百上千造型各异的部件，只要有一块不合规格或稍有变形，到最后就组装不起来。因为工艺要求太高，许多厂家都不敢问津，但张果喜却看中了它用料不多而价格昂贵，差不多是木头变黄金的生意！
　　张果喜签了合同，带着样品回到厂里，一连20天泡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揣摩、仿制，终于取得了成功。张果喜抱住住了一棵“摇钱树”，第二年，他的企业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5万日元是佛龛收入；1981年，他们创外汇156万日元，佛龛收入超过100万日元！
　　为了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张果喜对于产品的质量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有一次，一个工人在雕刻佛龛横梁上一左一右两条龙时，左边的龙须比右边的龙须短了两厘米，张果喜竟生气地摔断了那根价值几百元的横梁。他说：“宁可自己受损失，也不能砸了厂里的招牌！”
　　有一次，一个日本客商来到厂里，对张果喜说，他们的产品运到日本后散了架，断了梁；并且提出索赔的要求。张果喜不动声色，把日本客商带到包装车间，看佛龛的装箱过程，然后再带到仓库，让他任意挑出一箱进行测试。
　　工人将客商挑出包装好的木箱高举到离地两米，砰地一声摔到水泥地上，接着又再摔了一次，然后打开木箱，请客商检查箱内的佛龛。日本客商看到，尽管包装箱已被震裂，箱内的佛龛一丝一毫都没损坏！他不禁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事隔不久，在东京的一次酒会上，张果喜遇见了这位商人。他故意走过去说：“这次我来日本，打算去贵公司复查损坏的佛龛，以便赔偿！”
　　那日本商人连忙赔笑说：“张先生太认真了！损坏的佛龛，不是贵厂的产品，是其它国家的产品。”
　　祝酒时，日本商人问：“张先生，请问你是在哪个学府深造的？”
　　张果喜开玩笑说：“我的博士的干活！”
　　日本商人感慨地说：“你这么年轻就成为博士，真不简单！”
　　张果喜告诉他：“在我的家乡，是把木匠师傅称作‘博士’的，我初中没毕业就去当木匠，19岁满师，人家叫我博士已经十几年了！”
　　就是凭着过硬的质量，余江县工艺雕刻厂的产品，战胜了资历深、技艺高的韩国和台港对手，几乎垄断了日本的佛龛市场！
　　张果喜充分地利用着天时地利。由于订货量的逐年增加，他果断地在同业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先后在浙江、江西、上海、江苏建立起32个分厂，生产人数达到4000多人。1988年，当海南省刚刚被确立为经济大特区时，张果喜当即带领人马赴三亚考察，投资1500万元，组建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接着又在深圳组建了宏达工艺有限公司，成为他们进行国际贸易的纽带和窗口。外国报纸把他的企业称作“建在稻田上的帝国”，说他“如今已是经营家具、房地产和股票的国际公司的大老板，他的10层公司总部就矗立在稻田里，他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发了家，成为已拥有数千万美元资产的企业家……除在中国3个城市开设办事处外，还在日本、加拿大和德国建立了办事处，果喜集团已成为国际贸易总公司！”
　　多年以来，张果喜获得了许多荣誉：全国优秀企业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中国管理科学院国际企业研究所董事会推选他为副董事长。他还连续当选为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2年12月6日，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张果喜，又得到了一项特殊的荣誉；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他们发现的302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张果喜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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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42 PM

96.李贵辉衣锦还乡

在广东梅县，近些年建起了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配套完整的工业城。拥有这个庞大企业的主人叫李贵辉。十多年前他还是梅县山歌剧团的一名青年演员，而今，他是香港颇有实力的李氏企业的总裁。李氏机构（香港）有限公司的业务范围遍及东南亚和西欧各国，在印度尼西亚还拥有一片广阔的森林。
　　李贵辉祖籍在梅县善坑，从他曾祖父那一代起，就移居印尼。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印尼创下了一份巨大的家业，有10万公顷林场、咖啡园和其它企业。50年代初，李贵辉的父母双双来到中国读书。1951年生下了李贵辉。后来，他们回印尼去了，把幼小的李贵辉留在大陆伯父身边。
　　十多年过去了，李贵辉长成了一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伯父家的生活虽然贫苦，但他从小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艰难磨练了他，他养成了一种坚韧不拔、努力向上的品格。他自幼爱好文艺，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而且能自编自演。然而，在“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备受歧视的，毕业好几年，仍找不到工作。他多次报考文艺团体，虽然成绩优异，却每每过不了“政审”关。
　　后来，梅县山歌剧团一位负责人爱才心切，冒着风险录取了他。李贵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登上了崭露才华的舞台。他分外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更加勤奋。很快地，他开始走红了，成了剧团的台柱。
　　岁月悠悠，到了70年代末，一天，李贵辉突然收到一封海外寄来的信。远在印尼的年老的双亲终于可以和儿子通信了。信中希望他赶快回到他们身边，一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父亲已经为他办好了一切手续。1979年，李贵辉告别了家乡，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香港。
　　按照当地法规，移居印尼要先在香港停留三年，李贵辉和妻女在那里住下来，有父母提供经济来源，他完全可以过得舒适安逸。但他心里很清楚，香港有机遇，也有罪恶，既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使人堕落。他选择了前者，他要在这里闯一闯，于一番事业。
　　为了使自己对香港社会加深了解，他从最下层的活干起；送货、挖土、当装修工。干这些与他阔少身份不相符的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他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有一天，他无意中看见一个女子手里拿着一把檀香扇，悠悠地扇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飘过来，突然触动了他的灵感：这种做工精细而又雅致的工艺品，在香港这个高消费的社会，一定很受女士们的青睐，会有广阔的市场。通过调查，他发现，香港生产檀香扇的厂家有十多个，但规模都不大。内地有的厂家虽然历史悠久，工艺实力雄厚。但因缺乏原材料，也不太景气。檀香木产于印度和新加坡，是一种用途广泛、价值也很高的木料，但出口受到严格控制。李贵辉想，自己有这个优势，从印尼可以买到木料。于是他开始准备，一个创业的计划在他头脑里产生了。
他抓紧时间，立即赶到苏州扇厂，提出合作建议，得到对方认可。然后，他又与日本、香港、台湾等地的厂商洽谈，博采众家之长，丰富自己的头脑。他决定在香港葵涌设厂，又到新加坡、印度去收购原木。第一批檀香扇生产出来了，果然既精美，又实用，投入市场，很受消费者欢迎。
　　短短几年时间，他的工艺檀香扇便畅销世界各地，赢利数百万港元。初次尝试的成功给他带来不小的喜悦，他从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打下了事业的基础。接着，他继续扩大企业规模，站稳了脚跟，开始在香港小有名气了。
　　李贵辉的成功使得印尼的李氏家族对他刮目相看，都愿意资助他在香港创立家族企业——李氏机构（香港）有限公司，并委托他为董事长。有了这一份雄厚的经济力量，李贵辉如虎添翼，如鱼得水，经商才华发挥得更加充分，使企业突飞猛进，令人瞩目。香港商界无人不知李贵辉是一位“经营骄子”。
　　成了富豪的李贵辉时刻不忘家乡的父老乡亲，忘不了那里还非常贫困，他要用自己的资金帮助家乡建设，为家乡注入新鲜血液。1984年，他回到故乡梅县，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欢迎。他在那里投资1000万港元，与有关部门合资建立了嘉丽开发有限公司和嘉丽装饰工程公司，并办了电子企业、高级家具、檀香扇厂。第二年，他又在他的家乡梅县善坑投资，利用当地山清水秀、景色优美的特点，开辟了花果山旅游区。1987年，他投资1000万港元合作修缮梅县华侨大厦，为旅游者提供第一流的服务，获利不少。
　　李贵辉不仅自己投资，还充当业务代理人，起牵线搭桥的作用。在广西北海市，他协助筹集外资修建铁路，对我国对外开放起了积极作用。在湖北天门县，他牵线投资3000多万美元，建立大型棉麻混纺厂……他的足迹遍布大陆各地。
　　李贵辉最大的心愿是在梅州市建立一座中国最具规模的工业城，多年来，这个计划在他的脑海中酝酿已久。他个人出资100多万港元，广邀海外厂商前往梅州市进行考察，洽谈投资项目。梅州市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拨出1000亩土地建城。按照李贵辉的筹划，工业城建成后，将能容纳2万多人就业，将给梅州市带来巨大的变化。这座工业城，是李贵辉投资最大，花费心血最多的一个项目。如此规模宏大的工程，困难自然是不少的，但李贵辉却很有信心，他相信自己的心血不会白花。
　　90年代，李贵辉的投资计划又有新的突破，他要巩固华中的企业，并向华北拓展；扎下根基后，再向华东和大西南延伸，他要在全国建立李氏企业的分支机构，这是何等惊人的气魄！
　　李贵辉以办实业起家，又以实业为拓展事业的基础，从不做贸易，他说他不想赚家乡父老的钱，只想为家乡建设做一份贡献。现在，李贵辉拥有全国侨联委员、广州市侨联委员、广州市及梅州市政协委员、梅州市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及广东外商投资协会理事等诸多头衔。他并不把这些头衔看作是自己的荣誉，而视为自己的责任，他知道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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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43 PM

97.女船王克里斯蒂娜

世界著名船王、希腊航运巨头奥纳西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他拥有总吨位为600万吨、共计52艘巨轮（其中油轮40艘）的大船队，居世界第3位。
　　奥纳西斯有一儿一女，儿子叫亚历山大，女儿叫克里斯蒂娜。他对爱子寄以厚望，希望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对女儿更是视如掌上明珠，自小便百般宠爱。1953年，克里斯蒂娜年仅3岁，老船王不惜花2000万美元建造了一艘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豪华游艇。克里斯蒂娜的两只小手捧着一瓶香槟，用尽全力朝游艇外壳上敲去，喷涌而出的香槟酒宣告了这艘世界上最昂贵的私人游艇的下水。克里斯蒂娜长大后，成了一个挥金如土、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她每年从父亲的信托基金中领取75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用于乘坐私人专机去世界各地旅游观光，在巴黎的凯旋门前，在埃及的金字塔下，在瑞士的滑雪场上，在纽约的豪华酒店里，无不留下了她的俏丽身影。无忧无虑、呼风唤雨的生活，养成了克里斯蒂娜高傲孤僻、目空一切的性格。
　　奥纳西斯在同他的第一位妻子离异后，同被暗杀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于1968年结婚，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但事隔不久，这对夫妇便貌合神离。
　　1973年1月22日，年仅24岁的亚历山大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脑部受致命伤。老船王整夜守候在爱子的床边，派专机请来英、美等国的医学权威前来抢救，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仅仅一天后，亚历山大终因伤势过重而死。老船王在儿子遭横死、妻子离心的双重打击下，一病不起。
　　两年后，即1975年3月15日，老船王奥纳西斯溘然长逝，他唯一的后代、24岁的克里斯蒂娜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庞大的奥纳西斯油船王国的女船王。
　　父亲之死如同山崩地裂，对年轻的克里斯蒂娜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父亲留下了偌大的一个家业，有遍及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海运公司的分公司、办事处，有造船、旅游、航空、矿山、地产等产业，还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私人商船队与1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这巨大的遗产，由她一人继承，她深感责任重大，今后她必须单枪匹马地在瞬息万变的商海中闯荡了。好在她的体内潜伏着好勇斗胜的血统，她决心迎接挑战，勇敢地担当起重任。
　　然而，当克里斯蒂娜继承父业的时候，正是世界航运业大萧条开始的日子。这是航运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其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连续5年，海运业都没恢复元气，世界上有1/33的船只被迫闲置；在这场风暴中破产的船主不计其数。甚至像鲁威格这样的美国航运巨头，他的船队也从57艘骤减到17艘。而老船王在世时的强硬对手尼亚尔霍斯集团，其船只也减少一半，只剩下33艘海船了。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奥林匹克海运公司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公司被迫取消老船王在1973年订购的6艘超级油轮而被罚款1700万美元，27万吨的奥林匹克勇敢号油轮在处女航中也遭搁浅。尽管公司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5000万美元的索赔，但每年仍有高达1000万美元的损失。
　　克里斯蒂娜刚一登上船王的宝座，就面临这样险恶的困境。有一段时间，她真恨不得去死，但内心深处埋藏着的那股力量却提醒她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更好。她重又振作起来，怀着必胜的信念，像父亲那样，把每一场危机都当作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从而使自己的事业在竞争激烈的逆境中兴旺发达起来。
　　她以她自己的方式弥补她过去的欠缺。以往她是个百事不问、只会花钱的公主，而今她在董事会上郑重其事地宣布：“先生们，从现在起任何需要商讨或决定的事都必须首先向我请示。”俨然一副唯我独尊的女王派头。与此同时，她深感自己才疏学浅，业务上一无所知。她后悔当初父亲建议她学习一下专业知识，她却对此嗤之以鼻。父亲带她到纽约船运公司学习业务，她总是应付一下，浮光掠影，仅懂点皮毛。而今她才真正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她一反常态，开始谦虚地请公司的高级职员、技术人员给她讲课，学习海运方面的知识和企业管理的经验。那些平日里看惯了公主高傲身姿的公司职员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克里斯蒂娜还仔细研读父亲留下的笔记本，那里面记录着老船王一生叱咤商场的风风雨雨，隐藏着他发财致富的奥秘。这样克里斯蒂娜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学习和实践，终于以一个充满自信、机敏能干的女强人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克里斯蒂娜上任伊始，便着手改组奥林匹克海运公司的经营班子。父亲生前考虑到女儿年纪轻，不谙世事，在遗嘱中特别关照克里斯蒂娜要挽留和重用那些曾经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才。克里斯蒂娜忠实地执行了父亲的遗嘱，对遗嘱上提及的那些人员，一一委以重任。她以信任的目光、谦逊的态度和果断而不专横的处事方法，很快便树立了威信，赢得了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下属们都像对待老船王一样对她忠心耿耿。
　　考虑到自己尚缺乏经验，必须选出一位经验丰富而又德高望重的人出任总经理。克里斯蒂娜毫不犹豫地把大权交给了公司元老安德森。安德森50多岁，希腊裔美国人，他担任过艾克森石油公司油轮包租部主管，经营过世界上最大的包船业务。他善于经营大笔交易，足智多谋，具有世界一流企业家的才干。当初他曾为老船王创基立业，是“开国元老”之一。安德森出任公司总经理后，不仅迅速稳定了公司的局面，而且对继承老船王的遗业有着继往开来的作用。此举充分显示出克里斯蒂娜善于用人的才能。
　　与继母杰奎琳的关系，是克里斯蒂娜在父亲逝世后所面临的又一棘手问题。1977年，她与杰奎琳打了18个月的遗产官司终于有了眉目。希腊最高法院判决克里斯蒂娜以2600万美元的款额收购杰奎琳名下的不动产，其中包括斯波皮奥斯岛和豪华游艇中杰奎琳所占有的份额。这样一来，杰奎琳在奥林匹克海运公司里既没有股票，又不是董事会的董事，也就与老船王的遗产毫无关系了。对这个仅与父亲做了几年夫妻的女人，克里斯蒂娜确实没有好感。2600万美元的代价虽然很高，但她并不抱怨。这次彻底地将杰奎琳排斥到家族与财团之外，实在是解除了克里斯蒂娜的心头大患。
　　在谨慎地处理好公司、家庭的关系后，克里斯蒂娜在安德森和公司同僚的齐心协助下，调整公司业务取得转机。
　　在世界航运业大萧条和接踵而至的石油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世界一些主要船队纷纷落马，日趋败落。奥林匹克海运公司的大批海轮也在地中海沿岸港口闲置起来。
　　为了度过困境，克里斯蒂娜调整、紧缩了自己的船队。她又将那些没有竞争力的、过时的船只拆除淘汰，到1983年，已有11艘巨型油轮被她送进拆船场。同时，她又将10艘大油轮租给大石油公司营运，每年都为公司赢得稳定的巨额现金收入。余下的船只还有一些油耗大、赢利小，她再次毅然决定闲置14艘船只，并向银行举债购进5艘省油的中型油轮，从而更新了自己的船队。经过一番整顿，克里斯蒂娜的船队从开始的56艘减到38艘，但却成了一支更加现代化、更具竞争力的船队了。
这样一来，克里斯蒂娜的船队不仅没有在大萧条中破产，而且还略有盈余。这在全球海运公司纷纷倒闭的情势下无疑是令人咋舌的。现在，奥林匹克海运公司每年的收入在1500万到2000万美元之间，公司总值达数亿美元。克里斯蒂娜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不仅守住了老船王的家业，而且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女船王在事业上的成功，成了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而她在婚姻上的多彩多姿、一波三折的传奇经历，更成为记者们捕捉的对象，成为西方报刊争相报道的热门话题。
　　在老船王去世前后，克里斯蒂娜已经离过两次婚。20岁时，她结识了年龄比她大一倍的美国洛杉矶房地产经纪商约瑟夫·波尔克，但结婚几个月便因意见不合而分手。1975年7月，老船王死后仅3个月，克里斯蒂娜第二次结婚，新郎是希腊船务和银行业大王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安德烈亚迪斯，30多岁。女船王希望丈夫能帮助她渡过难关，能成为她事业的同谋者与支持者。可惜的是，他们的婚姻过于仓促，从相识到结婚仅仅4个星期，感情的基础十分不牢固。结婚后，克里斯蒂娜发现这个银行家之子、苏黎士大学的高材生原来是个不通事务的书呆子，且彼此的性格水火不相容。这场婚姻维持不到两年，便不欢而散了。
　　尽管两次婚姻两次失意，但女船王身边却不乏众多的求婚者。这位任性的女船王，对多少高门大户的子弟不屑一顾，却偏偏把绣球抛给一位前苏联人，引出了一段震动西方的奇特罗曼史。
　　实际上，前苏联当局早就对奥纳西斯的海运王国垂涎欲滴了。一方面是船队价值数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一旦苏联握有这支船队，苏联与美国的海上力量对比就此长彼消了。因此，他们对船队的女继承人克里斯蒂娜更是百倍关注，对她的脾性、爱好、婚姻状况了如指掌。
　　1976年，克里斯蒂娜的船队正陷于海运业不景气之中，为寻找租船客户而发愁，前苏联当局看准时机，向克里斯蒂娜摇动橄榄枝，特别邀请她去莫斯科谈判租船业务，探讨向奥林匹克公司租用5艘巨轮、租期5年的租约问题。
　　苏方特别安排与克里斯蒂娜打交道的负责人是谢尔盖·考佐夫。考佐夫表面看是前苏联海运部货船司油船科科长，实际上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学院（苏联当局专门培训克格勃人员的学校），是称之为“乌鸦”的专门执行美男计的克格勃间谍。这个年届40的汉子已有妻女，其貌也不俊美，头发稀疏，脸色苍白，一只眼睛失明，但他受过如何取悦女人的专门训练，很会甜言蜜语，具有一种讨女人喜欢的古怪魅力。他这一副大情人的样子，使克里斯蒂娜一见钟情。他的殷勤体贴，正好填补克里斯蒂娜两次婚姻破裂后心灵上的空虚，使她深陷爱河而不能自拔。在莫斯科谈生意期间，两人经常同游，过往甚密。随后，这个苏联货船司的科长便被破例批准出国陪伴希腊女船王，随她漫游世界，游山逛水。两人恋情发生戏剧性变化后，考佐夫即被提拔为苏联货运公司驻法国办事处的处长。这样，考佐夫就以谈生意为名，在巴黎与克里斯蒂娜一起用餐，经常在她的豪华别墅里幽会，共叙私情。
　　几个月后，两人如胶似漆，难分难解。考佐夫见克里斯蒂娜已经上钩，便向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报告。总部即下令立即把考佐夫调回莫斯科。克里斯蒂娜不知是骗局，以为恋人失踪，急得四处寻找。她每天向莫斯科打15次电话打听考佐夫的下落，但音信全无。正当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时，突然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给她捎来口信：考佐夫两天后从莫斯科打长途给她，为了避免闲话，希望她到伦敦去接电话。克里斯蒂娜立即坐私人飞机到伦敦。果然，她在伦敦分公司与考佐夫通上了电话，两人约定在莫斯科会面。1976年10月的一天，克里斯蒂娜以谈租船业务为由，急不可耐地赶到莫斯科与考佐夫会面。两人很快便私定终身，并约定各自尽快地离婚。
　　克里斯蒂娜回国后即加快了与安德烈亚迪斯离婚的进程。而考佐夫的离婚手续也出乎意外的顺利。本来，苏联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轻易批准本国公民与外国人通婚的，何况考佐夫已有妻室，并有一个14岁的女儿。但耐人寻味的是，苏联这次却大开方便之门，考佐夫不仅很快离了婚，而且官升一级，成为苏联外轮公司油轮部部长。
　　1978年8月1日，莫斯科的一座“婚礼宫”里，克里斯蒂娜身披白色婚纱，挽着考佐夫的手臂，在婚礼进行曲中，按俄国人的风俗举行了婚礼。新郎和新娘向结婚登记员宣誓，保证将终身相爱，白头偕老。这对情深意笃的伴侣当众宣布，他们将在美丽的贝加尔湖畔度蜜月，然后，这位拥有亿万财富的希腊女船王就将与新郎住进莫斯科一套两室半的公寓里。克里斯蒂娜还表示她将长期在苏联生活，甚至宣称“我的孩子将在这里诞生”。
　　女船王飞到莫斯科做嫁娘的消息，在西方掀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奥纳西斯家族和希腊官方对此深表忧虑。假如考佐夫夫人一旦在苏联生下个小考佐夫来，遗产便将顺理成章地归入苏联人的腰包了。也就是说，奥纳西斯的庞大资产、船队和小岛就要落入苏联之手，那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次，美国人也恨得咬牙切齿，一口咬定那个“独眼龙”就是克格勃间谍，并将向奥纳西斯家族提供图文并茂的证据。美国是希腊船王的头号主顾，如果这支庞大的船队经考佐夫之手被苏联控制，美国的海外石油运输线便可能被掐断。克里斯蒂娜的私人小岛斯波皮奥斯岛，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如果让苏联插足，将会使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受到严重威胁。西方国家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对女船王的婚事大肆报道。记者们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材料纷纷质询克里斯蒂娜：“你的情人是克格勃间谍吗？”沉溺于爱情之中的克里斯蒂娜根本不相信，她反唇相讥：“你怎么知道他是克格勃间谍？难道他穿着间谍衣服和戴一副墨镜吗？我可以肯定他不是间谍，因为我爱他。”
　　然而，一桩桩事实却不得不使她认真考虑自己的决定。克里斯蒂娜婚后不久，就对莫斯科单调乏味的生活感到厌倦。她准备回巴黎，但苏联政府却不发给考佐夫出国护照，新婚夫妇只好暂时离别。克里斯蒂娜刚走，考佐夫就马上同他原来的妻子娜达莎和女儿卡佳会面，并送给妻子裘皮、钻石等贵重物品。这件事传到克里斯蒂娜耳朵里，她大为光火，开始正视过去的种种传闻。克里斯蒂娜同西方石油商谈判的机密文件、报表经常泄露出去，经希腊情报部门证实，系奥纳西斯家族内部的苏联间谍所为。同时，克里斯蒂娜也渐渐地发现，考佐夫同她恋爱到结婚的全部过程，都是克格勃一手导演和精心安排的。直到这时，她才不得不相信，考佐夫确实是一只多情而狡猾的“乌鸦”。于是，她下决心同考佐夫离婚。她邀请了美国、法国和瑞士的律师帮她办理离婚手续。
　　考佐夫眼看近8亿美元的财产到手又滑脱，极不甘心，便趁机进行勒索。他提出要获得女船王及其公司的一半收入，即12250万美元。克里斯蒂娜又气又恼，与他打离婚官司。1980年5月，这对结婚仅十几个月的夫妻就在瑞士圣莫里斯法庭上正式离了婚。作为离婚财产处理的一部分，克里斯蒂娜给了考佐夫一艘78000吨油轮。至此，希腊女船王同苏联“乌鸦”的罗曼史才告结束。
　　1984年3月，克里斯蒂娜第4次披上婚纱，新郎是法国一家制药厂的继承人，名叫蒂埃里·鲁塞尔。婚礼盛况空前，诸多达官显贵纷纷出席。克里斯蒂娜又显挥金如土的豪气，仅她的礼服上就嵌有1.5万颗金刚石，4000颗珠宝和2万米银丝，这种铺张实在令世人惊讶。
　　1985年1月29日，女船王克里斯蒂娜在巴黎生下一个女儿，名为阿蒂娜，奥纳西斯海运帝国又有了新一代的继承人。这个在金钱堆中长大的娇女，也许会像她母亲一样，成为一个为世人瞩目的女船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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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44 PM

98.“花花公子”继承人

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可谓艳帜高张，无人不知。其创始人休·海夫纳亦有“花花公子”的美称。无论他在哪里露面，身边总有美女相伴。然而，这个风流的父亲却有一个“严肃”的女儿。他的女儿克里斯蒂·海夫纳是个很传统、很单纯的女孩子，在美国的富豪家庭中，像她这样的女孩子也是少见的。
　　克里斯蒂出生于1953年，小时候，她就深深地感到父亲的风流名声给家庭和她个人生活带来的阴影。最初，休·海夫纳的杂志社是设在自己家中。赚了钱后，他买了一间写字楼，把杂志社搬进去，自己也弃家不顾，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的妻子不能忍受丈夫的所作所为，与他分居。5年后，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克里斯蒂由母亲监护教育。父母的离异使得克里斯蒂从小就锻炼出坚强的个性。
　　休·海夫纳虽然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他对儿女却视若至爱。离异之后，他定期去看望女儿和儿子，而且每月两次带他们到自己的公司来相聚。每次当克里斯蒂到来之前，海夫纳总要将公司做一次大的“清理”。那些暴露女郎的照片统统被收仄鹄矗弧痘ɑü?印吩又疽脖弧胺馑?钡礁鞲鼋锹洹Ｋ?肀吣切┐┳盘?俚呐?擅且脖焕樟畲┥险?氲某と埂Ｃ看慰死锼沟俚牡嚼炊枷裼?蛴⒐??省Ｔ又旧缟献院７蚰桑?轮链蜃衷保?龈龆佳纤囫娉帧Ｕ馕灰泻熨舜涞母盖滓捕?帽；ず⒆哟烤坏男牧椋?辉感陌?呐??艿叫缘纳?拧?
　　尽管如此，克里斯蒂仍旧非常厌恶他父亲手创的杂志《花花公子》，上中学时，她想方设法不让同学知道她是海夫纳的“千金”，怕人家把她和那本“名声不好的杂志”联系在一起。
　　1975年，她在美国布朗迪斯大学就读，学习成绩优异，父亲对此非常赞赏。早在克里斯蒂上大学以前，休·海夫纳就发现女儿在文学方面有着较高的天赋，适合办杂志。那时，他就暗暗打着主意：今后，自己的事业也只有交给克里斯蒂，所以，他着意对女儿进行培养教育。他也知道克里斯蒂对这份杂志的看法，但他已经创下了偌大的一份家业，不交给她，还能交给谁呢？他唯一的希望是她不至于葬送这份杂志。
　　海夫纳对女儿的能力向来是充满信心的。克里斯蒂对父亲也很尊重，她听到人们评论父亲的“花花”行为，便忍不住要为他辩护。在大学里，她曾对报界人士说，人们只看到她父亲的表面形象。她说海夫纳是一个工作狂，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说《花花公子》是他的事业，应该看到他的那种超乎常人的敬业精神……
　　虽然，克里斯蒂拿起那本杂志，那里面的裸女玉照仍不免使她脸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正视父亲的事业，担任了公司的董事和副总裁。到1982年，海夫纳便彻底将权力移交给女儿了。
　　克里斯蒂接替总裁职务的时候，正是《花花公子》日薄西山的时候。
　　这份杂志创办二十多年来，海夫纳个人资产从零开始到1975年已是数以亿计。这个时期是海夫纳飞黄腾达、财运亨通的时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德莱·弗里曼曾写过一篇关于海夫纳如何成为超级暴发户的报道，称这份杂志为美国出版业红灯区销路最广、销量最大的色情杂志，它给原来一贫如洗的休·海夫纳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7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内容与《花花公子》相似的杂志，如《花花女郎》、《长廊》、《楼顶房屋》等纷纷与之相争。为了争夺读者，这些后来的杂志在色情方面更为放肆，内容更为“开放”。在这样的争夺中，《花花公子》竟被人批评为“保守”。连海夫纳本人都忍不住笑了。可是，当他眼睁睁地看着杂志销量下跌时，却再也笑不出来了。1972年，每月的销量是700万本，然而，到了1978年，每月的销量只有480万本了。广告费收入也随之直线下跌。
　　杂志发行量急剧下降，带来的另一个连锁反应是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股票市场上的价格也急剧下跌，从1972年每股价值25.125美元下跌至每股2美元。
　　为了挽救企业的颓势，海夫纳于1976年以50万美元年薪聘请了德力克·丹尼尔斯任公司总裁。
　　47岁的德力克·丹尼尔斯原是美国底特律自由出版社的执行编辑，此外，他还兼任奈特一里德报业公司的副总裁。此人知识丰富，对于杂志报刊行业的经营业务非常熟悉。出任总裁以后，他对公司的业务进行了全面调整。克里斯蒂这时已经是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她也参与了这次调整。他们扩展了收费有线电视服务，进一步丰富了《花花公子》杂志的内容，并出版发行了它的姊妹刊《奥伊》杂志。
　　除了扩大原有的企业之外，丹尼尔斯还开辟了豪华酒店、唱片公司、赌场和书籍出版公司，进一步扩展了经营范畴。花花公子公司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多角化企业，特别是赌场的经营给企业集团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其中，在英国伦敦和美国大西洋城的赌场给公司带来滚滚财源，最为引人瞩目。大西洋城的赌场耗资最为巨大，投入了1.3亿美元，它建有500间豪华的酒店星级房间，被称做“花花公子”皇冠上的宝石。伦敦的赌场则是达官贵人们出入的场所，年获利超过1300万美元。
这期间，《花花公子》杂志的销量也有所回升，1980年达到了520万本。广告收入也随之增加。华尔街股票市场对原先避之唯恐不及的花花公子公司股票也开始重新投之以青睐，每股的价格回升到9.125美元。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种种原因，伦敦的赌场被迫出售，接着《奥伊》杂志和美国威斯康辛州日内瓦湖畔酒店、新泽西州大戈活城酒店也相继出售。花花公子企业公司的赚钱潜力锐减。不久之后，那颗“皇冠上的宝石”大西洋城赌场酒店由于违反新泽西州的经济管理条例，被美国政府勒令停业，面临着被吊销执照的噩运。
　　休·海夫纳眼看着他一手创建的花花公子企业帝国就要垮台了，他孤注一掷，做出了让克里斯蒂就任总裁的决定。对此，德力克·丹尼尔斯也无可奈何地表示：“由于许多原因，这是把克里斯蒂·海夫纳升任为总裁的一个极为合理的时刻。”
　　1982年4月28日，海夫纳发表声明，宣布花花公子企业公司的直接管理权将由总裁新成立的办公室掌握，其责任由克里斯蒂和副总裁马文·赫斯顿分担。马文·赫斯顿原本是公司财务部门的主管人。休·海夫纳的任命引起了企业公司内部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公司里的人对克里斯蒂能否胜任持两种不同态度。有的人说，克里斯蒂虽然聪明好学，但她的专业知识并不丰富，让她来拯救风雨飘摇中的公司，对于仅有7年实践经验的她来说，实在是太冒险了。她的能力还不足以应付巨大的挑战。而另有一些曾经与克里斯蒂在一起工作过的高级人员则认为，克里斯蒂在过去的工作中表现得精明强干，做事认真，早已不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他们还为克里斯蒂辩护：美国现任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在1949年出任贝尔及豪厄尔公司总裁时，也不过才29岁。
　　社会各界对克里斯蒂出任花花公子企业集团公司总裁一事很感兴趣。虽然美国人对干继承人的传统观念已经起了变化。许多行业都出现了女总裁、女董事长，尤其在家族企业中，这种现象已屡见不鲜，但对于克里斯蒂“临危受命”，多数仍持怀疑态度，理由是，这个企业正在挣扎之中，它需要一位更有经验、更有魄力、能力挽狂澜的人来掌舵。
　　休·海夫纳对公司内外的种种议论和疑问都不屑一顾，他对自己的女儿充满了信心，坦然地对人们说：“克里斯蒂精明强干，办事周到，这些年工作中表现出色，我相信她。我创办《花花公子》杂志时，也不过才27岁。”的确，还有谁能比父亲更了解女儿呢？他认为她继承了自己品质中一些优秀的成分，又受过很好的教育，加上7年工作的经验，足够了！
　　父亲和同事们的信任给了克里斯蒂莫大的鼓舞，她决心以实绩向仍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证明自己的能力。她也深知这是一个沉重的使命，鉴于自己的经历不很丰富，她主动提出，在新成立的总裁办公室里，由马文·赫斯顿和她共同负担企业管理的责任。她谦虚地说：“自从加入本公司工作以后，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7年的经验对于今后的工作来说是很不够的。”
　　担任总裁以后，克里斯蒂努力摆脱垮台命运的威胁，她除了经营《花花公子》杂志，又办了另外两种刊物。她积极邀请歌星、影星在她所办的杂志上露面谈话，利用明星效应来招揽顾客。同时，她改变了《花花公子》只以裸露美女取悦顾客的色情形象，增加新的具有时尚性、趣味性的内容，并且提高了档次，赢得了广大新读者的好评。
　　与此同时，她更加积极地发展收费有线电视，对电视报刊的潜力作了新的评估。经过她的努力拼搏，花花公子企业公司的收费有线电视事业卓有成效，为公司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花花公子企业公司早在70年代就已是多种经营，经过德力克·丹尼尔斯的整顿，其多角化特征更为明显，规模更加庞大。克里斯蒂接手后，继续发展这种多角经营，积极组织人力，加大其产品生产。她派出一批颇为能干的推销员，四处推销“花花公子”商标的产品。如今，在美国，许多大商行里的货架上，“花花公子”商标的产品触目可见。由于克里斯蒂能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公司内部的合理化建议能够大量被采用，企业明显地有了起色。
　　克里斯蒂虽然是豪门小姐，却并非娇生惯养。她具有独立的个性，这也未尝不是她能得到父亲钟爱的主要原因，她是父亲的骄傲，尽管她很不赞成他的某些做法。她支持妇女运动，而且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说，她本人极不愿意翻看《花花公子》杂志，那些裸露的女郎使她有一种侮辱的感觉，认为这是对妇女的不尊重。在她担任总裁以后，尽最大可能减少杂志的色情成分，但是，为了杂志的生存，这种改进也只是有限的。这是美国的现实。
　　克里斯蒂经常参加有关“女权争取”的社会活动，她认为妇女与男子的平等地位应该被社会承认并付之实践。她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将尽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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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jj9930    時間: 2008-10-14 05:44 PM

99.硅谷狂夫乔布斯

在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介于旧金山和圣何安市之间，有一个长48公里、宽16公里的狭长地带，这里集中了全美96％的半导体公司，并生产电子工业的基本材料——硅片。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形和产品，自1971年开始，这个狭长地带得到了一个形象而又生动的名字——硅谷。硅谷作为美国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高科技产品研制和开发的基地，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富裕的地区。世界电子工业年销售额为1000亿美元，硅谷就占去了400亿。在这片狭小的空间里，竟云集了7000名博士，并涌现出15000多名百万富翁。而在这些富翁中，最令世人瞩目的莫过于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了。这个被人们称为“硅谷狂夫”的年轻人，创造了现代天方夜谭：他以东拼西凑的1300美元起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推出的苹果个人电脑席卷了全球。到1980年，年仅25岁的他已拥有数亿美元的个人资产，成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他成为白宫的座上客，美国总统里根对他十分赏识，称他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美国式的英凼侨绾未丛旃韫绕婕５陌伞?
　　乔布斯是个由养父母抚育大的孤儿。1955年2月24日出生于旧金山。乔布斯小时淘气、聪明，又好动。1961年，担任汽车贷款业务员的老乔布斯，因工作需要，举家搬到地处硅谷的山景镇。从此，乔布斯就生活在这个充斥着世界上最新科学技术与最先进的管理知识的环境之中，耳濡目染使他的性格很早就表现出硅谷人的特点——敢于创新，富于竞争和冒险精神。
　　刚满10岁的乔布斯迷上了一样东西：电子。这个小东西似乎对他有无限的吸引力。他家左邻右舍都是惠普电子公司的工程师，在周末休假时人人都手持烙铁与显示器在钻研。有一天，邻居赖瑞工程师带了一只原始的碳制麦克风回家，接上电池，挂上喇叭，就可以发出声音。这可把乔布斯给迷住了，一个劲地向赖瑞提问。赖瑞干脆把麦克风送给他，让他自己去仔细研究。此后，乔布斯每天晚上都泡在赖瑞家中，一点一滴地汲取有关电子的知识。
　　赖瑞见这小家伙聪明好学，就推荐他参加惠普公司的“发现者俱乐部”。这是个专门为年轻工程师举办的聚会，每星期二晚上在公司的餐厅中举行。就在一次聚会中，12岁的乔布斯第一次见到了电脑。那天晚上，俱乐部展示了一种新式桌上型电脑，让大家打着玩。乔布斯一边玩，一边想自己要有这么一台电脑该多好呀！这一梦想成了他日后在硅谷闯荡的强大动力。
　　在上初中时，乔布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与比他年长5岁的渥兹尼克见面。渥兹尼克是学校电子俱乐部的会长，上小学的制作的一组电脑周边设备曾获旧金山地区科学博览会一等奖，可谓是个天生的电子设计师。乔布斯与他一见如故，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8年后，正是这对黄金搭档创办了苹果电脑公司。
　　刚上高中，乔布斯便经渥兹尼克介绍加入了学校电子俱乐部，成了一名“电子迷”。高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到一家名为哈尔德克的电子商店打工。不久，他把各种电子零组件的价格都熟记在心中，成了一位电子零组件的定价专家。渥兹尼克经常到这家商店买电子零件，并亲手装配了第一部自创电脑。见到这部电脑，乔布斯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更增添了几分对渥兹尼克的敬重与友谊。
　　1972年，年仅17岁的乔布斯考上了俄勒冈州的瑞德学院。大学毕业后，乔布斯又回到硅谷，在华纳利电子公司上班。这时，渥兹尼克在惠普公司担任桌上型电脑部门的工程师。两个老朋友又在硅谷会合了。
　　他们一起参加了“土产电脑俱乐部”。渥兹尼克工作之余，整天都埋头于设计新型电脑，而乔布斯则更多地想如何在电脑上赚点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当时，市场上的微型机要几千美元一台，他们买不起，只有自己装一台。就是这个强烈的愿望，使他们推出了价廉物美的个人电脑。
　　1976年初，在乔布斯积极鼓动下，两个年轻人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乔布斯卖掉了福特汽车，渥兹尼克卖掉了心爱的惠普65型计算器，好不容易筹措到1300美元，这家小公司就在乔布斯的车库里开张了。时年乔布斯仅21岁，渥兹尼克26岁。
　　为公司取个什么名字？乔布斯绞尽脑汁，想了几十个名字，都不满意。一天，他出席朋友聚会，吃水果餐，望着那红扑扑、鲜嫩欲滴的苹果，他猛然来了灵感：苹果，这可是全世界人都爱吃的水果；自己过去访问印度时，得了肠炎，一度全靠吃苹果维持生命，苹果与自己有缘！如果把苹果与电脑放在一起，肯定会对公众产生一种有趣的诱惑力和神秘的吸引力。自己的公司如果以“苹果”为名字，在电话簿上苹果（Apple）这个词按字母顺序就可排在华纳利（Atari）公司的前面，这样在激烈的微电脑竞争中，自己公司便先胜其他公司一筹。于是，“苹果”电脑公司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
　　一个电脑公司以1300美元起家，资金显然严重不足。怎么办，他们先在一个博览会上以20美元一台的价格买到了新推出的6502微处理器，然后乔布斯以如簧之舌说动在华纳利公司工作的印刷电路板专家康了，凭老交情以特惠价制作电路板，他们又从各自公司搞来一些电子元件，便由渥兹尼克设计，在乔布斯车库里干了起来。
　　不久，苹果公司第一台自制的微电脑在“土产电脑俱乐部”展示了。乔布斯将这一部电脑命名为“苹果1号”，表示以后还有更多“子孙”出来。“苹果1号”以独树一帜的风格立刻受到朋友们的欢迎。乔布斯在展示会上眉飞色舞地说：“渥兹尼克与我创立了苹果电脑，因为我们都希望拥有一台个人电脑，不仅是因为买不起眼下市场的大型电脑，而且也因为不实用。我们需要一台像福斯金龟车式的个人电脑。诚然，福斯金龟车这种常见家庭用车比起大型车来，不见得有多么惬意或舒适，但它价格低廉，车主照样可以带着一家人到任何地方去。我们的苹果1号就是这样的个人电脑，其功能足以供家庭使用。让我们都拥有一台这样的个人电脑吧。”尽管朋友们都对苹果1号赞不绝口，但却没有人买它，因为围内人都知道渥兹尼克已在设计一台更好的电脑，既然如此，何必急于买这种去年设计的产品呢？
　　但有一个人却看中了苹果1号，他就是在电脑旋风中创办第一家电脑零售店的泰瑞尔。他在俱乐部看到苹果1号后，认为它日后一定大有作为，就对乔布斯说：“咱们目标一致，以后一定要常联系呀！”这是句客套话，谁知第二天乔布斯就找上门了。泰瑞尔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他的理想是开电脑连锁店。他见乔布斯盯得紧，就爽快地答应他买50台，每台500美元，货到后立刻付现金。
　　乔布斯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立刻去打电话，把喜讯告诉渥兹尼克。这可是他们第一批订单啊！装配一台苹果电脑的成本约250美元，卖给泰瑞尔500美元一台，这真是一笔挺不错的生意。
　　这个突如其来的生意改变了一切。装配场所太小，乔布斯就把刚出嫁的妹妹的卧房作为苹果电脑公司的办公室、仓库和装配场。无钱购买零件，乔布斯就不眠不休地在硅谷穿梭，试图找到一家愿意赊欠的供应厂商。在碰了许多次钉子后，乔布斯终于说动了一位名叫牛顿的电子器件商，同意以30天的期限无息赊给苹果公司2万美元的器件。于是，握兹尼克、乔布斯及其妹妹便没日没夜地加工、装配，在这20多天里，乔布斯家及车库里的灯光几乎昼夜通明。终于，在赊账后的第29天，他们将装好的50台电脑中的最后一批卖给了商店，同时也如数还清了赊欠款，净赚12500美元。
　　第一笔生意的成功使乔布斯和渥兹尼克备受鼓舞。几天以后，乔布斯就开着他父亲的车子去兜揽生意了。到这一年年底，公司卖出苹果1号电脑150台，销售额达95000美元，其中半数为利润，显示出个人电脑这一行前景极其乐观。
　　由于赚钱后资金充足，渥兹尼克加快了制作更好更先进的苹果电脑新产品的进程。除了增加键盘、外壳与电源供应器外，还决定利用电视来充当电脑的显示器，替新的用户省钱。此外，他们还引进不少新的革命性措施，如：彩色化；插座增加到8个，便于配用与其相容的附加产品；将程序语言装在电脑内部，方便客户使用，等等。乔布斯在研究市场后，更提出了几条影响极大的创见：一是用塑胶壳来做电脑外壳，既美观又轻巧；二是聘请专家设计出一组新的不产生高温的电源供应器，而不需像其他电脑那样配备降温的电风扇，使新型苹果电脑操作时没有噪音。这项发明成了苹果公司的专利。
　　在苹果2号电脑即将推出之际，乔布斯意识到，要想在竞争激烈的电脑市场销售成功，除了产品本身优良外，还必须借助于新闻媒体的宣传和引人注目的好广告。他决定不计成本，一定要找到一家最好的广告商和公共关系负责人。他找到著名的麦克肯南广告代理公司。开始，这家大公司对乔布斯这个无名小卒极不放心，生怕坏了自己的名声，便婉言拒绝了。但乔布斯铁了心，非要麦克肯南公司来当他的广告代理人不可，他每天打三四通电话死缠硬磨。这种死命坚持的作风令麦克肯南这位公关专家深为动容，终于同意接手苹果公司的广告业务。
　　老练的麦克肯南决定先要更改苹果公司的商标图案，因为原来商标是幅黑白素描钢笔画，画的是牛顿站在苹果树下，画意令人费解，画面使人惨不忍睹。他指派最佳艺术指导简诺夫会同乔布斯重新设计。乔布斯坚持要有高品质的公司形象，希望商标看起来高贵华丽，主张要简化苹果的线条，另外再画出一个被咬的缺口，使这只苹果看起来不至于像个大番茄。根据乔布斯的意图，简诺夫设计了一只彩色的苹果，带有彩虹般的线条，苹果边被咬了一口。直到今天，这个简明鲜亮、富有动感的“苹果”商标仍在继续沿用着。
接下来就是做广告。麦克肯南认为，唯一能突破现有电脑迷这个小市场的办法，就是在一本大众化的而且没有电子公司敢去登广告的刊物上打广告。这样这家从车库起家的小公司就会一炮走红。他千挑万选，竞选中了《花花公子》。当然，在《花花公子》上登广告的费用极高。对此，一心想打知名度的乔布斯不假思索便同意了。
　　万事俱备，就缺金钱了。乔布斯先去找他原先所在的华纳利公司，后又找西曼科技公司，都碰壁而归。就在一筹莫展之际，风险企业家开始光顾这两位年轻人。第一位是瓦伦丁，他是由华纳利老板介绍来的。瓦伦丁来到乔布斯家，看见他身穿牛仔裤，散着鞋带，留着披肩长发和胡须，一副邋遢相，根本不像个企业家的样子。瓦伦丁觉得不妥，未敢问津，而把乔布斯介绍给另一位企业家——英代尔公司的前市场部经理马克库拉。
　　马克库拉是一位练达的风险投资者，他在英代尔公司任职期间大肆收购那些急需钱用而无法等待上市的员工的认股权证，结果在公司股票上市之后，他因拥有大量股票而变成了百万富翁。眼下他正闲居在家，等待着新的投资机会。这位38岁的富翁来到乔布斯的车库，当他看到苹果2号样机演示几个操作功能时，简直惊呆了。因为他在英代尔公司呆过，对微电脑十分精通，他一眼就看出苹果机具有不可估量的前景。他决定参股投资，并加入到苹果公司行列。马克库拉最后投资了9.1万美元，并以个人名义担保，让公司从银行取得25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后来，他们3人制定了具体的“苹果”电脑研制生产计划，并去马克库拉熟识的风险投资者那儿游说，筹集到60万美元。至此，苹果公司已吸引了近1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解决了创业初期的资金短缺问题。接着，他们又对企业的组建进行了调整，聘请32岁的史考特为公司总经理。马克库拉、乔布斯出任正、副董事长，渥兹尼克任研究开发经理，他们3人各占公司30％的股份，成为公司的3个大股东。从此，苹果公司的生产和业务活动开始步入正轨。
　　1977年4月，经过乔布斯和渥兹尼克的紧张研制和10多名雇员的加班组装，3台苹果2号样机终于问世了。当苹果2号首次在旧金山举行的西海岸电脑展示会上公开露面时，成千上万的观众为它倾倒。苹果公司对这次展示会极为重视，他们最早与主办人签约，抢占了面对大门的最佳摊位，并且不惜花费5000美元来进行设计布置。摊位本身以黑天鹅绒布幕圈起来，塑料板上醒目地写着苹果电脑公司，画着诱人的苹果商标。里面两张桌子上安放着3台苹果2号电脑，另外还有一部大荧光屏显示器，展示着滑稽电子游戏以及各种软件程序。与其他公司相比，显得噱头十足，具有戏剧化的震撼效果。半年前在大西洋城展览会上苹果公司还是个寒酸的小公司，而此时却摇身一变，足以与大电脑公司抗衡了。更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苹果2号样机，它一改过去个人电脑沉重粗笨、设计复杂、难以操作的形象，以小巧轻便、操作简便和可以安放在家中使用等鲜明特点，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它只有12磅重，仅用10只螺钉组装，塑胶外壳美观大方，看上去就像一部漂亮的打字机。人们都不敢相信这部小机器竟能在大荧光屏上连续显示出壮观的、如同万花筒般的各种色彩。乔布斯也穿上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套正规西装，站在摊位旁，忙得不亦乐乎。
　　苹果2号电脑在展示会上获得巨大成功，到4月底，苹果公司已收到订单300多台。在随后的日子里，订单有增无减，到1977年底，苹果2号又卖出近4000台。1978年中，苹果2号依旧供不应求，订单甚至已排满26个月。苹果电脑终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囊括了个人电脑市场，令所有的竞争者望尘莫及。而苹果公司的销量仍在直线上升，1978年8000台，1979年更是翻了4倍，达到3.5万台，销售额也达到4700万美元。“苹果”成为个人电脑的代名词，一场“个人电脑革命”也随之在美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而公司的创办者乔布斯也成为登记在册的百万富翁。
　　1980年是苹果公司大丰收的一年。由于试算表软件的成功推出，苹果2号的销售量又成倍猛增，达到创记录的12.5万台。1980年9月，公司董事会推举乔布斯登上董事长的宝座。为争取公司股票上市，麦克肯南广告代理商为苹果公司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广告攻势。在《华尔街日报》上，全页广告写着“苹果电脑就是21世纪人类的自行车”，并登有乔布斯的巨幅照片。1980年12月12日，苹果公司股票公开上市，在不到一个小时内，460万股全被抢购一空，当日以每股29美元收市。按这个收盘价计算，苹果公司高层产生了4名亿万富翁和40名以上的百万富翁。乔布斯作为公司创办人当然是排名第一，他所握有的股票市值达2.564亿美元，马克库拉居次，达2.39亿美元，握兹尼克第三，达1.293亿美元。苹果公司自1976年初由乔布斯和渥兹尼克两人以1300美元起家，经过不到5年，发展成拥有1000多名职工、市值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电脑公司。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乔布斯年仅25岁，就跻身于亿万富翁行列，更可谓是奇迹中的奇迹。
　　乔布斯一夜暴富、功成名就后，依然奋斗不懈，雄心勃勃。他不惜耗资5000万美元，推出了以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新型个人电脑——“丽莎”，接着又推出了更为先进的“麦金托什”电脑。这种个人电脑使用极其方便。一般人只需花20分钟就能学会操作。它还有一个手掌大小的控制设备，叫“鼠标”。当鼠标在桌上前后左右移动时，屏幕上的光标也随之移动，非常方便实用。
　　1982年，乔布斯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两家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都抢着与他接头，刊登采访他的文章。2月号的《时代》杂志把乔布斯作为封面人物，标题是《财源滚进——美国的风险承担者》。3月份的《生活》杂志也刊出他道貌岸然的照片，盘腿坐在一张会议桌上，并刊登文章对他推崇备至，称他是花钱都买不到的至宝。1984年的《商业周刊》也以他为封面人物，并刊出“乔布斯董事长的金玉良言”。但就在这一片吹捧之中，危险却悄悄降临到这个硅谷狂夫身上。
　　由于乔布斯过于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无形中得罪了很多人。加上强大的IBM公司也推出了个人电脑，抢占大片市场，使麦金托什电脑节节惨败，总经理和董事们便把这一失败归罪于董事长乔布斯，于1985年4月经由董事会决议撤销了他的经营大权。乔布斯几次想夺回权力均未成功，便在1985年9月17日愤而辞去苹果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乔布斯在创立公司10年后，竟成了受害者。
　　但是，乔布斯这个发展个人电脑的头号功臣并没有就此沉沦。辞职几天后，他就率领5名来信创办了名为“下一站”的电脑公司，继续开始他的事业之旅，力图再创人生的辉煌。也许，这位年仅30岁的硅谷狂夫，会柳暗花明，再一次使世界震惊！

[ 本帖最後由 jjj9930 於 2008-10-14 05:52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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