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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实业巨子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曾经流传过“南张北周”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是安徽建德（今东至）人，1866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周馥，早年投奔在李鸿章手下充当幕僚，后官运亨通，先后做过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等大官。周学熙16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可是一直没能中进士。就在他留在京城继续攻读的时候，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周学熙深受影响，决定放弃科举考试，投身实业。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在1897年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开平矿务局，负责在上海推销煤炭的工作，第二年升任开平矿务局会办，不久又升任总办。
　　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使用的是外国进口的机器，生产的是优质煤炭，日产量达到五六百吨。煤矿生产用不着周学熙太费心，?哪抗饩妥?搅怂?嗌厦妗５笔本?鹿ひ岛兔裼霉ひ捣⒄苟己芸欤??嘈枰?吭嚼丛酱螅?晒?谌疵挥幸患宜?喑В??恳?拷?冢??壹矍?浅９蟆Ｇ逭????酝荚诤颖碧粕娇?焖?喑В?蛭???簧疲?痪糜滞０炝恕Ｖ苎?蹩醋磐夤?硕勒贾泄?乃?嗍谐。?睦锖懿皇娣????鞑椋??衔????喑杀舅涓撸??故且?冉?诒阋耍??韵蚯逭???笾匦驴?焯粕剿?喑В?⑶以诘钡卣业搅撕鲜实脑?稀?
　　一切准备就绪，眼看水泥厂就要开工了。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混乱中，英国商人连吓带骗，从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水泥厂。当时周学熙不在矿上，他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看破了他们的阴谋，不顾他们的威胁，断然拒绝签字，并愤而辞去了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1年秋天，周学熙被清政府派往山东济南。当时山东巡抚袁世凯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提倡“实学”，筹办山东大学堂，便委任他当大学堂的总办。周学熙采取了中外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以中国的传统道德约束学生，一方面大量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决心运用西洋科技来振兴中国。袁世凯非常赏识周学熙办学堂中表现出来的才干，不久他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就将周学熙调到天津。从此，周学熙以天津为基地，开始创办北洋实业。
　　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缺少货币；而北洋机器局造币厂也毁于战火。袁世凯当即委派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周学熙四处勘查，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这一方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一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周学熙就利用这笔钱发展工商实业。袁世凯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将北洋一切工商业都交给周学熙主持，使周学熙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1903年春天，周学熙专程到日本考察，在40多天里，马不停蹄，考察了几十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工矿企业、商业、金融财政部门，以及几十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这使他眼界大开，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短短几十年间，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我们中国只要坚持变法维新，也就一定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回国以后，周学熙就积极倡议，成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并毛遂自荐，担任了总办。他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又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资本，二是人才，三是机器设备，而后两个条件都要以第一个条件为基础。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有计划地筹集资金“兴工办学”。从1903年到1908年的5年里，他先后筹集了几百万两白银扶持官营和商办的企业。同时，又创办了高等工业学堂，分设化学、机器、绘图等六科，培养技术人才，并要求所有学员都学习外语。此外，他还用“请进来”的办法，招募英国和日本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以重金收买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用“派出去”的办法，选择优秀学员派往日本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洋实业的骨干力量。
　　周学熙的这些做法，却受到了一批顽固的封建官僚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上告，攻击周学熙的“新政”“违反民意”。狡猾的袁世凯故意把这些诬告状批转给周学熙。周学照看后非常气愤，当时就准备到总督府去向袁世凯申辩，但是走在路上，他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袁世凯是在耍手腕，便明智地调头回家。他也给袁世凯写了一个呈文，只字不提诬告的事，只说要振兴直隶的工商实业，必须从“开通民智”人手；而民智不开，实际上是因为“官智不开”，所以他建议，今后对州县官吏，在任用之前，一律要先到日本考察3个月，让他们亲身受一受教育，对兴学、办厂、经商有一定认识，然后经过考试合格，才能正式任用。
　　袁世凯看到呈文后笑了，他很欣赏周学熙的机智，并且接受了周学熙的建议。这场由反对新政开始的斗争，结果反而被周学熙利用，成了推广新政的机会！
　　这时，英国人诈骗开平煤矿的事，终于暴露出来了。由于当事人张翼和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所以清政府并没有严厉追究张翼的责任，只责成他收回开平煤矿。1904年10月，张翼到伦敦向国际法庭起诉。然而当时英国海军迫切需要东方的煤炭基地，所以法庭虽然承认英国商人有欺骗行为，却仍然将开平煤矿判给英方。清政府不敢得罪英国，只得作罢。在这种情况下，周学熙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水泥厂。
　　周学熙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初他筹划复建水泥厂时，曾经聘请了一位德国技师，名叫汉斯。周学照经过考察，感到汉斯确有真才实学，所以对他非常信任，并给予较优厚待遇。汉斯是个正直的工程师，工作非常出色。他看到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煤矿，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果断地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面对英国人重利诱惑，他明确地答复说：“这是中国的企业，所有的文件资料属于中国人。我受周学熙先生的礼聘管理这个企业，决不能做背叛雇主而谋取私利的事！”后来，他又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所以，英国人虽然占据了唐山水泥厂的地盘，但一直没有取得这个厂的产权。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到1906年农历七月初七，唐山水泥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接着，周学熙一边整顿旧厂，一边筹建新厂，并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在汉斯的帮助下，他制定了详细的发展计划，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由于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水泥厂，产品质量又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尽管如此，周学熙仍时时不忘收回开平煤矿的使命。1907年，他发现英国人又在开平煤矿周围进行勘查，企图开设新矿，更大规模地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周学熙当机立断，说服袁世凯建立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四周有煤层的地区全部划入滦州矿区，以中国的滦州煤矿来制约开平煤矿。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的牌子就正式挂出未了，并由周学熙担任总经理。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使滦州煤矿很快就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开平煤矿周围竖起了一座又一座土矿井。滦州公司的煤矿经理赵元理是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早就佩服周学熙的为人和办事效率，他也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角色。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每日生产煤1700多吨；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了专用铁路，安装了电话。与此同时，周学熙派精通德文的得力助手李希明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滦州煤矿安装使用了这些最新采掘机器后，如虎添翼，产量猛增，又因为所产煤炭质量比开平煤好，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正在这时，周学熙的母亲在扬州去世了。周学熙请假回去办理丧事。在家中过完年，便接到了新的任命，要他到北京去创设“京师自来水公司”。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用水和消防问题越来越使人头痛。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居民纷纷呼吁，要求兴建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都因为没有合适的经办人而泡了汤，这一次终于选中了周学熙。周学熙曾几度在北京居住，对于这些情况是了解的。上任以后，他立即挑选富于实干精神、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
　　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有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工程很快投入施工。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决定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消息一传出，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立即蜂拥而至，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地看他们表演；同时悄悄地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商业信誉比其它洋行要好，工程报价也接近原先的设计估价，而且瑞记洋行曾经办理过天津的自来水业务，对中国北方的天时地利都相当熟悉，所以最后选定了瑞记洋行，与他们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
　　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玩花样，企图提高工程费用。他们以为京师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也像中国其它一些公司的负责人那样糊里糊涂，容易上当，没想到周学熙不但理财经验丰富，而且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又比预算大为减少。1910年2月，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施工，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一生的“兴学办厂”中，这也是最直接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事业。
　　1909年冬天，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对英国人霸占开平煤矿的卑鄙行径也十分气愤，再次决定要收回开平煤矿的主权。周学熙又被任命主持这项工作。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
　　英国人之所以同意交还开平煤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学熙筹办的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但是收回开平煤矿对中国仍然是有利的，首先是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同时，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眼看大功就要告成，没想到那个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居然再次进行破坏，向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上书，说只要英国人能让他当“终身督办”，实际上就等于收回了开平煤矿，何必花这样一笔巨款呢！而那个草包摄政王竟听信了张翼的混账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要滦州煤矿自己解决。滦州煤矿无力承担，结果收回开平煤矿的事，由于这批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又一次功败垂成。
　　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
　　当时的局势对滦州煤矿是不利的。因为开平煤矿资本雄厚，采掘设备先进，经营时间长，销路较广，生产成本比滦州煤矿要低，所以降价给滦州煤矿造成的损失更大。但是周学熙仍然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开平公司都要倒赔，而滦州公司则赔得更多。然而，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周学熙独力支撑，到处借款，还是难以维持，不得已只好发行150万两白银的债券，来换取周转资金。开平煤矿虽然在财力上占着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地方，一是开平煤矿的蕴藏已越来越少，二是当时中国人民怀着强烈的反对列强侵略情绪，滦州煤矿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两家公司进行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双方处境都很艰难，但双方都咬牙坚持着，因为大家都明白，在这个关键时刻，谁先败下阵来，谁就完蛋了。
　　可是，只要一直拼下去，拼到开平煤矿无煤可采的那一天，胜利自然就是滦州煤矿的了。所以英国商人改变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而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这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可是，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可是革命的过程中难免的社会动荡，却使大资本家们心惊胆战，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滦州煤矿的股东也是这种心理，所以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主张与英国商人斗争到底的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
　　尽管收回开平煤矿失败的责任不在周学熙身上，但他还是深深地感到内疚，认为自己对没能保住中国的权利负有责任。所以，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
　　周学熙收回开平煤矿的心愿，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没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遗憾的是，周学熙已经在这前一年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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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金融大王贾尼尼
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奋斗，阿马迪·贾尼尼终于登上了全美国第一大银行总经理的宝座。他的一生，不仅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飞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巨头。
　　贾尼尼的父母亲都是意大利移民，在19世纪的淘金热时期来到美国旧金山。他的父亲路易斯·贾尼尼靠借贷在离圣诺耶（即今天的硅谷所在地）不远的郊外开了个简陋的客栈，后来又把客栈卖掉，在圣诺耶和旧金山湾之间的圣塔克拉盆地买了一块40英亩的土地。在这之前，他们的长子阿马迪·贾尼尼出生在客栈的木屋里。移居后，他的弟弟亚特里奥和乔治相继出世。
　　圣塔克拉盆地有着大片的葡萄种植园，葡萄业的竞争相当激烈。路易斯为了避开竞争，种植了杏子树，雇佣了一些意大利移民和墨西哥人。阿马迪在圣母院小学读书，放学以后，他作父亲的帮手。在学校里，他的成绩中等，但算术成绩却总是班上第一名。
　　1877年，路易斯因没有答应一个意大利移民1美元的借款，在杏林里被股薄Ｄ且荒辏?⒙淼喜?岁，他的母亲才22岁。这件事给他心灵上烙下终身无法抚平的创伤。
　　维吉妮娅是个坚强的女子，她一人既要照料3个孩子，又要管理果园。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又嫁给一个经常关心照顾他们母子的马车夫斯卡蒂那。两年后，他们将果园和房子卖掉，搬到圣诺耶镇上居住。直到阿马迪12岁的时候，他们才在旧金山买了房子，在那里经营水果和蔬菜批发，做起了中间商。
　　阿马迪与继父的关系很好，每天零点左右，父子俩就起床赶着马车去瓦夫码头，等待货船到来。运果菜的船一靠岸，喧嚣嘈杂的拍卖就开始了。斯卡蒂那一边做生意，一边教阿马迪拍卖用语、喊价和辨别果菜质量的方法。拍卖结束后，他们在瓦夫的早食摊上吃过早饭一阿马迪再生学校上课。
　　瓦夫附近有个被称为“贵族之丘”的小山，山上全是高级住宅。阿马迪非常羡慕那些充满罗马情调的建筑，经常幻想将来有一天，自己也拥有那样的住宅。
　　小学毕业后，母亲送阿马迪进了一所学制只有6个月的实务学校。毕业后，就在父亲的店里工作。这时，他虽然才15岁，已经长成一副成人的体格，高185厘米，体重77公斤，很像生父路易斯，而且性格爽朗，喜欢干活，从不叫苦。
　　在果菜拍卖市场上，阿马迪被同行们称做“斯卡蒂那小开（少爷）”，他做生意头脑灵活，算账快，虽然只有17岁，却已是市场上的行家了。一天，他向继父建议：“听说最近市场上柳橙和葡萄柚很好卖，我打听过，圣阿那的塔斯丁公司品质最好，我们买进来看看，怎么样？”
　　斯卡蒂那吃了一惊：“天哪，你怎么想起这主意！从旧金山到圣阿那，用6匹马拉的货车得跑两天两夜。傻瓜才会跑那么大老远去买柳橙和葡萄柚。”
　　阿马迪说：“但是这值得，圣阿那人口少，这种东西一定很便宜，只要能运到这里来，售价会提高许多，赚头会很大。”
　　斯卡蒂那虽认为有道理，但仍觉得没有把握：“那就试试看吧，要是真赚了大钱，我给你买金表。”
　　阿马迪果然成功了。继父也兑现了他的许诺，给他买了金表。原本在加州极为罕见的柳橙和葡萄抽后来竟成了加州的特产，这是阿马迪的功劳。
　　阿马迪的第二个创举是建立了契约买卖的方式：他不满足于拍卖市场的这种乱哄哄的买卖，要做更大的生意。他征得继父的同意后，独自骑马到萨克拉门多盆地的农家，在农作物未采收之前就与农民订立收购契约。这要付一部分定金，但蔬菜和水果的价格却要比瓦夫码头上便宜得多。他这样做，不仅从贩运商手中夺过了利润，而且，比贩运商们买来的还便宜。农民也很乐意，因为得到了定金，农作物的销路也有了保证，又可以减少乃至避免气候突然变化造成的损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虽然阿马迪要承受一定风险，但风险和利润通常是成正比的。年仅19岁的阿马迪因此被人们视为经商的奇才、鬼才。
　　在经营这种契约买卖的过程中，阿马迪深感农民的贫苦。尤其是那些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他们为了买农具和种子，经常不得不将农田作为担保，向高利贷者借钱，他们称高利贷者为“贷款鲨”。其原因是银行不肯贷款给贫苦的农民。由此，阿马迪萌生了向这些农民提供贷款的念头，他的想法是不收利息，用贷款的形式取得下一季收获的买卖契约。实际上，这便是他最初的“农民银行”的构想雏形。
　　22岁的时候，年轻的阿马迪爱上了当地一个富商的女儿克罗琳达，尽管这个女孩子已经有了未婚夫，他仍坚持不懈地给她写情书，送鲜花，决心追求到底。后来，克罗琳达的未婚夫去欧洲留学，这给了阿马迪一个极好的机会，他终于成功了。克罗琳达成了他的妻子。婚后，他们生了两子一女。
　　阿马迪的岳父也是个意大利移民，原来在内华达山麓从事淘金，却一无所获，后来经营不动产发了财，拥有约50万元的银行股份和不动产。论财产，他们两家可谓门当户对。阿马迪结婚10年后，也就是在他32岁的时候，岳父去世了。克罗琳达还有许多弟妹，她的母亲忙不过来，就委托阿马迪在今后10年中代管遗产。
　　这是阿马迪一生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他将自己当时在旧金山已是首屈一指的中间商经营权转卖给他人，转而开始去经营不动产。他的岳父是当地一家叫做哥伦布储蓄暨贷款银行的创始人，这是一家类似信用社的小银行。合伙人叫夫坎西，是淘金热时期来到加州的意大利移民，这人在意大利人中声望最高。凭着岳父留下的股份，阿马迪进入哥伦布银行董事会当了董事。
　　哥伦布银行虽然创办得较早，但由于夫坎西的思想和经营方式比较保守，一味地将意大利移民中经营成功的大商人作为放贷对象，这实际上是限制了银行的发展。
　　阿马迪来到银行后，很快就得到下属的尊敬和爱戴，但他和夫坎西这位银行的创建者却经常因意见不合发生争执。他们对银行经营方针的看法相去太远。
　　阿马迪认为，旧金山一年要增加2000多人口，银行应该积极拓展经营范围，向农村中那些意大利移民放贷，即使是小户贷款对象也不应放过。此外，南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发展很快，应该将经营的触角伸向南方才是。
　　夫坎西从心里根本瞧不起这位新来的董事。他说：“你别老是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尽提些冒险的构想。干我们这一行，只要能坚持原定方针，稳扎稳打地经营就够了。”
　　两人的争论无休无止。
　　后来，夫坎西趁阿马迪陪母亲回意大利探亲的机会，召开股东会议，并在暗中活动，取得了大多数股东的支持，开始排斥阿马迪，把他从重要职位上撤下来。夫坎西还有一个后台，就是威尔斯·华国银行的总经理海尔曼，这人早就想并吞哥伦布银行，他出钱收买了原先支持阿马迪的股东们。这样一来，在董事会上，夫坎西就占有绝对的优势了。
　　阿马迪发现形势不对，他干脆辞职而去，决心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
　　这时，大量外国资本涌入旧金山，造成当地的美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对峙的局面。但所有这些银行，不是从事投机，就是目光盯着大企业，没有一家想到小本经营的贫苦农民。阿马迪认为，只有把这些农民作为贷款对象，他未来的银行才能有立足之地。
　　离开哥伦布银行时，阿马迪带走了这家银行的5名高级职员，后来又邀请了4位当年做中间商时的朋友，连同他自己一共10个人，商定大家合股开办银行。这10名股东中，除了詹姆士·法根是爱尔兰人，其余的都是意大利移民。按照阿马迪的想法，新创办的银行不设大股东，董事每人认100股为限，占总股份的1/33；其余2/3在普通民众中募股，这些人包括鱼贩、菜商、面包店、餐馆、药店、理发店、油漆店、水电行的老板和乡下农民。总的来说，以意大利移民为主要对象。名称就叫意大利银行。
　　他的想法的确有些离经叛道，合伙人开始都不太理解，但经他说明道理后，他们懂了，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扩大银行在民众中的影响，开拓一片新的领域。这正是阿马迪·贾尼尼的超人见解。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经营思路，意大利银行得以从很低的起点上飞快地崛起，最终成为美国第一大银行。
　　阿马迪的第一个对手是哥伦布银行，他怀着强烈的报复愿望，发誓一定要打倒夫坎西。哥伦布银行位于哥伦布街和蒙哥马利街交汇处的一座楼里，与一家沙龙共用。阿马迪得知那家沙龙的经营者正准备退休，就去与房主交涉，租下了整座楼。这样一来就逼着哥伦布银行搬迁。夫坎西虽然恨得咬牙，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搬走。
　　刚开始募集股金是很不容易的，正如长期从事银行业的詹姆士·法根所料，北海岸的意大利移民向来是情愿把金币藏在床垫下面，而不愿用来买股票，当银行的股东。经过艰难的努力，好不容易动员了1000个人，这些人一般都只买一两股。股金不够，阿马迪和另外几个发起人增加投入，这才凑足了股份。1904年10月17日，意大利银行正式宣布开业。
　　银行首先要吸引存款，为了让妇女们拿出家里多余的钱存到他们的银行里，阿马迪想到一个人。哥伦布银行有一位年轻的业务员，叫佩德里尼，这人不仅俊美潇洒，温文尔雅，头脑也很敏锐，是美国北海岸妇女们心目中的青春偶像。佩德里尼在意大利时也从事银行工作，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是怀着干一番大事业的希望来到美国的，起先在旧金山码头当搬运工，后来在哥伦布银行找到一份工作。阿马迪用两倍于他原来的薪金的高俸，将他挖了过来。
　　当时，他的这种做法在董事会里也引起了争执。阿马迪说：“你们知道妇女们信任佩德里尼到了什么程度吗？要使她们从床垫里取出金币来储蓄，只有他能劝动她们。各位如果反对，佩德里尼的薪金由我个人支付好了。”
　　后来整整一年，都是阿马迪自掏腰包支付佩德里尼的薪金。佩德里尼也没有辜负阿马迪的厚望，在意大利银行迈向美国商业银行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确立下了赫赫功劳。
　　旧金山银行界对这个新开办的小银行根本不屑一顾。尽管意大利银行开业后，存款额月月上升，但与哥伦布银行相比，还差一大截。但阿马迪很有信心。在他的银行里，小业主和农民能不用担保获得25美元低额贷款。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策略，那些布衣小民要想做点买卖或投资农业生产，往往苦于借不到钱而一筹莫展，阿马迪牢牢地记着父亲就是因为1美元而惨遭横祸的教训。而所有的银行都不肯贷款给这些人，有的人只好借高利贷。阿马迪的做法无疑是扶持了农民和小业主，这些人一旦赚了钱，又会成为意大利银行的忠实储户——一般人都会具有这种感恩心理。阿马迪的远见卓识正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的。他和佩德里尼经常挨家挨户地走访农民，说服他们将钱存到他的银行里来。
　　阿马迪立下重誓，一定要击溃夫坎西。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是，他经常用自己的钱悄悄购买哥伦布银行的股票，他相信总有一天能彻底打倒对手。
　　1906年4月18日上午，旧金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来得非常突然，当时行驶在旧金山海湾的船都像被巨鲸从下面猛地托起，抛向空中；陆地上更是山崩地裂，距旧金山北面200英里的俄勒冈州界大片森林被夷为平地，温泉喷向空中，建筑物成片地坍塌；道路裂开了大口，路上车辆横七竖八，空气中弥漫着建筑物倒塌扬起的灰沙，到处是燃烧的大火……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战争。
　　阿马迪当时在离旧金山南面约17公里的圣玛提欧镇新建的住宅里，因为地震中心在北方，这里损失并不大。闻讯后，他步行5个多小时赶到旧金山，看见了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空中笼罩着黑烟，地面许多建筑已经成了废墟。在那些瓦砾堆上，失去家园的人们痛哭着，茫然若失。
　　蒙哥马利街那一带情况似乎好一些。意大利银行还平安无事。阿马迪赶到那里时，佩德里尼和两位出纳在那里，还准备正常营业。8万美元现金装在一个帆布袋里，就放在地下。阿马迪在路上就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发生抢劫，他命令佩德里尼立刻带着现金转移；他拿着一支旧式卡宾枪保护，穿过浓烟弥漫的火场，向南飞奔。
　　他们来到斯卡蒂那商行，借了辆运蔬菜的货车，把钱、打字机以及所有文件都藏在蔬菜和水果下面，运送到阿马迪的岳母家。
　　两天后，阿马迪和他的下属重新来到蒙哥马利街，这时，意大利银行的那座楼已经被蔓延过来的大火烧成灰烬。后来的统计表明：整个城市有2.8万户人家房屋被烧毁，25万人流离失所。
　　失去家园的人们奔走于医院和尸体收容所之间，到处探寻亲人的下落。
　　州政府发布了银行封锁令，地下金库的建筑受到损伤，处于动弹不得的状态。而损失惨重的商人们更是心急如焚，重建家园需要贷款，他们强烈呼吁银行赶快开门营业。但没有一家银行敢这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阿马迪·贾尼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银行露天开业，地点就在他弟弟亚特里奥行医的诊所门口。这个诊所侥幸没有被烧，整天挤满了伤员。在佩德里尼和两个出纳的协助下，搬来两个酒桶，上面横放块门板，他们就在路边开始营业了。手头仅有8万美元现金，闻讯前来贷款的却络绎不绝，阿马迪虽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却多少能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那些存折在火灾中被烧掉的人，可以从他这里取得信用贷款；持有其它银行存折的，也同样可以到这里来贷款；即使是什么凭证都没有的，只要有个正当职业，能拿出信用证明，阿马迪也一视同仁地借钱给他。
　　意大利银行露天开业的消息传开后，出乎意料的是，来存款的人竟比贷款的人还多。鉴于火灾的教训，人们发现，钱放在床垫下面或衣柜里不如存到阿马迪的银行里可靠。还有一个连锁反应是，从此以后，意大利银行顾客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许多非意大利籍的移民也把钱存到他这里来。这意味着意大利银行的信誉和影响已非昔日可比。阿马迪因祸得福，财运亨通，到这一年年底，他的银行存款总额已超过130万美元；而贷款总额则达到140万美元。股东们分到5％的红利。此后，阿马迪又实行大银行资产的措施，使资产总额达到200万美元。旧金山大地震对意大利银行来说是一个转折点，由此它成为独当一面的商业银行。
　　大地震一年后，旧金山的城市建设逐渐恢复。阿马迪和妻子克罗琳达乘坐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火车，到东部去旅行。主要是想去纽约考察那里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他在那里拜访了意裔的各界人士。到旅行结束时，他有一种预感：美国将要发生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回去以后，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其中包括尽一切可能储存金币，付款全部用纸币。他知道，一旦出现经济危机，银行如果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就非垮台不可。
　　果然不出他所料，一个月以后，英格兰银行宣布提高重贴现率。其原因是，英国金融界对美国投资过剩，开始采取紧缩政策。此后不久，纽约的大银行被地方银行络绎不绝的提款要求弄得焦头烂额。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势不可当地发生了。
　　经济危机的消息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造成人心恐慌，储户纷纷提取存款，形成雪崩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首先是纽约华尔街的一批银行宣布倒闭；紧接着芝加哥、新奥尔良和西部各地也出现同样的情况。俄勒冈、华盛顿、内华达等州陆续宣布了关闭银行的命令。加州的情况虽然没有其它地方那么严重，银行公会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但因大气候影响，形势也难免岌岌可危。
　　一天，阿马迪的二弟乔治跑来告诉他：“库罗卡银行发生挤兑了！”
　　阿马迪闻讯大吃一惊。库罗卡银行与阿马迪关系是比较好的，这倒不是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知道，只要有一家银行发生挤兑，势必会影响其它银行，不迅速制止这股风，大家都要完蛋。
　　他带佩德里尼赶到库罗卡银行，只见那里人群像疯了一样大叫大嚷，银行却大门紧闭。阿马迪拼命地挤进人群，站到高处去，对着激动、嘈杂的人群大声喊道：“请保持镇静，听我说一句！”
　　人们当然是认识他的，渐渐安静下来。
　　“诸位，旧金山和纽约、芝加哥不一样，这里银行不像华尔街，他们是搞投机事业的，我们不搞投机。请大家务必相信我的话，如果你们真的要用钱，请到意大利银行来，用库罗卡银行的存折一样可以领到钱。”说完这番话，阿马迪已经声嘶力竭了。
　　在大地震时，阿马迪的“酒桶银行”几乎无人不知，基于对他的信任，人群开始渐渐地散开。他这番话产生了作用。事后库罗卡银行总经理亲自登门拜谢。对阿马迪·贾尼尼来说，他这举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成分，但他成功了，不但拯救了摩罗卡银行，也使他自己免于这场风暴的冲击。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阿马迪发现，旧金山只有一家银行没有受到影响，这就是加拿大银行。这家银行是加拿大温哥华一家银行在此设立的分行。阿马迪想：为什么它在如此强烈的经济风暴面前能屹然挺立，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因，他特地去了加拿大东部考察。
　　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加拿大银行在全国设有分行，分行形成一张网，从全国各地吸收存款汇集到总行，这样，银行就具有很大的机动支配能力。这和美国的金融体系大不一样。在美国，地方银行都把黄金集中到华尔街的大银行。华尔街一旦出现危机，各地银行也必然失去了保障。
　　阿马迪恍然大悟：一定要有自己的分行网！
　　其实，美国的银行史上，也曾有过分行网，但因南北战争，那些分行网都已支离破碎，难成一体。而地方银行都具有浓厚的排它性和地方垄断色彩。
　　经济危机过去后，意大利银行于1908年在原先的地址上盖了一座高达九层的大厦。这是一座使得旧金山金融界瞠目的雄伟建筑，外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内部采用钢筋水泥结构，不仅可以防火，还可以防地震。外墙用意大利花岗岩，内墙和地面用大理石铺贴，豪华壮观。地下金库有5000个保险箱，金库大门是青铜制的，非常坚固。
　　随后，阿马迪开始了一次伟大的行动：逐步收购、兼并一些经营不善的地方银行。第一个被兼并的是阿马迪的故乡圣诺耶的一家高利贷银行。尽管美国的法律禁止单一银行取得其它同业银行的股份，但法律是有漏洞的，他只要买下除了为首的那个家族之外的小股，总股份超过半数，吸收合并就是合法的。而像这种经营不善的银行，小股东正巴不得出让股份。因此，阿马迪的收购十分顺利。
　　1910年，阿马迪又收购了旧金山银行和旧金山机械银行，他将这两个银行合并为意大利银行市场街分行。此后不久，又成功地收购了圣玛提欧银行。至此，他已初步建立了他的分行体系。但是，这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阿马迪的梦想是在全美国以至全世界设立分行。在到欧洲旅行归来的途中，他向克罗琳达透露了这个想法：“我要先在加州扩大意大利银行的分行网，要像蜘蛛网一样。然后，再伸展到纽约、美国、全世界。”
　　克罗琳达对丈夫的雄心壮志感到有些害怕。
　　1913年，阿马迪来到洛杉矶，以个人的身份买下了即将破产的派克银行，改名为意大利银行洛杉矶第一分行。当他正打算继续买下另一家即将破产的联合银行时，却遭到当地一些银行的反对。当地报纸打出了“打击意大利的侵略”这样的标题。阿马迪采取了反击行动，他在次日的报纸上打出了整页广告：“贫穷的意大利借钱给贫穷的小市民和劳工。意大利是贫穷人之友。”
　　当时意大利的确是个贫穷的国家，移居海外的人多达87万。
　　此后，他又接连打出好几个整页广告：“买自己的房子吧！租房子等于把钱丢进水沟里。请到五号街希尔道的派克银行来，6％的低息，谁都能贷到买房子的钱！”“洛杉矶银行只借钱给拥有大资本的建筑业者。五号街希尔道的派克银行是百姓银行，专借住宅贷款给小市民及劳工朋友们！”
　　直到现在，美国广告界仍保持着这种挑明竞争对手并予以攻击的习惯。阿马迪的广告向洛杉矶金融界发起了正面挑战，也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市民反应非常强烈。派克银行门口前来贷款者排起了长队，其中有穿着脏牛仔服的白人、墨西哥劳工、亚洲移民、中小企业家、小商店老板等。
　　阿马迪·贾尼尼又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的前兆。除了加州银行的破产率为4％以外，全国银行破产率已高达19％之多。阿马迪·贾尼尼在威尔逊总统财政政策的保护下，在加州大力推行分行制度，当时，意大利银行的分行数量达到24家，总资产达9300万美元。在加州，意大利银行的存款额居第四位，而它的分行数量则居全美国第一位。
　　第二年，阿马迪回意大利旅行，在那里买下一家拥有分行网的银行，这意味着，他向着他的梦想又迈出了一步。
　　1927年，阿马迪开始进攻华尔街，这时，已成立控股公司的意大利银行企业，总资产已达2.17亿美元。他先后收购了属于华尔街的布鲁林克商业交换银行和华尔街中级投资公司——安索尼·歇色商行。之后，又收购了旧金山的自由银行和洛杉矶的商业银行。这一举动大大地震动了华尔街和旧金山。
　　华尔街发出警报：“阿马迪·贾尼尼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大陆！”
　　之后，又经过一番苦斗，阿马迪战胜了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巨头摩根财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州成了美国军工业的重地，特别是造船业空前发达。阿马迪的美国商业银行在这次大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到大战结束时，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额达到5亿美元，超过了纽约曼哈顿银行，登上全美第一的宝座。
　　1949年6月，阿马迪·贾尼尼因心脏麻痹，在圣马提欧的私人住宅里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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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军火巨头杜邦

1800年元旦这天早晨，一个名叫皮埃尔·杜邦的法国人，带领全家13口人，搭乘帆船“美国鹰号”，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杜邦家乡在巴黎南方60公里处。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革命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杜邦曾经是个外交官，因协调法国和美国的关系有功，被封为贵族，加官晋爵。路易十六被处死．杜邦也被株连下狱。杜邦后来越狱逃跑。拿破仑上台后，杜邦因为是“旧王党分子”，被放逐到美国去。杜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领家人仓皇上船的。
　　“美国鹰号”由于船长两次弄错了航向，行程异常漫长。在狭小的船舱中，旅客挤得满满的，而且缺少粮食；他们只得捕鱼这老鼠以免挨饿。途中他们两次遇到英国船只，得到过救助补给。
　　船员中的无赖之徒趁机打劫。杜邦一家临行前，卖掉了祖宅，只带了有价值的古董、银餐具和装饰品上船。成人男女都身带佩剑，轮流看守。作为一家之主的杜邦，则将24万法郎的金币藏在怀中。
　　杜邦一家的目的地是纽约。误航的“美国鹰号”抵达罗德艾兰州海边时，刂氐呐ㄎ砹?肿藕０丁Ｕ馐且桓鎏旌?囟车脑绯浚???穆每拖穸黾绷说囊笆蓿?炔患胺??旅??惴追滋?麓???瓤趾笄鏊?习丁?
　　岸边有座房屋，他们敲门求救，但没有反应，原来屋里没有人。从窗户里看去，只见炉火烧得通红，餐桌上摆满了食品。依常情，这家人准是到附近教堂里做礼拜去了。杜邦家人和其他旅客一道敲碎玻璃窗，冲进屋里。他们风卷残云般吃光了餐桌上摆着的迎接新年的美酒佳肴，而后杜邦掏出一枚金币放在桌上，悄然离去。
　　皮埃尔·杜邦，这个后米成为杜邦财阀始祖的人，就是这么来到美国的。
　　杜邦一家来到美国，受到欢迎。费城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杜邦一家抵美的消息。退职后一直隐居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发表谈话说：“皮埃尔·杜邦先生，他一直站在美国一方，在对英战争的巴黎条约上，有功于美国。”副总统杰佛逊称杜邦先生是“法国最有才能的人”。由于以上原因，杜邦一家人不是难民待遇，全家13口人备好了马车，带着行李南下去纽约。
　　从那以后，杜邦家族在美国扎下了根。
　　杜邦家族几代人靠开设火药工厂和化学工厂，靠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和美国国内局势，大发战争财。1870年，第五代的皮埃尔·杜邦诞生了。他和带领全家13口人乘帆船来美国的先祖同名同姓。他的父亲拉蒙·杜邦，娶了个犹太姑娘，结婚一年后生下了他。他是父亲的长子。
　　第五代杜邦自幼聪明好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9年间，他一直致力于化学研究，获得了两项无烟火药专利。这时候，杜邦家族企业的总裁，是杜邦的堂叔犹仁。由于家族式的“伙伴”制度和财产公有，已不适合竞争，杜邦家族开会决定分家。尽管犹仁还是杜邦父亲拉蒙一手带大的，但犹仁却连一股也没分给杜邦。杜邦对公司贡献巨大，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他除了薪水和专利权金以外，一无所获，一气之下，他脱离了堂叔犹仁的公司。
　　杜邦去了肯塔基州，帮堂兄科里经营钢铁工厂。后来他们把钢厂转手卖给联合钢铁公司，用得来的资金加上自己的2.5万美元，开发市内的电车，生意十分兴隆。
　　杜邦32岁那年，堂叔犹仁总裁死于肺炎。犹仁死后，杜邦家族在旅馆举行秘密会议，有人以为，犹仁一死，公司就要乱了！由于犹仁死得突然，没留下遗嘱，家族乱成了一锅粥。大家在家族会议上吵得很凶，谈不出什么结果。最后，董事会决定卖掉公司。
　　仅限于杜邦家族的干部会议，到了最后表决的时刻，主持人亨利上校建议说．全部家当如果卖掉的话，值1200万美元。各人拿分得的钱去存银行，利息低得可怜。不如把它按2000万美元抵押给家族的某个人，这个人按银行的利息付给各位股东。这当然是划算的，大家纷纷同意。可是，谁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呢？亨利上校胸有成竹地说，有人愿意这么做。于是，杜邦当上了新的总裁。
　　这一年12月，杜邦总公司移人威明顿，落脚在一座8层楼大厦中。接着，7月的美国独立纪念日中，杜邦公司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庆祝会，会场高朋满座，家族亲友连同900名公司员工，共计有3000多人，在夜晚的特拉华河畔欢聚，人们饮着香槟酒，翩翩起舞，还放了焰火。
　　杜邦穿着比与会者显然考究得多的细格纹西装。他的面孔十分亲切，明澈的大眼泛着湖蓝色的光，脸上时常挂着微笑。除了精于化学，他管理事业的风格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性格，或许可以用蛛网来比喻吧，是比较内向的，如同他温和的外貌一般。但他却能用细而柔韧的蛛丝，让对手于不知不觉中动弹不得。
　　杜邦当上总裁后，特地从肯塔基乡下请来了一位“军师”。此人名叫拉斯科布，才23岁。杜邦和他是同学，知道拉斯科布是个少年天才，经营才能就连自己也自叹不如。
　　杜邦果然是慧眼识才。拉斯科布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对公司账目进行分析。清理账目后，拉斯科布两眼发亮，他向杜邦报告说，整个杜邦公司的资产实际接近3000万美元！就是现在以2000万美元卖掉，我们也净赚了近1000万美元，我们捞到了一个天大便宜事！
　　拉斯科布又建议杜邦，开始一个巨大的收购计划。他们收购了雷伯诺化学公司和东方火药公司。至此，杜邦公司在庞大的火药市场上，已经拥有75％的占有率，而如果单就黄色火药的占有率来说，杜邦公司已占了100％。
　　对外扩张走完了第一步，杜邦就把目光转移到企业内部来了。他重新划分四大部门，后来又增设了一个新的部门——研究部门。杜邦对拉斯科布异常器重，让他掌管公司的财务大权。杜邦任人唯贤，对其他优秀的青年人，他也大力提拔。他网罗了大量的来自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英才俊杰，安排在他的研究机构中。他让这些人研究开发火药以外的新产品。而担住董事长的科里，则盘算如何垄断火药市场。
　　杜邦和科里决心把黑色火药市场占有率，从75％提高到100％。杜邦强硬地宣布，不管前途多么艰难曲折，本公司都必须坚定地执行垄断计划。在西部的加州，前任总裁犹仁的女婿培顿，经营着一家名叫“培顿”的中型黑色火药工厂。按理，培顿也算半个杜邦家的人了，杜邦也不放过他。杜邦强行购买培顿的股份，弄得培顿恼火至极，终于闹到了法庭上。但是一个小小厂子，哪能敌得过强大的杜邦公司，培顿终于屈服了。
　　杜邦财阀的血腥垄断，比同时代的洛克菲勒还要厉害。杜邦公司有个老职员瓦德尔，曾经担任过营业部负责人，自从犹仁去世后，他就自立门户，创办了一家“巴卡伊火药公司”，跟杜邦公司对着干。杜邦派拉斯科布去同瓦德尔谈判，打算买下他的公司。瓦德尔却一口回绝了，而且干得很出色，打破了杜邦的一统天下。但是没过多久，瓦德尔的火药工厂突然发生了爆炸，遭致停产。
瓦德尔一口咬定是杜邦干的，并给各报社发出密函，揭发这件丑闻。瓦德尔还向所有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揭发杜邦公司向总统行贿的丑闻。这消息犹如突然引爆的一枚定时炸弹，使总统成为众矢之的。
　　瓦德尔这人还真不是好惹的。联邦法院经过长时间审理，判定杜邦公司败诉。因为违反了“夏曼垄断禁止法”，杜邦公司有罪。法院还根据这个法律给总统判罪，并下达了行政命令。但是，此时总统已因任期已满而下台了。
　　新总统上台后，杜邦派他的法律顾问乔治，去游说总统。他说：“总统先生，不远的将来，欧洲一定会发生战争，只有杜邦获得独家制造火药的权力，国家和安全才有保障！”总统认为乔治的话不无道理，于是下令举行听证会，他打算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参加听证会的陆海军司令、政府各部首脑和各大学教授听了杜邦的发言后，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由杜邦公司对火药制造业进行独霸，对于美国的安全保障，有百利而无一害。
　　总统最后裁决：杜邦公司改组成三家公司。其实这是遮人耳目的做法，这样做，既免于违反“夏曼垄断禁止法”，又保护了杜邦公司。杜邦公司一分为三，实权仍牢牢握在杜邦堂兄弟几个手里。
　　不久，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杜邦公司的火药供不应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杜邦向华尔街大阔佬摩根贷款1400万美元。贷款之前，杜邦反复琢磨过，年息是6％，而且要拿公司股票作抵押；到时候如果还不起，公司就要落入摩根的掌握之中了。但他分析，美国迟早会介入欧洲战争，对火药的需求将猛增，到那时，杜邦公司将攫取巨大的利润！
　　杜邦拿贷来的巨款，创办了5个火药工厂，其中田纳西州的工厂是世界最大的无烟火药工厂。
　　杜邦的预见太准确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方面使用的火药，将近一半是由杜邦公司供应的。随着战火的蔓延，杜邦一下子赚进了4500万美元的暴利。至此，庞大的杜邦帝国已经成形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下，美国的大老板们趁机大发战争财。由于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因而交战双方，不论是英、法、俄国一方，还是德国一方，都向美国各企业订货。除了火药，参战各国还大量采购军用汽车和卡车；美国国内汽车需求量也直线上升。这时候，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即GM公司，它集合了别克、奥斯摩比和凯迪拉克三大汽车公司，由于迅猛地扩充发展，造成了资金短缺，职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了。GM老板杜朗向银行贷款，但华尔街各银行受摩根商行控制，没有他的指示，谁也不敢轻易贷款给杜朗。杜朗快要走投无路了。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美国政府将钢铁列入战争物资范围，规定对钢铁征收战争特别税。制造汽车离不了钢铁，GM公司更是雪上加霜，股票狂跌。杜邦看准了时机，一下子买进了2500万美元的GM股票。杜朗只好把GM公司董事长的宝座，拱手让给了杜邦。杜邦握有GM公司23％的股票。
　　杜邦接着又进军染料行业。公司的技术人员用生产TNT火药的副产品，作为生产化学染料的原料。杜邦公司还开发出入造橡胶和涂料。后来，又陆续开发出人造纤维、塑胶。
　　对于杜邦公司来说，1938年9月21日，真是个历史性的大转折点。全美国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尼龙”的出现。由卡罗萨斯博士8年前开始研制的成果，终于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尼龙不负众望，大受欢迎，出尽了风头，连人造丝和人造纤维也被它取而代之。杜邦公司先把尼龙丝袜让公司内的女秘书们试穿，然后投放市场。尼龙刚一上市，全美国各地女性看到广告后，便蜂拥而至百货公司及零售店，销售盛况空前。仅这一年，就卖出尼龙丝袜子6400万双。也就是这一年，独占世界丝袜市场的日本人造丝袜被彻底地击溃了。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然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杜邦已经69岁，退居二线，但他仍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
　　为了战争的需要，德国和美国均秘密研制原子弹。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加速研制原子弹。总统批准了这项名叫“曼哈顿计划”的项目，并且归陆军部领导。陆军部把“曼哈顿计划”全部交给了杜邦公司。陆军部和杜邦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规定除成本外，利润仅为1美元。
　　杜邦公司为了这项制造原子弹工程，将全体职工6万人由东至西搬迁了4345公里，到头来却仅仅索取1美元的利润，实在奇怪。原来，杜邦公司是为了洗刷“借战争发横财的军火贩子”这个丑名。不仅如此，杜邦考虑得更远，公司可以借此网罗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战后借这项专门技术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财富。
　　1945年8月6日，杜邦公司制造的铀235原子弹投在了日本广岛；同年8月9日，美国人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钚239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杜邦家族渗透到了美国政界。朝鲜战争时期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原就是杜邦的法律顾问；当时的司法部长克拉克，是杜邦的心腹；国防部长詹森也是杜邦的人。就连中央情报局长达列也曾在杜邦直属的联合水果公司任董事长。
　　1954年4月5日，为杜邦帝国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皮埃尔·杜邦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全美50个州，无论何处，无不受到杜邦家族的影响，至今依然。这绝不是夸张。杜邦复合企业大集团，就像一株巨大的根深叶茂的树，其势力范围的分布，简直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缩影。杜邦集团下属的企业，包括工业、铁路、石油、航空、银行、波音飞机制造、可口可乐、保险、军工、化学、食品、电视、电脑……几乎渗透到全美和全世界国民经济的每个领域。有人形容杜邦集团是一株覆盖世界的巨树。它是控制美国的十大财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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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香烟大王简氏兄弟

1871年农历正月初八，中国农村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广东佛山南海县黎涌乡的简汉达家，又喜上加喜地添了头生儿子。
　　不过，欢乐中的人们绝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名叫简照南的男孩，30年后创办了“广东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佛山的地理位置紧靠广州，交通便利，在明清时代就是全国闻名的手工业区，商业也比较发达。简汉达靠着从事建筑业养活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可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侵略，中国逐渐变成了外国资本家倾销商品的市场，佛山的手工业也开始衰落。简汉达家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艰难了。
　　小照南正在上小学的年纪，简汉达就因为劳累过度，终于一病不起，告别了人世。家里一下失去了顶梁柱，母亲潘氏集用模具捏制泥茶煲出售，挣得微薄的收入，养活小照南兄弟5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13岁的小照南已经懂事了，他主动向母亲提出，他不再去上学了。身为长子，他要以稚嫩的肩膀分担家庭的重担。母亲虽然不忍心品学兼优的儿子失学，但质翟谙氩怀鍪裁春冒旆āＳ谑牵?≌漳厦刻烨逶缃诺挪菪??治绽???仙娇巢瘢?桨?肀匙懦林氐牟窭ο律健Ｍ砩希??衷谖⑷醯亩褂偷葡拢?匝ё叛?５墓?巍Ｋ?渭亲鸥盖咨?暗慕袒澹喝饲钪静欢蹋?拍艹纱笃鳎∫?胱鲆桓龆陨缁嵊杏谩⒊鋈送返氐娜耍?紫纫?兄?丁⒂醒?省⒂姓姹玖欤∧昵岬男≌漳洗邮楸旧先鲜读舜笊酵饷娴氖澜纾?财诖?拍苡幸惶熳呦蛏酵獾氖澜纭??
　　17岁那年，简照南终于得到了走出穷山沟的机会。他有个在香港做生意的叔父简铭石，回乡探亲，愿意把小侄儿带到香港闯天下。简照南虽然舍不得离开故乡、离开相依为命的母亲，但是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总不能一辈子守在家中吧！而且他也深知，只有在外边闯出名堂来，才有可能改变家中的贫困状况。母亲理解自己的儿子，尽管在临别前夜，母子抱头大哭，但是第二天，她仍坚强地把儿子送上了去香港的轮船。
　　轮船驶出了港湾。简照南站在甲板上，眺望着碧波万顷的大海，顿时觉得心胸开阔了许多，一股豪气油然而生。他暗暗下定了决心：不管等待着他的是怎样的命运，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像当年上山砍柴那样，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攀登！
　　简铭石原来在香港朋友开设的巨隆瓷器店做事，主要工作是去日本收取账款。简照南来后，他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侄儿。简照南往返于香港和日本之间，虽然旅途奔波，但他不怕吃苦，办事细心、严谨，收取账款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很受老板的赏识。不久，老板又派简铭石和简照南去越南处理客户的欠款。可是巨隆瓷器店却因为资金不足而倒闭了，简铭石和简照南只好在越南自己做生意谋生，先后开办了陶器、玉器和棉布店。几年以后，叔侄俩积累了一些资本。简铭石看侄儿确有经商才能，便拨出一笔资金，让他自立门户谋求发展。
　　简照南想到，他当年多次去日本收款，对日本商业市场的情况比较熟悉，也认识不少客户，加上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商业更为发达，便将生意转到了日本。他在海滨城市神户开设了东盛泰商号，经营日本海产品和布匹，并将其贩运到泰国（当时称暹罗）、新加坡等地销售。业务扩大后，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在1890年回老家，将18岁的弟弟简玉阶接到日本学习经商，帮他抄写电文和记账。玉阶是个聪明精干的青年，弟兄俩同心协力，就这样开始了事业。
　　当时，香港的商业已经十分繁荣。简照南经过比较，认为最好的经商地点还是香港，所以便带着弟弟又回到了香港，开设了怡兴泰商号，从日本贩运瓷器等杂货，向东南亚各国推销。由于简氏兄弟在经营中讲究信誉，尊重客户，很得南洋商业界的好评，不久就在剧烈的竞争中站住了脚跟，收入也逐渐提高。
　　因为他们的业务一直与航运有关，所以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们很自然地将眼光瞄准了航运业，创设了顺泰轮船公司。开始是租船跑运输，往来于越南、缅甸等地；后来买下了“广东丸号”船。“广东丸号”的航线越跑越远，简氏兄弟在南洋一带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幸的是，“广东丸号”在一次驶向日本的航程中，遇到台风海潮而沉没，船上的旅客虽被抢救脱险，但顺泰轮船公司蒙受损失太大，不得不宣告破产。
　　简照南在经商道路上，第一次遭到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但他并没有消沉。几年来涉足商界，使他逐渐认识到，世界上无论干什么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要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只能鼓气，不能泄气！而且，他已经不是那个刚刚走出山沟的穷小子，而是南洋一带颇有名气的富商了。他的人生经验和经济实力，都使他能够经得起失败了。
　　正当简照南重新设计自己的创业道路时，中国人民掀起了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实业救国热潮。这对海外华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简照南兄弟受了爱国精神的感召，决心转向国内谋求发展，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但是，回国之后究竟干什么呢？简照南选定了香烟工业。
　　自从17世纪初，烟草由菲律宾传入中国，中国就有人吸食烟草，而且在很多地区种植烟草。烟瘾大的人宁可少吃一顿饭，也不肯少吸一袋烟。但是中国人过去只习惯于用水烟袋吸水烟或用旱烟袋吸旱烟，并不生产香烟。19世纪末，外国香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外国烟商雇用了大批中国人担任推销员，在街头推销“洋烟”，这些推销员头戴礼帽，身穿西装，专拣繁华热闹地段宣传：“快来看，快来瞧，水烟旱烟哪有洋烟好，抽水烟伤肚子，抽旱烟呛鼻子，洋烟又有味来又过瘾……”不但当场表演吸洋烟，而且免费散发请人品尝。这些人一已吸惯了香烟，就只好自己掏钱去买来抽了。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国香烟不征收进口关税，英国和美国的烟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为了进一步垄断中国这个巨大的香烟市场，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烟草资源生产香烟，牟取更高的利润，1902年，英美烟商联合起来，成立了“驻华英美烟草有限公司”，并很快在上海、香港、汉口、沈阳等地开设了烟厂，还建立了伸向全国城镇的销售组织。一时间，“大英”、“老刀”、“哈德门”、“三炮台”等洋烟铺天盖地而来，残酷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财富。
　　简照南看到了这个情况，他想，既然中国能种植烟叶，又有着广阔的香烟消费市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生产香烟呢？为什么要把这巨大的财富让外国人轻易赚去呢？因此，他决定创办中国的民族香烟工业，抵制西方的“洋烟”，让中国人都吸中国烟。
　　万事开头难。最难的还是一无技术，二缺资金。简氏兄弟为此专程到日本去考察香烟生产技术，并买回了四台蝴蝶式卷烟机；同时，简照南又结识了日本川井烟厂的几名技师，他们答应帮助简氏兄弟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回香港后，简照南兄弟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在叔父简铭石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共同筹集资金，作为开办烟厂的资本。1905年正月初八，简照南的35岁生日那天，“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公司取名南洋，是为了表示要和当时中国人在天津开设的“北洋烟草公司”一致对外的意思。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挂着醒目的大标语：“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人吸中国烟！”
　　从这一天起，简氏兄弟与香烟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创业之初，由于简氏兄弟对香烟生产外行，配料不当，质量不好，出品的香烟销路不畅。简照南将这看作关系到南洋公司命运的大事，便从繁重的事务中脱身出来，亲自东渡日本，用高薪聘请来几位烟厂技师。当时有人对此不理解，认为公司资金已经很紧张，怎么能再花费这样高的代价？简照南坚定地说：“公司要兴旺，就必须提高香烟质量。我请来的都是‘财神爷’啊！”
　　果然，不久以后，技术问题一一解决，南洋公司也生产出卷纸柔软、烟丝整齐饱满、色泽鲜亮、口味醇和的香烟。简照南又动脑筋，广泛征求香烟牌号，从众多应征者中选择出具有中国民间特色、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语作为产品牌号，如“双喜”、“白鹤”、“白金龙”、“飞马”等，很受老百姓的欢迎，香烟也就大为畅销。
　　可是，一心想独霸中国香烟市场的英美烟商，是不能容忍中国民族香烟工业的发展的，他们企图把南洋烟草公司扼杀在摇篮里，于是节外生枝，借口“白鹤”牌香烟的包装纸颜色与英美产品“玫瑰”牌相似，向香港当局提起诉讼，要求惩治“破坏专利权”的南洋公司。这本来是毫无道理的事，但香港当局害怕洋人，居然蛮横地做出判决，强令南洋烟草公司烧毁生产出的香烟和印好的商标，使南洋公司蒙受重大损失。当时，简照南正卧病在家，他得到消息，当即披衣下床，在家人的扶持下赶到现场，想据理力争，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荷枪实弹的军警！
英美烟商得寸进尺，随后又用同样的伎俩，使南洋烟草公司的“飞马”、“双喜”牌香烟遭到同样厄运。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原来就势单力薄的南洋烟草公司元气大伤，开工仅13个月，就债台高筑！简氏兄弟不甘失败，宁可关闭恰兴泰商号，以全力维持烟草公司，但还是无济于事，到1908年5月，由于亏损太大，不得不宣告歇业。
　　一时间，烟厂工人们不得不卷起铺盖另谋生路，高大的厂房冷冷清清，等着出卖；办公桌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债主们纷纷上门来讨债……此情此景，使病中的简照南悲愤交加，病情顿时加重：虽然经过多方医治，稍有好转，但肝病一直没能痊愈。
　　初战的失败，不但没有动摇简氏兄弟创办民族工业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再次奋斗的决心。1909年2月，在叔父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他们重整旗鼓，再度开业，并将公司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激励公司的同事们共渡难关，谋求发展，他说：“不是我简氏兄弟想发财，而是我们中国人要为中国争日气！”他的话激起了同事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大家表示一定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与“南洋”共存亡！为了防备英美烟商再利用专利权、商标法做文章，简照南专门请来了经济专家与经济事务律师给大家上课。同时，他利用过去的关系，写信向海外华侨求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南洋”面临危机时扶持一把，共同为中国人争气！那一段日子，简氏兄弟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奔波筹划。简照南累得好几次肝病发作，他强忍着疼痛，继续操劳。通过改良制造工艺、调整产品结构，经营大有起色。为了筹备足够的周转资金，简照南决定让弟弟简玉阶重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一带经商，从事贩运风灯、槟榔盒、毛巾、瓷器等生意，充实“南洋”的资金。
　　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运动，在“实业救国”的口号鼓动下，各地纷纷兴办实业。简氏兄弟紧紧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再次推出“双喜”、“飞马”、“白鹤”等国产香烟，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大得人心。连海外烟商也纷纷来电来函要求代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销路一畅通，生产也就蒸蒸日上。这一年，南洋公司获利了，第二年利润又翻了一番；到1915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匹“飞马”终于飞起来了！
　　1916年，为了开发国内市场，简氏兄弟在上海设立了分厂，随后又在广州、汉口、北京设立分厂，并在国内各大城市和南洋群岛一带设立销售机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死而复生，使英美烟商十分恐慌。他们在1914年和1917年先后两次想以重金收买南洋公司，被简照南巧妙地拒绝了；后来又想破坏南洋公司扩建新厂的工作，也没能得逞。面对英美烟草公司接二连三的刁难，南洋公司的一些股东胆怯了。他们认为，凭南洋公司的资本与基础，是不可能与英美公司对抗的，所以想与英美烟草公司妥协，苟且偷生。一时间，南洋公司内部争论不已，人心浮动。
　　正在海外筹款的简玉阶听到消息后，十分气愤，当即来信表示，南洋公司的发展，正在于用提倡国货做号召，一旦屈服于洋人，即使不被社会唾骂，也会让提倡国货的人灰心，这种事是万万不得的！在简氏兄弟的坚持下，英美烟草公司企图吞并南洋公司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于是，不甘心失败的英美烟草公司，决定仗着自己的优势，用市场竞争挤垮南洋烟草公司。因为像香烟这样的大众消费品，一旦销路不畅，生产就难以维持了。他们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宣称英美香烟价廉物美，不惜暂时亏本，将质量优异的新牌香烟削价出售，并在卖烟时赠送彩票、礼品来吸引顾客。同时，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种种手段，迫使香烟店只卖英美烟而不卖南洋公司的香烟。更为恶毒的是，英美烟草公司不惜花费钱财大量收购南洋公司的香烟，故意放到发霉时才拿出来卖，以此来败坏南洋公司的声誉。他们甚至收买了南洋公司的印尼雅加达的仓库管理员，让他把烟搁霉了才卖出去。许多人拿着发霉的香烟要求换货，使南洋公司在经济上和名声上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面对这一切，简照南十分冷静。他知道，英美烟商的手段固然卑鄙，但光是生气也没有用处。市场竞争从来就是冷酷无情的，关键要看谁能赢得消费者！在总体力量上，南洋公司无法与英美公司抗衡；然而香烟一旦进入市场，便必须服从市场法则。南洋公司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善于随机应变，仍然有可能再一个一个局部战胜这个庞然大物似的对手。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简照南针对英美公司的诡计，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宣传振兴国货，一方面也尽量使购买南洋香烟的顾客得到实惠，如在烟盒内装入兑奖券，奖品从美术画到金戒指应有尽有，使想碰运气的顾客纷纷购买南洋香烟。他们对销售南洋香烟的商店，提高代销提成，放宽交款期限，并且补贴运输费用，使店家得到的好处比卖英美香烟更大。他们积极向各地烟商征求意见，并派人到各地进行市场调查，按不同消费者的要求生产不同口味的香烟，如为北方人生产烟味浓烈的产品，为南方人生产口味平和的产品。此外，他们还深入偏远地区，采取薄利多销的办法，使更多消费者爱上了南洋香烟。
　　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本积累达到600多万元，呈现一派兴旺景象。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人民爱国反帝的热情空前高涨，南洋公司提出的“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产品销售额的猛增，刺激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南洋公司决定对外招股，这一决定当即得到爱国商人的响应，许多资本雄厚的富商纷纷入股，使南洋公司的资本激增。股东们一致选举筒照南为公司的“终身总经理”，简玉阶为公司协理。简照南将总公司从香港迁到上海，分公司遍布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同时还在新加坡、泰国等地设有分公司；公司为了扩展生产，添置了新设备；又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等烟草产地设立收购站并新建和扩建了多处烤烟厂；为解决包装印刷和所需锡纸问题，又自办了印刷厂和纸厂。公司职工总数增加到1.4万人，年利润达到三四百万银元，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私营企业之一。
　　经过与外国资本家近20年的拼搏，简氏兄弟终于成为中国的“香烟大王”！简照南在实业界的声望也与日俱增，曾先后兼任广东实业团副团长、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商联合会董事等职。1922年，简照南又发起成立上海东亚银行，并担任银行董事。
　　这位在生意上十分精明的富商，却将钱财看得很淡，他多次向外界宣告，营业所得利润取于社会，亦当用于社会。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和救灾工作，对教育事业的扶助尤其引人注目。因为他少年时代曾经身受因家贫而失学的痛苦，后来在振兴实业过程中，又深深感到技术的重要，所以认定“兴学育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他的倡导下，南洋公司曾经捐巨款资助暨南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及复旦大学建造校舍。这些名牌大学的校史上，永远记载着南洋公司的功德。此外，他还在香港、上海开设职工子弟学校、残疾人收养院和孤儿教养院等。由于这些事业，简照南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人们甚至把他称为“商界师表，南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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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1873年9月23日，无锡荣巷的荣熙泰家，第一个儿子荣宗敬出世了；时隔两年，1875年8月4日，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问。
　　荣巷位于无锡西郊惠山南麓，是荣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可是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差。荣熙泰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铁匠铺当学徒；甚至连母亲去世后的安葬费用都没有，只好变卖家产。后来荣熙泰便长年在外给商家当账房先生，给官僚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荣熙泰再也没有想到，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后来会成为中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而且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是同胞兄弟，但是性格气质却完全不同。哥哥荣宗敬长着一张长方脸，心胸开朗，雄心勃勃，思路灵活，有一种使人不能不服从的魅力。他喜欢野外活动，夏天整日泡在水边，捕鱼捉虾，钓鳝抓蟹，样样都是好手；冬天下了大雪，他领着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更爱滚雪球……
　　弟弟荣德生一点也不像哥哥．他是国字脸，浓眉毛，厚嘴唇，一副憨厚模样。他直到4岁还不开口说话，父母都担心他会不会是个哑巴；5岁上他总算终于说话了，但一直少言少语，老实本分。因为他排行老二，邻居们都戏称他为“二木头”。小德生很少出门，像女孩子一样，常常闷在家里，帮母亲纺纱、养蚕。夏天，母亲忙得满头大汗，小德生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在母亲身边，一会为母亲扇扇子，一会递毛巾给母亲擦汗，十分懂事。
　　虽然家境贫寒，但荣熙泰深知，只有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重振家业的希望，所以很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习。荣宗敬7岁进私塾，立刻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明，只要老帅稍加指点，他就能够领悟，作文也总是写得很出色。荣德生7岁时，父亲却有些犹豫，怕他跟不上学业，所以便用硬纸板剪了300个字块，自己在家里教他，每天学10个生字。没料到荣德生学得很快，后来学算术，背“九九表”，“二木头”也毫不吃力。父亲这才发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有着非凡的记忆力！第二年，荣德生也进了私塾。他对学习的兴趣十足，上学读，回家读，还把古诗词写成小纸条贴在墙上、蚊帐上随时复习。许多经典著作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使老师赞叹不已。
　　1886年，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小小年纪的荣宗敬，独自扛着铺盖卷闯进了大上海，在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荣宗敬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可是他毕竟太小了，工作又累，又不会照顾自己，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只得回家治病调养。可是荣宗敬明白家中的艰难，所以身体刚好些，就又返回了上海。这一回，他进了永安街豫源钱庄当学徒。
　　这时，荣德生还在读书。他的私塾老师还是个有名的医生，所以常常被人请去看病。老师经常让荣德生代他为小学生上课。荣德生因此得到了许多的锻炼机会。休息的时候，荣德生喜欢用纸板和麦秆编织工艺品，用旧纸折叠新鲜的小玩艺，显示出他的创造精神。父亲对荣德生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考科举当大官。可是懂事的荣德生，心里却羡慕哥哥已经在为家庭分忧。在1888年，他就背着父母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请哥哥代他也找一个职业。
　　上海的职业并不好找，直到第二年，通顺钱庄开业，荣宗敬才通过朋友，为弟弟也谋得了一个学徒的机会。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摇进了大上海。
　　学徒的工作繁重而且单调，按规矩，连扫地、擦桌等琐碎的家务事，也是由学徒承担的；相反真正的钱庄业务，反而轮不到他沾边。还是个孩子的荣德生，几乎闷出病来。有一天休息，他就一直玩到天黑上灯了才回店。店主很不高兴。一位姓窦的账房先生叹息说：“学徒3年，转眼就过去了。学到本领的人，将来能当先生；学不到本事的，将来还会怪先生没本领！”荣德生猛然惊悟，第二天就主动去向窦先生请教。窦先生很欣赏他的悟性，悄悄地把平生学问都传授给荣德生。荣德生学得很快，没过多久，记账、结算、看钱、兑银等钱庄业务的基本功，就都难不住荣德生了。除此以外，他还练出了一手好书法。每逢过年，左邻右舍都争着来请他写春联。
　　1891年，荣宗敬学徒满师，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南市森泰蓉钱庄当了跑街，负责在无锡、江阴、宜兴三个地区联系客户、发展业务。他求知欲非常强，不但对经手的各种金融业务专心研习，而且对客户所做的生意也很关注。这样，他渐渐积累了不少各地小麦、棉花生产和销售行情的经验，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以后，荣德生也学徒满师。当时父亲正在广东为当税务官的姑父朱仲甫管账，姑父对德生很欣赏，所以把他也招去了。荣德生在广东，工作之余，仍然发奋自学，研读了大量书报。因为广州当时是外国商人来往较多的地方，荣德生也学到了一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失业回家。1896年初，荣宗敬跟父亲来到上海，重新寻找职业。这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进出口贸易的繁忙，以及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金融流通量与日俱增。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大多发了大财，许多人劝他们不要再去给人家做帮手，干脆自己开一家钱庄。
　　荣熙泰想，办钱庄开支不算太大，管理也个复杂，两个儿子又都是学钱庄出身，业务上有基础，人手现成，只要筹集到一定的股本，拉到一批客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因此他下了决心，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找几位朋友合伙，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正账。荣宗敬虽然是初次当家，但显得十分老练。仅仅一个月后，业务发展，广生钱庄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由荣德生当经理。小弟兄俩初试身手，成绩居然不坏。不幸的是，新的历程刚刚开始，父亲荣熙泰就因病重逝世了。他一生奔波劳碌，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临终之际，他嘱咐儿子们，一定要兄弟一心，踏踏实实，共谋发展。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又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了老本，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宗敬和荣德生咬紧牙关，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由于他们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1899年，荣德生再次应邀到广东去帮姑父管账。因为钱庄的业务比较稳定，荣宗敬一人也能应付得下来，荣德生就放心去了。广东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窗口，这里的人思想活跃，没有框框，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也纷纷出版，这引起了荣德生的浓厚兴趣。有一次，他读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书中介绍了美国10个大资本家怎样依靠兴办实业发家致富的经历，也证明了实业的发展能够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这本书荣德生读了许多遍，联想到上海、广东的许多外国企业大获利润的实例，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钱庄更赚钱的事业。
　　第二年8月，荣德生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刚进家门，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迫不及待地与哥哥商量起办实业的事来。荣宗敬完全赞成弟弟的意见，他坚信，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生活中找到致富的捷径。他们进出书店、图书馆，翻阅各种实业杂志，仔细地研究该投资哪种实业。荣德生在广东管账时注意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数量最大，就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也很广；荣宗敬在钱庄业务中也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大。弟兄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面粉上面——显然，面粉是个大有赚头的行业。
　　他们决心创办一家面粉厂。
　　当时，全中国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很想通过考察这几家面粉厂的情况得到启发，所以一个一个前去登门拜访。然而，各个厂家都采取了“技术保密”的态度。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稍好些，经过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洋人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地看一下，关键的轧粉车间在楼上，却不准他们上楼；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但是，荣氏兄弟克服了重重阻力，一边细心观察，一边虚心求教，将在各家面粉厂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居然将面粉生产的全过程理出了一个头绪！同时，他们调查研究了国外粉机的性能、特点和价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选用英国机器配法国石磨，这样机器性能较好，而价格又较便宜。
　　尽管如此，荣氏兄弟二人手中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建厂的需要。他们决定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姑父朱仲甫这时正在家闲住，愿意与他们合作，负责在苏州招股；荣宗敬和荣德生除各自出资若干，另外再在无锡招股。厂址选定在无锡。朱仲甫负责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备案，并且申请10年的专利权，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1901年，随着20世纪的开始，荣氏兄弟的事业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荣德生经过实地勘察，反复比较，选中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作为建厂地址。这里三面环水，交通便利，原料小麦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厂里，成品面粉也可以顺利运往市场。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所以二月初八破土动工时，引起全城轰动。
　　可是，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的。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荣德生没有请客送礼款待他们，所以心怀不满，竟纠集起来，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荣德生私占公有土地，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就不能考状元做大官了！当时还是清朝，县大爷也是个糊涂虫，居然下了一道命令，勒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
　　荣氏兄弟大吃一惊。后来打听出原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工程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荣德生只得在县衙门里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证明工厂并没有占用公地。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从说起：工厂在城外，学宫在城内，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城墙，根本互不相干。荣宗敬历来敢作敢为，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有两江总督的批文，不必理睬这小小的县令！”朱仲甫毕竟是做过官的人，知道官场的复杂，县令官虽不大，但是顶头上司，弄毛了十分麻烦。他权衡进退得失，主张索性把官司闹大，再闹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洋务办实业的官。
　　果然，刘坤一下了批文，要县令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可是那县太爷并不管是非曲直，他认为荣家把官司弄到上级去，是不给他面子，更加从中作梗。官司一直拖了下来。到了梅雨季节，河水猛涨，太保墩三面灌水，工地全被淹没。正在这时，荣德生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先后患了重病。这真是祸不单行！荣德生顾不上照顾妻儿，整天泡在工地上，奔波在风雨中！尽管如此，他仍不肯屈服，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朱仲甫从中周旋不已，暗里送了几百两银子的礼，刘坤一七次过问这桩官司，一再作出批示。可是地方上那些豪绅仍然纠缠不休，县令也就故意一拖再拖。到了这年的11月，刘坤一也弄得不耐烦了，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以观后效；阻挠工厂施工的人，都清查出来，等候处理！这一来把个县太爷吓坏了，赶紧去通知那班混蛋绅士，叫他们不能再闹下去了！
　　工厂这才能够继续施工建设。1902年3月，保兴面粉厂终于建成，投入生产。开机那一天，前来祝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股东们和亲朋好友，也有当初反对过建厂的人，连那个差点把官帽子玩掉了的县太爷亦在其中。
　　到1902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8家是中国人投资创办的。保兴面粉厂在当时是规模较小的一家，它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但它采用了60马力的引擎，装备技术与当时各厂相比是较先进的。全厂雇佣工人30多人，一昼夜生产面粉300包。虽然设备简陋、产量不高，这个小厂的诞生却标志着荣氏兄弟开创近代工业的开始，奠定了荣氏兄弟“面粉大王”事业的基础！
　　保兴面粉厂却没有能“保证兴隆”，因为它生产的面粉，销路并不理想。一方面，江南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的需要量不大。另一方面，打败了官司的豪绅们不甘心失败，到处散布谣言。有的说：“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有的说：“机制面粉看着颜色雪白，吃了不好消化。”有的甚至说：“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传得人心惶惶，各家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面粉做点心，宁愿多花钱去买质量较差的土制面粉，结果造成保兴的面粉严重积压。
　　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只要货真价实，就一定能争取到买主。荣德生采取了两条促进销售的措施。一是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和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什么“有毒”、“没营养”之类的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米为主，面粉的需要量不可能太大，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然而，荣氏兄弟长期以来的活动范围一直限于南方，对怎样打开北方的市场一无所知。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荣宗敬在恒来油麻店正好碰上专门在北方搞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王禹卿也是个有才志的人，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荣宗敬忧心忡忡的样子，便问起缘由。荣宗敬就把保兴面粉销售不畅的困难如实告诉了他。王禹卿听后，当即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销售之道就是财源之道。经商的人不善销售是不可能发达的。就面粉而言，市场主要在北方，宝号局限于苏州、上海一带，当然打不开局面。依我之见，应在山东以北，远出山海关到东北各省广开销路！真能做到这样，别说保兴日产300包面粉，就是你日产3000包面粉，也不愁销不出去。”
　　荣宗敬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思，这时突然开口说：“王先生，您在恒来油麻店，一个月薪水是多少？”
　　王禹卿如实答道：“3块银元。”
　　荣宗敬当场对他说：“你到“保兴”来吧，我每月给你12块银元。”见王禹卿没作声，荣宗敬继续不动声色地说：“销售面粉的佣金，惯例是2％，我给你10％。这笔钱全部由你支配！”
　　3天之后，王禹卿来到保兴面粉厂的批发处。荣宗敬说话算话，将北方的销售事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禹卿多年在北方经营，与北方的商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保兴面粉很快在北方站住了脚，库存一销而空。到年底结账，不但没有亏本，居然还略有盈余。王禹卿被任命为销粉部主任，月薪也增加到30块银元。
　　荣氏兄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向靠做官赚钱的朱仲甫，觉得办厂两年，油水不大，麻烦倒不小。他对办实业失去了信心，所以决定抽出他的股金，再回官场去做官。顿时，荣氏兄弟在资金上发生了严重危机。有个在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兰肪听到消息，立即托人转告，表示他愿意独资购下“保兴”。荣氏兄弟又一次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他们思前想后，最终作出了决断：事业刚刚开始，前景已经看好，怎么也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咬紧牙关，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一方面也吸收了祝兰肪等的新股，扩充资本。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也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担任批发经理。
　　幸运总是属于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拓荒者。
　　1904年初，由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要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现在不是为销售发愁。而是为产量有限发愁了。这种时候，谁有面粉谁就可以赚大钱啊！他们果断地决定扩大茂新厂的生产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并自己仿制了辅助设备。19O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就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
　　赚到了钱，荣氏兄弟首先考虑的，还是事业的发展。他们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把赚来的钱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扩大实业中去，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从1家厂发展为12家厂，生产能力占到全国面粉业的1/34，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荣氏兄弟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面粉大王”。
　　在面粉业成功的鼓舞下，荣氏兄弟又向棉纱业开拓，在无锡办起了纱厂。后来又向上海和内地发展，先后建成4家纺织厂，形成了在“衣”、“食”两方面都颇具规模的轻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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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荣德生遭绑架

1946年4月25日，71岁高龄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大约10点钟，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自己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拦住了汽车，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
　　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吃了一惊。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快，看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也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军人们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那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
　　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汽车立即发动，一溜烟开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荣一心这才醒悟过来，明白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
　　此刻，坐在军人车中的荣德生，从车窗中望出去，只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大，头脑仍十分清醒，他的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莫非是遭到绑票了？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先后遭歹徒绑架，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在意这种事，哪知道灾祸还就当真落到了他的头上！
　　事到如今，他也只好任由绑匪摆布了。
　　汽车转入了小路，又开了有好几里路。到了一处小河浜。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塞进窄窄的船舱，不许活动，不给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荣德生在夜色迷茫中隐约认出这是上海火车南站的货站。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改乘三轮车，左转右转，最后来到了曹家渡老公益里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上了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也只得听天由命了。他伸手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到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惊出一身冷汗，失声叫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却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笑着，说：“财神爷，我是专门派来看守你的。以后我们两人就睡一张床了！”
　　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但是，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又有些安心：看来，匪徒不打算要他的性命。
　　荣德生这样的大实业家被绑架，顿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也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威信损失太大，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更是紧张奔走。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这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不认账，他们也不敢追究。
　　27日早饭后，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荣德生的黑屋子。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一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是想交个朋友嘛！一回生，二回熟。现在咱们就是朋友了！”
　　荣德生试探着说：“急急忙忙离开家，家里人一定惦记，能给我个方便，让我给家里挂个电话吗？”
　　参谋长摇摇头说：“您老是金技玉叶，动不动就打电话。这儿是贫民窟，哪来的电话？您老想回家也不难，我们送您回去就是了……不过，弟兄们辛辛苦苦请您来一趟，您总得给几个赏钱吧？”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于是故意诉苦说：“办实业也不容易，亏的时候多，赚的时候少，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没多有少嘛！”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
　　荣德生吓了一跳，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
　　一直没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啰嗦个熊！老东西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
　　“撕票”是绑匪的黑话。他们把被绑的人质叫做“肉票”，“撕票”就是把人质杀掉。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地说，他可以劝司令暂且息怒，不过也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没有钱是不行的。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吴昆生在日伪时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另换别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本来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现在看破案希望渺茫，只好自己设法营救了。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内洗脸盆下，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拖延过久走漏风声，于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又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莱尔仁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授意，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代表荣家与其代表吴志刚直接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吴志刚的公开身份是华大企业公司总经理，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詹荣培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只知道他与绑匪方面的人相识，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谈判的结果完全是绑匪的意思，不但50万美元分文不能少，而且荣家提出一部分以黄金支付的要求也被拒绝。荣家没有办法，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钱有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通知。眼看就要到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这时，在外面打探消息的几个人跑回来报告，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静安寺等热闹地点公然贴出了红色招贴广告，广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5月25日下午，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和荣一心看了，心中都直犯疑惑。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
　　疑惑归疑惑，事情却不敢耽误。莱尔仁兄弟再三考虑之后，请申新二厂协理顾鼎吉携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吉勉为其难地说：“我就冒一次险吧！”
　　当天下午，顾鼎吉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拦住汽车，搜出巨款，当即把顾鼎吉带到警备司令部审问。警官们动手就打，打伤了顾鼎吉的眼睛，还威胁说要送他坐老虎凳。顾鼎吉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真相。警官大怒，说：“绑匪自有警方捉拿查办，荣家怎么能同绑匪私下作交易？这是犯法的懂不懂？这笔钱按规定要没收！”
　　顾鼎吉只得苦苦哀求。那警官忽然改变了态度，同意把巨款发还给荣尔仁。
　　巨款发还给荣家。绑匪又来了通知，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到詹荣培处直接领取。27日，詹荣培非常诡秘地对会计宓勉群说：“今天有两皮箱东西送到这里，你先收下，不要让别人插手，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就行了！”
　　果然，当天下午，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连喇叭都不按一下，直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停住，车里只有一个司机。宓勉群帮他把两只皮箱装上汽车，司机说声“谢谢”，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了。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决定释放荣德生。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只有哀叹不已！
　　荣德生虽然脱离了虎口，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的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绑架人和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来连生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警方为什么不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作他们的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汤恩伯将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并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真相”，承认“参加绑案之匪犯，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汽车系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得”，“吴志刚亦属案中重要人物”。但据了解内情的人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自己！然而警方并不打算真的把这一大案弄个水落石出，只是捉住几个小喽罗，缓和一下舆论压力罢了！破案过程中先后逮捕15人，杀了8人。人们都说：“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拍照、又登报，大肆渲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毛森。吴志刚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又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酬谢（破案）出力人之奖金”。
　　这还不算，发还赎款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次不够二次，二次不够三次，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还嫌不够！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荣尔仁非常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荣德生只好安慰儿子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然而，事情到这里仍没有结束。各地官员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荣德生家乡无锡县县长致函荣德生，要荣德生捐款“救济流亡，使千万人得沾实惠”；江苏省政府主席要荣德生捐款建造无锡青年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要荣德生“将全部款项捐助公益……请于该款中抽提一部分，资助本会作为基金”……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钱“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也只好忍痛解囊。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旧中国，一个人想安安生生地办实业，是不可能的；就是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富豪，安全也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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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沃森父子

一提起电子计算机，人们就会联想到“IBM”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IBM，即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当今不仅在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公司。它从20年代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公司，到了70年代一跃而上升为美国最大的企业之一。1986年，IBM公司年销售额高达880亿美元，雄居世界100家最大公司的榜首。目前，该公司在全球拥有员工20多万人，业务遍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巨大成功是与其创始人和管理者的经营之道分不开的。创办人老托马斯·沃森出身贫寒，早年挨家串户推销缝纫机，屡遭挫折与磨难，但最终创下了大业。第二代小托马斯·沃森继承父业，看准时机，率先将企业投身于新兴的计算机行业，使IBM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沃森父子的发家史堪称一部成功的企业经营史。让我们来看看沃森父子是怎样艰苦创业，击败竞争对手而称雄世界的。
　　1874年，老托马斯·沃森生于美国纽约州北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来自英国的移民，靠伐木和种地谋生。17岁时，沃森便赶着马车替老板到农户家推销缝纫机、钢琴和风琴。他整天奔波在崎岖的乡间小路希?っ糯?Ф凳邸？?迹??岳习甯陡??啃瞧?2美元的工资还挺满意。后来，他从另一个推销员那里得知，他实际上被老板耍了，因为其他推销员通常拿的是佣金，而不是工资，如果按佣金计算，他每个星期应得65美元。这一晚，他辗转反侧，心中忿忿不平，老板真是欺人太甚。第二天，他辞去这份工作，乘上火车，到大城市布法罗，希望能找到按佣金付酬的推销员工作。
　　适逢经济萧条，城里工作也相当难找。2个月过去了，他才被一家公司录取为推销缝纫机的推销员。后来，他又推销股票，好不容易积攒一笔钱，开了一家肉铺。但好景不长，他的合伙人在一个早上把他的全部资金席卷一空溜走了。肉铺倒闭，沃森破产了，只好又干起推销的老本行。他在国民收银机公司当一名推销员。几经挫折的沃森，怎么也没想到，这正是他时来运转、走上成功之路的起点。
　　国民收银机公司的总裁约翰·亨利·帕特森是一个杰出的现代商业先驱，也是现代销售术的鼻祖。沃森在他手下干了18年，他的推销艺术和经营之道对沃森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帕特森的严格训练下，沃森如鱼得水，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潜能。仅3年，沃森就成了公司的明星推销员，其佣金破纪录地达到一星期1225美元。1899年，沃森被提升为分公司经理。到1910年，他已经成为公司中仅次于帕特森的第二号人物。但在那以后，厄运又一次向他袭来。
　　以独裁专横闻名的帕特森，总是解雇虽有功绩但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雇员。1913年夏天，帕特森听信一个副总裁的谗言，认为沃森拉帮结伙、扶植亲信，便决定要辞退他。沃森努力为自己申辩，但毫无结果，无奈于次年4月愤而辞职。他立誓报仇，走出公司办公大厦时转身对一个朋友说：“这里的全部大楼都是我协助筹建的。现在我要去另外创一个企业，一定要比帕特森的还要大！”
　　然而，重新创业又谈何容易。虽然帕特森给他一笔5万美元的分手费，但沃森失去了生活保障，丢了饭碗，年龄也快40岁了。他只好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去纽约闯荡。
　　2个月后，沃森遇上了IBM前身的奠基者弗林特。弗林特是华尔街最红火的金融家，号称“信托大王”。他对沃森的才干早有所闻，旋即聘任他为计算制表记录公司的经理。这家弗林特属下的公司，主要生产天平、磅秤、计时钟和制表机等，由于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边缘。沃森之所以对这家公司感兴趣，主要看中它的产品。他认为计时钟、制表机等都是办公自动化的工具，具有广阔的商业前景。
　　沃森掌管公司伊始，就借贷5万美元，作为开发研究新产品的经费。其结果，制表机得到极大改进，在市场上成了畅销货。沃森采用他从帕特森那儿学到的一套方法，在1915年夏末发起了大规模的推销运动。公司销售额从1914年的420万美元，增至1917年的830万美元，几乎翻了一番。
　　当时公司有1200名雇员，由于内部风气不良，员工之间不团结，许多老工作人员更是喜欢欺压新来者。针对这一弊端，沃森提出三条要求：第一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第二必须为用户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第三必须创造最优秀、最出色的成绩。他亲自撰写公司的口号和歌曲，创办了公司小报和学校。在公司墙上，标语到处可见：“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我学，等于零；我要学，才有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公司的名气是由公司里有什么样的人决定的”；“我们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我们着手工作时，有一件事情必须处理好——那就是人际关系”；“公司的英雄是销售代表，销售人员是大人物”。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励了全体员工团结向上的积极性。时至今日，沃森的三条要求依然在IBM公司始终不渝地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IBM的企业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制表机需求量激增。几乎每一家大保险公司和铁路公司都用上了计算制表记录公司生产的霍勒利斯制表机。不久，政府部门也采用了。沃森适时地推出新型的打印一制表组合机，更是受到广大客户的欢迎，定货单堆得老高，产品供不应求。1919年，公司的销售额高达1300万美元，利润也升至210万美元。1924年2月，身为公司总经理的沃森决定将公司更名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简称IBM。是年，沃森刚满50岁。
　　30年代初，IBM开始打入打字机行业，生产打字机、打孔卡片，以及打孔机、分类机、会计计算机等系列产品，并推出电动打字机、字母制表机等新产品。到30年代末，IBM公司的销售额增长到3950万美元，其利润达到910万美元，竟超过其它4家同类型大公司的总和，一跃而成为全美最大的商用机器公司。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沃森作为美国商会会长积极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后来，罗斯福曾先后要沃森担任他的商业部长和驻英国大使，但沃森都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不愿意离开由他一手创办的IBM。20多年来，他创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研究和生产组织以及一支闻名遐迩的销售队伍，它们不仅是商用机器制造业的楷模，也是当时全美工业甚至世界工业的楷模。IBM的事业如日中天，“IBM人”还需在他的带领下向新的高峰挺进呢！
　　在二次大战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IBM在打孔卡产品业务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当时的美军在战争中就开始靠IBM的打孔卡运作，因为现代战争规模巨大情况复杂，很多事情必须及时在战场上记录下来。部队中设有机动打孔队，他们把部队的薪饷制成图表，还用打孔卡记录轰炸的结果、伤亡人数、战俘人数、失踪人数和供应情况。每一个应征入伍的人都有一份打孔卡记录，从正式服役、分配、受训、参战直到退役，打孔卡一直伴随着他。一些IBM的机器在许多机密部门得到应用。美日中途岛海战前，IBM的仪器被用于破译日本人的密码，在海上搜寻德国人的U型潜艇。此外，IBM还被要求生产军需品，如战斗机的机关枪、陆军的卡宾枪、轰炸机上的瞄准器、防毒面具和其它30多种作战用品。靠军用品生意就能使IBM赚上数千万美元，但沃森对此不感兴趣，他不想公司被人指责为发战争横财。因此，他规定，IBM生产军需品的利润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尽管如此，二次大战同样使IBM受益无穷，使之真正跻身于大企业的行列。公司的销售额从1940年的4600万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1.4亿美元。
　　大战结束后，计算机市场初露端倪，一向注重研制新产品的沃森对此极为关注，但由于其发展前途难以预测，IBM对计算机只停留在试验和制造样机阶段。早在1944年，IBM就拨款50万美元，与哈佛大学的霍华德·艾肯博士合作，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自动顺序控制计算机，名为“马克1号”，每秒钟可以进行3次计算。1946年，IBM又推出第一台电子计算器，这种用卡片编制程序的大型计算器，计算速度比机械输卡速度快9倍。1948年，又推出一台部分电子部分电机的数字计算机，这台机器安装在IBM纽约总部，直接向参观者进行实际操作表演。到此为止，IBM开始涉足电子计算机领域，但还不能说IBM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工业技术方面的真正崛起。
　　当时，在电子工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首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穆尔电子工程学院。二战期间，美军军械部需要一台用于计算弹道曲线的电子计算机，以结束这项工作一贯由大量数学家经过冗长乏味的计算才能完成的历史。穆尔电子工程学院承担了这一项目，由埃克特和莫奇里博士负责完成。1946年，他们成功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命名为“埃尼亚克”，它重30吨，使用1.8万个真空管，占地面积165平方米，每秒钟能做300次乘法，其速度之快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却责怪埃克特和莫奇里不务正业，未把精力投放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他们两人不得不辞职出来，成立了第一家只经营计算机的公司，取名为电于控制公司。1949年，该公司制造了第一台把编程指令放在内存的二进制自动计算机BINAC。这一年，由于资金缺乏，该公司并入一个老牌的商用机器公司——雷明顿—兰德公司。从1950年起，他们开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这台机器于次年3月问世，重1.6万磅，有5000个真空管，可同时读、写和进行数据处理，它承担了全美人口普查中大部分的信息处理工作。1952年，雷明顿—兰德公司又兼并了工程研究联合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全美最多的计算机专业人员，并为海军研制了两三台通用型计算机。
这样一来，雷明顿—兰德公司在计算机领域已处于优越的战略地位，堪称计算机产业中的最初领袖。它在20世纪一项最重要又有最大利润的工艺技术上占了上风，在技术上比IBM至少领先5年。
　　面对如此强大的竞争对手，IBM是发展前景莫测的电子计算机，还是继续经营收益可观的打孔卡机？是依然故我，安于现状，还是奋起急迫，勇冒风险，搏击取胜？IBM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老沃森为首的一派认为，尽管计算机能够解决所有重要的科学计算问题，但是价格昂贵，几乎没有人肯出资买这样一台机器。当时，除了少数几所大学、军队和政府机构需要使用它外，一般人连计算机是什么都没听说过。而IBM生产的电动式打卡机和600型电子计算器却越来越好销，干吗要生产那种庞大、昂贵而只有少数几个客户需要的大型计算机呢？
　　但是，老沃森的儿子小托马斯·沃森却不以为然，他深信到一定时候，计算机将具有巨大的市场，不仅会广泛用于实验室、办公室、银行和天文台，也可以用于工厂。作为副总裁，小沃森不甘心在计算机领域屈居第二，积极主张开发新产品，赶超时代潮流。父子俩之间时常因此而争论不休。
　　小托马斯·沃森是长子，1914年生于俄亥俄州的代尔顿。从小，老沃森就常带他去参加IBM的活动。12岁时，小沃森在IBM的一次销售会议上发表颇具见解的讲话，显示出过人的才识。1937年，他毕业于布朗大学，然后就到IBM担任曼哈顿地区的推销员，不久即以出色的业绩崭露头角。二次大战期间，他参军服役，当了一名B24型轰炸机的驾驶员。战后他退伍时，已经是个中校了。他重返IBM，1946年6月当上了公司副总裁，时年32岁。
　　小沃森对电子工程的兴趣不是朝生夕逝的。在战争期间，他接触过许多电子装置。1946年3月，埃克特和莫里奇刚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小沃森就前往参观。计算机的高速而准确的运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一有机会，他就向父亲鼓吹研制电子计算机。
　　就在沃森父子俩在开发计算机项目上争执不下时，一件令IBM难堪的事发生了。美国人口普查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信息处理工作，以前都是靠IBM提供的霍勒利斯制表机来进行。而这一次全美人口大普查，美国人口调查局却采用了雷明顿—兰德公司的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它比IBM的电动式打卡机的统计速度快19倍。因此，人口调查局的负责人直率告知IBM，电动式打卡机已丧失其领先地位，并提出退货。这无异于给老沃森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也使他的头脑清醒起来。又恼又羞的他决心迎头赶上，把研制电子计算机的权力交给了小沃森。
　　小沃森首先广招电子计算机专门人才，直接从各大学请来30多位电器电子专家，建立一个科研小组，由著名数学家赫德负责。然后，他与专家们经过调查研究，确定将研制一种全用途科学计算机，因为那时世界上总共仅有6台电子计算机，但几乎都是一种类型的机器。而他们制造的这种全用途计算机则准备制造二三十台。为了减轻内部的一些反对意见，小沃森为这种计算机取了一个充满爱国情感的名字：国防计算机。通过到美国所有国防工业实验室宣传推销，他们很快获得了十几个客户的订单。思想已有所转变的老沃森也二话没说就批准了这项耗资达300万美元的计划。从1951年春天开始，小沃森便全力以赴地推进国防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1952年1月，年已78岁的老沃森决定退居二线，任董事长，38岁的小沃森正式接任IBM公司的总裁职务。这标志着IBM的商用机器将出现一次质的革命，将从主要生产制表机、打孔卡机、计算器和卡片的公司转而成为一家为研制电子计算机冲锋陷阵的公司。
　　小沃森上任后，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尽快研制出计算机，赶上雷明顿—兰德公司，并超越它。
　　当年年底，第一台国防计算机，或称IBM701，终于问世了。老沃森对儿子的杰作大加赞扬，并决定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这台IBM701被运到纽约，安装在总部大厦的底楼。150名顶尖的科学家和商界领袖参加了盛大的开机典礼。不久，小沃森又推出应用于会计系统的IBM702电子计算机、用于雷达防空网络的Q—7计算机。到1954年春天，IBM已经与雷明顿—兰德公司并驾齐驱。尽管在实际安装方面，雷明顿—兰德仍略占上风，领先十几台，但IBM拿到手的订单却比雷明顿—兰德多4倍，仅702型的订单就达50台。在这场竞争中，IBM初战告捷。
　　接着，小沃森又在拥有领先技术的基础上，加快产品的推陈出新，研制出体积小、用途广且价格适中的新产品来。1954年，IBM开发出650型小型电子计算机，每月的租金只有4000美元，使一般的学校、保险公司、银行都能用得起。就这样，很快在全美掀起了一股650型小型计算机热。此外，他们还推出IBM703、IBM704、IBM705等系列产品，以满足各方面客户的需要。到1956年，IBM已经遥遥领先，使雷明顿—兰德公司望尘莫及，重新占据商用机器业的霸主地位。
　　IBM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推销优势，推销员四处出击，到处宣传。小沃森成了著名杂志《时代》的封面人物。“电脑”成了一个十分时髦的字眼，而电视上看到的电脑却统统都是IBM制造的。
　　1956年6月，82岁高龄的老沃森因病逝世。这位为IBM奋斗了40余年的创业者，欣慰地看到IBM1955年的总收入已突破5亿美元大关，而且正以每年增长20％的速度剧增，比起他当年接手计算制表记录公司时年营业额不到420万美元来，已增长了100倍。
　　随着晶体管制造工艺逐步成熟，它为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电子管电子计算机过渡到第二代创造了条件。1958年4月IBM决定用晶体管代替电子管成批生产分立的晶体管计算机。不久即推出7070型、7090型等大型晶体管计算机和1401型、1620型等中小型晶体管计算机。1401型办公室用计算机以其价格低廉、效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很快成为销路最好的品种，在第二代计算机中处于领先地位。
　　集成电路的发明是电子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1964年4月7日，正值IBM公司创建50周年那一天，小沃森宣布IBM的360型系统电子计算机制造成功。它是第三代计算机的佼佼者，其研制开发经费高达5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20亿美元），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企业投资。360型的订单堆积如山，达到创记录的程度。到1966年底，IBM装配360型计算机8000台，公司年收入超过40亿美元，纯利高达10亿美元。这是小沃森一生中最大的成功。
　　1970年下半年，小沃森犯了心脏病，出院后工作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他年仅57岁，但为了事业，决定急流勇退，提前于1971年夏天退休。董事长由非沃森家族的利尔森接任。这一年，IBM公司的年营业额已达75亿美元，比起他刚接任公司总裁的1952年，公司利润又翻了十几倍。
　　如今，小沃森已年届八旬，但作为董事，仍对IBM有着重大影响。公司的董事长又换了几茬，而公司在计算机业的霸主地位却丝毫没有动摇。IBM始终以超前的技术、出色的管理和独树一帜的产品领导着全球信息工业的发展。从阿波罗宇宙飞船登上月球到哥伦比亚航天飞机飞上太空，无不凝聚着IBM无与伦比的智慧。IBM的事业就像宇宙飞船一样永远向着更高的目标不断奋进，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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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股市行家杰西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做股票买卖的风险最大，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但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穷光蛋，甚至负债累累。尽管风险很大，但时至今日，纽约、伦敦等地的证券市场交易大厅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就像是进赌场一样，赢家笑输家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这里说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杰西·利弗莫尔。他是20世纪20年代纽约华尔街活生生的传奇人物，是那个时代最花哨的百万富翁。
　　杰西有一头金黄头发，蓝眼睛，身材瘦削。他不修边幅，西装老是皱巴巴的，领带歪打着。这个英格兰人的后代嘴里总是叼着香烟，一天要抽掉10支哈瓦那雪茄。
　　杰西1877年出生于美国，14岁就已尝到买卖股票证券的滋味。当时他是每周只赚1美元的一个小职员，在一家波士顿的经纪店里往行情板上记录行情。他特别聪明，很快就能应用百分比来表示价格的起落。每天傍晚，他把这些收盘价和百分比抄到他的笔记本里的时候，他很快就能从中看出某些股票的价格变动趋向。若不是由于他快速的心算能力，他会一直在那儿干下去的?
　　那时，波士顿有许多用顾客资金做买空卖空交易的投机商号。这些店面的柜台简直像赌场，下注的赌客在这里对股票的价格变动打赌。这些顾客自以为能测出各种货币和各种股票指数的涨落。当你按每点多少钱下注，如果股票指数上涨，你就赢了；但是如果指数下跌10个点，你就赔掉下注数的10倍。
　　现代的“指数”赌博活动，赚取买进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价。于是人们像赛马和足球赛的赌博一样，两面下注。精明的人可以买进一种指数而卖出另一种指数，就像任何商品经营一样，盈利来自两种价格的差价。
　　杰西在数字方面的天赋，和他在“指数”赌博活动上的特殊本领，终于使得波士顿地区的每一家做买空卖空投机生意的商号都将他拒之门外。在这里，有人变骗局戏法，有人扮演哈姆雷特悲剧角色，而杰西就好像上帝赐给他做股票的天才一样。他有一只奇妙的鼻子，总能及时嗅出来人家的花招戏法。当某家公司的股票正处于高峰时，或是某家股票即将下跌之际，他就首先知道了。于是他成了一个熟练的空头投机商，由买空卖空大赚其钞票。
　　杰西干得很好，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在1906年，一夜之间他由于干得漂亮而大发，成了大富翁。那时，他和一个女友在大西洋城——那里的舞厅或许可以说是东海岸最时髦的聚会场所。杰西偶然走进一家经纪厅，到里面匆匆看了一眼。那时股票正在上涨，是一个确实无疑的看涨市场。其中有一家公司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它的股价高得很，而他认定那股票会下跌，就提出要卖出3000股。那股票却继续上涨，他在第二天又卖出2000股。
　　那天是4月18日，杰西统共做了5000股空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仍然居高不下。就在这一天，旧金山被一场地震毁掉了。铁路大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一落千丈，傍晚未过，杰西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后来不到一年，杰西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又做了一次空头。在这场股市危机过程中，他每天都赚好几万美元。
　　杰西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1908年，他在一场棉花囤积投机中，赔掉了100万美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在钢铁和汽油上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他正确地判断美国会从战争中捞取好处，促使工业繁荣起来。在那段时间里他做多头。在停战协定签订的时候，他又转做空头，因为他知道回国的士兵必然失业，那就必然搅乱过热的经济。
　　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早已对空头作出种种规定，可是在那时，杰西是个做空头的特大户，以致于只要仅仅谣传他卖空就会使某一种股票下跌。
　　到1925年时，据说杰西已拥有2500万美元以上的钱财。他自然也讲起了富豪的排场：一所在曼哈顿的漂亮的公寓，一节自用的铁路客车车厢，在欧洲有别墅，在纽约长岛北岸有一所周末住宅……他还拥有那个时代几乎闻所未闻的一架自用的专用飞机。
　　当然，如此发财而又扬名，杰西就成了众矢之的。报纸、电台不停地抨击他，称他为“娃娃投机家”，谴责他专做空头，逆着市场趋势大肆买空卖空。更糟的是他的这种做法总有所获，再加上他浮夸的生活方式，就招来许多嫉妒。在世界各地的别墅里他养了许多女人，这是罪名之一。他还恬不知耻地自吹，让普天下的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花花太岁，这是罪名之二。他还喜欢傍晚乘坐他的罗尔斯一罗伊斯高级轿车，在纽约的大街上兜风，搭载路边女郎上车取乐。他总用带波士顿腔说带鼻音的英语。他神经兮兮，能一口气背出一大段圣经，说他感谢一名神职人员早先对他的培养，紧接着仔细解释昨夜钓鱼的结果……
　　杰西这个人看上去放荡不羁，神经兮兮，但在生意场中却是谨慎从事的。
　　杰西的办事处在赫克谢尔大厦的第18层楼上。楼下的看门人领了他的钱，所以当杰西不想见的来访者来访的时候，看门人就说：“这里从来没有一个名叫杰西·利弗莫尔的人。”如果来访者是应约而来，看门人就会查看杰西预订的来访者名单。来客到达杰西的房间门口，又会有一名保镖来作安全检查。房间里头大约有60人在照看电话、电报以及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他们还有反映最新价格的大块的股市行情栏。这里是那个时代最精致复杂的指挥部，它向杰西提供股市动向的最新内部情况分析，还提供整个华尔街的情况和最新的消息。
　　在整个20年代里，杰西在股市大做空头赚钱。但是到了1929年，赫伯特·胡佛当上总统时，杰西感到，这个国家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股票市场出现他从没见过的状况，简直好到难以相信的程度。3月份的某一天，他做工业股票空头，然后转向铁路，当传言说他要在这里拼一拼的时候，他已转向石油公司股票。第二天股票大跌，他买进卖出股票，在这一场3个小时的出击中，他捞进了20万美元。
　　在1929年的整个夏季直到秋天，美国经济持续高涨。人们都把这个时候叫好时光。注入华尔街的资金越来越多。以前，资金主要是从欧洲流入，但眼下英国投资者在工党政府治理下，拼命维护自己，英国的钱流入美国股市的速度已不那么快了。尽管如此，钱仍从美国的各个角落涌向华尔街。股票市场成为全国性的消遣娱乐场所。进入股市的入场券不过一份报纸的价钱。由小赌客们组成的大军，从银行里提出他们的100美元、200美元或300美元的存款，投入股票市场。
　　但是杰西并没有像众人那样盲目乐观。他竭力要从这种经济大好形势中看出真情，于是努力搜阅金融报刊，并把自己的情报来源和报刊上的分析相互比较。杰西预测出美国的工业即将走入困境，美国的银行业也即将走入困境，若不经一番风雨折腾，美国经济就不可能繁荣发达起来。
　　杰西相信，美国的股票市场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大熊市，股市指数将会暴跌。
1929年9月来了首次信号。这时候杰西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英国人正为他们的货币担心。英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哈特雷金融诈骗案。消息传到美国，杰西对于英格兰银行为何不采取补救措施大惑不解。或许他们不救是因为无能为力吗？困惑不明的杰西要他的英国“间谍”探明情况。“间谍”们通知杰西，英国银行准备提高利率。杰西还得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打算把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杰西判断，银行利率一提高，许多人就把钱拿去存银行了，这么一来，股市的资金就会大大减少。而且，接着就会出现抛售股票的浪潮。抛的人多买的人少，看来股价必定下跌无疑。
　　与此同时，杰西了解到有个名叫巴布森的经济学家，3年来连续在全国的商业会议上作演说。他知道巴布森跟自己一样，是个股市空头投机家。实际上在过去2年里，巴布森就预言经济的黑暗时期要到来。1928年巴布森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如果民主党人史密斯当上总统的话，就会把人们带进经济萧条。然而那一年史密斯和民主党人并没有上台，上台的是胡佛和共和党人，于是巴布森的警告就被人们当成耳旁风了。精明的杰西通过各种剪报分析，发现巴布森的警告对他有利用价值。
　　杰西命令他的下属守好电话机。全国的报社都得到小道消息，说巴布森要作一场重要演讲了。一当报界引起警惕，而且所有的轮子都转动起来，杰西立刻走进股市，通过全国各地友好的经纪人着手卖出股票。利用巴布森在讲台上的讲演，杰西统共卖空股票30万美元。
　　巴布森对一大群记者说：“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生一场大崩溃，那会使得主要股票遭殃，并将道琼斯指数下降60至80点。”此后不到半小时，各报社记者都通过电话向编辑部发回消息：“经济学家预测股市将下降60至80点。”
　　杰西抢先一步继续不停地抛售卖空。
　　几乎所有的美国下午报纸都报道这个消息。几乎每一家美国电台都广播了这个消息。
　　直到收盘之前杰西都不停地卖空。这时候就有别的经济学家出来驳斥巴布森的观点。第二天上午，杰西突然把他的交易地位变换，买回了他所卖出的股票。杰西只因为判断准确，抢先了一步而处处占了主动。果然，几天之内股市又恢复原状，平安无事。杰西从中大大捞了一笔。
　　杰西赚了一大笔，又在策划另一场“大屠杀”了。
　　10月份来到了。10月24日，星期四，股市价格狂跌，头一场“爆炸”把股市炸得粉身碎骨。10月29日，股市依然狂跌不止，第二场“爆炸”把股市炸得寿终正寝。许许多多的股票持有者，眼睁睁看着手中的证券成了废纸，财富随着股市的惨跌化为乌有。
　　可是，杰西这个股市的投机家，和少数几个人一样，早已脱手了，他正幸灾乐祸地喝他的香槟酒呢。
　　杰西拥有的财富，足够他挥霍好几辈子了。但他像个赌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仍然不肯歇手，继续在股市上弄潮，乐此不疲。
　　不幸的是，杰西的好运已经过去了。
　　到1930年的时候，情况发生变化。不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管他的脑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杰西开始有些玩不转了。或许是因为家事的干扰？妻子因为他的不忠，正在闹离婚。或许像一些伟大的体育明星，他们的体育生涯中总有个巅峰，一旦他们走过了，下坡就非常的快了。究竟什么原因，谁知道呢。总之，杰西突然之间变成了进入冬眠状态的昏昏沉沉的大熊了。
　　到1931年底，他财产的半数不见了。
　　到1933年，剩下的另一半也不见了。
　　杰西在一些必胜无疑的生意上，输掉大约3000万美元。这些生意跟他以前曾经做过的差不多相同，可是现在，他做这些生意却不灵了。
　　这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卖空的规则作了许多修改。在这以前，那规则是“买方得多留神”，而这时已变成“卖方得多留神”了。杰西过去专做卖空生意，新规则对他有了诸多限制，对他来说更是困难重重。
　　到了1934年，杰西已成为一名醉鬼。人们看到他穿着邋遢的衣服，喝得醉醺醺的，疯疯癫癫地出现在股票交易大厅里。他变成了以前他自己的影子，在股市摔得头破血流。他成为他以前敌手们鹰嘴啄食的一块肉。这块肉终于被啄食光了。
　　杰西穷困潦倒，1934年3月4日，他不得不申请破产。经过清理，杰西欠下的债务达226万美元。而他剩下的钱，只有18.4美元。
　　杰西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他孑然一身，住进了到处透风的公寓。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没有了，豪华住宅和别墅、游泳池没有了，前呼后拥的仆人没有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为了苦度光阴，1940年杰西出版了《怎样做股市生意》一书。但是这本书出得太晚了。在他一帆风顺的年代，这本书肯定会卖得上百万美元。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喜欢输家。为出版这本书，他东奔西走，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出这本书实在是一场惨败。
　　杰西像个赌输了的赌徒，有时空手去股票交易大厅转转。交易大厅里照样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他看到了像他以前那样的大赢家，满面春风得意扬扬，也看到了一些输家满脸沮丧。有的以前被他玩惨了的炒股者，见到他会挖苦他一句：“喂，杰西，你今天又抛了几百万？”
　　1940年1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房东又来找杰西逼讨房租。他喝下仅剩的半瓶威士忌，从寓所溜了出来。他在大街上转悠着，望着大街上往来穿梭的豪华汽车，望着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街边伸手乞讨的乞丐，他长叹一口气说：“他妈的！这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它永远只属于富人。”
　　杰西走进一家大旅馆的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他留下的遗书写道：“我的一生是一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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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胡文虎创制万金油

1882年1月16日，胡文虎出生在缅甸的仰光。
　　他的父亲胡子钦，是中国福建省永定县金丰里中川村人，年轻时因为家境清贫，在1861年孤身漂洋过海，来到仰光，行医为生。由于南洋气候炎热，阳光强烈，当地居民容易中暑、头晕、疲倦，而胡子钦从国内带来的一种中药成药“玉树神散”，清凉解暑的效果相当好，所以很受欢迎。他逐渐积累起一点资金后，就在仰光一条偏僻的街道上买了房子，开设了一家永安堂药铺，行医卖药。胡子钦不但精于医术，而且为人忠厚，常做好事，当地人有了病都愿意到他这里来治疗，永安堂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兴旺。后来，他与潮州来的姑娘李金碧结婚，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
　　胡文虎的出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转眼之间，胡文虎已经10岁了。小文虎长得浓眉大眼，身体健壮，聪明伶俐；性格倔强。他对父亲药铺里的事情兴趣很大，见什么学什么，而且一学就会，可就是不安心读书，经常逃学。胡子钦为儿子伤透了脑筋，可他业务太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管孩子。为了不荒废儿子的学业，他同拮由塘亢螅?闳痪龆ò盐幕⑺突毓氏纾?盟?谧娓傅恼湛聪陆邮苤泄?拇?澄幕?逃??
　　在回国的轮船上，胡文虎听父亲说起故乡的贫困和家族的苦难历史，也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可是，当时中国私塾里教的，还是《四书》、《五经》等古文，枯燥难懂，胡文虎越读越没有劲，终于又犯了老毛病，一有机会就溜出学堂去玩耍。祖父没有办法，只好专门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他。
　　那一年，本来就贫困的永定县又遭受了特大灾荒，穷苦百姓只好卖儿卖女度荒年。少年胡文虎看着这种凄惨的情景，才真正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他十分同情灾民，有一次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跪在地上叫卖女儿，他也难过得泪流满面，忙掏出平时积下来的四个铜板给她们。还有一次，一个饿极了的乞丐偷吃人家的烧饼，被凶狠的老板打得死去活来，胡文虎急忙上前劝阻。老板说：“你不让我打他也行，那你得为他还我的烧饼钱！”胡文虎气愤地说：“等我长大了，回南洋发了财，一定来还你的烧饼钱！”谁知老板哈哈大笑，蔑视地说：“真是白日作梦！你也能发大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经过这些事情，胡文虎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他再不逃学，每天都认真读书。课余时间，他还找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来看，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发了财，一定要像宋江那样仗义疏财，帮助穷苦百姓，让他们都能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
　　4年以后，胡文虎回到了仰光，帮父亲料理药店的事务。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胡文虎对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为病人配方抓药，他都认真地在一边细看，暗暗琢磨其中的道理；空闲的时候，他就阅读医书，研究中药学和西药学的理论，常常到夜深还不休息。因为睡得太迟，他有时早晨起得晚些。父亲胡子钦也是个热爱事业的人，每天都是第一个早起进店工作，见儿子还睡着，很不满意。胡文虎懂得父亲的心意，父亲是希望他能更加勤奋，早日成才，所以学习和工作就格外刻苦。
　　1908年，胡子钦突然身患重病，从此卧床不起。在临终之前，他一再叮嘱胡文虎要和弟弟胡文豹同心协力，发展事业，而且一定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亲人……
　　父亲一死，家庭失去了顶梁柱，药店也失去了支撑。虽然胡文虎和弟弟辛辛苦苦操劳，但永安堂药店的生意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迫于生活，胡文虎只得肩挑药担走街串巷叫卖，但还是没有多少收入。眼看药铺已经到了面临破产倒闭的地步。胡文虎母子3人深深地陷入了绝望中。
　　但是胡文虎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他一心想为事业的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有一天走在路上，他看到一个装仁丹的药袋，忽然得到了启发：日本生产的仁丹治疗中暑的效果比较好，又便于携带，所以销售量一直很大，永安堂要想发展，就必须创制出像仁丹这样受欢迎的药品来。
　　他急忙回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可是母亲却没有点头。她的生活经验比儿子丰富得多，懂得创制一种新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同时，永安堂的经济状况，也经不起再一次失败了。胡文虎先争取到弟弟的支持，又耐心地向母亲说明：现在永安堂的生意已经没有出路，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只有下决心闯出一条新路来，才有可能让永安堂起死回生！弟兄俩终于说服了母亲。母亲取出父亲一辈子的微薄积蓄，含着眼泪交给了胡文虎，并且叮嘱他一定要珍惜这全家最后的一笔财产！
　　胡文虎接过这沉甸甸的钱，开始了他真正的创业历程。
　　他先到香港，为永安堂进了一批货，让药铺能维持一线生机；接着便回到祖国，调查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后来又到暹罗（今泰国）、日本等地了解药品经营的行情，学习药品制造技术。为了节省开支，他每顿都吃最便宜的食物，每夜都住最便宜的客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胡文虎不但掌握了一定的制药技术，而且注意到，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生活水平低下，暑热病流行情况严重；西药虽然便于携带，服用方便，价格却贵得多，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用得起的。
　　胡文虎就根据这种状况，决定了自己的选择方向——他要研制出一种对治疗暑热病有特效而又价格便宜、便于携带的中药！
　　1910年，胡文虎回到了仰光家中。在向母亲报告了自己的设想后，他和弟弟就动手大干起来。他们在过去“玉树神散”的基础上，增加了山苍子、薄荷、樟脑等中药原料，吸收祖国药品传统的膏、丹、丸、散的优点，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经过3个多月的呕心沥血，终于创制出一种新药。这种新药既可外用，又可内服，既能治感冒、头痛、鼻塞，又能治晕车、晕船，几乎可说是一种“万能”良药。由于多日的劳累，胡文虎自己也觉得头晕目眩、恶心欲吐，他想这正好可以试试新药的效果，就从药罐中挑出一些抹在额头上。片刻之后，他的病痛便烟消云散，浑身舒适。胡文虎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去告诉母亲和弟弟。饱经沧桑的母亲，竟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的母亲问儿子：“这种好药，该叫什么名字呢？”
　　胡文虎说：“我想过了，它有这么多的治疗功能，我们就叫它‘万金油’吧！你们看好不好？”
　　胡文豹赞成地说：“好！这个名字叫得响！”
　　母亲也说：“商标干脆就用你的名字：‘虎’牌万金油！”
　　胡文虎到当地政府办理过注册手续后，就开始批量生产“虎牌万金油”，并且把永安堂药铺改名为“永安堂虎豹行”。
　　然而，一种新事物，就是再好，一开始也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万金油的命运也是这样。胡文虎每天提着装满万金油的箱子，到同乡开的药店去推销。可是大家根本不相信万金油会有那样好的效果，都不肯买，胡文虎跑得腰酸腿痛，却常常是早晨一箱提出去，晚上提回来还是一箱！有的人碍于同乡的情面，勉强收下一些万金油代卖，却又不向病人介绍，结果还是卖不出去，到胡文虎去结账时，他们就让胡文虎把没卖掉的万金油拿走。
　　当时正是盛夏，许多穷人患了热病无钱治疗，只能买日本的仁丹服用。万金油的疗效决不比仁丹差，为什么人家只买仁丹而不买万金油呢？当真是中国货不如日本货？胡文虎猛然想到满街张贴的仁丹广告，顿时醒悟了：你不作宣传，人家怎么会知道万金油的好处呢？！他马上采取对策，一方面，让胡文豹拿出一些万金油，免费赠送给无钱买药的穷苦人；另一方面，他从十分紧张的资金中，抽出钱来，印制了一批介绍万金油功效的广告，亲自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去宣传。他先花钱雇了两个人帮他贴广告，可第二天上街，却一张也没见到。他找到那两个人问，那两个人推说是被人撕掉了。胡文虎无可奈何，只得自己上街去贴，直到后来遇到一个同乡阿愚，才算有了个帮手。
　　免费用万金油治好了病的穷人，都成了虎牌万金油的义务宣传员；再加上广告的作用，没过多久，万金油果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
　　永安堂虎豹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旺！
　　胡文虎没有满足。他的雄心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广。为了进一步发展永安堂的业务范围，1923年，他留弟弟胡文豹在仰光主持业务，自己到新加坡去筹建永安堂虎豹行的总行。同时，他又重金聘请专门人才，搜集古代药方进行研制改进，开发出了“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钡刃乱??
胡文虎接受了创业之初的教训，始终将广告宣传放在重要地位，每年花在广告宣传上的钱很多，而且挖空心思，设计引人注目的广告。万金油的小铁盒上，印的是一头形象生动的老虎；说明书上则印着胡文虎的肖像：西装革履，浓眉大眼，神态庄严，让人在使用万金油时，就会想起胡文虎和他的虎牌良药。每年春节，他都派人在街头路口悬挂大量灯笼，灯笼上一边画着老虎，一边写着“永安堂”，加深人们对永安堂和虎牌药的印象。20年代中期，他又到处张贴广告，重金征求日历画稿，应征的人非常多，画稿像雪片样飞来。其中有一幅画着一位貌若天仙的美女，用手攀着一只老虎的脖子，人虎相依微笑，栩栩如生。胡文虎一眼看见，就被这幅画的新奇构思吸引住了，赞不绝口，当即以重金买下这幅画，把它作为日历的封面。这年的日历印成后，胡文虎到处赠送，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夫人见了，也连声叫好，还说：“胡文虎真是个天才的商人！既然他的广告都离不开老虎，他为什么不定做一辆老虎式的轿车呢？”这话很快传到了胡文虎的耳中，他觉得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当真花巨款让汽车厂给他特制了一辆车头装饰成老虎头的轿车，把车灯做成老虎眼睛，还把汽车喇叭声做得像老虎的嗥叫。这辆车在街上行驶，知道的人就会想到胡文虎和他的虎牌药，不知道的人也会向别人打听这辆怪车的来历，回去后还会对别人说起这老虎车，无形中就为胡文虎做了广告。1935年10月，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胡文虎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代表队的总领队，率队到上海，特意把这辆老虎车也带到上海。当轿车驶进上海滩时，他让司机慢慢地开，不时闪动老虎眼睛似的车灯，摁动像老虎叫声的喇叭，引得上海人纷纷拥上来看稀奇，都知道了中国有一个“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晚上，在招待会上，胡文虎又一次大出风头，当场表示愿意拿出数百万的巨款，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所小学。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有关胡文虎的消息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1929年初，胡文虎就在新加坡建起一座制药总厂，有职员30多人，工人400多人，并购进了新式的机械设备，每月可生产万金油3万打、八卦丹1万打、头痛粉2万箱、清快水3000多打。
　　1932年，胡文虎把永安堂虎豹行总行迁到香港，在广州、汕头建立制药厂，又先后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昆明、重庆、汉口、梧州、澳门、台湾等地及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设立分行，在欧美一些人城市也设立了特约经理部。万金油、头痛粉、八卦丹、清快水等虎牌药品在国内和东南亚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必备的“灵丹妙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成了东南亚华侨中的大富豪。
　　资本雄厚的胡文虎，做广告的花样也越来越出奇。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口头禅：“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胡文虎就叫人在上海报纸上做了一则广告，标题就是《放屁放屁，真正是有此理》，内容是河南某地某人给永安堂的电报，说他肚子突然绞痛，什么药都吃了还是不好，后来服了永安堂的一块万金油，不一会，放出几个大屁，肚子就完全不痛了，特此表示感谢！人们读到这样的广告，在发笑之余，不觉也记住了万金油的功效。后来国民党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胡文虎又做了一个广告，醒目的标题是《提倡新生活运动，必须揩油》，新生活运动有提倡廉洁奉公的内容，这里怎么竟在提倡“揩油”呢？读下去才知道，广告是说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大家必须时时揩点万金油，提神醒脑，保持精神焕发，身体健康！
　　由于报纸不断提高广告收费，胡文虎觉得与其花钱在人家的报纸上做广告，还不如干脆自己办一张报纸。他说干就干，1929年1月在新加坡创办了一份《星洲日报》。随后，他陆续又办起了《星光日报》、《星岛日报》等近20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这在中国华侨界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星洲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1937年还被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评为12家优秀华文报纸之一。
　　1935年，别出心裁的胡文虎，又在新加坡岛西南岸巴西班让路旁，兴建了一座“虎豹别墅”，又叫“虎标万金油花园”，整个公园依山面海，风景优美，不但有假山石洞、亭台楼阁，还有“十八层地狱”、“西游记”等中国民间神话雕塑和“美洲一角”、“澳洲一角”等外国风光雕塑。全部工程用了2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资金，可是别墅建好后，胡文虎并不住在里面，而是把它作为旅游场所，供人游览、休息。有人说他这样做是太呆了，胡文虎也不解释。因为他知道，凡是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记住胡文虎和胡文豹这两个名字！所以，1936年，他又在香港买下一座小山，同样修建了一座供人旅游的“虎豹别墅”。
　　胡文虎牢牢记着父亲当年的遗言：“子孙万代都不能忘记故土家乡”。在成为大富豪之后，他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每年从永安堂提出25％的利润，兴办公益事业，特别是兴办学校教育。除了捐巨款兴建300多所小学外，他资助过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学院、海滨中学等几十所学校；并捐资兴建了南京中央医院、厦门中山医院等12座医院，创办了上海儿童收养所、福惠儿童院、广州儿童新村、广东老人院等慈善机构。他听说法国人在上海租界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气得接连几天不肯吃饭，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主意，就是在新加坡兴建一个游泳池，取名“华人池”，门口也竖上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只准华人入内游泳”！
　　抗日战争时期，胡文虎多次捐款，支援抗日。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胡文虎到处宣传“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我胡文虎爱国观念不敢后人，愿竭尽努力，以尽华侨天职！”为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错将军非常感动，曾亲笔为胡文虎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祖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七七事变”之后，胡文虎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不止一次慷慨捐款，成为海外华侨中捐款最多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出于义愤，纷纷抵制日本货，不买不用。但一直销路很广的日本仁丹，仍然占领着四川各地的市场。重庆永安堂分行的经理胡万里，专程前往香港，向胡文虎汇报这个情况，商量对策。胡文虎自从创业以来，就把日本仁丹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如今再加上民族仇恨，当即要胡万里不惜代价，把日本仁丹赶出四川！胡万里在胡文虎的支持下，组织起5个宣传大队，每队50人，深入四川城乡山区，一面宣传抗日，一面宣传自己的虎牌药，抵制日本仁丹。宣传队员个个身穿有老虎图案的服装，胸挂写有“永安堂抗日宣传队”的彩带，有的还化妆成老虎，每到一处，先表演宣传抗日的话剧和歌舞，结束时再发广告，念快板：“小日本，太凶狠，杀人放火不眨眼；中国人吃中国药，不吃日本小仁丹……”并且为病人治病，赠送虎牌药品。很快，在四川各地，虎牌药都取代了日本仁丹。永安堂的作法，引起了日本人的极端仇恨，1940年，日本广播电台公然扬言，要炸毁永安堂重庆分行。5月25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果然将永安堂重庆分行的三层楼房全部炸毁！胡文虎知道后，反而连声说：“值得！值得！只要把鬼子的仁丹压倒，再炸一个永安堂也值得！”表现出一个爱国实业家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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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化工先导范旭东

1883年10月24日，湖南省湘阴县一个私塾先生家中，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父亲为孩子取名源让，字明俊。这孩子后来改名为范锐，字旭东——也就是被人们称为“中国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
　　范旭东6岁那年，父亲就因贫病交加而去世了。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二人，寄居在长沙城里，生活更加艰难。母亲整天为别人浆洗衣服，做针线活，换取菲薄的报酬，一家人只能勉强糊口。幸亏得到姑母的帮助，他和哥哥范源濂才有机会读书识字。不知有多少夜晚，小旭东看着妈妈在昏黄的油灯下一针一线地为别人缝制衣服，只觉得妈妈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他心里好难受好难受！但是他毕竟太小了，还帮不了妈妈的忙，只有努力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望。
　　哥哥范源濂也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13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白天，他在长沙岳麓书院攻读，晚上回来，不但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而且要教弟弟识字念书。夜里兄弟俩同床而卧，到了寒冷的冬天，破屋漏风，被子单薄，哥哥便紧紧地把弟弟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弟埽?餐?竟???某ひ埂＜杩嗟哪チ叮?沟梅都倚值艽有【脱?闪思嵋阃缜俊⒉磺?荒拥男愿瘛?
　　19世纪末，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有志气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湖南的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面。长沙是湖南的省会，当时“变法维新”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形成风气。范源濂考上了维新派办的时务学堂，在倡导变法维新的学者梁启超的指导下学习文学和时政，寻求救国的真理。范旭东也经常接触到哥哥从学堂里带回来的讲义和笔记，以及宣传变法维新的《湘报》、《湘学报》等报刊，有时还跟着哥哥一起去听讲演，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
　　可是，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维新派人士纷纷被捕，范源濂也成了清政府的追捕对象，只好逃往日本避难。范旭东也不得不离开母亲，到长沙北乡去投奔哥哥的好友吴镜蓉，在吴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学画。两年以后，又一次革命风潮来临，范源濂得到消息，迫不及待地从日本回国，参加这一革命义举。可是，由于汉口的一个秘密组织被清政府破获，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革命党人。这年8月，范源濂只得再一次逃往日本，并且把弟弟也带往日本东京求学。
　　范旭东虽然还是第一次到东京，可是他没有心思去游览日本的风景名胜。他一头扎进清华学校，苦学日语，后来又考进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当时，梁启超有一个说法：“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这话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范旭东也认为，要拯救祖国，必须从教育和医学开始做起，用教育来启发人民的智慧，用医药来医治人民的疾苦。他亲眼看到日本的科学一天天兴盛，工业一天天发达，国家一天天强大，因此立下志向，要走工业兴邦、科学救国的道路。1908年，他从冈山学堂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深造。范旭东把全身心都投进化学知识的海洋中，在课堂上，他全神贯注地听讲；下课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在实验室里，他废寝忘食地做化学实验……他的身体本来比较弱，为了能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他加入了东京武术研究会，学习柔道、击剑、射击和骑马，通过这种锻炼达到健体强身的目的，保持旺盛的精力完成学业。同时，他还利用假期，到日本各地去参观考察，探索日本国家强盛的原因。哥哥回国以后，他便常常到戊戌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那里去请教，思想上也有很大的进步。
　　1910年，范旭东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因为他品学兼优，所以被帝国大学留校做研究工作。这一年，他与在东京留学的湖南同乡许馥结了婚。
　　第二年秋天，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范旭东在海外听到这个喜讯，顿时热血沸腾。他与妻子商议说：“我在帝国大学工作，虽然收入不错，生活安定，但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国内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也应该回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妻子许馥也是一个爱国者，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于是夫妇俩毅然离开日本，日夜兼程回到了祖国。
　　这时，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成立，梁启超被委任为财政总长，他听说范旭东回国，便很高兴地聘请范旭东到财政部工作，负责整顿货币。可是，不久范旭东就发现了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向上报告却无人来管。他不愿与这种人同流合污，便愤然辞职。正好他的哥哥范源濂担任了教育总长，哥哥知道他热爱化学，设法安排范旭东到财政部所属的盐务机关工作。
　　范旭东懂得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且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他首先考察了国内的盐务状况，看到外国的洁白晶莹的食盐遍布中国市场，而国产的食盐有害物质含量很高，有害于食用者的健康，无法与外国盐竞争。他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要利用祖国丰富的海洋资源，提炼出精美的食盐来。
　　他的想法得到了哥哥的支持。范源濂又为弟弟争取到一次到欧洲考察盐务的机会。范旭东用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欧洲各大工业强国，调查了奥地利的盐专卖法，研究了奥地利和英国的制盐方法和设备……然而，在领略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他也饱尝了受人轻视的屈辱。一次，范旭东来到号称“世界碱工”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傲慢的主人竟摆出一副嘲弄的姿态，把他引进了锅炉房，目中无人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参观锅炉房吧！”范旭东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对大海起誓，一定要兴办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在旅途上就钻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建厂计划，设计制盐方案，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
　　可是，范旭东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一心忙着自己上台做皇帝，根本不管国家的正事。范源濂已经辞职，财政部和盐务机关的首脑也换了人，范旭东的考察报告和办厂方案呈报上去就没了消息。失望之余，范旭东没有泄气，他更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决心自己来筹备资金办厂，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争气！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公职，放弃了生活上的优厚待遇，离开了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自己的路。
　　谈到化学工业，就离不开酸、碱、盐。针对中国盐的资源丰富、而制盐工艺又相对粗糙的特点，范旭东决定从研制精盐入手，首先改变中国食盐质量差的现状。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喂养牲畜；可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结果被西方国家讥笑，说中国人是“食土民族”！这样严酷的现实，让范旭东痛心疾首。1914年冬天，范旭东冒着凛冽的寒风，一个人来到天津塘沽。义和团运动期间，这里曾受到八国联军的洗劫，至今仍是一片凄凉。但同时，范旭东也看到，这里盐蛇遍地，无边无际，如冰似雪，一片晶莹。他不禁感慨地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不能树立发展祖国化学工业的雄心，那就大没有志气了！”他在附近荒凉的渔村中，开始了研制精盐的试验，日以继夜，废寝忘食，终于将粗黑的海盐变成了雪白的精盐，氯化钠的含量达到了90％以上。
　　1915年6月，范旭东集资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从此，范旭东便全心全意扑在了制盐事业上。从厂房设计、资金预算、设备选择直到机械安装，他事事到场。为了节省经费，他处处精打细算，凡是能在国内制造的机械部件，都交上海求新工厂制造，少量确需进口的设备，则亲自到日本去购买。厂里办起了食堂，范旭东也和职工们一样就餐，从不开“小灶”。当时，厂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简易房，范旭东的办公室只是一间不大的木屋，不但兼做他的会客室和实验室，而且也是他的卧室。他连桌椅都没有，就趴在床边搞设计，做演算，画图纸，经常直到深夜，有时就这样趴在床边就睡着了。朋友们都心痛地把他叫作“拼命三郎”！经过半年紧张的筹备，12月7日，久大公司的机器正式开始运转。隆隆的机声和着渤海湾的阵阵涛声，很快就生产出中国第一批洁白纯净的精盐。车间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范旭东的眼中也涌出了热泪。
　　久大公司生产的精盐，以五角形“海王星”为商标，由于价廉物美，一上市就受到中国广大消费者的欢迎。然而，外国盐商和中国盐霸却认为久大公司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狼狈为奸，处处同久大公司为难。他们一边“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禁止久大公司继续生产，一边散布谣言，说“久大精盐有毒”、“精盐没有海盐咸”等，破坏久大精盐的声誉和销售。英国驻华公使甚至妄图用军舰封锁天津港，阻止久大公司的运盐船出港。
　　范旭东不屈服，他以毒攻毒，通过老朋友杨度的介绍，把久大精盐送到了袁世凯的餐桌上，得到了袁世凯的好评，获得了长江一带5个口岸的销售权。北盐南下，市场大开。同时，他又争取到了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的投资，不但得到了官方的保护，而且扩大了生产规模，降低了成本，也就提高了产品的竞争能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按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得以收回德国和日本在中国山东掠夺的各项权利，其中就包括日本在青岛的永裕盐场和制盐设备。当时永裕盐场共有工厂19所，盐田6万亩，但中国必须支付300万银元的“赎金”。可是由于国库空虚，无力支付，日本人也就继续把持着盐场不放。范旭东抓住了这个机会，团结当地的盐商，共同筹集资金，全部收回了日本在青岛的盐场，并且要求日本每年购回青岛精盐150万担至350万担。这样，范旭东等人不仅为国家收回了主权，而且为自己打开了国际市场。从1924年到1935年，久大公司更加兴旺发达，产品除在国内南北畅销不衰，而且源源不断地运往南洋、朝鲜、日本等国外市场。
碱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碱市场却一直被英国卜内门公司所垄断。山东曾经有一位姓葛的有识之士，创办了鲁丰碱厂，要与洋碱争个高低，可是由于斗不过洋碱，很快就倒闭了。卜内门公司在中国的经理李德立曾公然扬言：“卜内门在中国有如铜墙铁壁，不怕任何人进攻！”
　　范旭东不信这个邪，他下决心要制造出国产碱。早在1917年，范旭东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筹划创办制碱厂了。他预料办碱厂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故意将厂名定为“永利”。1919年，近代中国最大的制碱厂——永利碱厂在天津塘沽破土动工。听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开办碱厂，李德立阴阳怪气地对范旭东说：“碱在贵国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您现在来办碱厂还是早了一些。依中国的条件来看，再过30年办也不算退！”范旭东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我只恨没有早办30年！事在人为，落后了就要奋起直追。现在来办，还不算晚！”
　　永利碱厂计划以海盐为原料制碱。可是，当时中国的盐税高达海盐的成本数十倍，而且盐税特权被英国人把持着。英国人为了继续垄断中国的碱市场，千方百计破坏永利碱厂的兴办，他们不但坚决反对范旭东所要求的海盐兔税，而且造谣说：“海水不能制碱。”范旭东四处奔走，在财政总长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终于争得了海盐免税的权利。
　　范旭东不但要制碱，而且要用当时世界上最新的“苏尔维法”制碱。这种方法虽然问世已经有50年，却一直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所垄断，严格保密。范旭东横下一条心，在自己家中，开始了以苏尔维法制碱的实验。他托人用重金从英国人手中买到一份关于苏尔维法制碱的简略资料，又从上海请来了大效机器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王小徐。两个人埋头苦干，根据苏尔维法制碱的工艺流程，设计制造出一座小型石灰窑，再投进海盐和石灰进行冶炼。经过大胆的摸索和反复的实验，终于获得了成功，首次造成了9000克的人工碱。
　　范旭东知道，兴办现代化的工厂，需要大批学有所长、志同道合的人才。他请在美国的华裔巨商李国钦帮忙物色化学人才。经李国钦的苦心游说，终于为永利碱厂聘请了3位技术大师：一位是先后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侯德榜，一位是获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颖川，一位是美国帛碱专家李佐华。这3位学者先后赶赴塘沽，为建造永利碱厂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8月13日，永利碱厂正式开工出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200多万银元，生产出来的竟是红黑相间的劣质碱。一时间股东们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冷嘲热讽，甚至合作者中也有人心灰意冷。英国卜内门公司伦敦总裁尼可逊得到消息后，幸灾乐祸，当即赶来中国，表示愿意与范旭东“合作”，以高于建厂资金一倍的代价接收永利碱厂。范旭东立刻识破了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是扼杀中国的制碱工业，所以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搞不成碱，宁可去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英国人碰了一鼻子灰，狼狈离去了。范旭东语重心长地鼓励同事们说：“要想让化学工业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就要咬紧牙关，一代人两代人地干下去，才有可能成功！”他还说：“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办法，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认为一切艰难的事，总有解决的办法；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多少会有成就！”
　　同事们无不被范旭东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所感动。担任总工程师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探究失败的原因，经过调整改进，反复摸索实验，排除种种障碍，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当年趁火打劫未成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这时又生出一条毒计，仗着财大气粗，企图用压价竞销的手段，挤垮立足未稳的永利碱厂。他们在中国市场上无故将碱价压低，一直下降到原价的40％，迫使永利碱厂只得跟着降低售价，大受损失。范旭东以牙还牙，利用他对日本碱市场的熟悉，巧妙地将价格大战引向日本市场，并且以比英商还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迫使英商在日本市场上也降价销售。但是，永利产品在日本的销售量只有英国产品销售量的1/10，结果英商的损失比永利碱厂的损失要大10倍！英国商人终于坚持不下去了，只得甘拜下风，主动与永利碱厂讲和，并签订条约，规定英商在中国销售纯碱的数量，不得超过总销售量的45％，而永利碱厂可达55％；同时，英商如果要调整在中国市场上的纯碱价格，必须征得永利碱厂的同意。
　　在国内外的一片赞扬声中，范旭东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以揭开制碱工业的神秘面纱。他说：“我们不要学苏尔维的保守，我们要表现中华民族的崇高气度！”1933年，侯德榜的《纯碱制造》一书出版，轰动了全世界。现在轮到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总裁到中国来参观了。他一再表示，对范旭东等人能创造出如此先进的碱厂感到惊奇，希望能详细参观永利碱厂。范旭东没有忘记当年在卜内门公司受到的屈辱，于是他又一次以牙还牙，幽默地领着“老朋友”参观了永利碱厂的锅炉房。
　　永利碱厂的成功，并没有使范旭东满足。他深知，酸和碱，是化学工业的两个“翅膀”，所以他决心为祖国创办一座制酸厂！朋友们也都赞成他的想法。从1934年春天开始，范旭东就开始着手筹办制酸厂。他筹集资金，并派出数十名技术骨干到国外学习有关技术。到1937年2月5日，一座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厂，在南京大厂镇顺利落成。中国人以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硫酸，揭开了中国化学工业崭新的一页！
　　然而，有了两个“翅膀”的中国化学工业，却没有能够起飞。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野蛮的侵华战争。范旭东历尽艰辛开创的中国化学工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国难当头，范旭东断然拒绝了日本军方提出的“合作”，也拒绝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保护”，并且不顾年迈，率领广大职工前往四川，致力于开辟西南化工基地，以支援抗战。终于，中国人民迎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范旭东立刻努力于复兴中国化学工业的工作。由于多年来积劳成疾，1945年的10月2日，范旭东病倒了。朋友们来探望时，他还感慨地说：“抗战是胜利了，但建设国家还是任重而道远啊！”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天以后，这位为中国化学工业献出毕生精力的伟大开拓者，就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他还谆谆叮嘱后人，要“齐心合力，努力前进！”
　　重庆各界人士为范旭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前往吊唁。毛泽东同志送的挽幛悬挂在范旭东遗像的对面。上面是他亲笔题写的“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八个大字。《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范先生的半生坎坷，象征了数十年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坎坷！中国如不能独立自主，中国政治如不能走上民主的道路，则民族工业是没有方法发展的……假如范先生的心血是灌溉在民主国家的土壤里，我们知道他们的果实一定比现在更加丰硕，更加美丽！”
　　1949年6月至7月，范旭东的灵柩辗转经南京、上海、天津，接受他创办的各厂职工和社会各界的哀悼。7月18日，范旭东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北京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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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时装女皇莎涅尔


巴黎是当今时装之都。斑斓多彩的巴黎时装驰名全球，领导着世界时装的新潮流。然而，在20世纪初期，巴黎服装界却呈现一番死气沉沉的景象。即便是巴黎社交界的贵妇，也总是穿着镶满花边与褶皱的衣服，里三层、外三层，一成不变地沿袭上个世纪传统，弥漫着繁琐、陈腐的旧贵族气息。这时，一位清丽、洒脱、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女性，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硬是在这迂腐透顶的服装界里闯出一片明丽的新天地。她以款式新颖、线条明快、格调清新的时装，为巴黎、为法国、也为全世界的妇女们创造了时髦、潇洒和美，一扫数千年来旧的穿着习惯，塑造出20世纪妇女的新形象，开创了现代服装的新潮流，建造了巴黎“时装帝国”。她就是20世纪最杰出的服装设计大师，被誉为“巴黎时装女皇”的卡布里埃·莎涅尔。
　　1883年8月19日，莎涅尔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小镇索米尔。父亲是个小批发商，母亲生下她不久，父亲就遗弃了母女俩。母亲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她拉扯到6岁。一场大病，又夺去了母亲的生命。莎涅尔成了一个孤儿，被送进了当地教会办的孤儿院。
　　莎涅尔在孤儿院呆到16岁，出落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她耐不住孤儿院与世隔绝的孤苦生活，在一天夜里，勇敢地翻出院墙，逃离了孤儿院，跑到离家乡较远的穆兰小镇上，开始了她的独立的、不平凡的生涯。
　　这是1899年的春天，冷清的穆兰镇上突然多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长得很美，具有高傲、清丽、洒脱的高贵气质，却无依无靠，谋生乏术。为了糊口，她开始在镇上当歌手，给镇上的居民、当地驻军官兵唱些民歌。后来，她经人介绍转到一家缝纫用品商店当售货员。
　　自小就能剪会裁的莎涅尔，在缝纫用品店里可谓如鱼得水，有了用武之地。手边都是供缝纫用的各种用品。工作之余，她常常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服装上搞出一些小革新，翻出一些新花样：在袖口镶上一道花边；把裙子上繁杂的褶皱减去几条；买一件男孩子的短上装，稍加修改，自己穿上后更显得活泼又机灵；为自己制作一顶扁平的圆形小帽，并大胆地去掉女帽上世代相袭的羽毛饰物。虽只是小小的改革，这位穷姑娘还是成了小镇上妇女们竞相效仿的时髦女郎。
　　这期间，莎涅尔经历了她的初恋。当地有个名叫艾蒂安·巴尔桑的富家子弟，他与莎涅尔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巴尔桑见到莎涅尔，总爱喊她的小名“可可”。巴尔桑对她说：“可可这名字特别适合你，能显示你活泼、随和的性格。”“可可·莎涅尔”从此就叫开了，以至她成名之后，知道她本名的人反而不多。
　　穆兰小镇似乎容纳不下莎涅尔横溢的才华，她迫切想出去见见大世面。于是，在20世纪初，巴尔桑把乡下孤女莎涅尔带到了世界大都市巴黎。巴尔桑再也没想到，此行的意义是多么的深远，是他把改变世界妇女穿着习惯的“时装女皇”送到了她的“皇宫”里，从而使巴黎变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之都”。
　　他们来到巴黎后，在康蓬大街31号公寓里租了个小房间住下来。此后，莎涅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她的事业也在这条大街上发展。莎涅尔在晚年时称康蓬大街是一条给她带来好运的街。
　　巴黎的一切都令这位来自小乡镇的姑娘感到眼花缘乱，激动不已。凭着爱美的天性，在这五光十色、拥挤繁华的大都市中，她发现了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那就是巴黎妇女们毫无时代感的着装穿戴。她经常流连在街头，仔细地打量、琢磨过往行人的衣着。渐渐地，她对巴黎妇女的服饰有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看法；如今已是20世纪了，为什么巴黎妇女还要死守上个世纪沿袭下来的服装不放呢？那打着褶皱、裹着厚厚衬里的长裙沉重拖拉，要靠手提着才能走路；那上装衬着厚厚的胸衬，紧紧地绑在身上，活像是一副古代士兵的坚甲，令人窒息；还有那顶挂满珠光宝气头饰的帽子，未免太繁琐俗气了……如此穿戴，怎么能体现妇女解放的时代精神呢？她决心当一名勇敢的拓荒者，以不受束缚的想象力和独具慧眼的创造力去创建一个时装王国。
　　可惜，巴尔桑对她的雄心壮志不甚理解，两人为此经常发生口角。巴尔桑的英国朋友亚瑟·卡佩尔从中做了不少调解工作，但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
　　在举目无亲的巴黎，她，一个弱女子，要开拓事业的确不容易。在这关键时刻，卡佩尔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生性随和、不拘小节、家境富裕的异邦人，非常支持莎涅尔开拓服装业。1912年，他出资帮助莎涅尔开了一家帽子店，而不是服装店。这可是莎涅尔的主意。她认为，万事开头难，开始宁可开一家规模小的帽子店，万一失败了，损失也不至于太惨重。
　　“莎涅尔帽子店”开张了。善于经营的莎涅尔以低价从豪华的拉菲特商店购买了一批过时、滞销的女帽，她把帽上俗气的饰物统统拆掉，然后适当加以点缀，改制成线条简洁明快的新式帽子。这种帽子透着新时代的气息，非常适应大众化的趋势。莎涅尔为顾客示范帽子的戴法时，也一反常态，总把帽子前沿低低地压到眼角上，显得很神气。这种新颖的帽子，大受巴黎妇女的欢迎，被称之为“莎涅尔帽”。而这种别致的戴法，竟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流行开来，成为时尚。
　　“莎涅尔帽”的流行，使她很快便还清了借款，并积累了相当的资金。小试锋芒，便旗开得胜，莎涅尔的信心大增，她不再满足于当制帽商，而大胆地涉足服装业。她把帽子店改为时装店，并且自行设计，自行缝纫，投入到服装改革之中。
　　经过一段潜心的观察和研究．莎涅尔已经发现巴黎妇女服装的问题所在：不仅在式样上陈旧繁琐，而且在用料上过于保守落后；仅凭高级华丽的料子，很难做出舒适合体的衣服来。
　　于是，她从布厂买来一批纯白针织布料，用这种价格低廉的布料做成最新样式的女式衬衫，其特点是：宽松舒适，线条简洁，没有翻上复下的领饰，没有一道道袖口花边，也没有什么缀物，领口开得较低，……为便于推销，她还给这种服装起了个挺别致的名字，叫作“穷女郎”。
　　这种简洁、宽松的衬衫，如今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候的巴黎，相对繁杂、缠裹盛行的老式服装而言，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穷女郎”一露面，立即得到巴黎妇女的认可，并很快争购一空。
　　一炮打响后，莎涅尔又接二连三推出一批与巴黎妇女传统服饰大异其趣的服装。
　　她将女裙的尺寸尽量缩短，从原先的拖地改成齐膝，从而诞生了有名的“莎涅尔露膝裙”。
　　她设计出脚摆较大的长裤，即当今的喇叭裤，成了喇叭裤的设计发明者。
　　在款式上，她推出一些格调清新的新式服装，有纯海军蓝的套装，线条简洁流畅的紧身连衣裙；有宽大的女套衫，短短的风雨衣；还有阔条法兰绒运动服，漂亮实用的简式礼服等等。
　　在色彩上，她不用艳丽的大红大绿，而是以优雅的黑色和明快的米色为基调。她认为，黑色玄妙，米色素雅，用这两种颜色面料加工成服装，最能体现女性美。当然，纯白和纯海军蓝，也是她爱用的色调。
　　她还设计制作了服装的配套物品。她发明了女式挎包，而原来的女包是手拿式的。她认为，劳动妇女两手都得干活，不能因拿包而占用一只手。于是，她把手拿式女包稍加改装，安上较长的包带，往肩上一挎就行了。她又创造了仿宝石钮扣，这种钮扣成本低，而色彩与光泽都比真宝石钮扣好看。此外，她还别具一格地制造了“大框架太阳镜”。“莎涅尔服装”配上这些配件，更是锦上添花，增加了不少魅力。
　　这些服装和配套物品，今天看来是十分寻常的。但在当时与那些叠床架屋般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繁复的穿戴习惯相比较，却无异于一场了不起的革命。莎涅尔终于用自己这种脱俗的设计风格，为巴黎时装界拓出一片明朗的新天地。
就在莎涅尔的事业刚刚起步之时，她在生活上却遇上了意外的打击。卡佩尔，她事业的支持人，也是她唯一深爱过的人，1919年圣诞节期间，在地中海海边公路上的一场车祸中丧生。闻此噩耗，莎涅尔悲痛万分，要不是这次事故，他们俩或许会结成终身伴侣。失去卡佩尔后，莎涅尔再也没有结婚，直到她死，人们还称她“小姐”。
　　但是，莎涅尔并没有因此而沉沦。她勇敢地扬起事业的风帆，独自一人去创建一个“时装帝国”。
　　从1919年起，“莎涅尔服装店”的规模逐年扩大。她在康蓬大街接连买下5幢房子，建成了巴黎城最有名的时装店。莎涅尔的服装风靡整个巴黎。大街上，“莎涅尔式”的女性随处可见。她们头戴“莎涅尔帽”，上着黑色或米色时装，下穿宽松长裤，一个个昂首挺胸，款款而行，既有女性的柔美，又带几分男子的潇洒。巴黎妇女的形象为之一新。这些“莎涅尔服装迷”们碰上面，纵然互不相识，也总爱相互打量一番，试图从对方身上发现有值得仿效的新奇之处。
　　莎涅尔服装走红后，市面上不久便出现了许许多多假冒品。巴黎妇女们都为自己能拥有一件莎涅尔服而引以自豪，但谁也不晓得自己穿的是不是正宗的莎涅尔服。
　　在一次社交晚会上，有17个妇女都穿着莎涅尔服，可实际上没有一件是出自莎涅尔服装店的真品。正当她们彼此议论身上的穿戴时，恰巧莎涅尔也出席了这次晚会，真正的莎涅尔服一到场，假冒的便露出了明显的破绽。
　　众女性面面相觑，十分尴尬，转而瞪大眼睛看着莎涅尔。莎涅尔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并不介意。她说：“我很高兴，我的作品被模仿。我的主张属于每一个人，让他们去模仿我好了。时装要是不能走向街头，哪还成什么时装呢？”
　　接着，她又风趣地说：“诸位也不必担心，我身上的这套衣服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莎涅尔服，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哩！”
　　这番话把在场的人都说得笑了起来。
　　“莎涅尔热”达到高潮，莎涅尔的事业也在扩大。
　　1922年，莎涅尔引进并按她所谓的幸运数字命名的“莎涅尔5号香水”，获得巨大的成功。这种与众不同的香水原本是一位化学家在里维埃拉发明的。莎涅尔慧眼独具，买下该香水的专利权。“5号香水”浓郁的芳香，令人陶醉，很快便走俏巴黎，畅销法国和欧美各国，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香水。后来，莎涅尔又亲自动手发明了“19号香水”。1924年，莎涅尔创建了莎涅尔香水公司。风靡全球的香水为莎涅尔的事业提供了雄厚的财政基础，使她成为世界上最显赫的富婆。她从一个只有6名店员的小老板，变成了一位拥有4家服装公司、几家香水厂、以及一家女装珠宝饰物店的大企业主了。
　　莎涅尔成名后，对巴黎的文化界和社交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建立了一座“模特儿之屋”，招募了许多来自巴黎中产阶级家庭的妙龄女郎，让这些女郎芽上她的最新款式的时装，在人群中展示“莎涅尔时装”的风采。这为现今的时装表演开创了先河。她还设立了一家文化沙龙，汇集了巴黎文化界的名人雅士。她对经常光顾沙龙的青年作家，按月发出津贴，鼓励他们创作。她甚至出资对俄罗斯的芭蕾舞进行革新。很长一段时间内，莎涅尔都是巴黎社交场合中最引人注目而又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莎涅尔这位乡下孤女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巴黎创建了她的“时装帝国”。人们赞誉她，纷纷向她询问成功的秘诀。她总是这样回答：“哪有什么成功秘诀呢？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我有了一点现代妇女的意识。我创造了时髦，是因为我懂得我们的时代。我不像从前的那些裁缝，躲在店铺后面埋头缝制，与社会生活隔绝。作为现代妇女，我喜欢外出，喜欢运动，喜爱过一种现代生活，因而我对时装设计有我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选择。此外还有一点，就是拼命地工作。”
　　事实确实如此。有了现代意识，她才能不断地创造出适合人们需要的新款时装；也只有拼命干，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女作家吉罗曾撰文描述过她的工作状况：在莎涅尔看来，懒惰和懈怠是不能容忍的罪恶。她自己充满了拼搏的精神，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有时累得手指发僵，面色发乌，也不愿停下来休息一会。同时，她对下属也是严厉的，从不留情面，要求他们也像她一样满负荷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除了“莎涅尔时装业”外，不应有其它任何考虑。就这一点而言，她几乎成了当代最独裁、然而也是最富有独创精神的企业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莎涅尔关闭了她的服装店，辞去香水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结束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年间，莎涅尔的好友以及昔日的恋人相继辞世，她没有老伴，没有儿女，生活十分孤寂。而在这一时期，世界服装业又有了一个人发展，时装设计新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孤傲而又自信的莎涅尔再也不能安于过隐居生活，她决定东山再起。
　　1953年她向舆论界宣布：她要举办个人时装设计作品展，并要重振莎涅尔服装店的雄风。整个舆论一片哗然：“什么，时装女皇已经71岁了，还要复出？”“七旬老妪再度投入服装业的激烈竞争，无异于走上拳击台，不死也得伤。”……莎涅尔毫不在乎别人的冷嘲热讽，坚定不移地重返时装界。
　　1954年2月5日，莎涅尔推出她第一个新品种：一种带两个大贴袋的原海军蓝花呢服装，配穿一件打褶平纹白布罩衫和一顶水兵帽。对此，时装评论家的反应是客气而又节制的，但妇女们却爱买它。同年10月，莎涅尔又推出第二种服装，却反应平淡。随后几个新品种，也都遭到巴黎人的冷眼。
　　然而，莎涅尔并不灰心，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大西洋彼岸，向美国人推销自己的新产品，结果大获成功。讲究适用的美国妇女，就像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疯狂地迷上了“莎涅尔服装”。在美国时装评论界一致喝彩声中，许许多多购买者不惜飘洋过海，成群结队地涌到巴黎，只是为了购得一件莎涅尔服装。好莱坞的女明星们，都以穿上莎涅尔服装为荣。就连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也因为买到一套真正的莎涅尔服装而向世人炫耀。纽约歌剧院甚至根据莎涅尔传奇的一生编了一出轻歌剧。后来，莎涅尔服装又在整个美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流行起来。
　　这一切，使莎涅尔在受到巴黎冷落之后重新感到温暖，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她激动地说：“我的心一度在巴黎死去，可在纽约的舞台上，我又复活了。”莎涅尔终于在她的晚年又赢来了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
　　卡布里埃·莎涅尔在世界时装业中独占鳌头达60年之久，成了名副其实的“时装女皇”。
　　1971年1月10日，莎涅尔在巴黎里茨饭店她的公寓里逝世，享年88岁。
　　日内瓦湖畔的洛桑，安葬着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女时装设计大师。她的墓前，常年安放着艳丽的鲜花。“巨星”陨落了，但她开创的辉煌事业却正在继续。时至今日，“莎涅尔时装设计中心”的设计师们每年都定期召开“时装发布会”，在巴黎时装展示中心推出最新的“莎涅尔时装”，其受欢迎的程度依旧不减当年，展现出“莎涅尔时装”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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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旅馆业大王希尔顿

只要提起“希尔顿”三个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那豪华舒适的大饭店。谁都知道康拉德·希尔顿是世界旅馆业大王，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里，都可以看到耸入云霄的希尔顿大饭店。他所创立的国际希尔顿旅馆有限公司，现在在全球已拥有200多家旅馆，资产总额达数十亿美元，每天接待数十万计的各国旅客，年利润达数亿美元，雄居全世界最大的旅馆的榜首。
　　然而，谁能想象希尔顿开始涉足于旅馆业，手头只有5000美元呢。那么，康拉德·希尔顿是怎样发迹的？他成功的诀窍是什么呢？
　　“你必须怀有梦想。”这位驰誉天下的“旅馆业大王”在晚年的自传中，揭开了他发家的奥秘：“我认为，完成大事业的先导是伟大的梦想。”“我所说的梦想和空想是截然不同的。空想是白日做梦，永远难以实现。也不是人们所说的神的启示。我所说的梦想是指人人可及，以热诚、精力、期望作为后盾，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思考。”
　　康拉德·希尔顿正是在一个个伟大梦想的激励下，白手起家，矢志不移，一步一步地登上事业尼鄯澹?钪沾戳⒘巳?蛐缘穆霉菀低豕??
　　希尔顿的父亲格斯·希尔顿，10岁时随全家从挪威移民到美国的衣阿华州。他长大后，在道奇堡市当一名职员。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将目标指向了拥有无限机遇的西部地区。于是他凭着自身巨大的勇气、主动热情的态度和开创新事业的精神，仅靠一点积蓄在偏远的西部跑起了买卖。希尔顿的母亲玛丽·希尔顿是一位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她说服了她那位出生于德国的富商父亲，在格斯闯荡西部3年后一离开了富裕的城市．跟随新婚的丈夫来到西部的边题小镇——新墨西哥州圣·安东尼奥镇。
　　1887年圣诞节那一天，在这个荒凉小镇的一座堆满杂货的土坯房里，玛丽·希尔顿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康德拉·希尔顿。
　　但是圣诞老人似乎并没有给希尔顿和他的家庭带来特别的好运气。父亲起早贪黑，整天东奔西跑，为养家糊口、积攒家业而疯狂地工作着。母亲担当起繁重的家务，为把8个子女抚养成人，白发过早地爬上了她的额头。少年希尔顿与其他姊妹在学校放假期间帮家里站柜台，或推着货物沿街兜售。就这样，在全家人辛勤劳作下，商店的生意日益兴隆。父亲还购了一家小煤矿。1904年，年仅17岁的希尔顿在父母支持下，开始独立经商。家中生活渐渐富裕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1907年，美国发生了经济恐慌，一夜之间，希尔顿一家陷入了困境，入不敷出，家中仅剩下一间堆满货物的五金商店。为了摆脱危机，他们把货物尽快处理掉，腾空房子开办了“家庭式旅馆”。父亲当总管，母亲做饭菜，而希尔顿和弟弟卡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揽客的任务。希尔顿这种经历为他日后经营旅馆业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希尔顿一家惨淡经营的这家小旅馆总是摇摇欲坠，时时面临破产的威胁。对于年轻气盛的希尔顿来说，开旅馆并非他当时的理想。他的第一个伟大梦想是开一家银行，当一名风度翩翩的银行家，坐在银行大厦经理办公室的转椅上，处理着大笔大笔的金融业务。
　　他充满自信地告诉父母，他要做一名银行家，要在里奥格兰河流域建三四家银行。首先从故乡开始，第一家银行就命名为新墨西哥州圣·安东尼奥银行。1913年9月，他把这项计划付诸实施。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筹集到自组银行所需的3万美元资金。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第一次股东会议上，希尔顿遭到排挤，一个敌视他的70多岁的老头子被推为董事长。在父亲的帮助下，希尔顿终于在一年后反败为胜，重选了一位董事长，希尔顿自己也当上了副董事长。这家圣·安东尼奥银行，在希尔顿的经营下，银行业务取得很大进展，2年后银行资金已达13.5万美元。
　　1917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希尔顿应征入伍。这场战争中断了他做银行家的梦，改变了他的未来。1919年，父亲遇车祸身亡，希尔顿退伍回家。
　　希尔顿干起了父亲留下的小本买卖。当银行家的梦想重又在他心中泛起，但他已没有了银行，手头只剩下5000美元的积蓄，梦想怎么成真呢？
　　“我如何重整旗鼓？”希尔顿向母亲请教。
　　这是一位坚强而有远见的母亲，她严肃而又坚定地对儿子说：“康尼！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世界。与你父亲一起创业的老友曾经说过：‘要放大船，必须先找到水深的地方。’”
　　于是，希尔顿带着他的梦想，只身闯进了因发现石油而兴盛的得克萨斯州，那里云集着大批来发石油财的冒险家们。
　　得州似乎遍地都是黄金。钻油的工人穿着皮靴，套着金光闪闪的裤子，好像不久的将来，他们都将是百万富翁了。希尔顿迫不及待地连续跑了两个城镇，问了十几家银行，回答都是不卖。他碰了一鼻子灰，却并未因此气馁。他又来到第三个城镇——锡斯科。
　　锡斯科这片热情的土地拥抱了希尔顿。他刚下火车，走进当地第一家银行，一问，就被告知它正待出售。卖主不住这儿，要价是7.5万美元。希尔顿一阵狂喜：价格公道！他立即给卖主发了份电报，愿按其要价买进这家银行。
　　然而，过不多久，卖主的回电却出尔反尔，将售价涨至8万美元，而且不讨价还价。希尔顿气得火冒三丈，当即决定彻底放弃当银行家的念头。他后来回忆道：“就这样，那封回电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碰壁之后，希尔顿余怒未消地来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名为“莫布利”的旅馆准备投宿。谁知旅馆门厅里的人群就像沙丁鱼似的争着往柜台挤，他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服务员却把登记簿“啪”地一合，高声喊道：“客满了！”
　　接着，一个板着脸的先生开始清理客厅，驱赶人群。他毫不客气地对希尔顿说：“请离开客厅，8小时后再来碰运气，看有没有腾空的床位，因为我们这里每天24小时做三轮生意的。”希尔顿憋了一肚子气，忽然灵机一动地问：“你是这家旅馆的主人吗？”对方却诉起苦来：“是的。我就是陷在这里不能自拔了。我赚不到什么钱，不如抽资金到油田去赚更多的钱。”“你的意思是，”希尔顿压抑住自己的兴奋，故意慢条斯理地问，“这家旅馆准备出售？”“任何人出5万美元，今晚就可以拥有这儿的一切，包括我的床。”旅店老板下定了卖店的决心。
　　3个小时后，希尔顿在仔细查阅了莫布利旅馆账簿的基础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卖主最后同意以4万美元出售。希尔顿立即四处筹借现金，终于在一星期期限截止前几分钟将钱全部送到。莫布利旅馆易了主，希尔顿干起了旅馆业。他随即给母亲打电报报喜：“新世界已经找到，锡斯科可谓水深港阔，第一艘大船已在此下水。”
　　当天晚上，莫布利旅馆全部客满，连希尔顿的床也让给客人住下了。他只好睡在办公室里。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得克萨斯州镶嵌着一连串的希尔顿饭店。当然，要使美梦成真，还得一番努力。但这位未来的“旅馆大王”，毕竟已成功地写下了他的发迹史的第一页。
　　希尔顿虽然曾在“家庭式旅馆”中做过招揽顾客的小职员，但真正悟出经营旅馆业务的一些原则，并逐步迷上这一行业，却是在他当上莫布利旅馆的老板之后。
　　莫布利是个小旅馆，往往是客人过多而无法安排。希尔顿经过不断思考和摸索，对它进行了有效地改造，把餐厅隔成一个个小房间，增加了20多个床位；又把大厅的一角辟为一个小杂货铺。这种修改给旅馆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希尔顿由此悟出了经营旅馆业的第一个原则，即“装箱技巧”，把有限的空间巧妙地加以利用，使旅馆的土地面积和空间产生最大的效益。他后来又称之为“探索黄金”原则，意思是要使旅馆的每一尺地方都产生出“金子”来。
　　接着，希尔顿又引进了军队中的团队精神，即荣誉感加上奖励，把旅馆的经营好坏和每一名员工联系起来，并直接和经济效益挂钩，从而大大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团队精神成为希尔顿经营旅馆业的第二个准则。
　　随着莫布利旅馆的经营成功，希尔顿又与人合伙买下了华斯堡的梅尔巴旅馆、达拉斯的华尔道夫旅馆。希尔顿的旅馆业开始蒸蒸日上。
　　在又购买了几家二手货的旅馆之后，希尔顿产生了厌倦感，他内心萌发出一个更伟大的梦想，要建造自己的新旅馆。他对母亲说：“我要大刀阔斧地干一场。第一件事，我要集资100万美元，盖一座名为希尔顿的新旅馆。”
此时，希尔顿手头只有10万美元，单独盖一座投资100万美元的新旅馆谈何容易？！但他决心冒这个风险，其气魄不亚于绕好望角、上圣母峰。他看中了达拉斯市中心的一块地，经过谈判以每年租金3.1万美元、租期99年，租下这块地产；接着又以这块地产作抵押筹集贷款。多位好友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1925年8月4日，“达拉斯希尔顿大饭店”终于落成，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不久，希尔顿和玛莉在圣三一教堂，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
　　随着家庭生活的美满和事业的新进展，希尔顿又开始了新的冒险。1926年的一天，玛莉见他看报时在发愣，便问他怎么回事。希尔顿指着报纸上一大堆地名说：“我要在这些地方都建起旅馆，一年开一家。”果然，到了1928年圣诞节，即希尔顿41岁生日这一天，纸上的这些梦想都一一实现了，并且速度大大超过了一年一家旅馆的计划。除达拉斯外，在阿比林、韦科、马林、普莱恩维尤、圣安吉诺和拉伯克都相继建起了希尔顿饭店。
　　希尔顿的梦越做越大。他成立了希尔顿饭店公司，把所有的连锁店统一起来。他决心向更广阔的世界去扩展。作为这项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在西部大城市埃尔帕索建造一座希尔顿大饭店。1929年秋天的一天，他宣布在该城中心“拓荒者广场”开始建造一家耗资175万美元的大饭店。
　　雄心勃勃的希尔顿怎么也没想到，他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19天后，纽约股票市场全面崩溃。全美国顿时陷入大萧条的困境之中。不景气很快使美国东部经济陷入瘫痪状态，逼得一些人纷纷跳楼自杀。经济大恐慌像瘟疫一般向南部袭来，正处于事业巅峰的希尔顿感到自己正坠向深渊。
　　尽管如此，埃尔帕索的希尔顿大饭店还是在1930年11月5日建立起来。这在当时是多么艰难的事呀！大饭店揭幕那天，来自整个得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观众比旅馆一年的宾客居住人数还多。当人们看到华丽的套房、直达云霄的19层大厦和300多间以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以及拓荒者的传统风格布置起来的房问时，无不惊讶，叹为观止。
　　然而盛大的开幕典礼一过，接踵而来的是无情的打击。萧条时期，人们极少出游，商店的货物也无人问津，失业人数日益增多。美国大部分旅馆都破产倒闭了。希尔顿尽管长袖善舞，使他的8家旅馆保全了5家，却也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他鼓励员工发扬集体合作精神，共渡难关。每一个人都在竭力节省每一项开支，如停止房间电话的使用，每台可省下15美分；关闭一些房间以免浪费电力和暖气。
　　尽管这样，收益仍在下降、而地租、贷款利息和各种捐税又样样不能少。在这艰难日子里，希尔顿常常用冷毛巾敷头，以减轻头疼的折磨。
　　一天下午，希尔顿正坐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发愁，忽然抬头看到母亲站在面前。他有点沮丧地对母亲说：“只怕我选错了职业，也许我去学造摇篮或棺材都比这个强！”母亲却以她的家庭所特有的气质——一种不屈不挠的拓荒精神，缓缓而坚定地说：“现在有人跳楼，有人沉沦下去，也有人向上帝祷告。康尼，你千万别泄气，一切都会过去的。”从此，信心和希望又充满了希尔顿的胸膛。当律师私下与他商量，要他宣告破产时，他坚决拒绝了。
　　他又开始四处奔波，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能借的钱都借了，运气仍然不佳。1931年成为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一个年份。后来他曾这样描述：“也许高山摇摇欲坠，但我依然满怀希望润为这是美国，我不愿放弃自己的梦想。”希尔顿迫不得已，只得拿几家希尔顿饭店作为抵押，以充债款。至此，希尔顿几乎空无一物，家人和同僚们的安身之处也操在他人手中。
　　1932年底，美国的经济仍没有起色，希尔顿重新回到起点，一筹莫展。不过在他心中，又有一个努力的方向，他认为虽只是一线希望，却值得一试。他回到埃尔帕索的希尔顿大饭店，准备以此为新的起点。之后，几个月的生活就像一场梦魇。他跑遍得州，希望筹到30万美元以使家业起死回生。
　　就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刻，奇迹发生了。7位仍然对希尔顿充满信心的亲友各自掏出了5000美元，其中6位是亲自把支票送来给他的。有一张支票上签的名字是“玛莉·希尔顿”，那是他的母亲！为了助儿子一臂之力，这位伟大的母亲倾其所有。要知道，在1933年的秋天的美国，5000美元绝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样在第二天，他把筹到的款送到债主的手里，一度落入他人名下的埃尔帕索希尔顿大饭店重又物归原主了。
　　之后，希尔顿借到5.5万美元。他孤注一掷，投资石油。他清楚，如果成功，数字将翻番；如果失败，将再次一无所有。希尔顿把仅剩的8角8分钱装进口袋，在借据上签了字。上帝没有辜负他，在往后的3年中，正是这个油矿为他付清了所有的欠款。
　　希尔顿艰苦奋战，终于绝处逢生，闯出了一条路来。他最终打了一场胜仗。
　　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给垂危之中的美国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当“全国复兴法案”颁布之后，希尔顿开始感到脚跟已经站稳，可以再跨前一步，去继续尝试实现自己的美梦了。
　　1936年，希尔顿拥有的旅馆又恢复到了8家。1937年夏天，希尔顿来到旧金山，看上了一家名为“德雷克爵士”的旅馆。这家旅馆高22层，有450个房间，还有一个价值30万美元的豪华夜总会。老板正急于将这家旅馆出手。希尔顿不失时机地筹集资金，在1938年1月将“德雷克爵士”饭店买了下来。1939年，他又买下了长堤的“布雷克尔斯饭店”。这几次成功的收购，并没有使希尔顿满足，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梦想。
　　希尔顿想要得到世界上最大的饭店——芝加哥的史蒂文斯大饭店。他特地在1939年年底亲自去调查了一下这家饭店。它拥有3000个带卫生间的客房，宴会厅一次可接待8000位来宾，饭店里还有小医院，可作急救手术。尽管当时它的拥有者毫无售出的意向，但希尔顿一直暗中关注着它的动向。1945年，机会来了，希尔顿与史蒂文斯饭店老板经过3次讨价还价，终于以150万美元买下了这家饭店。不久，他又以1940万美元的巨款买下芝加哥另一家最豪华的饭店——帕尔默饭店。
　　永不满足的希尔顿又把自己的目标瞄准了纽约，瞄准了被誉为“世界旅馆皇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这家饭店位于纽约巴克塔尼大街，共有43层，2000多个房间，曾接待过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王、王子、皇后、政府首脑和百万富豪，堪称世界上最豪华、最著名的饭店。早在1931年，希尔顿第一次在报刊上看到这座刚落成的大饭店的照片时，就为之倾倒。他把这张照片剪下来，在它下面写上“饭店中的佼佼者”这几个字。当时他正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但始终将这张照片揣在皮包里或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之物，他发誓一定要弄到手。经过前后18年的努力，希尔顿终于如愿以偿。在1949年10月12日那天，这家饭店终于属于他所有了。庆祝晚宴后，希尔顿站在华尔道夫饭店的天井里，仰望耸入云霄的大厦，沉浸于忘我的境地。抚今忆昔，他彻夜未眠，不知不觉地站到了天明。难怪希尔顿后来提起这件事，总是感慨地说：“收买‘华尔道夫’，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1954年10月，希尔顿再接再厉，用1.1亿美元的巨资买下了有“世界旅馆皇帝”美称的“斯塔特拉旅馆系列”，这是一个拥有10家一流饭店的连锁旅馆。希尔顿成功地做成这笔交易，是旅馆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兼并，也是当时世界上耗资最大的一宗不动产买卖。
　　希尔顿实现了他独霸旅馆业的美梦，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国旅馆业大王。这时，他的目光已超出了美国，而放眼世界旅馆事业，成立了国际希尔顿旅馆有限公司，将他的旅馆王国扩展到世界各地。在伊斯坦布尔、马德里、波多黎各、哈瓦那、柏林、蒙特利尔、开罗、伦敦、东京、罗马、雅典、曼谷、香港……一座座希尔顿饭店巍然耸立。“希尔顿”已遍布全球，除南极之外，几乎各地都有。希尔顿的事业跃上了新的巅峰，成了世界旅馆之王。
　　希尔顿到了晚年，仍然马不停蹄地为实现他的梦想而奔忙着。1979年，这位92岁的旅馆大王病逝于美国加州圣摩尼卡。他所创建的“希尔顿旅馆帝国”，则由他的次子巴伦·希尔顿继承和进一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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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纺织巨子刘国钧


1887年春天，刘国钧出生在江苏靖江县祠堂镇的一个读书人家。他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一直考不上举人，只好在家乡当私塾先生，教书糊口，家中经常是顾得上吃顾不上穿。刘国钧7岁那年，正当青黄不接的春天，家中又揭不开锅了。父亲再也承受不住贫困的沉重压力，精神崩溃，成了疯子，连书也教不成了。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到了母亲肩上。母亲是个好强的女人，她要小国钧照顾好父亲，就到外面给人家当佣人去了。
　　父亲的精神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也知道煮点东西吃。一旦发作起来，小国钧便吓得只好逃到街上去。7岁的小国钧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也学着邻居的样子，用一条白布带扎在短褂上，贩点水果、酒酿在街头叫卖，挣一点钱帮助母亲。母亲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在邻居的资助下，把小国钧送进了私塾。可是一年没读完，小国钧就因为饥饿不得不丢开了书本。
　　1900年，14岁的小国钧被送到县城一家酿酒的糟坊去当学徒，他实在忍受不了那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终于逃回家中。按照当时的规矩，学徒3年，是不允许半途中断的。糟坊主人追到他家中要人，吓得他躲在舅母家不敢出门。还是邻居赵大叔同情他的处境，推荐他到常州奔牛镇上的刘吉升京货店当学徒，并且借10块银元给他做路费，刘国钧才得以开始新的生活。
　　奔牛镇地处沪宁铁路线上，南临太湖，北靠长江，中贯运河，交通便利，商业也就相当发达。刘国钧一心想好好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将来能多挣点钱养活父母，可是这家京货店因为经营不善，第二年就倒闭了。幸亏老板没有忘记勤劳能干的刘国钧，特意将他介绍到元泰京货店去当学徒。刘国钧起早贪黑地为老板干活，也学到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转眼间3年过去了，刘国钧学徒满师，老板正式录用他做店员。刘国钧能凭自己的双手挣钱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攒起10块银元，买了一份礼物，回到家乡去感谢赵大叔的恩情。然后，他便将在外乡做佣人的母亲接回家，对父亲说：“现在我能够挣钱养家了。”邻居们都羡慕地夸奖他：“国钧真是个孝子啊！”
　　刘国钧20岁那年，和同乡鞠秀成了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刘国钧的志气也更大了，他决心自己开一家京货店。经过这几年的磨炼，他已经逐渐掌握了京货店的经营诀窍，与常州等地的批发商也有了较深的交往；他善于观察和揣摩顾客的心理，进的货总能很快销出去……这都证明他完全有独立开店的能力。但是，开店得有一大笔本钱才行，从哪里去找这样一大笔钱呢？
　　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攒这笔钱。
　　当时还是清朝，男人也流着一根长辫子。刘国钧注意到，江南人总喜欢用五彩的辩须扎辫子，他灵机一动，便买了丝线回家，让母亲和妻子编织成扎辫子的须带，由他带到奔牛镇去卖。这项生意本小利大，一年下来，刘国钧净赚200银元。与此同时，他替元泰京货店到常州等地进货，批发商们为了拉生意，私下答应按进货金额付给刘国钧一定比例的回扣，一年下来也有200银元。他与朋友们在一起搭了个银会，他中奖又得了200银元。刘国钧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硬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了600银元。
　　1909年，雄心勃勃的刘国钧与一姓华的同乡合伙开了一家和丰京货店。他看准了当时染色布的利润大，就设了一个土染坊，从外地买进白坯布，自己加工染成青布和黑布出售。由于品种多、花色全，生意越做越大。在全镇7家京货店中，和丰京货店后来居上，成了最大的一家。可是那个华老板，却迷上了鸦片和赌博，为了还赌债，他硬要把自己那份股金让给刘国钧。这样一来，两个老板成了一个老板，生意做得更加顺手。刘国钧于脆把父母和妻子都接到奔牛镇，生活上方便了，生意上也多了帮手。
　　转眼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上海、南京一带炮火连天，常州局势也很不稳定。奔牛镇上人心惶惶，许多店铺关起门不敢再做生意。刘国钧的父母也提心吊胆，问儿子要不要停业。刘国钧仔细盘算着：几年来好不容易挣起的这一点家业，万一毁于炮火，当然很可惜；但眼前的情况，战争毕竟还没有打到奔牛镇，这时候谁敢冒风险，谁就可能赚大钱！
　　他决心冒一回险。他和家里人将500块银元埋在地下作为后路，然后照常开店营业。一时间全镇的生意，都集中到了“和丰”一家店里。到了冬天，常州的批发商害怕战乱，也将部分存货寄存到刘国钧的店里。同样因为怕打仗，不少农民纷纷把子女的婚嫁日期提前了，可是到处买不到做嫁妆的衣料，最后都找到刘国钧的店里来。“和丰”的布匹销售一空，刘国钧又去劝说常州的批发商，要他们将存货折价卖给“和丰”。批发商要现钱，买布的农民只有稻子，刘国钧只得以“和丰”店作抵押，先把货弄到手，待卖掉稻子再还钱。当时秋收刚过，粮贱银贵，一担稻子只能卖到一两半银子；可到了第二年春天，粮价涨到每担三两银子！刘国钧顺利地卖掉了稻子，还掉了货款，还从中赚到了巨大的差价。到年底一算，“和丰”店的净利高达5000银元！刘国钧又买下了一家倒闭的京货店，改名为同李京货店。到1914年，赤手空拳进奔牛镇的刘国钧，已经拥有两家京货店，成了一方闻名的富户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帝国主义顾不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江浙一带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中心。原本就从事布匹印染的刘国钧，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毅然弃商从工，请结义兄弟蒋盘发邀集常州工商界人士，集资9万银元，组成大纶纺织公司，由蒋盘发担任经理，刘国钧任协理。办事稳重的刘国钧，虽然手中有资本3万银元，但只投资了1万，留下了万一失败的退路。
　　1916年，大纶纺织厂开工投产了。新办的工厂，技术力量薄弱，碰到难题就无法解决。刘国钧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设法学习一些新技术回来。可是，上海的纺织厂虽多，却都十分保守，根本不允许别人进厂学习。上下班的工人，都穿着厂里统一的“号衣”。刘国钧急中生智，找到了英国商人开的怡和纱厂的一个工人，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要借他的号衣用。那个工人同刘国钧谈得很投机，便答应下来。第二天，刘国钧就穿上号衣，代替那个工人进厂上班。他一边同别的工人一样操作，一边偷学技术，一双眼睛一刻都没有停过。没过几天，这个勤劳好学的工人就引起了英国职员的注意。两个英国职员叫住刘国钧，一查问，发现他不是本厂工人，便要把他抓走。幸亏周围的中国工人帮忙，刘国钧才能趁乱翻墙逃走。然而那个借号衣给刘国钧的工人，却被英国商人打得遍体鳞伤。刘国钧知道后，立即为受伤的工人联系医院，并承担了全部医药费。这位工人伤好后，基于爱国热情，就主动邀集另一位技术工人，利用星期天赶到常州，帮助大纶厂解决技术难题。
　　由于刘国钧管理有方，大纶纺织厂投产当年就盈利，第二年盈利过万，第三年的发展势头更好。可是常州一批股东，这时不但不感激刘国钧这个有功之臣，反而想排挤掉他这个外乡人。刘国钧愤而辞职，收回自己的1万元投资，只将盈利部分留在大纶厂作为股金。朋友们都为刘国钧抱不平，刘国钧却说：“我在大纶厂学到了一套办厂的本领，投资又如数收回，等于一文学费没花，这是我平生最便宜的一笔交易。”
　　1918年，精明强于的刘国钧决意独资办厂。他购买了80台布机，自己任经理，让母亲管理摇纱，让妻子管理布机兼烧饭，一家人齐上阵，办起了“广益布厂”。虽然设备落后，资本微薄，但他狠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努力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第一年就盈利3000银元。到1923年，他凭广益布厂积累的利润，创办了广益二厂。它是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使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为了确保广益厂的生存和发展，刘国钧一面努力学习国内外同行的经验，一面加强对国内外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决定工厂的经营方向。1924年，刘国钧和友人一起，专程到日本考察，研究日本发展工商业的经验。他发现，日本工厂的优势在于成本低，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和精简工序。回国后，刘国钧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果断地决定改变“广益”的生产方向，由原来生产斜纹布和白平布，改为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色布，避开与其它厂的重复。与此同时，他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采用先进工艺，减少工序，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了利润。“广益”生产的各种布，在南京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一举夺得优等奖，使一些资金雄厚的纺织厂也不得不佩服。刘国钧所采用的产品商标也很有意思，一个叫“蝶球”，图案是大小蝴蝶飞舞在地球之上，寓意是“无敌于天下”，因为上海话“蝴蝶”与“无敌”发音相近；另一个叫“征东”，图案上薛仁贵横刀立马，寓意是“征服东洋货”，显示了刘国钧要同洋货一比高低的志向。这两种商品的质量都很好，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住了脚，而且还销往国外。
　　刘国钧的广益厂蒸蒸日上，赶走了刘国钧的大纶厂却江河日下，几年来连续亏损。负责人丧失信心，不得不出卖产权。
　　刘国钧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经过谈判，大纶的出让价商定为40万银元。当时大给的股东，都想早点摆脱这个倒霉的厂，见有人肯出钱接收，纷纷要把股本提走。可是刘国钧一个人也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他先在大纶的原股东中做工作，使一些赔了钱不甘心的股东，决心同刘国钧一起再搏一搏，没有退股；接着又招募到一批新股东。这样他成功地接下了这个厂，改名为大成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刘国钧自任经理。
　　可是这个半死不活的厂，资金缺乏，机器残旧，一时难以投入生产。刘国钧想，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事情做好，没有好的设备是不行的。所以他以工厂地皮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银元，大刀阔斧地整修设备。该修的修，该换的换，该拆的拆，半年时间用去了20万。股东们纷纷议论，认为开销这样大，将来收不回，岂不是大家又要赔钱？有的人就来对刘国钧的办厂方针进行干涉。刘国钧信心十足地对股东们说：“诸位不必担心，资金不够，可以从我的广益厂周转。谁害怕投资亏损，可以不算入股，算存款在大成，到时候本息照付，决不赖账！”股东们见刘国钧这样有把握，又想到他经营广益厂确实有一套，才算放了心。
　　有了好设备，还要有好的操作人员。过去大纶厂亏损严重，就是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大成开工以后，又出现了棉纱质量不合格的问题。刘国钧非常焦急，日夜在车间里摸情况，却找不到改进的办法。于是，他不惜重金，礼聘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陆绍云工程师进厂。他将陆绍云的年薪定为5000银元。而当时一担米才值三四元，等于陆绍云每天能拿到好几担米，有人觉得付的代价太高了。刘国钧却说：“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像陆总这样的专家，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
　　陆绍云果然没有让刘国钧失望，在他的指导下，棉纱质量很快就达到标准。工人的操作水平也提高了，产量不断上升，生产走上了正轨，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银元；第二年又大获厚利，除了发放股息、红利外，还净余50为银元。股东们一致同意将这些钱全部作为投资，公司的资本猛增到100万银元！
　　刘国钧从经营“广益”的时候起，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他常说：“既懂经营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管理，是三等人才。”并且以此为标准，量才录用。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随着“大成”的发展，厂里招收了大批青年员工，分别加以培训。其中稍有文化的女青年千余名，开办养成工班，培养挡车工；小学毕业生百余名，开办艺徒班，培养机工；初中文化的青年四五十人，开办练习生班，培养初级管理人员。所有的学员全部是考试录取，不徇私情。学员一律住在厂里，白天跟班实习，晚上读书，学习纺织、数学、绘图、外语、语文、算术、机械维修等知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厂里的骨干。刘国钧还规定，练习生班可以自由报考，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由厂里保送出国留学，因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文化、钻技术的劲头。刘国钧虽花费了不少投资，但工人提高技术为工厂所带来的收益，是难以统计的。当时人们都赞叹刘国钧有远见。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大成，1932年刘国钧向股东大会提出，把自己独立经营的“广益”和“大成”合并，免得自己再心挂两头。“广益”是刘国钧的“聚宝盆”，每年至少有几万元的净利润，刘国钧肯这样做，股东们当然非常高兴。这样，“大成”共拥有纱锭2万余枚，线锭近5000枚，布机640台，染整设备齐全，资本140万元，职工达2500人，年产值450多万元。一个年年亏损的企业，到刘国钧手中，短短3年中，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刘国钧常常以这样一句话鞭策自己：“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他就是以这样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到1936年，大成公司的资本增加到了400万银元。刘国钧在事业上的兴旺发达，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道：“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强大对手。
　　刘国钧办工厂的诀窍，是著名的“三个一点点”：“质量好一点点，成本低一点点，价格高一点点。”他在点点滴滴上下功夫，绝不放过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将日本纺织业作为自己赶超的对象。1932年和193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甚至像当初在上海怡和纱厂那样，亲自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成功生产丝绒和灯芯绒的先例。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深知先进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坚决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度，聘请专家管理工厂，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他定期召开管理会议，每次都请各厂厂长和工程师参加，鼓励大家反映问题，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整个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低，挽回权利，富国利民。”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他建造职工宿舍，办起职工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工人看病免费，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对企业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纪念；每逢年节，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并挨桌给大家敬酒……在当时的企业中，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确是凤毛麟角！刘国钧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大成公司，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
　　1936年，刘国钧正好50岁，这年清明，他回老家扫墓，并应邀对全镇父老和学校师生发表演说。家乡的老年人还记得刘国钧当年流落街头卖水果、酒酿的情景，如今他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富翁、大企业家！天真的学生们问刘国钧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刘国钧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办厂。办厂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一有钱就想着要再多办一个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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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火柴大王刘鸿生


19世纪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到这“十里洋场”来闯天下的，不但有外国的冒险家，也有中国的冒险家，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刘维忠的浙江定海人。他在上海宝善街开设了一家供人看戏饮茶的“丹桂茶园”。凭着他在上海滩混的好人缘，把三教九流都应酬得满意了，所以生意还算兴隆。他的儿子刘贤喜，经人介绍，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总账房，除了每月优厚的薪水，还经常利用轮船往来的便利条件夹带私货贩卖，从中牟利。因此，刘家十来口人在上海的生活，远远超过温饱有余了。
　　1888年，按当时的说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吉年。就在这一年，刘贤喜的儿子出世了。祖父刘维忠喜出望外，认为这个生在大吉之年的孙子，将来一定能够大展鸿图，前途无量，所以给孙子起名“鸿生”。小鸿生长得浓眉大眼高鼻梁，刚开始念书，就显出过人的聪明，功课总是全优，深受父母宠爱。不幸的是，小鸿生7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尽管哥哥继任了轮船账房的职务，收入却大大减少了；同时，由于祖父年迈，茶园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全家十几口人生活顿时紧张起来，不得不靠上当铺当东西来补贴家庭日用。小小的刘鸿生，每当看到母亲的一脸愁容，心头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体会到了艰难的滋味。
　　虽然家中交学费已经十分困难，母亲仍然不愿意让聪明好学的儿子失学。她想方设法，让刘鸿生继续读书。刘鸿生13岁进圣约翰中学，4年以后又进入圣约翰大学深造。他发愤苦读，各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不但可以免交昂贵的学费，而且每月能领到奖学金。
　　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刘鸿生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求学生涯。大学二年级时，美国校长决定送他到美国去学习神学，学成回校担任牧师兼教英文。这样的机会，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刘鸿生却有自己的主见，他不愿学神学，当牧师。培养他上学的母亲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刘鸿生拒绝了校长的安排，结果竟被开除学籍。
　　18岁的刘鸿生，被迫走上了谋生的道路。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当过教员，当过翻译，虽然能维持生活，但他总觉得这些职业不符合自己的志向。1909年，刘鸿生经友人介绍，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当“跑楼”，也就是跑茶楼推销煤炭的推销员，因为当时上海的煤炭交易都是在茶楼里进行的。他腿快嘴勤，态度和蔼，不欺不骗，及时供货，很受用户欢迎，使开平煤炭在上海能够畅销。不久，他就被委任为开平公司驻沪售品处的一号买办。公司还与刘鸿生签订了为期30年的经销合同，规定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到南京浦口的广大区域，为刘鸿生的独家经销范围。后来，又把运输煤炭的任务也交给刘鸿生，刘鸿生获得的利润也就更大了。短短几年时间，刘鸿生成了友洋财的“煤炭大工”，不但积累了1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而且积累了开拓市场的实际经验。但是他也深切地感到，中国人总是被外国人看不起，总是要芡夤?说钠???馐且蛭?挥凶约旱墓ひ担?蒲Ъ际跛?讲桓摺Ｗ魑?桓鲇兄酒?闹泄?耍??鲂奈???褡龅闶隆??窗熘泄?拿褡骞ひ担《???械淖式鸷途?椋??贸闪怂?窗烀褡迤笠档募崾祷?　?
　　1919年，刘鸿生迈出了第一步——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刘鸿生首先选择火柴工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长期以来，中国人是用火石、火镰取火的，直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使用从欧洲传来的火柴，所以过去中国人把火柴叫做“洋火”。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此后几十年中，中国人虽然办了不少火柴厂，但由于原料贵、税收重、技术落后，竞争不过进口火柴，大半都垮台了。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就在上海开着一家燮昌火柴厂，处境也很艰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刘鸿生也认为，投资办火柴厂，机器设备简单，大部分工序是手工劳动，所需资金少，风险也就比较小；同时，火柴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又低，销路不成问题，经营得好，一定能获得高额利润。
　　鸿生火柴公司实行的是股份制，刘鸿生任总经理。因为上海已经有了5家火柴厂，所以他决定将鸿生火柴公司的厂址定在苏州。
　　经过紧张的筹备，1920年11月卫日，鸿生火柴公司正式开工生产。这标志着刘鸿生已经从一个洋买办转变为民族企业家。当时全厂拥有各式设备40余台，职1700多名，每天能生产火柴40多箱。然而，由于产品质量不过关，被用户称为“烂糊火柴”，结果连年亏损。同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洋货卷土重来，剧烈的竞争再次使大批民族工业濒临破产。刘鸿生岳父经营的老牌的燮昌火柴厂也在1924年被迫停业。尽管鸿生火柴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刘鸿生还是以一个企业家的魄力，毅然将燮昌火柴厂接收下来。这不但使他减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且还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生产能力。
　　工厂扩大了，可产品质量的提高仍然是一个难题。刘鸿生深知，要扩大销售，扭亏为盈，不解决火柴生产上的关键——化学配方问题是不行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有关火柴生产的各种资料，对于火柴生产全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基本上都能把握住了；可就是这个化学配方问题，由于外国人封锁资料，他始终不得要领。
　　刘鸿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克这个难关。这时，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两人一见如故。刘鸿生对林天骥诉说了自己办火柴厂缺乏人才的难处，并当场决定聘用林教授为总工程师，聘金每月1000银元！林天骥一来为刘鸿生振兴民族实业的精神所感动，二来如此之高的聘金，在中国企业界中也是少有的，所以欣然答应下来。
　　林天骥到厂后，在刘鸿生的支持下，和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而且远销越南等地，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中国火柴工业的发展，打破了外国资本家霸占中国火柴市场的美梦。外国资本家是决不甘心的。当时垄断世界火柴市场的，是欧洲的瑞典。1924年后，中国的进口火柴绝大部分是瑞典的凤凰牌火柴。瑞典火柴商依仗自己的产品成本低，从1927年开始，不惜降价倾销，企图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而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不但不维护民族工业，反而对中国各火柴厂进口的化学原料层层设卡，加重税收，使得不少火柴厂难以维持，相继倒闭。
　　鸿生火柴公司也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刘鸿生决心与外国火柴斗到底。1928年，他与荧昌火柴厂老板朱子谦联合发起成立了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选举全国闻名的“实业巨子”张謇担任会长。一年后，在刘鸿生等人的组织下，全国52家火柴厂的代表聚集上海，决定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共同抵制瑞典火柴，并公推刘鸿生为常务主席，率领请愿团向南京国民政府作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要求政府采取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可惜，由于当局的不支持和瑞典火柴商的破坏，这些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
经过反复思考，刘鸿生认识到，指望别人都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救——也就是将同行业的各个公司合并起来，以减少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共同抵御瑞典火柴的侵入。第一步可先把长江流域的所有火柴厂合并，然后再向全国扩展。他首先选择的是荧昌和中华两家。这两家火柴厂加上鸿生公司，在江苏呈三足鼎立之势，如能实现3厂合并，就足以控制整个江苏的火柴工业。
　　正为亏损严重而发愁的荧昌、中华二厂，积极响应了“鸿生”的号召，3家代表很快坐在一起商讨合作事宜。1930年7月，3家正式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被推选为总经理。由于增强了相互间的分工协作和经验交流，公司各厂的生产面貌都大为改观，当年产量和销售量都达到了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
　　刘鸿生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
　　紧接着，刘鸿生又马不停蹄，先后合并或购买了九江、汉口、芜湖等地的火柴厂，资本日益雄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在同行业中的威信步步提高。上海各大银行因为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地位，也纷纷主动向它提供贷款。
　　刘鸿生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喜欢一句外国谚语：“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在发展火柴工业的同时，他还先后创办了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炭公司、章华毛纺织公司等，并投资银行、保险业务，成为集轻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实业巨子。也就在1930年，刘鸿生在上海四川路建造了一幢8层的企业大楼，将公馆也迁到8层楼上。经过多年摸底、选择，他已网罗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管理专家和技术骨干。在他们的协助下，刘鸿生坐镇大楼，足不出户，就可以对所有企业实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就像一个拥有千军万马的统帅，春风得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时期。
　　可是，30年代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中国，城乡经济一片萧条。而日本对中国实行商品倾销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情况的恶化。刘鸿生的企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勉强维持到1935年，终于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那时的上海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许多厂家关门倒闭、厂主自杀的新闻。“刘鸿生要倒”的流言也不断传出，银行、钱庄天天有人登门催还贷款，连刘鸿生的弟弟也认为他再也爬不起来了，硬要从哥哥那里提走他的现金存款。刘鸿生无法，只好拿出银行股票给他做抵押。
　　走投无路的刘鸿生，来到了宋子文公馆，希望宋子文能不忘当年老同学的旧情，替他将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换取资金渡过难关。宋子文躺在沙发上，看也不看他，冷冷地问：“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忍痛回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哪知宋子文嗤地一声笑了，不屑地说：“你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刘鸿生又气又急，掉头就走了。
　　然而，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刘鸿生，就像所有有骨气的民族资本家一样，有一股不甘失败的硬气，只要还有一丝缝隙、一点光明，他也不放弃求生存图发展的努力。终于，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伸出了支援的手，答应将他们银行贷给刘鸿生的一笔贷款延期一年偿还。这样，刘鸿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为了彻底摆脱危机，刘鸿生选定了自己的核心企业——火柴业作为突破口。当时，国内火柴业面临着洋货倾销、内争激烈、市场紧缩、价格猛跌的局面。刘鸿生仔细谋划，采取了“联华制夷、联美制日，发展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的步骤，以求达到限制生产、制止倾销、稳定价格的目的。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1936年3月，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正式成立，总经理为刘鸿生。社章规定，总社有权对各社员分配生产指标，社员产品交由总社统一发卖，社员不得请求退社。这就有力地限制了日本火柴的走私和偷制，而且也减轻了国内厂家之间的矛盾，使得火柴销路渐趋稳定，售价也有所回升。这一年，大中华火柴公司终于改变了亏损局面，盈利额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接着，他又在水泥行业中采取了类似的“联华制夷”方针，稳定了国内的水泥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在国内外同行业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刘鸿生主张国内同业联营，共同抵制外国资本人侵，对保护与抢救民族工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和全国农业丰收等有利条件的刺激下，国内经济形势大为好转，刘鸿生的各种企业都开始转危为安，进入又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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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油漆大王陈调甫

1928年中秋节，在天津太和里一座幽雅的住宅内，两位中年人正对坐赏月。面前的小桌上，几样瓜果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秋风夜色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这两位知心朋友，却长时间地默默无语。
　　这两个人，是当时中国实业界的两位著名人物。年长的一位，是开创了中国化学工业的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年轻的一位，则是他合作10年的朋友和得力的助手、化学硕士陈调甫。
　　终于，范旭东打破了沉默，对陈调甫说：“调甫，我虽然眼睛近视，但还不至于昏花。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年你从南通来天津，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屋，是一个大雪天，你捧着一抱开放的梅花，一头黑发油亮。如今才不过10年，你的头发竟已经花白。这大约就是公司所给你的‘奖励’了！不过，开创中国化学工业的大事业，居然在我们这几个贫弱的书生手中完成，不能说成果不伟大。我们所靠的，只是我们的人格和学识！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此刻所想的，也一定与你的人格和学识分不开——你有什么想法，就尽管说吧！我们的朋友王小徐说过，你是不甘寂寞、也不守‘本分’的！”
　　陈调甫颇感意外地望着范旭东，说：“先生怎么会猜到调甫的心事？”
　　范旭东笑道：“调甫，我们来学诸葛亮和周瑜，把对方所想的事情写在手上——你写对了，我饮三杯酒；我写对了，你可不许赖账！”
　　陈调甫笑着答应了。两个人掏出钢笔，各自在手心上写着。范旭东边写边说：“其实我的心事，早就对你泄漏过；你的心事，可从未对我吐露半句。不过这三杯酒么，我决不会赖的！”
　　两个人同时伸出手掌。只见陈调甫写的是两个字：酸厂。而范旭东写的是三个字：中国漆。
　　陈调甫兴奋地叫道：“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我们同饮三杯！”
　　两人饮过酒，陈调甫还是忍不住问：“先生怎么会猜到我的心事的呢？”
　　范旭东说：“你呀，真是个书呆子硕士！当年你在黄海图书馆只顾读书，忘记了闭馆时间，结果被管理员锁在图书馆里过了一夜，这事在朋友们中间传为佳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书？你把有机化学的书都读旧了！制碱是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中能引起你兴趣的，还能不是油漆？再说，你对我国的桐油、大漆两项特产颇有研究，十几年前就着有《国宝大漆》一书。西方列强从中国进口桐油，制成油漆后又向中国倾销获取厚利的行径，早就让你愤愤不平……你梦寐以求的，不是中国漆还能是什么？”
　　陈调甫对范旭东不禁心悦诚服。他与范旭东共事10年来，从未提起过一个漆字，而范旭东竟能把他的心事摸得清清楚楚，这种知人之明，真是太难得了！
　　范旭东说：“想当年，是一个‘碱’字把我们牵到了一起。如今是一个‘漆’字，要让你离我而去了。来，调甫，为了中国油漆的早日诞生，我们干一杯！”
　　陈调甫说：“也为了中国第一座酸厂的早日诞生，干杯！”
　　范旭东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点头说：“碱和酸，是化学工业的两只翅膀。如今我们有了碱厂，可酸厂的建设还遥遥无期。现在国内战争不绝，如果制酸工业落到外国人手中，必将后患无穷！我准备向实业部提出申请，要求建立制酸厂。”
　　陈调甫当即表示：“我终生都以先生为榜样，以国家为重，以事业为先，为国为民奋斗到底！如果建设制酸厂的计划能批下来，我陈调甫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先生！只是，我不甘心放弃已进行多年的油漆研究，才想趁现在碱厂已经稳定的机会，创办中国自己的漆厂！”
　　范旭东很欣赏陈调甫的这种精神，赞同地点了头。
　　陈调甫当即开始紧张地筹建他的永明漆厂。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厂址设在天津河北区小王庄，最初只有7分地、9间房屋，生产设备也就是几口大锅，只能生产铅油、鱼油等低级产品。而当时，天津的油漆工业竞争相当激烈。最早设厂的大成油漆公司，是曾任安徽督军的倪嗣冲办的，规模较大，又聘请了德国人为技师，能生产一般油漆和颜料；东方油漆厂则是北洋军阀冯国璋的孙子冯海伦经营的；中国油漆公司是北平盐业银行办的，资金雄厚，设备完善……这些漆厂，不是有钱，就是有势。永明漆厂既无后台，资本也只有2万银元，确实困难重重！但陈调甫毫不气馁，他以10年前范旭东先生手无寸金创办久大盐业公司的例子鼓励股东们，坚定地表示：“科学是无价之宝，凭我陈调甫的一腔热血和半生所学，凭各位股东的热心支持，永明厂的产品将来一定要走向全国，飞向世界！”
　　陈调甫首先奔走于北平、天津各大专院校之间，招聘有志于油漆工业的化学学士。他对前来报考的大学毕业生们说：“永明是个小厂，只能招收三五位有志振兴中国油漆工业，而且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化学学士。为了综合考核考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设计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外语程度，请大家做一个化学试验，自己设计实验方法，自行操作，得出结果后，用英文写出实验报告。”
　　这样的招聘方法，真是别出心裁。不少应考人悄悄地退出了。
　　范旭东听说此事后，不禁拍案叫绝。他说：“陈调甫这样认真选择人才，永明一定会大放光明的！”
　　果然，陈调甫从众多考生中，选中了3位。其中最出色的，是一个叫王绍先的年轻人，他精明稳重，事业心特强，所以深得陈调甫的器重。
　　这年冬天，在永明创业最艰难的时刻，王绍先经过多日的调查研究，连夜赶出了一份关于油漆市场情况的调查报告。他发现，各家油漆厂的产品品种单调、质量也一般，主要靠推销手段进行市场竞争，如批发优惠、先卖后付、提供回扣等；或者在油漆桶中放进铜板甚至银元，使油漆工在用漆时有可能得到额外收人，所以乐于使用他们的产品。王绍先认为，这都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明智的企业应该以产品的质量取胜！宣传产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事实说话。他建议永明公司免费为一些重点工程提供油漆，或者举办新产品展览，当众操作表演，让使用者能切实感觉到永明产品的优越性……
　　陈调甫接受了王绍先的意见。但是，具体该从什么地方做起呢？陈调甫忽然想到了铁路。火车车厢都要油漆，而现有的各种调和浓质量都不过关，既不好刷又不耐久。陈调甫当即组织力量，按照铁路用漆的要求，很快研制出了高质量的调和漆，并免费请天津火车站试用。试用的结果，车站很满意。永明公司于是将这种油漆交实业部进行鉴定，证明完全符合铁路使用标准。从此，华北一带的铁路局都使用永明公司的产品，成了他们的一个广阔市场。
　　这时，范旭东已经在开始筹划中国的制酸厂。陈调甫记得自己的诺言，一旦制酸厂上马，他应该回去帮助范先生，所以他更抓紧研究，力争在制酸厂上马之前，研制出永明的独创产品。每天下班以后，他都一头扎进家中的实验室里，久久不肯离开。老天不负苦心人。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学习范旭东的经验，规定企业盈利的20％用作研制费用，以保证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工作。
这时，制酸厂的工作已经开始。陈调甫把永明公司的事务交给新选任的副总经理王绍先，亲自参加了制酸厂的选址工作。半年之中，他跑了小半个中国，行程数千里，最后，制酸厂的厂址被确定在南京江北的卸甲甸。
　　这时，永明漆厂又试制成功了新产品——磁漆。针对日本磁漆采用“鸡牌”商标，陈调甫为永明产品选定了“鹤牌”作为商标，表示了一定要“鹤立鸡群”、战胜日本货的决心。而鹤牌磁漆果然很快占领了市场，使日本磁漆的销量大减。
　　同时，长江边的卸甲甸也传来喜讯：范旭东主持的永利酸厂也建成竣工了！1937年2月，永利酸厂试车成功，日产硫酸铵250吨，硝酸40吨。
　　陈调甫一个人，沿着贮气罐的曲折扶梯，登上罐顶，望着江水云天，不禁泪流满面。他追随范先生20年，终于建成了中国的基础化工企业，一碱一酸，使它展开了两个翅膀！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不久，天津沦于日寇魔爪中。
　　范旭东在电话里告诉陈调甫，他们正在疏散人员，准备南迁。
　　陈调甫正在考虑永明厂的内迁事宜。这时，一个身穿日军军服的汉奸，闯进了永明厂的总经理室。他一直走到陈调甫的办公桌前，一边作自我介绍，一边伸手要同陈调甫握手。
　　陈调甫却把两只手收到了腋下。
　　汉奸冷笑着，把手收了回去，却以主人的身份，在总经理室里踱来踱去。走到样品柜前，他随手拿出一罐磁漆，在手中掂量着，对陈调甫的愤怒佯作不介意，阴阳怪气地说：“皇军并不计较你的‘鹤’顶了日本的‘鸡’，只要陈总经理今后能同皇军合作，漆厂立刻可以复工。不管什么牌子的油漆，你生产，日本人来卖，永明照样可以生存！”
　　陈调甫拿定主意一言不发，只用愤怒的眼光瞪着这个无耻的汉奸。
　　汉奸再一次凑到陈调甫面前，装作十分知己地说：“毕竟你我都是中国人啊，我已经为陈总经理答应下来了。不然，日本人尸要随便找个罪名，嚓！”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接着说：“就凭这罐漆，就可以杀头的啊！”
　　陈调甫再也忍耐不住，他抓起那罐漆，狠狠地扔了出去，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拿去向日本人领功好了！”
　　漆罐砸在样品柜上，玻璃柜门被砸了个粉碎。罐盖迸开了，鲜红的油漆像血一样溅得满屋都是。
　　陈调甫拍案而起，指着房门，对汉奸说：“滚！永明漆厂是我的！我请你滚出去！”
　　汉奸连连后退，一边恼羞成怒地说：“好，好，陈总经理既然给我这么大的面子，我一定会在皇军面前替陈总经理多多美言！”他转身出门，正好撞在进门来的王绍先身上。
　　王绍先看着汉奸扬长而去，当即对陈调甫说：“总经理，请你立即离开天津！把永明交给绍先吧，日本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陈调甫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喘了一口气，说：“幸亏我们提前把永明的产品转运到香港去了。这些样品，也要立刻装箱运走，一点也不能留给日本鸡！”
　　王绍先焦急地说：“先生，你快走吧，先去香港避一避。这些东西，我会处理好的。”
　　陈调甫固执地说：“不，我要亲自把这些样品带走！”
　　王绍先只好找了一只大皮箱，把样品都装进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陈调甫送到码头上。分别时，他紧紧握住陈调甫的手，说：“先生多保重，我等着你早日回永明！”
　　陈调甫望着码头上张牙舞爪的日本兵，沉痛地说：“绍先，我相信你的人格。我只嘱咐你一句：宁可使永明不复存在，也不要让它为日本人生产一罐油漆！”
　　王绍先坚定地答应道：“先生，绍先记住了！”他紧张地把陈调甫推上了登船的跳板。
　　陈调甫上了轮船。轮船已经开出港口好远，他还站在甲板上，久久地望着那早已看不见的永明公司。
　　仅仅两夜之间，刚刚49岁的陈调甫，一头头发全都白了。
　　日本人果然不肯放过陈调甫。那个汉奸带着日军，一而再、再而三地闯进永明公司，搜捕陈调甫。王绍先只推说陈调甫不知去向。日本人恼羞成怒，砸了工厂，抢走了仓库里存放的原料，劈掉了陈调甫的办公桌椅，将印着仙鹤的商标一张一张全部用刀戳烂！
　　王绍先抚着残破的“仙鹤”，痛哭失声。
　　陈调甫没有去香港，他留在了上海，一边在家中潜心研究油漆生产，一边召集了十几个青年人在家中学习和研究化学。由他亲自授课，每天2小时。他对学生们说：“日本人毁了我们的碱厂、酸厂、漆厂，但他们杀不完中国人，中国的工厂还是会办起来的！你们要认真学习，以后多办工厂。我相信，总有一天，无数的碱厂、酸厂、漆厂会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
　　他还说：“你们现在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希望你们努力奋进。10年后，每个人的水平就将大不相同了。那时，你们还要向更新的目标迈进，永远不要自满！”
　　这些上海青年后来虽然没有进入永明漆厂工作，但在自己的事业中都有所成就。他们把陈调甫认作自己终身的导师，一直同他保持着浓厚的师生情谊。
　　永明漆厂被毁后，青年工人卢峰来到上海，找到陈调甫，哭着向总经理诉说了日寇的暴行。陈调甫拍着卢峰的肩头，沉重地说：“我们损失的何止一个‘永明’？不要怕，以后我们一定会建得更好！”他要卢峰留下学习，白天听他讲课，晚上去夜校补习英语。卢峰懂得，陈调前说的道理都对，但是，他不能去学英语，因为学英语还要交学费。他亲眼看到，陈调甫为了维持教学和研究，已经把家产都变卖光了，他怎么忍心再给陈总经理增加负担呢！
　　他决定去做工挣钱，养活自己。
　　陈调甫发现后，厉声责问他：“你为什么不好好学点知识？”
　　卢峰抽泣着说：“‘永明’的大学生，都去卖苦力拉洋车了，我学英语又有什么用呢？”
　　陈调甫坚定地说：“有用！因为你还年轻。你记住我的话，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是呆不长的！去，把我的皮袍子卖了，交学费。”
　　卢峰哭着去了。
　　在陈调甫的帮助下，卢峰的学业进步很快。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永明漆厂，担负技术工作。解放以后，还曾被新中国派往朝鲜，以工程师身份指导油漆生产工作。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终于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法投入生产。直到抗战胜利后，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高兴地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新中国成立后，陈调甫振兴中国化学工业的愿望，才真正得以实现。党和人民也给予陈调甫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中国化工学会理事及天津分会理事长、化工部华北研究院副院长、天津化工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