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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排名的背後

政權雖已二次輪替,但政策制定卻服膺同一套邏輯:大就是好,國際排名尤其重要。二次金改政府宣稱金融機構「大不一定好,但好一定要大」。教育部鼓勵清大交大合併,理由則是「規模不夠就不可能卓越」;又端出了五年500億計劃,要打造國際一流大學,進入世界百大名校。連體育活動的棒球,體委會編列四年12.6億預算,目標都是讓成棒在世界經典棒球大賽每屆都進入前四名。 但客觀的事實是:政府不斷強調規模,平均國民所得卻下滑,今年較去年減少1,242美元;而積極爭取排名,國家的競爭力卻由13名跌為23名。我們必須問,政府的政策是反應國力下降的焦慮,還是對台灣發展有一定的願景,而規模與排名是達成願景的必要手段? 以教育部五年500億為例,先要決定的是台灣高等教育的願景是什麼,我們希望高等教育培養哪種人才?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釐清台灣未來的走向,以及政府施政的重點。政府重大政策除了近期廣泛討論的兩岸關係外,在公部門就是精簡政府組織,提升行政效率;而在私部門,則是發展知識經濟,把產業自出口導向的製造業轉為高附加價值知識型的服務業,例如觀光旅遊、文化創意及醫療照護等產業。綜言之,就是營造兩岸和平,以廉能政府提升台灣軟實力。 依教育部規劃,五年500億的投入就是要讓台灣一或多所大學進入世界百大,由於作百大排名者泰半依循西方既定指標,可想見資源的投入、分配悉依西方標準。而非量化指標既難以掌控,量化指標,例如論文發表篇數,即居於關鍵地位。這就產生了資源分配極大扭曲;第一就是重理工輕人文。理工類容易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在資源分配上即占有先天優勢。但反觀政府重大施政,無論組織再造、發展軟實力或兩岸關係,無一不與法律建制、社會次級結構與文化形塑有關,此均人文、社會議題。以發展軟實力為例,我國最欠缺的不是資本與技術,而是要建立一個能有效組合社會資源,從事效率生產,甚或將之國際化的環境與機制;這就涉及五年500億計劃的第二個大問題,重海外輕本土。 由於悉依西方標準,使得我國不僅產業以「代工」為主,連學術也淪為「代工」業,學術成果愈來愈少能為社會所用。譬如文創產業,特別注重人文素養,使投入者能發展出有別於傳統西方的創意產業,否則永遠是拾人牙慧,無法創新。但要激發創意,課程就要經過設計,鼓勵獨立思考,掌握並分析問題,這是課程創新,也是軟實力的一種,但難以量化。 五年500億的第三個大問題就是重產出輕創新。教授忙著寫論文,不但授課質、量均下降,而且為增加論文篇數,題目越寫越細,此尤以人文、社會為最。而如產學合作發展創新商業模式,這雖然也屬軟實力,卻無法立即轉換為論文產出。第四個大問題則是重競爭輕合作,五年500億形成校與校、系與系、老師與老師間的競爭,而非合作。但是知識經濟的現代,首重跨領域整合。相互競爭的結果是學校競相挖角,遑論在重要議題上進行跨校合作。偏重個別學校產出的代價是犧牲了資源整合的建制。 這所有問題的根源是,我們不知道台灣高等教育的願景是什麼?國際排名顯然是過度簡化的指標。一旦確定願景,重要議題,或待解決的問題才會浮現,據此亦可設計出實現願景的執行步驟或衡量基準,不需全盤抄襲西方指標,也才能發展屬於台灣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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