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的那个冬天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无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25年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毛泽东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戏剧性,但它对13亿中国人的裹胁力量却丝毫也不逊色。也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形但却强大的钳制特征,中国改革似乎还远远没有得到清醒的反思。25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历史也匆匆赶到了另一个纪元的开端,当我们还未来得及仔细咀嚼这场不断向前的改革风暴的时候了,中国的种种现实已经在不断提示我们:该是我们解构“改革迷信”的时候了。——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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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但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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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 |6 u/ x6 R$ R( @. @% e4 | 不过,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标榜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8 T% L& X/ \4 c; l+ ?/ M4 s
, Z5 A& A5 M x9 u公仔箱論壇 如果说从罢酒之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偷窃的话,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则是以整体的方式对改革价值进行背叛,并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开始抢劫。偷窃还仅仅是趁人不备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费一万元的经济学家。而抢劫则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们他人交出钱来,就像那一位逼着人家为自己的情妇买单的院士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偷窃者是对自己的行为怀有耻感的,而抢劫者则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义的。当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拥有暴力,他们只有名望和话语权力,但在话语权力无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毕之后,他们就只能用对自我实施道德暴力的方式来牟取钱财。事实上,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道德自残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最主要的谋生方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在欺骗或者乞讨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不再会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彻底“痞”化,成为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的分赃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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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精英阶级的浮现就是这个“新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精英已经在功能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论划分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以这个角度理解,所谓精英,其实就是那些运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并对大众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举足轻重的阶级。虽然天生幽默的美国人在使用精英一词的时候,经常会暗含讽刺,但在中国,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精英一词都充满了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响力的联想。这种联想非常准确。如果忽略掉那个人数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产阶级之外,中国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上等阶级和芸芸大众,或者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精英就是这个上等阶级和统治阶层,是那个“关键少数”。他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主宰者,也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公共权威。 tvb now,tvbnow,bttvb$ Z7 d+ T) h2 n% h2 Q3 E* ? |
' M N E) }6 @; M& R s- y9 V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行政系统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别无其他的精英种类。不管他们是以局长、厂长、作家还是教授的名义出现,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后,因应于中国改革中的放权、分权和各个领域的日益专门化,官僚精英作为中国唯一决策者和支配者的情况渐次瓦解。中国精英群体的形象也为之一变。中国不仅出现了日益独立于政治行政系统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紧密裹挟的知识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为管理知识的复杂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色彩。准确的讲,中国行政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 w ], T4 m) t8 C,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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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僚系统极其发达,历史也极其悠久。官僚精英不仅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大众的主要的道德示范者。这种功能决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虽然早已经不是大众的道德示范,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却未有稍减。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至深至广,相形之下,经济精英与文化知识精英都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从官僚精英的这种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类精英中最关键的精英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TVBNOW 含有熱門話題,最新最快電視,軟體,遊戲,電影,動漫及日常生活及興趣交流等資訊。+ h$ F. n1 H&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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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伊始,受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官僚体系必然要提出的专业分工要求,中国的官僚精英出现了某种技术化的专业色彩。这种现象,在中央一级的诸如金融、财政等专业部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就专业素养而言,许多在这些部门中服务的官僚精英已经非常称职,甚至非常出色。不过,从整体上说,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摆脱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化本色。19罢酒年之后,经济发展既作为中光的一项政治承诺,更作为中光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不仅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的第一政治要务,也成为了中国官僚精英录用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此,经济发展作为上级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及个人升迁一项拿得上台面的政绩而被各级官僚精英接受下来。这就是说,从1978年直到今天,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反而因为经济发展成为政治任务而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个趋势,在19罢酒年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当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经济的专业性实际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价和可持续性也就相当可疑。这与毛泽东在50年代将工业化(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信任的是民众的热情,而邓小平则信任官僚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精英在以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狂热对待经济发展时候,其各种荒谬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时期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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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8 _: K' p# X- _1 [2 k. G) ^公仔箱論壇 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计算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是旧式的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第一利害考虑的旧官僚。这并没有因为中国官僚精英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官僚精英,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除了完全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态度之外,中国官僚精英也在新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当今中国官僚精英在态度上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中国官僚精英在经济利益上的冲动丝毫不亚于他们在政治利益上的冲动。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竟然同时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度量这种成功的具体程度,但从我们个人的亲身观察以及腐败官员令人惊讶的财富积累上,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官僚精英群体是中国改革中在经济上受益最大的集团。显然,这是一个权钱双收、边界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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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 ]. p1 V. K/ b2 f 要想正确的观察中国改革,两条潜在规则必须把握。一是官僚体系内部的分权、另一条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最大化(这表现在官僚对改革以及改革意义的垄断,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条为中国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后一条则为这种攫取提供了保护屏障。这显然是官僚精英发展个人经济利益的最佳土壤。于是,在不影响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的又一个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潜态度。在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的情况下,这两种利益不仅不存在冲突,反而经常是相互促进的。在已经披露的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官僚精英的腐败案件中,哪一桩没有牵涉到买官鬻嚼的丑闻?中国江苏徐州市市长陈耀南买官一案,更凸现了中国官僚精英中的这种风尚已经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这位市长为了获得升迁,竟然向一位自称是中央领导秘书的骗子行贿了160多万元。引人联想的是,如果这位久历官场的市长以前没有成功的买官经历,怎么会贸然投下这么大的赌注呢?实际上,买官(卖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买官(卖官)败露的多得多。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会在中国官僚精英中蔚为风尚。显然,权可生钱、钱能买官、权钱相通,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致信奉的官场法门。经过了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官僚精英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对待中国改革的最佳态度、并因此在中国改革中进入了游刃有余的最适状态:那就是将对权的狂热和对钱的狂热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统一起来。这种“传统智慧”虽然在理论上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讽刺的是,中国官僚精英们不仅做到了,而且因此还不断受到事实上的丰厚奖赏。这种奖赏,开启并巩固了中国官僚精英们在转型时期贪婪的机会主义态度,也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文化径直跌落到文明社会的底线之下。在毫无道德约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官僚精英也以同样的寡廉鲜耻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从90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且还是中国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彻底崩塌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本来,博士或者硕士并不是中国官僚录用的硬标准,也决不能证明一个官僚的能力甚至学识,但博士头衔稀有,所以中国官僚精英必须占而有之。但这种占有对文凭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实都是一种损害。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位省级官员的学历非常具有荒诞意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中,这位省级官僚竟然从一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变成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的绝顶智商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于中国官员们的胆量。 " ?5 ~: A- W8 s. u: |6 \6 E/ 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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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y( g, V8 o' G, |3 G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决定性的溃败之后,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空白。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的唯一生活指南。他们挥霍他们现在可以挥霍的一切,而丝毫不顾忌这种饕餮是否可能带来厌食反应。中国某省一位市长的丑闻被揭发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位市长光为其购买了房子的情妇竟然就达十四人之多。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种对未来的极端恐惧。 \, i6 J1 x& i3 {$ X0 k&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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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僚精英长期浸润在一种极权主义环境之中,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及生活方式相当隔阂。在一个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中,权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国官僚精英中一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崇拜。80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社会的勃兴,虽然带来另外一个偶像崇拜——钱,也一度使中国社会出现过对权力崇拜的某种动摇,但当人们经过短暂的犹疑,发现权力也可以带来巨大财富之后,权力在中国社会所受到崇拜实际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炽热。反映在中国官僚精英的态度上,对权力的迷恋就变得更加具有理性了。当然,他们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如果权力受到限制和监督,对权力的崇拜就会有节制得多)。也就是说,中国官僚精英与其是说是迷恋权力,不如说是迷恋权力在中国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在私人生活中体悟到了这种权力带来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后,中国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持续的增长纪录,不仅大大助涨了中国官僚精英的自信,也为他们在中国采用极权模式找到了充分的当代证据。不难想象,中国官僚精英们在私下里对各种限制权力的警告会采取什么样的傲慢和嘲讽态度。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官僚精英们对权力的态度就从迷恋走到了迷信。悲哀的是,为这种迷信提供证据的事实,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几乎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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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D X' t4 A* o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告事发。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这种解释。因为作为中国官场环境的一种主要产物,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 www2.tvboxnow.com/ Z: @1 W, q2 x8 J% ~! t' g+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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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的遴选机制极不透明,遴选标准也非常模糊。这样,中国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必须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极力接近某些关键人物,迎合这些人物的各种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话来说,所谓“跟对人”。由于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跟对人”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一条可行途径。这种围绕某个关键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组织,往大里说是“派”(带有某种正规的政策取向含义),往小里说叫“帮”。这种非正式组织,一般以亲属、同乡、同学、战友,上下级的纽带纽结而成,构成一种互惠互利,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所谓“裙带”。裙带集团或者帮派在正式的中光意识形态中是不道德的象征,而且一旦“帮主”失势,就可能给全体带来毁灭性的命运,这说明,“跟对人”的官场路径实际上蕴涵了某种巨大的风险,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官僚精英普遍的“次优选择”,实在是现行的遴选制度使然。自己既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官场命运,就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给有决定权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这种关系紧密的裙带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普遍事实。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国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难超出本集团之外,所谓“内外有别”“结党而私”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伦理回归到了中国古老的特殊主义传统。以这个视角观察,中国官僚精英的精神不仅是在向旧时代回归,而且是在向毛泽东、蒋介石之前的中华帝国时代回归,向一种更加久远,但显然也更加有害的传统回归。这种精神复辟与中国25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质和技术进步,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对比。看来,技术的进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无法自动缔造一个健康的官僚精英群体。 6 H6 \! d7 n, L!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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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不出现制度性的外部监督和制衡,中国官僚精英们的文化取向就很难得到扭转;同样,只要经济增长不被突然中断,中国的官僚精英们就依然会按照现在这种(他们认为十分惬意的)方式继续治理中国。 5 S4 W* D$ G+ 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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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精英的崛起,是中国25年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是我们这个“新社会”区别于旧时代最醒目的标签。毛泽东弹指之间就将资本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抹去,只在教科书上为我们留下了那种“吸血鬼般”的妖魔化形象,这几乎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对资本家和资本无知。如今,资本家不仅回来了,而且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和礼遇。看看企业家在中国大众媒体上出现的频度,看看福布斯中国排行榜在中国社会中所引起的兴奋和骚动,你就会知道,资本家在中国的真实地位要远远高于正式意识形态所愿意承认的。的确,中国的经济精英们配得上这种注目。因为他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塑造着这个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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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J' R# r- e/ O. m 作为在短短20年中迅速崛起的新精英,中国当今的经济精英大多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职业转换而来的。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构成。一是毛泽东时代的底层阶级。由于在当时社会结构中身陷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被完全封闭,所以邓小平的改革甫一兴起,他们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市场,并开始逐步积累财富。这批人最早投身市场,具有草根阶层普遍具有的坚韧精神。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及其兄弟们可能是这批精英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中国经济精英中的另外一支来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与那些本来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这批人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有稳定的职业和比较优越的地位。“下海”一词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们在当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市场进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这批人更多的进入了当时的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房地产行业、金融产业等。由于这些新型产业的资本密集特点,他们必须要有规模的借助要素市场。而这些人在原体制中的人脉勾连,则多少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方便。这批人中运气和耐心比较好的,已经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中国当今经济精英的第三种来源,就是我称之为的“跨体制经济精英”。这批经济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份难辨。他们要么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要么是传统的官僚精英,要么是与上述两类人具有特殊裙带关联的内部人。自中国改革发轫,跨体制集团即开始繁衍生长。到现在,跨体制集团几乎遍及中国行政系统的每一个层级,中国市场体系的每一个环节、经济领域中每一个产业。在长达25年的改革转型中,跨体制经济精英们所承担的全部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化公为私,或进行各种形式的产权和利益输送活动。所以,每当有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我们就会看到无数的“带权下海者”,在新旧两种体制中同时牟利。事实上,在中国25年的改革中,成长最快的并非是外界所以为的所谓民营企业,而是这种跨体制的权力企业。而诸如金融之类的关键行业,更成为此类企业的禁脔。在这种意义上,“两栖化生存”的跨体制经济精英是中国经济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