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紅崖天書”
紅崖古蹟，原名“紅岩碑”，位於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城東約十五公里曬甲山半山。清道光《永寧州志》載：“曬甲山即紅岩後一山也，崔巍百丈……俗傳武侯南征曬甲於此”。又稱“紅岩山”。與關索嶺對峙，緊靠滇黔公路。從公路到紅岩前，約半公里。
紅崖向西，如牆似屏，長五十餘米，高二十餘米，呈淺紅色。偏北平整處，有形如古文字、非鐫非刻、非陽非陰的鐵紅色神秘符號書於淺紅岩面。字不成行，排列不整齊，錯落參差，大小不一，共有十九字。大者一米見方，小者十幾厘米。若篆若隸，古樸渾厚。雖經風雨剝蝕，但其色歷久不退。
《安順府志》：“殷高宗石刻，在永寧州（按當時州治，即今關嶺自治縣永寧鎮）東五十五公里紅岩山；《永寧州續志》，諸葛碑“在紅岩曬甲山懸岩上。約二十餘字。大者如斗，小者如昇。非篆非隸，不可辨認。字若朱畫，並非鐫刻。”
紅崖天書
據說，清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寧州官想得拓本，因字非鐫刻，無法拓取，派工匠架腳手架，用桐油石灰填糊字畫四周，成其陰文拓取。後被地方人士知曉，群起譴責，州官令人將桐油石灰剷平，致岩面鏟脫一層，字形亦有改變，失去本來面目。現存字體，與《安順府志》、《永寧州志》、《永寧州續志》等原載不同，數目亦有差異。民國《貴州通志》載字體三種，其中一種是最後的字體。
明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邵元善《紅岩詩》，是最早對紅岩碑的記載。清道光年間（公元1821-1850年）潘祖蔭首倡研究紅崖碑。道光、咸豐年間，對紅岩碑的研究盛興。光緒年間（公元1875-1908年）日本學者德丸作藏和法國學者雷柏如與弗南海爾等人，均前來考證，但都未獲結果。雷柏如說：“此碑含有絕對之神秘性，誰也無法窺破其中的奧秘。”
“紅崖碑”雖然奧秘，尚未揭開它的真實面目，但年代久遠，作為文物古蹟是無疑的。考慮到既不是碑，也無斧鑿鑽刻痕跡，改稱“紅崖古蹟”。
紅崖山前，景色雄奇。放眼四顧，群山重疊，莽莽蒼蒼。關索嶺自北而南，氣勢磅礴；灞陵河深藏谷底，曲折南流，波光閃耀。滇黔公路像一條藍色錦帶，在山腰盤旋飛舞，是一派氣象萬千的高原風光。
天書解密——諸葛亮寫紅崖說
紅崖天書所處的地區名叫關嶺，相傳這個地方是三國時期諸葛亮南征的宿營地，至今這裡還有著許多當年諸葛亮部隊在此屯兵打仗的遺跡。
那麼，曬甲山上的紅崖天書會不會與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有關呢？曬甲山也被當地人稱之為紅岩山，現在我們所能找到的有關紅岩山上藏有紅崖天書的文字記載，最早是源自地方志《黔語》裡的一首詩，詩的作者名叫邵元善，是一位在當地作過官的舉人。
據歷史記載，邵元善貴州盤縣人，進京做官安順市必經之路，在貴州生活多年必然也會聽到諸葛亮的一些事蹟，在看到紅崖天書後必然也做過一些考證，這個地區名叫關嶺當地就有關羽的兒子在此地大戰魏兵的故事。安順早年間被稱為滇之喉，黔之腹，可想而知在諸葛亮時代的戰略位置的重要性。
曬甲山上的紅崖天書都是一些奇特符號，它們大小不一，每個符號好像都是隨意擺放，之間沒有任何的規律可循。
詩的描述中提到，紅崖天書是當年諸葛亮與當地少數民族結盟紀念的一種圖譜，這種把紅崖天書說成是與諸葛亮有關的說法，在明代以後很多地方誌中都有過描述，因此有人又把紅崖天書稱做諸葛碑。
“當時比較盛傳的就是在公元225年，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時候，跟孟獲的後代在這兒把彝族的各個部落、支系召集起來，搞了一個彝漢結盟修好碑，共同討伐外敵。 ”貴州省安順市文物研究所所長李業成解釋說。
天書解密——藏寶說
天書的文學，無論是堯舜殷周，還是秦漢宋明；無論古文馴釋，還是秘符破解，大多數學者都在崙頡夫子所造的漢字中遨遊，認定天書非漢文字莫屬。其實這種自負的結果，除了固李自封，裹足不前外，無法開展破解天書的主體思維。
清代學者趙之謙，根據關嶺地區自古的居民多是少數民族的特點，提出了天書文字是苗民古語新穎看法。當然，這裡苗民工字，泛指貴州境內的少數民族。
民國初年的教育總長任可澄發揮了苗民古書的觀點，認為天書非篆非隸非八分，不僅非後漢文學，並非漢族文字。《貴州通史.金石志》亦云：字勢頗類蘩文。茲地自漢以來，久為盧鹿族（即今彝族）居地，或竟出至於此族。
《貴州通史.金石志》不僅認為是苗民古書，而且更具體指出萬彝族古文，難怪民國初年的著名學者姚茫艾對此寄託了無限希望。
詩云：何時濟火碑重出，漢刻非遙或可搜？
詩中濟火者，乃助蜀漢諸葛南征的彝族首領，當今貴州境內彝族的始祖。數年前，貴州大方縣出土了《濟火紀功碑》，碑中書刻乃原始變異的古彝文。這塊古彝文紀功碑的出土，為破解千古之謎的紅崖天書帶來了振奮人心的消息，可惜今天史學界對此碑產生的年代仍然爭論不休。證物尚且闕疑，又怎能以此為準破解天書呢？希望在杳茫中，只好留待有緣了！
儘管如此，近年仍有彝文學者，力排眾議，提出了紅崖天書乃原始彝文說，並破解天書內容如下：陋、侯駐兵地，出兵打古糯（即貴陽），兵多如松、且猛勇，擄獲了很多婦女和羊群。聯合德餘部族，攻打南邊的濮人城池，佔領濮人的地方。住在各地的彝人漢人，互相尊重，權利一樣平等，共在崖下打牛做齋，很多男女青年，在崖下靜聽講述戰爭的勝利，招待前來慶祝的客人。
原始彝文非專業者莫識，因此少有知音，更難得到專家認同，結局當然是束之交閣，不過譯釋文字中卻透出了遠古蠻荒之地的原始氣息，部落之間的戰爭不是罪過，而是在生產力低下的社會環境中所產生的一種群體生活方式，雖然難免有暴戾行為，它卻是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因此首領沒有居功的霸氣，到體現了邊疆居民和平共處的熱烈慶祝場面。
這種苗民古文說，在關嶺地區還流傳著一個古老傳說：爿羊柯部落的首領吉火，獻寶中原歸來，帶著紂王的賞賜行至紅崖山，突然發現遠處的家鄉已被外族入侵，山寨陷入一遍火海中。於是將國王賞賜的金銀埋藏，在紅崖上留下藏寶秘密後，下山投入戰鬥。
因此，本地一直流傳著這樣的民謠：
紅崖對白崖，
金銀十八抬，
誰要識得破，
雷打崖去抬秤來！
民謠中紅崖，指紅崖山，白崖指境內花江峽谷的白馬崖，並傳說在壩陵河谷中有處叫雷打崖的洞中，有一桿很大的秤，誰要能識踴天書，即可獲得十八擔金銀的獎勵。這裡的十八抬並非具體的度量，而是表示很多、很多。
有學者將天書破解為四個組成部份：
標題一字：君；
簽署二字：西王
正文十六字：忌客入門，須緘其言，啟箱白水，掏寶甲山
並將黃果樹，犀牛潭兩個地名，按同音，諧音進行順序調整安排穿插，則可解譯為西王留錁處。
此則破解十分有趣，以平西王為藏寶之人，將天下重寶秘藏白水瀑布深潭與曬甲山中，並在紅崖上留下了藏寶的秘文。
眾所周知，明將吳三桂因紅顏一怒，開啟乞帥，引滿族入關，造就了大清近三百年的黃庚大運。同時打敗了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李張二人率領義軍在中原馳騁萬里，數戳名藩，掃蕩空陵，直搗京師，擁有的天下重寶幾乎盡數落入平西王吳三桂手中。行軍中攜帶重寶不僅不便，還不安全。吳三桂擁兵入黔，追剿南明王朝入滇之前，將天下重寶埋藏犀牛潭里，紅崖山中，並在紅崖碑上留下秘不可識。
天書，以便事後取回重寶。以此立論，破解天書，不僅趣，還有意料之處的探寶獎賞，當然可以使人樂此不疲。據傳有位北方來的探寶者，對此深信不疑，對藏寶地點都有了眉目，曾揚言將掘寶所得的一半，捐贈希望工程。在這裡，應該祝愿那位執著的探險家心想事成如願以償。
不過尚須提醒；據傳三藩之亂平定之後，吳三桂的紅顏知已陳圓圓率領全家隱居貴州岑鞏縣的龍鰲河畔，是否有伺機取寶之嫌呢？探寶者如若尋寶落空，不應氣餒，事出有因啊！
那麼由於天書的記載早於吳三桂的時間，說明這一種說法也是可疑的。
天書解密——殷高宗伐鬼方記功之石說
紅崖天書發現至今已有數百年，這些似畫如字的古怪符號，困惑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史家，學者隱賢。雖有對天書的破解。可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今天書還是讓人難識的秘文。儘管如此，若能將破解之意置之腦後，以一顆平常心去侃談天書，倒可以天闊地寬，自得其樂。
關嶺縣固境內的關索嶺得名，位於紅水河上游的盤江流域，這是一塊神奇而古老的土地。
關索嶺是烏蒙山的支脈，得名於蜀漢丞相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關索者，則為漢壽亭侯關羽之子，關興之誤。關興南征時被土著人稱為關帥，古語云"帥"與"率"通，後訛"率"為"索"。此說當否，請見清.田雯著的《黔書.關索嶺》。
關索嶺地勢險峻，逶迤為主，是古代兵家必爭地，康熙大帝稱其為“滇黔鎖鑰”，併題匾掛在古驛道帝的御書樓上。
這個地區在遠古時期已有燦爛文明，三代已前曾與中原皇室通婚，成為炎帝的傳嗣后妃。據《山海經.海內西經》載："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生炎居，炎居生節立立。這裡的“赤水”即為紅水河流域的赤水部落。據《山海經.海內西經》載：“赤水出於東南隅，以行東北，西南流入大海”。此乃當今的珠江上游。又據《山海經.大荒南經》載：“南海之中有三已天之山，赤水窮馬。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同所葬也”。文中赤水的位置，非紅水河莫屬。
由此可知，學經有過燦爛文明的赤水流域，確實是一快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紅崖天書在此出現應該具有深度遠古的歷史底蘊。
關嶺地區在堯舜時代為梁州黑水之濱，商周時期應為鬼方之屬，春秋則為爿羊柯古國，夜郎故都，秦漢以降，羈糜中原，賓叛不一，明朝貴州建省後，稱為永寧。
“諸葛公碑”這種說法的唯一根據，僅僅建立在蜀漢南征的大歷史框架下，很難使人折服。同時，清朝道咸以降，考據學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對古蹟文物的考訂已從簡單的書證向考古實物方面發展，迎來了中國考據學方面的一次高潮。
那種在史學界蔚然成風的考據學，被運用到紅崖天書破譯上來，使得伏案故紙堆中的考訂增添了結合實踐的活力。尤其是當代的文人，多喜運用詩歌來展現自己在考據學方面的功力，由此使得嚴謹刻板的史學，又多有了幾分輕鬆瀟酒的蘭術韻味，儒士風度。
在此期間，湘籍學者鄒漢勳先生首提異議，認為紅崖天書的內容“當為殷高宗伐鬼方還經其地紀功之石”，士人以其在諸葛營旁，稱之為“諸葛碑”，非也！同時，鄒先生將天書之文訓釋為二十五字，並破譯其意為：殷高宗攻克鬼方，除暴安良，東還經鹵，這裡的郡長都歸順了。殷高宗又分兵東進義播，南去自由（指緬旬）。
再者又從金石學角度指出，紅崖天書結體之古茂，文義之雅奧，非尚質之世，斷不能為。觀其磅礴之氣，盎已上儕禹碑，下陋秦石。此論贏得了金石學家潘祖蔭，漢學家祁雋藻的讚許。
所以，紅崖天書又有“殷高宗伐鬼方記功之石”之說。但是殷高宗時期距離現在已經很長時間，發現紅崖天書不過是明朝時期，那麼在明朝之前為什麼沒有人發現呢？顯然這種說法還是有待於進一步考證的。
天書解密——討燕檄詔說
學者林國恩經過九年考證，認為紅崖天書是建文帝的“討燕檄詔”。建文帝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孫子。1398年，朱元璋去世後，建文帝根據遺詔登上了皇位。這招致了早就懷有野心的燕王朱棣的不滿。第二年，朱棣以“清君側”和“靖難”為名義，起兵反叛。本來中央軍隊數量佔優，但由於建文帝手下大將李景清指揮不力和宦官的內應，叛軍攻破了應天城(今南京)。就在這時候，皇宮起火，建文帝也不見了踪影。《明史恭閔帝》記載：“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
林國恩稱自己與同濟大學地質學教授景學立一起為了確認摹本採用了地質分析的方法，根據岩層下面的痕跡與二十多種摹本相比較。後來又找到了《明史紀事本末》中有關建文帝紀聞的原始史料：指出建文帝出走在前，宮中火起在後，實施了“金蟬脫殼計”。燕王入城後將計就計傳言建文帝被火燒死，為自己登基做鋪墊。
天書中的年號'丙戌'，即建文四年，正是燕王叛亂的後一年。建文出逃時有眾多親信隨行，但在流亡的過程中分散。安順處於交通樞紐,是進出雲貴必經之路。在此留下天書，其目的在於告知眾人自己的行踪。
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篡位之後，便在親信隨從的保護下，隱匿到了貴州的山谷之間。在躲避了數月後，建文帝很想號召臣民支持他東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於自己的身單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眾多，難於應付，便想出了這麼一個討伐朱棣的檄文，讓隨從以金文的變體加上篆體、隸書、象形文字、草書以及圖畫的形義綜合成一種“雜體”，然後用皇帝詔書的形式寫於紅崖之上。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永寧州團首羅光堂為了晉級想要拓印一大批紅崖天書，好送給頂頭上司，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塗凸字面，使字變成陽文進行拓印，之後又命令工匠用鎚鑽將桐油石灰剷平，讓人參照還殘留的某些筆劃，隨意亂刻上一些似文似圖的字。紅崖天書的本來面目給徹底破壞了。此後，許許多多的官員和文人便依照著自己的想法和猜測，模擬出了各種各樣的紅崖天書。
建文帝客死鎮寧？
公園1402年，即建文四年，建文皇帝的叔叔燕王朱棣興兵發動了一場政變，最終奪取了皇權，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靖難之役”。朱棣登上了皇帝寶座後，史稱永樂皇帝。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朱棣大破金川門後，經過幾天時間的查找，終於在皇宮中找到了建文皇帝燒焦的屍體。
但史學界對建文帝是否真的死於這場大火，一直爭論不已，成為明史第一謎案。據一些史料上記載，“金川門破”後，建文帝與隨行人員化裝成和尚，通過密道逃出了皇宮。對於逃出皇宮的建文帝的命運，有關史料記載和民間流傳了好幾個版本，有的說他到了雲南貴州一帶，有的說他去了南洋、北京西山、江蘇吳縣等等。
家住安順市西秀區么鋪鎮羊場村的謝偉臣稱，600多年前，他們的祖輩曾有恩於建文帝，為逃難到安順的建文帝提供過庇護，後建文帝死於鎮寧革利一帶的苗區。
謝偉臣今年72歲，屯堡人，系一位退休教師。據他講，他們的祖先就是被朱元璋封為永平侯的謝成，所以先輩距皇族的距離很近。“征南”時，謝成的兒子謝秀二被任命為左將入黔，謝秀二成為他們入黔的一世祖。
謝偉臣說，從小他就听祖輩和父輩多次提起過明建文帝被迫遜國的事，這些都是祖輩一代一代口傳心授下來的：
當朱棣的大軍攻破金川門後，在谷王的幫助下，建文帝成功逃出了皇宮，之後，他到了湖南常德，再到貴陽，之後到了安順尋找舊部，並在安順城郊的飛鴻山寺廟(已被拆除)削髮出了家，當時包括謝秀二在內的一些將領給予了建文帝幫助，提供物資，充當“保護神”。
謝秀二在一次打擊反叛的戰鬥中戰死後，時局便發生了變化，建文帝只好到了雲南武進縣獅子山寺廟內躲藏，不久被人發現後，他只好又返回了安順，流落到鎮寧革利苗區一帶，後來死在了革利苗區，被葬在革利苗區附近的三股水大坡上。
無獨有偶。就在安順的謝氏家族拋出“建文帝死於鎮寧革利苗區”的說法後，革利苗區的一苗族男子向記者出示了一枚大印。這枚大印上的9個篆體字為：大明國王都行省之印。
據苗族男子稱，這枚大印是他們祖上流傳下來的，因為沒有文化，家人都不知這是什麼，幾年前，見這個“寶貝”有些發霉，他便用硫酸將其洗淨，立即露出了黃燦燦的顏色。記者看見，這枚大印渾身金黃色，從正面看這頭獸為鳳頭，反面看又是麒麟頭，獸的身體有點像獅身。據測量，這枚印長為9厘米，寬為7厘米，高也是7厘米，重1.2市斤。
悉知革利苗區發現這枚大印後，謝偉臣等人對建文帝流落安順、死於鎮寧革利苗區的說法更加堅信。謝懷疑，這枚大印可能就是當年建文帝逃亡時從皇宮中帶出來的。這無疑是給“紅崖天書”提供了佐證。
目前關於“紅崖天書”沒有詳細的古文字資料，年代又比較久遠，所以現在的研究只能處於猜測階段。可以說，哪一種說法都能說，但哪一種說法也站不住腳。 |
發表於 2015-6-12 10: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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